深圳：你敢不敢担当特区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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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你敢不敢担当特区的新使命？
深圳：你敢不敢担当特区的新使命？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8月26日这一天，从此嵌入深圳人的记忆，被亲切地称为“深圳的生日”。　　2015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5周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深圳市要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在“四个全面”中创造新业绩，努力使经济特区建设不断增创新优势、迈上新台阶。　　2015年8月26日来临之际，南山策士取习总批示之主旨，给正当三十五岁盛年的深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深圳，你敢不敢担当特区的新使命？”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三十七年过去，中国的改革，依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浅水滩已过，改革进入深水区，再也没有石头可摸。中国已经从改革初期的国门乍启，到今天已经完全融入到国际市场、全球社会，改革环境更为复杂。当年改革初启，选择从易到难的战略路径当然正确，但到今天，改革已经只剩下“难啃的硬骨头”，啃之不易，不啃又不行。小平同志遇到棘手问题，有个妙招，那就是留给下一代去解决，理由是“下一代比我们聪明”，又谁知后人更有后人的难处！　　且看当前局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已过，经济增速已经下滑到7%左右的“新常态”，“中等收入陷阱”尚待跨越，而人口红利消耗殆尽，环境已经严重透支，制度红利尚迟迟未见出现。国际上，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尚未消失，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停滞已近在眼前。微观方面，企业经营成本上涨，进出口持续下滑，克强经济指数频频示警，PMI指数连续数十个月在荣枯线以下，股市暴涨之后又连续暴跌，甚至连出兵救市的“国家队”也损失惨重……　　这黑云压城之势，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三国演义》中的常见场景：　　当下两军鏖战，杀声震天，风云色变，双方死伤无数。正在相持之际，忽一枝救兵杀入。来者何人？乃常山赵子龙也。主公大喜。　　今天的深圳，会是当年那个单骑救主的赵子龙吗？◎&深圳，请你掂一掂肩头的担子　　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深圳是一个奇迹般的城市。　　三十五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而深圳却利用这一段短暂的时间，让自己从一个滨海小渔村变成了一个光鲜亮丽的国际大都市。2013年深圳人均GDP超过台湾，2015年GDP总量将超过香港，从此与亚洲四小龙并肩而行。正当人们为中国经济下滑、投资环境恶化担忧之际，深圳却始终保持着惊人的活力，它已经成为中国各大城市当中，投资率最低、环境保护最好、负债率最低、创业环境最好、财政收入增长最快以及发展模式最具可持续性的城市。　　“阔了”之后的深圳，当何去何从？　　摆在脚下的路有两条：　　一条是安于现状，自我满足，维稳拒变，不求上进。对于国家的责任仅止于交税；对于百姓提出的问题，要么花钱摆平，要么敷衍塞责。为官者则将深圳当作跳板，只求平安度过任期，稳妥升迁。　　另外一条道路，则是继续保持改革开放的优良传统，继续走深化改革的道路。对于市民，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有强烈的意愿让老百姓分享改革红利，享受经济发展之后的高品质城市生活；对于国家所负的责任，除上缴税收之外，更愿意继续充当改革开放的排雷兵、探路者，为国家为民族的全面振兴再立新功。　　南山策士认为，深圳应当选择后一条道路。　　因为深圳从来就不只是深圳人的深圳，也不只是广东的深圳，而是中国的深圳。　　翻开《邓小平文选》，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这个历史阶段之后，小平同志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提得最多的城市，就是深圳——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他为什么要如此关注这个当时的边陲小城？因为深圳的意义并不止于这个城市狭小的地理空间，它的影响和示范效应将遍布全国，乃至全世界。所以说，深圳的成功并不是巧合，而是中国几代领导人、几代来深创业者的心血凝聚而成的。　　不仅如此，深圳还是在全国人民的共同支持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　　今天，走在深圳高楼林立、繁花似锦的街头，我们还可以看到北京大厦、上海宾馆、阳光酒店（湖南）、湖北大厦、青海大厦、江苏大厦、四川大厦、安徽大厦、山东大厦、福建大厦……这是深圳一道独特的风景。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基本上还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要各省出钱出人来支持深圳特区建设，尤其是对于青海这样的落后地区来说，确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没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就没有深圳今天的成就。　　那么，在深圳取得成功之后，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感恩改革开放，回报全国人民呢？　　据观察，回报的方式有两种，民间主要是通过对内地进行投资的方式；官方则主要是通过“对口援建”的方式。报道显示，截至2012年9月份，深圳已对口援建包括新疆喀什、贵州毕节在内的全国13个省区107个县市，全市已安排各类帮扶资金物资累计达140.27亿元，其中财政性帮扶资金98.16亿元。　　一言以蔽之，撒钱。　　毫无疑问，对于内地欠发达地区而言，钱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肯定不能。在中国，贫困的根源还是在于制度。不斩断“穷根”，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资金扶贫将是一个无底洞。这种技术性的扶贫，固然能救一时之急，但治不了世代之穷。　　更重要的是，深圳对于中国的贡献，远远不应该局限于投资、纳税和扶贫——这些说到底还是一个“钱”字——而深圳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所应担负的历史责任，岂是一个“钱”字了得？　　中国历来就“长子养家”的传统。新中国建国之初，东北三省被当作“长子”看待，最早建立起完善的重化工业系统。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东北三省对于广大关内地区的经济建设，确实也起到了相当大的支撑作用。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东北经济已经深陷泥淖，充当中国经济“发动机”的历史重担落到了深圳等一批新兴城市的肩头。深圳，作为中国最早建立、发展最好的一个经济特区，应该当仁不让地担当起这一份属于“长子”的责任。　　三十七年前，小平同志为什么要启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当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老百姓没饭吃，逃港成风，人心思变，政权岌岌可危，改革虽然面临风险，但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在当时的条件下，改革已成不二之选。　　很幸运，我们成功了。中国利用全球的和平环境、国内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WTO带来的全球市场，很快将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提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就辉煌，举世瞩目。　　但是，由于中国的改革不是全面的改革，有经济体制改革而无政治体制改革，形同一只“跛脚鸭”。数十年来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一贯是通过高速发展的经济来掩盖的。打个比方来说，驾驭中国这个大国就像是骑单车，必须要有速度，才能在前进中保持平衡；一旦慢下来甚至停下来，就会有倒的危险。　　国之忧者，惟此为大。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增速指标一旦下滑，咱们的克强总理就像个救火队员一样四处奔忙的原因。　　就在全国经济形势普遍不好的大背景之下，深圳却风景这边独好。在这种形势下，深圳不应该沾沾自喜，更不应该独善其身，而应挺身而出，为国分忧，带动中国，走向全面深化改革之路。　　这是时代交付给深圳的责任。◎&深圳，你还能为国家做点什么？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三十五年前，由小平同志亲手栽下的深圳这棵新苗，现在已经长成了参天巨木。现在，到了深圳为全国人民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当然，以深圳的经济体量，根本不可能充当中国经济的“救世主”。深圳所能做的，一如前三十五年一样，最主要还是一个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引领作用。　　依南山策士的考量，根据当前深圳的身份与实力，可以通过担当中国“新常态经济的引导者”、“社会管理领域的先行者”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破冰者”这三个角度，为中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作出更大贡献。　　一、新常态经济的引导者　　新常态是“习式热词”之一，由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所谓新常态经济，是指中国经济将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旧常态，即经济高速增长、外需和投资需求强劲、地方政府扩张愿望强烈、制造业和建筑业空前繁荣的那样一种状态，转入到经济增速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样一种新的常态。　　国际市场不可能支持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永远高速发展，中国的环境也不容许中国经济再像前三十年那样“野蛮增长”下去，所以，中国经济转入新常态是必然趋势。但是，从旧常态到新常态的转换，并不是一个时间点的概念，不是说习总书记一提出新常态这个概念，一夜之间，中国就从旧常态转入到了新常态；而是一个时间段的概念，比如说从年这个十年，是不是可以视为从旧常态到新常态的过渡期？　　在这个过渡阶段，像深圳这样较早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城市，就可以担当起引导者的角色，在中国经济增长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进程中，起到相当重要的引导作用。　　具体来说，深圳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发力，引领国家经济转型的方向：　　（一）建设一个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协同发力的健康经济体示范城市。　　中国的城市经济都有程度不同的“投资依赖症”，经济稍有疲软，就指望国家通过大笔投资、启动“铁公基”建设项目来拉动，事实证明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以此方式催生的经济也是很不健康的。　　2014年，在中国经济总量排名前十位的大城市中，深圳的投资比重是最低的，与此同时深圳的经济发展质量也是最好的。更重要的是，深圳的产业结构合理，新的增长点多，科技研发力量雄厚，后劲十足，同时注重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抗市场风险能力强。深圳完全可以通过建设一个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协同发力、均衡发展的健康经济体，用成功案例告诉世人：不依赖投资，也能发展经济，而且能发展出更健康的经济。　　（二）建设一个科技创新示范城市。　　在科技创新方面，深圳的江湖地位大致与北京相当，较之国内其他城市则有明显优势。而北京的科研力量主要集中在国企、国有研究机构和大学，深圳的科研力量则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因而更接地气，更具有市场敏感性，因而也更具竞争力。　　2014年，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1639件，同比增长了15.82%，连续十一年居全国首位。2014年国内企业PCT申请量排名前十名中，来自深圳的企业就有五家，占了全国前十名的半壁江山。截止到2014年底，深圳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了65.75件，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9件，高居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首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最新报告显示，深圳华为以3442件的申请量超越日本松下公司，成为2014年度的最大申请人；中国企业进入全球专利申请量前50名的6家企业中，有5家来自深圳。以上数据充分体现了深圳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头作用。　　（三）建设一个具有良好营商环境、适合民营企业创新创业的城市。　　一个城市建设得再好、生态环境保护得再好，如果没有良好的营商环境，一切都是白搭。　　一个表面光鲜亮丽、号称宜居的城市，如果没有良好的营商环境，在当地就业难、赚钱难，居民最终会弃它而去，令其成为一个“空城”、“鬼城”。为什么要提适合民营企业创业？国有企业因其与政府的血缘关系，会自动地拥有许多资源，侵蚀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可以说，适合民营企业发展的城市，一定会适合国有企业发展。以深圳的地产界为例，在知名的房地产开发商当中，既有万科等民营龙头企业，同时也有华侨城、深业、天健等许多优秀的国有企业；而适合国有企业发展的地方，不一定适合民营企业生存。再以东北地区为例，由于历史以来该地区一贯重视国有企业而忽视民营，最终导致两方齐塌，区域经济陷入困境。　　中国的民营企业从“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起步，历经“温州模式”、“吴川模式”、“苏南模式”等不同历史阶段的探索，最终在深圳修成正果，诞生了包括华为、万科、比亚迪等在内的一大批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　　从2014年深圳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这个数据来看，在总额6500亿元的工业增加值当中，国有企业只占了200亿元，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在深圳第二产业中大约只占了3%的比重——深圳的经济为什么能够繁荣？民营企业为深圳的发展作出了多大的贡献？这个数据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　　建设一个具有良好营商环境、适合民营企业创新创业的城市，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在软环境的改造上。为此南山策士会随后推出一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深圳，凭什么做“创新创业之都”和“民营经济之都”？》，敬请留意。　　（四）建设一个生态宜居、依法治市、吸引海内外人才聚集的城市。　　“生态城市”、“宜居城市”之类的概念，在中国早已烂大街，而真正符合生态宜居条件的城市却并不多。深圳虽然规模庞大，但城市绿化、生态环境确属上乘，是特大型城市中难得的宜居城市，这一点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根据国家环保部发布的2014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和直辖市、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共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公报。74个城市中只有海口、拉萨、舟山、深圳等8个城市的PM2.5等六项污染物年均浓度全部达标。深圳作为一个拥有大量工业的巨型城市，而能拥有与著名的高原明珠、“日光城”拉萨并列的空气质量，这是何等的荣耀！这也说明，深圳在建设生态城市方面，确实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说到宜居城市，当然离不开良好的医疗、教育、交通、公共服务设施等条件，而这些方面基本上都是深圳的短板，一贯饱受诟病。当然，深圳目前正在加大对民生项目的投入，相信假以时日，深圳能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宜居城市。　　在依法治市方面，深圳因为有一定程度的独立立法权，因而也拥有相当大的主动权和灵活性，可以在法治领域有更大的作为。“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依法治市的重点和难点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有法必依、依法治市、依法行政，在这个方面，深圳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经济发展态势好，营商环境好，再加上生态环境好、法制环境好的城市，在海内外投资者和创业创新人才心目中，就是最值得奔赴的地方。深圳没有北京作为首都的中心感，没有上海的国际范，但是只要做好了以上几项工作，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海内外人才汇聚的“洼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拥有人才，就能拥有一切。　　一旦获得海内外创新创业人才的广泛认可，“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深圳的前途岂可限量？　　（五）争取直辖，为国分忧，为振兴中华做出更大贡献。　　自从南山策士于2012年发表《深圳直辖之梦》一文之后，各界反响强烈，本人愿意在特区成立三十五周年之际，借此机会作个简单回复。　　（1）深圳直辖是国家的顶层设计，对深圳有利，更对国家的全局发展有利。这不是深圳的“小算盘”，而是国家的“大棋局”。如果按照南山策士所提方案，将1979年之前的老惠阳地区（包括现在的深圳、东莞、惠州三市）重新合并为新的深圳直辖市，根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新深圳将超过上海，成为中国经济规模最大的城市。须知直辖并不是将深莞惠三市简单相加，更惊人的将是三市成为一个整体之后所产生的规模效应、整合效应、乘数效应和互补效应。据测算，深圳直辖之后的十年之内，每年都将给整个国家的GDP带来1个点以上的增长率。　　在新常态经济下，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百分点。　　设想一下，如果在南海之滨诞生一个如此规模巨大的城市，对整个南中国、对香港将产生何等深远的影响？如果再加上由此推进的深港合作所带来的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深港复合城市”在全球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影响力……等等，深圳直辖带给国家的巨大回报，岂是重庆直辖可比？　　（2）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划将适时调整，这是国家的战略安排，广东无可置喙。　　中美俄同为世界三巨头，俄罗斯人口1.4亿，全国分成85个一级行政区；美国人口3.2亿，全国分成51个一级行政区；中国人口13.7亿，全国分成34个一级行政区（其中还包括面积不足一个县的香港、不足一个乡的澳门）。我们的一些省，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经济规模，都要大于世界许多中等国家。政局稍有动荡，中国就有重演“诸侯割据”的风险。　　越是发达地区，行政区的面积就越小，这是行政区划科学的一个规律。美国东部发展最早的十三州，挤在东部沿海的狭窄地带，而中西部后发展地区的州面积都很大。同样，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省级行政区面积较小，西部欠发达省区面积很大。在2014年经济规模排名前5的粤苏鲁浙豫各省中，广东省的经济规模最大，省域面积也最大，其面积比经济规模知名第二的江苏省大75%，比排名第四的浙江省大76%。地处经济发达地区而能拥有广大的省域面积，广东省是个突出的典型，因而也是行政区划改革的重点对象。　　下图是出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的一张统计图。试问，广东省与全国其他省市（包括港澳台）形成如此巨大的差距，除了广东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中南海的领导人如果看到这张图，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 && && && && && && && && && && && && && && &&&　　南山策士早就指出，地方政府的阻力不应当成为停止深圳直辖的理由。行政区划权力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所明确拥有的权力之一，地方是没有资格与中央讨价还价的。恰恰相反，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当中央行使此种权力时所遇到的阻力越大，就越有行使此种权力的必要。　　（3）深圳直辖，有利于理顺大陆与香港的关系。　　很多人没有看清楚这个问题，认为珠三角增加一个直辖市，将会使关系更加复杂，合作更多梗阻。实际上，与香港山水相连的深圳，有与香港合作的动力，却因行政级别不够，在深港合作中并无主动权。而掌握了主动权的广东省，却对推动粤港合作了无兴趣——因为所谓粤港合作，主要是对香港和深圳有利，对广东省却是可有可无的事，广东方面动力何来？开再多的联席会议又有何用？离开这个内情去谈粤港合作、振兴香港，当然是隔靴搔痒。　　香港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内生性问题，诸如寡头经济、产业空心化等，底层市民不堪承受其恶果（贫富分化、高失业率、高房价、高物价），将不满情绪向大陆发泄，遂导致当前的陆港民间情绪对立。　　要纾解香港的困境，必须借助实质上的、深层次的深港合作。　　而要促进深港合作，就必须提高深圳的政治地位，壮大其经济实力，即深圳必须直辖。　　不直辖，深圳连自己都要“腾笼换鸟”，香港如何能接到大陆的地气？　　直辖之后，大陆内地—东莞惠州—深圳—香港，呈明显的梯状递进，香港从孤岛变成桥头堡，深圳从竞争对手变成源头活水——香港振兴，水到渠成。建设三峡是重庆直辖的理由，振兴香港亦足以成为深圳直辖的理由。　　当下的香港，颇似一个没落贵族，前途无着，内心发慌，却放不下架子，心高气傲，现在的深圳入不了法眼，北京上海又太远，只有当身边出现一个比自己更牛逼的城市之后，香港才能有切实的危机感，才能学会谦虚，才会静下心来认真考虑深港合作。　　实际上，在香港还有很多的选择，新界还有大片未开发土地，只要战略路径选择正确，通过与深圳、与大陆的深度合作，香港是一定能够重回巅峰、再创辉煌的。　　而深圳要向香港学习的地方更多，诸如民主、法制、社会管理各方面，深圳与香港都还存在巨大差距。通过对香港体制的学习、消化、吸收，深圳应当可以在这些方面对中国的进步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二、社会管理领域的先行者　　社会管理主要包括“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推进居民自治”这两个方面的工作。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于社会组织都是持负面态度的。新中国建立以来，旧的民间组织因不适应时代要求，被逐步淘汰，代之而起的是工会、妇联等由政府实际掌控的社会组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于民间社会组织的控制逐渐放松，各类民间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从数量到规模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近年来，深圳大力推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激发了社会活力，社会组织出现井喷式发展。截至2014年12月底，全市社会组织总数8241家，其中社团4173家、民非3940家，基金会127家，年均增长率达20%。社会组织在促进产业升级、提供公共服务、规范市场秩序、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参政议政、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倡导生态环保、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4年，深圳市入围全国首批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这是继2010年获得“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之后，深圳社会组织建设获得的又一殊荣。2015年，“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正式更名为“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两字之差，突显了政府施政理念的变化，体现了政社共治的理念，赋予社会组织更加平等的社会主体地位。　　南山策士建议，把深圳建设成为中国民间组织的大本营，与聚集在北京的政府组织遥相呼应，共同为推动社会进步，建设美好中国而努力。北京是央企的渊薮，深圳是民企的福地；北京是国家资本的舞台，深圳是民间资本的洼地；北京是政府机构的聚集地，深圳是民间组织的大本营——能做到这个层次，也算是深圳对国家有贡献了。　　“法无禁止则可行”，深圳可以在宪法、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社会组织提供更大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在深圳的存在和发展，将会为深圳提供许多意想不到的发展机遇，并能改善深圳的城市文化环境，提升深圳的城市形象。　　社会管理领域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推进居民自治。　　在这个方面，深圳做得并不够好，主要存在这样两个问题：　　一是政府管理权限延伸过长，本来应该属于居民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现在都已经派驻了政府工作人员；而居民自治发展缓慢，有的小区甚至连业主委员会也没有成立，有些已经成立的业委会或因程序不合法，缺乏权威性和号召力，工作开展不起来，不能有效维护业主权益。　　二是社区管理以维稳为第一目标，对民生问题关注太少。社区工作以管理为主，缺乏服务意识，以不出乱子为要务，对帮助社区居民解决实际问题的热情不高、力度不大。　　以南山区为例，近期就有两起相关的负面报道：南山街道的康乐大厦，因更换物业管理公司受阻，业主被迫到区政府门前拉条幅；粤海街道的阳光海景花园，同样是业主在更换物业管理公司过程中遇阻，并遭黑恶势力人员袭击，现场画面被电视台曝光——此类阴暗面的存在，突出反映了深圳在社会管理尤其是扶持居民自治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　　社会管理的得失，居民自治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政府形象，关系到市民的幸福感。深圳完全有实力、有能力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好，成为中国社会管理领域的先行者，成为全国同行学习的标杆。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破冰者　　回顾深圳特区三十五年来的改革历程，南山策士认为，其中最大的失误，是没能站在民族利益的高度，替中央着想，为国分忧，主动尝试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衔接，在深圳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先试。　　其实，无论是宪法还是党章，从来就没有过在中国不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定。政改从来就不是禁区，只是后来是特区党政领导，已经没有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邓小平、习仲勋、任仲夷、梁湘、袁庚那一班人的那种“杀开一条血路”的精神，没有了那股拼劲和闯劲。创业和守成，二者的区别大抵也就如此。　　邓小平同志历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倡导者，他曾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说过，“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　　邓小平同志还曾说过，“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　　以上都是小平同志亲口所言，如今白纸黑字印在《邓小平文选》上。我党既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当然就不能选择性忘记小平同志的教诲，尤其是在深圳工作的同志。　　即使在党章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提倡政治体制改革的“密码”：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这不正是指改革政治体制吗？　　众所周知，小平同志曾经给政治体制改革划下过一条红线，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么，我们深圳完全可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充当政治体制改革的破冰者。　　改革的“利器”，仍然是南山策士在三年前创造的一个新词，叫做“小微改革”，定义为“在大体制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局部的、具体的、小型或微型的改革、改良措施，通过效果的累积来达成特定的改革目标”。　　比如说，我们可以扶持和帮助全市所有居民小区，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通过民主监督和程序制约的方式，确保业委会的高效、廉洁运行，维护广大业主的切身利益。　　这么小一个事，甚至都不会引起媒体的关注，但是，它对培养市民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建立良好有序的民众基础，提升市民的幸福指数，增强政府的威信，会起到非常积极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产生社区管理人员、社区民意代表、区人大代表。这也是符合邓小平理论的举措。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比如讲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页）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区人大代表，建议实行专职化。代表专职化可以极大地增强代表的政治责任感，使他们专心致志地履行好代表职责，充分发挥代表作用，从而强化人大的监督职能，更好地履行宪法所赋予的神圣职责。人大代表由兼职改变为专职，对人大代表所应具备素质的要求会明显提高，需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当然是最好的途径。　　人大代表专职化，几年前在四川罗江、浙江温岭和广州市就开始试行了，此举被称为“民主宪政探索的一种有益尝试”而受到广泛关注。在这方面的步伐落人之后，深圳有何颜面敢称“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中国自古就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加上有小平同志的讲话在前，我们再退一步，至少在区以下的街道这一级，实行直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吧？街道既然实行了直选，那么参加竞选的官员进行任前财产公示，就任后实行“阳光行政”、“透明行政”也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吧？　　深圳市共有57个街道办事处、790个居民委员会。基础清洁了，底层透明了，吃拿卡要的没有了，送礼行贿的没有了，再往上区里、市里的空气能不纯净吗？腐败是需要土壤的，现在我们把这层滋生腐败的土壤给铲除得一干二净，腐败分子还能有生存的空间吗？　　如此一来，那些屡屡考爆我们想象力的“小官巨贪”、“亿元村官”、“最牛村官”岂不要被犁庭扫穴，无处藏身？请查一查反腐的辉煌历史记录，看看深圳有多少贪官是从村官、从科级、从街道办主任、党工委书记这样的基层职位上开始贪腐，一路带病升迁上去的？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反过来理解，“千里之堤”那么大的难题，比如反腐，国内打老虎、拍苍蝇，国际上开展天网行动、猎狐行动，惊动全球的难事，竟然可以通过推进基层直选这种小如蚁穴的小事来解决，是不是很出人意料呢？　　其实不然，古人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基层，正是一国之根本。反腐是一项系统工程，唯有正本清源，方是治本之策。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党纪国法、遵守特区各项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深圳亟待提上改革日程的议题还有很多，其中有大的制度性改革，也有小的技术性改革，比如行政机构改革、公务员监督体系改革、提高政府透明度、放开舆论监督、公务员财产公示、国企改革、商事制度改革等等，不胜枚举。南山策士不是公门中人，只希望通过提供一个思路，引起大家的思考，以期凝聚共识，促使深圳重回改革之路，披荆斩棘，破冰前行，为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再立功勋。◎&深圳，你敢不敢担当特区的新使命？　　什么是深圳经济特区的新使命？　　一言以蔽之：转变发展方式，全面深化改革。　　话虽是老话，内容却有新意。　　转变发展方式，主要是针对经济方面的，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由不可持续性向可持续性转变；由数量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增长方式的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出口拉动向出口、消费、投资协调发展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向结构均衡型转变；由高碳经济型向低碳经济型转变；由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由第二产业带动向三大产业协调发展转变；由忽略环境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由“少数人”先富型向“共同富裕”转变。　　在深圳，这些转变有的已经完成了，有的正在转变当中。在全国范围内来说，深圳应当算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较早，转型较为成功的城市。　　全面深化改革，则不仅包括经济体制改革，还应当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内容。在后三个方面，深圳相对全国来说，并没有先进之处，有些还已经落在后面，是应当勇起直追的。深圳最具挑战性的新使命，也正是在这里。　　习总书记要求深圳“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　　克强总理要求深圳“加快转型升级，先行先试，大胆去闯，大胆去干，继续种好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打造创新发展高地，成为包容发展的示范城市”！　　总书记有批示，总理有勉励，时代在召唤，人民在殷切期盼。而这一切，最终在于深圳的态度！　　深圳，你敢不敢担当起特区的新使命？　　诚然，这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因为它需要一种壮士断腕，自我革命的勇气。　　因为当下深圳干部队伍，不但没有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那股子拼劲、闯劲和冒险精神，而且已经严重内地化。现在深圳某些方面的改革进程，甚至已经落后于内地的一些先进城市。　　经过三十五年的发展，深圳发达了，深圳人富裕了，深圳的干部队伍当然也与时俱进，早就进入了中产阶层。其中“混”得好的，不但职位上去了，身价也水涨船高，甚至成了隐形富豪。正是这班人，形成了深圳的既得利益阶层，成了深圳推行深层次改革的阻力。　　比如，现在中央正在筹划新一轮的国企改革，作为经济特区、改革试验田的深圳，为什么就不能提前行动，为中央、为克强总理探探路、试试水呢？其实早在2000年前后，深圳就开始研究和着手国企改革，当时是走在全国前面的，可惜在后来的进程中遇到了各种阻力，一盘好棋下成了残局。　　再比如行政机构改革，深圳推出的大部制改革，曾在全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后来也是因为在干部人事方面遇到阻力，一正十几副职，拆庙不走人，导致改革成果大打折扣，沦为媒体的笑谈。　　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官僚主义和官僚集团历来是改革的巨大障碍——英年的深圳，不幸过早地染此沉疴；后来的改革者，不知得为此耗费多少心力。& && &但我们仍然对深圳充满期待。　　因为深圳是一个产生奇迹的地方。如果新的一轮改革不在深圳发轫，那它还能出现在哪里？中国的希望还能在哪里？　　因为深圳的老百姓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也因此，改革在深圳拥有最坚实的民意基础。谁搞改革，我们就支持谁；谁开历史的倒车，我们就反对谁。　　这些年，我们寄希望于中央派到深圳来任职的每一届领导。却往往是新的领导来了，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几年之后他走了，又给我们留下遍地的失望。　　有的领导下台了，深圳的老百姓却都惦记着他，享受着他为市民们造的福；　　有的领导黯然辞世，鹏城百姓没有忘记他，至今还有人在呼吁，让老人归葬梧桐山；　　有的领导高升了，市民们却选择忘记，他没有为深圳做过什么，鸟过无痕，他只是深圳的过客。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但就是有人不把它当回事。　　那行，咱就不说老百姓了。说党中央、国务院，行不？　　忽然想起了改革开放初期流传甚广的一句话：“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派万里同志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和在四川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遥相呼应，带头打破“左”的禁锢，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了肚子。于是民间有了这句流行语。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万里同志当上了全国人大委员长，赵紫阳同志当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真正想当大官，必须先干大事。试问，万里去安徽当一把手之前，有谁交待过他搞联产承包吗？没有。他们前期都是偷偷摸摸在干，干出成绩干出效果了，这才对外公开的。　　民间有一种说法，说深圳是中央安插在广东的一块飞地。那行，姑且算是这样，那么打个比方来说，深圳就是上面交待给你打理的一份产业，作为主政深圳的一方官员，你是愿意把这份产业做得风生水起皆大欢喜呢？还是只愿做一份老老实实看家护院的工作呢？　　话说得重一点，看家护院，那是一份连旺财也能做的工作，何必劳驾中央大员呢？　　窝窝囊囊做人，浑浑噩噩做事，唯唯诺诺做官，最终各方都不讨好。　　近代纵观中国的改革，往往是自下而上易成，自上而下易败。戊戌变法自上而下，失败了；辛亥革命自下而上，成功了。蒋介石试图自上而下改造中国，失败了；毛泽东自下而上改造中国，成功了。八十年代曾经尝试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半途夭折了；同时期自下而上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小岗村）和城市改革开放（深圳、蛇口），双双成功了。　　我们期待深圳，勇敢地担当起自己的新使命，从最基层、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获得成功。　　万丈高楼平地起，于无声处听惊雷。　　让我们祝福三十五周岁的深圳，期待她再创辉煌，期待她为国家为民族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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