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大国崛起需要什么样的支撑？
大国崛起需要什么样的支撑？
胡键2015年10月23日星期五晚于大连
今天从办公室匆忙赶到浦东国际机场，一本书也没有带，只好走进机场书店找找是否有可读之书。结果看中了《宋美龄自述》一书。主要是因为宋美龄作为民国第一位大女性，不仅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也影响了美国（说服了美国支持中国的抗战）。在从上海到大连近两个小时的航程中把该书翻了一遍。该书是根据宋美龄的讲话记录整理而成的，都源自于其原始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部分内容“我将再起”。
所谓“我将再起”也就是指“中国再起”。实际上它与当下所说的“中国崛起”非常相似。宋美龄认为，“中国再起”必须要塑造中国精神，必须要认清自己，国民必须爱国，加强教育，克服七大痼疾，尊重妇女，实现妇女解放。客观地说，宋美龄在战争状态来考虑“中国再起”的问题，的确有先见之明。由此我想到了当今中国崛起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有一个正确的视角。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崛起的速度超越了西方，中国用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300年才能完成的任务；并认为只有中国才能拥有如此的崛起速度。速度证明什么呢？这种观点用速度来证明中国体制的优越性。
这看似非常有说服力。然而，细想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崛起速度太快的问题所在。我们需要问一下，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是否留下了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诸多问题真是因为发展太快所致。换言之，这种崛起速度或者说发展速度是存在着畸形的情形的。宋美龄在分析西南经济发展的时候也谈到了发展速度的太快的原因和问题。她说，西南地区一直比较落后，然而，战争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驱使着中国的人才、资金、技术、教育和国家行政中心西移到西南地区。由于这样的一个原因，西南地区的城市、教育、经济都迅速发展，五年的时间的发展超过了过去50年时间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同样是畸形的，没有任何人愿意看到这种情形的发展。关于战争促进西部发展的问题，我刊（《社会科学》）近年来看法了好几篇研究此问题的历史文章。当然，当今中国的发展虽然不是这样的原因推动的，但告诉发展过程中的确对环境、对人自身都产生了不少后遗症。尤其是对人的素质产生的负面影响尤其严重。经济发展过快，而人的素质却没有跟上来，原因，一方面是走出文革之后过度强调了经济发展，而被摧毁了了的传统文化却没有机会得到恢复。结果，人们在利益的驱使之下而陷入茫然的焦虑之中，眼睛只盯着金钱，于是整个社会把金钱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志，把经济发展作为现代化的唯一目标，忽视了现代化的本质在人自身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发展速度不应该作为体制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我们需要发展，但不能为经济发展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更需要以塑造国民素质为前提来谋发展。
第二种观点认为，西方难以适应中国的快速崛起，从而导致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产生偏见。这同样是有道理的。西方长期来习惯于与一个羸弱的中国打交道，却没有与一个强大的中国打交道的经验。这无疑会导致西方害怕中国崛起，害怕中迅速强大起来，甚至害怕强大的中国对西方进行历史性的报复。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自己认清楚自己没有？西方对中国产生偏见可能是因为西方是隔着一层雾来看中国的，当然不排除带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的情形。同时，中国自身没有全透明地展示自己也会导致西方对中国产生误判，从而会因此而采取错误的行动。然而，中国并没有真正认清自己。一方面，党中国弱小时，总是以一种受害者的悲情心理与西方打交道，所以在对外开放之前，中国对既有的国际体系总是以一种革命的眼光对视它，总是想方设法要颠覆它，没有能力颠覆它，就想方设法避开它。这就是中国长期间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党中国崛起之时，有一种得意忘形的民族心理作怪。尽管是一部分人，但也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决策。这种人认为，中国有能力跟美国摊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可以表达“中国不高兴”了等等。更有甚者，他们认为美国和整个西方在衰落，中国将很快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诸如此类的观点，表明中国还没有真正崛起就已经充满了自负的民族心理。而自负与自卑都是没有认清自己的表现。人最难的恰恰就是没法人清自己。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崛起模式已经超越了西方。西方历史大国崛起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中国崛起的模式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这种观点有两方面的错误，一方面是中国崛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实际上中国还只是在崛起过程中的初期（或者说是初级阶段），在崛起的初期就说中国崛起的模式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按显然是主管的臆断。另一方面，中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不是由中国单方面决定的，其决定性作用的还在于守城大国。也就是说，守成大国是否容许中国成为与之平起平坐的大国；是否接受中国崛起；在没有改变守成大国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国际制度等）的前提下，守成的美国是否为中国崛起留下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尤其是制度空间？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此外，这种观点还会导致另一种情形，即认为中国崛起的模式超越了西方大国崛起的模式，会认为中国崛起的模式是最完美的，尽善尽美的。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不再需要深化改革了，结果会导致改革停滞，社会也会陷入停滞。古人都说过，行百里者半九十。改革决不能半途而废。改革一旦停止下来，中国社会过去30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就会新宿凸显出来，这样只会社会就会陷入累卵之危。在这种情形下，中国还能崛起吗？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种良好治理之下的崛起。在十八届三种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后，就学者用来大量的数据来证明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比美国完善，因而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也比美国高。众所周知，美国的国家治理水平在世界上的确是一流的，它通过法治、政党政治和媒体三种工具使国家治理水平领先于世界。这是毋容置疑的实施。假若真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都已经超过美国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提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呢?之说以提出这样的设想，就是因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水平。
每当说到中国的任何一个方面都要拿美国来比较，并认为中国的比美国好。这既是一种自负的表现，而深层次仍然是不自信。自负是把中国的一起都视为最好的，不自信是因为只有把美国太初对比才获得了自信。实际上大可不必如此。不管美国怎么样，我们应该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治国理政。只有人民满意了，才是最好的。人民不满意，即便比美国好也没有任何意义。
第五种情形则是把中国近期发展最好的东西与美国和西方最差的地方进行比较，从而来证明中国的优势。任何有脑子的人都会觉得这种做法有脑残之嫌疑。因为，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聪明的人、聪明的民族总是要看到别人和别的民族的有点，然后拿来学习，以此来弥补自身的不足。这样的人才是强大的人，这样的民族和国家，才具有可持续性成长的民族和国家。
因此，大国崛起究竟需要什么做支撑呢？我认为，第一，大国崛起需要谦恭自下的民族性格。谦下是医治强横国家最对症的良药。《道德经》就指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其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其大国，故或以下取，或下而取。……夫两者各得其所，大者宜为下”“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数千年的哲理，无疑为我们今天提供了智慧。谦恭则不会自负，不自负才能知己知彼，才能善于学习。第二，大国崛起西药铸造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曾经是有精神之民族，然而，今日之中国，精神荡然无存了，内心之中都充满权力、金钱、贪婪，于是为了这一切而焦虑，因为焦虑而不折手段。这样的民族精神无论如何无法支撑一个国家的崛起。艰苦可以铸造民族精神，逆境可以铸造民族精神，民族危亡可以铸造民族精神，灾害也可以铸造民族精神，然而，中华民族在和平时期往往会丧失民族精神。第三，要有正确的历史观。一个民族不仅要总结自己的历史，从自己的历史发展中总结经验教训，同样也要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历史，从其他民族的发展历史中获取经验教训。西方大国是早发国家，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西方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这就是后发优势。作为后发国家千万不能只看到早发国家的失败之处，而忽视他们的成功之处。第四，大国崛起需要民族健康的心理和用于克服民族自身的痼疾。既不以悲情而沉浸于历史之中，也不要过于乐观而置历史于不顾。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秀品格，同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痼疾。健康且优秀的民族在于扬长避短，在于激浊扬清，在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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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需要什么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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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的应有自信
——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全球生活中一个真正的大国崛起，也意味着中华民族以自己特有的文化意蕴和价值选择向世界奉献一种独具个性的生活样式。支撑这一全新生活样式，并为其作出合理性、正当性论证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自信，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自信，对于当下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整体价值观自信。所以，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并进而要求全党及整个社会都必须建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1］。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需的软实力自信
一个大国的真正崛起，必须以坚定的民族自信为精神前提。只有一个拥有坚定自信的民族，才能在世界生活中雄视全局而又沉稳把持，锐意进取而又审慎持重，奋发向上而又板荡不惊，百折不挠而致生生不息。这种民族自信，当然首先应有崛起过程中对自身硬实力的自信，但是，正因为处于崛起过程之中，硬实力的绝对优势地位不可能旦夕之间臻于成熟，因此这种民族自信尤其注重于对自身软实力的自信，对自身发展和进步的正义性、合理性、正当性的充分把握与坚定信念。
这种软实力，区别于约瑟夫&奈所指用的软实力概念，而具中华文明所赋予的特定含义。约瑟夫&奈所指用的软实力，强调的是国际关系中某一国文化对其他国家、民族所拥有的影响力、同化力、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2］2，是带有某种意识形态霸权含义的&价值同化力&，甚至包括国家关系中的价值诱导、价值干预、价值收编。约瑟夫&奈的这种软实力，明显带着一个拥有霸权地位的国家的文化政策特性，而并不拥有霸权、也不谋求霸权的崛起中的大国的软实力自信，则主要是基于自身特有的文化意蕴和价值选择而产生的特定生活样式的自信，也可以说是国家、民族整体价值观的自信。这种整体价值观的自信，是关于国家行为选择的合理性、国家理性阐释的真理性、国家生活规则的正当性的确认，以及由于这种确认而形成的坚定的价值信念；这种整体价值观的自信，是对引领整个国家发展与进步走向的政策哲学的肯定性把握，也是对构建和规范整个社会生活的规则体系的肯定性把握。
这种对自身价值体系的肯定性把握、对自身整体价值观的充足自信，是崛起中的大国的重要精神支撑。因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都必须在世界生活中提供一种独具个性、超越既往并获广泛认同的生活样式。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生活样式的呈现，即使一个国家有巨大增长乃至发展，也是在别人的生活样式中所实现的增长与发展，充其量只是富国俱乐部中的一员，难以摆脱依然是&二流角色&的形象。这种在世界生活中崭新而独特的生活样式的生成，依赖于整个国家和民族对构筑并规范这一生活样式的价值观体系的肯定性把握、深层次认同和坚定的信念。这是大国崛起的所必需的全社会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意志。世界近代史上，英国作为大国崛起，乃立足于向世界提供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独特样本。这个独特样本的生成，乃植根于英国人独有的工业民族精神，此中包括培根式的实证精神、从霍布斯到洛克所论证的&私有财产&与&天赋人权&理念、后来韦伯所概括的&合理谋利&的新教伦理等等。孟德斯鸠概括说，英国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虔诚、商业和自由&［3］154。当时英国人对这种&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的整体价值体系的根深蒂固的认同和宗教皈依式的信念，构成了英国人在国家崛起过程中的强大的价值观自信，也给世界呈现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英国式生活样本的内在精神支撑。
历史尽管走着曲折的路，但发展和进步不可阻挡。历史在其代谢进程中或迟或早总会展示出新的大国崛起，并承载着有新的理性论证和整体价值自信所支撑的新的生活样式，此中浇铸着新兴大国社会中从大众到精英的共同的软实力自信，浇铸着全社会凝聚为集体心象的整体价值观自信。如果说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样本的英国曾经构筑其软实力自信的是如孟德斯鸠所说的&虔诚、商业和自由&，而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浇铸着全民族软实力自信的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就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全社会对国家实践路径选择的合理性、发展和进步的指导思想的真理性、社会生活规则选择的正当性的自信。&三个自信&，构成为全民族理念自信、价值自信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意志，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构成的整体自信。党的十八大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当代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的总体构成。科学社会主义的构成包括三个基本方面。其一，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运动，是实现对现存的资本对人的奴役的否定，把社会一步步推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基础上的个性自由理想状态［4］104的历史实践运动。其二，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体系，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以及因应这一规律推动历史进步进程的规律性认识成果的说明体系。其三，社会主义是一种制度类型，是否定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社会制度构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其道路自信，就是社会主义历史运动在当代中国路径选择的合理性自信。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才能实现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才能在中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道路自信，就是对这种实现途径的肯定性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理论创新成果的真理性自信。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这一理论体系科学揭示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客观规律，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精华，构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基础性的政策哲学，是中国在世界面前构建崭新生活样式的指导思想。理论自信，就是对这种指导思想的真理性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规则在当代中国实现与创新的正义性、正当性的自信。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体制设施，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是规范整个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规则体系。制度自信，就是对这一规则体系的正义性理解与认同，是对这一制度保障体系的正当性信念。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种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构成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坚实的精神支撑。在当代世界生活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是谁也不能忽视的历史性事件。如果中国在崛起中要真正向世界奉献一种具有全新历史含义和独特民族个性的社会生活样式，那么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定这一软实力自信。大国崛起背后的“第四力量”
来源：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 作者： 苗绿 ｜ 时间：
｜ 责编： 王琳_观点
大国崛起的背后有哪些因素？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和秘书长苗绿博士的新书《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观点。为此，记者采访了苗绿女士。
“智库，具有产生新思想、影响政治决策、引导舆论、教育公众、储存和输送人才、开展二轨外交等功能，影响甚大，被称为所在国立法、行政、司法权力机构之外的‘第四力量’。纵观世界史，几乎每个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来自智库的力量支撑。“ 苗博士说，“老牌帝国代表英国被公认为欧洲智库之开先河者，这个国家的智库几乎与工业革命同时起步。20世纪前半叶至七八十年代，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民经济和社会研究所、政治和经济研究所、亚当o斯密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智库为英国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本。尤其是撒切尔政府时代以来，智库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比如撒切尔政府推行的私有化政策就是由政策研究中心等智库系统研究后付诸实施的。
兰德公司在“冷战”时期主导了美国的核战略、肯尼迪的外交政策，谋划了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之后主导了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军事战略，直至消灭了萨达姆政权；外交关系学会参与设计联合国宪章的主要部分，提出遏制苏联，参与谋划马歇尔计划；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了‘巧权力委员会’，提出了‘巧权力’外交思想，并被奥巴马政府采纳……可以说，美国智库的创新思想为这个国家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它国家，如德国，”苗博士继续说，“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政府意识到咨询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建议政府各个部门、各行业都建立咨询部门，并由政府资助5年。在政府的重视下，随着战后德国的崛起，德国智库得到了快速发展， 如以反腐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透明国际，其在全球反腐败研究以及政策制定领域内都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俄罗斯具有现代意义的智库组织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解冻’时期。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有许多政界要人和著名学者曾担任该所所长，比如第一任所长А.А.阿尔祖马尼扬多次参与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及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该研究所成为当时苏联领导的智囊机构。第二任所长是原苏联重要的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专家，第三任所长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和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在这些政治精英的领导下，研究所对俄罗斯政策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那亚洲国家情况怎么样？”记者不禁想知道我们的邻居们怎么做的。“相较于欧美智库动辄上百年的历史，亚洲智库的历史并不算太长，不过其影响同样深远，以日本为例，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迅速腾飞，不仅有赖于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和强大支柱产业的牵引，也有智库的整体性、前瞻性思考和高质量成果为国家经济决策提供的重要支撑。比如野村综合研究所就是日本智库中的佼佼者，它曾深度参与了日本政府制定ICT国家战略的研究中，深刻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决策。此外，日本政府在对外贸易及国家安全方面的决策也深受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影响。”
根据CCG提供的资料，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野村综合研究所……正是这一家家智库，深刻影响着各国的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以至早在1971年，美国学者保罗o迪克逊（Paul Dickson）就已经在其著作《思想库》（Think Tanks）一书中，称智库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了，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全球化的今天，智库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2016年，智库已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
在中国，智库更重要。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国情，有着西方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如果决策不够科学，那么带来的影响也可能是相当大的，所以中国政府的决策机制科学化就特别需要智库的参与。如果能够发挥智库尤其是第三方社会智库的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思想出口单一、论证不足的弊病。智库的发展还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协商民主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国各级政府的决策机制。因此，正在崛起中的中国，亟需一大批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国际性和公信力、影响力的智库作为强大的智力后盾。
中国用‘短短’三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在经济上一跃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同时，也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尴尬，中国已经走到了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 在外交层面，国际社会既希望中国可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又担心中国抢夺了他们的国际地位。在这些矛盾心理的作用下，中国外交政策的些许调整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甚至被视为‘威胁’。当‘对内经济转型、对外大国崛起’成为新时代的鲜明特征时，中国的决策层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与新挑战。这就需要高水准的新型智库提供准确信息、专业知识与深刻思想，为中国的经济转型、社会稳定保驾护航，也需要智库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担当民间外交的使者，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开辟高层对话的第二轨道。这也都是CCG的使命和努力方向”，苗博士继续说。
本书作者王辉耀和苗绿博士在创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前后，曾拜访过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30多家国际知名智库，与上百位智库专家有过探讨交流，王辉耀博士还专门到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研究员，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潜心探索国际智库的运行之道。作为中国智库发展的探索者，王辉耀和苗绿博士将多年运营中国社会智库的经验与实践心得总结出来，推出了《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一书，书中将智库的创新运营总结升华为“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国际输出力和政策影响力”五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称之为智库创新运营“五力模型”。
思想创新力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当今全球人才流动的大环境中，能否凝聚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人才，是智库能否产生新思想的关键。智库在充分激发“内脑”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外部的交流与合作，善于借用“外脑”来为智库实现知识更新，为研究工作带来新的思想碰撞。
研究支撑力是五力的核心，只有扎扎实实做研究，才能不断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为国内传播、国际传播形成支撑，并最终拓展到对政策的影响力。智库的研究定位应是时代背景与自身资源结合的产物，时代背景是智库选择研究方向的出发点，自身资源则是智库取舍研究方向的立足点。对一家智库来说，关键是要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强项，智库的定位需要专业和专注。智库的研究选题，不但要关注重大紧迫的现实问题，更应该从战略高度对国家的未来提供前瞻性的宏观思考。丰富的研究数据支撑、政府信息扶助、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研究质量的控制等均是智库生产出“高品质产品”的关键。
社会传播力是智库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最大化的必经之路。对成功的智库而言，将研究成果有效传达给受众与完成高质量的政策分析同样重要。智库可以通过建立沟通交流机制、研究输出机制、舆论引导机制来打造自身的社会传播力。
国际输出力是全球顶尖智库的共同特征。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挑战与威胁，相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智库的国际化研究视角与研究领域，中国智库具有全球研究视野的并不多。国内智库更专注于自身问题，埋头研究国内公共政策，很少参与全球性事务中，更少有机会在国际性会议中表达自己的观点。要更好的助推中国的大国崛起，中国智库就要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学习的心态，在立足国内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全球性问题；在充分利用国内资源的同时，能够深挖国际资源，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人员交往、学术交流、联合研究等方式建立国际研究网络；充分利用网络媒介实现智库成果的全球传播；主动设定国际议题，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积极发声，引导国际舆论，打造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
政策影响力是智库的最终目标。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智库基本上围绕国家权力机构的三个层次即决策层、精英集团以及社会大众，采取直接或间接，长期或短期的方式影响决策。具体到国家，美国的决策体系决定了美国智库可以通过影响总统、国会及政府部门，左右国家的政策决策。中国智库则主要通过内参、政府课题、专题座谈以及决策培训等途径影响决策。
这是一个需要智慧去驾驭的时代。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让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在全球经济阴晴不定的同时，“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业已进入了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日益复杂的世事、国情已经发出了呼唤智库彰显能量的时代最强音。可以预见，在未来中国和国际的大舞台上，中国智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世界智库的著名学者詹姆斯o麦甘（James G. McGann）、美国伍德罗o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副总裁安德鲁o西雷(Andrew Selee)等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对本书进行了推荐，比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本书是到目前为止最权威、最全面阐述全球及中国智库发展的、一本值得每一个了解智库的人必读的材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本书站在全球思想竞争的高度，从多年创办智库的实践出发，在全球传播机制、融资运营机制、人才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是所有关心中国智库发展的学者和实践者的必读之书。相信本书的出版将为中国智库建设提供参考借鉴和选择路径，为中国的新型智库建设大潮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