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眸】土改时“斗地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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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眸】土改时“斗地主”的过程
土改时“斗地主”的过程
在解放前后，“斗地主”这种特殊的方式是中共领导农村土地改革中必经的一环，它将地主在乡村中的权威彻底打倒，通过分配地主家产给贫苦农民，实现了农民“翻身”。“斗地主”的整个过程主要分为划成分确定斗争对象、访苦、引苦、诉苦、算账等。其间，围绕“斗地主”所导致的村庄权力更替，不易为外人所了解。
工作队入村“划成分”
土地问题可谓解决中国近代以来政治问题的一大关键。通过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在获得农民拥护的同时，还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粮食供应，为推翻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谓土地改革，即通过“斗地主”，将地主集中的土地乃至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在解放战争爆发前后，中共即开始在控制区内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在决定对一个地区开展土地改革后，当地党委首先会派遣“土改工作队”进入各村，每支工作队大概3至5人左右，其工作任务就是主持该村的土改运动。工作队的成员一般是各级机关的干部或者是民主团体的知识分子，但为防止对土改带来阻力，规定工作队员必须要回避本籍。
工作队进入村庄后，就拥有了“钦差大臣”的身份，若发现村支书和村长渎职或有其他不法行为，有权随时将其罢免，重新进行选举。例如，有位名叫韩丁的美国人随同去考察位于华北张庄的土改情况时，发现工作队进入该村后，很快就解除了原村干部的权力，同时将该村原本处于秘密状态的党员身份公开，通过群众谈话的方式对这些党员进行审查。通过这种方式，工作队很快建立起在农民心目中的权威。
接下来，工作队需要取得农民的信任。通过走访了解村里的情况，工作队争取进行准确摸底，搞清楚村里的大致情况，比如哪些可能被划为地主、哪些是富农、哪些又是贫雇农。但一开始工作队的走访并不顺利，很多农民出于对地主的惧怕，不敢对工作组说出实情。例如在河北，据有的工作队报告：“农民对我们的调查很恐惧，结果无法深入，几天后只找到几个对象，还不亲密。”工作队员们必须要深入农户。例如韩丁在张庄时，曾去一个农户家吃饭，该农户的女儿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他对这顿饭进行了生动的描绘：“我们走进他家的屋门，一阵难忍的恶臭扑鼻而来”，“整个屋子的空气里充满着那个女孩从溃烂的肺里呼出来的腐败的气味”，当该农户为他们端来“几碗半凉不热的煮疙瘩”后，他端着碗明白，“在这些碗筷上面”，在他们呼吸的空气里，“都已经沾染了结核病菌”，但他必须“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吃饭”，因为“如果你不愿意与人民同甘共苦，你就得不到他们的信任”。这样，工作队通过深入农民生活调查了解，得到了农民的信任。
然后，通过划成分的方式，将农民与地主在“阶级”上分离开来。划成分的方式主要是“自报”与“公议”相结合。即户主必须亲自报上自家在村子解放以前的收入来源与经济地位，同时通过公开讨论的方式来确定每个村民的成分。若有不实，会有其他人当场指出来。例如在张庄，村民王贵保在呈报自家人口时，称家中7口人，儿子去年娶到了媳妇。但马上就有人指出：“干什么说去年，要说只管说眼前，你快要抱上孙子啦，那不成8口了？”
成分主要有贫农、中农、富农与地主等几种。在这种环境下，人人都希望自己被定为贫农，因为这样不但可以免于被斗争，而且还能分到地主的一部分财产或土地。因此，在划分成分的时候，地主必然会极力避免自己被划为地主，在这时旁边的贫农就会站出来指出他应该被划分为地主的理由。例如在湖南醴陵县，第十一区金桥乡在划定黄贤忠为地主时，他辩称自己的财产都是自己省吃俭用得来的，不是剥削而来的。这时，曾在他家做过长工的黄起佑跳起来指着他道：“我在你屋里做长工，作60石租，每年收获120多石谷，我只得你14石的工钱，吃也不到10多石，你看你剥削好多呢！”然后有人接着说：“你家霸占公堂，收租千多石，不知吃了好多冤枉，你强占公屋公山，你说你的东西是做来的，就是这样搞来的。”在大家的轮番揭发下，黄贤忠招架不住，只得承认自己是地主。
在确定地主，也就是斗争对象后，要发动农民主动起来与之斗争却并非易事。因此，这就需要工作队深入贫农家中去“访苦”“引苦”，使他们深深地感受到地主给自己带来的苦难。
“访苦”与“引苦”
工作队确定斗争对象后，需要引导贫农们起来斗争。但是工作队员们很快就发现，一些贫农表现并不积极。因为有的地方村庄的土地占有情况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高度不均，且大家同住一个村里，几乎都是沾亲带故的，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地主都与雇农势同水火，甚至有的地方双方关系还较为“和谐”。起初不少人并不愿意首先撕破脸带头向地主发难。相反，在工作队动员他们起来斗地主时，不少贫雇农反而还产生一种不耐烦的抵触情绪。
对此，为了顺利实现土改目标，工作队员颇费心思。他们采取多种形式来做贫雇农的工作。例如在陕南山区进行土改发动群众后，工作队员还排演了著名话剧《白毛女》，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观众们除了看的过程中对演员们的演技喊“好”外，都没有太大的效果，他们反而认为：“黄世仁为远处的地主，他们当地的地主是好人”。在湖南醴陵，有的贫农还说：“我拿了地主的工资，是靠它养活了全家，因此，地主不算剥削。”不少贫雇农还受宿命论的影响，工作队员发动他们去分地主土地的时候，他们还说：“小人命薄，命里注定，分别人的田要生病”。甚至有的提出：“毛主席既然打算帮助我们农民，为什么不印点子钞票，把地主的地买下来分分呢？”不少人无法理解地主对他们的剥削，称：“我给地主干活，人家管我饭吃，年底还给工钱，这都是说好了的。要是年底不给工钱，或者不给饭吃，我可以告他。可是人家确实给钱了，也给饭吃了，那还有什么错处？”这些言语，可以说让工作队员们哭笑不得。
其实农民之所以不愿起来斗争地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变天”。因为国共两党此时已经兵戎相见，究竟鹿死谁手还很难说。若农民们起来斗争了地主，将来若国民党秋后算起账来，他们肯定要倒霉。例如在河北十里店村，当工作队动员贫农们团结起来斗争地主时，农民们心存疑虑，说：“只要你们不走，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但只要你们一离开，我们就又没有主心骨了。”有的人还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俺知道你们这些工作队哪天走”，“你走了，俺抗不了”，即担心地主将来反攻倒算。所以，打消农民的顾虑，才能让他们大胆地“斗地主”。
工作队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在动员农民起来斗争地主时，首先要向他们讲明局势，证明国民党不久就要被打倒，不可能给地主们秋后算账的机会。但是要让他们大胆斗争，必须要找一个突破口，即有人带头斗地主。在农民们看来，群体总是安全的。所以，工作队需要找一个“苦大仇深”的领头者，这个寻找的过程就成为“访苦”。
访苦，是指工作队要在村里寻找典型的“苦主”，他们往往经历过一些悲惨的往事，工作队员一般会将目标人群锁定在老人、妇女及村里的边缘人这三类人身上。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些人所受的苦难最大，受压迫感最深，动员也最容易成功。在确定动员对象后，工作队员会搬进他家中，与其同吃同住，进一步发现他们的“苦难”。因开始农民并不觉得多苦，这就需要工作队员帮助他们“深挖苦根”，比如问他：“在某年闹灾荒时，你家吃饱饭了没？地主家又吃饱饭没有？大家都是人，凭啥他家就要过得比你好？我们穷人为什么要给地主家做工？为什么要交租？”另外，为了使他们对地主剥削自己的程度有个直观的认识，工作队员们还帮助农民算账。例如湖南醴陵县香石乡贫农吴若华已61岁了，做了30年的长工，家中穷得叮当响，工作队员就跟他算账：“30年你可以收获稻谷2400石，所得到的才只有840石，其余都被地主剥削去了，所以你生活现在这么苦。”经过这么一算，不但他“觉悟了”，就连他老婆也积极参与土改运动。在广西柳州柳城县六休乡，工作队员帮助贫农杨泰木算账，当算出他40年来被地主剥削去了10万斤稻谷后，他激动地跳起来，喊道：“我要去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之后，他就一心想着怎么去“斗地主”。
在工作队员的引导下，“苦主”们开始明白，他们之所以穷，是因为世世代代遭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工作队员继续引导，“地主之所以敢压迫剥削你们，是因为蒋介石是地主阶级的总头目，现在我们共产党来了，要为你们撑腰，使你们翻身做主人”。这自然会使农民产生对共产党的“爱”和对国民党的“恨”。
在培养好“苦主”的同时，工作队员会进一步扩大“苦主”范围，让他们提供村里其他同样“苦大仇深”者的线索，为工作队员确定下一个目标打下基础。湖南醴陵县荷泉乡的老长工夏甫运，家中一贫如洗，待工作队员引导他明白地主的压迫后，他与队员们有了深厚感情，第二天就帮助找来了5个穷朋友，帮助他们认识自己所受的“苦难”。
待动员到若干个“苦主”后，工作队员便将他们集中起来，让每一位“苦主”都向其他“苦主”倾诉自己的苦难，达到“比苦”“攀苦”的效果。这样，既加强了他们的苦难意识，更培养了他们的诉苦技巧，为即将在全村范围召开的“诉苦大会”准备了条件，“斗地主”的高潮部分也随之到来。
斗地主的高潮：“诉苦会”
诉苦会，是工作队举行的一种群众集会形式，规模较大之时，要求全体村民（包括地主）都要参加，同时安排“苦主”们在大会上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被地主压迫剥削的悲惨经历。这种集会的主要目的在于激发与会者对地主的同仇敌忾之心。通过这种集会，打垮地主在农民心目中的权威，最后迫使地主低头认罪，承认自己的剥削。
诉苦会的场地也很有讲究，要求会场必须严肃，参会者不得嬉笑，以达到清冷肃穆的氛围。例如在河北，即要求会场保持严肃的态度，且小组会应在贫苦农民所居住的“暗淡破烂房屋”，选择在晚上昏暗的灯光下更加直接有效。
诉苦会没有固定的规模，家庭会、小组会、贫农会、村民代表会、村民大会等，各种类型的都有。但一般是从小到大，从家庭会到村民大会。在会上，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哭”，哭能充分调动会场情绪，渲染会场氛围。诉苦者苦，听者哭，小孩哭，大人哭，青年人哭，老年人也哭，不少地方“贫农大会上绝大部分的干部与群众哭成一团，有些哭得（昏）死过去了”，不少人指着恶霸说：“你还有这一天啊！落在我们手里，你瞧瞧这些老爷的劲头吧！在共产党领导下换天下啦！”在湖南醴陵县第一区富里乡斗争大恶霸李逢禅时，据报告有5000多人参加，占全乡的80%以上，诉苦的就达45人，不少人边诉边哭，场下观众也哭成一片，他们纷纷流着泪高呼“打倒恶霸地主”“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吓得地主一句话也不敢说，只好交出财产，以求群众的宽恕。在涧江乡，斗争恶霸贺光美时，被他害死的人的小孩上台哭着找他要爹娘，“台下的人更是无一不流泪”，都高喊“枪决他！”
除了典型诉苦外，为了调动与会者的诉苦积极性，土改干部干脆亲自上阵，因为土改干部大都出身穷苦，他们带头哭诉自己的悲惨经历，极具感染力。在醴陵县，土改干部黎友生在诉苦会上，带头哭诉自己12岁做长工，长期受地主打骂，有一年春荒他找地主借了一石谷子，但秋收时却被扣除了三石，使自己两个妹妹无钱治病而夭折。在他的痛哭流涕下，其他群众跟着哭，甚至被斗争的地主也放声大哭。1952年2月，在广西柳州柳城县，该县山脚乡斗争地主杨富相，此人一开始极为不配合，群众控诉他解放前强迫各村的人为匪，当说到这里，大家都一齐怒吼起来了：“跪下！”那家伙只好软软地跪下了。接着，先后起来哭诉的，“就有十几个之多”。
当然，诉苦会不是每次都开得很成功，比如在张庄举行第一次诉苦会斗争地主郭得友时，当会场主持人在说了一番鼓励的话后，问：“谁来揭发这家伙犯下的罪？”结果会场一片寂静。眼看陷入僵局，新上任的副村长张贵才就走上前去，给了郭一巴掌，说：“告诉大伙儿，你偷了多少东西？”这一巴掌深深刺激了在场的人，“好像一股电流使每块肌肉都收缩了似的”，“大伙不由得吸一口冷气，其中一个老汉甚至还清楚地尖叫了一声”。因为他们怎么也不敢想象以前威风八面的地主现在成了这个样子，即“你也有今天？！”这一巴掌，打的不仅是地主，更是他们的权威。
但斗地主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农民一旦与地主撕破脸则“开弓没有回头箭”了，出于担心地主将来会报复的思想，往往会把地主“往死里斗。”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胜负尚不明朗之际，更容易出现这种现象。一些地主在被斗争并没收财产后，扬言要进行报复，在陕西省洋县石冠乡，地主杨某就骂斗争他的群众：“狗日的斗争我，过不了三年国民党来了，叫我亲爹都来不及！”为了避免给自己将来留下后患，不少地方出现了乱打乱杀的情况，甚至将地主不加区别地一律扫地出门。正如丁玲在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所说的那样：“农民的心理，要么就不斗，要斗就往死里斗。”这实际上也是农民的一种自我保护。但这种过火的行为很快被中共中央所纠正。
在地主承认自己的剥削后，农民就开始算“苦账”，即分配地主的土地与财产，这就是土改中斗地主后期的重要内容：算账与翻身。
“算账”与“翻身”：地主被斗倒
在诉苦后，地主就被要求交出多余的土地与财产，这些都在土改工作队选出的村干部的支持下进行。村干部通过给农民算账，帮助他们认清地主的剥削程度，进而迫使地主交出预先隐藏的财产。这种算账既会出现在动员农民起来斗地主之时，也会出现在分配地主财产之时。为了鼓励那些主动起来斗地主的农民（他们一般也是受压迫较深的群体），在算“苦”账中往往会享有优先分配权。以前中学时候的一篇课文《分马》（选自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讲述的就是算账后分配地主财产的故事，里面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分配财产的基本过程。
算账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巩固成果，消除农民心中可能存在的负罪感。因为斗争汉奸、恶霸，对于他们而言容易理解，但是要让他们心安理得地接受本属于地主的财产，却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正如前面所说，在不少地方地主与雇农的关系并非有如冰炭同炉，相反，有的地主还与雇农之间关系颇为融洽。因此，通过给农民算账，在干部的精心引导下，让他们弄清楚地主对他们这些年来的剥削总量。这样，农民就会消除心中存在的忐忑不安，理直气壮地接受“斗争的果实”。例如前面提到的湖南醴陵县61岁贫农吴若华被算出了地主30年来剥削了他1560石粮食，使他深刻地感受到地主这么多年来所欠他的“债”。通过算账，他接受了财产的同时，自然也就不会对地主有任何愧疚感。
在地主被打倒之际，也是农民“翻身”之时。地主一般在乡村中都具有较大的声望，他们往往主持着村里的大小事务，享有摊丁、祭祖及与政府打交道的特权，故而在农民们的心目中威信自然也较高。但斗地主后，他们家中的物品几乎被没收殆尽，物质生活更是陷入困境，而且在乡邻眼中的地位陡降，不仅不再被人尊敬，反而成了人人都可以唾骂嘲笑的对象。例如在陕西西乡，土改后，原来农民敬重的“张先生”“李老爷”等人物，现已变成农民口中的“张地主”“李恶霸”。而在陕西凤县，土改还没彻底结束，群众就普遍对地主另眼相待了，纷纷表示“过去地主来坐在咱们屋里，还得好茶水招待，现在咱不理他了”。有的地主在土改中亲眼见了民兵们对罪孽深重、顽固不化恶霸地主的捆绑吊打，心生畏惧，一见民兵就吓得打颤。这种变化不能不令地主们感叹：“世道真是变了。”
地主在村里原本占有的权威荡然无存，而这个权力真空随之被新的群体所填充。土改中的贫农团成员，那些在斗地主过程中表现积极的贫雇农，很快成长为村庄中新的权力掌握者。当然，尽管有的贫农在掌握权力后出现营私舞弊的行为（但他们很快被接着席卷而来的干部“洗脸擦黑”运动所清洗），但总的来说，新掌握村政权的群体出身穷苦，大都能代表穷人的心声。这对广大贫农来说，无疑是一种依靠。这就是“翻身”。
农民们获得了土地，分得了地主的财产，翻身做主人的感觉十分强烈，他们自然会对新政权充满感激，也会勇敢地参军并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在山西邢州，一个村25个青年，就有11个自愿参军。山西榆社县潭村集体过年，村长乔富文也说：“今年过的翻身年，今天全村农民大团拜，是个高兴会，咱们要尽情谈一谈。”有人穿着黑呢绒大衣，说：“我祖宗三代也没穿过，这是毛主席给的。”1947年，《》（太行版）登载的一首名为《翻身》的诗就能生动地说明这一点：“旧物归原主，地主回老家；农民翻了身，古树重开花；感谢毛主席，心肠活菩萨。”
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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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2016绿公司年会上，马云再一次出惊人之语。马云说：“推翻了三座大山，把地主斗死了，农民不一定富起来。”这句话是回应外界质疑BAT垄断市场的声音。事实上，在此之前马云在多个场合公开演讲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 && && && && && && && &&&　
马云进一步解释说，致富是需要想象力的，而非“农民”斗死地主达到目的。BAT是指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几巨头垄断了整个互联网创业的资源，有人认为几巨头垄断资源使得大家没法混了，所以外界怨声载道。马云的话也是在借古讽今。
& &马云说把村里地主都杀了,农民未必就能富起来,俺觉得这句话马云说得没错 ，用当年毛时代的思想怎样批判马云所说“地主斗倒了，农民没有富起来”？
& &　那么“地主”被打倒以后，“农民”们究竟能不能富起来呢？中国“农民”从什么时候开始富起来的？
&&不过这句话本身就是一记毒灵鸡汤。剥削永远存在，消灭了现有的剥削阶级也会有新的阶级上台继续剥削，穷人永远也摆脱不了剥削。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就注意到，如果不打破分配模式，阶级依旧会存在。杀了一个地主，平分财产之后马上又会出现一个新的地主和新的无产阶级。那怎么办呢？用公有制。让财产变成大家的公共物品，大家一起享有资本，一起享受资本的产出。
现在看来，更好的办法绝对不是去剥夺富人的资本，而是通过税收等一系列的手段合理的分配资本所得才能让全民获得更多的福利。也就是说人民不能想着杀掉马云这样的企业主去分财产，而是应该想着提供更好的商业环境和合理的分配制度，让马云这样的企业家更好的创作财富，并最终为全民谋到福利。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让好厨师把蛋糕做大，同时大家一起监督把蛋糕分得更公平。
& & 以前大家都在忙看“割资产主义的尾巴”。地主打倒了，农民还是没有土地，因为土地国有了。农民每一年都要上缴繁重的“上交提留”，而自己所剩无几，经常断粮，一到春天，大批农民外出逃荒。于是，在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一边是不种粮食的却能丰衣足食，一边种粮食的人没粮吃。
& & 所以，马云如今的言论确也是有感而发。地主斗死了，农民貌似获得了土地，其实是一种假象，因为农民并没有土地所有权，甚至吃不饱肚子。看来，斗死地主既不是农民富起来的先决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 && && && && && && &
　而在股票市场当中也一样，把“地主”斗死了，“农民”不一定富起来。很多中小投资者认为，庄家就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庄家往往会通过多种的手法打压股价，随意控制股价，骗取中小投资者手中的筹码，可谓是投资者深恶痛绝的敌人。但是，如果把庄家打倒赶走了，散户也更加难以赚钱。
　　举个例子，由于庄家有着资金方面的优势，所以他们往往会在股票拉升的途中充当拉升的主力，同时他们进出股票也不如散户灵活，所以在利润要求上会更加的高，庄家一旦拉升的股票，往往会出现较大的涨幅。反之，庄家一旦下拉股票，一样出现较大的跌幅。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没有庄家的股票往往拉升无力，股票波动幅度不大，再加上散户都是小赚即止，所以散户能够有多大的拉升力度呢？所以，这就印证了国民爸爸所说的了。儿歌读书郎：小呀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是为做官也不是为面子管只为穷人要翻身不受人欺负哎不做牛和羊不受人欺负哎不做牛和羊小呀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呀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
搏兰 于 11:17编辑了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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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这个世间来，目的何在?意义何在?价值何在?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把这三桩事情疏忽了，我们这一次到人间就白来一趟，古人所讲的醉生梦死，糊里糊涂来到世间，糊里糊涂死掉，死了之后又糊里糊涂搞轮回，你说多可惜! 我们这一次到这个世间，究竟是来干什么的?目的何在?这个问题很难答复
对于国家的刻骨铭心的痛恨，这是滋养反叛者的盛大摇篮。最初的流氓实现了土地征服之后，国家(王朝)就开始诞生和衰灭的无限循环。它们象征着土地家园的最高形态。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国家就是暴力、压迫和恐怖的三位一体，它们构成了一部毫无出路的历史。只有流氓有限地改变着它的容貌。在中国历史上，国家从未被思想和学说瓦解过，它的瓦解者永远只能是流氓。但反叛只能推翻一个王朝，却不能推翻这种家园的语法根基。更重要的是，禹的重建模式业已失效，因为流氓巨人和流氓神明的时代已经结束。那么，在一个没有尽头的黑夜，流氓还有什么作为?
这也许是一个期待着回答的世界性难题。盲目投身于其所敌视的时代，失去了对国家家园的全部温暖感受，又不能在更高的级位上将其重建，这就把新一代流氓引向了黑帮无政府主义的道路。流氓开始从国家之城前退却，并在“江湖”和“山林”中构筑国家家园的代用品。
这是针对白昼王国所制作的黑暗王国，它隐匿在诸山之间，甚至隐匿在城市的作坊、商铺、民居和祠堂里，仿佛由透明的空气组成，而一旦触碰，它就会显现出尖利的轮廓。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人与他置身其中的国家实现分离的时刻。那些走投无路的失国者，秘密地流亡在了自己的土地家园之中，并使自己的种族第一次拥有双重国家和双重律法。
对于一个流氓来说，他的黑暗王国就是他的光明。其中，黑暗不过是指它的政治隐匿性而已，而光明则是无比实在的，它照亮了一群孤苦无助者的生活。为了抵抗巨大的灾难，一个人需要同另外一些人结成联盟。经过某种肃穆可笑的仪式(流血、宣誓、饮酒、排定名次和制定律法)，个人的苦难迸散了，消失在新家族的剧烈关怀之中。
没有任何一个种族能够企及中国流氓的深度：一方面它是茫茫黑夜，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坚固的信念和美学，使人民夹在了残暴的皇帝和诗意的叛乱之间。
离弃国家的人，率先面对着正义话语的顽强探查。后者向流氓吁请着主持社会公义的使命。这种吁请来自那些沉浸在苦难中的人民。越过独裁和恐怖、罪恶和命运，古老的呐喊经久不息。这种声音严重地分裂了流氓，它把少数人变成游侠，而把剩余的人变成了匪徒和无赖。
正面话语不懈地工作着，它把认可的流氓投放到了美学的熔炉，──这是流氓意识形态的一个内在核心，从此它彻底关闭了以禹神话为代表的流氓神明的历史，并且打开了通向流氓英雄时代的大门。
这是一种使艺术家和民众普遍感到欣慰的岁月。如果它代表黑暗，那么它就是所有黑暗中最好的一种，寄托着我们对于社会纯洁性的无限期望。在这沉沉的黑夜，流氓开始了打击非正义的行动，各种秘密审判消息在民间飞行，把苦难的生活转化成共同的庆典。尽管它可能并未改变人民的生活图景，但它在阴郁的世界里安排了一道光线。就人而言，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那种行进在事实前的希望。
以侠士的名义诞生的流氓英雄，起始于东周列国的大叛乱时代，并且与贵族一起开拓着历史的崭新面貌。其中，孔子是我们必须加以特别注意的。由于丧失了祖国，这个人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用思想和舌头修补着四分五裂的世界，以期它能够还原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家园。刀剑、战车、骏马、武功和伟岸的身躯，所有这些诗意标记都已具备。而且，他还拥有比其他流氓(像荆轲)更多的东西，那就是以“忠义”为旗帜的圣人德行。
在许多情况下，流氓与圣人是尖锐对立的；而在另一些情形中，它们又被古怪地安装到了一起。
如果流氓意识形态只是纯粹的思想纲领，流氓就不可能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关键在于一种熔铸着罪恶的诗意。我要在此援引荆轲的故事。他与其说被燕国的危难处境所激怒，不如说是从燕国王储那里获得了最高的尊严，流氓恐怖分子企盼的正是这点，它引发了某种弑杀暴君的天真信念。
必须注意这个局面的某种古怪：一方面心系朝廷，一方面像流氓那样经久不息地流浪，它表明流浪这种生活方式(看起来仿佛是流氓的专利)是可以与爱国主义情感彼此兼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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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为“抗战”把农民得罪光了
　　对于农民来说，他们不喜欢国民党，同情共产党，是抗战期间非常突出的现象。在抗战之前，农民在国共之间的倾向性并不是非常明显，这也是土地革命没有成功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和农民的矛盾的确变得很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横征暴敛急剧增加。抗战期间国民党财政状况有了很大变化，抗战以前国民党的财政基本上是靠东南沿海通商城市，那个时候田赋属于地方财政，中央财政是不拿的，但是抗战就不一样了，东南沿海国民党原来一些财政基础都没有了，国民党把它的全部负担移到农村。而且为了解决战时财政问题，抗战刚一开始就实行所谓“田赋收入归中央”，而且为了田赋增收，开始扩张乡村组织，搞了很多基层干部。那时候国民党的基层干部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和共产党搞的农民运动一样，搞“痞子运动”，搞一些很横的人管农村，可以想像这些农村干部做了什么事，主要就是要钱、要粮、要命。当时乡村中有头有脸的人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干这种事，因此国民党基层干部跟农民关系的确很坏。
　　曾经有人统计了民国时期三千多起农民骚乱，绝大部分跟地主地租没有多大关系，都是跟国家的行为有关系，都是跟基层干部的腐败、敲诈勒索、贪污公款有关，一直到土改的时候还是这样。我们党发动“土改”让农民诉苦，看农民诉苦的材料就会发现，绝大部分诉苦诉的并不是周扒皮收了我的地租，基本上诉的都是官府的苦，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所谓的政治压迫，所谓政治压迫就是国家的横征暴敛，而地主经济剥削这种诉苦案件是很少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打仗会增加农民负担，共产党也要打仗，而且共产党打仗负担也是来自于农民，为什么农民同情共产党而反对国民党？农民对共产党最初的好印象就是因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清廉，统治成本要低。
　　暴力土改叫农民纳“投名状”
　　通过打仗来夺取天下，仅仅讲民心向背很重要吗？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话讲讲可以，真的要落实在什么条件下才真正的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呢？只有民主选举。比如我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选举时我就会投共产党一票。但如果是国共两党打仗，即使我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我愿不愿意为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战胜者一方与其说要赢得民心，不如说要尽量动员资源。战争胜负归根到底是动员力，不取决于哪一方得到的好感更多，而是取决于哪一方能够为你玩命的人更多。我愿意投你一票，未见得愿为你“抛头颅洒热血”，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虽然老百姓同情共产党，厌恶国民党，这一点不需要土改就可以做到，但是如果要做到高强度的动员，这个同情是不够的。为了动员资源，就必须要“土改”，这时候的土改含义就不是平分土地了。
　有人做过统计，整个土改运动中70%的流血是发生在1947年前后的老区土改，而老区土改基本上没有平分土地功能的。什么叫老区？所谓老区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已经统治了很长时间的地方。抗战时期共产党没有搞土改，但是仍然搞的是减租减息，公平负担。总而言之，还是要把地主基本上剥夺了，只不过不搞暴力阶级斗争。到了年的时候，土地已经是非常之分散，老区是没有什么土地可分的，但是恰恰是老区土改，几乎是村村流血，没有哪个村是不死人的。
为什么要搞得那么血腥？农民也许不会为了几亩地“抛头颅洒热血”，但如果共产党的胜利他们可以得到好处，共产党的失败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那当然他们就会容易被高度地动员起来。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流血土改搞到什么地步呢？一个4075人的村子，斗争中打死了25人，其中只有两个人是地主，四个人是富农，其中有10个叫做恶霸中农，有9个叫恶霸贫农，全村被斗争的户达到332户，被斗争1201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862人，其中真积极分子271人。在打死5条人命后，这些半积极、假积极的人都交了投名状，最后不得不变得真积极起来了。要让大家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让你没有退路，有了投名状就不怕发动不起来了。1947年4月，刘少奇到晋察冀中央分局讲到，“要以复查为中心，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搞个彻底，所谓搞彻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再三复查的意义并不在于再找一点土地，而是再流点血，一定要形成一种你死我活的氛围，只有这样高强度动员才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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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革命有了投名状打砸烧抢 奸淫掳掠 这尼玛就是无恶不作，到后来，中国人的只得居民证，糊弄被别人利用犯罪，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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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论中国地主：恩格斯说得好：“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注：《马克思选集》第1卷第579页。）关于太平天国革命领导集团成员来源的多样性及其阶级属性，应该可以从他们的政治经济纲领中得到验证，因为政治经济纲领是他们政治经济利益要求的集中体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纲领主要是《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反映了农民的土地要求，而且也反映了一般劳动人民和早期无产者的利益和要求。其中“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公认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因素，既包括农民平均分配土地和财富，实现“均田免粮”“均贫富，等贵贱”的要求，又反映了早期无产者的利益和愿望，要求消灭私有财产。马克思在论述太平天国革命时说：“这些反正的平民中间，有些人曾指出贫富之分，曾要求根据他种原则把财产重新加以分配，曾要求而且现在还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须知中国平民中间，有许多人从不久以前起正是鼓吹着这种学说（指社会主义学说）。”（注：《马克思选集》第1卷第161－162页。）马克思就太平天国革命事件指出，“这个现象，就其本身讲来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形：社会基础不发生变动，同时将政治上层建筑夺到自己手里的人物和种族则不断更迭”（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页。）。又指出“在这次中国革命中，中国革命的代表才真正奇特哩。除了换朝代之外，他们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立。”（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页。）马克思借用夏福礼的话说，“太平运动实质上乃是一种完全空洞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0页。）马克思指出“太平军大概就是中国人脑子里所幻想的那种现身的魔王吧。但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的魔王。这类魔王是停滞的社会生活之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2页。） 马克思也指出这次革命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中国革命的代表才真正奇特哩。除了换朝代之外，他们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立。”“在他们看来，握有无限权力，横行无忌，这与消灭他人生命一样重要。”“士兵得不到军饷，而是以战利品过活的”。“引起恐惧，这便是太平军的全部战术。”“太平运动实质上乃是一种完全空洞的运动。”只有中国才有这类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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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农民踊跃参军成了革命主力军，其中“打土豪分田地、睡地主的小老婆”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认为应该兑现诺言：把土地分给农民！睡地主小老婆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吧！
土地是国家所有,农民只有承包经营权,好比長工帮地主打工,粮食价格也是由国家定,价格 赶快兑现几十年前的诺言:打土豪分田地、睡地主小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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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笑嘻嘻把中国富人都消灭了，自己成为中国首富，避暑山庄遍布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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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摧毁了中华民族的所有道德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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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2289815、扑栏这类孽种灭了，人类一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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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就是“仇富杀富”，既洗劫了社会财富，又骗取了底层民意。“路线斗争”就是“同室操戈”，都是为了坐稳头把交椅。公有制是奴隶制的翻版 奴隶制当然是私有制,但它是通过剥夺奴隶人身自由权而剥夺奴隶的劳动私有, 进而剥夺奴隶的劳动成果私有。奴隶制的典型特征,是.　1、“公”的初意，即指国王、诸侯王、分封地主等，例如王公、公主、公侯；
　　2、“公有”，本意即不是你所有、也不是我所有，是我们这些奴隶在田间地头或是工棚狗窝很难看到的国王、诸侯王、分封地主他们所有.“公有”让人感觉虚无飘渺，其实就是因为很少看见国王、诸侯王、分封地主这些真正的所有人；
　　3、“公有制”就是一切生产生活资料、社会资源全部或绝大部分，包括土地、矿藏、森林、河流、桥梁、牧场、猎场、水产果物、粱谷飞禽等你能够看到或知道能够用于生产或用于维持生命的一切，均为国王、诸侯王、分封地主所有，并且成为国家、部落或城邦的基本社会制度，由军队、警察等为后盾的法律来保障。
　　4、生活在“公有制”经济制度下，奴隶无选择奴隶主或其代理人的权力，奴隶主或其代理人即使是一个疯子命令大家去跳火炕，奴隶也只能是听天由命，或作无谓的反抗.若反抗，对抗的是整个国家的基本制度。
　　5、生活在“公有制”经济制度下，奴隶无评价奴隶主或其代理人的权力，哪怕造成了成千上万奴隶的死亡，以致于“无羊可牧”，也不影响奴隶主歌功颂德唱拜山河，再铸个青铜鼎刻个铭文来流芳万年.
　　6、很多时候，奴隶也能够维持生命，甚至可以结婚生子，目的是生生世世为奴隶主创造财富。
　　7、奴隶主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时也用一些奖励政策。例如奖励多吃一个馒头、给一个全邦最佳奴隶称号，甚至奖励一点房舍、珍贝（上古流通货币）。& && && &&&秦汉国家处于奴隶社会的高级阶段——国家公有奴隶制阶段：除了公民家庭使用私有奴隶外，奴隶制帝国还大量使用公有奴隶。国家奴隶的来源一部分出自外国战俘，更多的是帝国通过刑法将犯有不同程度罪行的公民沦为不同级别的国家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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