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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粤网文[0号增值电信服务经营许可证：粤B2-粤ICP备号二论：“桃花源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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珮瑶& 覃武陵
《二论桃花源与武陵蛮》摘要：桃花源的魅力源于桃花源文化。东晋时，武陵蛮生活的武陵山区，在外部，地理、地质、生态构筑的天然屏障造就了其与世隔绝的天然环境，中原王朝的羁縻制造就了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社会环境。在内部，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几乎处处和桃花源文化雷同。武陵山区腹地在特殊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动力共同作用下滋生了独特的桃花源文化。
关键词：桃花源的魅力源于其文化魅力。武陵山区有着特殊地理、复杂地质和原始天然屏障。古代的羁縻制既造就了和平环境，又使民族文化获得传承发展。良好的巴文化是滋生桃花源文化的主要动力。
桃花源文化形成的外部环境
（一）&&&&
天然屏障造就与世隔绝
翻开中国地形图，你便看到中国地形，西高东低、水向东流，按地形大致可以划为三个阶梯：西部高原、中部山地盆地、东部大平原。在西部盆地和东部大平原之间的广阔地带，是一片带状的崇山峻岭，从北到南、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南岭构筑起一道远远赛过长城的天然屏障，中间只有一条水道可通——峡高流急的长江三峡。这道屏障，连山叠岭、山势险峻、山上有山、山中套山、山峦重叠、群峰耸立、沟壑纵横、河谷深切、飞瀑暄鸣、暗河横流。一眼望去，漫山碧翠、森林蔓延、古藤纵横。至今，尚有若干成片原始森林。你到张家界，便能目睹没法攀登、人迹不达的台地原始森林。武陵山脉西麓广阔的灰千梁子（黔江叫灰千梁子，酉阳县称之大板营，咸丰县称其为平坝营）原始森林生态迷宫，至今连护林工人都难逃失踪和迷路的厄运。神农架自古以来便盛传野人出没，漫山藤蔓。
这一天然屏障，“一夫当关、万人莫入”可谓十分贴切、真实。《太平寰宇记》载：“后汉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蛮精夫相单程等大寇郡县。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沂沅水入武陵，击入，尚轻敌深入，悉为所没。”刘尚全军覆没于这险峻的地理环境。汉光武帝后遣名将伏波将军马援率四万将勇征讨“五溪蛮”凭借天险，只以四千之众便将其击败，马援马革裹尸而还。马援一生用兵，所向披靡，最后却惨败于这武陵天险屏障。近代，日寇曾叫嚣数月内便能灭亡中国，结果在占领东部平原后便竭止于这道天然屏障。是这道天然屏障保存了我国半壁江山。
东晋时，在这道天然屏障深山密林的台地、谷垌里稀稀落落地生活着的是当时被中原王朝称为“武陵蛮”的少数民族。当时，虽然正值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外部南北纷争、政权频繁更迭、生态严重破坏。可是，武陵山区除了与汉族交界的边缘地带受到一些干扰外，武陵山区腹地却得益于这一天然屏障的阻隔，赢得了一方和平安定的环境，沿袭自己民族的模式平和地生活着。
（二）&&&&
羁縻政策滋生桃花源文化
千百年来，传统的历史观使我们在文化的认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很多人，至今只认识到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摇篮，忽略了我国少数民族的源头文化及其在中华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少数民族”几乎成了“文化落后”的代名词，认为所有少数民族的源头文化都是落后的，都是在辉煌的华夏一元文化的带领下才出现文明。同时也忽视了诸多个民族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近年来，我国东西南北地区考古的重大发现使人大吃一惊、令人耳目一新。近年的考古已证实：我国大地，东西南北的文化，在跨入文明门槛之时，就丝毫不逊色于华夏文化。如辽西发现的距今五、六千年的文明，令人不得不承认它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起源地、特别是四川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出土，三千多年前便有被称为世界铜像之王的青铜大立人像和诸多大型铜器，历经数千年仍栩栩如生，其规模之大、造型之美、工艺之高当时堪称世界之最；其它如青铜神树、纯金权杖、玉边璋、玉牙璋等都堪称世界一绝。三星堆文化不亚于甚至早已超过当时先进的华夏文化，是长江流域的主流文化。虽然关于三星堆文化的源头，学者尚在争论之中。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三星堆人并非华夏人，三星堆文化并非华夏文化；三星堆人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三星堆文化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给人一个无可辨驳的史实：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并非一元整体格局，而是多元一体格局。
在中国地图上，把上述的天然屏障天然屏障从北到南划一条线，在线的北端的西部沿秦岭划一条从西到东的横线，在线的南端从西到东沿南岭划线。在这Z字形线的北、东面便是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这一大片地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就活跃在这一疆域。Z字形西南方和南方，是我国长江上游流域和整个珠江流域。这一大片疆域，战国以前都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按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划分，这一大片疆域，统统称这为“蛮”地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里并非只有一个“蛮”族，只有混混沌沌、没有文明、落后野蛮的一群原始人。战国时，这里方邦林立，大的邦国四川盆地和峡江地域有蜀国、巴国，云贵高原有滇国、夜郎国，南岭以南有百越族群的西瓯、骆越等。只是，这些邦国和中原王朝疏于直接交往，史籍没有记载罢了。但是，从三国演义中我们还能看到其影子，如孔明七擒孟荻故事，孔明的交战方，不就是以孟荻为首各峒主参予的酋邦集团吗！各垌集团之间既有联系，又不互相统属。
我国元朝土司制以前，中原王朝对“蛮”地的少数民族一向实施羁縻制度。即王朝分封蛮酋进行治理，保留蛮地制度、风俗不变，没有税役或薄赋轻役，赋税不行中国法，靠朝贡、回赐维系君臣关系。实施羁縻制度之缘由，我们不妨从三国演义中看其端倪。
孙明七擒七纵蛮王孟荻，直到孟荻臣服，孔明班师回朝之际“长史费讳入谏曰：‘今丞相亲提士卒，深入不毛，收服蛮方，蛮王今已归服，何不置官吏，与孟荻一同守之？’孔明曰：‘如此有三不易，留外人（作长官）则当留兵，兵无所食（必须提供粮草）一不易也；蛮人伤破父兄伤亡（刚经历战争，父兄多有死伤），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二不易也；蛮人累有废杀（地方长官）之罪，自我嫌疑，留外人（为长官）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人，不运粮（草），与（蛮共同）相安于无事而已。’众人皆服，于是蛮方皆感孔明恩德，乃为孔明立生祠，四时享祭，皆呼之为慈父。各送珍珠金宝、丹漆药材、耕牛战马，以资军用，誓不再反。”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以前，巴人的主要活动地域在川东、峡江两岸（含清江流域）。秦灭巴后，巴文化发展的重心已移至武陵山区腹地。对于秦灭巴后，中央王朝在巴域的羁縻制度，文献上多有记载。我们不妨将秦灭巴后直到五代入主五溪这一段时期的记载按时间先后摘录部分；
“战国时，秦惠文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汉兴，南郡太守靳强奏请，一依秦时故事。”秦昭襄王时（有白虎为患），昭王乃募有杀虎者，赏邑万家（后白虎被板楯复夷射杀），昭王以复夷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勿论，杀人得以以&
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太平寰宇记》）
“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晋书》）
“至高帝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昝、鄂、度、夕、龚七性不输租税”
（《太平寰宇记》）
“汉高祖为汉王，募&
人平定三秦，既而求还乡里，高祖以其功，复同丰沛，不供赋税”（《晋书》）
“宋（注：指南朝刘宋，陶渊明晚年正是此时）人赋税严苦，贫者不堪复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不供官税”
（《太平寰宇记》）
现在，湘西永顺还保存着我国五代时汉蛮双方战后所立的有立的“溪州铜柱”仍明明白白地记载着：“……王曰：尔能恭顺，我无科徭；本州赋租，自为供瞻；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无金革之虞，克保农桑之业……。”
以上凡有史籍记载的都只是发生于汉蛮交界的界之事；对于武陵山区腹地，因为自古以来就有“汉不入境，蛮不出峒”的王命限制（这种限制直到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才取消），汉蛮交往更加有限，这里发生的事，根本就没有史籍记载了。汉蛮交界地界尚且是薄赋轻役或无赋无役，其蛮地腹心地带就可想而知了。陶渊明写作桃花源正值南宋之时，当时“宋人赋税严苦，贫者不堪复命，多逃亡入蛮”正是陶渊明写作时代武陵山区汉蛮的真实写照，这对曾在江陵生活、工作的陶渊明来说不可能会不知道的。
二、桃花源文化形成的内部环境
（一）物质文化
战国前，在“蛮地”疆域内聚居的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发展水平并不一致。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蜀国、巴国。上已提及，川西三星堆文化不亚于甚至超过当时先进的华夏文化，引起了全球轰动，学者认为要改写巴蜀古代史。发祥于长江峡江地域的巴，近年考古证明，早在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便能大量制作精细的新石器工具做为石器产品对外进行产品交换；峡江的巫盐是我国最早的产盐基地。巫盐成为巫咸国、巫&
国及后的巴国的主要经济支柱，依靠这一经济支柱，成为《山海经》中记载的“不绩不经”而有布帛衣服可穿，“不稼不穑”而有“百谷所聚”，“鸾鸟自歌、风鸟自舞”的一方生活乐土。巴国沦亡后，巴文化的重心向武陵山区腹地转移。
考古文物出土中，在湖南湘西的汉墓葬中，保靖四方城发现铁斧、铁刀，保靖黄连发现铁锸、铁钺、环首刀、铁剑、铁斧、铁铲等，在桑植发现铁的作坊遗址。这说明那个时代，使用铁器已很普遍。铁工具以铁斧、铁锸最为广泛。当时，武陵山区的河谷地带早已种植水稻。在湘西地区，发现战国时期的粮窖，有稻、粱、豆等多种农作物产品。《水经注》载：“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著名的巴人“&
布”是当时人们追求的奢侈品，也是巴人对朝廷的贡品。这些说明武陵山区农业已有很大发展。但是，在武陵山区，河谷、台地十分有限，绝大部分是山地，故总的来说，稻谷的生产在这里并非主导地位。大部分还是山坡上的&&
田。当时的武陵郡，辖区广阔，据《续汉书》（晋·司马彪撰）载：“武陵郡，十二城，户四万六千百七十二，口二十五万九百一十三。”由于这样地广人稀，山地为主，故渔猎、采集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这里森林密布、物产丰富。在汉代，《华阳国志·巴志》载曰：“巴地是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
、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药、园有芳药、香茗，给客揆葵。”足见巴地物产之丰饶。《华阳国志·巴志》中引述先民之诗曰：“川岩唯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为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由此可见，当时巴地人民生活的多样化和丰足。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有一首直接描写巴人生活的诗：“竹枝词：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
。”这首诗，说明当时巴人烧& 耕作的普遍和已有银钏金钗打扮一新的巴妇，也足见巴人生活的富足。
魏晋南北朝时，正值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南北纷争不息，遍地生态凋零，诗人陶渊明和广大人民过着颠簸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和在武陵山区“蛮”地的物质文化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这不能不成为陶渊明记述桃花源物质文化的原型。
（二）社会结构
东晋时，武陵山区武陵诸蛮民族的社会结构大致相同，我们不妨以巴族为例进行解剖分析。
长江三峡的峡江两岸是巴人发祥地，连同川东是巴人活动中心地带。武陵山区原黔中郡地域原是巴国属地，巴国晚期沦落楚国。巴国是一个纯山地型国家，峡江峡高流急，武陵山脉连山叠岭，河谷、台地甚少，居民聚落分散，交通十分不便。故自古以来，自然形成了以氏族、家族为中心各自彼此独立活动的聚落。就在巴国全盛时期，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国家集团，属酋邦社会。各氏族、姓氏首领、垌主分别管理稳中有降自的聚落群体。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巴国沦亡后，峡江巴域和武陵山区腹地仍继续沿袭下去，一直到五代，在湘西的《溪州铜柱记》仍能明白的反映出来。我们不妨看看，潘光旦先生对《溪州铜柱记》中的一段精辟的分析：“《记》文末尾附有一系列姓名，表面上是统治者（指彭士愁）的命官，实际上是地方的首领……其中彭氏八人、田氏四人、覃氏四人、龚氏两人、何氏、朱氏各一人……《记》文中再三说到‘五姓之首’与五姓大众如何如何，而《记》列名，却有六姓，势必有一姓除外，这大概是彭氏自己了……《记》文后面附刻有一段话，据说是‘五姓’群众自己提供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当时这一地区的族类的内部生活与统治者的关系来……彭氏，对外称溪州刺史，其在当地则是‘都头’……‘当都头’就是‘本都头’的意思。当初‘帅号精夫，相名殃徒’所表示的一般部落社会的首领制度……说到‘祖父本分田场土产’似乎表示土地还属氏族公有或氏族的支派所公有，土地的生产品由氏族成员公平分配，家庭私有制似乎还没有建立起来。”潘先生的分析给我们指明了：直到五代彭氏入主五溪以前，这里的社会结构是帅号“精夫”（渠帅）的部落社会首领制度，彭氏入主后代替了“精夫”这一角色，对内称都头，对外称刺史，内部还保留姓氏首领制不变，由各姓氏独立管理，山林归氏族公有，生产品由氏族公平分配，家庭私有制尚未建立起来。
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桃花源记反映出来的人人平等、自由的桃花源文化是相一致的。
（三）&&&&
东晋时的武陵山区腹地，可说是一个歌舞之乡，生活在这里的“武陵蛮”民族，无论是巴族、苗族、侗族，都是一个传统的歌舞民族。
巴歌在我国文坛影响深远，唐代以前可说是历代都有很多记载。《楚辞》有“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源于峻岭幽谷的巴歌在泱泱大国楚国国都郢都食不果腹有大量的和者，足见巴歌对楚文化影响之广。到了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深受巴歌的影响，在巴歌的基础上提练创作而成的“竹枝词”曾久久风靡整个中原大地，直至近代武陵山上的文人和上海滩上的文人都还喜欢写“竹枝词”。
武陵蛮民族不仅喜欢歌舞，还善于把歌舞和劳动、生活结合起来，生活处处离不开歌舞，使整个社会处处时时都充满歌声。关于这一方面，历代史籍都有记载：“其民族一聚会，则击鼓、踏木牙、唱竹枝歌为乐”。“即使在田间劳动中唱歌也要击鼓，使整个劳动场面充满阳刚之气和朝气”，“近溪河者，&
桔声相闻，刘禾既毕，群事翻犁、插秧芸草，间有鸣金击鼓，歌唱以相娱乐者，说古田歌遗意”，“即使是在片刻的田间休息时间，也能听见劳动中传来的鸣金击鼓之声和从河边传来的有节奏的&
桔汲水声。”可以说，处处劳动皆充满歌声。
苗族同胞之歌富于传统，其歌众多，有古歌、苦歌、情歌、酒歌、飞歌、起义歌……可说是生活无处不歌。侗族同胞传统的歌也特多，有古歌、礼俗歌、父母歌、苦情歌、开路歌、迎客歌、山歌、河边歌、木叶歌、酒歌、哭嫁歌、情人歌、儿歌、耶歌、大歌……凡是要说话的地方，都可以用歌声来代替。侗族二声部、三声部、四声部、领众和的多声部大歌十分有名。1986年曾在巴黎艺术节演出，被国外人士和媒体誉为“最有魅力的复调音乐”。
古代的武陵蛮民族的歌舞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文化艺术，在当时还担负了众多社会职能。如民主产生的村规民约般具有法律效力的“款词”，便是通过唱词、歌舞的方式来传播的。神圣威严的鼓楼，不仅是“芦笙踩堂”集体歌舞表演的最佳场地，更是传承古训、激发民族热情的场所，也是对民族进行精神文明教育的学校。垌垌都有规模宏大、庄严肃穆的土家族摆手堂更是这样，每年正月初三至十七日，夜间鸣钲击鼓、山谷震荡。男女齐集，按姓氏列队，每队按领队、龙旗队、神棍队、祭祀队、歌舞队、奏乐队。灯笼、火把、走马灯闪耀，龙旗招展，整齐列队行进，一路上随着锣鼓声合着脚步，齐集庄严、肃穆的摆手堂。经过雄浑、热烈的仪式“闯驾进堂”后，在梯玛的主持下，敬奉、纪念民族先祖、摆手演唱……通霄达旦。这样的民族习俗，千年不变，亘古至今，人人自觉自愿来到摆手堂，用神秘的调子歌唱远古的传说，泪花里闪耀着稀有的虔诚、欢乐，沸腾的摆手歌舞几手掀开覆盖在头顶厚重的夜幕。就在这样的情景中，人民受到了现实和历史的教育，传承了古训，知道了民族的历史，获得了知识技能，明白了做人、做事的准则和道德规范。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精神得到升华，激发了丰富的民族情感，全民共识，从而使社会呈现出质朴、善良、忠厚、老实、勤劳、勇敢、刚正、耿直、吃苦耐劳、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机智粗犷、热情开朗、团结奋进的良好民风民俗。“桃花源记”中描绘的人人快乐、乐于天命、民风淳朴、延客成俗的风尚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了。
三、桃花源文化是特殊社会环境下滋生的文化
至此，我们已经不难看到，武陵山区腹地天然屏障的地理环境，中原王朝的羁縻制度做为外部环境，造就了一个与世隔绝、没有税收、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武陵山区腹地内部，当时地广人稀、有丰富的山地、河谷资源，在传统良好的民族文化作用下，使武陵蛮民族具有高于当时战火纷飞的东晋人民的物质生活。“武陵蛮”民族的社会结构是酋邦社会，主要生产资料山林、湖沼族有，从而滋生了比较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风尚。富有传统的、良好的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的巴文化的动力滋生了人人乐于天命、处处歌舞、延客成俗、民风淳朴的社会风尚。从这里，我们已能清楚地看到；曾经生活、工作于武陵山区附近江陵的陶渊明，其桃花源的写作绝非作者乌托邦的虚构。也不需要虚构，因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众多民族国家。桃花源文化的实质是：在我国特殊社会环境下滋生的民族文化。
桃花源文化不是华夏文化，因为桃花源文化和华夏文化存在着众多重大的差异性；桃花源文化应是“武陵蛮”民族文化，因为桃花源文化和“武陵蛮”民族文化有着众多共同性。准确地说，是我国东晋时武陵山区腹地特殊的外部社会条件和内部环境的动力作用下滋生出了独特的桃花源文化。它是中国民族史中的一株奇葩。是一特殊的社会现象。
千百年来，桃花源文化征服了千千万万人民的心灵，令人神往。桃花源成了“美好的地方”的代名词，充分说明了桃花源文化有着众多人们向往的美好基因。这些基因正蕴藏在滋生桃花源文化的民族文化之中。今天是我国有史以来民族团结、协作最好的历史年代，如我们沿着党的民族政策，按照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标去发展我国的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将会滋生出更多、更美好的民族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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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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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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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绿城南宁
参考资料：
①（《湖南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精选》）
彭继宽选编&&&&&
②（《川东南民族史料辑》）
黔江地区民委编&&&
四川民族出版社
③（《土家族区域经济发展史》）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④（《侗族民间文艺美论》）
朱慧珍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⑤（《中国土家族民俗与稻作文化》）
&& 刘芝凤著
⑥（《土家族摆手活动史料辑》）
&& 彭继宽&
⑦（《古国寻踪》）
&& 江章华&
李明斌著&& 巴蜀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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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十九保人泰来
日本蔵中国罕見地方志叢刊&&&&&&&
崇禎松江府志（上海 ）& 卷四十二& 一一0六页载
王奎三槐文正公之後、有太常少卿名逖者避靖康難徏家江南又徏华亭是为奎之祖……
三槐王氏上海南渡世祖八三公[十五世孙系]王文炳字象南，上海人，父高嶔。明隆庆丁卯五年1571年进士。叙州推官。子一淑諠，二子淑伦
明朝人王文炳在万历年间修的书《庆远府志》中。 1582）知府王文炳纂修《庆远府志》
著《平蛮录》、《庆远府志》
清《景船斋杂记》（卷上）［清］华亭章有谟载谋著&&［清］同里后学陆明睿校
海王文炳，隆庆辛未进士，司理四川叙州。州有小洞，名九丝蛮者，孟获后也，时出刧。据险闗曰凌霄，昔武侯有留言：“若要凌霄破，星在月中过。”有曾省吾，初任旁邑，几为蛮斃，后抚蜀，乃讨之。公为赞画，见邸报有星过有中。乃以五月五日乘蛮醉懈，攻而大破之，馘其王阿大、阿耉等，活民数万，设城衙等以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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