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话悬疑　　分两部分讲：　　　　一、从三皇的来历、诗文化的起源，结合考古论证我们有六千五百年的文明史　　　　我们总以我们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而骄傲！然而，在现有的权威文献中，从三皇五帝算起，定格在公元前二千六百年，加上公元二千零七年，也只有四千六百年。还有四百年到哪里去了呢？我看谁也没有准确的答案。　　随着人类考古发掘，随着碳十四在考古领域的应用，我们对一些淹没的历史窥视出了它原有的面貌。比方说甘肃泰安大地湾遗址，湖南澧县屈家岭遗址，山东王因灰坑遗址，通过碳十四的测定，我们知道了我们祖先早在五千多年前就有了人工取火的证据。上述三大遗址中：大地湾遗址的标志是：“五千年前的‘宫殿’，六千年前的彩雕，七千年前的防火理念，八千年前的原始部落。”这其中的“七千防火理念”告诉我们，七千年我们祖先就开始有了人工取火。大地湾F901的木骨墙壁就是用胶泥涂上，用来防火的。其420平方米的宫室地面，发掘出来时光洁如新，硬度可与今天我们用有水泥相比；宫殿大厅还有直径二米的半地穴灶，是用来烤火和烧烤食物的。屈家岭遗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最早的农耕文化遗址，反映早在五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种植水稻；王因灰坑里有我们祖先五千多年前用火烧烤吃过的鳄鱼骨架。从这三列古人用火的证据，说明三皇之一的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应该在六千多年前。　　　大地湾F901“宫殿”内的地面图： 　　 　　　　大地湾“宫殿”立体图：　　 　　 　　　　在讲燧人氏之前，我想先说说“三皇”的来历。　　文字学家王凤阳先生在《古辞辨》中曾对“皇”字作了如下的解释：　　他说：“‘皇’和‘王’古为煇煌、光明之意。《诗．小雅．渐渐之石笺》‘皇，王也’。分开来说，‘皇’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意思。”(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六月第一版。第353页）。　　《现代汉语词典》对“皇”字意思的解释有三条：一、盛大。二、君主。三、姓。　　甲骨文目前还没有发现“皇”字。周，毛公鼎、周，颂鼎上的“皇”字，上部像甲骨文的“日”， 有三竖，下部是一个“土”字。从字形上看，像太阳的光芒照耀大地，这也许就是王凤阳先生说的：“‘皇’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意思。”的来由。　　周鼎文的“皇”字下面的“土”字，变成了楷书后的“王”字是秦朝的事。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就把“皇”字下面的“土”楷化成了“王”字，证据就在浙江省会稽山秦朝的石刻“皇”。这个皇字就是上面一个“白”字，下面一个“王”字。　　王凤阳先生对“皇”字意思还有如下解释：　　“用‘皇’字表示君主，是战国末期的事。战国时期的某些思想家，竟相标榜自己的学说来源古老，于是尧舜等传说人物之外又造出所谓的‘三皇’。”导致后世对“三皇”之说主要有六种：　　1、《史记》中记载是：天皇、地皇、泰皇。　　2、三国时吴国人徐整的《三五历记》中记载是：天皇、地皇、人皇。　　3、《春秋纬运斗枢》中记载是：伏羲、神农、女娲。　　4、东汉《白虎通》中记载是：伏羲、神农、祝融。　　5、蜀汉人谯周，他认为是：燧人、伏羲、神农。　　6、西汉，孔安国认为是：伏羲、神农、黄帝。　　以上六种说法，我们公认的是谯周的“燧人、伏羲、神农”。谯周（201——270）不仅是史学家，加上《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他的学生，所以他的这一说法有一定代表性。另外，谯周所说的三皇是人，而不是像《史记》所说的“天皇、地皇、泰皇”，也没有《白虎通》中的祝融，《春秋纬运斗枢》中的女娲之类的神。　　从古至今我们都认燧人氏为“燧”皇，意思是钻木取火的发明者。那么，燧人氏是什么年代的人呢？在没有现代考古发现大地湾遗址，屈家岭遗址和王因灰坑遗址之前，一般通认燧人氏应该是五千年文明之内的人；当我们从上述遗址中，发现早在五千年多年前我们祖先已经用火煮饭、烧烤食物的证据后，我们对燧人氏所处的年代才逐渐清晰起来。也就是说燧人氏应该是六千五百年左右的人，与伏羲的文明相辉映。　　自1987年五月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伏羲墓遗址後，天文学家通过对墓主人蚌塑星象魁推断，伏羲是公元前4530春分时节（称太昊帝）即位。这又一次与大地湾等明年代相吻合。　　唐兰先生认为，伏羲氏族距今年之间（唐兰（）。历任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讲师。25年任故宫博物馆专门委员。28年至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任副教授。讲授《六国铜器》、《甲骨文字》、《古文字学》、《说文解字》）； 段邦宁教授认为：西水坡45号墓建墓时间是6500年前；山东社科院院长、刘蔚华教授根据传说文献和考古资料，推测伏羲生活的时代大约距今6500年前的时限内；根据以上学者们的观点，我补充说两点。　　　　（一） 从诗文化现象，考证六千五百年前人类文明发源。　　　　诗，既是人类的语言文化，又可谓是人类共性的、必然的、进化到智能人的第一文明。敬请大家看如下世界诗歌起源史：　　（A）古埃及的《亡灵书》成书于公元前3100——前2686年之间（前王朝时期。这时埃及文字由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限定符号三部构成）。　　（B）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成书于公元前1900——前1600年。　　（C）古印度的《吠陀》成书于公元前1500——前1000年。　　（D）我国的《诗三百》成书于公元前1100年——前600年。　　这四例诗歌文明发源现象，是以有文字记载为依据的，我国《诗三百》是以金石文年代为准，那么这对我国诗歌起源史极不公平，我们还有甲骨文，还有伏羲、仓颉的结绳文都没有算。以上的诗文明史告诉我们，早在五千多年前，人类在交通不便，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同时就有了诗乐文明。这不可能是历史的巧合，我认为是历史的必然！这为什么？　　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人，我们人类在狩猎、捕鱼的劳动进化过程中，首先是从声、仿声，到音、仿音开始迈向语言文明的。比喻八音：金（钟）、石（磬）、丝（筝）、竹（笛）、匏（葫芦丝）、土（埙）、革（鼓）、木（梆子）。是自然界的八种物质，由此可见古人对声的研究是多么专注，他们专注的程度，就像我们今人研究生命科学和人造卫星一样，他们把声音的研究当成了前沿科学。他们这样专注研究声音有三个目的：一是谋生的需要。二是从声音中促进语言的发展从中得到享受。三是与神沟通。　　当代语言学学者刘志诚认为，人类的语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形体为主辅助以不分音节的声音（旧石器早期。约250万年到一万年左右，不同地域有异）为语言的第一个阶段（像哑巴）。　　（2）、不完整的音节语言并重（旧石器中期）为第二个阶段（像结巴）。　　（3）、较为发达的有声语言辅助以形体语言（旧石器晚期以后）为第三阶段（见《汉字与华夏文明》巴蜀书社出版，一九九五年，第十三页）。　　我们人类真正有发达的语言，应该是公元前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左右，这种语言就是早期的诗歌文明（诗即是歌，歌即为言的时代。当今我们傣族、瑶族等少数民族还有以唱歌代替语言的习俗）。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类在未有文学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的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唷杭唷’，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唷杭唷’派。”鲁迅先生这段话虽然说是“门外文谈”，但这段话说到了历史的脉搏上。　　诗文明对人类的进化起到了关键性的第一步，人类通过语言才步入智慧的大门。如果有人不信，就看看今天还没有进化到智能动物的鸟、兽和猩猩，它们因没有丰富的语言，所以仍处于愚昧状态。然后结合我国先秦典籍《尚书．尧典》去分析诗歌文明与声音文明的脉络：　　《尧典》有这样一段文字；“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这里的“帝曰”，是指舜帝。舜帝说：“夔呀！我命你去负责管理诗乐，教贵族子弟，培养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庄重，刚毅而不暴戾，谦恭而不傲慢的品德。诗是抒发情怀的，歌是一种语言，声要有节奏，律才和声。八音和谐，不能相悖，做到了这些，神和人就能相沟通了。”
　　夔马上回答说：“好哇！我敲击石磬，拍打石鼓，百兽都会随声跳舞。”夔的回答在我们今人听起来有些夸张，但告诉了我们两个信息：一是诗歌起源比我们现在认可的公元前一千一百年早。二是古人仿声水准高。谈到这里，有的人会问：你说了半天诗文化起源应该早于一千一百年，有证据吗？有，就在我们人人都知道的典籍《易经》中。　　根据历代学者考证：《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来推算，那么我们的诗歌起源可以追溯到伏羲年代。我这一说法源于《易》更三圣之说。　　所谓《易》更三圣，说通俗一点，就是《易经》有三位作者。它的第一位作者是伏羲（摆出了八卦），第二位作者是周文王（演绎了八卦），第三位作者是孔子（整理了八卦）。如果这一说法成立，也就是说我国诗文化早在公元前四千五百年左右就形成了（这一历史断面是根据对伏羲墓的考证而定的）。这与刘志诚研究的人类语言第三阶段时间上基本相符，证明人类这时有了发达的有声语言，他们把这种语言经典收集起来，由矇瞽人（瞎子）传承下来，这就是诗。　　当代学者黄玉顺通过对《易》的考释，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中，被支解的古诗是六十四首。　　我们要认可《易》中的诗文化，就应该从爻辞说起。在古代，爻辞的“爻”与歌“谣”的谣和系部“繇”三字音同意通，这正好说明“爻辞”即是“歌谣”的化身。如唐代《易》学家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称“《易》之爻辞，亦名为繇”。　　孔颖达所说的“亦名为繇”就是指系部“繇”。系部繇在今天《汉语词典》里与言部歌谣的“谣”同一个意思。《左传》、《国语》称爻辞为系部“繇”。故《汉书．李寻传》有：“人民繇俗”之说。并注明系部“繇”与言部“谣”音同、意通。　　当我们从这些古籍中寻找到了爻辞的“爻”与系部“繇”和言部“谣”意通的足迹后，结合古代中国传统的“祭政合一”（指以宗教信仰为主体的社会）、“尹寺文化”（指原始社会过度到奴隶社会之间的社会形态）、“矇瞽文化”（指瞎子传承礼乐时代）等文化现象，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今瞎子算命抽签这一活化石现象，就对《易》之“爻”实为“谣歌”不足为怪了。如：《红楼梦》第一百零一回里，王熙凤到散花寺抽签，签上说“去国离乡二十年，于今衣锦返家园。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为了考证签文化，我专程到武汉“归元寺”找瞎子抽签。我抽第一签给一位六十多岁的阴阳先生，他用手摸了摸签上面的标记，口中念诵：“一轮红日东方出，万事兴隆吉祥遇。雪中送炭予人善，它日厚德布广宇。”接着我又抽了第二签，签上竟然是“时运不佳命不中，海底捞月白费工。镜里观花莫欢喜，竹篮打水一场空。”这种打油诗不正好说明《易》文化就是当今矇瞽人签文化的演绎吗？　　下面我们不妨举《易》中第二十五卦《无妄》来说明问题：　　《无 妄》这里的“无妄”是《易》中卦名。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九四：可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史记》对“无妄”的解释是：无所希望。“妄”字，古代本意是：乱。又含虚妄之意。这里是假借、通希望的“望”（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巴蜀书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一二0页）。黄玉顺在《易经古歌考释》中将《无妄》释之为《灾难之歌》，我在黄玉顺教授（黄玉顺，1957年9月生，成都人。哲学博士。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硕士点负责人。）《灾难之歌》的基础上用现代语法对比如下：　　《易》《无妄》
黄玉顺《灾难之歌》
笔者代韵对比　　不耕获，
不能耕种、收获，
无法耕种何谈收　　不菑畲，
不能开荒、种田。
荒田废地又一秋。　　无妄之灾，
令人绝望的灾祸，
无妄之灾由谁起，　　或系一牛。
因为空空的牛栏。
有人夺走我家牛。　　行人之得，
是官府夺走耕牛，
夺牛之徒是官吏，　　邑人之灾。
给百姓留下苦难。
百姓只能把泪流。　　 　　如果说《无妄》是一首反映社会现况的诗歌，那么下面三十一卦《咸》是一首生活性交歌： 　　 　　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执其随。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咸其辅颊，咸其脢。　　 　　这是《易》中的一首性交歌，如果我们把“咸”字译成“吻”字，一切都能让现代人理解了。　　　　为了进一步说明《易》文化比《诗》起源早，下面我们从《易》、《吴越春秋》、《诗三百》三部古籍中的《蒙》、《弹歌》、《关雎》三首诗进行比较，我们能看出诗歌发展的踪迹：　　蒙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逐肉（肉是代替字）
君子好逑 　　 　　从以上来自三部古籍的三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文化最早是二字一句的形式，到《诗经》时代多为四字一句，然后到唐宋的五言、七律，我们的语言经过了几千年的变迁。　　 　　我国诗文化的发轫，和古埃及《亡灵书》的诞生一样——开始以民谣的形式出现，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接下来传承历史。所以儒家始祖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天诗”的意思是：人类文明从诗歌开始）； 十八世纪德国诗人诺瓦利斯曾这样感叹：“万事归结于诗”。　　 前面我们提到古埃及《亡灵书》要早我国《诗三百》二千年，那是因为《亡灵书》以如果我们从《易》算我们的诗文明，正好同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诗歌起源遥相辉映。这就是我要从诗的起源说我们人类文明史的原因，它能进一步证明我国进入文明社会在六千五百年。　　 　　（二）、从考古发现的几大遗址，说六千五百年文明。　　 文明是什么？文明有一个基本标准，即：人类训服鸟兽，解决了夜食住行，有了丰富的语言，有了陶器，玉器，对天文有了高度的认识。比如说早在六千年，苏美尔人发明了太阳历，把一年分为了十二个月，364天，有了闰月。我国伏羲的蚌塑星象图反映了十三万三千年前春分日落星象，是人类最早的天文观测记录，也是人类最早的科学观测记录。这就是早期文明的标志。至于文字我认为可以作为参考。　　我国古人类考古有云南的元谋猿人（一百七十万年），北京周口店的猿人（六十万年到二十万年之间），山西襄汾丁村的早期智人（十二到二万年）和北京周口店后来发现的一万八千年的晚期智人。这四个地方古人的发现，都一一地在告诉我们，我们亚洲人种系华夏民族的种类。说明了我们不是非洲人种，也不是欧洲人种，从而证明我们人类六千多年前的诗乐文明不是同一人种通过交流才产生的，而是我前面所说的：是我们共性的、必然的、进入到文明社会的结果。这种结果就像每天早晨喷薄而朝阳，谁也无法阻挡！　　以上是人种的考证，说明了诗的起源是人类语言文化进化的必然，下面我再从晚期文明遗址来表述我国在六千五百年进入文明社会状况。　　目前我国古代遗址大致有如下几大版块：　　（1）、以河洛为中心的前仰韶文化（约在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5400年），后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约在公元前2900年到公元前2000年）。　　（2）、以黄河下流泰山为中心的青莲岗文化（约在公元前5400年到公元前4400年），大汶口文化（约在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500年）。　　（3）、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河母渡早期文化（约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等等，都在说明我们的文明起源远远超过了五千年——　　以上三大文明版块，都是约公元前五千年的文明遗址，还没涉及到北方的大地湾文化，红山文化。从河母渡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发现公元前五千年的井和水稻，如果说神农氏是发明五谷栽培技术第一人，那么根据河母渡的谷子现象，我们三皇中的神农应该七千年左右的人，燧人氏的钻木取火也跟着向前推。这只能是设想，我们排除设想，说我们有六千五百年的文明史是比较客观的，我这一说法是以伏羲年代为基准。因为伏羲是龙图腾的塑造者，是诗文化的先驱，是天文学的奠基人。　　　　二、周昭王死亡之谜和周穆王即位年龄考证 　　　　根据“夏商周断代史”考证，周昭王是公元前995年左右的人，在位19年。周穆王是昭王的儿子。　　《史记．周本纪》记载：“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也”。 这段史料里，我们看出周昭王是一位贪玩、不理朝政的浪荡公子，他南巡狩猎死在了江里，不向天下发布赴告，怕张扬是不正常的事，这其中，是不是有见不得人的事，带着这一疑惑我翻阅了大量的史料，《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中记载的与《史记》恰恰相反：　　[1]〔八〕《纪年》曰：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初学记》卷七地部下。　　[2]《吕氏春秋．音初》：“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祭公。”　　[3]《楚辞．天问》：“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　　[4]闻一多先生云：“ ‘雉’当为‘兕’，声之误也。　　[5]《吕氏春秋．至忠篇》：‘荆庄襄王猎于云梦，射随兕。’　　[6]〔九〕《纪年》曰：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初学记》卷七地部下。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由盗墓贼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魏襄王墓中盗出。盗墓贼不认货，准备一把火烧掉，后来被县令发现，把这一堆破烂竹简送到洛阳，由当时的大学士和峤带一帮学士整理出来。《竹书纪年》约早于《史记》二百年（这里指魏襄王元年前334算起），很多记载和甲骨文相吻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比《史记》更有权威性。　　　　以上例[1]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被《初学记》引用。　　例[6]说：“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被《开元占经》引用。　　例[1]说法是昭王十六年去征伐楚国。例[6]的说法是昭王十九年。这两种说法一是时间上相差三年，二是一例说遇上了兕，一例没有这一说法，只是笼统地说丧六师于汉。　　按照例[6]《初学记》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的说法，在文字上与司马迁的“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也”的记载是两个不同的定义。一个说六师死于江中，昭王以身殉国，一个说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昭王是玩乐而死。　　例[2]用我们现代的说法是：　　周昭王南征荆楚，辛余靡这个人长得高大有力，他跟随昭王出征。在返回的路上过汉江时，桥梁塌，昭王和祭公掉到了汉江（抎：音云，滑落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没有这一字），辛余靡先背昭王过汉江，然后返回背祭公。”也没说到昭王遇大兕，更没有说到死。　　例[5]《吕氏春秋．至忠篇》说‘荆庄襄王猎于云梦，射随兕。’《至忠篇》大概是为了正本清源，说明遇兕的人是荆庄襄王，而不是周昭王。这让我们对后来典籍所引用的《竹书纪年》说法持怀疑的态度。　　“兕”是不是害死周昭王的真凶，史料也没有详细说明，下面我想从“兕”说起。　　“兕”就是雌犀牛。犀牛是食草动物，有陆地第二大动物之称，它最重可达六吨多。而且胆小，是不会轻易攻击人的。例[4]闻一多先生说：“ ‘雉’当为‘兕’，声之误也。也就是说他认《竹书纪年》中周昭王应该遇到的是“兕”。　　例[3]屈原（前340——前278）在《天问》中说“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意思是楚庄襄王要献白雉给周昭王，周昭王带兵到了楚国，回来时死了，对国家没有一点利可言，所以屈原讽刺说：“你迎接到了白野鸡吗？”屈原的说法从年代来讲基本与魏国的《竹书纪年》时间上差不多，比司马迁（约前145——前87）的说法早二百年，这让周昭王的死因变得更加模糊起来。　　至于三千多年前汉江的生态是什么样的状况，我看谁也说不清楚，那时汉江有没有犀牛还是一个未知数。即便有，一个堂堂的国王从桥坍塌掉进江中被犀牛攻击的可能性小，因为桥坍塌时，犀牛逃都来不及，哪能攻击人呢？导致周昭王唯一致死的可能性是扬子鳄，因为扬子鳄对于桥的坍塌不会回避。大家在《动物世界》里可以看到，只要斑马、野牛迁徙过河，鳄鱼听到响声就会前来觅食，如果周昭王真是从桥上掉进汉江，我认为很有可能被扬子鳄吃掉，因为汉江地处扬子江一带，是扬子鳄横行的地方。为了证明我的说法，我从周昭王儿子周穆王一些莫明其妙的行为中，发现了玄机：　　（一）《纪年》云：周穆王伐大越，起九师，东至九江，驾鼋鼍以为梁也。《北堂书钞》卷一一四武功部。 　　（二）《纪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东至于九江，比鼋鼍以为梁。《初学记》卷七地部下。
　　（三）《纪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叱鼋鼍以为梁。《文选．江赋》注。 　　以上三例，大同小异，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周昭王的儿子周穆王在为父亲报仇征伐楚国。周穆王征伐楚国“驾鼋鼍以为梁”这说明了什么？　　鼋是我们后世说的脚鱼，鼍是鳄鱼，周穆王伐楚为何要以鼋鼍为桥梁，我个人觉得从穆王的这一行为，正好暴露出了他父亲伐楚国死在了鳄鱼腹中这一秘密。不然，司马迁为何说“其卒不赴告，讳也”？我想，周人的忌讳是：一个堂堂的真龙天子，被伏羲想象中的龙（扬子鳄）吃掉了，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如果这件事被天下诸侯知道真相，周朝所谓的“真龙天子，皇权神授”之说又何能成立？周人为了避讳，很有可能把“鼍”（音：陀）说成“兕”，这是我的第一个理由。第二条理由是：穆王以鼋鼍当桥，正好与他父亲死因由桥塌引起的。　　大家想想，鼋鼍能当桥用吗？这显然是周穆王在诅咒扬子鳄。这种诅咒的形态，就像巫术扎布人诅咒谋谋人一样，在信鬼神的周朝，这种迷信活动是经常的事。由此可见，周穆王搬出鼋鼍其实是暗示他父亲被“鼍”吃掉。所以我说历史浪漫的，我们应该用浪漫的思想去解读更多的历史内涵，如果抱残守缺，这段历史永远说不清楚。 　　至于这一说法是否正确，还有待史学界进一步地研究。　　 下面是红山文化的天下第一龙：龙型玉器产于距今６５００至５０００年的红山文化时期，是中国玉器中目前已知的最早出现的龙，被称作&天下第一龙&。　　　　 　　谈了周昭王死因，再说一说周穆王的疑案： 　　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说“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史书上对周昭王在位的时间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十六年，另一个说法是十九年，邵雍年表五十一年，这里我们以新华网湖北频道年表为准，周昭王在位十九年来算，周朝从武王到昭王历经四代，武王英年早逝，周成王十一岁即位，加上在位二十二年，那么成王是三十三岁死的。成王三十三岁死，康王最多也只十八岁即位，加上在位二十五年，康王也只活了四十三岁。我们再用浪漫的思维去推测，四十三岁的康王能生出四十三岁的儿子周昭王吗？如果生不出来，那么周昭王最多只有二十九岁左右，加上他在十九年，也只四十八岁，试想，一个不到四十八岁的老子，能生出五十岁的儿子（周穆王）吗？　　看来司马迁和我们开了一个历史玩笑，他愚弄了我们二千多年。 　　　　　　释“皇”、考“三皇”　　“‘皇’和‘王’古为煇煌、光明之意。《诗．小雅．渐渐之石笺》“皇，王也”。分开来说，“皇”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意思。”这是《古辞辨》（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六月第一版。第353页）中的第一条解释。《现代汉语词典》有三条解释：一、盛大。二、君主。三、姓。《康熙字典》古体“皇”字有五种写法，如果我们不看皇字的原形，对这五个字根本就不认识。而甲骨文目前还没有发现“皇”字。甲骨文目前还没有发现“皇”字。周，毛公鼎、周，颂鼎上的“皇”字，上部像甲骨文的“日”， 有三竖，下部是一个“土”字。从字形上看，像太阳的光芒照耀大地，这也许就是王凤阳先生说的：“‘皇’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意思。”的来由。　　周鼎文的“皇”字下面的“土”字，变成了楷书后的“王”字是秦朝的事。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就把“皇”字下面的“土”楷化成了“王”字，证据就在浙江省会稽山秦朝的石刻“皇”（会稽山石刻“皇”字就是上面一个“白”字，下面一个“王”字）。那么，皇为何又成为古代最高级的形容词了的呢？　　《诗．大雅．皇矣》中有“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书．蔡仲之命》中有“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国语．越语》中有“天道皇皇”，《楚辞．九歌．云中君》中有“皇皇兮既降”这些“皇”字，要么是天帝，要么是大公无私、道德高尚，要么是公正、光明。这当然是最高级的形容词了。　　“用皇字表示君主，是战国末期的事”（见《古辞辨》同上）。战国时期的一些思想家，竟相标榜自己的学说来源古老，居然连轩辕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都不放在眼里，又竖起了“三皇”的大旗。导致后来的“三皇”之说有六种：1、《史记》中记载是：天皇、地皇、泰皇。2、《三五历记》中记载是：天皇、地皇、人皇。3、《春秋纬运斗枢》中记载是：伏羲、神农、女娲。4、《白虎通》中记载是：伏羲、神农、祝融。5、谯周认为是：燧人、伏羲、神农。6、孔安国认为是：伏羲、神农、黄帝）。现在我们公认的是第五种说法。　　第五种说法中的燧人、伏羲、神农三位是人，而不是女娲、祝融、天皇、地皇、人皇这些不可捕捉的神。这三位古代圣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伟大的发明家。他们一位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一位是演绎八卦、研究龙的图腾、天象的大学者，一位是发明农耕文化和医药文化的巨人。这三位在战国时代称“皇”的人，很有可能是他们的伟大发明而被誉为皇（他们的发明给了华夏之光明，创造了我们今天辉煌的文明）。至于他们是什么时代的人？出生何地？是不是君主？发明的真实性，还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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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燧人氏的遥想　　这是一片泽国水乡。以黄河为中心的三大支流：渭河、汾河、洛河，洪涛汹涌，鹰鸥搏击。在这三大支流中又有巨野泽、雷泽、河泽、孟猪泽、大陆泽、济水、濮水、沮水和现有《水浒传》中的梁山泊等水域纵横交错，形成了华夏黄河文明的一大版块。俯瞰之下，流域中一座座高山像岛屿一样在这汪洋的泽国之中。山上的林木葱葱郁郁，飞禽翱翔，猿跃虎啸；一群群肉体上用炭灰、红泥做原料纹有虎、鹰图形的古人，在族长的带领下，有的在水域边追逐着被后世伏羲奉为龙的图腾——扬子鳄（他们捕捉到此鳄回去烤熟吃。今天山东衮州王因灰坑里有六千多年前人们烧烤过的二十多条扬子鳄骨架。这是经过现代碳14鉴定的年代）；有的悄悄地躲藏着，用手中的木鼓、竹管、石鼓、木制的鳄鱼皮鼓仿所猎动物求偶的声音，以诱骗动物前来进行围猎；有的强壮男子正向他们所围猎的虎、狼、猪、马、牛等动物追击着；有的女人带着孩子编织着树皮鞋、树皮、鳄鱼皮铠甲之类的用品；有的女人、石匠制造着石器、乐器之类的工具。　　在这块原始的生物链里，人已经成为为这个世界的主宰者（但他们还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驾驭）。他们的高明之处是有了自己的语言、能制造工具。这些语言在表达他们的各种意识的同时（用谐韵歌唱），还提高了他们的智商。诗就从这种语言中形成，智慧就在这种语言中传递、开花。这一个个部落中，商地（今天的河南商丘）燧人氏部落中有一位中年男子（设想），在打制石器时总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现阶段我们靠人工保留火种，在部落中常常为火种熄灭之事发生争吵、斗殴，如果能像打制石器时、石与石之间迸发火一样，随时可以让火种燃烧、取用该多好呵！为此，他认真地观察着自然现象，把没有烧尽的木棍用石钻钻着。终于有一天，他用这一方法钻出了火苗……　　这是笔者的杜撰，这一杜撰与目前燧人发明火种最大的区别是：这时人类通过雷电或火山已经掌握了用火烧“饭”的方法。笔者这样写，主要是因为现代考古从山东衮州王因灰坑的二十多条鳄鱼烧烤骨架，到湖南屈家岭文化都一一地在证明早在六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用火煮饭或烧烤食物了。如果燧人氏是发明用火烤食物者，似乎与自然现象脱离；倘若他没有通过石与石碰撞产生火花，如果没有木炭的出现，他怎么可能把钻与木炭联系到一起呢？正因为有石钻，有木炭，他才有可能从打制石器产生火花中得到启发，从而发明了人工取火（据燧人墓附近商丘人习俗，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种取火的方法还在这一带民间应用）。　　历史是无法复原的，我们只能尽可能地去考证、想象当年的现况。至于是否正确，还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　　　　古道漫漫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是我国最古老的典籍《易．乾卦》中的原文。后来我们用“九五之尊”一词代指帝王。这种古老的词汇让我们仿佛看到一位学识渊博，面容憔悴，眼含智慧光芒的圣人。他骑在一匹马上向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匆匆地奔去……只见他每到一处，都连忙筑坛、祭祀。他在思索，思索着一个大的社会命题——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一思绪就像他一路上马蹄扬起的滚滚尘埃一样——弥漫在悠悠的岁月古道上，启动后世的智慧。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被我们后世誉为三皇之一的圣人——伏羲。千百年来，我们在呼唤着他；问他好多、好多关于“龙”的问题，关于“诗”的问题，关于“占卜文化”的问题，关于我们的“起源”问题，还有关于“神”的问题——　　《左传．昭公十七年》：“太昊氏（伏羲）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唐孔颖达《疏》：“太昊，名官。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等等。伏羲氏当年的一种虚构，一种图腾的崇拜，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一种文化的发问，就给了我们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年代种种“学术”上的命题。　　“龙”为何物？山东武梁祠（约公元147年修建）里的石刻《伏羲女娲图》侧面有文字解释说：“伏羲苍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以上的文字是说伏羲是苍龙，他既画卦，又发明了结绳为字的方法，同时也治理好了华夏。孔颖达在《疏》中引用《尚书中候．握河纪》一文中说：“龙而形象（像）马，故云马图，是龙马负图而出……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这就是我们有名的“河图”。河图的故事是说：一天，伏羲来到孟河之津，眼前洪涛拍岸，烟雾腾腾，突然从汹涌地惊涛中浮现出一头马身龙甲的怪兽。其背上的花纹像乌龟背。伏羲看了觉得此纹不是一般的纹，就按照其花纹画出了此图（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易》中的八卦图）。这其中的“马身龙甲”的怪兽就是龙吗？　　正当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在寻找我们中华民族图腾中的龙时，上个世纪我们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中找到了伏羲想像中的龙（蚌壳塑龙）。考古学家们根据这一发现，联想到大汶口文化中的王因遗址（该遗址是一个灰坑，里面有二十多条六千年前的扬子鳄烧烤过的骨板）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得出这样的结论——此地就是伏羲墓，墓中的蚌壳龙就是伏羲氏在茫茫的求索中以鳄鱼的凶猛演变而来的（故龙它有蛇身、龙鳞、马首之状，甚至连其爪子的趾数都与鳄鱼有关联。只不过前后趾数颠倒）。这一考证虽然有待学术界进一步认可，但有这样一个事实在告诉我们：龙是伏羲氏墓中的有关天文学的最早的诠释。这古老的崇拜在诉说着什么呢？冥想间，伏羲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浮现着——　　他来了，一个从远古时代走来的圣人。那神的形象渐渐地远去，人的形象清晰起来。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他用想象创造图腾，他用智慧演绎八卦，他用诗歌（古人的语言，关于这一话题见拙作《中国诗歌探源解谜》）解释文化，他用勤奋治理天下。那一条条荒原上的古道，都有他的足迹；那一座座山峰上，都有他的祭坛；那一个个故事里，都可看到古道上他行色匆匆的身影。　　茫然兮炎帝　　幽深的古刹，巍峨的殿宇，苍翠的松柏，熙熙攘攘的人流。在炎帝塑像前香炉里的袅袅青烟中，人们怀着虔诚，怀着敬仰，怀着好奇，怀着愿望叩头、跪拜。然后，带着满足，一步一回头地离去。　　祠堂、古庙外，寒鸦飞尽，又一树鸥鹭。迎来送往的炎帝古祠，在诉说着古今沧桑。在湖北的随州市曾都区厉山镇，在湖南的衡阳石牛峰，在陕西的宝鸡市渭水南岸，在云南的孟库，在山西的晋城庄里村，都一一地诉说着同一个神话，杜撰着同一个故事，演绎着同一部历史——神农氏炎帝。这些地方的人们热心快肠地为神农氏立祠，都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把炎帝的出生或在那里生活过来增加自己的一份荣耀。面对着这一个个的传说，面对这一个个的祠庙，我迷茫。就在我迷茫之时，有一位好心的学者怕我失去了寻找炎帝的信心，编造了一个善意的谎言：“神农氏有八代，一二代生活在渭水、宝鸡境内，真正称帝的是第二代。湖北随州的是第三代。湖南衡阳石牛峰的是第八代”（何光岳《炎黄源流史》）。何先生以姓氏和族谱的考证，为华夏溯源增加了一个新的途径。但是，族谱中对远古的一些宗族关系的可信度还有待史学界的认可。比喻说，屈原的《离骚》中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在当今，邹姓也说自己是高阳的后代，许姓也说自己是高阳的后代，那么高阳颛顼帝究竟有多少后代呢？这就让我们对远古的族谱可信度持怀疑的原因。　　湖北随州人说神农出生在随州有他的说法。在随州的厉山镇九龙山南麓，南麓有一个天然山洞，不知是哪朝哪代起，人们就把这口古老的山洞与神农联系到了一起。也许这里真是神农故里，在这块土地的正西面是神农架（相传是神农采药的地方）；在它的西北是谷城县（相传是神农种水稻的地方）、远安县（相传灵龙峡附近就是嫘祖的故里）、竹山县（女娲补天的石就在竹山县宝丰镇）；它的西南是建始县（现代考古发现这里有二百万年前的古猿人化石）。有这多与上古文明有着关联的地方，我们没有理由不信随州的厉山镇就是炎帝的故里。至于说这里是不是何光岳先生所说的是炎帝的第三代传人神农氏柱（也称炎帝烈山氏、连山氏），我看有点玄。因为古代是以部落为单位的势力范围（按文献：夏朝有万国推算，那么，炎帝时代起码有近两万个部落），我想神农这个部落在那原始的物资条件下，不可能迁徙得如此之快（在人口稀少、地大物博的年代，他们的部落也没有迁徙这样远的必要）。　　陕西有陕西的说法。陕西人认为陕西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有文献古籍记载神农姓姜，是因为神农生于姜水崂峪。其母女登生下神农后，到九龙泉沐浴过，又有神农死于秦岭天台莲花山之说，故神农死后，葬在了女登生神农时沐浴过的九龙泉。　　湖南有两处炎帝祠，一处在湖南株洲，另一处在今天湖南酃县的石牛峰。石牛峰人为炎帝立祠是因为炎帝南巡时，采药到石牛峰，逢大雨避之岩洞，误尝“断肠草”而亡，葬于酃县境内（今天的衡南县和衡阳市东南一带，九四年改名为炎陵县）。由于这里有炎帝祠，每逢这里民众有难，就来祠堂祈祷一番，总可逢凶化吉。这是心理上的安慰还是天公助巧，让这位古代圣人赋予了人们精神上的新内涵。这种内涵的魅力是不是神的力量，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可能是最早的由人变神的精神图腾，成为了后世宗教文化的见证。　　悠悠岁月，苍茫大地，人流如潮。透视历史的时空，我们对神农炎帝是哪里人？一时间谁也难以下结论。可是，在何光远所长（现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炎黄研究所所长）笔下，炎帝竟然与黄帝是同时代并存的两位君主。一九九四年在何所长的建议下，经国务院批准，湖南省汉朝时的酃县，今天更名为炎陵县，给后人研究炎帝又笼罩上了一层迷雾。　　为此，笔者认为何光岳所长对炎帝的研究有如下方面值得商榷：　　一、何所长在《炎黄源流史》丛书的介绍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炎帝、黄帝均为太昊伏羲的后代。太昊伏羲氏在距今约6000年前生于渭水中游的天水（今甘肃省东部）境内，其部落后东徙定居并建立政权于古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炎帝、黄帝均为部落首领。　　根据何所长的这一结论，演绎出了：“河南新郑是第八代轩辕黄帝生长、建都，统一万国的地方；河北涿鹿则是黄帝、炎帝共同打败蚩尤的地方。”这种结论就像让我们进入一个永远梦幻的世界，不需要逻辑；只求美好的传奇一样，把几千年公认的古籍文献推翻得无影无踪。从何所长以上的“黄帝、炎帝共同打败蚩尤”的称谓中，与前面提到的“炎帝、黄帝均为太昊伏羲的后代”是相矛盾的。再说“太昊伏羲氏在距今约六千年前生于渭水中游的天水境内”，根据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初步考证，如果这一遗址真是伏羲帝的墓的话，伏羲称帝应该是在公元前4530年春分时节在河南濮阳才对。而并非是何所长所说的古陈仓。　　二、在《史记．五帝本记》中，有：“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段文字告诉我们，黄帝与炎帝是不同的两代君主。　　在《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以德王，故曰炎帝’”。这段文字说明了炎帝的来历。以上两部典籍都没提到炎帝与黄帝是同时代的君主，何所长又何以说炎、黄二帝相传八代？　　三、从当代考古我们发现，屈家岭遗址表明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农耕文化（水稻田，房屋、灶，陶罐、陶葬、陶窑，距今六千五百年）来看，如果神农氏真的是五谷的栽培始祖，那么炎帝应该距今约七千年左右才对（只限于对屈家岭文化估计）。　　总而言之，远古的历史是扑朔迷离的，我们今人只能带着头脑去看。经过以上的考证，我还是比较认同当代学者刘志诚在《汉字与华夏文化》一书中，以字源学的渊源关系进行推理的结论：“炎帝姜姓，例字4）～6）是甲文（甲骨文。因甲骨文输入不上，只好放弃）姜字，7）、8）是甲文羌字，姜、羌古为一字，甲文中亦互用无别。《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羌、姜甲文像头戴羊角头饰之人，姜姓最早当是源起我国西部的原始游牧部落。例6）姜字从彳，正是造字时姜姓还有部分部落游牧生活的反映。例8）所从之系，反映了殷商时期的羌人后裔被俘获套以绳索作奴隶或人殉的地位。”这一说法有基本根据，也比较客观。今天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在炎帝祭坛的塑像，就是根据《帝王世纪》文字记载塑造了炎帝牛首、人身的（这就有刘志诚所说的：姜字本身就像戴羊角头饰之人）。　　至于神农氏炎帝故里为何成为了陕西、湖北相争的焦点，我想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　　一、 炎帝出生在陕西宝鸡市的南郊的姜水，后来他只身来到了湖北随州的厉山镇。他到随州后，去过神农架采　　药，死于湖南酃县的石牛峰。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药学家，把他采过药的地方称之为“神农架”。　　二、 也有可能炎帝的祖先是陕西姜水人，神农出生在湖北随州。至于他为何成为远古的“三皇”之一，我将在　　《释“皇”考“三皇”》一文中说明。　　三、 古人也和我们今人一样，都爱争文明起源。西汉刘安在《淮南子》一书中就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　　本来《黄帝内经》不是黄帝所作，非要把炎帝、黄帝拉出来：以“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开头；以黄帝对臣子岐伯、伯高、少俞、雷公问答的形式立说。这种争源之说不仅是炎帝，女娲也是如此。陕西人说陕西的平利县女娲山就是当年女娲补天的山；湖北竹山人说自己宝丰镇的女娲山就是当年女娲补天的山石；还有河南的女娲山，山西的女娲山等等。这种传说决不可能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人为的攀比。　　
一九八八年，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竹简有这样的记载：楚人的祖先是老童、祝融。在《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中均载：炎帝是南方和夏季的帝，祝融是南方和夏季的神。炎帝曾经命令祝融派遣四神降入人间，奠三天（指日、月、星）。历史学者高诱注：“炎帝，以火德王天下，是为炎帝，号曰‘神农’”如此种种，都有与《帝王世纪》争夺炎帝故里之嫌。　　四、 在“人神合一”的时代，炎帝对我国的医药文化和农耕文化有着特殊的贡献，后世也有可能把他敬奉为神。　　就像蜀汉王朝时的关云长、诸葛亮一样，成为后世通俗历史文化“神”的祭奠。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把这种神请到自己的领地来，争相贡奉。　　我这是在追溯炎帝的踪迹吗？不！炎帝是“神”，我一凡夫俗子何以能追踪得到？在历史面前，我们只能客观地去分析，用证据说话。如果以上所谈对何光岳所长有什么得罪，那只能怪古代史学家和炎帝本人了。他们为何不客观地传承历史？炎帝又为何搞那多发明，让后世敬仰得五体投地！　　我们今天的这场讨论，是古人争辩的延续，后人也会说三道四。其实讨论时是唇枪舌剑，事后迷茫不知所措；就是几千岁的炎帝看到我们这样争论不休，也会茫然……　　　　待续　　　　红尘滚滚　　帝为何物？苍茫之间，它在我脑海里翻腾……冥冥之中——它是枷锁，是幻觉，是光环，又是罪恶。在庄子眼里，它是庸人束缚快乐和自由的紧箍咒，是大彻、大悟、大境界君子眼中的粪土；在伯夷、孔子、岳飞、文天祥眼里，它是神、是圣、是天、是龙；在苻生、武则天、安禄山、石敬瑭、慈禧眼里，它是爹、是娘，比爹娘还大，比儿孙还亲；在梁武帝萧衍觉悟后眼里，它是一文不值的符号。　　然而，它的的确确成为过尘世间至高无上的圣职；成为过杀人魔王的护身符；成为过历史的里程碑；成为过高贵与卑贱、正义与邪恶、忠与奸的分界线；成为过剩余价值下的一个砝码。　　可是，它只不过起源于一名驯化了野马之后，在原始的牛拉橇上多加了两个木轮，然后用马带（马车）奔驰在蛮荒九州土地上的第一人——轩辕氏黄帝。关于他的传说亘古至今不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史记》）”。《国语．晋语》中有这样的记载：“昔少典娶于有乔（原乔字是：左边一个“虫”傍，右边一个“乔”字，《汉语词典》不见此字，有些典籍用“乔”字代）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为成、炎帝以姜水为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这段文字告诉我们黄帝分封于姬水，炎帝分封于姜水，他们是亲兄弟。司马迁在编著《史记》时，参考了《世本》、《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尚书》。轻描淡写地写了黄帝与蚩尤在涿鹿之战，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之战。这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之战是兄弟之间的战争，他们为何要打？我们不仿看看《帝王世纪》再说：“神农氏姓姜，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这段文字说炎帝的母亲是少典之妃，少典是黄帝之父，那么炎、黄二帝原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既然是异母兄弟，为了政权他们有可能在阪泉反目成仇。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少典是有熊国之君，当初少典把这两个儿子分封到了姜水和姬水，按《国语．晋语》的说法黄帝出生在前（也有可能因炎帝母亲是妃子的原故，把黄帝的名字放在了炎帝之前），炎帝出生在后，而我们后世总以炎黄相称，他们究竟谁是兄、谁是弟？假设炎帝是兄，那么炎帝的帝业有可能是靠他对农耕文化和医药文化的贡献赢得各部落尊重后取得的。这样的业绩应该能让炎帝在相当的时期内保持政权的稳定性的，为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轩辕之时，神农氏衰”？难道说这时真的是炎帝势力衰落了吗？这种说法似乎没有说服力。大家想想：炎帝既然是那个时代农耕文化和医药文化的发明者，国力应该很强，在部落中的地位也会很高。既然炎帝国力强、地位高，他不可能调动不了各部落军队来对付蚩尤，让黄帝取而代之呀！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这时黄帝发明了马车（战车），成为了战争的主导者。他见炎帝成为了各部落的首领之后，借打败蚩尤赢得各部落的威望而成为武力之君的呢？而司马迁不让我有这种设想，他明确地告诉我们：黄帝打败了炎帝得天下之后“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遂禽杀蚩尤”。让炎帝与黄帝之间这段血腥的历史成为了我国帝王史上一个永远的谜团。　　历史也正好从黄帝起有了战争，有了血腥味，有了滚滚的红尘。黄帝虽然有了四海，可没有安闲过。他到过东海，登过丸山，访问过空峒，游过长江，居无定所，征战无数。在茫茫的九岭八荒的土地上，你看到的不是太平盛世，而是烽火连天，战车、马蹄、逃难的人群、混战的双方卷起的滚滚尘埃。而司马迁还是不忘对黄帝形象的描写。说他不仅发明了马车，而且还是房屋、舟楫的始祖。再加上他的夫人嫘祖养蚕、缫丝、织绸，把一个华夏文明都热热闹闹地同他和夫人联系到了一起。这样的帝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崇拜？不敬仰？不骄傲？不自豪？　　只是苦了神农氏。黄帝这样风光，有谁还记得阪泉三战时，黄帝派熊、罴、貔、貅、貙、虎残忍地来对付自己的这位同父异母兄弟呢？只记得黄帝看凤凰时的得意，只记得“龙凤”也许是从这里开始风风光光地走进帝王家，成为皇帝和皇后的代名词。那“一将功成万骨枯”；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都一一地成为了历史的祭奠。沉沉的，不像红尘惹是生非。　　　　月照神州　　历史的潮流卷起了反思的浪花吗？黄帝车辚辚、马啸啸地征战了一生之后，安安静静地躺在了桥山脚下。一轮弯月苍凉地洒下如水一般的幽光，带来宁静，带来沉默，带来岁月的秋风。秋风也累了，她坐在桥山的草丛中瑟瑟地哀吟着……　　颛顼帝一觉醒来，梦中的一切让他翻来覆去地回味着。使命的脉搏在跳动，他的心紧紧地贴着思维，最后他清晰了——天下要安定，人心在思治。于是他把握住了“仁爱”的脉搏，放大、审视、执行。　　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在黄帝二十五个儿子中，嫘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青阳，一个就是颛顼的父亲昌意。青阳分封在江水，昌意分封在若水。也许昌意是幸运的，他没有与哥哥青阳之间为争夺帝位而残杀，也没有像父辈一样辛苦，自己的儿子高阳（颛顼）轻而易举地继承了帝位。　　颛顼帝高阳即位的第一件事就是定四时，然后进一步地研究、驯养家畜禽兽，教化万民，制定礼仪。颛顼帝即位的这一时期，有一点像汉高祖征服天下后，他的后人形成“文景之治”的盛世。因此，司马迁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颛顼帝统治时的盛况“日月所照，莫不砥属”。这句话既指颛顼帝统治时拥有天下之大，又说明了颛顼帝巡游了天下——是一位难得的、体察民情的仁慈君主。　　他北到过幽陵，南到过交阯，东到过蟠木，西到过流沙。广袤无垠的华夏大地他都一一地巡察过，带回的是醉心的满足。那王冠下的玉冕收获到了部落的祝福，人民的安康。我们从他那王冠闪闪发光的玉光中，看到了月光相映的、静静安宁的余辉。　　
　　笔触进入远古文化的核心！
　　作者：眉山周闻道　回复日期：　11: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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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转星移　　岁月的洪流滚滚向前，历史的巨轮驶向风云的沧海。沉浮之间，物是人非。颛顼帝带着他的生命信息符号远去，留下一个个历史的问号。此刻，我伫立在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山镇土山陵园高阳氏颛顼和高辛氏帝喾墓前，凝视着历代留下的一百六十五块大大小小的碑碣，想象着沧桑的岁月。那一幕幕历史的画卷又一一地闪现在眼帘：仓颉为黄帝造字，蚩尤五十二战被黄帝打败后成为了黄帝手下的一名称职的统帅（传说），少昊帝不明不白的消失，颛顼帝笑看帝喾……　　我不知道颛顼帝的父亲和他的伯父（青阳）当初让颛顼帝继帝位时有没有“金匮之盟”，但是，颛顼帝百年之后，是他的堂侄高辛氏帝喾即了位。这其中有什么秘密吗？史料也没有介绍这一传承的过程，我们只能以一份美好的亲情友爱来圆这一梦境。——也许是高阳氏颛顼帝没有生子，也许是颛顼帝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也许是当初青阳的儿子少昊没有作为，黄帝有遗嘱：如果朕百年之后，我的两个儿子中，子孙轮流执政。颛顼帝接替了少昊，他百年之后又把帝位还给了少昊的后代，也许，也许……　　正当我在一个个也许之中时，帝喾来了——　　你看，他从陵墓祭祀过颛顼帝回銮。六匹白色的骏马（古天子驾六，也许代表东、西、南、北、天、地）拉着他高大的法驾，威风凛凛地回来，他端坐在法驾上，眼角上还留有泪痕。一群臣子跟随在身后，更显示出他神圣不可侵犯的气质。从他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中，我们看到了他的壑智，从一路欢呼声中，我们看到的是众心所归。他也许是看到了我们，连忙站起身来挥手致意，那微笑的面容仿佛在说：“按颛顼帝的治国方针办。”　　是的，他按前辈的方针政策治理好了这远古的部落，司马迁评价时，用上了对颛顼帝相似的文字“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这足以说明帝喾治理的华夏有颛顼帝的遗风，那江河湖泊，那崇山峻岭，那辽阔平原都同样有他的足迹。　　他娶了陈锋氏的女儿为妻，生下放勋；娶娵訾氏的女儿，生下挚。他的这两个宝贝儿子重演了少昊和颛顼的一幕——都轮流执过政，历史只认可了放勋，而挚默默无闻地同少昊一样退出了帝王的舞台。尧帝放勋成为了后世敬仰和骄傲的明君。他的智慧，他的豁达，让虞舜完成了人生的羽化。这一个个过程，仿佛像江河行地，斗转星移。　　　　睿智千秋　　在五帝时代，有谁记住了少昊、挚这两位昙花一现的帝王？如果记住了他们，就是七帝了。历史为何称之为五帝呢？主要是少昊和挚在历史上的政绩平平。五帝中，后世又以尧舜为自豪！这是为什么？是尧的豁达大度吗？是舜的传奇成全了尧吗？还是尧舜本来就是相互影响、相互燃烧、相互释放的圣者？就像磁场上的正负极一样，没有相互的引力，就不会产生电流一样吗？为此，我在浩瀚的书海里寻找着历史的答案。历史半真半假地告诉我，他们既是人又是神。　　在《尚书》、在《史记》、在《世本》、在《帝王世纪》、在《帝系谱》、在《山海经》等等史籍中，我看到的是扑朔迷离的、亦真亦幻的、亦人亦神的两位圣人。　　我不知道尧出生的年月日，但在《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尧七十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尚书》相同）。这是一个多么让人羡慕的年龄，不算尧的出生到即位的时间，就他执政算到死就有一百一十八年。根据现代科学理论，人的极限寿命为一百二十岁。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百二十岁的寿星。由此可见，尧的年龄是历史的美谈，一个让人向往的人间神话。从黄帝到尧帝家族的六代帝王中，尧是一名最开明的君主。他开明之处是：认人为贤。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这哪里像帝王问政？分明是在向我们讲述着一个精彩的故事。也许只有尧帝才有这样的语言，那深邃睿智的眼神，那平易近人的表情，那普查天下的心胸，那豁达大度的态度，都从《尚书》这段文字里告诉了我们。　　可以想象：尧帝在位七十年某一天的诸侯大会上，他想在四方部落首领中选拔继承帝位的人。可是，四方部落首领都非常谦恭，并向他推荐了一个穷光蛋——这个人不仅是个无钱娶妻的光棍，还有一个眼瞎愚昧的父亲，一个横蛮不讲道理的继母，加上一个仗势欺人的同父异母弟弟（象）。这个可怜的舜，有这种家庭莫说是古代，就是现代有这样的家庭也会打光棍。而舜由于他的孝道，由于他的开阔胸怀，由于他对生活的信仰，由于他有一颗仁慈宽厚的心，被尧帝看上了，也被四方的诸侯看上了。一夜之间，他走起了桃花运，尧帝把自己的两位如花似玉的公主（女英和娥皇）嫁给了他，并派他治理一方。这就是善有善报的文化根基，让后世清醒了什么是人格化。　　尧帝不仅认人为贤，而且还是华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第一人。他的祖先嫘祖早就发明了丝绸，他没有用丝绸做龙袍，也没有住皇宫大院，只是穿上葛麻衣裳，随居而安。他用的是陶碗、陶盆，坐的是轺车（古代轻快的单匹马车，也是战车，而不是黄帝坐的六匹马拉的法驾）。当他看到一个犯人在行刑时，就谴责自己普法没有到位；当他看到寒风中有人穿着破烂的单衣时，就愧疚自己没有建立全民生活保障机制；当他看到乞丐时，就会上前施舍……　　物以类聚，式以群分。有这样一位爱民如子的帝王，就有一批廉洁奉公的臣子，如忠于职守的羲氏、和氏根据日月的出没、星辰的位置，制定出了一年三百六十六天的古代历法；羲仲氏住在郁夷恭迎日出，定春耕季节，了解鸟兽交配状况；羲叔住在南方，考查夏季农时；和仲氏居住在西方，恭迎太阳西落，研究秋分，玄武七星；和叔氏住在北方幽都，认真论证冬季果实的收藏方法。再就是大司马契，大司农后稷，大司理皋陶和乐师夔都一一地被后世载入了史册。让历史增辉的同时，给千秋万代做出了榜样！　　莺歌燕舞　　根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华夏农耕文化的第四阶段为公元前3000——前2000年。这时的农业文化从生产工具到种植品种都进入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尧帝将天下划分为了四岳，而舜帝将天下分划为了十二州。虽然只是一个行政区域的划分，但舜帝统治时的区域形式更接近于当代。　　尧帝带着他高龄的秘密走了，留下了谦和，留下了睿智，留下了无私，留下了灿烂的人格文化。他的九个儿子中最让他担心的是丹朱反对他把帝位传给舜，于是，尧把丹朱派到了南方。南方是苗人，是蚩尤的后人，尧这样做可谓用心良苦，他在向天下人在说明：他要民主，要贤人来接班治理天下！舜没有辜负尧的重托，华夏十二州在他的统治下，人民丰衣足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邻里和睦。这是不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父亲感化了，继母变得温柔贤惠了，弟弟（象）变得有所作为了?虽然历史没有告诉我们，不过，我想五十岁才执政的舜帝，这时人生的态度应该更豁达，处事更历练，智慧更深邃——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春播的歌声回荡在蓝天，牧童骑在牛背上，他们一边学着大人们歌唱，一边凝视着部落里用他们放饱的牛在犁地，幼稚的小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一群群紫燕穿梭于嫩绿的柳条间，一阵阵鸡犬声此起彼伏，一个个少女正在采桑叶，一名名妇女正在采蘩（古代漂蚕丝用）。舜帝端坐在轻便的轺车上，他看到这风光旖旎、山水如画的《春播图》，那威严的脸膛上露出了一丝让人难以觉察到的笑意。在他的笑意中，闪现着他在历山种地的情景，看到了他在雷泽捕鱼的故人，回味着他在河滨制陶器的成就。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兴旺发达，他生活在哪里，哪里就吉祥如意；我们宁可相信这是历史的真实，也不愿意这是一个梦幻的神话。　　岁月的风霜染白了他的两鬓，生活的风雨洗涤了他的面容。他一路走来，人民看到他都以笑容相迎，有的人干脆叫他一声：“舜老头，又来看咱们了？”那称呼里有信任，有亲切，有敬仰。而舜帝听到这样的称呼时，像听到世间上最动听的音乐一样，甜甜地微微一笑。老百姓看到他这样平易近人，亲切和蔼，都没有把他当帝王。甚至于随便地邀请他坐在田间地头，吃一顿便饭，然后送他上路。难怪当年尧死了，他不肯接尧的班，想把帝位让给尧的儿子丹朱时，诸侯们不认同丹朱，而认同他的。这就是人格的羽化吗？这就是伟人的伟大之处吗？我想任何凡人都有可能利令智昏，而舜之所以成为千古伟人，就是他从小到老都有一个豁达大度、以大境界淡化庸俗的原故吧！　　历史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吗？还是故意让我们记住一个美丽的传说呢？既然舜这样仁慈，这样宽厚，这样体察民情，为何在他的晚年发生了九嶷山一带的战乱呢？舜不顾个人安危，不顾年老体弱，不顾家人的惦记，瞒着女英、娥皇匆匆忙忙地赶向湖南。他就是在这匆匆忙忙中，为他划上了生命的句号。这个句号被后世演绎着，演绎出了一个既悲壮、又感人的爱情故事：当女英和娥皇知道舜帝死于九嶷山后，都匆匆忙忙地赶到这里。她们到了。看到的只是滚滚的长江，只是烟波浩渺洞庭湖，只是九嶷山上的一丛丛翠竹。她们肝肠寸断，泪如雨下，那一滴滴的泪水飘向了空中，洒在了竹丛，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印痕——斑竹。　　斑竹在岁月的长河中守望着。守望的是风霜吗？守望的是期待吗？不，她们守望的是一曲曲动听的歌声。那歌声是当年舜帝划定的一个音符：“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间克谐，无相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见《尚书.尧典》）。”　　这音符——成为了后世诗歌理论的坐标，成为了蓝天下莺歌燕舞的节奏。　　
　　三皇五帝走了，夏、商、周情况如何?请看夏卷　　　　沧海横流　　　　在蓝天，我俯瞰大地：浩瀚的海洋滚滚翻腾，茫茫的湖泊桀骜不驯，纵横的江河波涛汹涌，小小的绿洲漂流不定。人在这残酷的大自然面前，渺小得如同巨轮碾蚓蚁，狂风卷残云。这时，我眼前浮现一个高大的身影，他顶天立地，手执巨斧，看到高山挡水，猛然一斧劈下，上游被阻滞的洪水哗然倾泄……　　相传在尧帝时，曾发生过一次特大洪水。滔天的洪流卷走了畋田里的野兽，卷走了桑麻田里的希望，卷走了无数的生命，卷走了帝国的根基……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生命被鳄鱼，被河马，被鲨鱼，被“龙王”吞噬掉；鲸、海象，对这种惨境不闻不问，难民只好栖身于山洞或树干上。　　面对这无情的沧海洪流，面对这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人类在选择，在探索，在思考——征服自然才有出路！于是，尧派禹的父亲（鲧）去治理洪水。　　鲧治水9年，他采取堵塞水路的办法，结果水愈堵愈高，洪水一度缺口，像饥饿的猛兽，张开血淋淋的大口……舜继尧位后，他认准了治水世家子弟——禹，并成立了以契（商族的祖先）、后稷（周族的祖先）、皋陶等人组成的治水委员会。禹对舜的重托，感受到了无限的信任，一种使命感让他觉得“士应该为知己而死”。夜静更深，他仰望着苍天，仿佛要窥视透天、地、自然奥秘似的。良久，他终于下定决心——我得首先了解山川湖泊的地形图。　　于是，他告别了家人，告别了朝中的大臣，告别了父亲的方案，走出去——绘制出了一幅垂名青史的《山海经》图。后人在颂扬他的功绩的同时，把他神化了。于是，出台了许多、许多关于他的传说，许在黄河的三门峡，在长江三峡，在四川，在山西，在山东（相传大禹治水时在此建禹息城，大禹治水时曾留住此城，并以此城为“导河入海”的施政指挥中心。春秋时改为羽国，后汉改为羽贞，唐高祖武德年间改为禹息；唐天宝元年（742），取禹息故城之意，改祝阿县为禹城县）。在浙江（会稽山曾经是大禹会诸侯处）。在云南（昌宁县澜沧江与黑惠江合流处有一条桩，圆径不足２尺，常与江水同高下，或高于江水一二尺，相传为大禹治水时治服蛟龙留下的遗迹），在，在……　　还有好多好多的“在”，在全国各地都有禹的踪迹，都有禹的故事，都有禹的传奇，都有有关禹治水路过或住过的山、州、县、市、穴、桥、石、洞等等，亦人亦神的传说。真正可信的是浙江的会稽山，他是司马迁在《史记．夏本记》中认可了的：“禹会诸候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故这里有大禹陵（一九九五年五月，题写“大禹陵”并亲自谒陵）。　　多、许多关于他的神话，还有有关他的出生地——　　关于他的出生目前有两种说法：安徽涂山人说禹是在涂山出生的。四川石泉人说禹是在石泉出生的。历史认可了四川：禹出生在四川省西部的绵阳地区北川县（古称石泉县）石纽山麓的禹穴（禹里羌族乡政府所在地，方圆数十平方公里保留着许多有关大禹的文化遗迹，被称为大禹故里）。唐代以前，石纽山麓建有禹庙，每年六月六日禹的诞辰日，人们都要聚集在禹庙前举行祭祀活动（可惜，禹故里坊“文革”中被毁）。　　这一说法是有根据的：《太平御览》卷四引《遁甲开山图荣氏解》云：“女狄（又名女志、女嬉、修己）暮汲石纽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鸡子，爱而含之，不觉而吞，遂有娠，十四月，生夏禹。”还有一个补充说明是：石泉县的县名就是取石纽之“石”和甘泉之“泉”。　　为了进一步地认证这一说法，四川人还说：望崇山在今禹里东，山峰矗立入云，相传崇伯（禹父鲧）外出治水，常年不归，圣母思念，常登此山遥望禹父归程。可是，林木繁茂，挡住视线，圣母叹道：“眼前若是没有这些大树多好啊！”圣母企盼的话音刚落，狂风骤起，眼前大树连根拔掉，故有“望崇山”之说。　　汉朝的文学家扬雄也来赶热闹似的，他在《蜀王本纪》中说：禹生石纽，其地名刳儿坪。刳儿坪位于九龙山第五峰下，其地“稍平阔，石上有迹，俨然人坐卧状，相传即圣母生禹遗迹”。沿刳儿坪溪流而下，有一巨石，其状如盆，其“水色金赤，四季不变，相传是圣母诞禹后洗儿处也”（民国《北川县志》）。　　洗儿池以下的溪流中，“白石累累，俱有血点浸入，刮之不去。相传鲧纳有莘氏女， 胸臆坼而生禹，石上皆是血溅之迹”（《锦里新编》）。令人称奇的是“血石止禹穴一里许”（《三边总志》），距洗儿池稍远即无此奇观。距洗儿池不远的绝壁上刻有篆体“禹穴”二字。这二字在岁月的风雨中洗礼着，见证着，诉说着，它在看日出，在看日落，在观沧海桑田。　　《尚书•禹贡》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指禹疏岷江水入沱江，使其在泸县流入长江，从而减少进入成都平原的洪水）。禹整治好岷江后，顺江东下到了江州（今重庆市一带），娶涂山氏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启（至今，重庆朝天门长江南岸的那块“夫归石”或称“望夫石”，还在向人们诉说着许多关于大禹与涂山氏之间的动人故事呢）。
　　禹从江州东下来到了三峡，便开始疏浚三峡的工程。晋郭璞《江赋》云：“巴东之峡，夏后疏凿”、《淮南子•修务》载：禹“决巫山，令江水得东过”（即凿开了堵塞江水的巫山，使长江之水能够顺畅东流）。为了增加一点传奇和神秘感，人们又把禹与巫山神女混为一谈：说禹在疏浚三峡时，还曾得到神女瑶姬的帮助。那大溪河中的“锁龙柱”和“斩龙台”成为了瑶姬帮助禹治水、凿峡，锁龙、斩蛟的“铁证”。　　在神女的帮助下，经过禹和各部落人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凿通三峡。江河畅通，万江归海，湖泊疏浚，能蓄能耕。禹在治水13年中，非常繁忙，竟至三过家门而不入。　　唐朝大诗人杜甫不知是不是听了这个传说，洋洋大方地写下：“疏凿功虽美，陶钧力大哉（《瞿塘怀古》）。”任过夷陵县令的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只相信禹开山疏浚之功，不信神牛凿峡之说。因此，他将“黄牛庙”改名“黄陵庙”，庙中祭祀的黄牛神改为祭祀夏禹王。范成大在《初入巫峡》一诗中直抒胸臆：“伟哉神禹迹，疏凿此山川！”这些文人政客，只图热闹，管他后世如何去评说。　　传说我们就不多讲了，我想从客观的角度对禹进行评说：大禹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是政治家，又是水利专家，为华夏文明立有三大功劳：　　一、他领导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他是世界上最早、最有影响的水工程专家）建设，为中国的农耕文化竖起了一座丰碑。　　二、他走遍神州大地，根据九大水系将舜时的十二个州划分九州，明确了水系资源。　　三、他普查了国土资源，其考察报告是《山海经•五藏山经》。根据一些学者对《山海经》的考证，禹时代国土资源普查的范围南至台湾海峡，北抵蒙古高原，西至天山山脉，东达日本列岛（《帝禹山河图》）。　　
禹走了，带着遗憾，带着悲壮，带着期盼地走了。那山川，那河流，那九州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一个沧海横流蛮荒的时代随大禹走进了天国，眼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现代化的水利枢纽工程，一根根电缆贯穿南北，一座座城镇闪闪发光。昔日恐怖的“水龙王”，变成了“电龙王”。它们神秘地、无影无踪地奔腾在现代化的沧海中，改写了沧海横流的定义！　　　　
　　扑朔迷离　　衡量远古朝代的文明有一个国际标准（即：文字、城市、行政区域及其社会制度）。二ＯＯＯ年十一月，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夏商周断代史工程课题组”通过互联网论证断代史时，有些西方学者认为我国的夏朝虚无飘渺不可信。而我国的先秦权威性的《尚书》和汉代司马迁写的《史记》等古籍、传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大禹死后，在守丧的三年里由伯益代理国王。伯益因懂鸟兽语在舜时代曾担任驯鸟兽的大臣（畜牧部长），又因帮禹治水凿井有功，被赐姓嬴（秦始皇的祖先）。　　伯益不是一位政治家，他忙于农业、畜牧业、桑蚕业、祭祀大典，忽视了人际关系。他在代理国王期间，人事组阁很有可能有问题，不然，为何在他三年任期到了之后落选了呢？　　这个政治上的糊涂虫，自以为是地躲到登封市的箕山上去避嫌（怕别人说他拉选票），其结果诸侯都跑到夏启那里去了朝拜夏启去了。　　沮丧的伯益垂头丧气。他的长子大廉为了让父亲从失败中振作起来，说：“父亲，孩儿请人算了一卦，算命先生说咱们部落将来必然兴旺发达。”伯益听了，精神也为之一振，他动员部落成员跟夏启对着干。可是，夏启有众多诸侯支持，伯益最后被夏启杀害。历史留下了苍白的一页。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位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既然禹如此贤，又为何杀伯益？是司马迁照古籍而写还是另有隐情？　　夏启打败伯益后，正式即位。翻开了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第一页（我国在二里头的考古，发现了最早的夏朝城池，比现在故宫大两倍以上）。然而，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在西方这些学者眼里：“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部分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而我们的祖先总是把自己比成神、兽、圣的起源，这就是华夏文化文明的根基。相传，当年禹治水时到了安徽怀远县一带挖泥，看见一只九条尾巴的狐狸精突然变成了美女，她娇滴滴地对禹嫣然一笑，说：“阁下就是当今有名的治水大臣禹吧？附近有个地方叫台桑的欢乐谷，未婚男女青年都到这里谈情说爱，我特地来邀请……”这位治水英雄还没有等狐狸精说完，十魂已掉了七魂，他屈服了美女，走进了爱河的天国。　　当大禹跟着狐狸来到欢乐谷。眼前：调情的，骂俏的，成双成对混合祼浴的，如胶似漆交欢的……大禹此时此刻脸红心跳，在狐狸精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举止优雅，黑眸明亮，身材苗条又婀娜多姿涂山氏，玩起了跳钢管舞的把戏……屈原《天问》中：“通之于台桑”就是这一糊涂爱情故事的见证。　　有了甘露就会有丰收，不久，涂山氏怀孕，就有了启。还有一说是：涂山氏发现禹不是人而是兽后，气哭了。苍天为之动怒，晴天一声霹雳，大雨倾盆，涂山氏在雨中化成了一块巨石。大禹发现涂山氏因看出了自己是兽后，追赶上来，眼前的涂山氏已经变成巨石，悲痛欲绝地呐喊：“既然你不肯当我的妻子，那就请你还给我的儿子呀！”　　禹的话音刚落，一声巨响，石头爆裂，中间蹦出一个光屁股小孩，这就是启（启就是裂开、开启的意思。今安徽怀远县的当涂山上还有“启母石”）。　　启执政后，在今天河南禹县北门外大摆宴席，狂欢作乐，极尽豪华。所来的诸侯中，来自陕西户县的有扈氏，　　是启的族兄弟，本来他对启就不满，这时在宴席菜里吃出了一只苍蝇，怀恨在心，回去后扬言要造反。启听了怒不可遏地对诸侯们说：“自己族里的兄弟尚且谋反，朕还何以号令天下！”于是，他调动军队，西讨有扈国。在《尚书．甘誓》中有这样的文字：“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恭行天之罚。’”。这难道说是司马迁所说的“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吗？面对这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我迷茫……　　甘地一战，有扈氏被夏启联合的诸侯军打得尸横遍野，有扈氏的子民都被罚做了奴隶。中国古代社会有扈氏是不是第一代奴隶，我们不清楚，但在史学界把夏朝归纳为中国的奴隶社会开始，这还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　　　　五子期待　　“太康太康兮，君何往。大夏大夏兮，向何方？先帝授命兮，忽贤良。吾辈五胞兮，盼王归。归兮归兮，断酒色，归兮归兮，振朝纲！”这是太康的五位弟弟共同创作的《五子之歌》（作者许雨浓代笔）。司马迁在《史记．夏本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夏启死后，太康为何即位？难道说当时的诸侯没有选举吗？是不是因为禹建立的奴隶制度不得人心？或者说这时进入了专制制度？正当我茫茫然时，有一位河南省幻想作家B先生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太康证实了世袭制的弊端：他娇生惯养，好吃懒做，沉湎声色，不理政事。他把国都迁到河南巩义地区（洛阳一带），行为越发放荡——甘酒嗜音，峻宇雕墙，还时常到远离国都的地方去打猎，大臣们的劝阻都被他当作耳边风。太康肩膀上扛着一个棍子，嘴里叼着一个野鸡骨头，外出打猎。打猎，是古代最具魅力的户外运动，只知道蹦迪的可怜现代人是想象不出打猎之令人痴狂的，那就像推着小轮车在超市里采购，使人欲罢不能。太康不停地打，在大自然里采购，狗熊啊，大象啊，犀牛啊，都被打死了往小车里装（许雨浓认为太康打死这些动物与“小车”有些矛盾），喜欢什么野味，就打来装在车里，不管吃得下吃不下。那时气温比现在高两三度，中原也是亚热带气候，保存着大片的森林沼泽。这个购物狂太康可以看见猩猩、大熊猫、竹子和孔雀热带动物。　　太康嘴里叼着鸡骨头，骨头上凿有两个孔，这叫做骨笛，内腔还安装一根可以推拉的活塞，可以变换音阶，从一头吹起来招引麋鹿，是乐器笛子的原形。太康吹着这个骨笛，顺着洛水一路南行，越走越远，跟大象、犀牛捉起了迷藏，过了一百天还没有回来，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大象吃了。朝廷群龙无首，大臣惶恐不安，有识之士都预感要出大事了。　　这时候，也有一个人带着他的部族，挎着弓箭，从东边向这边移动，来捕获洛阳地区的猎物。这人就是射日英雄后羿的后代（历史上的后羿射日，许雨浓持怀疑的态度），武艺精湛，箭法高明，给自己取名夷羿，这是出于追星的需要，因为他同时也是后羿祖先的fans。不过人们也管他叫后羿，而前边射日的那个准确应该叫羿，而不是后羿。到底该怎么叫，实在是乱！——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弄乱了。鉴于现代人已经习惯了把那个射日的叫做后羿，为了便于叙述，我们就把这位后出场的先生叫做“Junior后羿”——小后羿吧，简写为“Jr.后羿”——好比“布什”和“小布什”。　　Jr.后羿肩上斜挎着弓箭，面色冷傲。他的脑袋上是一个朝天的发髻（类似麻花辫子），髻身套着一对野猪獠牙的“束发器”，骨制的小管子串成项链佩带胸前，双臂则套着十几对白色黄色的陶镯，胸前挂有龟和鸟的玉石，腰上缀着一副甲囊（类似行军水壶，是两个乌龟壳面对面用皮条缚合而成的），甲囊里存着几枚铜针和古代打火机。这是东夷族人典型的装束，非常之酷，头上还垂着一条随风飘摇的束发带。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阳光，像野兽的爪子搭在Jr.后羿焦灼的肩膀上，他盯着天空，闷声不响。他的身后跟着“武罗﹑伯姻﹑熊髡﹑龙圉”四大护法，还有一个叫做“寒浞”的副官。这群在东夷族享有盛誉的人，此刻正从山东赶往中原，目的是把沉溺于游乐、不得人心的太康堵在返回都城的路上，以便控制夏朝都城巩义。　　这时，昏聩的太康打猎尽兴归来，已被Jr.后羿定罪为“侮辱了金木水火土”（跟从前夏王朝定给别人的罪名一样），拒住了他的归路。Jr.后羿及其四大护法剑拔弩张。太康不得已，只好叼着笛子向东流落，跑了两百多公里，横穿河南省，到了东部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筑城住下（其实是土围子），最终也死在那里。此地后来就叫做太康，现在还有，就是河南省太康县，最近，他们的电影院还着了火。　　太康的老妈和五个弟弟还等着太康回家呢。他们站在都城外的洛河边上，却一直没见人影。出于埋怨和悲伤，他们创作了五首诗歌，称颂大禹的功绩，批判自己的懈怠，很多人听到都感动得哭了。这就是所谓“五子之歌”：“明明我祖，万邦之君……内作色荒，外作禽荒。万姓仇予，予将畴依？……弗慎厥德，虽悔可追？”意思是我爷爷大禹很牛气，当了一万个诸侯的长官。可是我大哥不好好干活，内亲女色，外迷打猎，一万个诸侯都仇视他。现在又轮到人家东夷人牛叉了，咱后悔又有啥办法阿！”　　这位想象力丰富的B先生，把一个太康帝写得有声有色，只可惜想象代替不了历史。还是司马迁笔法高明“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一笔代过。让读者尽可能地发挥想象力（不同的读者，就会有不同的想象）。反正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让我们没法解读。上个世纪末，政府拿出上千万人民币、轰轰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其规模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纂修的声势。二ＯＯＯ年十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的结论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而《简本》发表的前後，国内外抨击《简本》的声浪像潮水般地涌来：斯坦福大学的名牌教授David Nivison在《纽约时报》上说：“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二ＯＯ三年四月，“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关“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工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的交锋。在会议上，海外的学者对“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吗？一部残缺不全、支离破碎的历史如何向国际和国内及其我们的后人交待？！此时此刻，我仿佛听到了来自远古的声音：“五子期待兮，不冤不枉！”为了祖国的尊严，为了给后人一个完整的交代，为了让姒氏五兄弟瞑目，我们应该肩负起历史的责任。　　　　
　　永远的问号　　“太康失位后，与其弟仲康一起外逃。后羿废掉太康王，立仲康为王。此时夏朝已为后羿篡夺，仲康只不过是流亡中的国君。太康等人又逃到戈地（今河南太康一带），筑城定居。太康流落在外十年左右，就病死在戈地。随同家属便把他葬在如今的太康县城东南二里许的地方。”这是《太康县的由来》里的文字介绍。而司马迁在《史记．夏本记第二》中是这样记载的：“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这两段文字前者介绍比后者介绍要详细，内容更丰富。前文中提到了后羿篡位，仲康只不过是一个流亡国君；而后者提到了羲、和氏（尧舜时的历法、气象学专家）沉湎于酒色，连日子、时间都没人管了。人们不免要问：这些资料可信吗？我亦难信。还是B先生乐观，他这样写道：　　“太康被羿赶走，却变得谦虚起来，觉得自己还不熟悉管理中原，就把太康的五个弟弟叫来，从其中挑选了一个带有领导模样的，立为中康，做大夏朝的第四任天子。Jr.后羿说：‘我是坚持夏人治夏的，你放心去继承你哥的遗业吧。’　　中康实在是个很康的家伙，连傀儡都当不好，上天也给他捣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有记录的日食：太阳被天狗咬去了脑门。老百姓吓得到处乱跑——人们纷纷敲鼓，想把天狗先生给吓唬跑了。其实这是没有用的，因为声音只能在空气中传播，太空里的天狗是听不见的。可是，这个好心好意的习俗还是被后代帝王们继承下来了，每逢日食，后代帝王们都要亲自击鼓，作出讨好太阳的姿势，还往天上射箭，射天狗的屁股（其实这招有效，因为箭可以脱离空气飞行）。　　夏王和后代帝王一样，也不是吃白饭的，帝王的责任最主要一条就是确保人间风调雨顺，这就要求他伺候鬼神们高兴（包括伺候鬼神的日光灯——太阳高兴）。但是太阳却被天狗咬了，这实在是一个重大的事故，是夏王的失职，说明他的品德或者政策出了问题。夏王中康于是把这一责任推到了天文官的身上——就是羲氏﹑和氏。这两氏从黄帝时代起就世袭天文官的铁饭碗，饭碗端得久了，人就变成懒蛋，喝酒废事、沉湎淫乐，把日食给计算错了，没预报出来，致使中康未能提前做好敲鼓射箭准备。　　中康以此为理由，准备砸碎他们铁饭碗，征伐羲氏、和氏的封国，还喊出了“火炎昆冈，玉石俱焚；旧染污俗，咸与维新”的檄文口号，表示一定把旧风气捣碎。可是这次捣饭碗活动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出征的队伍乱打了一气，夹着尾巴铩羽而归。Jr.后羿知道了，认为中康不用再现眼了，已经足够笨了。就逼着中康把政权交给自己说：‘你伺候太阳伺候不好，管束下属也不得力，打仗还夹着尾巴而归。还是请你出来一下吧，到外面去办手续吧。’”　　B先生的高论，在诠释历史的同时，也浪漫了一把。历史上的羲、和两族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看谁也难以说清。胤为何人，中康究竟是流亡政权还是傀儡将永远是一个历史的问号？　　　　少康中兴　　　　仲康死后，后羿把仲康之子相赶走，自立为王。相逃到商丘，被夷族攻伐，又逃到帝丘（河南濮阳县）依靠同姓部落即位。　　后羿篡夺夏朝政权后，自恃勇武善射，也像太康一样经常四处游猎（不修民事），而将国事委托给了为人狡诈、诡计多端的东夷族（今山东潍坊东北）人寒浞掌管。寒浞口蜜腹剑，瞒着后羿到处施行贿赂、收买人心，培植自己的势力。甚至连后羿的宠妃、亲近族人和随从侍卫也被他收买拉拢。　　这个荒淫无度的后羿，终日狩猎。寒浞看准了这一点，经过一番精心谋划，乘后羿一次外出游猎归来的时候，买通后羿的族人及其侍从将后羿杀死。　　寒浞夺得了王位，袭用后羿“有穷氏”国号，并公开将后羿的嫔妃占为己有。而中康之子相，此时居于帝丘（今河南濮阳）。　　若干年后，寒浞将后羿宠妃玄为自己生所的两个儿子浇和殪分封到过国（今山东掖县）、戈国（今河南太康县）。夏王相这时也死了。在相临死时还没有生儿子，历史在此期间称“无王之世”。　　然而，天不灭夏，在寒浞之子浇追杀夏王相时，相的王后缗已经怀孕。缗从墙洞逃出，辗转至母家有仍氏（今山东金乡），不久生下一子，便是少康。　　少康自幼生活在有仍氏，长大之后帮有仍氏管理牲畜业。寒浞之子浇派人前往捉他，他逃到有虞氏（今河南虞城县，有虞氏是舜的后裔），做了有虞氏的厨官（一说少康从此在虞城默默地酿酒，后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把他说成杜康，酒业的鼻祖。魏武帝的《短歌行》中的：“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其部落首领虞思念大禹之功德，不忍心看到禹的后人绝种，并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做妻子，划拨伦（今河南虞城东北）给少康做封地。少康有了立足之地后，暗暗地积蓄力量，施行德政争取民心，招揽夏的遗臣遗民，开始拓展自己的疆土。而此时寒浞不仅迷恋声色，还频繁用兵，民怨载道。少康看准了这一复仇的机会，派大臣的女儿艾前往寒浞之子浇处为内应，又派儿子季杼去诱杀寒浞的另一个儿子殪，不久计成功就。少康完成了复国的第一步，建都于阳翟（今河南禹州，是大禹时的都城）。　　他重整社稷，安抚百姓，大有先王禹之风范。史称“少康中兴”。夏王朝风风雨雨地走过了六代，那坎坎坷坷的道路上，有着迷茫、苍凉、惨烈、悲伤。少康在戈地（今太康县一代）祭祀先祖太康王时，病死并埋葬在太康陵墓一侧。少康在位20年而卒，其子予继位，是为夏朝第七个国王。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夏王朝的列祖列宗，笔者将夏朝统治的时间、历代国王罗列于下：　　
公元前2070——前1600年（这是夏商周断代史考定的）　　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癸　　　　
　　历史的苍白　　予即位之后，首先想到的是派人为太康、少康二王守墓。守墓人代代相传，居处渐成村落（即：现在太康县城东南二里多的王陵村）。不知是历史的认真，还是虚无的演绎，人民在太康县为太康修建了陵墓，大清朝年间太康县知县还为太康立下墓碑。而少康就不是那样幸运了，他的陵墓经多次盗挖，又遭“文革”破四旧毁坏，已不复存在。　　关于予的历史足迹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就不是那样详细了：“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也就是说司马迁没有有关予和他的后人资料可写了。接下来司马迁这样写：“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这一个个的帝王都只留下了他们的名字，他们是平庸还是虚无我们无法定论。倒是B先生写出了这样的文字：　　予“作为对‘Jr.后羿、寒浞’东夷一族的反攻。所谓东夷族不只是一个部族，他们广泛分布在山东地区。因为东夷人善射，杼先生就发明了皮甲防身，把犀牛皮割成块块，连缀成衣甲。据说他还发明了进攻的矛，其实最多是改良了矛，比如在矛头加个可以放血的血槽，或者加固了矛头与矛柄的连接方式。　　杼先生率兵征伐东夷，得到沿途诸侯的支持，他控制了很多地方，一直打到大海之滨，抓到一只象征和平的吉祥物——一条九个尾巴的白狐狸。夏王朝的威望在各地大大增高，一些原来叛离的诸侯又重新臣服。杼先生班师回朝。过了不久就高兴地死去，年仅二十七岁。杼先生年纪轻轻，却能够继承大禹事业，把夏朝的国力与疆域发展到鼎盛，成为夏朝最有为之主，得到了后人的祭祀（许雨浓认为：如果予真有如此作为，史料为何没有记载？）。我想这得益于他小时候在“有虞氏”的泥地里，观看爸爸少康训练泥腿子士卒时的经历。自古英豪多出草莽，山野里可以长出灵芝，深宫只出产“狗尿苔”（一种长自厕所的低贱植物）。　　杼先生死后，夏朝的历史变成一部枯燥无味的流水帐。杼的儿子芬继位（芬从何而来？司马迁没认可。《竹书纪年》有芬），九夷来朝，表示愿意听从调遣，这是由于上一代的功烈使然。芬在位约四十四年而死。”　　不管怎么说，B先生出于好心为我们“演义”了一部虚幻的断代史，我们得感谢他。在他虚拟的空间里，我们在感受历史的同时，也在渴望着历史的还原。　　神龙可食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天降二龙，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龙一雌死，以食夏后。”这是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第二》中的原文。好一个孔甲，他居然吃了龙肉。在没有得到豢龙氏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