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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官场之风流人生》 正文 第一百八十二章 太子獠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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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今天的事情会就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谁都没有想到，沈淮会直接给王子亮头上扣上黑社会组织头目的帽子，叫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沈书记，你这是想往谁身上扣屎盆子？”陈飞厉声质问，他不能软，梅溪镇派出所出警冲进英皇国际将王子亮、戴毅控制起来要带走，他听到报信后赶过来抢人，哪里肯给沈淮扣上警匪勾结的帽子？
“陈局长，你紧张什么？事情怎么定性，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说得算了。”沈淮冷眼看了陈飞一眼，就再也没有理睬他。
陈飞见沈淮把他视如无物，话没说完，眼睛就从他脸上的移开，叫他气得浑身发抖，但在熊文斌、阚学涛等人面前，他又不敢发作。
沈淮见阚学涛脸绷在那里，知道他当众给这么质问，脸上挂不住，说道：“阚局长，人你让唐闸区分局带走，我没有意见。不过，今天城北区分局与梅溪镇派出所的公安干警，公然在娱乐场合门口对峙，围观者数以百计，这件事的影响太恶劣。事情搞成这局面，我要负相当大的责任，我马上就去跟谭书记当面做检讨……”
阚学涛听沈淮要直接去找市委书记谭启平，说是检讨，实际是要谭启平改变决定，他犹豫不决的看了潘石华跟熊文斌两人一眼。
他当然可以直接命令将案件移交唐闸区分局或直接由市局接手处置，让袁熊把王子亮、戴毅等人带走，但沈淮咬的是今天梅溪镇派出所跟城北区分局当众对峙这件事，他想要将整件事兜下来，就不得不掂量性质的严重性。
“你到底想做什么？”潘石华不甘心给无视，忍不住出声质问沈淮，“都这么晚了，你有什么话不能跟我们商议，非要去打扰谭书记休息？”
沈淮无意跟潘石华逞口舌之利辩论什么，也不看熊文斌，直接拿手机拨打谭启平住处的电话，电话响过两声之后就给接了起来。
沈淮只轻咳了一声，苏恺闻的声音就迫不及待的传出来：“老熊，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是不是沈淮在背后捣鬼？王子亮虽然有得罪他，但他也没有必要每回都要把场面搞得不好收拾才甘心吧？”
沈淮意识到他跟熊文斌的轻咳声很像，心想苏恺闻这么迫不及待的说话，大概一直就守在电话机旁等着看他的好戏，他轻轻的咳了一声，说道：“苏秘书对我的意见似乎很大啊；得，一会儿就过来向你道歉。不过再麻烦你告诉谭书记一声，今天晚上发生这么多事，我这就过去跟他当面做检讨……”
“……”苏恺闻没料到这个电话会是沈淮直接打过去，在电话那头愣了半晌，都没能接上话。
沈淮没有等苏恺闻给什么回应，就直接挂了电话，跟熊文斌说道：“老熊要不要陪我到谭书记家里走一趟？”眼神又扫了潘石华、阚学涛一眼，没有说话，一副任凭他们自行决定的样子。
潘石华跟阚学涛面面相觑，沈淮打这个电话，只是要苏恺闻告诉谭启平一声他要过去，并没有要征得谭启平批准的意思。沈淮都把谱摆到这份了，他们还能有什么借口阻拦吗？
阚学涛也颇为丧气，谭启平之前的意思是控制影响，不让事态恶化，但沈淮不甘心这个处理结果，要直接去找谭启平。他也只能等沈淮见过谭启平之后，才做最终的处理，招手跟唐闸区分局的袁熊，要他把王子亮、戴毅等人先带去唐闸区分局；要陈飞把城北区分局的干警都带回去反思，等候处理。
见潘石华、阚学涛跟他岳父三人出面，都没能叫沈淮低头，周明也有些傻眼，暗道：谭启平的家门难道这么通知一声，就真的能走进去？
不管周明信不信，沈淮便走出去，看到杨丽丽没有跟过来，在大门停住，跟杨丽丽说道：“杨经理，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英皇国际到底有没有藏污纳垢，你应该比我们清楚，你跟我去谭书记汇报一下！”
“杨经理，你知道不是什么话都能乱说的！”这时候王子亮见局面完全朝他所意料之外的趋势发展，这时候也有些慌，出声威胁道。
沈淮回头看了王子亮一眼，顺手抄起桌上的一台玻璃烟灰缸就朝他脸上砸过去，喝斥道：“放肆。阚局长、熊秘书长都在这里，你再说一声威胁的话给我听听！”
烟灰缸砸在王子亮的颧骨上，在大理石地上“啪”的摔成两掰，旁人听得是心惊肉跳。熊文斌、潘石华、阚学涛都愣在那里，见沈淮把地上两掰烟灰缸拾起来，也无意上前拦住他。
王子亮恶狠狠的盯着沈淮，终究是没敢说一句狠话。
沈淮将两掰烟灰缸丢一边的金属垃圾桶里，扫了旁边给一同控制住的戴毅一眼；戴毅只是看着手腕上的铐子，似乎今晚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无关。
沈淮见戴毅如此冷静，心里暗感可惜，就算把王子亮这颗毒瘤除掉，也没有办法把戴毅甚至他老子戴乐生拖进来。戴毅又不当官，只要不是他直接指使王子亮去抓人的，就算坐实买春案，最多也只能让他脱一层皮。
杨丽丽哪里会想今晚的事情会有这么多的波折，见王子亮的颧骨给沈淮拿烟灰缸砸出皮绽血出也没敢吭一声，心里也就没有什么害怕了，心想恶人需有恶人磨，王子亮是个狠角色不假，但能有沈淮这样的人来对付他、整他，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杨丽丽紧跟着沈淮走出去，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上“咚咚”作响。
熊文斌轻叹一声，跟阚学涛说道：“阚局长你跟潘区长，也到谭书记家走一趟吧……我坐沈淮的车过去。”
阚学涛跟沈淮接触不多，无法预见他这时候坚持去见谭启平会闹成什么样子，心想熊文斌跟他熟，还是让熊文斌跟他先谈谈，免得闹得让谭启平都下不了台，那样只会连累他们都跟着挨骂。
潘石华心里也不快到极点，但熊文斌跟阚学涛都没有阻止沈淮去跟谭启平叫板，他又能说什么？事情发展显然不是他能控制的，只能先跟着到谭启平家看情况再说。周明则更没有说话的余地，只能闷声跟着坐阚学涛的车。
*************
看着熊文斌从后面追上来，沈淮等他坐上来才发动车。
“为什么要去逼着谭书记表态？你这样会让谭书记更为难。”熊文斌尤不想看到沈淮跟谭启平翻脸。
他知道沈淮也许有跟谭启平直接对话的资格，但谭启平毕竟是市委书记，有市委书记的威严要维持，沈淮直接闯过去逼着谭启平表态，熊文斌也不知道谭启平会有什么反应。
“老熊，你说句心里话，想不想把王子亮这颗毒瘤从东华除掉？”沈淮打着方向盘，把车子拐上行车道。
“要是其他案子，我支持你；只是这次涉及到戴毅，牵涉太大，太复杂了。”熊文斌说道。
“老熊，你想复杂了，可能也是我顾忌比较少的缘故，我想问题要比你简单一些。”沈淮从后视镜看了熊文斌一眼，他不怨熊文斌在现实面前屈服，他要不是有宋家子弟的身份，也根本没有能力跟省委组织部长的儿子对抗，也根本没有可能说服谭启平下决心借这次机会除掉王子亮。
沈淮虽然有把握逼谭启平下决心除掉王子亮这颗毒瘤，但要是有可能，他也不想把关系搞太僵，心想，要是能争取熊文斌的支持，事情也许会好办得多。
沈淮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伸过手去拿烟，烟盒在杨丽丽这边，她眼疾手快，抽出一根烟给沈淮叼嘴里，又拿火机给他点了，又回头将烟跟火机递给熊文斌：“熊秘书长……”
熊文斌接过烟跟火机，也尽可能让自己的情绪平缓下来，事情闹得太僵，对谁都没有好处。沈淮镇党委书记都可以不干了，拍拍屁股离开东华，但留下来的烂局面，还要他们来收拾。
熊文斌点上烟，又觉得车里太闷，打开车窗，平静的问沈淮：“那你是怎么想的？”
“有时候权衡太多、患得患失太多，反而无益，”沈淮见熊文斌心平气静下来，伸手将烟灰弹落到车窗外，说道，“这案子一查到底，到底会有多恶劣的影响？一，王子亮目前主要跟城北区的官员勾结得深，城北区可能会有很多官员牵涉进去，但老熊你跟谭书记需要担心这点吗？其二，戴毅涉案到底有多深，以致我们要如此的投鼠忌器？我以为戴毅涉及的还只是普通治安案件，影响会有限，戴乐生即使心里有怨恨，也只能先忍下这口气。难道今天你不恶心一下姓戴的，姓戴的就真能跟我和和睦睦的处下去？整人这事，抓到机会，绝不能手软，今天手软，没人会念你情的。倘若戴毅真涉及到性质极恶劣的案件里，省里想要压这事，我去燕京救援，这天我来捅破，有什么后遗症，我来背，你跟谭书记，又需要担心什么？”
见沈淮把獠牙彻底的露出来，也把他的底牌揭出来，熊文斌陷入沉思之中，他也猜到沈淮应该就是所谓的太子成员，只是从没有机会听沈淮或谭启平亲口提起过。
过了片晌，熊文斌才叹了一口气，说道：“要是有机会，我自然也希望能为东华市除掉一害，只要谭书记同意才成……”
“谭书记那边我来说服，”沈淮见熊文斌态度转变，但还有担忧，笑道，“你也不要担心什么，我是过去争取谭书记的支持，又不是跑过去吵架的，我知道分寸。”他知道谭启平很看重熊文斌的意见，这意味着这件事有很大的转圜余地。
杨丽丽见熊文斌眨眼间给沈淮说服，要同心除掉王子亮，心里算是松了一口气，只是太多的事情纠结在她的心里，她疑惑的想：沈淮下决心要除掉王子亮，把场面搞得这么大，难道真的仅仅是王子亮上回不起眼的得罪？而沈淮到底又有什么底气，能让堂堂的市委办主任折服，还敢深更半夜的跑过去跟堂堂的市委书记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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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党小说《刘志丹》 案实录（9）
&51、张秀山和张策
&这两天又来了两拨人：一个是张秀山专案组，一个是张策专案组。我只访问过张秀山一次，康生他们就揪住不放。张秀山担任过陕甘特委书记，那是53年前的事，当时他才23岁，是榆林中学毕业生。榆林中学是陕北最高学府，是中共早年在西北传播革命火种的一个据点。张秀山还任过红26军42师政治委员和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他是陕北人，长期在陕甘边区工作，领导三原武字区、照金根据地、南梁和下寺湾等地党的工作。给人的印象是有文化、有魄力，头脑清楚
在搜集刘志丹的史料时，从档案中看到他的一些事迹，重要的是在1945年西北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讲得全面实在、不骄不躁，不卑不亢，不夸大不缩小，有理有据。把陕甘发生的对敌斗争、路线斗争讲得泾渭分明，是非清楚。对坏人坏事不因某人位高而嗫嚅；对好人好事不因某人位微而不顾。例如，他讲到阎家洼会议，痛斥那位执行左倾路线的人是“白衣秀士王伦”。刘志丹他们在敌人三不管的南梁地区开辟根据地。从1933年秋到1934年秋，使红26军由一个团发展到5个团，开辟了20多个县的根据地。事业刚有起色，北平派这个“钦差大臣”来指手划脚，指责这也不行，那也不对。把在山区建立根据地诬为“梢山路线”；把游击战争诬为“逃跑主义”；把武装夺取政权诬为“枪杆子万能”；把收编黄龙山土匪改造成红军诬为“浓厚的土匪色彩”。正是这些颠倒黑白的指责吸引我到处去寻找答案：为什么会这样？
&我曾问过张秀山：如果谢子长、阎红彦那帮人都在，陕甘根据地能不能建成？他回答：“当然建不成。头一条，他们绝不同意红军到南梁站脚。再一条，在作战方面他们能搅和得你打不成仗。他们迷信打平原战。第三条，所有的政策都不可能执行。他们闹宗派主义，只认自己那一小撮。觉得有刘志丹这个人，对他们是个威胁，千方百计要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张秀山在1935年陕北错误“肃反”时被打得死去活来。他不向作恶者求饶，不为自己的遭遇哭泣，但为红26军战友而哭，请求不要再杀红26军的指战员。26军为了这块根据地已经牺牲太多，自己人千万不要再杀害他们。他的自我牺牲精神震惊了从北平新来的党代表”，促使他冷静地思考：他为什么不求饶，只要求保住红26军？难道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反革命？我访问他时，他言简意骇讲得很清楚。如用雨原战斗、马栏战斗为例，说明刘志丹战略战术的灵活；用开辟陕甘根据地为例，说明刘志丹的高瞻远瞩。他对细节都回忆得逼真，连当时报上登载西北红军消息的年月日都能脱口而出。我为他的记忆力而惊服。
&日本投降后，张秀山被派往东北，担任东北局副书记，在东北剿匪，歼敌、组织建设工作中功勋卓著。解放初被定为国家四级干部。可是高岗事件后，把他打为高岗的“五虎上将”，减了薪，降了级，被贬职去辽宁省盘山机械农场当副厂长。他上有老母，下有一大群小孩子。全家挤在一间小屋里，除了床连转身的地方也没有。老母去世后，他穷得只好自己掏钱买汽油到野外去烧尸。在这样的逆境下，他仍乐观热情工作，在农场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去访问他时，他住在一个破烂的小招待所里。这个四级干部到了北京到处吃闭门羹，很多熟人都怕沾边不敢接待他。他想参观新建的首都体育馆、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却进不了门，因为没有介绍信。我不禁感慨万千，功臣下了台，丑角当高官。东北数次来人审我，要我交代张秀山的反党罪行。我说，他的问题在16年前已清算过了。他已成为“反党”集团一员，我还能有什么新材料。他们说他是死老虎。既然是死老虎，为什么还要穷追猛打？
&张策专案组不知来过多少次了，这次又来了四五个人，为首的是个青年军人，满口地道的关中话。50年代，我采访过张策，在他的办公室。那时候，他是国务院副秘书长。他谈话很痛快，开门见山说：土地革命时期，只有刘志丹的航船能通行，因为他的航线是对的。别人走的不是正道，总是碰壁。刘志丹的船航向是甚么？就是在陕甘交界的山区建立红色政权。张策讲话就像他的性格，嫉恶如仇，眼里揉不进一粒沙子。土地革命时，他在家乡陕西高陵县担任县委书记，也在保安县和南梁地区担任过领导工作。他在红军中是个很优秀的宣传干部，我小说中的那个宣传科长的原型就是他：在战场上，司号员牺牲了，他就是司号员；担架队有伤亡，他就是担架队员；谁受伤了他就顶谁的岗位。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他曾潜入西安，安排周总理和张学良见面。后来他从西北到华北，最后到东北担任省委书记。高岗事件发生后，他受牵连而被降级。降级就降级吧，他并不在乎，仍是兢兢业业工作。最后又被调出北京，到西安当市委书记。我到西安又采访过他，那次采访都在记录上。这次来的专案组就用那份记录指手划脚。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关押了，关在西安市建国路73号，那里和监狱没有两样。陕甘根据地的干部，1935年押在瓦窑堡坐牢，1968年关在西安城坐牢，坐的都是共产党的牢。
&第二天又来提审，先开口的照例是通天政委。有人悄悄告诉我：这个以通天政委为首的专案组常常向康生汇报，信封上写的是“曹轶欧大姐并康老”。
&今天通天政委说：“你思想形成的过程没有讲清楚。采访中你究竟增添了什么思想？1942年高干会精神是什么东西？你接受了多少？你对阎红彦为何那么反感？三甲原缴枪问题上，你为什么和阎红彦持相反观点，为什么会有和高岗相同的反动观点？在高岗问题上有什么罪错？对钱瑛和伍云甫的看法是怎样形成的？刘景范有些什么问题？小说有没有受他的影响？人和人的关系不仅是同志关系，也是阶级关系。”照他的说法，我和刘景范也成了阶级关系。刘景范是什么阶级？我是什么阶级？康生又是什么阶级？我气得直皱眉头。
&通天政委继续往下说：“你写小说难道是被动的？实质问题到底是什么？谈原则问题，还要有具体事例。例如，你说是根据1942年高干会精神写的，但你不讲具体的，不讲从中吸收了哪些观点？炮制反党小说的具体活动中，他们给过你什么具体帮助？你现在说的话哪里像在认罪，像是在说明问题。”他还说：“那块根据地的创立到底是自己摸索出来的，还是毛主席思想教育的结果？”专案组成员憨厚老三也插了一句：“就算那时毛主席还没到陕北，在敌人报纸上也能看到些东西，也能起指导作用。”这个人还算老实，承认当时毛主席还没到陕北，也没发过指示。但“从敌人报纸上看东西”就创建出一块根据地，只是幼稚的幻想和神话。岂能用来作为审案的基础？通天政委不断地问：“习仲勋开了两次座谈会的性质，在你思想上起什么作用？从三稿到四稿有什么变化？讲素材、看稿子的人都起了什么作用？如习仲勋、刘景范、马文瑞、张秀山、马明方、王世泰、白坚都有些什么责任？”
&从他提的问题来看，左倾机会主义者真得翻了案，把西北高干会也否定了。我必须予以回击：思想形成的过程源远流长，不在于一时一事。采访当然能听到许多。人们的谈话都有自己的观点。如问谁有1942年西北高干会的思想，依我看全部都有，因为那是党的决议，是毛泽东主席提议的，他还到场讲了话。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每天到会，不是私人集会，也不是一家之言。不仅西北干部，其它地区的干部只要不是王明路线执行者，都有高干会的思想。我在延安就听过传达，看过《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头脑里早就有了相同的思想。通天政委声调高亢起来：“高干会是高岗主持的，那是个黑会。”我也抬高了嗓门：“如果中央不主张开，别人能开成吗？难道是每天半夜里偷偷开会，没有见过报？”通天政委说：“中央主张开，可没有让讨论两条路线斗争。”“请你读读《毛选》。毛主席1935年到陕北，1936年就写文章谈两条路线斗争。你知道‘七大’吗？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批判王明左倾路线。现在为什么怕提两条路线斗争？”我一闪念突然明白过来：从苏联回来的人都说，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王、康路线”，康生是王明的副帅，所以现在康生才用左倾路线观点来压我。
&我继续说：“对钱瑛、伍云甫等人的看法，是我亲身耳闻目睹了他们的言行才产生的。他们提审过我，我对他们采取轻视的态度。至于三甲原缴枪事件是阎红彦先提出来的。他既然提了出来，我就得深入研究，就得找有关人员调查，如马锡五、赵子实等。他们都谈得很具体，都说阎红彦是第一号打手。在这件事上是有罪的。刘景范和别人一样是挨打的，和马锡五一起被赶出部队的。他只谈自己经历过的事。我查过1945年西北历史座谈会的发言记录。阎红彦的发言也承认了自己的责任：‘这件事的主要负责人是老谢，我只是协从’。现在还有什么可以抵赖的？”通天政委问：“你在哪里看档案的？”我说：“在中央档案馆，前些时候中央档案馆造反派不是来提审过我吗？我手续齐全，为什么不可以应用档案？”
&我继续回答通天政委的问题：“根据地的创建，西北干部和中央没有任何关系，派去找中央的人都牺牲了，一个也没能回来。”通天政委固执地要我承认是有了毛泽东思想才能创建根据地。我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就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全党都要执行。有执行好的，有执行失败的，也有没有执行的。最初指导西北干部思想的就是‘六大决议’。那时毛主席还没来，中央也还没有提出毛泽东思想。”通天政委指责我的书中没有处处都提毛泽东思想，是极大的错误。他的话音未落，我便把话接过来：“按现在的标准说，1942年‘七大’前大多数人写的文章都是错误的？因为那时都没提毛泽东思想，更没有引用语录。”
他气得直瞪眼，但也拿不出甚么办法，这就是无情的历史。
&我告诉他们：“写小说不是被动的，早就想写，只是时间问题。”通天政委说：“你的小说是高干会决议的具体化和艺术化。你的罪恶不轻，一定要交代吸收了什么东西。”“我吸收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闹革命不能死搬教条，不能违背中国的实际；不能右倾，也不能左倾；要实事求是。”这话说得有点不客气。陪审的秀才老二抬起头，放下笔说：“照你这么说法，高岗是正确的啰？”我马上反击：“不能把高岗和高干会混为一谈，没有高岗照样会开高干会。不能因为高岗出了问题，就把高干会也否定了。前些时候，《人民日报》批判《红河激浪》时说：‘高干会是个黑会’。难道中央有新的决议吗？”只要一提到高岗，他们就硬说是为高岗翻案。我就故意问：“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是干什么的？”通天政委和在场的项目人员都不作声。他们知道如果照实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我便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按照他们的逻辑，只要提到刘少奇，也就是为刘少奇翻案。通天政委就转移话题问：“在高岗问题上，你具体做了些什么事？”“在高岗问题上还轮不上我做甚么事，我是个芝麻粒儿，最多只能对他的孩子表示一点同情，因为孩子是无辜的。”小老虎左看右看，好不容易憋出一句话：“你还是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呢！”我回敬道：“无产阶级更讲人道主义！”
&过了几天之后再次提审。这次不用通天政委唱独角戏了，所有专案人员都被动员来整装上阵。但事实上，人们早已厌战，情绪不高。还是通天政委作开场白：
&“应当说，这几天有进步，但有些问题还不太清楚，你谈了些问题，我们还没来得及研究。有些问题你还未谈出来。把这两天谈的整理一下，写成书面交代。”我说：“前些时候，我不是写了个很干脆的交代，说写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党。还要怎么交代才行呢？”小老虎插话说：“那是气话，是顶撞，你应当冷静些！”通天政委又在婆婆妈妈地劝说：“要和旧思想彻底决裂，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毛主席一边，和高岗的思想立场作斗争，尽快把问题交代清楚，用实际行动争取宽大。”我不理睬他，通天政委再三说：“你的态度比刘景范差，他比你转变得快。习仲勋也有变化，都认账了。”一听就知道他又在耍阴谋了，想往刘景范、习仲勋脸上抹黑，来对我诱供。即使景范在逼迫下承认书是我受了他的影响才写出来的。那也是顺水推舟，把责任拦在自己身上，希望减轻我的压力，能把我放回家，因为我是孩子们的母亲。
&53、陕甘宁边区是黑窝吗
&我把自己的想法写好，小老虎拿走了。几天后，通天政委对我说：“你写的东西我们看了，不行！你会写小说，可不会写交代。还是我们帮你写吧。”他们替我写交代已经好几次了。到写第七次交代时，他们硬要我承认写小说是受习仲勋指使。他吹捧刘志丹，就是吹捧自己，想当全国的领袖。我故意反问道：“他怎么可能想当全国的领袖？西北领导人里要能当领袖的排起队来能排上他？”通天政委说：“那你说哪些人能排上？”我说：“有能力有威望的人还很多。比他功劳大的也大有人在。”听我这么一说，通天政委急忙追着问：“还有谁？你说！”我答道：“我说不准。掌管全国干部情况的是中央，又不是我。你们把西北干部排排队嘛！”通天政委说：“你就是钻进去出不来，还在包庇他们。陕北是个黑窝儿，没有几个好人！”这句话可真露了馅。他们的思想核心就在这句“陕北是黑窝儿”。这不仅是通天政委的想法，也是康生和中央专案组的意见。我估计得没错——他们就是碰上陕北人就打，更准确地说，碰见在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工作过的人就打，碰见和刘志丹意见相同的人就打。这已经有多年了。
&前年，陕西省有人来北京外调，曾向我透露：我当年采访到过的地方，项目人员都去寻踪。我采访过谁，项目人员就去找谁的麻烦。在我采访足迹到过的地方，多少人被他们迫害得伤痕累累，家破人亡。例如，陕北保安县金汤镇王家是刘志丹的舅家。刘志丹的表兄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他的儿子王悦贤只是为我去南梁采访带过一次路，就被打成反革命，毒打致残，最后实在忍受不了屈辱而自杀了。刘志丹有个堂妹不承认刘景范是反革命，被打得遍体鳞伤。庆阳地区受迫害的群众有上万人，致死者有两千多人，都被认为是“彭、高、习反党集团”黑爪牙。南梁的群众挨打的也不少。他们要斩草锄根。我的采访竟使陕北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今天，通天政委的话又激起我的满腔怒火。我反问道：“陕北真是黑窝儿，都是坏人？请你去问中央：中央到达陕北时，那里是红区，还是白区？如果是红区，就是那些“反党分子”创建的。这些坏人创建的根据地，中央来了要不要？”一阵沉默，谁也不说话，我又说：“如果你们答不上来，去请示中央。中央不解答这个问题，就无法再谈下去。”
&全世界都知道，毛泽东主席是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他还没有到达之前，那里已经有了一块30多个县的红色根据地了。如果没有这块红色根据地，真不知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落脚？也许我确实太幼稚了，以为只要是真实的都可以写出来。其实不是，看来《刘志丹》一书是犯了大忌，因为那是一段不能写出来的历史。在陕北时，刘志丹已经臣服于毛泽东，听从命令听指挥，直到在战场上牺牲。虽然他没有为自己争过功劳，但有人就是不能让他的功劳流传于世。
&我默默记住这撕裂人心的统计数字：为我这本书，全国株连约六万多人。这个古今奇案究竟该记在谁的账上？
&54、谁在剽窃
&连续几天都在争论，他们硬要替我写上：书中写的陕甘根据地的各种政策，都是“剽窃毛主席的思想”，企图“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我说：提“分庭抗礼”是不科学的。这个提法对中央是不利的。陕甘那么个山区，怎么能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呢，这岂不是贬低了中央苏区？”通天政委说：“你们就是要贬低中央苏区，把那块根据地写得那么好，是在歪曲历史。”我不曾想到他们会这样提问题。凶相毕露了，也许全国解放后对打压西北干部和这个问题不无关系。我当然寸步不让：“我歪曲了哪一段历史？歪曲了哪一件事？我写的哪件事是假的？哪件事没出处？请你们拿出根据来！真正企图歪曲历史的人反诬我歪曲历史。中央为何听这种人的话，不加分析和调查就处理我？”通天政委气急败坏地说：“你说，你写的哪件事是对的？”“我写的重要事件完全是事实！谁也拿不出材料反驳我。”他极为愤怒：“你写的经济政策、土地政策、干部政策等全是剽窃毛主席的，把那些写在陕甘苏区是什么意思？”
&难道大政治家也有嫉妒心吗？我蔑视他们这些人，就玩世不恭地说：“那你就记下来吧：土地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优待俘虏政策，再加上‘可教育好子女的政策’等等，我1962年写的是1935年的事，但剽窃了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的政策。”这是对他们的挖苦嘲笑。在一旁的小老虎和其它项目人员望着通天政委看，那神情似乎表示：看你有什么高招反击？通天政委楞了一阵才吞吞吐吐地说：“你能记得写了些什么？写过‘可教育好子女’的政策吗？”我说：“当然记得！”我便复述了第三稿中写的情节：打土豪时，老地主跑了，游击队把地主儿子拉了来。刘志丹看见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便命令放他回家，还派人找他谈话。那个孩子说自己已是小学毕业，能看报纸，也能看书。爱看红军的报纸，觉得红军好，地主不好，他坚决要求当红军，永远不回家了。刘志丹就批准把孩子留下了，说任何人都可教育。只要愿意革命，我们就把他留下。这个地主的儿子开始在宣传队，后来当通讯员，表现很好。讲完，我问：“这是不是可教育好子女的政策？中央在‘九大’以前有这条政策吗？”通天政委无可奈何地说：“这一条可教育好子女政策，你不必写进交代中。”我问：“其它要不要写呢？难道都是等中央有了政策，从万里之外辗转送到陕甘根据地来，才能解决问题？难道人们不能从实践中想出办法来？马克思把和他同时发现问题的人称作同行、战友，可从来没有说人家是剽窃。”通天政委理屈词穷说：“你不要给我们讲马列主义。这里不需要马列主义，我们只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原来如此，我现在对这帮人看得越来越清楚。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又连续两天论战，他们重复说教。到了日，又进入白刃战。我对他们代替我写的第八次交代厌恶透了。通天政委神气活现地正面而座，其它项目人员围着他，活像众神捧着一尊佛爷，继续上演连续剧。我目不斜视地一个一个阐述自己的意见：
&“第一，关于农民运动，从前我已说过，现在不得不再重复一遍。那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中国共产党未成立之前，列宁就针对中国情况说过：中国是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民正等待着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所以中共一成立，就有彭湃、邓仲夏等人搞农民运动，继而毛泽东同志也去搞农民运动。你们可以翻阅《政治周刊》，见识见识别人的早期文章。”通天政委捂着嘴不作声，其它人都仰脸望天。
&我接着说：“第二，统一战线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过统一战线问题。马克思要共产党人赞助一切反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列宁在《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中说得更具体：要能战胜最强大的敌人，只有用最大的努力，最精细地，最留心地，最谨慎地，巧妙地、利用敌人中间的任何即使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中间以及各国内部，或各类资产阶级中间的任何利害冲突。统一战线问题究竟是刘志丹剽窃毛主席的，还是剽窃列宁的？”他们装聋作哑，不答话。
&我继续说：“第三，武装斗争。1927年，第三国际指出：中国的革命是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难道陕北人不能开展武装斗争吗？通天政委说：“第三国际提出武装斗争，陕北干部也不可能知道。”“刘志丹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难道就听不到党内传达？”“他们不可能听到。”“1927年刘志丹已是西北军第四路军党代表。何况西安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第二中心，住有苏联顾问。刘志丹当然可能听到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通天政委硬着头皮叫嚷：“他们就是不可能听到。”我压住火气说：“就算这样，但中国农民起义也是武装斗争，陕北有李自成起义，陕北人总能知道吧。”通天政委用无赖的口气说：“他们年纪太轻，不会知道。”“《三国演义》和《水浒》总该读过吧？俗话说，老不看三国，少不读水浒。怕老年人看了三国计谋多，年轻人看了水浒敢造反。”“那些书是虚构的小说，不可靠，不能用。”“《三字经》说：兵不伐，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这本小书是几岁娃娃念的书，陕北人总该读过吧？”通天政委张着嘴，瞪着眼问：“那是什么意思？”其实，那是我五、六岁时念过的书，从前老师是如何讲解的早就忘了。如今只有按着自己意思解释：“如果不用兵，皇帝的纲领就实现不了。不但要用兵，还得做宣传工作呢。”通天政委一听又和他的想法不一样就说：“那是娃娃书，他们不懂。”“照你这种否定一切的态度，我只有承认剽窃了？”他们硬是指鹿为马。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只能是毛泽东的专利权，如果说刘志丹等人在毛泽东文章发表以前，就领导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就是“剽窃”。对这些僵化愚昧之徒，我已经没有道理可讲
&55、我是“基督徒”
&这几天，我很寂寞。钱凝也放出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独居在空空荡荡的囚室。没人和我说话，我就对着那半截窗户大声唱起《囚徒之歌》：太阳出来又落山，监狱永远是黑暗。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站在我的窗前。你要监视你就监视，我决逃不出牢监。我虽然生来喜欢自由，挣不脱千斤锁链。看守们对我唱的歌莫明其妙，也无可奈何。交锋了两个多月后有了一段平静的时候，看来专案组是回大本营和“中央首长”研究对策去了。日，他们又来了，这次带来了代替我写好的第九次交代。
&既然要我签字，就得先让我过目。我提起笔，边看边改，把那些不实之词统统划掉，然后往桌上一放。他们几个人轮流看了看咂舌摇头。通天政委说：“你这是过筛子嘛！把组织上需要的重要内容都筛掉了，只剩下些毫无价值的东西。这份交代是我们研究整理出来的，不能改动。你如果还是共产党员，就得听党的话，在这份交代上签字。”哼！想用共产党员来要挟，我豁出去了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他们都惊呆了，同声质问：“那你是什么人？”“我是基督徒。”“你怎么会是基督徒？难道你隐瞒了曾是基督徒的历史？”“你们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吗？人家打了你的左脸，你就应该再把右脸伸过去。这就是基教徒。共产党员是什么样的？用不着我多说，你们应该知道的。”这些年来，他们把共产党员的声誉都给玷污了，变成了驯服工具。在这场文革中，共产党员还得跟着斗人，打人，干坏事。我不想和他们为伍，不能在捏造的交代上签字：“那完全是虚构的，你们也在写小说，写交代能允许虚构捏造吗？”在激烈的争吵后，虽然作了修改，但我也不得不让步，保留了部分无限上纲的不实之词，因为他们搬出了“最高指示”，他们身后站着毛泽东。我再也不愿说话。我愤怒至极。
&回到囚室，我高声叫，高声骂，高声笑，不想让这座大监狱把我窒息而死。此时我已搬到一楼东专业馆104号房，和专案组办公室对门。这样他们可以顺便监视我，不再需要全班人马值班。这时正过春节，坤娣和钱凝都偷偷给我送来桔子、苹果和点心。我把难友们送来的食物吃完，连水果皮也当茶叶泡水喝了。我需要营养，需要健康，为了斗争，我要活着。
&专案人员神出鬼没的走了好多天，我得到了短时间的安宁，就动手写第十次交代。我写了很多，把第九次交代中所提的问题全部推翻了。我专门写要害问题，特别指出小说第六稿：那是最后稿，一丝高岗的材料也没用，想捞稻草的人也捞不到。请你们不要看废稿，批判废稿是不道德的，应当以最后稿为准。那稿子是你们抄家抄走的，为了迁就某些领导人的错误理论，连红军政治委员也取消了。稿子就在你们手里，如果还没有看，请你们现在看看，认真看看，看后你们会明白，整了这么多年是一场空，是个货真价实的冤假案，这笔账该怎么算？丝毫不沾高岗，能扯上翻案吗？”我想，我不提，你们就装傻，装着没有这档子事儿，只是一味地整人。你们装傻，我就要提。这些年，他们就是抓住高岗问题整人。这就是我要提的要害问题。送上去之后，通天政委批上“基本上是反驳”几个字。是的，我反驳了所有的问题。只有反驳了，我才能轻松，才能睡得安稳。同时，我提出要求下乡当农民。听说我的小女儿去了江西，两个大孩子在内蒙古插队落户。我想和孩子们一起当农民去，脱离这个充满污泥浊水的政治旋涡。
&56、拒绝“解放”
&2月28日，通天政委又露了面。这回他变了花招，要我写1000字左右的认罪书，在群众中宣读，表示认罪的态度，就可以把我“解放”。当然，这份认罪书得按照他们的要求，承认是为高岗翻案，为“彭、高、习反党集团”制造多中心论，写陕甘宁根据地是要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书中剽窃了毛泽东思想。所谓“解放”，也就是由他们向群众宣布：李建彤交代清楚了，现在已不是“反党分子”，是革命干部了。我不屑于这样的“解放”，宁愿继续当“反党分子”。尽管我思念孩子，想出去看看他们，但如果屈膝求饶，出去有何面目见人？我不能出卖灵魂，接受耻辱的“解放”。我仍不让步，但表面答应了，写了不伦不类的两页纸送了上去，气得他们直皱眉头，当然通不过。通天政委一说不行，我倒松了口气，便顺水推舟地说，我思想确实跟不上，不写了。他们没捞到油水，当然也就不会“解放”我。我倒觉得心安理得。谁知三天后，他们就作出决定：把李建彤开除党藉，监督劳动改造。这个决定在我意料之中，但却未给我看文件，只是口头宣布一下。直到1978年我到中央组织部申诉时才得到证实。中组部告诉我：他们已将你开除党籍了。
&我照常生活，每天独自到后大门与垃圾为伍，和栅拦外捡垃圾的老头聊天。他告诉我是商业部的家属。有一次，他说：“这几天很紧张，前一天夜间机关里的人几乎都走光了。”原来这段时间正在嚷嚷着备战。到了3月，把我和本单位的几个“叛徒、特务、走资派”，包括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副院长老朱、老徐、老吴编在一个组集中学习。我们几个人能在一起很轻松，可以随便说话，因为全是戴着帽的“黑人”，谁也不会打“小报告”。有人说，上边找他谈话，动员他去江西，说苏联就要打进来了。可他老伴死也不愿离开北京，说不怕敌机轰炸。她横一下条心去找当权者质问：“要打仗了，要我们走，造反派为何不走？难道你们不怕敌人？不受国家保护？为什么只保护我们这些叛徒、特务、走资派？”
&这些日子每天都听到敌人要来的消息。不知上边又下了什么命令，该走的人已被赶走或吓走了不少。造反派很高兴，又可捞一把了。见谁家往外搬，他们就去抢房子。有个造反派到老徐家说：“把你的沙发搬到我家去。”老徐就得乖乖地给他送去，否则就要受皮肉之苦。另一个造反派跑到老何家说：“我出10块钱，把你这套沙发卖给我吧！”造反派要趁机发国难财了，好像他们不是中国人，不怕敌人来。我们这个机关里的人不少去了江西，只剩下我们4个“戴黑帽子”的人。每天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可以让我们“自由谈”。他们谈完都可以回家，只有我一个人受到特别待遇，不许出大门，还被管制着。过了十来天，三个老院长都去了江西，只剩下我这么一个“反党分子”每天关门读书，或到后院拉垃圾。
&57、火车上
&火车开动了，我坐在车厢里，沉默着。抬眼望去，没有一张熟悉的脸。虽然有三、四十人和我从一个大门走出去，上的同一列火车，可他们都是自由人，都有卧铺睡，唯独我没有。在这个车厢里，只有我是罪人，地位最低，因为我头上顶着全国闻名的反党大案，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发明者。坐在对面的是个穿蓝色中山装的年轻人，他负责押送我。我满不在乎，望着窗外的田野、树林、河流、山脉像走马灯似地从眼前掠过，似乎看见，又似乎什么也没看见，我沈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几年来，他们罗致的罪状都被我一一驳斥，没给留下丝毫把柄。这样一来，他们没法向康生之流交代，所以我走到哪里，他们还会追到哪里。正像那个通天政委威胁我时说的：“你永远背着包袱”。是的，这个包袱我不背谁背？我不能把包袱甩给陕甘宁的干部；甩给文艺界的朋友们，我不能对不起大家。如今，我的心非常坦荡，就像清澈见底的溪流奔腾不息，绝不夹带任何污泥浊水。
&中午时分，车箱里的人都到餐车吃饭去了，我忍着阵阵袭来的饥饿闭目养神。
&等到人们吃完饭说说笑笑回来后，坐在我对面的人才问道：“你吃饭吗？”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我跟他一起去吃饭。这几年来，我每走一步，必须有人押着，决不会让我一个人自由行动。我便答道：“吃，跟你们一起去吃。”押送人一个叫许忠，一个姓傅，还有个小头目叫樊再三。樊再三和我坐个面对面，我伏在茶几上打起盹来。有人在车厢里叫起来：“张霞家的暖水瓶碎了，烫了女孩的脚。”原来是一家三口，妈妈张霞有四十七、八岁年纪，一个十五、六岁的儿子，女孩还很小，脚上烫起了大泡，哭得好伤心。我心里也乱起来，为什么要把这些孩子送到五七干校？他们可正是上学的年纪啊。我问樊再三：“他们这一家到江西落户？”樊再三对我讲起大道理来：“五七干校是劳动改造人的地方，也是安置干部的地方，将来都要在这里安家落户的。”我问:“那么你自己呢?”“我是第一个报名来这里安家落户的。”他说完后招招手，一个女干部走来坐在我对面，接替樊再三的看管任务。她叫郝淑琴，40多岁，还带着个5岁的孩子。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让她带着上幼儿园的孩子去干校劳动？郝淑琴对我说：“你趴下睡吧，我也再睡一会儿，孩子闹得我一夜没睡好。”她和我趴在靠窗茶几上悄悄说：“别听樊再三瞎吹，他是个两面派。带家属到江西安家落户，他口号叫得最响，还受到上级表扬。最后别人都带老婆孩子来江西，他却一个也没带，落个啥户呀？”我悄声问：“他是转业军人？”“瞎扯！他是个俘虏兵，最会投机拍马，入党好几年了。这次要去当咱们的指导员。”
&我趴在茶几上没有入睡，思绪飞回到30多年前。当时，我只是个十多岁的女孩子，独自坐着去上海的火车，当时确实有点胆怯。既怕上错了车，又怕丢了藏在贴身衣兜里的钱，那是我全部的学费。这是第三次坐火车去上海，就不用担心了：时刻有两个“警卫员”寸步不离地保卫我，身上只有18元生活费，丢了也不心疼，他们总不能叫我饿着肚子劳动吧，这就叫无钱一身轻。
&58、在上海的回忆
&在上海休息一天，住在瑞金路一个招待所里。许忠问我
:“大家都要逛逛上海，你去吗?”我理解他的意思：如果我去就省事了，大家都出去，把我带着走，我也跑不了。如果我不去，那倒费事了，他们还得派人看着我。在上海只住一天，机会难得，谁不想逛逛呢？我本不打算逛上海，以免触景生情，但不能拖人后腿就说：“我也去吧！”我是1937年暑假离开上海的，到1970年4月已经33年了,
再未来过，自然是变化很大。大家都要逛南京路，我也跟了去。别人要买东西，我也无啥可买，因为身上只有一个月的伙食费。我也无心看热闹，从内心说真想去看看那些熟悉的地方和那些熟悉的人，但临行前项目组向带队的人交代过，到上海绝对不允许我去见熟人。我只能在街头回忆，那里毕竟有过我青春的足迹。
&我想看看母校——新华艺专，校门口的打浦桥是法租界和中国地区的分界线。那时我们吃饭是包伙给附近的一个山东饭馆，每天由女宿舍的校役陈妈去定饭。陈妈是浙江人，很勤快，每天早晨到宿舍问大家想吃甚么，只要对她简单说一句，几十个住校女生的饭食都记得清清楚楚，一点也不会出错。我喜欢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和她建立了友情,离校时把全部行李都给了陈妈。当时陈妈已40来岁，如今该有70多了，不知她是否还在人间?还有那位传达室的好老头孙大伯，工作非常认真，每天把大家的信送到宿舍，从不误事。那时我只关心两封重要的信，都是从太原国民师范来的，一封是娟姐的，一封是君石的。他们给我寄救亡宣传材料，讲太原的抗战救亡运动。那里成了最前线，群众运动最活跃的地方。
&上海美专比母校还吸引我。那里有许多同乡，学西画的、学国画的、学音乐的，我们像是兄弟姐妹一家人。我和刘伟最谈得来，1937年暑假分手后就不知下落。近年来的提审把我的社会关系翻来复去地查问，也没听说他的下落。一提这些旧事便引起我的思念，真想去看看菜市路的上海美专，但带队人决不会答应我去进行“反革命串连”。还有一位知根知底的小学同学，我更不敢去看他，因为专案组提审时曾说，他替我伪造历史。大概项目人员审过他，他没有说我的坏话。他可能为我挨过打，受过气。
&在街上瞎逛了半天，回到招待所就碰到火车上烫伤的小姑娘，由哥哥背着去医院治疗，妈妈跟在后边。郝淑琴悄悄对我说：“多可怜，爸爸定为地主分子，押送回福建老家劳改去了，就剩下这么母子三人。”我问:“他们姓什么，干什么的？”老郝说:“孩子的爸爸姓赵，是工程师。妈妈张霞是会计，和我同行。男孩名叫赵小斌，初中学生。女孩叫赵小英，上小学。”我刚要躺下休息，忽然听见隔壁有人叫:
“妈妈，我要上厕所！”我忙跑去一看，孩子的妈妈倒在床上，血压突然升高，起不来床了。孩子的哥哥又不在，小英双脚包着纱布。我背起小英就往厕所跑。孩子解完手，我又把她背回去。张霞感激得说:“这怎么行？你这么大年纪，还帮我背孩子。她11岁了，这么大个子!”我摆摆手走了。上火车前，小英叫一次，我就去背她一次。除了我，别人哪敢这样做呢?
她是地主的“狗崽子”。我这个“反党分子”当然不怕“狗崽子”。满身是泥的人再蹭点土算得了什么?
&59、寻找小女儿
&从上海起身,
到江西的樟树车站下车，坐上大卡车到我们的五七干校，校址在峡江县水连镇的西南角上。到了住地，我就提出要看孩子。樊再三说:“你孩子在这里吗?”看来他们在打官腔，不想让我看她。
&这些年里最让我放不下心的就是孩子们，少爹没娘的，又都成了反革命子女。这么恶劣的环境，不知他们是怎么熬日子的？他们不给我透一点信息，把我与孩子之间的联系掐断了。两个大孩子到内蒙插队去了。小女儿索拉在什么地方？我一直不知道。3个月前，我在机关院里劳动，有人突然走过来丢给我半句话:“你小女儿走了!”我忙问:“去了哪里?
”他扭过脸直摇手，有人来了，再说话就要惹祸了。孩子的行踪竟然对我瞒得如此严实，是想把我逼疯吗？我去医务室看病，托针灸大夫小于帮我打听孩子的下落。过了两天，小于悄悄说:“打听到了，你的孩子和阿姨都去江西了。有人看见他们上大卡车的。”我曾利用打水的机会，托食堂炊事员老梁师傅找孩子。他说
:“放心吧，我不怕，我去打听，你家住址是西四丰盛胡同2号吗？我知道。你家从前做饭的刘师傅是我师兄，我去过你家，他们都说你家人好。”过了3天，我按约定时间去水房找梁师傅。他说:“我去过了，敲了半天门，按了很久电铃，没人开门，那房子好像已经空了。”我这才相信孩子真走了。我又借打饭的机会找到坤娣，塞给她一张纸条，请她到我三妹单位打听孩子去处。一星期后，她在食堂里塞给我一张纸条，约我到厕所去谈话。到了厕所，我们把水龙头拧开，流水哗哗响，方便我们说话。她说:“我去了你说的医院挂号看病，找到你妹妹。我说是李建彤的同学，从天津来，想看看李建彤的孩子。”你妹妹说:“两个大孩子到内蒙古插队去了，春节回来过，小女儿去了江西。”这消息再确实不过了。我就要求到江西落户。
&临行前，专案组的小老虎告诉我:“你去江西，可以看孩子。你的小女儿已经到了江西。”我以为，这是他代表组织通知我的，谁知到了这里又受阻拦。我便去找许忠说:“你是带队的，起身时专案组告诉我，到这里允许看孩子，他们没有告诉你吗？”许忠迟疑一下说:“我打听一下，你孩子在哪里。”下午就通知我:“你的孩子在犁田村住，离这里有五、六里路，你自己去找吧。”我到处打听犁田村，原来是地质部五七干校家属住的村子。“五一节”假日，我去找孩子，边走边打听，到了犁田村，终于找到了索拉和阿姨的住处。
&我一进屋，阿姨和孩子都抱住我哭了起来:“你怎么到了这里?”我说:“我也是来劳动的，这样可以常来看你们了。”我久久地拉住孩子看，长高了，可是身体很弱，显然是劳动过度，营养不足的缘故。一问才知道孩子平常住在十多里外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节假日才能回来。学生劳动很繁重，别家的孩子都退了出来，在机关干校随父母劳动，唯有我的孩子不许退出来。“共大”把她当成“劳改对象”，放在“尖刀班”冲锋陷阵。所谓尖刀班，是干最重的体力活，如砍柴、担粪、扛木头、修公路。她得跟体力最棒的小伙子一起干活。我不禁一阵辛酸，她才十四、五岁，是犯了什么法，还是替父母顶罪劳改啊？当晚，我可以在这里住一夜，这也是经过批准的。
&我和阿姨、孩子挤在一张双人床上。孩子平时劳动太累，躺下就睡着了，我摸着她肿胀的肩膀，偷偷流下眼泪。阿姨喃喃低语，和我有说不完的话。突然隔壁“扑通”一声，是凳子倒了，草席编的隔墙在晃动，还有细碎的脚步声。阿姨忙熄了煤油灯，趴在我耳边说:“隔壁那一家是监视我们的。她爬上凳子往这边看，耳朵贴着席墙听咱们说话呢。”那一家是地质部的一个科长，造反积极分子。这家人一住进来就对阿姨说:“你为什么不走？为什么还在这种人家干活？”阿姨说:“我舍不得孩子，这孩子是我带大的，她爹妈都走了，我再走，不通人情。”阿姨人缘好，常帮家属和村里人做针线活，大家都喜欢她，这才把日子熬过来了。阿姨保存着两个大孩子的来信，第二天早上我一封封翻看，才知道他们都在内蒙武川县，女孩干农活，男孩放马。我请阿姨写信告诉他们，说我到了江西。孩子们总算有了下落，只剩景范还没有音信。
&下午，索拉要回“共大”，我要回干校，正好同路走。从犁田村到“共大”是一条土公路，大卡车不断扬起尘土，我们边走边不停地躲着来往车辆。孩子虽然长得已比我高出两寸，但毕竟还有是幼稚。她问:“妈妈，咱家到底有什么大问题？前几天，我和同学去干校，一个干部过来问都是谁家的孩子，问到我时，我一说爸爸的名字，他扭头就走，好像撞见了鬼。”我说:“别理他们，将来他们会后悔的。你要沉住气，要经受得住任何打击，这是暂时的。”孩子说:“前几天老师和我们讨论教育计划，我问，这不是学校么？怎么我们不学习，只是劳动？大家都有同样的疑问，但学校不理我们。”学校是把学生当成劳动力了。我望望孩子的脸，从前的笑容全消失了。我问“你每天吃得饱吗?
饿不饿?”“我现在太能吃，吃饱了过一会儿又饿了。”我心中在流泪，从身上掏出些粮票，还有两元钱:“你买点心吃吧，虽说这里的点心不好吃，总还有点油吧。”我拉住孩子的手看看，手上有块伤疤，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是砍刀砍的。我说:“你千万要保护自己的手，不要把指头搞断了。总有一天你还是要弹钢琴的。”孩子莫名其妙地望着我不说话，好像我在说梦话。我一直把孩子送到“共大”门口，才返回干校
&60、五七干校
&我们的五七干校在峡江县水边公社曙光大队。村子很美，村口有个小石山，倒挂着瀑布。村里绿树成荫，很多大樟树，还有满山遍野的杜鹃花。村后有清澈的泉水，吃水很方便，还可以从石槽里把泉水打出来洗衣服。
&我们到的第三天就开始劳动。天还没亮就吃完饭，到六七里外的坑西村去插秧。我眼睛不好，只能看见人影，看不见人脸，只能随着队伍脚高脚低地走。在过河踩独木桥时掉进水里，许忠把我拉了上来，两个裤腿都湿透了。到了一望无际的水田，就脱了鞋光脚下水。我第一次插秧，只能先看别人怎么干，然后跟着学。插得最快的是随父母来劳动的中学生。这些孩子来了近一年，别看他们平时笑呵呵的，晚上也会偷偷哭。有个叫“四贝贝”的姑娘插秧时低声说：“我认识你们拉拉，她不在这里反倒好。我在这里，简直不敢看爸爸。他50多岁了还要干那么重的活，人家还吆喝他，太残忍了。”孩子的泪水滴在稻田里。四贝贝的爸爸是力学专家、高级工程师、研究所长。我在北京见过大字报，称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午饭时，我坐在一块木头上，四贝贝坐在我身旁，悄悄说:“我再给你添一碗饭，要吃饱。老年人干活，吃不饱顶不下来。天这么热，你用冷水拍拍头。”
&日落才放工，仍排着队回村。光线暗下来了，我患白内障眼已看不清路，樊再三走在跟前，见我的脚直往路边滑就拉住我问:“你看不见路？”“看不见，冬天五点就看不见路，夏天七点看不见路。”他很恼火，但也只能收容我这个掉队的。走了一阵子，碰上一个掉队的女干部，和我年龄差不多，身体瘦弱，让樊再三把我交给她。她和我挽起手臂一起走，自我介绍说是机关幼儿园园长，名叫舒郁，解放前的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她和我有同样的遭遇，丈夫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四川，多年杳无音信。她自己也因此成了革命对象。我们两个被打到社会底层的半老太婆，在这黑夜的山路上唱起了歌。一路走一路唱，回到我们住的曙光村已是深夜。刚进门，舒郁就摔倒了。原来她全身长着骨刺，颈椎和腿关节都不方便，硬是咬着牙走路。
&真想不到右派的妻子也被当右派对待。有人说，全国打了40万右派，加上配偶岂不有80万，孩子也受岐视，如果按每家两个孩子计算又是80万。160万人就这样被推了出去。这一晚，我沉浸在忏悔之中。反右派那年，我们机关有个人说“社会主义带来官僚主义。”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就和他争论，最后领导把他定为右派。他的妻子不满意，领导又把她也定为右派，夫妻双双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去了。现在想来我太幼稚，受了左的思想影响。我这一生都是挨打的角色，没有打击过别人，只有这件事是我最内疚的。
&一出门碰见地质专家黄汲清，穿着一身旧蓝布中山装，在村子的小路上走来走去。我向他打招呼:“黄老，你也来啦，有人照顾你吗？”“我老伴也来了。”这样一个65岁的老专家，逼他来五七干校做什么呢？每天早晨出工前，带队人总要读那段语录“除年老体弱者外，机关干部都要轮流下放劳动”，可是只读一半就跳过去了，偏偏漏了“年老体弱除外”几个字。这就是他们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我问黄老:“你身体好吗?”他说:“血压高。”“你还下田吗？”“我头晕下不了田，可能会派去喂猪。”“到哪里喂猪?”“到坑西村，和矿床所在一起。”可怜的老专家留学后回国搞地质。解放后，他抱着一片爱国心留了下来，现在却要进猪圈。面对黄老的处境，我心里沈甸甸的。这几天在稻田里，我还看见地质科学院老院长朱效成、副院长徐本光、吴俊如。他们都光着脚，卷起裤腿，哈着腰，在稻田里劳动。带队人还对指指喝喝，这些人没有一点敬老尊贤。
&连插了几天秧，我让人拖着走了几天黑路，他们才发现我是个半瞎子，赶快重新安排，叫我去工地喂猪。大概因为我是中央项目管的犯人，万一走夜路摔死不好交代吧。所谓工地，就是正在修建房屋的一块乱坟地。早先来的人正在搬砖递瓦，盖顶上梁，一排排红砖新房就要盖好了，也许我们要在这里度过余生了。我被指定去找一位名叫陈立贞的女干部。这个名字我在大字报上看到过好多次，就是没见过本人。
&到工地后，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陈立贞。她见到我非常热情:“你来了，咱们一快儿干吧!这里的气候，冷天能冻入骨髓，热天会让人热得透不过气。”陈立贞拉住我往另一个工棚走，那是喂小猪煮饲料的地方。她递给我一把刀，两人对坐在一搂粗的树根墩前，她教我剁饲料。她做事灵巧能干。我问:“你从前干过？”她说:“我家在广东农村，凡是南方人能做的活，我都能干。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盖大礼堂动工挖土，我担土最多最快，人家都夸我‘小蛮子能干！’”“听说你在政治部工作?”“我原是政治部副主任。”“他们为什么斗你，是不是得罪人太多？”她很坦然:“我这个人平时也有官僚主义，评工资时有些不公平，得罪了人，到了文化大革命，吃亏的人就对我很不好。”“你有小辫子给人抓住了吗？”“当然有，1938年，我在家乡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师范念书时又集体填表加入了一个团体，没有向组织报告。这次人家调查出来了，有说是学生会，有说是三青团。现在我的问题已结案，给我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你爱人呢?”“早离了婚，他另找了个年轻人，梳小辫的。去他的吧！我一个人过还自由些。和他一起时什么都迁就他，把他惯坏了。”她看看我的手，哈哈笑起来:“你的手指是尖尖的兰花指，没干过农活，你可干不过我。”“我向你学习，你教我吧。我是在北方城市长大的，从未到过南方农村，只知吃猪肉，没见过猪跑。”我俩谈得很投机，彼此敞开心扉。一有人进来，她马上就闭口，低头"嘭嘭嘭"地剁菜，我也学着她剁菜。
&我搬进了这个养猪班的宿舍。女宿舍在工棚里，这是工地上唯一的房子，工棚是用木板搭起来的，也有窗户，棚内用木板搭了个大统铺，可以并排睡十多个人。我没有蚊帐，陈立贞把我拉进她的蚊帐里说:“你真傻，不知道南方有蚊子吗？特别是这里曾是个乱坟堆，荒草丛生，蚊子大得像螳螂，能把人咬死。”其实，我是身不由己，既不能出大门，也没钱买蚊帐呀！每月18元生活费，吃用全在里边，还能买蚊帐？我刚躺下，旁边的女人就说笑话：“你听这里老表说顺口溜吧：‘水边水虚，蚊子大如鸡，打上三扁担，它还照样飞。’这里的蚊子比鸡还厉害，不带蚊帐简直不能活。”她说着拍拍怀里的小男孩，又摸摸背后睡的大女孩，把蚊帐拉严。男孩才两三岁，女儿也只有十来岁，我为她难过：这么小的孩子带来干什么？不禁问她：“你是哪里人？从哪里来？”她是河北人，叫紫桂，从张家口来的。为了和孩子他爸调到一起，娘仨就来了。谁知刚到这里，丈夫就被打成了反革命。中国到底还是好人多，坏人少。今天遇上了陈立贞，我心里稍微舒展些。一到这地方，谁都知道写反党小说的李建彤来了，可敌视的眼光只是少数，大部分是善意的，暗暗同情我的。
&61、养猪班长
&过了不久，一片红瓦房盖起来了，像个新建的村庄。这里可以眺望公路上的汽车来往，也可遥望几里地外的“共大”。我每天上午背个筐打猪草，穿着胶鞋，卷起裤腿，穿件半旧咖啡色短袖衫，各处跑，只要中午能背回一筐猪草。这里荒地多，人烟少，有许多机关干校，如卫生部、气象局、地质部、中央办公厅等。有时遇上放牛的也都是熟人。这天碰上力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见面搭讪几句。这个牛倌穿件蓝色旧工作服，牵着条牛满山转。他是高级工程师，和黄老一样，也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老知识分子。
&新房盖好后，大家都忙着搬家。这里是营编制，机关的每个小单位编为一个连，我们是最末一个连，第七连。我们这个连的人都是原来在院部工作的，包括副院长、党委书记、副书记、政治部主任、副主任，还有各处室的工作人员，最老的66岁，最小的14岁。连部领导人住在一幢简易平房内，其它男男女女都搬进新盖的第一排平房。女宿舍就在第一排的两侧。我们屋内住了6个人：我，陈立贞，张霞和她11岁的女儿赵小英，电话员杨玉华，还有一个是我们养猪班的班长罗云英。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我们的饲料房。有个女人走进来，摸一摸小猪，抱起看看说:“老陈，现在大猪小猪归你管了。刚买来一筐小鸭，我专管喂鸭子。”说着拉个小凳坐下，大腿放在二腿上，抽着一支烟，从兜里摸出个松花蛋剥着吃完，拍拍腿走了。她站起身，我才仔细打量了她两眼，人长得有些怪：满脸黑麻子，厚嘴唇，一笑露出几颗大门牙，满头粗头发，宽脚、厚手,
身体壮得像条牛。她一走，老陈说：“这就是政治部办公室主任罗云英，现在她要当咱们的养猪班长。从前我领导她，现在她领导我了。”“她没有问题？”“谁知她是什么人？出身也不好，要查起来有一大堆问题。对别人追查家庭成份，还追查海外关系，偏偏对她什么问题都不查。”“她怎么解放得那么快？”“你慢慢观察吧。她很会拍马屁，对上拍，对下压，还会造谣言。你可要小心别让她在你身上使坏。”罗云英搬进来时派头可不小，连长、指导员都来帮忙，不算行李，光吃的就不知有多少：挂面、红糖、冰糖、水果糖、蜂蜜、苹果、梨子、花生、核桃、芝麻、酱肉，罐头，把木床上下塞得满满的。
&早晨起床后，她就坐在院子里吃。木炭火上架着个洋瓷小盆，大米粥煮牛奶，馒头上夹着酱肉，一连吃了4个，再吃上2个咸鸭蛋。吃完后拍拍屁股站起来嚷道:“杨玉华，和我抬糠去！”杨玉华眼皮一耷拉，一声不吭地跟她走了。她俩一走，张霞开了腔：“老陈，你都看见了，早上罗云英吃的啥？杨玉华只吃了一个馒头，一碗粥，怎么能抬得过她呢？杨玉华是病人，家里很困难。罗云英每月拿130多元钱，杨玉华每月40多元钱，吃不过她，怎么能干得过她?”老陈说：“杨玉华有病谁都知道，罗云英当然也知道小杨不能干重活。”中午回来见杨玉华坐着擦眼泪。罗云英嚷道：“杨玉华，快去吃饭，下午下河捞水浮莲。不然猪就断食了。”晚上下班后，杨玉华坐在院子里发呆。我望着这可怜的女人，很同情，她为啥受这种折磨呀？晚上乘凉时，我就坐到杨玉华近旁问：“你发什么呆？吃饭嘛！不吃明天怎么干活？”“我胃不好，吃不下。”“今天干活累了？”“干也是白干，人家向上汇报，说都是她一人干的，没我的份。”“她不是和你一块去的吗？”“人家是去当指挥的。抬糠都是我和刘义两个人干。一袋糠七八十斤，刘义是壮男人，当然不在乎。可我哪有那么大力气？下水捞水浮莲，我的妇女病又犯了，流血不止。”“听说这里有中医，你去看看中医，吃些中药吧。”“我已买了中药，但没时间熬。再说这么折腾，吃药也不管事。”
&正聊着，下起了一阵暴雨，我们钻进房子里让蚊子咬。刚躺下，罗云英回来了。只见她忙着点灯生火，煮了一碗芝麻冰糖水，端着就走。老陈叫住她问：“天这么黑，外面又下着雨，你到哪里去？”罗云英说：“老樊淋了雨，我怕他感冒，送一碗热汤去。”罗云英刚出门，老陈起身，坐在我床头，对着我耳朵说：“看见了吧！这种芝麻冰糖水，从前送给我喝的，现在给樊再三喝了。”我说：“你喝了人家的芝麻冰糖水，给人家提了一级工资。现在樊再三又该给她提级了。”老陈说:“她住在这个房里，听到咱们说的话都会去汇报。等着瞧吧，有咱们受的气。”满屋的人都在黑暗里唉声叹气：“真倒霉！”别看这个不到16平方米的屋子，也是一个社会缩影。
&62、阿姨挨整
&我和连部交涉争得了轮休日。该我轮休的那天正是星期日，我兴冲冲地跑去看孩子。刚进门，阿姨站在房门口冲着我大声喊起来：“你不要再来了，孩子是我的，你不要来打扰我们！”事情来得突然，我有点莫名其妙说：“我来看孩子，是经过上级批准。如果我的孩子不在这里，我可以不来。”惹得孩子哭起来，阿姨也哭，我也流了泪。事有蹊跷，其中必有缘故。我想了片刻大声说：“今天我不走了，这是最后一次。谁有意见，到上级那里告我去！”我进屋吃完饭就匆匆离开。
&阿姨和孩子送我出了村，阿姨哭着说：“上次你来后，他们整得我好苦呀！开家属大会批判我，说我和你划不清界限，你来了还给你做饭吃。还有人说，谁让李建彤来的，要查后台。他们还指着鼻子骂我：‘你是个什么贫农？如真是贫农，就不会跟他们家的人在一块。应当再查查你的成分！’现在我去买菜，都有人在后面跟着，我也成了斗争对象，监视对象。”我很恼火：“这是谁捣的鬼？”“是隔壁那家汇报的，他们住在这里是有任务的。”“原来人家给你们派了特务，真卑鄙！不知是谁干的？”我想了想说：“你告诉他们，叫他们找我单位调查。我从北京起身时，专案组就批准到江西后可以看孩子。他们如果有意见，可以告到北京去。不要在家属中制造混乱。”
&我把阿姨和孩子打发回去后，一个人往前走去。我的脑子里很乱，心疼孩子和阿姨。原以为我来了会对她们好些，孩子能见妈总是个温暖和安慰，没想到却给她们惹下大祸。索拉这孩子从小学四年级就碰上文革，没能好好读书。到念初中时，又遇上北京疏散人口，被赶到山里劳动。妈妈到了跟前，却又不让见面，实在令我心疼。
&这次我来看孩子本来还有个打算。我从北京带了本专案人员提审时，我自己做的“提审记录”。临行前，他们要我交出去，我只交了一本，还留了个复制本。原先在贴身内衣里藏着，现在劳动，汗水太多，只得放在枕头里，可宿舍里住着罗云英这种人，怕她偷翻我的东西，便带出来想放在阿姨这里。眼下偏遇上这种情况，这里是不能放了。这里特务很猖狂，可这本东西对我非常重要，是康生一伙倒行逆施的纪录。我将来要用它揭露他们，若没了这个本子就口说无凭了。这是个铁证，另一个同样的本子在专案档案里，到时两本一对证，就真相大白了。我沿路查看，有没有可以埋藏东西的地方。路旁都是稻田，何况这里经常下雨，不能埋在潮湿的地方。走着走着，我猛然记起前些日子有人给我捎话，说景范的外甥女随丈夫到了附近的新干县，在化工厂工作。我一想，这外甥女还是可靠的，是景范亲妹妹的女儿。1960年，我去延安采访时把她带出来学中医，在西安结婚。现在随丈夫到化工厂医务室当医生，托她办事应是万无一失。我向东走到水边镇搭长途汽车。到新干县找到化工厂，打听到外甥女。时间已不早，也没敢多说，只是把缝好的小布包交给她说：“谁也不许看，请保存好，到时候我会来取。”急忙赶回峡江县，但已赶不上长途车了。回去有40多里路，我就徒步急速往回赶。
&63、养猪遭陷害
&这里的“五七战士”逢年过节都要集合在一起听报告。我不是“五七战士”，只是个劳改对象，所以就成了猪圈里的长期值班人。不过也没什么难的，别人能干的我都能干；别人不愿干的我也去干。每天沿着独木桥到泉水塘挑几担水，打一筐猪草，剁几筐菜，搅拌在一起，便能做成几十斤糖化饲料。再从猪圈内挖出几筐猪粪，然后一边喂猪，一边看医书，为病猪治病。平常这是3个人干的活。到了节假日，我一个人也得干。猪圈还要扩大，修短墙，需要大家去搬砖。我白天做得活多，没时间搬砖。到了晚上，等猪睡了，我再去干。我的眼睛不好，就在胳肢窝里夹个手电照路，用双手去抱砖，来回走，一晚干几个钟头，能顶有些人一天搬的量。有一天晚上，我正搬砖，樊再三来了：“哟，你一个人晚上来干活呀？小心，这里有狼。”“狼不敢来，我有手电。”我想，干什么事也得压倒你们，这是我做人的原则。这不是有意表现积极，更不是向你们讨好。总之，我把全部工作当成自己的事来做，起早贪黑地干，权当没有他们这些人。既来之，则安之，把这点时间和精力用上才不愧来这里走一遭。
&也许因为如此，每次养猪班分工，谁都愿意和我这个“反党分子”一起值班。连那个聪明能干、身强力壮的李正也提出要和我一起值班。有个星期天，我和李正一起值班。他还没来，我就把水都担好，饲料也做好了。他来了一看，满脸乐滋滋地说：“好！今天这样吧，猪圈里的活，你全包了。我给猪圈做个地板，免得进来两脚泥。”我当然同意，自从到猪圈工作后从未脱过雨鞋。无论寒暑雨晴，总是两脚泥水、两脚猪粪，我来江西后一共穿烂了4双雨鞋，都是从阿姨那里拿来孩子们穿过的旧鞋，特别是穿上儿子的鞋简直像两只小船，晃晃悠悠地走不成路，不得不在里面再套上一双布鞋。李正用小车推来木料，搭个架子，拉起大锯。我见他穿着绿军裤就问道：“你从哪个部队来的？”他笑笑答道：“我是俘虏兵。解放战争时过来的，当过营级干部。”他对我说：“告诉你一件事，你在地下室写过一首打油诗，批评领导不给专政对象吃饺子，是吗？”“我写过，被他们收去交给了中央专案组，上边又派人来审我。”“哼！审你归审你，实际上是他们做得不对。你的诗拿到革委会后，李主任发了脾气说:‘过个春节，你们都吃饺子，不给地下室关押的人吃，让李建彤写诗骂出去，好听吗？’”我原先还以为，那首讽刺诗对这些人毫无触动呢。李正高高兴兴地做成了地板，往猪圈里一放，受到大家表扬，说他做了件大好事。
&和我一起值班，能沾到这个便宜。罗云英就提出：凡是她休息日就派我去替她值班。因为她是正班长，不和大伙一起值班，只管两三头小猪，单独一个小猪圈。于是，每个星期我替她值一次班，成了固定的工作安排。这家伙可真狡猾，一个星期内从不打扫猪圈，只等我去替她打扫。有一次，我作了记录，一天内出了15筐粪，抱出十来捆湿草，说明她每天只给猪喂一点食，其它什么也没干。这是个典型的两面派，表面看就数她积极，实际上她在糊弄人，那两头小猪日夜吃睡在粪堆里，哪能不生病？可她却装得好漂亮，抱起小猪往怀里一搂，跑到连部去嚷嚷：“看，我们的小猪多好，我特别喜爱他们。”樊再三表扬她：“看人家老罗，把猪当儿子呢。这就说明她的思想境界有多高。”罗云英以为让我去垫背，她的真相就不会暴露，因为我是专政对象，谅我不敢说出去，说了也没人听。可她也不傻，发现我收工后在做记录便问：“你做什么？”我推说在计算时间。其实，我在积累证据。
&有一天，我在大猪圈值班，低头剁菜，樊再三来找我，进圈就问：“这两天谁在值班？”我说：“我，我每天都在。”“谁做的饲料？”“我，都是我做的。”他伸出手给我看：“猪食槽里为什么有玻璃？”我一看，是一块枣核大的三角形玻璃。我想起去担水回来时，罗云英进来过，见了我就匆匆忙忙走了。我说:“这是老罗给你送的吧？是在这个猪食槽里捡的，那咱们就看看槽里还有没有玻璃？”我拿起木棍搅来搅去给老樊看，也是怕罗云英给我栽赃往食槽里放玻璃碴。搅了好大一阵也没找到。樊再三说:“老罗说，她是从猪嘴里抠出来的。猪吃了玻璃碴就会死的。”我明白了，她是要制造一起反革命破坏案。我心一沈，便说：“你看看，这猪圈扫得多干净，做饲料的地方连一根草也没有，哪来的玻璃？”我又指指远处说：“那边房子有一块玻璃被风打坏了，窗下有玻璃碴。咱们把猪赶去试试，看猪吞不吞玻璃碴？”樊再三往那边赶猪，猪甩着尾巴只管吃食就是不走。樊再三无可奈何地看看我，再看看手上的玻璃。我说：“把你手上的玻璃放下，看猪吃不吃？”他把玻璃放在地上，踢了踢小猪，小猪扭头走了。我说:“瞧！猪也很聪明，这种东西是不吃的。食槽里如果有不能下肚的东西都会被拱出槽外，别说是玻璃，连木头也不吃。老罗怎么能从猪嘴里抠出玻璃碴呢？是她给猪塞进嘴里，还是别人塞进去的？这可是个案子，请你好好调查清楚吧！”樊再三站了一阵就红着脸走了。我想了很久：罗云英真坏，想制造假案，但却弄巧成拙。不过，她一定不会罢休，还不知要耍甚么花招呢！对这种人，我决不能轻饶，别看我背着个“反党分子”的包袱，但对付这种人也决不手软。
&64、中央专案组追来了
&又遇上轮休日，我不由自主地往犁田村去。自从那次答应阿姨后，我已有一段时间没去了。可我还是想去，孩子在那里，我能不去吗？上次回来，我找过许忠，提出在犁田村家属中发生的事，希望他能向上级反映，也不知解决了没有？我只管往那边走，走到村口又停下了，担心又会惹得孩子哭一场。我在村口呆呆地站了半小时，向村里望了又望，终于咬了咬牙转身向前走，一直走到水边圩。唉！看不到孩子，索性看看集市算了。集上还真热闹，有小饭馆、杂货店、修理部、邮政局、卫生院和汽车站。农民也把小猪、鸡鸭、芝麻、鸡蛋、青菜、芋头摆在街头卖，都是自己舍不得吃，用来换钱。这里的农民很辛苦，劳动重，收入少。有些生产队的工分值每天只有两三角钱。我买了一斤黑芝麻就回去了。
&从水边圩走到我们工地有八里多路。走着走着，到家已是中午，迎面碰上副班长李玄子。他绷着脸说：“你到哪里去了？”“今天我休息，赶集去了。”“以后不许你离开工地！”“我这点自由是经上级批准的，怎么又收回去了？发生了甚么事？”“中央来了人，到处找你，找不着。你赶快去，他们在第三排房子等你。”我估计他们还会来找我，到底还是来了。大概是向康生交不了差。虽然我那些“交代”是实事求是的，但不会符合康生的要求，他们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当初，康生、阎红彦之流都是在这个案子上立下汗马之功的，如果定不了案，就无法向中央交待，无法处理那些被抓起来的人。果然，还是通天政委带着两个人来的，其中有个女的，山东口音。通天政委向我打招呼：“在这里怎么样？”“我这个人到哪里都一样，过得很好。”“现在中午了，吃了饭再谈吧。”“我说呢，今天的空气特别紧张，原来是你们来了。刚才我们副班长宣布，再不准我离开工地。既然你们来了，就先给我解决这个实际问题，我到底能不能离开工地？有没有轮休日？能不能看孩子？请你们决定一下，向这里交代清楚。你们代表中央，虽然不是说一句顶一万句，也可顶一千句吧！”通天政委满脸通红：“你对我们的态度总是这样，话中总是带刺。实话对你说，大概是因为我们来了，一时找不到你，他们急了。”“急了也不能随口出政策呀！不是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对我就可以不讲政策？”在北京，我和他打了两年交道，知道他是康生意志的坚决执行者。
&下午开始谈，还是那些问题：习仲勋、刘景范在反党小说中起了些什么作用？还是和在北京时一样，要我写交代材料。我们又展开拉锯战。他们说，我反驳。我写，他们改；他们写，我抹掉。我提出，这本书的要害不就是高岗问题么？我的最后稿中没有高岗的素材，这又算什么问题呢？岂不成了假案？我再重复一遍：你们去查《毛选》,
在1964年以前《毛选》上还写着高岗。1964年以后才把高岗抹掉。1962年提审时，我就说过按《毛选》办事。《毛选》上有谁，我就用谁的素材。《毛选》改了，我也改。这有什么错呢？通天政委说：“你总是这样绕着圈子缠。我们不说《毛选》，只说你的书。”“那就没标准了。每个国家办事都有个标准。我们国家以往办事都以《毛选》作标准，现在怎么把这个标准丢开了呢？”“谁说不按《毛选》作标准？现在是解决你的问题。”“解决我的问题就可以不要标准？”我又说：“50年代，在南宁会议上，毛主席说过，高岗过去还是对的，延安时我还是听他的多。我听过传达，这都是我用高岗那些素材的根据。”山东女将插话：“如果真有这个讲话，那又另当别论，我们回去查查看。”他们连这么重要的事都不知道，怎么能审这么大的案子呢？尽是浪费时间。女将说：“你的书为什么不可以改成革命小说呢？”其实，我写的就是地地道道的革命小说，他们硬说是反党小说。我顺水推舟说：“现在把书稿拿来，我改给你们看。咱们商量着改，不出三天就能改完。”通天政委装聋作哑。他们的目的根本不在小说，而是借口整西北的那些干部。就这样拉锯了三天，把我写的东西拿走了，估计他们还是交不了差。
&他们走后的另一个星期天，副班长通知我：“还是允许你轮休日外出，允许你去看孩子。”我又去看孩子，走在路上心里念叨：“孩子，你可知道，妈妈来看你的权利也是斗争得来的。
&65、遭遇雷击
&几个月来，我都是和地科院原副院长朱效成一起值班。老朱已是近70岁的人了，1928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但还和我们一样担水、出粪、喂猪、打草，什么都干。老朱是山西五台山人，长得还真像鲁智深那么健壮。他能吃能睡，一坐下开会就睡着了，饭量比我大两倍，老伴总要给他寄来很多粮票才够吃。老朱是个好老头。有什么话都可以对他说，他从不出卖人。谁有难处，他就帮助谁。可是这里还是有人总要反对他，把他当走资派来整，罗云英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像使唤奴隶一样把老朱吼来吼去，而老朱却不在乎。谁叫我们碰上这个小人得志的年代呢!老朱对我特别照顾，凡遇上对我的无理批判，他事后便会安慰我说：“别理他们，也不要放在心上，和他们有理说不清。”他自己心里也放得开，1967年揪斗他时，他瞅空就找工人下象棋。工人们也乐意和他下棋，都觉得他是个好老头。
&我和老朱相处两、三年了，知根知底，合作得很好。有一阵子，猪圈分成两大摊，一部分人分到南边新盖的大圈工作，我俩只管这个中等圈。我剁菜做饲料，他提水、扫圈、喂猪。有两头三、四十斤的小猪病了。我们给病猪开了小灶，喂细饲料。我还给病猪喂大蒜炒马齿苋的药汤。老朱闻着味说：“真香，人也可以吃。”我说：“是呀，我从书上看到的，这两种东西可以治结核病，是补品。对人也有好处。”“难怪你在附近种了马齿苋，原来是给猪治病。”“这里找不到马齿苋，我到曙光村掐了一些回来栽上，都活了。老百姓管它叫大叶死不了。”正说着，突然天阴下来，一时风雨交加，老朱坐在小板凳上，我坐在木柴堆上，面前放个大洋铁盆，盛着大米稀饭煮青菜。两只受优待的小猪钻来钻去，摇着尾巴，伸着头，各霸一方，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看它们吃得好香，老朱说:“照这么吃法，很快就能壮起来的。”“人怕出名猪怕壮，猪一壮起来就糟了。我真舍不得它们。”眼看着雨下大了。老朱哈哈大笑：“人家都说咱连的老年人太爱猪。咱圈里生下头一个小花猪，长大临宰杀时，有的同志还难过哩。军代表说，七连的老年人太重感情，把小花猪当成了人。”“说实话，小花被宰的那天，我没到食堂买肉吃。我吃不下。”
&我俩正说着笑话，忽然天空亮光一闪，我和老朱同时向两个方向倒下。一刹那间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了。是死了，还是晕了？我全无知觉。忽听老朱叫起来：“猪怎么啦？”我一睁眼才感觉倒在柴堆上，忙站起来。老朱也刚从地上爬起来。一看两条小猪伸腿躺着，好像是死了。我吓坏了，出了事故，怎么交代？我忙叫：“老朱，快去报告，小猪死了。”老朱往猪圈里一查看，圈里也死了两头猪。雨稍停，老朱跑到连部报告:“死了4头猪。”一时间来了不少人，七嘴八舌议论开，是雷击了？大家查看棚顶，上面有块铁板，棚里放着铁盆，都是传电容易引起雷击的东西。再看我和老朱的脚：“你们穿的胶鞋是绝缘的，不然你俩也完了。”新闻传遍了整个工地：“老朱和李建彤差点被雷击死。”我这才醒悟过来，我是捡了一条命。倘若就这样丧命，我会死不瞑目的。我的使命还没完成，许多同志还没能翻案，他们还在受难。没有人能代替我。我的命运，是和几万条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老朱那时还住在曙光村，早出晚归。第二天照常上班，老朱一进饲料棚便对我说:“昨天下午没被雷击死，晚上回去还开了对我的批判会。”我忿忿不平：“为什么？要是在从前，你这么大年纪挨了雷击，慰问还来不及呢。如今还要挨斗，连点人性也没有！”老朱说：“要想斗谁，啥时候也能斗，啥理由也能找。他们把我买的东西拿出来展览，无非是炼乳、点心，水果等。说我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这里摆阔气，摆老革命架子。”这么大年纪，每天干活很累，吃点食品又能算甚么罪？罗云英才49岁，壮得像头牛，每天还吃补品，谁又批评过她？
&自从我们被雷击后，关于雷击的传说就多了：几里外的某干校也被雷击死了一条牛。大树下雷击死一个农民。有人说，这个地区不但是雷击区，也是血吸虫病区，还有麻疯病。有人背后骂道：“就是那些军代表坚决执行上边的命令，急着找地方把我们打发出北京。随便找块荒地就安营札塞。尽管有人反映过这里是雷击区、麻疯区。他们还是坚持在这里建干校。他们为什么不把自己家属搬来？”对这些事，我半句也不议论。可麻疯病,
我倒见过一个。在水边街有个修雨鞋的老头子瞎了一只眼。我上个月去修雨鞋时,
他还在。以后再去就不见了。街坊说，他的麻疯病越来越严重，送医院去了。血吸虫病患者也发现了一个，是我们那位连长，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小傅。刚来时是个精干小伙子，到了天热，他的腿就逐渐粗起来，越粗走路就越慢。据说是大腿根的淋巴肿了起来。听说卫生部已派人来检查血吸虫，我们被半夜叫起来抽过耳血。我心事重重地想:
这一大群孩子染上病怎么办?
&66、好汉只怕病来磨
&雷击没有死，我又打起了摆子，这是在雷击的几天之后。八、九月间的江西，天气正热。大家都穿着短裤短袖，有的甚至光着脊梁还不停地擦汗。可我坐着坐着冷得开始发抖，把小竹椅搬到太阳曝晒处还是冷。陈立贞过来问：“你为啥晒太阳？”我说：“冷！”“是不是发烧哟？”“不知道!”陈立贞忙去找指导员樊再三，批准我去医务所看病。医务所设在工地第二排房西侧，韩大夫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大夫。他一诊断便确定是疟疾，马上开药，开了休假条。我拿了药，回宿舍吃了药，便盖着被子躺下。人们都说疟疾是蚊子传染的。
&病倒后，自己在枕头上听心脏嘣嘣地跳，心脏很弱，全身不舒服，可我神志是清醒的。我从内心感谢周围那些善良的人。从我被关押起，就是韩大夫给我看病，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对我这个“反党分子”都是一视同仁，给我用的都是好药，希望我能尽快好起来。护士李青也是个难得的好人。她常悄悄对我说：“你心脏不好，心律不齐，劳动时注意些。重活不要用左手干，要减轻左边的负担。”一入夏，她怕我干活多会使血压升高，就开始给我吃“脑立清”。吃过两瓶后，我的血压一直正常。想着想着，我胡涂了，高烧到40度顶不住了。忽然觉得有人揭开蚊帐推我，睁眼一看是张霞。她给我端来一碗大米稀饭，关心地说：“少喝几口吧，不吃饭抗不过病。”我只得侧身喝了几口。
&我昏睡着，副班长李玄子在门口嚷道：“李建彤，你打摆子了？好好治病休息吧！连部批准你的工作暂由别人代替，还批准你吃病号饭。”我明白这是支部书记许忠的好意。前几天，我在鸭棚西头做糖化饲料，听见东头连部办公室有人说话。连长小傅汇报说:“罗云英反映，李建彤劳动不积极，消极怠工。”许忠说：“她也是上50岁的人了。一个人每天做几十斤糖化饲料，都说她做得最好，她还喂猪。哪个年轻人能有她那么踏实？她患着严重失眠症，每夜只睡两三个小时，脸黄得像死人一样，可白天照样干活，我们看问题应当公正。”我感谢许忠这个正派人。病倒几天，真亏大家照顾。杨玉华每天给我送开水，陈立贞为我带饭，还把她为孩子做的鸡汤偷偷送给我。
&过了几天，病已好转。李青大声嚷嚷着来了：“罗云英、李玄子，我给你们的病号听诊来了!”她的声音几乎能传到一里地外。只要穿上白大褂，拿上听诊器，她有权去看任何人。况且当时老护士可以代医生开药，开假条。李青揭开我的蚊帐，摸摸脉，又听心脏，量血压，大声叫道：“罗云英，李建彤的心律不齐，不要多动，多休养几天吧，一累就犯。”她顺手开了假条：“心律不齐，待查，休息3天。”放在我枕边取药去了。我心想，老实人也有老实人的心眼。她对着罗云英嚷，却不把病假条递给她，是让我直接交给李玄子。李玄子老实，会交给连部。她是怕罗云英捣鬼，罗云英的坏是全干校出了名的。李青刚走，11岁的女孩赵小英到我枕边悄悄塞进一个橘子：“李阿姨，吃吧!”我在这里有几个称呼：批判审问时直呼李建彤；一般不敢接近的人叫老太太、老太婆；有人也会在私底下亲切地叫老李。李阿姨则只有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才敢叫出口。小英这么叫使我很感动，看见那娇嫩的小脸，心里实在疼爱。这么好的孩子，弄到这里干什么？难道他们没有念书的权利么？67、何长工
&病好后，干校派我们养猪班去参观地质部五七干校的猪圈。我站在饲料间窗前呆住了。我从窗口看着眼前那个正在剁菜的人。他赤裸着上身，只穿条蓝布裤叉，瘦得皮包骨头。地上平放着一块木板，上面有许多水浮莲和烂白菜，他双膝跪在地上，弯着腰，低着头，双手舞动着菜刀，剁个不停，背肩不停地抽动着。剁一阵，他站起来把碎菜搓进筐里，放在一边，又跪下继续剁。我见到他的侧影心里猛然一颤。那不是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吗？从前，他高大壮硕，现在怎么成了这般模样？
&1967年我被关在北京地质学院第12楼。有一天，造反派通知我：“今天不许出门，院子里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许动。”我站在窗前向外望。下午两点锺，锣鼓声和吆喝声由远而近。当人群走近窗下时，见队伍最前面的几个人边敲锣边喊着：“我叫某某，我是三反分子。排在第二个的就是何长工。队伍两边是押送他们的学生。队伍在12楼门口停了下来，审判台就设在那里。只听人们大声叫喊，把何长工押上来!在此起彼伏的吼叫声中，有人对他拳打脚踢。从此以后，何长工就成了地质系统的重点斗争对象，各派群众都拉着他去各处游斗争。近70岁的人在风里雨里日晒雨淋。那些坏家伙专踢他那条带伤的腿。那条伤腿是被敌人的枪弹打伤的，是革命功勋的印记。他是井岗山下来的红军将领，为甚么这样对待他？看着眼前这个形如枯槁的老人，我内心涌起阵阵痛楚。我不能向他打招呼，因为有人曾怀疑过他支持我写反党小说，尽管那是欲加之罪。我只能默默地对着他的背影祝愿他撑过这个非常年代，千万不要在这里病倒。
&我气冲冲地往回走。陈立贞走到我旁边问：“你看见没有？那个跪着的是何长工。”“我没看见!”陈立贞悄声对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瘦吗？”“不知道。”“他吃不饱呀，劳动量这么重，人家都有补助粮，就是不给他，他肚子饿。有一天，在伙房捡了一块锅巴，正在井边吃着，被一个造反红人看见了，劈脸问道：为什么吃锅巴？他说吃不饱，肚子饿。那人上去就煽了他一个耳光：你还有资格吃？把锅巴连碗都打落到水井里。”我这才明白，原来何长工是饿瘦的。他当初参加革命，为的是让人民有饭吃。闹了半个世纪革命，自己却饿得连锅巴也没资格吃。何长工是走资派吗？他是行政五级干部，但孩子多，全家十多口人靠他的工资生活，每月勉强够吃。炊事员说，每天菜一上桌，孩子们一抢而光，老头来了只能吃白饭。这怎么能叫“走资派”呢?从何长工身上，我的思绪转向自己的老伴。他还是在北京坐牢好，否则也得到这个地方来和何长工一样受折磨。他有肝炎和十二指肠溃疡，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说不定会死在这里。眼下猪还有人保护着，中央还有关于养猪的文件，可这些老红军、老将军、老知识分子有谁来保护呢？
&过了几天，地质部猪圈里又传来何长工的消息，说他病了，尿血，有生命危险，送进了医院。1962年，我被阎红彦诬告，毛主席说我写反党小说。那阵子乌云压顶，谁还敢为我说一句话？但何长工竟敢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李建彤说没写高岗。”有人就攻击他：“李建彤是抗大学生，你是他的大队长，你是包庇她。”何长工确实找我谈过话：“中央要我找你谈话，说你的小说是为高岗翻案。毛主席还说了话。你得有个检讨才行。”我说：“我没有写高岗，更谈不上翻案。”晚上老伴回家告诉我：何长工对他说，虽然事情发生了，现在也没得办法。你是职业革命者，一生都属于这个队伍。放心，地质部不会落井下石。还有李建彤，她也是把一生交给了革命。放心，就在地质部养着她。哪里也不要去。”老人的话使我心里踏实。在这一生中，我将永远记住何长工老人。在紧要关头，他实事求是，不讨好大人物。这种品德实在难得，但也恰好是他倒霉的原因。
&68、小女儿回京
&到底等来了这一天，阿姨找我来了。她先到连部说要找李建彤，经连部批准后才到猪圈找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