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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军“土豪师”齐装满员进军朱日和基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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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中国战区接受投降的日本陆海军单位与人数考订 作者：黄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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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24 发布在
中国战区接受投降的日本陆海军单位与人数考订 作者：黄力民
　　[摘 要]：向中国战区投降的5支日军部队是：陆军中国派遣军、第10方面军、第38军，海军中国方面舰队、高雄警备府。包括陆军的1个总军、3个方面军、10个军与作战部队36个师团、41个独立旅团、13个独立警备队、1个支队；海军的1个方面舰队、2个警备府与6个根据地队、4个陆战队、1个航空战队、2个警备队。投降日军官兵陆军120.47万海军近11万合计131.4万余人，而不是通常资料的128.324万人。一些资料关于投降日军单位与人数的不准确记述多缘于对日本海军的误解，尤以遗漏高雄警备府为甚。 　　日日军大本营全权代表、参谋本部次长河边虎四郎与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萨瑟兰的洽降会谈在马尼拉结束后，盟军接受日本政府及日本陆海军投降行动全面展开。正式颁布的盟军最高统帅部《总命令第1号》将美中英苏澳各国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域作了划分，中国战区的受降单位即由此文件而确定。但是，在很多“二战史”资料中，关于日军在中国战区投降单位与人数的记述存有诸多模糊或分歧之处，有的还是不确的。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些梳理与订正。 一 日军在中国战区投降的大单位 　　常见的中国资料都称日军在中国战区投降的是四大单位（按：此处大单位按互不隶属关系区分），即中国派遣军、中国方面舰队、第10方面军、南方军直属第38军（驻越北）。此说不确实，应订正为五大单位即还有高雄警备府。 　　高雄警备府为日军大本营直属的海军单位，司令部驻台湾高雄，时任司令是志摩清英海军中将，所属部队有高雄方面特别根据地队、马公方面特别根据地队、第29航空战队，驻防地域包括台湾地区与日本西南诸岛。 　　高雄警备府本部及主要所属部队向中国战区投降的最确切依据是：10月6日向中国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副主任范诵尧少将领受投降备忘录的是第10方面军参谋长山春树中将、参谋副长宇垣松四郎少将及高雄警备府参谋长中泽佑海军少将（《中央日报》）；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接受日军投降典礼有中泽佑出席（《中央日报》）；日本厚生省复员局1950年6月海外军人统计表（《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82页[服部卓四郎，军事译粹社1978]）“台湾地区”一栏计有第10方面军128080人，高雄警备府46713人，合计174793人（高雄警备府另有驻日本西南诸岛的9776人向美军投降）；日本大本营8月19日发布的《大海令第50号》受令者有“志摩高雄警备府司令长官”。据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记述，芷江洽降会谈时即已明确提出投降日军的单位区分问题。在8月21日晚的会谈中，今井武夫向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蔡文治陈述：“热河属于关东军总司令官管辖，台湾与安南都在派遣军管辖之外，同时在中国境内驻扎的海军各部队，亦在冈村总司令官的隶属以外，因此作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对此无指挥的权限”（《芷江――抗日战争胜利的见证》第130页[徐万君，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 ）。 　　关于投降日军大单位的错误记述多发生于对日本海军的不确了解，尤以遗漏高雄警备府为甚，“高雄警备府”的名称也许让人以为它是驻守在高雄地方的一个小单位。近年出版资料例如《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郭汝瑰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1420页“应投降的日军为…台湾方面第10方面军（169031人）”（《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第152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中国20世纪全史》第5卷第814页[王秀鑫等，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等亦同），从总人数即可看出这些资料所指单位应包括第10方面军与高雄警备府；资料《侵华日军序列沿革》（李惠等，解放军出版社1987）分列、1945三年侵华日军部队都是“中国派遣军，第10方面军（或其前身台湾军），中国方面舰队，关东军”4支部队，高雄警备府源于马公要港部（1903年始）、马公警备府（1941年始）却没有被列入；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出版社1994）下卷第601页、《中国抗日战争史》（张宪文，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261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王捷等，华夏出版社2003）“中国战区受降事件”条目，日军中国方面舰队竟被误为“中国派遣军舰队”；《第二次世界大战通鉴》（张跃铭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第1079页称冈村宁次“代表…连同在中国方面的舰队…”则属望文生义一错再错了；《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刘建业，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第408页索性统称“中国派遣军128.3万人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以上可见厘正日军在中国战区投降的大单位情况实为必要。 　　可能有以下原因造成这一舛误：日中国战区南京受降典礼日军7名正式代表是中国派遣军4人，中国方面舰队、第10方面军、第38军各1人，没有高雄警备府的代表；冈村宁次的投降书只说《总命令第1号》所规定地域内所有陆军海军辅助部队投降而未指明部队名称；当年最早的新闻报道例如著名记者曹聚仁所记录（参见曹聚仁等《胜利.受降》[《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社1947]，《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春秋出版社1989]第137-138页亦同）的投降日军部队的番号与人数完全忽视了日本海军。 　　研究者的疏忽大意、资料的辗转传抄，是以讹传讹的技术原因。《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刘庭华，海潮出版社1995）第372页73表实即前引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海外军人统计表，错漏之一恰好是在“台湾地区”一栏没有高雄警备府的番号。原书海外军人统计表中“台湾地区”与“西南诸岛”两栏相邻，所对应部队同是“第10方面军”与“高雄警备府”，移植到《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中却变成“台湾地区”仅有陆军“第10方面军”而“西南诸岛”仅有海军“高雄警备府”！《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强重华，北京出版社1997）第391页之统计表同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却不注明出处且更多舛误。《大东亚战争全史》海外军人统计表的数字有几处明显笔误，均被《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等照样转抄！类似于此的例子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502页表（1945年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4号备忘录）将第10方面军的“独立混成旅团”全部误为“独立步兵旅团”， 9月8日冈村宁次致中国陆总请求将其改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112页），作为历史文件的中国陆总第4号备忘录不知何故仍保留原样又不加注解，更严重的是以后的转引者如《芷江――抗日战争胜利的见证》第104页、《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第330页、《台湾光复纪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还是一直错下去。还有象《中央日报》关于南京受降典礼的报道将日军代表三泽昌雄的职务误为第38军参谋长，关于南京、台北受降典礼的报道将日军代表第10方面军参谋长山春树中将错为谏山春树，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量资料都作如是说（参见拙文《南京、台北受降典礼日军投降代表两处错误及更正》，载《兰台世界》2006年第1期）。 　　那么中国战区南京受降典礼为什么没有高雄警备府的代表？查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当年档案，中国陆军总司令部9月5日致冈村宁次备忘录指定日方投降代表是：冈村宁次（签字人），冈村的总参谋长，越南北纬16度以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或其全权代表，台湾、澎湖列岛日军最高指挥官或其全权代表，中国（除东三省外）、越南北纬16度以北、台湾、澎湖列岛之日本海军最高指挥官或其全权代表。据此冈村宁次9月8日复函报告日军投降代表名单：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中国方面舰队司令福田良三海军中将，第10方面军参谋长山春树中将，第38军参谋三泽昌雄大佐。经中国陆总批准，这就是实际出席南京受降典礼的日军投降代表。显然，在中国陆总备忘录的用词中，“日军”指日本陆军，备忘录非常清楚地规定了日本陆军的中国派遣军、第10方面军、第38军这3支部队都必须有代表出席。而对于日本海军就没有不同部队的区分，只需1名“最高指挥官或其全权代表”即可。按常理不同的部队都应有代表出席投降签字仪式以示郑重，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承办参谋没有将日本海军的两个单位予以区别究竟是别有考虑还是无意之为？恐难以求证。日本方面对中国陆总9月5日备忘录作怎样理解，在冈村宁次与今井武夫的回忆录中均见不到有关记述。中国派遣军被指定领衔投降本来就觉得是管了份外事，不主动申明两支海军部队有不同的隶属关系是可以理解的，于是在举世瞩目的南京受降典礼上日本海军的两支部队就由中国方面舰队司令福田良三一人代表了。受降典礼次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训令冈村宁次转饬福田良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国战区受降地域内日本海军全部舰艇、装备及设施由中国海军参谋长曾以鼎负责接收，仍然没有将台湾地区的海军区别出来。总之，一开始“高雄警备府”的番号就于无意间被忽视。事发时的原始材料虽有真实性一面，但也可能因军情紧迫事务繁杂而混淆某些情节。 二 投降的日本陆军领率机关 　　投降日本陆军领率机关有1个总军司令部（中国派遣军），3个方面军司令部（华北方面军、第6方面军、第10方面军），10个军司令部（第1、12、43军、驻蒙军、第11、20、6、13、23、38军）。此说均无分歧，但几乎所有资料都未注明这仅指日本陆军。 三&&投降的日本陆军师团数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芷江――抗日战争胜利的见证》、《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国共产党创业30年》附录（马齐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等统计为33个师团（其中中国派遣军26个、第10方面军5个、第38军2个）1个战车师团2个飞行师团，此说基本一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507-514页表（《中国战区日本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缴械情形一览表》日第3处受降组制）显然漏列第10方面军第71师团，转引者如《芷江――抗日战争胜利的见证》、《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李新总编、汪朝光著，中华书局2000 ）当然也错了。据查第71师团驻在地为台中地区的斗六（今云林）。 四 关于第22师团 　　投降日本陆军的33个师团包括第22师团。曹聚仁的报道《胜利.受降》记述在越南北部投降的日军第22师团只是其小部分，师团主力在河南新乡向中国第1战区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507-514页表（日）所列同此。在同一文章或表中两次出现第22师团且前后呼应，文字错误的可能性应当极小。日文资料如《日本陆海军事典》、《日本东亚战史研究部-日本陆军》均记载第22师团“8.15”时为南方军第18方面军直辖，驻在地泰国曼谷，第38军所属部队中没有第22师团。据查日本投降前夕的8月4日有大本营令第22师团从第38军转隶第18方面军，但不能确知实际的执行情况。《The Pacific War Encyclopedia》（James F.Dunnigan et al ,Checkmark Books,1998 New York）的“第22师团”条目称该师团原在中国战场，于1945年初调印度支那直至日本投降。《侵华日军序列沿革》第213页有日中国派遣军第37师团转隶南方军第38军，第228页有1945年1月第22师团由第23军转隶南方军第38军，且“该师团于5月13日至7月5日从香港离开中国”。该书第281页“南方军的最终位置”中第22师团在南方军第18方面军第15军序列（王捷《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亦同）。《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耿成宽、韦显文，春秋出版社1987)第177页记录1945年1月第37师团转隶南方军第38军而第22师团转隶南方军第18方面军。 　　据卢汉第1方面军参谋长马A回忆，出席河内受降仪式的投降日军代表是“第38军司令土桥勇逸中将，第21师团长三国直福中将，第31旅团长服部尚志少将，独立混成第34旅团长永野修身少将，第38军参谋酒井干诚大佐”（《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下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第617页），“当第1方面军入越时，留在越北的日军仅有第38军之第21师团，独立混成第34旅团及其配属特种兵部队，总数3万多人（同上第628页）”。但马A回忆有多处错误：没有永野修身其人，海军倒是有永野修身元帅；独立混成第34旅团长应是服部尚志；日军没有第31旅团的番号。因此难以推测马A为什么没有提及第22师团。 　　第22师团的番号何时出现在投降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92-93页中国陆总8月28日致冈村宁次备忘录更改第1、5战区受降部队及冈村宁次8月31日复函均未提及第22师团。9月4日中国陆总备忘录第1方面军受降部队含有第22师团但第1战区受降部队没有第22师团，其后9月8日冈村宁次致中国陆总请求将“9月4日中国陆总备忘录”中国第1方面军受降的越北第22师团三分之一改正为独立混成第34旅团（同上第112页），未见中国陆总的答复，此后形成历史文件的“中国陆总第4号备忘录”（同上第502页）在第38军之下都是第22师团三分之一与独立混成第34旅团并存。 　　据《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22师团在第13军编成内参加过月浙赣会战，在第23军编成内参加过月桂柳会战。1944年12月南方军第38军第21师团从越南谅山出击中国广西，与第22师团在南宁以南会合，实现日军打通华北到印度支那交通线的作战意图，是中国军队的最后一辱，第21、22师团同在北越向中国军队投降自然是大快人心事。若确如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所述第22师团主力仍在中国，这或者是有意安排第22师团在第38军编成内投降以便与它在中国境内的主力均向中国军队投降，或者在“8.15”之后第22师团又有过一次调动而没有为日文资料所收入（此可能性极小）。由于中国、日本资料之相左，关于第22师团的异动情况应当存疑并作如下梳理：1945年初第22师团奉命由中国派遣军转隶南方军第38军，但实际调遣行动迟至7月还在进行中。转隶第38军后在8月4日奉命改为南方军第18方面军直辖，资料显示的最终位置是泰国曼谷，因临近日本投降实际的执行情况不一定如此。由于某种原因（例如调遣行动拖延且临近“8.15”）师团主力仍在中国，投降时其师团本部被安排在第38军编成内向中国军队投降。还须注明的是，资料《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日本防卫厅，天津市政协译，中华书局1982）没有关于第22师团主力在中国战区投降的记述，这可以理解为因其司令部不在中国也不属中国派遣军序列。 五 投降的日军独立旅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国共产党创业30年》等记述与统计为41个独立旅团，包括29个独立混成旅团（其中中国派遣军22个，第10方面军6个，第38军1个），11个独立步兵旅团1个骑兵旅团（两项均中国派遣军）。个别中国资料如《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等，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第291页在第10方面军编成内多列独立混成第61旅团，该旅团确为第10方面军直辖但驻在地是菲律宾北方外海的巴布延诸岛，未在台湾地区投降；巴布延诸岛距吕宋岛极近，该旅团很可能被调往吕宋岛作战。投降日军的独立旅团情况在日本资料《日本陆海军事典》中漏列独立步兵第11旅团，可查证独立步兵第11旅团于1944年2月在中国编组，辖独立步兵第231~234大队。 六 投降的日军独立警备队及支队 　　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的统计数为“20个独立警（守）备队及支队”，《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的统计数为“19个独立警备队及支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事纪要――起源、进程与结局》（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出版社1990）、《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统计为“19个独立警备队”，《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统计“19个独立警备队(或守备队支队)”。独立警备队是与独立步兵旅团兵员相当而火力略弱的作战编制，整个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只在中国派遣军编组有独立警备队（独立步兵旅团也只在中国派遣军设置），每队辖6个独立警备步兵大队和1个作业队。自1945年2月底始，为配合“本土决战”陆续编组了第1~7、9~14独立警备队共13个，绝大部分（11个）在华北方面军序列内。关于这13个独立警备队，各种资料记述是一致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502页表（日）记载向第12战区司令傅作义投降的日军是“一大队”，其第507-514页表（日制）则是“第21、24独立警备队9月26日在包头开始缴械”。曹聚仁《胜利.受降》记述：“第12战区…日军投降部队为第21、24独立警备队两个大队及热河省内部队”。另有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章绍嗣等，武汉出版社1995）第345页“9月26日，蒙疆军司令部及所辖的独立第21、24警备队在包头开始缴械”（注：此处有一明显错误：蒙疆驻屯军司令部于“8.15”后转移平津地区，以后在北平向中国第11战区投降）。遍查《日本陆海军事典》、《日本东亚战史研究部-日本陆军》、《大东亚战争全史》、《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侵华日军序列沿革》等资料均没有“第21、24独立警备队”的番号。《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 2卷2册第84页只说“包头的部队，9月24日在投降仪式上正式投降，26-27日交出了武器”。受很多因素影响该区受降过程本身就是较复杂的问题。8月20日公布的“受降主官分配表” 第12战区受降地域是热、察、绥三省，按中国派遣军的划分大同为驻蒙军驻地，就有9月4日冈村宁次致中国陆总关于第12战区孙兰峰部与第1战区为大同受降权发生争执一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107页）；南京受降典礼后中国陆总训令日军各部改称“某某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第12战区所对应的变成“包绥地区”（同上505-506页），但是《中央日报》有这样的报道：第12战区司令傅作义“派朱大纯师长办理绥远受降，9月29日完毕”，又于9月29日“派张砺生、孙兰峰两总司令为察、崾芙等ù怼薄Ｓ志荨吨谢窆肥氯罩尽芳窃兀骸日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在归绥接受驻蒙军司令根本博的代表中巽少将之投降（注：‘中巽’应为驻蒙军参谋长中川留雄少将之误）”。原驻该区张家口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与驻山西大同的第118师团一部曾与苏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对阵，在“8.15”后连同驻蒙军司令部都转移到平津地区；驻蒙军所属第4独立警备队司令部驻大同也不在热察绥区内，因此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502页表中向第12战区投降日军是“一大队”之说。《大东亚战争全史》4册第376页称苏军要求“30日17时前张家口全部部队完全解除武装，当时在该方面日本人约有4万人居住”，从其用语分析其时张家口也没有什么大部队。另外，可查证到驻蒙军第4独立警备队下辖独立警备步兵第19~24大队。 　　从以上分析可以断定上述资料所称“第21、24独立警备队”或“第21、24独立警备队两个大队及热河省内部队”或“蒙疆军司令部及所辖的独立第21、24警备队”实际上是驻蒙军第4独立警备队下属“独立警备步兵第21、24大队”之误，对照《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84页与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507页表这两个大队于9月24~26日在包头缴械投降，当时独立警备步兵第21大队长是丸尾三男大尉，独立警备步兵第24大队长是|原丰一少佐。至于9月28日在归绥的受降仅是一个仪式。 　　由于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关于“独立警（守）备队及支队”的统计未指明是哪些守备队与支队，以下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国共产党创业30年》、曹聚仁《胜利.受降》中除13个独立警备队以外可能列入“守备队、支队”的单位，即华北特别警备队、澎湖守备队、潮汕支队、雷州支队、承德支队。在资料《日本东亚战史研究部-日本陆军》、《日本陆海军事典》中没有这5个单位的名字。 　　1、《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国共产党创业30年》等均列有“华北特别警备队”。遍查《日本东亚战史研究部-日本陆军》，“8.15”时“特别警备队”的番号仅见于关东军，计有直属第3方面军的“关东军第1特别警备队”、直属第1方面军的“关东军第2特别警备队”、属第4军的“关东军第3特别警备队”。它们约成立于月，是预定用于对苏作战的特种部队。“华北特别警备队”之所以不列的原因推测是它与“关东军特别警备队”性质不同，《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第144-148页记述：“华北特别警备队”即著名的“北特警”，系由日军“驻中国宪兵司令部”迭次改制而成，其下属单位有重要城市如北平、济南等宪兵队，投降时的“华北特别警备队”下辖10个“警备大队”（第186页）,当然“警备大队”也不是独立警备队编制内的“独立警备步兵大队”；从编制人数看，例如日华北特别警备队“增加第6-11大队，总定额为1157人”（章绍嗣《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214页），而一个独立警备队辖6个大队编制员额约5000人，亦可证明“华北特别警备队”不是陆军的独立作战单位。事实上，“华北特别警备队”末任司令加藤泊治郎同时任职华北派遣宪兵队长，在可查到的资料上“8.15”时类似的部队还有“华中派遣宪兵队”（末任队长四方谅二少将）、“华南派遣宪兵队”（末任队长重藤宪文少将）、“台湾宪兵队”（末任队长上砂胜七少将）。按惯例计入投降单位统计的都是独立作战部队。 　　2、《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 507-514页表（日）、曹聚仁《胜利.受降》在第10方面军编成内有“澎湖守备队”，其他资料均未见。据查第10方面军曾辖有澎湖岛、基隆、高雄3个要塞司令部，第10方面军直辖的独立混成第75、76、100旅团于1945年初分别以该3个要塞司令部为基干编组而成。因此，“澎湖守备队”可能就是独立混成第75旅团或其下属单位，不必列在投降单位的统计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507-514页表（日）中接受“澎湖守备队”投降的是中国海军第2舰队，因此另一种可能是“澎湖守备队”就是海军高雄警备府的马公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或其下属，若如此也不计入陆军统计。 　　3、“潮汕支队”仅见于《芷江――抗日战争胜利的见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章绍嗣《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曹聚仁等《胜利.受降》。“支队”是日本陆军具有临时性的特殊编制，为执行特定作战任务而组建，任务结束后归建。如“重藤支队”由台湾守备旅团组编参加淞沪会战，这是由大本营在不同隶属部队间的调动，战役结束后返回台湾；还有大量在一个军内组编的支队，如1941年9月第2次长沙会战第11军组编了早渊、荒木、江藤、平野四个支队，而1942年5月浙赣会战第11军又另组编了竹原、今井、平野、井手四个支队（参见《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显然，一个支队若是在中国派遣军内或某方面军内、某军内抽调部队编组，因战争结束尚未归建，则没有必要统计在投降单位内。 　　《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1卷2册第9页记述1945年初日军大本营为防美军在华南登陆，从本土、朝鲜抽调人员组成“波潮”“波香”“波雷”部队派往潮汕、香港及雷州半岛，例如驻防潮汕地区的独立混成第19旅团预定在得到这批人员补充后升格为师团。3月初，到达潮汕地区的部队在尚未正式入列时曾称“波潮独立步兵第某大队”受独立混成第19旅团指挥，“潮汕支队”的说法应当源于此。由于输送困难原本用于雷州半岛的部分“波雷独立步兵大队”滞留潮汕地区亦受独立混成第19旅团领导（同上1卷2册第16-18页）。冲绳战役后，华南不再是防御美军的重要方向，以独立混成第19旅团为基干组建的第130师团也调离潮汕，这些“波潮独立步兵大队”理应进入第130师团的正式序列，但也可能将“波雷独立步兵大队”除外。总之，“潮汕支队”只能算作第23军某部例如在潮汕地区投降的第104师团的一支派出部队，或调离潮汕地区的第130师团的留守部队。曹聚仁等《胜利.受降》的原话是“第7战区…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04师团，潮汕支队及第130师团之炮兵一大队与步兵两大队半”，而“波潮独立步兵大队”与部分“波雷独立步兵大队”恰好是第130师团前身独立混成第19旅团的下属，“潮汕支队”完全可能是其别称或旧称。 　　4、“雷州支队”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502、507-514页、章绍嗣《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272页，但不见于同时期的报道《胜利.受降》。首先，1945年初组建的“波雷”部队显然没有到位而转用它处，除前述滞留潮汕地区的部分外，其主力“波雷独立步兵第1、2、3、5大队”于3月15日编成“谷支队”在大亚湾北岸驻防（参见《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1卷2册第15页），以后正式入列什么部队待考。《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关于雷州半岛的投降称“在雷州半岛方面，我雷州支队长9月21日晋见中方主持受降的邓龙光将军”；《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77页“中国方面部队终战时态势要图”列有“雷州支队”。报道《胜利.受降》称“独立混成第22旅团一大队，独立混成第23旅团一大队集中雷州半岛”，注意到独立混成第22旅团非广州地区第23军所属，“8.15”前在广西作战并驻防，“8.15”后随第11军收缩到湖北武穴，《胜利.受降》所列的部队应当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等所称“雷州支队”。因此“雷州支队”是由第23军或第11军所辖部队临时编组而成，至“8.15”时尚未归建，不必作为一个投降单位统计。 　　5、查《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77页“中国方面部队终战时态势要图”在关东军与中国派遣军接合部标有“承德支队”，个别中国资料如刘建业《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页、《侵华日军序列沿革》第256页日军投降单位有“承德支队”。值得注意的是《侵华日军序列沿革》中列有承德支队却无主官姓名而其他部队均有，在1944年日军序列未见承德支队并且没有其编组的纪录，可见情况有些特殊。8月9日日军大本营《大陆命1374号》之第8项“…新编入派遣军指挥下的承德支队（独立混成第118旅团）配属于华北方面军…”（参见《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60页），但该书的日军投降单位中没有提到“承德支队”。据查独立混成第118旅团于日以日本本土的丰予要塞守备队为基干编成，投降时的位置是本土第2总军第16方面军直辖。《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75页“8月9日晚，奉大本营令，发动对苏联全面作战，乃将新近配属中国派遣军指挥之关东军承德支队改配华北方面军…”，与《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不同的是指明了“关东军承德支队”但未注“独立混成第118旅团”。又第365页“在热河省南境至长城线…（关东军）第108师团接奉方面军命令，留置一个联队于承德地区后，改配华北方面军指挥，该师团主力于8月12日在锦县阜新地区集结…”。热河地区原为关东军驻防，按盟军《总命令第1号》属于中国战区受降范围，日军大本营8月9日《大陆命1374号》之第7项新规定关东军与中国派遣军的作战地界是“山海关-大城子-达里诺尔湖东端-右古吉尔庙”恰恰与此相合。 　　综合上述分析，可推断承德支队系关东军第108师团下属部队的临时编组，因作战意图变更及紧接发生的受降区域划分而改隶中国派遣军，所谓“独立混成第118旅团”之说可能是文字错误。日本投降时承德支队母体不在中国战区受降区，虽然它也是临时编组但将其列为一个投降单位应是合理的。 　　本节结语：投降日军计有13个独立警备队1个支队。 七 投降的日军“特种兵队”――海军单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 507-514页表（日）统计有“特种兵队6个”，并说明“特种兵队”指海军特别根据地队与海军陆战队，《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统计“6个海军特别根据地队与陆战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事纪要――起源、进程与结局》统计“6个海军陆战队”，《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统计“6个海军陆战队（包括特别根据地队）”均有不确。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直辖青岛、上海、扬子江方面特别根据地队，上海海军陆战队；管下第2遣华舰队，海南警备府；第2遣华舰队管下香港、厦门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共8大单位。由此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 507-514页表逐一核对，该资料所谓“特种兵队”可以确认是青岛、上海、扬子江3个方面特别根据地队，上海海军陆战队，厦门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海南警备府共6个单位，与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中国方面部队终战时态势要图”所示、《日本陆海军事典》之“海军部队最终位置”完全一致。中国方面舰队的另2个单位第2遣华舰队本部及所属香港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均在香港向英军投降。 　　需要说明海南警备府的地位，它虽不如大警备府、大阪警备府、高雄警备府、镇海警备府为海军总队或大本营直辖，但也是“方面”舰队之下的一级单位，与“编号”舰队地位相当，将其与4个根据地队、陆战队并列显然不合适。1945年5月日本陆军撤出海南岛，其防务完全由海南警备府承当（《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1分册第9页）。查阅战争末期日军大本营对海军部队的命令，受命对象通常是联合舰队、海上护卫总队、4个方面舰队、4个镇守府、5个警备府以及所有编号舰队，且都是并列的。例如日《大海令第36号》、9月1日《大海令第57号》受令者都有“伍贺（次郎）海南警备府司令长官”。 　　资料《侵华日军序列沿革》、刘建业《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列有中国方面舰队管下“华中空军司令部”，但没有其编组的时间纪录。《日本陆海军事典》之“终战时海军将官军职配置表”中既没有“华中空军司令部”番号也没有主官梅崎卯之助其人。考虑到中国战区收缴的全部飞机不过1068架其中堪用者仅291架（《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1422页），所谓“华中空军司令部”即使存在是否够得上中国方面舰队管下二级单位值得怀疑。从人数看，海南警备府投降官兵4.94万（《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分册第93页），而中国方面舰队全部投降6.37万，即其余所有单位投降官兵仅有1.43万。另外，“华中空军司令部”这一名称似乎不符合日本陆海军番号用语习惯――通常以“飞行”“航空”作番号定语，“司令部”通常用于统率机关而不是部队――当引起疑问。再考虑到缺乏日本资料的佐证，“华中空军司令部”以不包括为宜。以上分析表明，仅就中国方面舰队而言投降单位“特种兵队”一是冠名不恰当；其次海南警备府应另外列出，将其下属单位列入统计，计有横须贺镇守府第4特别陆战队、舞鹤镇守府第1特别陆战队、佐世保镇守府第8特别陆战队、第15警备队、第16警备队。 　　向中国战区投降的高雄警备府管下有高雄、马公方面特别根据地队，第29航空战队3个单位，司令部均驻在台湾。总之，所谓“特种兵队6个”或“6个海军特别根据地队与陆战队”或“6个海军陆战队”均不确，应订正为日本海军向中国战区投降的有中国方面舰队及管下海南警备府、高雄警备府，下属单位包括6个特别根据地队、4个陆战队、1个航空战队、2个警备队合计约11万人。 八 向中国战区投降的日军人数 　　关于向中国战区投降的日军人数，中国资料均引用“1283240”这一数字或其约数，例如《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曹聚仁《胜利.受降》、《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王秀鑫，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另有一说是《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第372页注“日军在中国的投降人数包括中国大陆（不含东北地区）、台湾和北纬16度以北之法属越南，总计1387532人”。这两个数字均不确。 　　经查验，《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的数字“1387532”系由《大东亚战争全史》海外军人统计表中“中国”、“台湾”、“法属越南”三栏数字相加而得，但并非全部法属越南地区日军均向中国战区投降，所以该数字是错误的。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关于“1283240”来源的记述是“据《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当时中国接受的日俘共1255000人，但据后来台湾方面公布的材料，除东北、香港外…向中国投降的日军共有1283200人（注：以下分项列出）”。数字“1283240”的问题仍出在对海军单位、人数的混淆，在《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曹聚仁《胜利.受降》、《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的分项目中既没有海军番号，也没说其人数均并入陆军以致后来研究者难以正本清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日军中国派遣军”条目记述中国关内投降日军是“105万陆军，3.9万海军”，显然有错，本文前已引述仅海南警备府投降官兵便有4.94万。 　　兹按以下方式进行统计：据冈村宁次记述（《冈村宁次回忆录》[稻叶正夫，天津市政协译，中华书局1981]第83页）“停战时中国派遣军的兵力，约为105万（华北方面军30万，第6方面军35万，第13军30万，第23军10万）”（注：此处漏第6军番号，可能因为第6军司令部由关东军转隶中国派遣军不久，又于“8.15”前夕奉命调回关东军未遂，从杭州抵达南京而中止），这与《大东亚战争全史》海外军人统计表相符，我们采用后者的“1049700”；关于台湾地区，资料《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曹聚仁《胜利.受降》的“169031”与《大东亚战争全史》海外军人统计表第10方面军128080人高雄警备府46713人之合计“174793”略有差额，我们取后者；中国方面舰队数字依《大东亚战争全史》海外军人统计表取“63755”（今井武夫8月21日与中国陆总副参谋长蔡文治会谈称“驻屯在中国境内的日本海军兵力虽不详知，但想象大约在4万人左右”，显然不确，如前所述海南警备府即有4.94万人）；北纬16度以北之法属越南地区陆军依《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曹聚仁《胜利.受降》取为“29815”（注：可为佐证的是中国陆军第1方面军司令卢汉在日记者招待会宣布接受投降日军30081人，见《中央日报》）；以上4项合计为1318063。该数字包括在香港投降的陆军香港防卫队、海军中国方面舰队第2遣华舰队及所属香港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当然香港地区亦属中国战区但由英军受降）。据《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93页“香港地区的兵力约2850名”，按日军惯例这应当仅指香港防卫队，且香港防卫队管下独立步兵第67、68、69三个大队也比较符合“2850”的数目，海军人数推测少于此数；《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称香港地区投降日军2850人但未注明来源，若引自《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则忽略了香港的日本海军。由以上分析，我们将香港地区投降日本陆海军估计为4000人，则可以说在中国战区向中国军队投降的日军为131.4万余人。 　　《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第204页指出除东北外中国大陆投降日军为1118400人（含香港地区2850人）但未注明出处，从分项数字笔者推断它引自《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但所作加法却是错误的（笔者实际相加得1093750）且未区分陆、海军，因此不足为据。若依据《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84~93页各区人数相加，除去海南49400人（海军）、香港2850人得中国派遣军投降总数1044010人，这与复员局的1049700也是非常接近的。 九 结语 　　综上所述，向中国战区投降的日军部队是：中国派遣军，大本营直辖第10方面军，南方军直辖第38军，中国方面舰队，大本营直辖高雄警备府；陆军计有：1个总军司令部、3个方面军司令部、10个军司令部； 　　33个师团（其中中国派遣军26个、第10方面军5个、第38军2个）、1个战车师团（中国派遣军）、2个飞行师团（中国派遣军、第10方面军各一）； 　　29个独立混成旅团（其中中国派遣军22个，第10方面军6个，第38军1&&个）、11个独立步兵旅团（中国派遣军）、1个骑兵旅团（中国派遣军）；13个独立警备队（中国派遣军）；1个支队（中国派遣军）； 　　陆军投降官兵120.4万余人。 　　海军计有：中国方面舰队直辖或管下青岛方面特别根据地队、上海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扬子江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厦门方面特别根据地队、上海海军陆战队；中国方面舰队之海南警备府管下的横须贺镇守府第4特别陆战队、舞鹤镇守府第1特别陆战队、佐世保镇守府第8特别陆战队、第15警备队、第16警备队；高雄警备府管下的高雄方面特别根据地队、马公方面特别根据地队、第29航空战队共13支部队； &&&&&&&&&&海军投降官兵合计10.9万余人。 　　简言之，向中国战区投降的5支日军部队是：陆军的中国派遣军、第10方面军、第38军，海军的中国方面舰队、高雄警备府；包括陆军的领率机关1个总军、3个方面军、10个军与作战部队36个师团、41个独立旅团、13个独立警备队、1个支队；包括海军的1个方面舰队、2个警备府与6个根据地队、4个陆战队、1个航空战队、2个警备队。合计投降官兵131.4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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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复：[转贴]中国战区接受投降的日本陆海军单位与人数考订 作者：黄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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