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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黑飞&背后 利益链条错综复杂
黑飞溯源:“禁飞区”控制下的无人机命运
堡垒向来都是从内部攻破。
6月1日开始,无人机实名制开始实施,但这并非针对无人机真正的杀招。因为,不为人知的是,方兴未艾的无人机市场,正在迎来一个“最熟悉情况的人”——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疆”)。
《中国经营报》记者获知,大疆为北京智宇翔云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开发出无人机安全管理平台,解决无人机运行监视与管理问题,使有需要的管理部门实时掌握无人机的在线飞行情况。针对违规飞行的无人机,可以获取其起降地理位置、飞行高度、飞行速度、航向等。此外,双方还合作开发了无人机侦测设备,并在深圳机场、三亚机场进行了试点部署,取得良好效果。
然而,无人机的危险“黑飞”,仅是表象。在其背后隐藏的,是关于无人机制造标准管控、改装、监管体制等一系列复杂的利益链条。而“终结”对公共利益和安全有重大负面影响的“无人机黑飞”,也绝非仅仅是强化监管手段就能实现。如果忽视其背后的一系列问题,“无人机黑飞”的治理,恐难奏效。
“黑飞”危险
今年2月26日,重庆江北机场空管塔台接飞行员报告,在机场跑道上空发现有无人机活动。同年4月,成都双流机场附近空域因为被无人机干扰,11架航班避让或备降重庆、昆明机场。
据民航部门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共发生无人机扰航事件4起,2016年猛增至23起;2017年以来仅今年1月中旬至2月中旬,就发生12起无人机违法违规运行威胁民航安全事件。
所谓“黑飞”,即违法违规的、未经登记的飞行,这不仅影响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交通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大疆创新副总裁邵建伙指出:“在最近成都、重庆发生的事件中,干扰成都机场的飞行物是固定翼,干扰重庆机场的飞行物是固定翼和风筝。”
资料显示,常见飞行器通常被分为固定翼、直升机和多旋翼(四旋翼最为主流)。在2010年之前,固定翼和直升机无论在航拍还是航模运动领域,基本上占有绝对主流的地位。然而,在之后的几年中,因优良的操控性能,多旋翼迅速成为新星。
无人机和航模的本质区别,在于有无智能化的飞控系统,能否实现自主飞行。无人机本身相当于带着大脑飞行,飞手只需通过数据链将地面控制参数与无人机进行交互,无人机就可以实现自主飞行,可以是超视距。
而航模则必须由人来通过遥控器控制,并且始终是要在视距范围内,通过遥控实现机动和姿态调整,它的真正大脑一直在地面的飞手手上。
无人机由民航局和AOPA管理,适用航空类法规;而航模由国家体委下属的航空运动管理中心管理,适用体育类法规。无人机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他们判断,有人改装了航模,加装了不具备禁飞或者限飞功能的开源飞控、图像传输等辅助手段,增加了自动飞行能力,有预谋的造成航班干扰事件。
而从当前的处罚来看,专家认为处罚太轻。4月22日,四川省成都市警方通报,3名男子因为在成都双流机场附近放飞无人机,分别被行政拘留5天。
生产“无国标”
追本溯源,《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多家无人机生产厂商后发现,当前无人机市场方兴未艾,但在生产环节,却面临未有国家标准的窘境。生产商主要是根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无人机生产和制造进行管理、控制。
大疆内部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国家对于无人机还没有明确的标准出台,大疆所采用的是企业自己的质量标准。
具体而言,目前,大疆的消费级航拍飞行器产品的飞行高度限制为距离起飞点500米;飞行速度根据各个飞行器不同而有所区别,基本在50公里每小时至94公里每小时之间;航程依据图像传输系统的不同,在1公里至7公里之间。控制飞行高度的目的是确保安全,其余指标是根据飞行器的设计性能决定。
国内另外一家知名的无人机品牌深圳零度的市场总监姚本超对记者表示:“目前无人机生产标准尚未有国家级的统一标准,但是有很多地方无人机协会正在协调和制定标准中,比如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我们产品的出厂标准严格按照当前国家政策要求,在飞行高度和距离都有强制性限制(高度不超过120米,距离不超过500米),同时也在根据禁飞区调整,实时更新,确保安全。”
这其中,“禁飞区”是最为核心的技术“设置”。据了解,目前技术成熟的消费级无人机都需要GPS定位系统导航飞行,飞机在室外起飞时,会自动接收卫星信号。在操作飞机所需要的手机软件中,厂家都会将机场等重点区域和特殊区域设置为禁飞区,正常情况下,禁飞区中无人机无法启动。
有玩家尝试发现,当无人机到达禁飞区边缘时,飞行软件上便会出现警告,无人机好像遇到了一堵无形的墙,只能在原地悬停。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黑飞”改装的问题并不在于此突破了原有的技术,而是第三方开源的控制系统本来就没有禁飞区。“飞行控制系统是无人机的大脑,有了飞行控制系统之后,才能控制无人机在什么地方可以飞、什么地方不可以飞,禁飞区系统是写在飞行控制系统里面的。”
今年5月,工信部官网发布消息称,为加强对全国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企业的行业管理,工信部决定从2017年起,每年按照地域对国内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企业和产品信息开展摸底统计。按照要求,各地区民用航空工业主管部门负责通知并督促所在地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企业填报企业及产品信息,对信息真实性、完整性进行核实和审查,并汇总、报送填报信息。
祸起第三方开源飞控系统
在飞行控制系统中写入禁飞区,是控制无人机违规飞行的关键所在。但是,《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中不仅存在已经运行较为成熟的无人机改装业务链条,也出现了第三方开源飞行控制系统。
AOPA(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执行秘书长柯玉宝表示:“开源的系统就相当于半成品,不开源的只能直接安装,不能做二次开发,因为你拿不到源代码。”
深圳零度方面指出:“做一个比方的话,就相当于手机系统中的安卓和iOS。开源飞控与开源软件的定义类似,公开算法的源代码,对此感兴趣的厂商、玩家都可以下载这些飞控代码,并针对不同的应用对其进行修改。所以对二次开发团队的开发能力有很高的要求,这也导致了使用开源飞控的无人机企业良莠不齐。”
相对而言,原生飞控系统则是封闭式的,平台本身都是自己开发,所有的数据也都是自己多年来通过反复试验的积累,目前已知的消费级无人机企业中,只有大疆和零度在使用自己封闭式的飞控方案。
一般情况下,正规厂家生产的无人机,通常都会在飞行控制系统中写入“禁飞区”。但是,以开源方式存在的第三方飞行控制系统,却并不包含禁飞区信息。也就是说,一旦使用开源的第三方飞行控制系统控制无人机,在技术层面,将不存在禁飞区。
《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发现,第三方开源飞行控制系统的获得,十分简便。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均有出售。记者登录某电商网站,搜索“开源飞控”等关键字,可以搜索到195家相关店铺。在不同的店,产品价格会不一样,光是飞控和GPS,就要2000元左右。“要凑成整机,还需要机架、电调、电机、遥控器、电池、螺旋桨。其中,电调、电机、螺旋桨要根据机型选择,但飞控是可以通用的。”卖家说道。
这么算下来,总价可能并不比一台无人机便宜。所以卖家表示,建议买整机了。“没用过pixhawk(一种由3DR公司推出的飞控系统)飞控会很麻烦,我这边可以提供视频教程,但不保证什么问题都能解答。”
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改装无人机的难度就跟你去玩航模的难度差不多,如果是航模的老玩家,只要上网去摸索一下教程,是可以搞定的,并不是很轻松能上手,但也不至于难到普通人学也学不会。”
日前,中国民用航空管理局航空器审定司发布《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要求自6月1日起,最大起飞重量250克以上的民用无人机必须实名登记。然而,这一纸规定,恐怕并不能完全应对于无人机复杂的监管格局。
柯玉宝指出,虽说无人机和航模有本质区别,但航模一旦装上飞控、板盒就不叫航模了,就成无人机了,就归民航局管理了。
微妙的企业监控系统
面对复杂的无人机黑飞监管局面,中国内地最为了解无人机技术的大疆无人机,开始以技术的方式,介入到无人机的监管技术平台设计和运行之中。
近日,大疆的内部人士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我们希望监管能够做得更好,同时我们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主要是基于技术领域,比如说设备,和智宇翔云做的系统等,可以有效提升我们对无人机的管理水平,然后把这些做法与监管部门分享。”
记者通过查询工商资料发现,北京智宇翔云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日,注册资本200万元,执行董事、经理薛炜出资比例100%,所属行业为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大疆与智宇翔云的合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推出的民用轻小型无人机安全管理平台,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进行无人机的运行监管,具有在线监视、飞行数据统计、实时管理等功能;二是云哨侦测预警系统,可对半径5公里范围内的重点防护区域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测,可精确鉴别发现市面主流无人机并进行实时跟踪。对涉嫌恶意用途的无人机可使用空盾反制设备直接打击,通过干扰,使其返航或迫降,确保核心区域的安全。
不过,大疆方面强调:“大疆仅在该合作中提供了部分技术支持,监管平台并非是大疆自己的产品,此外大疆也从未‘监控’过无人机,我们作为生产商只对产品进行销售,没有任何能力去‘监控’用户的飞行。监管部门也没有与我司在这方面达成合作。”
除了大疆和智宇翔云的合作之外,在成都,还有一家公司,开发了名为“飞云”的无人机监控飞行系统。
这家公司名为成都福来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航空企业策划及信息咨询服务;航空、航天科学技术研究服务等。而福来鹰公司董事长张伟同时担任四川省通用航空协会常务秘书长,以及西南无人机飞行中心负责人。
实名制难是终点
不过,令人在意的是,在频发的“黑飞”事件背后,相关部门却迟迟未能抓获肇事者。追查源头的困难之处究竟在何方?
艾媒咨询CEO张毅则表示不解。“其实监管难度也没多大。首先,无人机的操控者肯定要在空旷的地方,不能在封闭的室内;其次,民用无人机的飞行范围都是可知的,哪种无人机,飞行范围多大,都可以查。可能还是重视程度不够吧。”
今年5月16日,中国民航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发布《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明确无人机须在8月31日之前在指定网站完成实名登记。而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的规定,6月1日起将正式对质量在250克以上的民用无人机实施实名登记注册。
具体而言,拥有者先要在网络上登记,之后将收到包含登记号和二维码的标志图片,在无人机每次运行期间,这个标志必须附着其上。如逾期不登记,其行为将被视为违反法规的非法行为。
柯玉宝表示:“对无人机的监管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宣传航空文化,普及航空法规;第二,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来规范人的行为,此次的实名登记只是其中的一项,今后还会陆续推出身份识别、电子围栏、云监管系统等等;第三,基于以上两点,能够达到他律和自律的目的。”
大疆内部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他们建议,相关管理部门应该加强对开源硬件和飞控以及散件套材的管理。“民航局目前出台的无人机监管规定(例如实名制、机场障碍物控制面的设定)对无人机的监管是有利的。但是,这些规定还没有触及真正威胁民航客机的要害。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算良民愿意把家里的刀都交出来,也不能解决黑社会拿刀砍人的问题。”
而对于专注于农业无人机的极飞而言,监管是一直都在做的事情,只不过原来是在企业层面。极飞CMO龚槚钦介绍:“我们的每一架飞机本身都是实名制的,客户购买首先得实名认证,然后还要经过我们的培训,在这个过程中与客户建立的信用档案也是存在的,同时我们的无人机与消费级无人机有比较大差别,没人拿着遥控器操控的,每一次的起飞降落都需要得到我们的控制中心允许。”
在龚槚钦看来,实名制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只不过这次是由国家有关部门来介入。一方面,我们肯定是支持的,另一方面,由什么部门来管,争议还是比较大,因为我们做的是农业无人机,无论是农药喷洒还是农业测绘,都属于非常低空的飞行,而且这种飞行不会进入到民航或者空军的飞行区域,所以我们更希望这种管理是基于农期的管理,而不是飞行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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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来电称急用钱 青岛一市民信以为真被骗40万
来源:新华社编辑:涵柳
在青岛黄岛经商的市民管某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让其猜测是谁。管某一听对方是南方口音且语气亲切,就猜测是一个南方朋友陈总。两人寒暄一阵后,“陈总”以急需用钱给领导送礼为由,先后骗了管某40万元。在弟弟的提醒下,管某发现上当后报警,骗子被擒获。记者昨天了解到,近日,涉嫌诈骗的何某等人已被黄岛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朋友”来电称急用钱日,刚吃完晚饭的管某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并让其猜测是谁。管某一听对方是南方口音,且语气亲切,就猜测是一个南方朋友陈总。对方听到管某的猜测后连连称是。两人寒暄一阵后,约定第二天见面。第二天,“陈总”没有约定见面地点,而是再次打来电话,声称要给领导送礼,需要5万元。管某听后立即给对方转账。过了一会儿,“陈总”又给管某打电话,说钱已收到,但是太少,让管某再打15万元。于是,管某又转了15万元。没过多久,“陈总”再次要求管某转了20万元。当天中午,管某主动给朋友“陈总”打电话,询问钱是否收到。而电话中的“陈总”又提出让管某转钱的要求。这时,恰巧管某的弟弟坐在他旁边,他感觉对方反复向哥哥借钱,有点不对劲,赶紧阻止管某再次转账,并让其当面找陈总核实。管某开车找到朋友陈总后才得知自己被骗,立即报了警。 2016年4月中旬,参与诈骗的何某等人在广东省被抓获。诈骗账户每天都有款进账经审查,该诈骗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成员间均单线联系,作案手段非常隐蔽。本案中,管某的钱在短时间内就通过POS机消费方式进入13个销售终端。然后又通过手机银行转账,转入22个银行账户,后被分散在多处银行网点提现。而经审查该银行账户,几乎每日都有几万至几十万不等的诈骗款进账。黄岛检察院在此提示市民,打电话“猜猜我是谁”早已不再是新鲜的骗局,仔细推敲就可以发现很多漏洞。接到这种陌生电话后,一定要谨慎,核实清楚之后再做打算,以免钱财受损。 (赵玉勋 姜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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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建邺:面对错综复杂证据材料&三步法则&防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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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那件“非法持有伪造的发票案”,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检察院公诉科科长李勇至今还印象深刻:“当时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办成个错案!” “这个再‘小’不过的案子,一方面警示公诉人错案可能就在身边,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三步法则对于预防错案的重要价值。”从这样一些发生在身边的案件,以及新闻媒体报道的冤假错案出发,李勇带领建邺公诉团队摸索出一个叫做“三步法则”的证据审查模式,解决的是法学院校没有教过、但司法实践中最需要的技能――如何审查证据。 怎么刚好200份呢? 那件“非法持有伪造的发票案”,发生在2009年。 当时,建邺区检察院公诉科一名年轻的公诉人给李勇呈报了一起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他告诉李勇,公安机关查获犯罪嫌疑人持有伪造的普通发票200份。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持有伪造的除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普通发票200份以上,以持有伪造的发票罪定罪处罚。年轻的公诉人说,这个案件,公安机关认定4本假发票,每本50份,共计200份。 李勇一看资料,心想怎么就这么巧呢?刚好200份?再说,造假的人向来都是缺斤短两的,每本真的都有足额50份吗?李勇提醒这个年轻人,用“三步法则”来检验。第一步“分解验证,首先验证证据来源有无问题”,李勇和这个年轻人一翻卷宗,有扣押清单,证据来源有了;再验证证据收集的过程,扣押合法,没问题;接着再验证作为证据载体的“结果”,发现问题了!一方面假发票的物证照片没有逐份拍摄,另一方面也没有随案移送假发票的原件。李勇让承办人通知公安侦查人员把发票送过来,对所有扣押的发票逐份清点。果然缺斤短两,每本都少两张,共计少8张。“这不够罪嘛,这叫什么?错案就在身边!时刻要保持警惕!”李勇严肃地对年轻公诉人说。 “三步法则”的程序设计 对于刑事办案者来说,实体法律适用和证据审查判断,是始终在面对的两大基本问题。一些资深公诉人感慨地说,实体法的定性错误可以通过下一个诉讼环节改正,而证据审查的错误很多时候无可挽回。 一个案件的证据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定案?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审查和判断是否已经达到标准?面对一起案件中看起来错综复杂、堆积如山的证据材料,如何下手进行审查判断呢?建邺公诉“发明”的“三步法则”,就是通过分解验证、双向对比、综合分析三步,有序高效地审查证据的方法。 证据像苹果,苹果心烂了没有,不切开来是看不见的。第一步分解验证就是切开苹果。把堆积如山的证据,还原成单个状态,对单个证据合法性进行分析,验证其是否具有证据资格,在这个环节排除掉非法证据。通过验证,合格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书证物证、鉴定结论进入到了本案证据序列。“从发生的一些冤错案件看,你要单从印证的角度看,似乎没问题,被告人承认,有证人,也有物证,能相互印证。但是,再看单个证据的合法性,被告人供述是刑讯逼供得到,物证提取过程也存在问题,这样形成的印证是假象印证。”李勇告诉记者,分解验证证据,是防止假象印证的关键所在。 按照“三步法则”的程序设计,通过了分解验证的证据,进入下一环节――双向对比。公诉人要对案件中证明同一事实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证据材料进行比较和对照,审查其所印证的内容是否一致,以确定其是否能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双向对比,说的是纵向对比和横向对比。纵向对比主要针对言辞证据而言,对多次陈述或供述进行对比,看其前后陈述内容是否一致,有无矛盾之处,以及如何排除和解决矛盾;横向对比是指对证明同一案件事实的不同种类的证据进行比对。”李勇说。 经过了前两步对于定案证据的筛选和对比,公诉人可以放心地进入最后一步“整体综合“了。印证到何种程度才可以定案,这需要综合全案证据,把有利于定案的证据,不利于定案的根据进行归纳列举,根据经验法则和理性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这一步对办案人员的法学素养、办案经验、社会阅历要求很高。 办理轰动全国的“瘦肉精案” 日,中央电视台曝光建邺区兴旺屠宰场未经瘦肉精检测的猪肉大量流入市场,成为当年轰动全国的食品安全事件。此案顺利审查起诉至法院,“三步法则”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勇回忆,案发后,江苏省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出具了猪肉含有盐酸克伦特罗(瘦肉精)成分的检测报告,“这个检测报告对于定案具有核心作用,直接决定涉案人员是否生产销售了有毒有害食品。我们用‘三步法则’对检测报告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审查。” 首先,对这份检测报告从来源、过程、结果三方面进行合法性的验证。办案人陈德发现,检测报告的检材(查获生猪的尿液)来源存在问题。他及时地报告了科长李勇:“侦查卷宗中没有相关材料反映生猪尿液采集的具体过程。” 紧接着,陈德立即与公安机关侦查员取得联系。“弄清楚了,原来农业、质监等行政执法部门第一时间到达案发现场并采集了生猪尿液进行送检,相关采集样本及送检的程序性文书没有移交公安机关。”张慧俊说,因为发现及时,很快就补充完善了证据。 在进行第二步双向对比过程中,公诉人岳巧轶将该检测报告与扣押清单以及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进行横向对比,发现生猪数量存在差异。怎么回事?岳巧轶对差异进行调查,“原来还有第二份检测报告存在,行政执法机关没有移送。”她说。 经过前两步扎实的工作,办案人对于含有瘦肉精成分的生猪数量,综合全案的证据作出了准确的认定共计149头。 用“三步法则”对检测报告这个证据进行审查,只是办理这起案件中具有代表性的证据审查工作之一。“事实上,我们对每一份证据都进行了严密的审查过滤。”据公诉人刘小慧统计,他们共排除非法证据1份,补正瑕疵证据10余份,补充证据100余份。一些细小的瑕疵,都通过“三步法则”审查出来,进行了补正和说明。 “三步法则”为案件成功办理奠定了坚实的证据基础。最终,建邺检方公诉了10名犯罪分子,将涉案人员一网打尽――指控经营户张运能等6名被告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指控建邺区沙洲街道兽医站、建邺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建邺区商务局的4名公职人员构成玩忽职守罪,均被法院判决。 想要用好不容易 “三步法则”在建邺试用几年后,南京、泰州、南通、淮安、无锡等市检察院,江苏、重庆、青海等省级检察院,以及国家检察官学院举办的高级检察官研修班先后邀请李勇授课。 记者感到,“三步法则”说起来简单,操作起来简便,但是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和审查技术,完全掌握和熟练运用需要深入理解和学习。 第一步“分解验证”,之所以非常关键,也是因为我国的司法实践长期以来忽视单个证据的合法性审查。分解验证的理论基础在于一系列的证据规则特别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括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区分标准、非法证据排除的条件和标准、八类证据的合法性认定标准等一系列问题,检察官能够胜任“分解验证”这一步骤,需要对上述理论知识熟练掌握。 第二步“双向对比”,就是让证据经历一个对比印证的历程。尽管学界对印证证明模式不断反思和质疑,但在实践中“印证是中国刑事证据法的‘铁则’”(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龙宗智观点)。在办案实务中坚守印证证明模式基础上的双向对比法,是有利于避免错案的,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在第一步分解验证的基础上进行对比印证,防止“假象印证”。 第三步“综合分析”,是在前两步的基础上,对全案作出最终的判断,证据达到什么程度,才能起诉?这涉及证据学中一个争议不断的基础理论问题――证明标准。就办案实践来说,呈现出来的现实是,检察官都在努力追求“客观真实”,但最终可能是采取了“法律真实”办结了案件。“如果一个案件能实现客观真实,那多好啊,所有的事实和细节都得到证据绝对完全的证明,用我们的行话‘这种案件闭着眼睛诉’。但是,世界上的很多事往往是‘现实很骨感’。”李勇感慨地说,办案时带着一种查明客观真相的心态去求证,去调查核实、去补充证据,尽可能地还原案件事实真相;当无法达到客观真实的情况下,要将法律真实作为坚守的底线,如果连法律真实都没有达到,就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千万不能逮捕、起诉。这是预防错案的关键。 李勇告诉记者,作为现实底线的法律真实,具体来说,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标准:一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二是构成要件的事实及主要量刑情节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三是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四是能得出排除合理怀疑的唯一结论,排除了其他可能性。 “用故意杀人的证据标准来办盗窃案,十个盗窃案有九个半诉不出去,有人说,那半个呢?那半个是硬着头皮诉出去的。”李勇对记者说,在第三步整体综合的过程中,对证明标准如何理解?还有个问题,就是不同案件性质对证明标准有不同要求,证明标准会随着法益侵害的严重程度和刑罚轻重而呈现出位阶性。而这个位阶性,更多的是一种经验法则的指挥,是公诉人长期办案而内心产生的标尺。 检察官审查证据的技术,只能在司法实践的摸爬滚打中慢慢娴熟起来。(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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