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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国历代禁书解题|&《岭海焚余》《遍行堂集》《明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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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海焚余》
　　作者金堡。其生平、思想及文字被禁原因见《彳扁行堂集》。
　　金堡著作除了文集，还有大量奏疏，当其文被禁以后，后人有敬慕其高义者多方搜集金堡的奏疏，以抄本得以流传，名《岭海焚余》。集中奏疏多为作者在隆武、永历朝所上，凡四十九篇，编为三卷。因为不是金堡的全部奏疏的汇集，故称焚余。卷上是隆武朝奏疏，中、下两卷为永历朝奏疏。奏疏内容大多是关于两朝朝政及抗清方略的，中多攻击清廷之言词，在《中兴大计疏》中称清人为“犬羊”，为“虏”，“狡虏”，在《奖忠讨逆疏》中称清人之盛势为“腥风膻雨”，称满族贵族官吏为“贝酋”，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当时两个民族矛盾激化所形成的紧张局势，以及明人对满清所怀的轻蔑和痛恨的复杂心情。而集中文字，时有自表心迹的忠义之词，难怪要被夺取政权的满清统治者目为悖逆之尤。隆武朝奏疏共有十八篇，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劝导隆武帝出闽抗敌，图谋复国；二是力主奖忠讨逆，清除内部权奸的隐患；三是向隆武帝提出忠言劝谏。
　　金堡回乡后，与原任都督同知姚志卓等起兵余杭，后失败，被迫入闽，于是写了《中兴大计疏》，疏中力促隆武帝“速定亲征之期”，如此则必能得到天下人的响应，因为历来“华夷之防，属有秉彝，孰无愤厉？”而圣上亦“必能光复二京”，“混一可期”，否则的话，“偏安亦不可保”；他还向隆武帝建议说：“不复徽州，不可以保江东；不复浙西，不可以绝杭州；不复上江，不可以制金陵。”面对那些主张偏安者提出的“天子之出宜万全，兵饷未足，不敢以至尊为孤注”的论调，金堡指出目今“势危而时迫”，皇帝正应该“自以其躬为孤注，激发忠臣义士之气”，以得到“四方响应”。如果“直为此迟回，坐失大信于天下，”则“恐狡虏有以窥陛下之深浅”，而那时因为“观望者离心”，“砥砺者解体”，则“事必败矣”。其言凿凿，其情恳切，惜隆武小朝廷内早已党争闹得不像样了，他的话还有谁听呢？
　　在《为郑遵谦讼功疏》中，金堡对于保江东有功，“忘身殉国”的郑遵谦所受的不公平待遇鸣不平，疏中一开始就说到：“为详述首义之功，兼破群邪之说，以存万世公论”，点出了上疏的目的。疏中称赞了郑遵谦，谓其事迹“足以动天地而照耀今古矣”，并斥责了那些“反言黑白，倒执短长”，公报私仇的宵小之辈。《奖忠讨逆疏》中对“奸臣窃柄，政以贿成”的混乱局面以及力主投降者得势的情势，直言上书，要求奖忠讨逆，明确主张“奖忠义者先贱而后贵，讨叛逆者先贵而后贱”，提出奖励殉国之士，诛戮“甘心负国，跪门求用”的礼部尚书姜逢元等人。《论马士英不当复职疏》中，金堡毫不避忌地指出：郑芝龙之所以力主复用马士英，是“特欲使陛下失人心耳”。疏中引弘光帝用马士英而失南京，浙东鲁王复用马督师，浙江百姓讥为“翻板弘光”之事，劝隆武帝不要“再蹈此辙，取笑四海，贻讥万世”，以免“使人谓陛下轻祖宗安皇太后而重郑芝龙，首反居下，足反居上”，语言犀利，而道理却足以警人。疏中言如“陛下日言爱百姓而先庇一害百姓之人，日言报祖先而纵一覆祖宗社稷之贼，无以自信于天下。”笔力千钧，亦足以让统治者沉思了。
　　金堡奏疏中还有许多篇幅是对朝政提出劝告的。《论停刑疏》劝隆武帝勿“轻人命”，处置犯过的大臣要审慎，要与大臣们多商议，只杀该杀人。对于皇帝当时的一些做法，他提醒说“陛下用刑如此，何以用兵？立法如此，何以立礼？”并劝其“深维往失，益毖将来”，言而有信，令出必行。《陛辞忠告疏》中，劝隆武帝对文武百官多加监督，“共同实政”。他劝皇帝警惕朝中大臣结党争斗，并力挽“易于言君而难于言臣，易于言相而难于言将，易于言功而难于言过”，以及“不奉令而奉意，不畏理而畏势，不争军功而争官体，不断事实而断空言”的不正常现象，并注意勿使武将得操政权。书载当隆武帝命翰林将金堡此疏写在文华殿屏障间，俾君臣交儆时，郑芝龙认为其攻击的对象是自己，要车裂金堡，足见此疏的批判力之大。《极陈时事疏》中对隆武帝倚重郑芝龙等人，一方面，“储无宿粮，守无宿备”，另一方面又“铺张中兴，粉饰太平”的做法进行忠谏，告诉他不要认为“诸高冠长剑者皆可以共生死。凡群集阙前，以陛下为利之所在者，异日必为害之所在，而去之惟恐不速。”望其了解“士之勇怯”，“备之缓急”，“道之险易”，争取有一番作为。
　　隆武帝殁，永历自立。当其时大势已去，朝内党争又酷烈之极，而金堡仍然不肯闲着，时时犯颜直谏。《岭海焚余》中、下卷中奏疏的内容均为此时所撰。其中，卷中收疏十七篇，卷下收十二篇。这近三十篇奏疏的内容主要是指出时政弊端，倡言用兵方策以及弹劾权贵。在《时政八失疏》中，金堡说朝廷政事有八大失误：“朝政不宜独专”，“勋封不宜无等”，“罪镇不宜久纵”，“中旨不宜频传”，“贪墨之风不宜自内廷始”，“调停之术不宜自言路终”，“义兵不宜概行摧折”，“奉使不宜滥及非人”，“均切中要害”。特别是在头一条“朝政不宜独专”中，指出文安侯马吉翔因护卫皇上有功而获荣宠，独揽朝政，尽管力辞内阁职衔，却不辞阁权，“避名而居实”。更有甚者，“吉翔督理京营，仍管锦衣卫”，并“参预机务”，“主会推大僚”，“奏章进止悉在其门”，“诰敕经其看详酌定”，“出入内廷，口传天语”，实则一人而集内阁、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翰林院、司礼监大权，金堡说：“举天下人之分理而一人任之，三百年无此法，三百年亦未尝有此人，权震世者主危”，指出了这样做的大隐患之所在，并建议削马之权力。
　　《中兴四议疏》提出四条抗清的用兵策略，分别是：“八闽之事权当一，三吴之声气宜通，江楚以合而为功，秦豫以分而握胜”。在第一条建议中，金堡指出八闽之地对永历朝的重要性，建议永历帝特诏郑成功全权处理福建军务，“使得合将士之涣散，戢宗藩之觊觎”，“以断窥粤方路”。“三吴之声气宜通”指出“三吴为财赋奥区，贤士大夫之所聚，倡议之烈，及今未散”，建议慎选一贤臣全权督师南京，待机开进维扬（扬州），“合山东而恢河北”。“江楚以合而为功”一条，建议江西、湖南、湖北各路人马合兵，然后由督辅何腾蛟“居中节制”，“于武昌谨备行宫”，以待永历皇帝亲征。“秦豫以分而握胜”，则建议联合李赤心，让其所辖十一部出河南，以阻占据西安的吴三桂之兵南下。从以上两份疏中，既可感受到金堡为国殚思竭虑，忧心如焚的心情，也可以对其政治、军事才能有很全面的了解，惜乎其人生不逢时，最后竟以出家而终老，实在令人感慨。
　　又《申饬督辅三令疏》中，请求永历帝要严整朝廷法度，防止大臣擅权。疏中一开始便写道：“今日之患既在外，复在内，太阿旁落，非一朝一夕之故，天下寒心久矣”，原因是“中朝举功无以大服群伦，小则有何北方命之忧，大则有许下擅权之■，即使光复二京，终非国家之福。”所以当前最要紧的是整顿朝政，约束重臣，消除内部争斗，以免“一家为鹬蚌之持，狡虏收渔人之利。”《论锦衣卫擅杀疏》中，谏永历帝要严格限定锦衣卫的权力，防止其擅取人命，并建议“诛戮有罪，惟师阵可行军法，其余一切刑杀，必先奏明请旨。”避免冤案发生，亦以服世人之心。从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尽管永历朝廷已经岌岌可危了，其统治仍异常黑暗，草菅人命的事时有发生。由此也可看出，明朝之亡是不可避免的了。
　　《请核冒滥疏》中，面对当时大臣们中间存在的冒领封赏，以及朝廷赏罚不明的现状，金堡十分气愤，他“愿得罪于一时，存公论于万世”，有力地揭露了一些大臣的丑行。疏中讲述“绝不见阵”的胡执恭，闻风即遁的茅守宪等大将，依然晋爵加官，实难让人心甘。至如以“反正”得官的顾元镜、朱谋■、吴尊周之流，或因日暮途穷而不得不投明，或者本是墙头草一样的人物，或者机灵地脱离危局，又以迎銮骗取功劳，让人实在不堪忍受。指出这些人之丑行后，作者总结道：“赏罚不明，则朝廷必不尊，朝廷不尊，则封信必不信”，请求统治者引以为戒。
　　奏疏内有不少是弹劾权贵的作品。如《劾徐心箴吕尔疏》揭露兵部车驾司郎中协理职方臣徐心箴以假印为市以及利用职权勒索多端的劣迹。《时政八失疏》中劾马吉翔的专权。《论票拟党庇疏》揭露假冒举人、沐猴而冠的吕尔。《劾何吾驺疏》中“参大奸大诈”的辅臣何吾驺，“以清政本，以绝乱萌”。《劾萧中疏》劾背主逃跑，欺君罔上的广西学道萧中，请求永历帝“正刑章以伸国法”。此外还有劾王化澄，劾庆国公陈邦传十大罪等。
　　金堡这样大胆行事，屡屡犯颜直谏，永历帝真的那么宽容吗？不然。《岭海焚余》书末载：“堡时政八失既奏，上震怒，即欲廷杖矣。以先朝侍从初之，且不测立言之由，遣大密往五半问李成栋。成栋曰：‘此直臣，不可处也’，乃止。疏下时已十二日矣。成栋目不知书。”金堡总算没有受处分，然而永历帝的反复无常、多疑易怒，实在让人为金堡以后的前途担忧。不过，金堡毕竟说了他想说的话，其疏中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无不见焉”（《清实录》），表现了一个臣子应有的忠诚和正直，其人格实为后人所崇仰。
　　《岭海焚余》“世无刊本，藏家无著录者，盖旧在禁毁之列”，现世间所传有■抄本，后刻入《适园丛书》
　　《遍行堂集》
　　作者金堡，字卫公，又字道隐。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崇祯十三年（1640）年考取进士，授临清知县，官声颇佳，因得罪上司刘泽清，被迫引疾去职，回归故乡。不久，明亡。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攻下杭州，金堡偕原都督同知姚志卓起兵抗清，势孤而败。后唐王在福建自立，号隆武帝，金堡被授兵科给事中，因为母服丧，坚辞不受。隆武帝死，桂王在广西自立，号永历帝。永历二年（1618年），金堡赴广西，任礼科给事中，以“直臣”而著称。永历小朝廷内部党争异常激烈，金堡亦未能脱身，后因政治斗争失败，在永历四年被黜戍清浪卫（今贵州省岑巩县境内），中途得瞿式耜之助，留居桂林。
　　这年末，桂林为清兵所破，金堡于是削发为僧，初取名性因，之后投到广州雷锋寺函是和尚门下，又名澹归。金堡在这之后于广东韶州（今韶关市）辟丹震寺，任住持，又名今释，号舵石翁。因其分文不私，深受四方僧众敬重。金堡为僧达三十年，名著佛门，矢志以终，大思想家王夫之赋诗痛悼，时年67岁。其著作有《遍行堂集》、《岭海焚余》、《千山剩人禅师语录》、《丹霞澹归禅师语录》等。
　　《遍行堂集》四十九卷（另有四十六卷本），《续集》十六卷，今有康熙年间刻本存留，无高纲序。其中第四十九卷《遍行堂随见录》曾单独刊行。《遍行堂集》分文部、诗部、词部、语录等。金堡固然名重一时，但从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地位来看，并不算十分重要，但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作家的作品犯了禁。从内容上看，《遍行堂集》中并无直接针砭清室的文字，显然作家有意回避。但是作为一个明朝遗民，一个曾参加过抗清斗争的人，金堡诗文中不可避免地会流露出故国之思和家国之恨来，所谓“悖谬”文字，大约指这些内容。如集中的一些传记、祭文的主人公有抗清赴死的瞿式耜、何腾蛟、张同敞、李元胤、李永茂等人。
　　对于李元胤的慷慨就义，金堡赞曰：“传来了事有南阳，得死千秋骨亦香。人喜人惊都一笑，刀头滋味只平常。”（书南阳侯传后）。永历政权大学士瞿式耜、总督张同敞守桂林，城破被捕，宁死不受降。当时已出家的金堡，上书给清定南王孔有德，请厚葬瞿、张二人，称他们为“砥柱乾坤”之臣（《重建大忠祠记》）。金堡替清平南王尚可喜润色《元功垂范》，发现书中称明朝为“伪朝”，明兵为“贼兵”，遂上书尚可喜，要求删去“伪”字（《上平南尚王书》）。旧日同僚刘湘去世后，他作悼亡诗：“旧史谁存稿，新诗尚纪年，罪臣长恋主，苦节肯由天……”（《次韵思园后公遗诗》），表露出对旧朝的依恋。
　　金堡这样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最终遁入空门，按其性格来说，应该是迫不得已的。他自己也曾直露地表白道：“吾辈舍此一着，别无解脱之方也”（《与陆丽京博》）。尽管他生前曾将一些“涉激愤，不宜广于示人”及“不和平”之文删除（《陈季长太史》），但留存在集中的不少文字仍表示了对清初统治的刺评。例如，在《与郑牧仲隐君》中，他说：“文字之祸，比来颇酷”；在《与徐仲远文学》中，称“世网甚密”，称文字狱是“小题大做”、“无题径做”，告诫朋友不要刊刻文稿。他还在《清平乐?云海》中暴露了一点思想“尾巴”。全词如下：“早来强起。双眼明于洗。金色莲开红日里，铺满白云作底。白云如海茫茫，人间面目潜藏。莫爱天边清楚，也云地上荒唐。”就是这首词中最后两句以及前面所引的几句文，成了清廷发动一场文字狱的口实（详情见文后面部分有关禁毁过程的叙述）。在金堡的其他一些作品中，也表达对功业未成，家国两失的遗恨。以下即为其中几首：无功如来，直心净土。青天白日开旗鼓。玉泉寺里读春秋，笔端说尽锋端苦。云月冠裳，江山尊俎。素髭绿鬓红尘谱。人间何处觅曹刘？将军一念非今古。（《踏莎行?题关将军像》）
　　词中流露出英雄迟暮，功业未竟的凄苦之情。
　　帐结芙蓉，令行齐鲁。折冲更不移尊俎。何人错注《十三篇》，五千言是真孙武。
　　直上天门，平窥下土。望中秦越无今古。三更日涌海东云，罗浮一点词吞吐。（《踏莎行?送黄都闻之山东》）
　　这首词作似乎悟得更透：妄起刀兵，终归空无，还是“遵循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之理吧。无奈之情宛然。
　　听得几声Ы乃，铁壁一时落草。唤起天家看，此是天蓬岛。谁道，谁道，将来一脚踢了。（《如梦令》）
　　率直的词句中，宁无见其夙志哉？
　　而这一首：短发垂棕，越王头上模糊眼。不知远患，悔已知之晚。
　　此事须知，酒在车渠■。人心险，一瓢可选，凶吉为君转。（《点绛唇?椰子》）
　　难道只是单纯地在咏椰子吗？如果细品“越王头上模糊眼”一句中的用典，有心人当会心一笑。
　　在《书嵇中散赋后》，他赞扬嵇康“不屑见用于世”，认为他表面上“懒慢”，实际上“非忘世者”，只是“生不遇时，托之懒慢”而已。语言深讳，其意无非是寄托自己生不逢时。
　　既身入空门，金堡，也就是澹归和尚的诗文中定会有涉及僧侣生活之作。如前引《踏莎行?题关将军像》中“无功如来，直心净土”句，当是作者常伴青灯古佛，日日诵读黄卷的清修生活濡染的结果，结果在他的许多诗词中，时时冒出语涉佛门的词句，如“此去相思无远近，曹溪无不隔人间”（《人日龚芝麓邓孝威垂访海幢奇》），又如“只句弥陀，一心不乱，便纵有念还无念。”（《踏莎行?题莲池大师真廉斋侍》）。而在《鹧鹕天?扶九庄主五十初度》中则写了自己的日常生活琐事，同时也留露出欲看破世事的念头：铁甲抛残有衲衣，危峰更上一重梯。八千人去空成败，五十年来枉是非。无事了，正相宜，海鸥随处得忘机。却因田里催租早，脚下芒鞋露不。日常生活中也有那么多事要做，放下重担，做一个凡人，体会一下平凡生活中的乐趣，又有什么不好呢？
　　而在一首《如梦令》中，又体现了这老和尚的幽默风趣：雨作一天俱重，日出四山如梦。
　　绝岸俯深江，飞落两条くぐ。
　　莫动，莫动，且看老僧撮弄。
　　以虹作活物，欲撮弄之，可见诗人的心灵在经历了沧桑世事后，仍未失天真，所谓诗人的赤子之心，于此历历可见。
　　在《如梦令?题大士像》中，却又蕴含着自宽自解之意：头上一尊古佛，手里几番贝叶。
　　遍界不曾藏，争肯受人埋没。
　　如说，如说，更莫抱赃叫屈。
　　更表现了一种坦然面对往事的胸襟。
　　金堡的文集中还有许多涉及寺庙经济来源、庙田出产、贮藏及完纳官粮的内容。还记有清廷清查僧人度牒；建立僧籍、限制僧人数量的举动，并揭露官府逼迫僧人走投无路，被迫自尽的令人发指的暴行（见《与彭番禺退庵》）。王夫之对金堡评价较高，在其所著《永历实录?金堡列传》中有这样的话：“堡文笔宕远深诣，诗刻高举，独立古今间，成一家言。……诗文亦亢爽有气……。”文集中有不少篇章反映了他的创作主张。如他在《周庸夫诗集序》中说：“人各有一面目，不为古今所限”，“诗有性有情，有肤有骨，有气有理，有入门有出路，有行有藏，有自为有与人合而成，一诗之面目，适以自肖其面目。”“不假模仿于古人，不效颦于今人”。
　　认为诗要现出诗人真情性，反对因袭古人。他又主张诗人应通过多种途径来开阔眼界，丰富人生经验，才能避免落入“虱居豕背，蛙跃坎井，不复知有天海之邈”的可笑境地（《黎尧民诗序》）。他还认为：文无关于世教可以不作，既有关于世教而笔力不足以发之，落在头巾袋里，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亦与不作等耳”（《与萧孟明经》）。强调文章要有经世之用，同时又反映了他重视文章的表达技巧，重视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主张。金堡在悠悠诵经声中平安辞世，可他却给后来丹霞寺的僧众们留下了一个祸端。事情的经过是：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十月，乾隆帝审阅各省呈缴的应毁书籍时，注意到其中所列澹归和尚的《遍行堂集》：“诗文中多悖谬字句。这部书是韶州知府高纲募集钱刊刻的，他还为文集撰写了序。其时澹归、高纲二人已殁，但乾隆帝深恨“世受国恩”的高纲，仍下令查封其家。
　　高纲在京的儿子高秉交刑部治罪，在外地的几个儿子也分别遭到清查，一应书籍、衣物均被查封。由于丹霞寺僧一向奉澹归和尚为开山祖，乾隆帝遂命广东当局把寺僧全部驱逐出寺，另选僧人住持。除《遍行堂集》外，金堡所撰的其他所有碑刻名字也尽付销毁。另据清代叶廷所撰《鸥陂渔话》中的一段引文载，广东南韶连兵备道李璜又于丹霞寺一秘藏橱中发现一册澹归遗作，中多有“毁谛本朝语”，丹霞寺僧毙者五百余人。”此说乃据当时民间传说而来，真伪已难考察。不过，寺僧受此案牵连者甚剧，由此而推测，恐怕其中也有某些事实吧。乾隆四十四年，乾隆帝在纂修方志的上谕中严禁将金堡等人选入，谕云：“概从芟节，以杜谬妄”（《清高宗实录》卷1095）。与《遍行堂集》同时呈缴的禁书还有《皇明实纪》以及署名“江宁清笑生”所撰《喜逢春》传奇。乾隆帝为此传谕江苏、广东、江西等省专项查缴这几部书，并指示：前一书作者陈建已死，免究，子孙免缘坐。“清笑生”一直未能查出是何人。有一句话说：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就来关心你。丹霞寺的僧众何其无辜，欲远离尘世的嚣闹，以灵魂的清修来求来世的福礼，不料想，尘世的灾星仍然没有放过这些老实本分的苦行者们。
　　《明实录》
　　编年体史料长编。明史馆臣撰。
　　实录为前期皇帝崩逝后，嗣君命史臣据起居注逐日所记纂修而成，故亡国君主例无实录。最早见于记载的实录为《隋书?经籍志》所记周兴嗣修《梁武帝实录》三卷，谢昊所修《梁文帝实录》五卷，早已不传。唐以后每朝帝崩，继位的君主必敕史臣纂辑前朝实录。但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有《昌黎全集》中所存的韩愈所修《顺宗实录》五卷。宋代仅存《太宗实录》，残本，辽金元三代均无实录传世。《明实录》是现存最早的最完整的实录。
　　明制规定，嗣君继位以后，即钦定监修、正副总裁及纂修诸臣，编修先朝《实录》。正式修成后，卷首列御制序，臣下进《实录》表、纂修诸臣姓名和纂修凡例等，焚其草稿，将誊写的副本藏于文渊阁，供后代阁臣、史官修《实录》时参考，而正本则藏于内府，嘉靖十三年后转藏于皇史■，故本书无刻本。万历中，大学士申时行命诸学士校雠，敕令改版重抄，朝臣解缙始得乘机私抄，各种抄本才得流传，其间出现卷帙有出入，内容有详略，以及脱落、错简等舛误。今海内外留下的各种传抄本达十余部之多，并有两种影印本行世。一种是1941年梁鸿志所影印的南京国学图书馆所藏抄本（简称梁本）共五百册。
　　另一种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于台湾影印的原北平图书馆所藏“红格本”，除正文外还附校勘记二十九册，以及《崇祯实录》、《崇祯长编》、《皇明主训》等二十一册，全书共计一百八十三册，这两种本中，某些实录的卷数有所不同。《明实录》记录了从太祖朱元璋至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的史实，其中建文朝实录附于《太祖实录》中，景泰朝实录附于《英宗实录》中。计有胡广修《太祖实录》二百五十七卷，杨世奇修《成祖实录》一百三十卷，蹇义修《仁宗实录》十卷，杨士奇修《宣宗实录》一百一十五卷，陈文修《英宗实录》三百六十一卷，刘吉修《宪宗实录》二百九十三卷，刘健修《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贾宏修《武宗实录》一百九十七卷，徐阶、张居正修《世宗实录》五百六十六卷，张居正修《穆宗实录》七十卷，温体仁修《神宗实录》五百九十四卷，叶向高修《光宗实录》八卷，温体仁修《熹宗实录》八十四卷。
　　除前述建文帝和景泰帝事迹附于其他帝王卷中外，《世宗实录》中附有世宗本生父《睿宗实录》五十卷共计十三部，二千九百零九卷。明亡后，又有清人辑《庄烈帝实录》十七卷。此外，还有人辑录《弘光实录》四卷，以及王夫之撰《永历实录》二十三卷，黄宗羲《隆武纪年》十卷，《鲁纪年》二十二卷，《永历纪年》一卷，为晚明珍贵史料。纵观明朝治史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帝王实录的修纂并非是超然的学术工作，而是有其政治内涵和色彩的。监督纂修的大学士往往卷入前朝的政治斗争和争论，当然想将其个人观点藏于原文文本中，以达到反对其对手之目的，而且他们有时还表达了代表地方或集团利益的观点。
　　如宪宗时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刘，因与《宪宗实录》总裁刘吉不和，所以《宪宗实录》中说他附和中官得罪；而他又与《孝宗实录》总裁焦芳交好，所以《孝宗实录》中又对他大加褒扬，真令人啼笑皆非。在《孝宗实录》中，焦芳还对“天下所称正人”叶盛、何乔新、彭韶、谢迁等人任意诋毁。《武宗实录》则由于当权者和执笔者皆不喜王守仁，因而肆意攻击之。至于《神宗实录》因顾秉谦依附魏忠贤，混淆黑白之处比比皆是。因此，《明实录》的政治偏见一直受到同时代及后代学者的严厉批评。如张岱尖锐地批评说：“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宗史失谀，野史失臆，共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石匮书自序》）。而且，明统治者不修日历、起居注，也不修国史，通以实录代替国史，更兼实录无日历、起居注和时政记等为据，确实垢病颇多。
　　然而，由于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材料，《明实录》仍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为治明史者所不可或缺。实录中所记，凡明王朝的政策法令，典章制度，册立皇太后、皇妃、皇太子、册封郡王、王妃、公主、皇帝巡边、亲征及各种礼仪、祭祀、诸王公主冠婚、亲王之国、封公侯伯及其子孙袭替、公侯伯文武大臣的老疾致仕、除授三公、三少、南京二京五府、六部都察院等高级官员和地方高级官员、各级衙门的新设及革罢、边疆各族的往来，邻国的贡市战事原委、重要人物小传以及天文、地理、气象、水利、赋税、人口、土田、农桑、坑治、漕运、屯田、商税、茶法、盐法、马政、钱钞等，均有比较系统的记载，叙述时以帝王及阁臣的活动为中心。
　　《明实录》中的许多原始材料在有关明代历史的史籍中是独一无二的。如清代统治者对其祖先曾臣属于明朝的事实，在《明史》中大多避讳遮盖，而《明实录》中却保存了明朝授封女真及历次战争，开通马市等重要史料。又如，在《太祖洪武实录》卷七十四中收有“太祖洪武作铁榜申诫公侯”一事，铁榜上的律令内容仅见于《明实录》中。由此可以看出，《明实录》的价值之所在，就在于保存了研究明王朝历史的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在于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以及内容涉及面广，包罗万象等特点。难怪王世贞在批评了《明实录》的纂修工作之后，接着又说：“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谥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史乘考误》）。肯定了其记述典章、文献之功，持论公允。万斯同也说：“盖实录者直载其事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虑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钱大昕《万先生斯同传》）
　　尽管实录是当时的原始材料所辑成，理应真实地反映出各朝的史实。可是因其中内容有涉及帝王隐私及朋党隐私，更有史官间的恩怨纠缠，故颇多窜改失实之处。以下所提到的一些地方即为特出者。问题最多的要推《太祖实录》。如惠帝朱允汶在位四年，而实录中不仅无其记录，且连建文年号也一笔勾销。这是由于明成祖朱棣为讳其谋夺皇位一事，命撰者修改的。更有甚者，朱棣还公然伪造史实，为其夺位的合法化创造条件。如说朱元璋在东阁门曾对大臣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燕王类朕，朕欲立之，何如？”翰林学士刘三吾说：“‘将置秦、晋二王（即朱元璋之二子、三子，朱棣是其第四子）何也’上不及答，因大哭。”又如记太祖病危，派人召燕王，临终前尚念念不忘地问：“燕王来未？”这些纯属子虚乌有的东西，竟然堂而皇之地被写入了皇家的史籍中。
　　《太祖实录》中还有些地方“为亲者讳”。如朱元璋曾在韩林儿麾下任职，并设韩林儿位于军中，出入必拜；当其羽翼丰满，而韩林儿势孤之时，朱元璋借迎韩林儿为名，派人将其沉入长江中，其阴险狡诈由此可见一斑。又如曾株连数万人死的胡惟庸、蓝玉两大案，以及杀戮甚酷的郭桓案、空印案等，对于这些史实，《太祖实录》皆隐而不出。此外种种，如《光宗实录》之被篡改，《熹宗实录》之被删削，实在太多了。唯《世宗实录》备受称赞，有人评论说“其言可谓至公”，又有人评论说：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从《明实录》的种种不实之处，我们似乎窥见了另一部历史，一部字面下隐藏的历史：这部历史反映出了明朝封建帝王的血腥暴行、叵测的内心世界以及朝廷上下内外政治斗争的残酷激烈。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对于像《明实录》这样的由皇帝钦定官修的史籍，今人更应该带着批判的眼光来读。附赘一笔，历来人们读史，都要参详史书的体例，而《明实录》中各朝实录皆独立成书，难得做到有统一的体例。《宣宗实录》有纂修凡例五十二条，因其成书较早，其凡例对后来实录的纂修凡例产生了影响。这些是我们读实录时所要留心的。
　　清朝统治者对于对其统治不利的书籍历来采取禁毁的政策。像《明实录》这样的可能唤起人们对旧朝产生怀念之情的实录，当然应在禁毁之列。更何况《明实录》中确有不少对清朝统治者来说大不敬的诬蔑性语言（即所谓“干碍字句”），怎能让清朝的君主们放心呢？至于《明实录》被禁毁的情况，历史上所记不详。
饥食维生素，渴饮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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