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喜峰口不是松亭关（一）（作者：韩&虔）&转载朋友文章
分析得很好。顺便说明，该关应该建在唐、辽之先！喜峰口长城
松亭关，是一个神奇而又神秘的地方。它的神奇在于：边塞内外，攻守双方，对它都是志在必得，弹丸之地，辟落之乡，却干系一代王朝的兴衰。它好像一个英武健壮的戍士，在古卢龙塞道上，曾经叱咤风云，英姿焕发。所以，连从未到过松亭关的南宋诗人陆游，在万里之外，愤慨之余都吟出“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中原机会嗟屡失，明日茵席留余潸”的诗句，来抒发自己收复失地的雄心和报国无门的伤感。它的神秘在于,特定的时代赋予它特有的风采，但当历史的灰尘渐渐湮没昔日辉煌的时候，它便凝思沉默，避世潜踪。甚至，当那顶威风凛凛的冠冕被戴在另一个关口头上的时候，它也无语无言，以至于千年后的今天，它的坐落和归宿依然令人扑朔迷离。
清代以来，在文史界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古松亭关就是今喜峰口。尽管经典史籍，权威工具书，清代以前的地方志，对此说不屑于顾，而在清以后的方志书刊，特别是当代一些网络文章中，却是走俏风靡。
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的脚步渐渐走远，松亭关的面庞也悄然黯淡了。尽管古老的史籍，依旧白纸黑字，然而，那大胆的推测，缺乏考证的“硬说”，就把“松亭关就是喜峰口”这个命题运作得越来越“真实”了；而真正的松亭关，却依旧在那个已经改变模样的老地方，经历着岁月消蚀的磨难，忍受着废关遗址的寂寞。
在众多坚持“喜峰口就是松亭关”一说的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几种观点是：
& & 喜峰口是历代长城的重要关口之一；
& & 汉代在此建松亭关；
& & 唐代称卢龙塞；
& & 宋、辽、金时称松亭关；
& & 元代称为喜逢口，明永乐年间更名喜峰口。
上述几种观点，多属于史实考证问题，有的说法确实查有实据，比如关于喜峰口名称的来由，但有的恐怕就是推断猜想了。诚然，推断猜想没有什么不对，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免要推断猜想，关键在于结论是否真实可靠。
松亭关和喜峰口，在历史上俱有盛名，但是，它们属于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属地；作为军事戍防要地，松亭关用于防南，喜峰口用于防北；松亭关是契丹建国旧有的地盘，喜峰口则是随儿皇帝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而入辽的领地。因此，把喜峰口描述得越详细，距离松亭关就越遥远。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考证文章，使得古老的记载，增添了新的活力，为澄清这个问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这些资料证明：松亭关和喜峰口，虽然近在咫尺，却
有着属于它们自己的历史和不同的命运。
笔者曾在喜峰口所在的县工作二十余年，何尝不愿意那个曾经留下足迹的地方有过更加耀眼的亮点呢？然而，作为历史上明长城的重要关口，喜峰口已是功高誉满了，如果再把古老的松亭关那点辉煌加到喜峰口头上，那就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所以，我还是说：喜峰口不是松亭关。
现将一些浅陋的见解陈述如下，与“喜峰口”诸友交流，也敬请方家指正。
（一）歧见之一——名人的误解
“古松亭关就是今喜峰口”，这个命题的起源究竟在哪里？许多人认为，是清康熙年间的高士奇。因为，坚持这个观点的一些文章引用了他的见解。
高士奇，浙江钱塘人，字澹人，号江村。清康熙初，以国学生就试京闱，不利，流落京城，靠卖文卖字为生。后来偶而为清圣祖发现，供奉内廷，深得到圣祖仁皇帝的宠信，官至礼部员外郎。
康熙二十年（1681），清圣祖玄烨恭奉太皇太后行幸温泉(即遵化汤泉)，当时已被康熙皇帝授为翰林院侍讲的高士奇扈从。四月驾临喜峰口，高士奇指出这里的喜峰山就是古松亭山，喜峰口关就是古松亭关，由喜峰口出塞去承德。回京后，高士奇把这次扈行所见、所闻、所感写的诗文集成一书，命名为《松亭行记》。从此，“今喜峰口就是古松亭关”这个命题便成为很有影响的一家之说了。
高士奇是清圣祖的宠臣，又是一位有著述的学者，加之他的“喜峰口就是松亭关”之说又是随天子出行时发表的，并且收入了《四库全书》。这样，由于高士奇的特殊身分，由于《松亭行记》一书特殊的创作背景，无疑是有着很大的可信度的，对清代康熙年以后的方志著述产生了很大影响。即使现在，某些网络文章、方志书刊、旅游景点介绍中的观点，多以高士奇之说为依据。
但是，松亭关毕竟是一个古老的、战痕斑斑的雄关要塞，而且任何一个辉煌显赫的地方，它的名称总是有着相对稳定性的，不会因某人一本书、一篇文章便隐没无闻。因此，高士奇的见解出世以后，学术界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编纂的《四库全书》中，收录了高士奇的《松亭行记》二卷，《塞北小钞》一卷，《东巡扈从日录》一卷，《西巡扈从日录》二卷。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库全书》的编纂接近完成的时候，该书的总纂官纪昀（晓岚）、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联名给乾隆皇帝的奏疏中，郑重地指出了高士奇文章中的一些错误。
奏疏中说：“臣等谨案《松亭行记》二卷，国朝高士奇撰。康熙辛酉二月癸酉，圣祖仁皇帝恭奉太皇太后行幸温泉，四月戊子，驾出喜峰口，士奇皆扈从，因记其往来所经，谓喜峰口为古松亭关，故以名书。然松亭关在喜峰口外八十里，士奇合而一之，未详考也。所述滦河源流也不明。至温泉有朱砂、矾石、硫磺三种，圣祖御制《几暇格物编》中言之甚明。士奇日侍禁闼，典文翰之职，不应不睹，乃仍袭宋唐庚揣测之说，殆不可解。以其叙述山川风景，足资考证，而附载诗文亦皆可观，故所著《塞北小钞》杂录之属别存其目，而此编则仍录之焉。”
这段奏疏，指出高士奇收入《四库全书》的几本书中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把喜峰口同松亭关混为一谈，没有经过详细考证。二是，对滦河的源头的叙述也不清楚。（注:滦河的源头古来众说纷纭，高士奇的文章也说不清楚，为了查清河源，直隶总督方观承曾奉命考察，仅仅是“绘其梗概”，以汉文解蒙语，笑话百出。后来乾隆皇帝又命侍卫努三瓜尔佳重新考察，尽得其所。）三是对温泉中含有朱砂、矾石、硫磺这种现象，沿用宋代唐庚猜测之说去解释。这段奏疏，率直地否定了高士奇的“松喜一家”论。
&喜峰口水下长城&&
（二）始作俑者——宋琬修志
松亭关作为古代一座著名的雄关要塞，在辽、宋、金、元、明史籍中都有记载，并没有说它同喜峰口是一处关口。而且在史籍书刊中，特别是《明史》中多次出现松亭关、喜峰口两地并提的文字。明代以前的地方志书,现存的明弘治十四年吴杰修、张廷纲、吴祺纂的《永平府志》，明万历二年十七年徐准修、涂国柱纂的《永平府志》，都不见“松亭关即喜峰口”这样的记载。如果松亭关真的就是喜峰口，并且汉代就在这里建了松亭关的话，到清代已经有了一千余年的历史。这样一个古老的、名声显赫的雄关要塞，史籍是不会遗漏的；按着惯例，它的地理位置、演变过程、改变名称的原因等等，都会有详细记录。因为它的名声太大了。
清朝以后，由于松亭关早已成为废关，找不到它的遗址，就认定它同喜峰口是一个地方。清康熙二年（1663）宋琬修、十八年（1679）常文魁续修的《永平府志》，在该书的卷十《古迹》中，把松亭关作为永平府范围内一处古代遗迹进行考证，罗列了《宋使》、《辽史》、《金史》中有关松亭关的记载，认定古松亭关“即今喜峰口是也”，此应为最早的记载。
此后，康熙五十年（1711）又是“宋琬撰次”，张朝宗续纂的《永平府志·古迹》中照录康熙二年《永平府志》的记载。
乾隆三十九年（1774）李凤翰、顾学潮修编的《永平府志》，也在“古迹篇”中沿用了康熙版府志的记载。
光绪五年，时任永平知府的游智开修，冀东名士乐亭史梦兰主纂的《永平府志》，虽然在《古迹篇》中也照录了康熙二年版关于“松亭关即喜峰口”的记载。但在记录喜峰口城时，洋洋千余字的记载，关于松亭关则一字没有提及。记载喜峰口关时也没有再涉及松亭关。只是在《关隘·铁门关》条下，引用了一段话说：关南十五里为窟窿山，山多洞穴，“自洞口而西十里为西山岭，即古喜峰松亭山也。”
从上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松亭关即喜峰口”这个命题的始作俑者并不是高士奇，而是早于高士奇30余年的宋琬。
宋琬，清顺治年间的诗人，字玉叔，号荔裳，莱阳（今山东莱阳市）人，顺治四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累官吏部郎中。因其救灾有功，升永平副使。他在论证“松亭关即喜峰口”这个命题时，曾搜集了包括《辽史》、《宋史》、《金史》在内的六条引文作为依据。抄录如下：
& & 《辽史·地理志》：“泽州有松亭关。”
《宋史·刘敞传》：“奉使契丹，素习知山川道径，契丹导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里。敞质译人曰：自松亭趋柳河，甚径且易，不数日可抵中京，何为故道此？译相顾骇愧。……”
《金史·地理志》：“松亭关国名斜烈只（误入滦州下）。”
& & 《宗叙传》：“出松亭关取牛递于广宁。”
《挞懒传》：“习古乃婆卢火护送常胜军及燕京豪族工匠，自松亭关入内地。”
《通鉴注》引《金卤节要》：“景州之东北乃松亭关用名，即今之喜峰口是也。”
宋琬摘录的这六段记载，是作为“松亭关即喜峰口”的依据而引用的；如果把它放到原作的文字环境中去研究，就会发现，其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得出“松亭关即是喜峰口”的结论，相反，却更容易作出“松亭关不是喜峰口”的判断。
比如第一条，“泽州有松亭关”，《辽史·地理志》：“泽州，广济军下刺史，太祖俘蔚州民立寨居之，采炼陷河银冶，隶中京留守司。开泰中置泽州，属中京，统县二。有松亭关、神山、九宫岭、石子岭、滦河、撒河。”这段记载是说，辽朝开国之君阿保机，在建立契丹国后，曾经进攻蔚州（今张家口地区蔚县），把从蔚州俘虏的民户，安置在位于今平泉县南部的会州这个地方“立寨居之”。（《辽史&太祖本纪》载：神策元年（916），十一月，太祖“攻蔚、新、武、妫、儒五州”）。辽圣宗开泰年间（1012——1022），在这里建立泽州，泽州境内有松亭关。
这一段引文不但不能说明“松喜一家”，恰恰能够说明松、喜二关不是一地,至少有三点：
一是，松亭关建于辽初，而喜峰口作为边关建于明代中期；
二是，松亭关位于大宁之南，当时中原正处于争战混乱之际，作为大宁的卫城，是以防御中原政权的北伐为宗旨，可以说是“防南”的；而喜峰口关则是明朝廷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为目的，可以说是“防北”的。
三是，志书里与松亭关并提的神山，即位于今平泉县西南的黑山；石子岭，也在平泉县境内；九宫岭，即宽城县境内椴木峪附近的九虎岭，这些地方都在喜峰口北部、东北部，位于明长城外的宽城、平泉两县范围之内。这跟喜峰口无关系。
第二条《宋史&刘敞传》中记载的是宋使刘敞质问辽方向导的话。背景是这样的：在宋辽对峙的时代，双方经常互派使者往来，宋朝派官员赴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常走的有有三条路：另一条路是出古北口，越过北齐长城进辽地后，经承德向大宁。或者出古北口后东行，经松亭关沿松亭路向大宁；第二条路是从喜峰口东北行经松亭关向大宁；第三条路是出刘家口北行，不经过松亭关，径向大宁。不论从哪里走，进入辽地之后，都须由辽方派人作向导。辽人为了给宋使造成一个路程遥远、疆域辽阔、道途艰难的印象，故意选择崎岖迂回、山高路险、重复返绕的线路。因为宋使刘敞知其底细，当面提出质问，弄得辽方向导很尴尬。接下来还有一段被引用者省略的话：“译（指辽方向导）相顾骇愧曰：“实然，但通好以来，置驿如是，不敢变也。”这位辽方的向导也很机敏，回答的也令人理解。其它赴辽的宋使也有的曾对辽方向导提出这样的质问。如《宋史&闫询传》载：闫询奉命“使契丹，询颇谙北方疆理，时契丹主在靴淀，迓者王惠导询由松亭往。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径葱岭而迂枉若是！岂非夸大国地广以相欺也？’惠惭不能对。”这就是说，选择崎岖迂回、艰难险阻、重复返绕的的线路，是辽统治者故意策划的。文中所说的柳河，是柳河馆，在今滦平县红旗镇房山沟门
。从此东北行直通大宁，怎么迂回返绕也只能是在辽地，不会再返回塞内走喜峰口。
第三条，《金史·地理志》：“松亭关国名斜烈只。”是金人对松亭关的称呼，并未说是对喜峰口的称呼。本条记载误入滦州（今滦县），《永平府志》早已否认此说。
第四条，是记录金灭辽以后，于正隆二年（1157），广宁一代的辽人，不堪忍受金人的统治，发动反辽起义。金政权命令当时担任咸平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的宗叙，率领军队出松亭关东行，去广宁镇压辽人的反金起义。广宁即今辽宁省北镇。跟喜峰口没有任何关系。
第五条，记录金军的习古乃、婆卢火“护送”常胜军及燕京豪族、工匠由东北经过松亭关回内地，并非说经过喜峰口。由塞外入中原，喜峰口并不是必经之路。
第六条，“景州之东北乃松亭关”。景州即今遵化市，辽金及明初称景州，后改遵化州。按地理方位说，喜峰口和松亭关都在遵化的东北方向，仅凭这一句话不能把松亭关和喜峰口区别开来。最后一句话，松亭关“即今之喜峰口是也”，这句话并非志书中的原文，而是引用者作出的判断，因为原文本身没有这样的含义，所以最后这句判断也就不能令人信服了。
总而言之。上述这六条引文，都不能支持宋琬的结论，自然不能令人信服。
&&&&(三)方志之说——史书不认
史家公认，《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编纂时间最长，编纂质量最好的一部史书。如果从清顺治二年五月筹办明史编纂班子开始计，至清乾隆四年（1739）全书最后定稿，前后历时94年；如果从康熙十八年正式组建《明史》纂写班子开始计，到定稿也有六十年。恰此间，宋琬修纂的康熙版《永平府志》已经出台，高士奇的《松亭行记》也已面世。“古松亭关即今喜峰口”这样一个新奇耀眼的命题，在《明史》编纂的过程中，不会不引起编纂班子的注意。《明史》编纂队伍一百余人，包括一大批当时的文坛精英。当时，宋琬、高士奇都是身份和名声较为显赫的人物，只要他们的见解有根据，是不会被否定的。然而，《明史》恰恰没有买他们的账，甚至一点余地都没给。
& & 这里不妨举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松亭关、喜峰口这些重关要塞，在史籍中应列入“边防”栏目。在《明史·兵志三·边防海防》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初，洪武二年，命大将军徐达等备山西、北平边，谕令各上方略。从淮安侯华云龙言，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于紫荆关至芦花岭设千户所守御。又诏山西都卫于雁门关、太和岭并武、朔诸山谷间，凡七十三隘，俱设戍兵。九年，勅燕山前后等十一卫，分兵守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松亭关，烽堠百九十六处，参用南北军士。”
在古籍中，喜峰口、松亭关并提的文字是很多的。比如，《明史·地理志一》关于遵化州的一段记载：
“遵化州，东、东北有五峰山，南有灵灵山及龙门峡，又东有滦河，西南有梨河，北有喜峰口、马兰峪、松亭关。”明初，松亭关、喜峰口、马兰峪皆属遵化州。
《清史稿》对松亭关、喜峰口的认定与《明史》也是一致的。
即使在现代文史书刊中，“松喜一家”也是一种支流。台湾“中华民国满族协会”发行的《满族文化》第三期，李学智先生在《女真民族兴起之源渊》一文中说:“第考明之初年，元帝国已崩溃瓦解，但元人在辽东之势力依然存在，洪武派遣大将冯胜征伐辽东，必命其由松亭关(在今热河省平泉县西南，喜峰口东北处)而出，率领大军以赴大宁(热河省平泉县东北处)，主要为截断纳哈出所据之金山(今东辽河与松花江之间)，与漠北胡元残余之联络。”文中的加注，对松亭关与喜峰口的方向位置，标注是非常准确的。
（四）辞书注释——审慎明确
目前，国内公认的权威工具书是《辞源》和《辞海》。它们对“松亭关”、“喜峰口”的注释，认定是清楚明确的。关于松亭关的注释：
《辞源》：“松亭关”条：“关名，故址在今河北平泉县西南，地势险要。宋辽时自燕京至中京（今内蒙古喀喇沁旗南大宁故城），常取道于此。明建文初，燕王朱棣谋取大宁，因松亭关难下，遂改道攻取大宁，再回兵取松亭，即此。”
《辞海》“松亭关”条：“古关名，故址在今河北宽城县西南。关门险塞，当交通孔道，辽时自燕京（今北京城西南）至中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西）每取道于此。明建文初燕王棣自永平（今河北卢龙县）谋取大宁（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西），以此关险塞难下，乃从刘家口攻大宁，还取松亭。”
上述两种注释是一致的：
一是，肯定了松亭关是辽代的关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坚持喜峰口即是松亭关的文章，相信了“汉代在喜峰口建立的松亭关”的说法。此说不知从何处来，大概源于小说中虚构的地名。在那东拉西扯的小说中很多地名都是查无实据的，实难作为史实依据。
二是，松亭关位于燕京至大宁的古道上。它一向是大宁的卫城，从朱棣避开松亭关，绕道攻大宁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松亭关对于大宁的重要性。
三是，指出了古松亭关与现代相关区划的关系。这一点，从文字上看有相异之处，《辞源》说是在平泉西南，辞海说是在宽城西南。实际上也是一致的。《辞源》始编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1931年出续编，1939年出简编，按当时区划归属，松亭关旧址属于平泉州，位于州治西南，当时还没有宽城县，故以平泉为坐标；《辞海》刊行晚于《辞源》，宽城县境地在民国之初分属于迁安县和平泉州，建国后1963年才建立宽城县，松亭关旧址辖属于宽城县，位于县城西南，所以《辞海》以宽城为坐标。松亭关建关，当在辽建国初期。《资治通鉴》载：公元916年阿保机称帝，建号之初称契丹国，以后改称辽。辽初以临潢府为上京（赤峰市林东镇），以大定府（今内蒙宁城）为中京。辽建国后，在没有获得中原儿皇帝石敬瑭出卖的燕云十六州之前，除了防御塞外的其它游牧部落的侵扰以外，更重要的是防止中原的北伐，而松亭关的位置正处在中原通向宁城的古卢龙塞道上，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辽中京的门户和卫城。
四是，两条注释都引用了朱棣在“靖难之役”时袭大宁、收松亭的战例。其经过是：明建国以后，朱元璋于洪武初年，陆续分封二十五王，其中在边塞者有九人：辽王于广宁，谷王于宣化，代王于大同，晋王于太原，庆王于宁夏，秦王于西安，肃王于甘肃；封四皇子朱棣为燕王驻北平，统领燕地；封皇子朱权为宁王，驻大宁。
兵志三》载，洪武“二十年，置北平行都司于大宁，其地在喜峰口外，故辽西郡，辽之中京大定府也，冯胜之破纳哈出，还师城之，因置都司及营州五屯卫，
调各卫兵驻守。”松亭关为大宁的护卫关城，属于宁王辖地。建文皇帝即位后，实行削藩政策，激怒了一些封在边地的王子，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由发动“靖难之役”。宁王朱权奉朝廷之命，派都督刘真、都督佥事陈亨、都指挥卜万等率军出松亭关进攻燕地的遵化；燕王朱棣闻讯急忙率军赴遵化救援，刘真、陈亨等率军退守松亭关。燕王为了利用包括兀良哈三卫的骑兵在内的宁王的武装力量，决定取大宁，从燕地赴大宁，出喜峰口后东北行，必经过松亭关，而松亭关地势险要，且有刘真、陈亨等所帅重兵驻防，朱棣遂决定避开松亭关，绕到迁安与卢龙交界的刘家口，北行直奔大宁。然后回程取松亭关。结果，完全如朱棣策划的那样，袭取了大宁，收买了大宁的兀良哈三卫骑兵，胁迫朱权回北平，回程中又收编了松亭关的驻军。朱棣初步起事的成功，对于取得“靖难之役”的胜利，是有着重要作用的。这个战例，对于区别松亭关和喜峰口，也是很有意义的。
1.喜峰口辽时属于滦河县，金时和明初属于景州（即称遵化州），是燕王的领地。宁城是辽代中京大定府，元大宁路的府城，明建国之初建大宁卫，领塞外二十五卫，松亭关是大宁的卫城，为宁王的地盘。朱棣、朱权两位皇子分领宁、燕两地，界限清清楚楚。如果喜峰口同松亭关是一个地方，究竟属于燕地还是属于宁地？如果属于燕地，怎么宁王把守军部署在这里？如果属于宁地，怎么归燕王管辖？事实很清楚：喜峰口属于燕地，松亭关属于宁地。
2.朱棣是燕地之王，住北平（今北京）。靖难之役一开始，他首先统一了冀东和保定等地。《中国历代战争史》（军事出版社）第四章《燕王篡夺帝位之战》中记载：燕王朱棣起事之初，“其能长久掌握控制者不过北平、保定与永平三府而已。”袭击大宁之前，永平至北平（包括遵化州及其所辖的喜峰口）有燕王军队驻守，这才有了宁王朱权奉朝廷之命发兵进攻遵化，而燕王率军援救遵化之举。见燕王急赴遵化救援，宁王朱权为防备朱棣进攻大宁，立即把大将刘真、陈亨等率领的主力部队撤回，布防在松亭关，这才有了燕王收编松亭驻军的事变。
3.从这个战例中更可以看出，松亭关对保卫大宁的重要性。如果松亭关就是喜峰口，怎么燕王取大宁还要避开自己军队驻守的地方绕道刘家口？
4.朱棣袭取大宁的目的，一是迫使宁王合作，二是利用大宁兀良哈三卫的骑兵优势。所以，劫持宁王的同时，收买了兀良哈三卫的军事头目，组成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在靖难之役中立了大功；所以，才有了朱棣当了皇帝以后，对兀良哈三卫才有“封赏畀地”之举。
5.从地理位置上说，喜峰口对大宁没有松亭关那么大的作用。当时明长城还没有建成，明北方的边界还没有从大宁一线南移到喜峰口一线，喜峰口北边的松亭关、大宁等卫城都有驻军防卫。
6.《辞源》、《辞海》两书都丝毫没有把松亭关与喜峰口混为一地的痕迹。我们看看两种辞书关于喜峰口的注释：
《辞源》“喜峰口”条：地名，在河北迁安县西北，明清时为蓟边重地，驻兵设防。相传旧有兵士久戍不归，父亲远来寻子，正
好在这里父子相逢，因称喜峰口。&&
《辞海》：“喜峰口”条：“长城要口之一，原名喜逢口，在河北省迁西县。相传古有久戍不归者，其父求之，喜逢于此，故名喜逢口。向为冀东地区长城内外的交通要冲。”
两种注释，都记载了喜峰口位置座落于明长城线上，丝毫没有松亭关的瓜葛。特别不该忽略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明长城是明中期以后逐步建成的，“靖难之役”那个时候明长城尚未完善，明长城并不是明初的北方边界，它同明建国初时的北方边界相比，至少向南移了二百多公里。只是明长城建成后，“明清时为蓟边重地”，这句话明确指出时代是“明清”而不是“宋辽”。二是“为蓟边重地”，明显的是“防北”的，而不是防中原的辽关。通过这些细微的表述，就清清楚楚地把松、喜两关区别开了。
（五）实地考察——幕僚记录
明隆庆、万历年间，以幕僚的身份同戚继光守镇蓟长达十六年的郭造卿编纂的《卢龙塞略》一书，对松亭关、喜峰口有很明确的记述。该书卷五《开国经略&洪武一》中记载：“九年……六月辛丑，文忠还自北平，上印绶。八月戊子，敕燕山前、后，永清左、右，蓟州、永平、密云、彭城、济阳、济州、大兴十一卫，分兵守北边。关隘之要者有四：曰古北口，曰居庸关，曰喜峰口，曰松亭关。而烽堠相望者一百九十六处，徼巡将士六千三百八十四人。”
郭造卿，是一位研究蓟镇史而著述甚丰的学者。明嘉靖年间，他与堂兄郭遇卿，组织家乡（福建省福清县）民众抗击倭寇的入侵，成为当地抗倭领导人。戚继光调福建任总兵时，对郭氏兄弟十分敬佩。后来，戚继光奉调镇守蓟镇，邀郭氏弟兄一同北上。遇卿到蓟镇后升任遵化守备，造卿留在帅府作戚继光的幕僚，主要从事《蓟镇史》（又称《燕史》）的写作。万历十一年，戚继光南下戍守广州，行前留下一笔资金，支持郭造卿继续完成《蓟镇史》的写作，直到竣稿南归。
郭氏的《卢龙塞略》一书是《蓟镇史》的一部分，在该书卷三《谱部&
沿革谱》中有一段话：“蓟镇故无志，吾今乃卒业，所&耳者二，目者三，足者四，方册居其一。”（“&”缺损字疑为“取”字）。从这段自序中，可以看到郭氏治学态度之认真。文中所用的资料，来源于耳闻的有二成，来源于目睹的有三成，亲自走访的有四成，源于方志文册的只有一成而已。他在鉴别一些地名时，除了组织专门人力做调查以外，还经常亲自实地考察。这一点，从前永平知府顾学潮在光绪年《永平府志》的跋文附记中可以得到证实。
文曰:昆山顾炎武《营平州史事序》云：昔神庙之初，边陲无事，大帅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图籍。而福之人郭君造卿，在戚大将军幕府，网罗天下书志略备；又身自行历蓟北诸边营垒，又遣卒至塞外穷濡源，视旧大宁遗址，还报与书不合，则再遣覆按，必得实乃止。作《燕史》数百卷。盖十年而成，则大将军已不及见，又以其余日作《永平志》百三十卷，文虽晦涩，而一方之故颇称明悉。其后七十年，而炎武得游于斯，则当屠杀圈占之后，人民稀少，物力衰耗，俗与时移，不见文字礼仪之教，求郭君之志且不可得，而其地之官长及士大夫来言曰：“府志稿已具矣，愿为成之。”嗟乎！无郭君之学，而又不逢其时，以三千里外之人而论此邦士林之品第，又欲取成于数月之内，而不问其书之可传与否，是非仆所能。独恨燕史之书不存……。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得知，当年郭造卿曾经派部下到塞外去塞外考察滦河源头，他本人还亲至蓟北诸边营垒，亲自考察过大宁遗址，发现那里的实际情况与书上的记载不相符合。又再次派人复核，并且写了回报，报告大宁的情形与书的记载不相符合；再次核对，直到获得真实情况才罢休。而从现存的郭造卿在蓟镇留下的文字资料中，都不曾发现“松喜一家”的痕迹。
（六）历史档案——宋使记录
契丹建国早于北宋立朝44年。宋辽对峙期间，出现过一段和平时期，两国经常互派使者往来。辽亡之后，北宋与金朝也有一段互相通使的时期。宋使返回京城之后，都要上交一份亲自撰写的“行记”。由于当时宋辽以巨马河为分界线，河边的雄州即是五代时的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所以“行记”多从此地开始记起。按北宋出使辽、金两代的人记载，这样的“行记”该有数百篇之多，可惜幸存者已是凤毛麟角了。此节录《北京古代交通概说》中的一段记载：
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沈括《熙宁使虏图抄》记述说：“……自【幽】州东北行三十里至望京馆。望京馆西南距幽州三十里，自馆东行少北十余里出古长城。又二十里至中顿。过顿，逾孙侯河。又二十里至顺州（今顺义），古长城望之，出东北山间至顺州，负城西走，出望京之北，西南至广信之北二十里属于西山（即太行山）。顺州西距望京馆六十里少南，馆曰怀柔，城依古长城……自州东北数里出古长城，十里济白水（白河），又十里至中顿，东行三十里至檀州（今密云），皆车骑之道，平无险阻。
檀州西南距顺州七十里，古密云之区，馆曰密云。……自州东北行隘中，二十里余至中顿。又二十里余至金沟馆。金沟馆西南距檀州五十里。自馆少东北行，
三十余里至中顿。过顿，屈折北行峡中，济栾水（今潮河），通三十余里，钩折投山隙以度，所谓古北口也。……古北馆南距金沟七十里少东。自馆北行数里，度峻山之麓……通三十五里至中顿。过顿，入大山间，委回东北，又二十里登思乡岭。逾岭而降，少东折至新馆。……新馆西南距古北七十里。自馆北行，少西北屈行，复东北二十余里至中顿。……过顿，东北十余里，乃复钩折而南，数里至卧如[来]馆。卧如[来]馆西南距新馆四十里……自[卧如来]馆西行八、九里，逾銮水，入山间，东北逾小岭，二十余里至中顿。过顿，济滦水（今滦河）。东出度摸斗岭（即墨斗岭），三十五里至柳河馆。柳河馆西距卧如[来]馆七十里。……乃北二十余里至中顿。过顿，逾度云岭，三十五里至打造馆。……打造馆西距柳河七十里少北。自馆西南行十里余至中顿。……过顿二十五里，南行至牛山馆。牛山馆东北距打造五十里。……自馆逾牛山之麓，西南屈折三十里至中顿。……又二十余里度松子岭……逾岭三所，至鹿峡馆。鹿峡馆东北距牛山馆六十里。自馆东南行数里，度痹岭，又四十里至中顿。过顿，又东南数里逾小山，复三十里至路口村（今河北平泉县西坝的岔路口，由此西南经喜峰口、遵化县可以抵达今北京），有歧路，西南出幽州。自幽州（今北京）由歧路出松亭关，走中京五百里。循路稍有聚落，乃狄人（指契丹）常由之道，今驿回屈几千里，不欲使人出夷路，以示疆域之险远。过路口村东北行，十里至铁浆馆。铁浆馆西北距鹿峡九十里。自馆东北行，二十余里逾痹岭，乃东数里至中顿。过顿，东行山间之川二十五里，折而少北，五里至富谷馆。富谷馆西南距铁浆馆六十里。自馆东北行四十里至中顿。过顿，稍东出，又三十里至长兴馆，背行山间。长兴馆西距富谷馆七十里。依北山之迤，循虎河，透迤正东至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市西）。
沈括所行的路线与路振、王曾相同，但所记述得更为详尽。他指出自铁浆馆西南十里的路口村西南出松亭关，马驰不三日即至幽州（今北京）。松亭关在今河北平泉县南，出松亭关后往西到今北京有南、北两条路：北路是自松亭关向南，经宽城至今河北遵化县，然后历经今天津蓟县而至北京；南路是自松亭关向南，经青龙至今河北卢龙县，因为辽朝在这里设平州，所以这条路线又称平州路，然后由卢龙经今河北玉田、天津蓟县、北京通州区而至北京。但是，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都属于古代卢龙塞大道。
（七）屯田成果——边城储粟
明初土地荒芜，国库空虚。明太祖为了巩固边防，曾迁山西平阳民“选民丁，立都所，置卫屯田”。军士别立户籍，军户由国家分给土地屯田自养；平时军士由卫所路官负责操练，战时则归部派遣的部兵统领。政府规定：每百名军士发给牛40头，以及其它农具；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名军士受田50亩为一份，征粮12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军官俸粮。由于实行了军屯，军粮有了保证，边防也得到了巩固。洪武二十年7月，守大宁前军都督佥事称“所筑大宁两城，见贮粮粟。大宁三十一万石，松亭关五十八万石，会州二十五万石，足供数年边用”。这个记载不是讲的燕王朱棣的领地喜峰口，而是宁王朱权的领地大宁、松亭关、会州。洪武二十年明长城还没有建起，喜峰口虽确定为防戍之地，还没有建关城，而且那时的北方边境线在内蒙呼市南边的托克托、多伦、赤峰、宁城（大宁）一线。这里列举的是边境屯粮情况。喜峰口不属于大宁卫，属于燕王管辖的景州。明长城建成之前，北方的边界还没有南移。
（八）险阻、通达——两关特点
　　喜峰口和松亭关，是两座特点截然不同的关口。松亭关狭窄、险峻；喜峰口比松亭关开阔、通达，这是史籍多有记载却又往往被人们忽视的一个特点。《靖康稗史？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签证》载：“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峦复障，中有五关，居庸可以行大车，通转粮饷；松亭、金坡、古北只通人马，不可行车。外有十八小路，尽兔径鸟道，止能通人，不可走马。”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燕蓟之北，有松亭关、古北口、居庸关，此中原险要，所侍以隔绝中外也。”
　　喜峰口则是另一番风光。据民国二十年编修的《迁安县志？轶闻篇》载：明天顺年间，顺天巡抚邓汉，遍察蓟镇诸关之后，向英宗皇帝奏言：“蓟镇十二路各关虽无处不险，而平原大川，可容数十万大举入犯，又当贡使出入之路，则喜峰、潘家口为最。”一个是“只通人马，不可行车”，一个是“平原大川，可容数十万大举入犯”，怎能是一个地方呢？
　　喜峰口，同位于迁安县境内的冷口，在明代都辟为兀良哈三卫入贡的贡道，除了它们的地理位置外，很重要一个条件就是关口壮观，可屯重兵。每次外夷入贡，戍官要陈列阵容，名为迎接，实为镇慑。而且，喜峰口关有可容万人的来远楼，入贡的人马进京，守官还要派兵向京城护送。对于老老实实臣服朝廷部落，朝廷还要不定期的颁赏，颁赏仪式也很郑重。凡是贡道，多有双方互市交易。这样一些关系朝廷尊严的重大活动，喜峰口是常有的。如：明万历二年，戚继光到蓟镇上任之初，活动于东蒙古左翼的朵颜部（明人称为土蛮），多次袭击边城，都被戚继光击败。万历三年，朵颜部酋董狐狸、长昂、长秃率部犯董家口关。戚继光督军从榆木岭、董家口分兵出击合围，击溃入犯之敌，活捉长秃。董狐狸长昂无奈，率亲族三百余人到喜峰口跪关请降，请求释放长秃。戚继光同蓟辽总督刘应节计议，允许他们的请求，长昂、董狐狸保证以后不再袭扰，并归还以前虏去的居民、哨兵和掠取的马匹，臣服明朝，恢复贡市。董狐狸、长秃率部族谢罪离开喜峰口关。如此壮举，只有面临平原大川的喜峰口这样的关城胜任，非控制长峡险径的松亭关适任的。
　　（九） 引证曲解——违背原意
　　松亭关即喜峰口之说，从清初的《永平府志》及转抄府志的《迁安县志》中子也可以找到一例似是而非的线索，说其“似是”，是指引文中确有类似提法：“窟窿山洞西十里的西岭即松亭山。”说其“而非”，是作者并未说过西岭即是松亭关。
　　府志《关隘？铁门关》条记载如下：
　　“铁门关，在迁安县西北一百三十里，西十二里为喜峰口关。案：《读史方舆纪要》：”关南十五里为窟窿山，山多洞穴，高与铁门关齐，自洞口而西十里为西岭，即喜峰古松亭山也。“
　　该书卷二十《山川》条记载：”喜峰山，在县西北百六十里，即古松亭山也。“
　　前一条关于铁门关的记载，源于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后者是撰写方志的人根据自己的判断作的移植。
　　顾祖禹，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学家，生于明崇祯四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经过30余年的磨难，改易十稿，于康熙年间完成他的传世巨着《读史方舆纪要》，按着当时行政区划，分述历代疆域形势、历史沿革、古今变迁等，共一百三十卷。在成书过程中，作者精读史籍，广收文献，参阅方志百余部，遍游各地，实地考察山川、关隘、城郭、道路，纠正了许多地理书上的讹误。
　　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北直二》对河北北部的关口，诸如马兰峪、洪山口、潘家口、喜峰口、李家峪、松亭关、青山口、铁门关、三屯营等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考证、记载。但是，不论是对两关的个别描述，还是对这一地区的泛指统称中，都没有把松、喜两关混为一谈。这里，我们不妨抄录其中的喜峰口、松亭关两条：
　　”喜峰口关，州东北七十里（引者注：指遵化州），三卫属夷入贡通衢也，关城三里，关口有来远楼，可容万人。《道里记》：由喜峰口东北六十里曰椴木峪关。又六十里曰松亭关。自松亭关至大宁废卫凡三百六十里。为控御之要。宣德三年，车驾由喜峰口大败三卫贼酋于宽河。嘉靖十年，三卫虏帅入犯喜峰口，自此益增兵戍守，为蓟边重地。“
　　”松亭关，在喜峰口北百二十里。辽人自燕京之中京，每自松亭趋柳河。宋至和二年刘畅奉使契丹，契丹导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环殆千里欲令示险远。敞曰：“自松亭趋柳河甚径且易，不数日可抵中京，何为故导此？”译相顾骇愧。明洪武二年，大帅冯胜出松亭关讨那哈出。建文初，大帅刘真等，行兵出松亭关，驻沙河攻遵化。燕王驰援，真等退保松亭关。继而燕王谋取大宁，诸将曰，大宁必道松亭关，关门险塞，守备万严，恐难猝拔，乃从别径取大宁，还将松亭是也。“
　　从上面的记载里可以清楚地看出，顾祖禹不是”松亭关即喜峰口“的赞同者。恰恰相反，顾祖禹明确认定：喜峰口关东北六十里曰椴木峪关，又六十里曰松亭关。”顾祖禹对喜峰口与椴木峪、松亭关的方位记载是对的，但按照现代交通道路的距离，里程是不一致的，喜峰口北12里即椴木峪。《畿辅通志》和《永平府志》都有记载。
　　至于松亭山一说，其实顾祖禹仅仅是说，铁门关之南十五里为窟窿山，山洞之西十里为西岭，此岭是古喜峰松亭山。并未说“此关即是喜峰口关也。”他在《读史方舆纪要》这部书中明确地指出：“松亭关在喜峰口东北百二十里。”这个记载表述的方向是对的，百二十里的里程说法不一，同实际距离不一致这不奇怪，因为凡是赴辽宋使的记载，进入辽地以后，契丹向导就带领宋使迂回周折，按着驿站计算出来的里程与常规行程截然不同。此外山区道路不可能如平地那样的直线距离。“望山跑死马”这句俗语，就是说看起来很近走起来很远的意思，更何况古今道路变化是难以相比的。所以说，《永平府志》引用顾祖舆的记述，来否定顾祖禹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
　　近世学者陈汉章所作的《辽史索隐卷五》：“松亭，案今抚宁县西北喜峰口关北百二十里松亭关。”这个记载是以抚宁县县城为坐标，抚宁西北与遵化州东北是一致的，明显的是采用了采用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
　　上述所引顾祖禹对喜峰口、松亭关的记载和描述，就已经把所争论的问题解决了，虽然顾祖禹在“铁门关”条下有“即古喜峰山也”一句话，但“喜峰山”不等于“喜峰口关”，山可能是数里、数十里、乃至数百里，它是一个面或一条线，而关口只能是一个点。宋琬、高士奇都是从这一点走近了顾祖禹，恰恰又是从这一点离开了顾祖禹。
　　（十）昙花一现——光复的梦想
　　公元1115年（北宋政和五年，辽天庆五年，金太祖收国元年），聚居在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兴起，建立金国，首领阿骨打率金兵抗辽的战争节节获胜。这样，使北宋政权看到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希望。在大臣们的劝说下，宋徽宗决定与金结盟。双方议定：金兵攻中京，宋军攻燕京，南北夹攻；燕云原为汉地，许宋收回；西京（大同）于拿获辽天祚帝之后给宋；两国不得单独与辽议和；宋将每年给辽的岁币如数转给金。公元1118年，宋致国书于金，表示要夹攻所有五代以后所陷幽燕等州，旧汉地及汉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关已议回收，所有兵马彼此不得侵越过关。但北宋对拟收回的领土在地理概念上并不清楚，燕云十六州并不包括松亭、榆关在内，所以被金人以“松亭关本奚家族帐”为借口拒绝了。虽然金人盛气凌人的态度反映了即将攻宋的迹象，但也反映了宋人的无知，松亭关的确不在燕云十六州之内。
　　这个事例，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松亭关不是喜峰口，因为喜峰口历来属于燕地，当在燕云十六州之内。
　　（十一）废关命运——历史弯路
　　喜峰口、松亭关混在一起，有其特定的历史的背景，那就是“弃开平，丢大宁，封赏畀地，边界南移”造成的后果。
　　1.松亭关本是契丹人建立辽国不久建立的军事防卫重地。大定府（即大宁，今宁城）是辽国的中京，作为防御中原北伐的南部关口松亭关，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儿皇帝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使辽获得了进入中原的大片土地，控制了华北要害，把燕京（今北京）建成辽国五处国都之一，定名南京；辽同北宋政权并存，双方的分界线在拒马河（白沟河）。这样，辽朝南部的防线便由原来的松亭关之南移到了内地白沟河畔的雄州（今河北保定地区的雄县），松亭关作为保卫辽中京大宁的关口，其“防南”作用就失去了。
　　2?辽亡以后，金政权与南宋对峙；后来，蒙古南下灭金，建立了统一的大元帝国。这样，松亭关就成了内地。女真人建起的金朝，统一了华夏大部分地区，与它对峙的南宋已经是蜷曲一角；蒙古人建立的大元帝国，更是版图辽阔。两朝都没有在松亭关设防的必要。因此，松亭关就冷落了。
　　3?明建国后，为了防止北元的复辟，朱元璋按着华云龙的建议，“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一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并于北平、辽东、大同设都司，继在大宁设北平行都司及营州五屯卫，领东北地区二十五卫。在今内蒙南部、河北东北部长城以外设二十一卫，在今内蒙托克托附近筑受降城及沿边城堡，同时分封九子于边塞，直接控制沿边卫所。“这样，松亭关又成了防戍要塞，派重兵驻守，并在松亭关至大宁一带建起惠州、宽河、富余等城。明初，北方的边界基本上是沿着汉唐传统界限设防的。朱棣当了皇帝之后，原设在多伦的开平卫和设在宁城的大宁卫都迁入内地，由于兀良哈三卫的骑兵在”靖难之役“中为朱棣夺得皇位立了功，朱棣把大宁及附近的朵颜、福余、泰宁三卫给了兀良哈，在历史上称作”封赏畀地“，调营州五屯卫于蓟州、顺义、平谷、香河、三河等地。陆续建起来的明长城西段、中段（北京以西），基本上是按秦汉长城的走向建筑的。然而，北京至山海关（蓟镇辖属）这一段就不同了，离开了秦汉长城的走向，向南移了三百至五百里。
兀良哈三卫虽然臣服明朝，实际上是时叛时服，经常破关骚扰，有时勾结北元共同入犯内地。这时，矗立在长城线上的喜峰口关，地位就突出起来，成为布防坚守的要塞，而已经沦入兀良哈地区的松亭关，便成为废关而消声匿迹了。这样，就给人们一个误解——”过去叫松亭关，如今称喜峰口“。
　　（十二）喜峰口不是”历代长城的重要关口“
　　喜峰口是燕山山脉的一个隘口，位于明长城线上。说它是明长城的”名关要塞“，当之无愧；说它是”蓟北雄关“，也名不虚传。而一些介绍喜峰口的文章说，从燕长城、秦长城、汉长城……一直说到明长城，喜峰口都是重要关口，因而得出”喜峰口是历代长城的重要关口“的结论，那就是言之无据了。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朝代建过长城，这些长城并不都在北方，即使在北方的；也不是都在河北北部；即使在河北北部的，也不是都从喜峰口经过。因此，喜峰口不可能是”历代长城的重要关口“。有的文章说，历史上战国燕长城，秦始皇长城，汉长城，北魏长城等等”都包括喜峰口这一段“，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一些方志文章中，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往往把包历代的所有长城遗址，都误以为是秦始皇长城。这种观念，即使是在长城脚下的人也难以避免。这种古老的观念，在民间印象很深，由此也产生了许多民间传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本是以秦长城为背景，而导游小姐对着明长城的砖石瓦块，照样讲得振振有词。迁西县滦阳城南，有一座绵延数里的高山，名皇太子山。说当年秦太子扶苏和大将军蒙恬，就在这座山上指挥修长城。为纪念他，把这座山叫做皇太子山。有人还把这段传说写成小说。显然是把明长城当作秦长城了。作为文学作品是有欣赏价值的，而作为历史事实则是不可信的。
　　根据中国长城学会编的《长城百科全书》记载，在明长城之前，经过河北东北部的长城，主要有战国燕长城，秦始皇长城，汉长城，北魏长城、北齐长城等。
　　战国时代的燕长城有两条，南界长城是为了防御赵国和齐国的，北界长城是为了抵御东胡、山戎等游牧民族的。《史记？
匈奴列传》载：”燕……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对《史记》这段记载，很多文章引用了，但没有详细考察。文中所列地名、走向同明长城并不一致。《长城百科全书？长城区域历史》有详细叙述：”这条长城在现存明长城以北，西起张家口宣化，东北行径内蒙古多伦、独石，河北围场，辽宁省朝阳，越医巫闾山，渡辽河，折而南至朝鲜。“这条路线距喜峰口有数百里之遥。同这条长城相比，喜峰口实在算不上边关了。
　　秦始皇长城。据《史记？蒙恬列传载：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为了防御活跃在北方草原的匈奴，”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其西段和中段的路线均在河北以外，东段，自内蒙古化德县东经河北康保县南，内蒙太仆寺旗，多伦县南，河北丰宁、围场县北，由内蒙古赤峰市北境进入辽东，南折，一直延伸到朝鲜境内大同江北岸。按着这个记载，喜峰口就是内地了。
　　汉长城，为防匈奴而建。其东段指内蒙古商都以东至辽东半岛，经过河北省承德地区，线路走向位于秦、燕长城以南，明长城以北。喜峰口仍然沾不到边。
　　西晋长城。”西晋长城在今河北承德至辽宁朝阳地区，基本在后汉长城基础上增修而成“。没有经过喜峰口的记载。
　　北魏长城。拓拔鲜卑人建立北魏政权后，为防御柔然，建立了两道长城。一是赤城至五原阴山的长城，据《长城区域历史》记载，这条长城走向，大致由河北赤城东北开始，绵延而西，经河北张北、尚义入内蒙集宁，西行入五原以北的阴山中。挨不着喜峰口。另一道称”畿上塞围“，有两种线路记载，都与冀东无关。
　　北齐长城，与后来的明长城走向大体一致，但也有的地方不重合，从北京东行有不少”异途“现象。迁西、迁安境内也有一些地段走向不同，对这些地方，民间有”老边城“、”展边“、”错位“等多种说法。其中有的就是北齐长城的遗址。
　　北周长城。北周是西魏灭亡后建立的政权，为防御突厥，修建了自山西雁门至河北东部沿海的一段长城。其走向沿用了部分北齐长城的旧址。也有史料说，北周长城只是建造了烽台、戍楼等，墙体并没有连起来，因为北周在历史上仅仅存在了25年。
　　辽代也修过长城。据《辽史？太祖本记》记载，辽太祖二年冬十月”筑长城于镇东海口“。学者对这个记载的解释虽然不太一致，但都与喜峰口无关。
　　金长城，是金政权在北方边界地带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的总称，包括边墙、城堡、壕堑，主要线路在与蒙古接边的地方，远处深入今俄罗斯境内。还没有见到喜峰口附近发现金长城遗址的报道。
　　我们实事求是的了解喜峰口，介绍喜峰，丝毫没有”喜峰口并不重要“的意思，而是把那些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大概其、想当然的东西求求真而已。说喜峰口不是松亭关，这并不会降低喜峰口的历史价值，”古林蓝径“、”蓟北雄关“、”贡道要路“不是也很有名气吗？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场鼓舞华夏的壮举，那些使倭寇丧胆，使国人振奋的”大刀神“，不是更加令人感到自豪吗？如今的喜峰口，已经潜入碧波粼粼的水底，但那并不是埋没，而是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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