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看见战场背后的国家
北京青年报 吴菲
[摘要]目光自战场移向广袤后方，致敬刚毅坚卓四万万人民。 这里是抗战中国的粮仓
这里是流亡学子的课堂
这里为前线造枪造炮
这里为浴血的士兵疗伤
这里的乡亲用双手铺好公路和跑道
这里的一千万青年走上战场
这里是中国抗战大后方
那年中秋·《大后方》·胜利消息传来不久，重庆人口少了30多万
抗战大后方以重庆、四川为核心，绵延中国的云南、贵州、广西、陕西、甘肃等西南、西北的广大地区。在全国抗战的八年里，这片土地接纳了无数来自他乡的游子，呵护着中华民族经济、文化、教育、工业的血脉，直到抗战胜利。
中秋。团圆，或望乡。
1945年的中秋是哪一天？日历很容易查—&#日。70年前，刚从八年抗战惨胜的喜极而泣中平复下来的四万万中国人，和平重来后的第一个节日，即是中秋。
日，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飞离重庆，结束他在中国的近七年时光。临行前的夜晚，月轮已近圆满，月色明亮，他登上重庆市区的一座小山，向这座城市告别。
那是重庆城区的制高点，战时悬挂空袭报警灯笼的不二之选，此时变身异乡人与重庆的话别之所——
“在一块一块的草地上，挤满了一拨一拨的中国人。他们已经在这个难民充斥的城市里生儿育女。现在，我推测他们就要重返故园，去上海、天津或是中国别的某个令他们魂牵梦系的地方，去重建家园。”白修德在他后来的书中写下他看到的，“他们都静默无言。在月光下，完全地静默。只是看着河水，盼望着归乡。”
这是纪录片《大后方》为70年后的国人还原的场景。这一集的片名——《1945中国的惊雷》，灵感即来自白修德1946年出版的中国见闻录。
上周五，国内第一部全面聚焦抗战时期中国后方的纪录片《大后方》的10集精华版本，也赶在2015年中秋到来之前在央视科教频道映至终集。
70年前那个中秋，重庆朝天门码头涌动着返乡的人潮。“抗战胜利消息传来时，重庆人口1368762人，不久很快减少到1063347人。少了30多万。走掉的多是军政人员。普通移民、学生返乡因为交通工具缺少而遥遥无期，归心似箭的人们只有耐着性子等待。”
这些从战火中活下来的人，他们当日如何离乡、如何西来？刚刚过去的八年，他们的国家，枪如何造？粮兵何来？痛楚的伤兵由谁救护？至金至贵的石油，勘探、开采、运抵战区要经历怎样的路途？那些工厂和学校，弹雨中冒死西迁并炉火照红、弦歌不辍的背后，又有怎样的牺牲？……
讲述一场战争，更讲述它背后的整个国家。“2015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同题大炽之年，夸张到据说“每个省都至少有一部片子在排队待播”的火热情势中，纪录片《大后方》置身此起彼伏的“抗战叙事”间，显得气质殊异。
北青报记者关于它的采访，从7月25日开始。9月25日起，全版《大后方》共12集，每集50分钟，腾讯视频上完整可见。
那个故事·普通校工王酋亭·他和工友赶着中央大学的鸡鸭牛羊猪，走了近一年才来到宜昌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号令，中国历史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空前的大学迁移拉开序幕。搬迁大学及师生数量之众、过程之雄奇壮烈，为世罕见。
今天世人多知西南联大，那些战乱流徙却相对思想自由的年月中如文星闪耀的300多名教授，还有“刚毅坚卓”的校训恒久流传。
而这里我更想讲的却是一个南京普通的大学校工王酋亭。
1937年11月，南京的中央大学迁至沙坪坝。这是全国抗战爆发后第一批成建制到达重庆的内迁学生。中央大学内迁准备早、启程迅捷、执行彻底，缘于他们有一个了不起的校长罗家伦。
那年，罗家伦40岁。毕业自北京大学又留学美国、欧洲多所大学之后，1928年他年仅31岁即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32年又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一周，罗家伦应邀赴庐山，17日蒋介石“庐山讲话”发表：“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罗家伦返宁后立即着手迁校。他命后勤部门赶制了900多个大木箱装载图书和仪器，然后于炮火硝烟中，将整个大学全体师生及眷属共4000余人和全部设备，陆续搬上了民生公司的轮船。
离开南京前，他拜托一位名叫王酋亭的校工照看这些牲畜和禽鸟，并希望适当时机这些动物也能被迁往重庆。“万一敌人攻陷南京，那时你若是认为无法维持的话，不得已而放弃，我也绝不怪你。”这是他当日的陈情。
南京被攻陷之前三天，王酋亭把全部牲畜转移到了郊区一个农场，然后他和两位工友开始赶着牲畜一路向西游牧。“牛、羊、猪，这比较大一点的，还有各种鸟啊、鸡、鸭这些小动物。他们就都编成一个笼子一个笼子，驮在牛和羊身上。就这么走的，就这样一路赶过去。到了河南商城，休整了大概一个冬天，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又继续上路。”纪录片里，南京大学校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袁李来对着镜头如此讲述。
王酋亭和工友们前后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来到宜昌。此刻，由卢作孚组织的宜昌大撤退正在进行，王酋亭和他的宝贝牲畜终于赶上了民生公司的轮船。
1938年深秋的一天，在重庆的罗家伦坐着小车从沙坪坝进城办事，突然看见前面来了一群牛，赶牛的好像是中央大学的工友。
“这些牲口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人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看见牛羊亦几乎像看见亲人一样，要向前去与之拥抱。”后来，罗家伦在《抗战时期中大的迁校》中这样写道。
“我觉得这简直都可以拍一部电影，一定很好看也很感人，只是很难拍。”《大后方》在北京的第一批试映观众之一、新影厂资深纪录片导演吴琦特别喜欢这个故事——
“面对大历史，我们表述的‘人’通常都是复数形式的。一说‘人民’，貌似至高无上，其实却非常模糊。包括大师伊文斯的《四万万人民》，都是一部关于复数形式的人民的纪录片。时隔70年，《大后方》已经超越了伊文斯的激情叙事，在这部纪录片中充满了一个个单数形式的‘人’——军事家、科学家和将领、官员、实业家、教授、外国记者，也有战士、学生、工人、市民、埋尸队员……”
《大后方》饱含深情描述的一个又一个战时中国普通人中，还有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流沙河。在纪录片的影像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他13岁还是中学生时，作为修筑广汉机场劳工一员的稚气面庞。70年后，流沙河面对镜头说：“回忆这辈子我所做过的事情，真正称得上‘伟大’二字者，只有修机场这件事。我写的这些书都不足道。”
那座城池·1700多座防空洞·轰炸来临时，近百万市民的生活可以完整地从地面转移到地下
1937年中央大学在沙坪坝正式开课的四天之后，11月26日，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重庆陪都地位正式确立。从这一天起，直至日还都南京的将近九年间，这里一直是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战时国民政府所在地。
而此时，距重庆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尚不足百日。
重庆坐拥山川之险，可以阻拦日军的坚船重炮，但空中却没有任何可以拒敌的倚仗。重庆如何抵御来自空中的威胁？谁能担当重庆的防空重任？建立一套有效的防空体系，事关全城百姓的身家性命。危急关头，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唯有一人可托付，即是当日曾经一同在刘湘帐下供职、出任过川军空军司令、如今的重庆大学飞航学教授蒋逵。
1937年8月，蒋逵并不知道山下的这座城市即将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但他知道这座城市并没有做好抵御日军空袭的准备。为此，他辞去待遇优厚的大学教授工作，再披戎装、出山相助。
重庆防空司令部成立之初并没有政府拨款，只有市防护团移交的5万元经费。面对困局，副司令蒋逵率先表态：自己不领工资。生性沉默的蒋逵也亲自登上高台，向市民宣讲防空常识，募集防空经费。
1937年底，重庆防空司令部用募来的经费从天津电机厂低价买回一批电话机，组建了重庆范围内最早的远程电话预警网络。
1938年，重庆防空司令部联同成渝铁路局等部门，通过对重庆市区地形的详尽勘察，设计了由朝天门到通远门、临江门到南纪门的防空大隧道。隧道共13个洞口，建成后可容纳4万余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防工程之一。
当日，日军无视国际公约，将“空袭居民”写入了《航空部队使用法》——“第103条：至关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居民，给敌国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怖，挫败其意志。”
1940年5月，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参谋长井上成美基于“以炸迫降”之目的，制定的“101号作战”计划（对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中国大城市和空军基地进行持续轰炸）出台之后，轰炸更是成为重庆这座城市每天都要面对的洗礼。
日，空袭警报再次响起，“24架飞机轰炸市区七星岗”，大批市民涌入重庆较场口一个隧道里避难。由于进洞避难的市民过多，加之轰炸持续的时间太长，1000多人因为通风不畅窒息死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六·五”重庆大隧道惨案。
时年十七岁的高荣彬是市民义务防护团成员，“第二天，我们防护团的进去检查，都缠起绑腿，戴起防毒面具，进去后空气不行。拉出来，看到这些死者好可怜，衣服都没有了。很惨哪！当时我就哭了。”
1939年到1941年，连续三年的夏天是日机轰炸最为频繁的季节。重庆上空几乎没有一只飞鸟，只有炸弹在空中飞行。“据我们现在根据档案的最新统计，伤亡人数超过四万人。”中国抗战大后方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潘洵在镜头前念出这个数据。
然而，天降的恐怖并没能摧毁重庆人的意志。
著名实业家，中国兴业公司总经理、重庆自来水公司经理胡子昂在集会上当众表示：“任何情况下，国防工业与生产工业之水电供应，绝不辍断一日！”重庆金融工商界名流汪云松、温少鹤、康心如也公开宣告：“所属银行钱庄，坚决留在市区，照常营业！”
1941年初，经过蒋逵、胡伯翰两任重庆防空副司令的督造，重庆大隧道已经开通2500米。重庆市区的防空洞总容量达到46万人。这个数字已经接近当时市区的人口总量。1700多座防空洞共同组成了一座庞大的地下城市。轰炸来临时，人们的生活体系完整地从地面转移到地下。
“在每一次空袭结束后，重庆又复活了。防空洞打开了，在持续五年多的轰炸之后，这次又有8人在空袭中死去。近百万的市民沿着石梯走向正在燃烧的城市，这真是一个奇迹。这是我永远都无法忘怀的一幕。和平的烟雾四处升起，重庆不会亡。”这是出自当时实地拍摄的美国派拉蒙公司影片的旁白。
70年后，这些年一直做抗战纪录片研究的吴琦惊讶地在《大后方》中看到当日重庆人在残垣上书写“愈炸愈强”的活动影像，“之前只是看过照片”。
这些千辛万苦从大洋彼岸找回的影像，同样让《大后方》的作者们重新理解了他们要讲述的故事。日，重庆大轰炸大隧道惨案的纪念日，总导演徐蓓看到手下年轻编导发的朋友圈：“外面响着为纪念大隧道惨案拉起的防空警报，我看着电脑上那么多、那么多亲切的旧日黑的影像，一下子就流泪了。”还有80后的编导，“走在大街上，眼前晃动的都是黑白的影像，感觉不知身在何处”。
1941年9月，两年多时间里曾经二十多次飞临重庆上空指挥轰炸的远藤三郎，在提交至东京参谋总部的《关于攻击内地的意见》中，正式提出“重庆轰炸无用论”。三天之后，日军停止了对中国后方城市的空中打击。
而那些曾经护佑了山城无数性命的防空洞留下来，在时代的进程中变换出新的面孔，延续着成为重庆独有的风景。
2011年，重庆地铁一号线建成投入使用。其中多处路段都用到了抗战时期挖掘的防空大隧道洞体。“那些防空大隧道是做得比较宽、比较高一点。为什么他那样做？他说等到抗战结束以后，这个地下道可以在里面通车，老百姓到哪里去都可以，可以在里面坐这些车走。他是计划得比较远。”2015年，年逾9旬的蒋逵长女蒋明礼在镜头前说起父亲，满满都是骄傲。
至于《大后方》的总制片人、总导演徐蓓自己，8月25日当她终于拿到《大后方》确定将于31日在重庆卫视首播的消息，“此时此刻，坐在曾经是防空洞的米粉店，对着一碗贵州羊肉粉，看着夜色中的车流，眼泪流下来。那就什么都不说好了。”
那场撤退·卢作孚·他凭一己之力创造的“宜昌抢运”奇迹，以“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名载入青史
1937年8月，上海。
40岁的林继庸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风声已然极度紧张，敌兵巡逻市上面目狰狞，战机一触即发。住在租界以外的人们，都赶着搬家逃命。在租界内居住的，亦赶着把家眷迁往乡间或原籍暂避。忙碌纷乱中，我们简直找不着人。”
生于广东的林继庸，早年在美国纽约伦斯勒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1932年回国以后进入刚刚成立的国防委员会。淞沪会战爆发前夕，他被任命为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任务只有一个，尽可能多地将民营工厂撤出即将成为战场的上海。这不仅意味着保存全国抗战的物资力量，更重要的是避免沿海地区沦陷以后，处于这些区域的工厂成为日本军队制造军需物资的重要基地。
重要自不待言，可是想一想就知道有多难。
13日，空前惨烈的淞沪会战爆发。出于战争的迫切需要，国民政府把组织内迁的工作重点放在兵工企业和与之相关的工厂。民营企业的拆迁更多地依靠临时组建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以及工厂自身。林继庸每天奔波在上海街头。拖轮已经无法租到，可以用来搬迁民营工厂的交通工具只剩下木船。
几天下来，上海街头，苏州河上，已是一片血泊。林继庸与同事们只得冒险在弹片横飞的街巷穿梭，天天奔忙于京沪警备司令部、前线总司令部以及各个地方办事处之间。几经周折，九月下旬的时候，林继庸总算获准从前线总司令部领取到100张通行护照。
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至。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主动申请搬迁的工厂越来越多，迁移监督委员会最初从行政院那里拨得的56万元迁移经费早已不敷应用。
“困难犹如江水，滚滚不尽而来。监督委员会有两位委员早已于八月十四日因公返京。我亦因连日奔走南市，闸北，左脚受伤中毒，恐成残废。各厂家相顾无言，我亦只得一只脚跳来跳去！但我不能终止我的工作。”
无奈之下，林继庸只得在上海马浪路租了一间跳舞厅作为临时办公室，悬着受伤的左脚，应接各方来往的人物。在万难之中，鼓励着各厂当事人的勇气。
“他们每当走投无路，常常大发牢骚。对待他们只有忍耐，只有安慰，只有劝勉。当此千钧一发的时机，假若我们意志稍现颓丧，我们之处理稍感畏难，则此后工作进行将必陷于停顿……我们心念上海一隅的战事，不知能支持几时，岂肯轻易放松一瞬的时间。”
此时，一批批中国军队正沿着长江退至武汉。跟随军队撤退的还有数以万计的难民和难以计数的物资。进入四川没有铁路，公路运输也不发达，唯一只有走长江。
长江从宜昌开始进入三峡。在巫山和大巴山的夹击下，河道陡然变窄。这其间暗礁丛生，漩涡密布。有的地方仅容一条船通过。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到达宜昌的1500吨以上的大船，不能直接开往重庆。乘客和货物必须在宜昌港口下船“换载”，转乘能够通过三峡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而上进入四川。
而此时能够完成“换载”的轮船几乎都在一个人的手里。这个人就是卢作孚。
1925年，卢作孚靠8000元股金创办民生实业公司。到1937年，民生公司已经成为中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1938年1月，卢作孚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主管战时水路运输。10月23日武汉陷落之前，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宜昌。
“每天，民生公司位于宜昌怀远路的办公楼被购票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一些负责武装押运货物的军官气势汹汹，有的甚至掏枪威胁要船。各轮船公司从大门起，直到每一个办公室止，都塞满了交涉的人们，所有各公司办理运输的职员，都在全力办理交涉，没有时间去办运输了。”
此时，日本飞机不停地飞临宜昌轰炸。从江边的一马路到13码头数里长的空地上，已经密密匝匝地装满各种亟待转运的货物。大约9万吨的待运物资中，大部分是兵工器材。
“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满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
其实，卢作孚早在武汉会战开始之前就已经预料到宜昌抢运的这一天。淞沪会战开始后，卢作孚即积极派人到香港、广州等地大量收购柴油和修理轮船所必须的五金材料。
为了增加宜昌港口的转运能力，早在1938年5月，民生公司就开始在宜昌港增建装卸码头。除了增加各个转运公司的驳船数量，按照卢作孚的安排，宜昌港还特意配备装卸重型货物的起重机械。随后，民生公司又陆续派人在各地招募熟练的码头工人。为了解决运力不足，卢作孚还派人紧急征用民间木船1200多只，用于运载轻型物资。
10月24日，卢作孚精心策划的宜昌抢运，正式拉开帷幕。由于川江航道狭窄，暗礁密布，轮船只能白天航行。为了加快泊船周转时间，卢作孚将物资的装卸工作都安排在夜间，并亲自控制每一艘轮船在港口的停泊时间。
在宜昌的指挥中心，收发报机24小时不停地响着。上游各个港口和轮船发来的电讯日夜不断。每一封电文都要经由卢作孚亲自审阅和批示。很多时候，他自己也不清楚在日本人到达宜昌之前，究竟能否将岸上的物资和百姓全部撤离。他能做的只是埋头抢运。
11月10日，蒋介石对撤运不及的物资予以毁坏的指令到达宜昌。与此同时，日本飞机开始疯狂轰炸位于宜昌的物资码头。负责企业西迁的林继庸赶到炮火中的宜昌，他找到卢作孚，要求民生公司想办法运送民营企业的物资。卢作孚让林继庸设法找到空置的驳船，先行将物资装运到驳船上，再找机会用民生公司的轮船迅速拖往距离宜昌仅32公里的南沱，再分批运往巴东、巫山、奉节和万县。
临近12月，寒风不断袭来。长江的水位越来越低，货船能够装载的物资越来越少，而日本飞机轰炸的次数却一次比一次频繁。民生公司的四条大型轮船已经停航。卢作孚重新部署抢运航线，将小型轮船和民间招募的木船集中在宜昌和巫山之间继续抢运物资。
截至1938年底，撤入大后方的民营工厂虽然只有304家，机件重量5万余吨，但大多数是中国近代工业的精华。这些企业内迁以后，分别在四川、湖南、广西、云南、陕西、甘肃等地形成11个后方工业区，为接下来的持久抗战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
“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这是卢作孚凭借一己之力，全力打通中国“生命通道”的一年。他创造的“宜昌抢运”奇迹，被以“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名载入青史，是普通中国人力担国难的证明。
那些将军·刘湘、蒋百里·“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当日，迁都重庆并非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川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一个省，但实际的控制者，却是一个叫刘湘的军人。
1934年，蒋介石“追剿”红军到达这里，才发觉四川是个好地方，遂决定把四川作为抗日复兴的根据地。那意味着必须将国民政府的势力渗透进四川。日，一场关于整编四川军队的谈判在重庆开始进行，交涉双方分别是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四川省主席刘湘。
次日凌晨，卢沟桥事变爆发。9日，事变消息传到了重庆。几天之后，众多地方实力派首领中，刘湘第一个发出全国通电：“日军侵略绝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拼与一决。望全国上下同德一心，在全国整个计划之下，共赴国难。”
“今日之局势，舍抗战外，别无他途。四川为后方要地，今后长期抗战，四川即应负长期支撑之巨责，所有人力、物力，无一不可贡献国家。个人愿以身许国，成败利钝早置之度外。”这是一月后刘湘奉命到南京出席国防会议之前，面对前来送行的五千多名四川各界代表的陈情。
8月7日晚在南京励志社举行的“国防联席会议”上，四川省主席刘湘第三个发言，力主国民党中央实行全面、持久的对日抗战。“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大战当前，这是国家需要的承诺。
接下来，淞沪战场牺牲惨烈，蒋介石多次电令各省抽调兵力，驰援淞沪前线。
8月16日，提前完成整编的川军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编为二路预备军，刘湘为司令长官，四川军队悉数进发抗日前线。
“他这真是一个壮举。你仔细想一想，很多军阀是不愿意离开自己地盘的，离开地盘以后就没有本钱了。但是以刘湘为首这个川军集团，只有20—30万人我全部出川”，纪录片中，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出镜解析这其中的利害，“所以当时的国民政府才能在四川站住脚、才能在四川经营下去、在四川建立国家陪都的暂时治理体系。否则的话，如果中央的军队再跟四川的军队产生摩擦，这个内耗就大了。”
川军子弟分东路和北路出川抗战。所有路费，由四川自筹，没向国民政府要一分钱。开往淞沪战场的川军子弟，穿着草鞋，在重庆的朝天门码头登上民生公司的轮船。
有一个细节，“以前的军队就是这样嘛，要出发打仗了才发薪水。发了薪水之后大家马上开始买肉买鱼买衣服。长官就说为什么不留到上海再花，上海那个繁华大都市。结果大家说‘到了上海就是拼命了，不如先在这里吃饱喝饱、穿好’”——哪有浪漫，古来征战几人回。
当其时，刘湘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已经开始吐血。所有亲人、幕僚一致反对他去前线督阵。但是，刘湘的态度异常坚决：
“我一向高呼抗日，如今战幕揭开，自己反退缩不前，岂不贻讥后世。过去在省内打了多少年的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枪口向外，正好乘时为国效命，借以洗刷自己污垢，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被悬赏缉拿的将军、率军‘围剿’的将军、曾经打内战的将军，如今并肩站在同一条战壕，抵抗共同的敌人，身后是士气昂扬的士兵。这是1937年下半年的中国，震撼人心的画面。”李辉著作《封面中国》里的这句话，被徐蓓引在《大后方》第一集的解说词里。
此前对刘湘在四川的势力颇为顾忌的蒋介石，在刘湘带领军队出川抗战之后，方才再无犹豫，将重庆确定为战时国民政府所在地。
日，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年逾古稀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千余名官员，穿过挹江门，来到中山码头，登上永绥号军舰。没有灯光，也没有汽笛声，送别的人亦鸦雀无声。沉默中军舰沿长江航道悄然西上。
刘湘离开南京是1937年11月底。他是在昏迷状态中被人送到汉口万国医院的。长期在一线的疲劳指挥，导致他肺结核恶化，大口吐血，终于不治。
“余此次奉命出师抗日，志在功赴前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尤望我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署名“大邑刘湘”的此言成为他的绝笔。
日，48岁的刘湘与世长辞。和千千万万民众迁徙的路线一样，他的灵柩也一路向西。不同的是，他是从战场回到自己的故乡，安息于成都武侯祠旁。
同样没能看到最后胜利的还有军事学家蒋百里。1901年，20岁的蒋百里第一次从家乡浙江海宁远渡重洋，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六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获得日本天皇赐刀的特别荣誉。
1912年，蒋百里任保定军校校长。在任期间与日本护士佐藤屋子互生情愫，结为夫妻。蒋百里喜爱梅花，给夫人起了个中国名字“左梅”，他们生有五个女儿。
一生与日本渊源至此，但蒋百里始终都在思考中国该如何对抗这个强大的敌人。1923年，从天津南下的一列火车上，蒋百里告诉同行的朋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与日本必有一战。届时中国的国防应以洛阳、襄阳、衡阳为据点，这三地以及连线的以东地区，我国应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成为支撑持久抗战的大后方。
1933年再度赴日考察之后，他确定中日大战不可避免，遂着手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1935年，蒋百里出任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1936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归来，倡议立即发展空军。
次年7月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之时，蒋百里正在此山中，受聘为“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讲课。他带来了自己历年军事著述和讲稿精选汇编成的《国防论》，在扉页上，他写下一行字——
“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南京陷落之前，蒋百里一家沿江而上到了武汉，在那里写成《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并在汉口版《大公报》连载。一时洛阳纸贵，《大公报》因为此文多卖出一万多张，甚至一大早就有读者站立报馆等候。在这本书中，他评价日本是“想象力很大的民族”，“要以有限的能力来满足无限的欲望”，断言必然是“自造国难”，悲剧一场。
1938年8月，蒋百里在武汉受命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后不久，武汉战事吃紧。蒋百里即率陆军大学师生员工迁校，去往他在十几年前就曾经描述过的抗战大后方。西迁途中由于艰苦劳累导致心脏病发，11月4日逝世于广西宜山，终年57岁。
“是土也，我衣于是，我食于是，我居于是，我祖宗之坟墓在焉，妻子之田园在焉。苟欲夺此土者，则是夺我生也，则牺牲其生命，与之宣战。
胜也好，败也好，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蒋百里写于《日本人》后记中的这段话，是《大后方》第一集片名的由来。
“这是蒋百里先生赐给我的。当时我就想，这该是第一集的结尾呀，该配什么画面呢？”最终，伴随“苟欲夺此土者，则是夺我生也”和何训友老师极富“笼罩感”的原创音乐出现在徐蓓眼前的，“是一位老妇人抱着小孩，对着镜头微笑的脸。我完全不能控制，眼泪夺眶而出……”
那片油田·翁氏一门·“国家正需要石油……我先走一步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石油供应完全依赖于进口，75%被美国和英国垄断，其余则来自中东的石油公司。
1932年11月，一个秘密机构在南京成立。这就是后来在国民政府中举足轻重的“资源委员会”的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为抗战准备计，时任中央地质研究所所长的翁文灏被任命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
翁文灏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为解决能源匮乏问题，他决定全力开发玉门油田。日，甘肃油矿筹备处在汉口成立。两手空空的筹备处首先要解决的是钻机问题。
而玉门油田向美国订购的一套炼油设备和十套旋转钻机却在漫长的旅途中，先后经历了日军对越南海防和缅甸仰光的轰炸。当它们绕道万里被运送到油矿的时候，只能拼凑出三套半钻机，而炼油设备则根本没能送到目的地。
无奈之下，油田只好自己设计制造炼油设备。人们在各地收购设备配件、管道、马达以及其它物资，经过2500公里的长途跋涉运到矿区。“当时的道路非常差，而汽车都很破旧。开的最快的，日行四十公里，一般的就是二三十公里。从重庆到玉门，快的要行走两个月，慢的四个月。”
在旅途一同辗转的还有一位年轻人，他就是翁文灏的堂弟、年仅27岁的翁文波。翁文波刚从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留学期间，他研制了一种用于探测油井的仪器——重力探测仪。1939年，他只身穿过炮火纷飞的欧洲，奔向已经狼烟遍地的祖国，唯一随身携带的行李就是这架重力探测仪。
“他怕这个仪器受损，不敢托运，就抱着它回来。其他所有那些东西都托运了，最后托运行李的那只船被德国给炸了，他自己坐的这条船是不是会炸掉，也是很难讲的。”70年后翁文波之子翁心树这样回忆父亲当日的路途。
回到中国之后，翁文波用他的重力探测仪在四川油气田成功探测出了油井，这为他赢得了“中国测井之父”的称号。1940年5月，翁文波来到玉门。
在动身前往玉门之前，翁文波给正在上海读书的女友冯秀娥写了一封信：“国家正需要石油，我怎能永远待在远离石油的地方呢？……我先走一步了。”
冯秀娥接到信后立刻退学，绕道大半个中国，赶往玉门。这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旅途，对于连手帕都没洗过的冯秀娥来说，更是如此。
“走蜀道，然后又进戈壁滩，她说，一路走一路非常荒凉，最苦的，一个女的，晚上住宿，很危险，很害怕。”玉门非常艰苦，风沙特别大，晚上总有狼。然而最终，婚礼还是在石油河边上举行。“我母亲跟我提的时候说，这个石油河就算最好的景色了。”那是翁文波、冯秀娥之子翁心树的生命之源。
翁文波和妻子在玉门生活了三年之后，与他同岁的侄儿翁心源结束了美国的学业，带着家人来到玉门。不到一年，一条由他设计和主持修建的、长4.5公里的输油管道投入使用。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条输油管道，翁心源因此被称为“中国输油第一人”。而翁心源的父亲，正是主持开发玉门油田的核心人物翁文灏。
1939年 8 月 11 日，甘肃玉门油矿的第一口油井正式投产，日产原油10 吨；到 1942年，玉门油矿的原油年产量达到 46000 多吨。
1942年，远在甘肃玉门的翁文波和冯秀娥有了第一个儿子，取名心儒。这是在玉门油田出生的第一个孩子。
“我父亲写过一首诗，诗里有一句：西瓜篓里遇新生。我出生以后就躺在西瓜篓里。抗日胜利以后，我随父亲母亲离开玉门，走到酒泉就有树了，我跟我妈说，这个花怎么长这么大，这么高啊？我妈妈很感慨，这孩子生下来这么大没见过树。”从那以后，3岁的翁心儒才被改成叫翁心树。
《一滴汽油一滴血》，是有“2015年最有料纪录片”之称的《大后方》中“最有料”的一集。这“有料”指的可不光是北方关外翁氏一门的传奇（这传奇中还包括翁文灏之子——70年前在对日作战中牺牲的空军上尉翁心翰），还有几乎同一时间段内，在遥远的云南边地，另一条跟中国人的抗战相关、可歌可泣的石油生命线。
与之相关、令我们感觉耳熟能详的名字，首先是“滇缅公路”，然后还有“南侨机工”、“驼峰航线”、“史迪威公路”和“中印油管”。
有关这部分内容的影像是《大后方》国际制片彭然最为骄傲的发现。在她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淘回来的纪录片《滇缅公路》和《中国生命线》里，有关于滇缅公路建造和中印油管铺设最清晰最成规模的呈现。那里面有被称为“壮举”的最艰辛、环境最酷烈的劳作，以及世上最充满耐心、最乐观坚定、最不惧劳苦的20万中国劳工和美印军人的面容。
在7月25日的试映会上，当被记者问及如何看待滇缅公路上没有一座为那20万筑路劳工所立的纪念碑，徐蓓这样回答：
“实际上整个《大后方》做下来，你会一直遇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玉门油田有没有这个纪念碑，包括还有很多像圣徒一样的人物，比如一手建立了战时医疗系统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还有领导第21工厂（南京的金陵兵工厂）在西迁后三个月恢复生产、制造出三分之二自产武器的兵工奇才李承干等等，12集看下来，你会发现每一集你都会有类似的感慨或者是愿望，你会想为他们修一个纪念碑。
“《大后方》这个片子，说的是抗战。但通过抗战那些事，真正能够看到的是中华民族那些坚韧不屈的底色。记得8月27日在重庆的首映式上，我对大家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来缅怀那一段艰难时世，感动也罢，伤痛也罢，更重要的是，如何努力让当下以及未来，能够对得起我们曾经承受过的那些苦难。
“而事实上，也正是他们这种精神支撑我们把这个纪录片做下来。长期以来一说‘抗战’，我们首先想到中国是一个战场，‘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经常忽略的是，它是一个国家，一个经过分裂以后在抗战中团结起来的社会。那么它的国家功能是怎么发挥的，社会是怎么调动起来为前方服务的，这么多年因为很多的原因，这块儿没有人去做。那么我很兴奋的是，我第一次做抗战题材，就做了这么独特的一个。”
（本片史实部分参考自纪录片《大后方》原创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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