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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想知道，妹的，今天一直刷到巫妖王面前都是25普通模式，就出了2个片…
果断改25H撸巫妖王，还不错，又打赏我一个
所以我就想知道25H是不是掉率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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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25h的高一点
农丶夫山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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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都一样&&我上周25H就掉了俩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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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任务打到注入邪能就不能单刷了。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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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s1angel 发表于
感觉都一样&&我上周25H就掉了俩碎片
说到底就为了省点时间，只想巫妖王打H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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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沉了～
丶丨锋芒丨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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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pt掉率1%-50%&&25H掉率50%-100%&&楼主明白了没
丶丨锋芒丨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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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25pt12个boss掉三个左右,H的6-10个吧。我一CD最多拿过10个片，以前版本也代工做橙斧，经验多些，实在脸黑不出的情况也有
十全大补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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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H比PT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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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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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H高很多。。。。
总有刁民想害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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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h，我做的时候一个cd最少给7个，最多11，11的那次喊的基友奶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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丶丨欲强丨灬 发表于
正常情况25pt12个boss掉三个左右,H的6-10个吧。我一CD最多拿过10个片，以前版本也代工做橙斧，经验多些，实 ...
谢谢，看来还是不能省时间
Sunshine式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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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Always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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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都是25H& & 真没必要省那几分钟
跳大小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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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还是看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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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ed by　　社会史研究在当代中国复兴后不久，“碎片化”问题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检视社会史学界对“碎片化”问题的探讨，大致有以下4种看法：缺乏合适的理论指导与操作方法，以致概念不清，含义不明；学科归属不易确定和研究对象宽泛、庞杂；选题狭窄、研究取向和具体内容零碎；与当前的学风浮躁、成果评价以及人才培养机制有关。我们认为，尽管“碎片化”问题其来有自，并且似乎凿凿有据，但细细推敲起来，却很难经得起严格的学术考究和深层次的学术反思。
　　首先，对于社会史研究中定义不统一或理论指导不明确的情况，似不必太过在意。
　　社会史研究自横空出世时起，国内外学术界就从未对社会史的含义取得过一致的意见，仅在西方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就至少有8种之多，但这并没有妨碍西方社会史学界在一个个具体的研究课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最杰出的（社会史）研究家们总是明智地用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它而不是为它下定义。”[1]中国的情形也大致相同。蔡少卿先生曾指出：“时至今日，尽管社会史还未形成一套系统精密的理论和方法，但社会史的实际研究已远远走在前面。”[2]蔡先生的这段话虽然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说的，但揆诸当今中国的社会史研究现状，仍然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中外史学研究的实践均一再表明：历史学的复兴及其进一步发展，其动力均“在于实践而不在于理论”[3]，或者说具体的“研究（活动）总是领先于理论反思的”。[4]对此，冯尔康先生也早就指出：社会史研究“要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提升理论层次，即将具体研究升华为理论，做到具体研究不忘记理论追求，而理论的创立是建立在具体研究基础上，从研究的历史事实中引出固有的结论，并将其升华为历史理论”。[5]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的不断深入，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社会史理论和研究方法一定会出现在我国史学研究的百花园中。
　　社会史研究在当代中国复兴后，其活力常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开放性特征和宽阔胸怀。冯尔康先生曾指出：“任何事物定于一尊，它就难以发展了。”[6]不仅如此，在我们看来，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对抽象理论的讨论无论多么深入、周密和完备，也不如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要来得有益。社会史研究的持久活力终究是要靠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来提供的。这当然不是说理论探讨不重要，然而没有踏实细致的实证研究作基础的抽象理论探讨不仅会显得苍白和无力，理论先行的结果还往往会导致空谈和玄想。
　　其次，从史学研究的发展规律来看，总是由宏观逐步走向微观和具体，大而化之的宏观和粗线条研究终究要被细致人微的精深和细部研究所取代，社会史研究作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分支也是如此。
　　社会史学界常常批评以往的中国历史研究总是习惯于宏大叙事方式和政治史范式，并且认为抛弃宏大叙事方式和政治史范式是社会史研究得以确立和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殊不知以往中国历史研究中采用宏大叙事方式和政治史范式是有其必然性的。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为了尽快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在一些事关中国历史基本走向的问题上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解释，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为了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并取得政权的合理性，注重农民起义这类政治史的研究也在情理之中。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走上正轨的史学研究同其他学科一样，真正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回溯从那以后的史学研究，虽不能说宏大叙事方式和政治史范式就销声匿迹、不复存在了，但应该说从总体上来看是逐渐走向了理性和成熟。史学研究逐步走向深入、日益重视对具体问题的探究，反映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明乎此，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所谓“碎片化”问题，其实并不足为怪，是研究逐步走向深入的必然结果。
　　颇为有趣和吊诡的一个现象是，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外社会史学界在研究中国问题上所呈现出来的相同或相近趋向与特征所作出的评价有时却大相径庭。众所周知，在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国学研究中出现过许多莫衷一是的解释模式，具有代表性且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就有施坚雅的“区域市场结构”、萧公权和周锡瑞等的“士绅社会”、罗威廉的“市民社会”、黄宗智的“过密化”、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以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艾尔曼的“文化资本”等解释模式和理论。对上述现象，国内社会史学界一般都将其评论为研究的细致和深化：当代西方史学研究中“被指责为‘历史的碎化’现象，实质上是历史学的高度分化，或者换个角度说，是以‘历史的碎化’为特征的分化”。[7]而国内学界所存在的“碎化”问题则与之有着本质区别，是一种专为求新求异而开辟新领域新课题，缺乏总体关照的研究倾向，这种单纯限于个别的、支离破碎的研究严重影响了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的健康发展。如行龙先生就一再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者视野狭窄，只盯着自己的小块领域，不顾及整体研究的需要，研究成果互不相联，相互脱节，自谈自论。[8]
　　我们认为，如果对中外史学发展路径进入深入考察，就可以了解中外学者在史学研究思路和做法上的差异，更多的是由于彼此的学术传统所导致的，并不存在彼高此低的问题。具体到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来说，作为外国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就总体而言终究无法与中国学者所拥有的有利条件相比拟，在这种情况下，尝试构建对中国问题具有一定解释能力的理论模式正是一种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因此，中国学者大可不必妄自菲薄，望洋兴叹，而应有理由坚信：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终究主要依靠本土学者来承担并不断推进。在我们看来，中西社会史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所谓“碎化”问题，究其成因、表现和后果等而言或许并不完全相同，但从联系的角度来看，未尝不可以都看做是社会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结果。
　　再次，细部和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历史研究由宏观考察转向细部探究即通常所说的“碎片”研究，是学术进步的必然趋势，完全符合学术发展的应有理路和基本规律。赵世瑜先生在阐述他所理解的“大历史”和“小历史”的关系时指出：“小历史”是“大历史”的生活基础，研究“小历史”的目的是把生活基础还给“大历史”，一旦“归还”工作结束了，大小历史的区别也就不需要了。[9]上述观点在另一个层面上阐明了局部与整体、碎片和总体的辩证关系。或许是基于基本相同的考虑，一直主张要防止社会史研究“碎片化”的行龙等人也指出：“‘碎化’并不可怕，怕的是碎而不精，流于事项罗列，浅尝辄止。区域大小也无高下之分，忧的是没有大的学术关怀，为区域而区域。如果能就一些小的问题，精磨细研，亦能静临深渊，摇曳生姿。如果能够真正践行多学科、整体史方法，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上下打量，或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10]他还指出：“碎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现象”。并明确表示，“接受社会史研究应当碎化的做法，就是要把研究对象咬碎嚼烂，烂熟于心，化然于胸，然后付诸笔端”。[11]常建华也认为，对社会史研究中“碎化”的批评虽然从“保持历史研究整体性”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个案与微观史学研究强调的是以小见大，题目虽小，意义或大，况且个案与微观积累多了，才能有体系化的宏观分析”。[12]
　　我们认为，对一个个表面上看起来互不相关的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为总体归纳和综合研究提供必要基础和基本前提。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在进行地中海地区的研究时，虽然批评了以往历史学家“所关心的不是地中海的整体，而只是这幅镶嵌图画中的细小片断，不是地中海生活的整体运动，而只不过是过去一小撮国王和富翁的活动琐事”[13]，明确表明自己所追求的是“人类生活的最活跃的运动的总体历史”。[14]殊不知，正是其他历史学家所做的艰辛、细致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才为布氏从事的整体史研究提供了可能和条件。中国的情形也大致不差。
　　第四，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观努力、学术取向和主流趋势看，大都是以总体史或整体史作为追求目标的。
　　在中西方社会史学界，确实有人主张社会史应是“除去政治精英”的人民史，但这更多的是表示反对以往那种主要从政治精英的上层立场和视角来撰写历史的传统，而不是要将政治精英摒弃在社会史研究之外，因为排除了政治精英的社会史就无法实现其“总体史”的追求目标。以布罗代尔等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在其确立的“大历史”也即“整体史”或“总体史”目标中，“总想看到事情的全貌，将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融入‘总体’史”。[15]因此，尽管社会史学家们不满意或有意摒弃以往的精英史观指导下的政治史叙述范式，但在其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还是试图将政治史、经济史纳入或融人到社会史研究视野中来的，以呈现作为总体史的社会史全貌。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情况也是如此。还是在社会史在当代中国复兴之初，王玉波先生就指出：“由于社会史的综合性，所以社会史以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为中心和中介，把历史学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式的整体系统。社会史的综合性也有助于促进史学和其他学科协作、应用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使史学不断创新和发展。”[16]绝大多数社会史研究者都以整体史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冯尔康先生也曾明确指出社会史研究并不拒绝研究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他说：社会史既然是研究社会生活的，就必然会“涉及（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各个领域”[17]；又说：“社会史渗透到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领域，凡是这些专史中属于人们社会关系的内容，也就是社会史的内容”；“社会史不应停留在了解人民生活的现象上，还需要深一层研究人们社会生活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意识”。[18]按照上述设想，社会史研究的视野肯定是相当开阔的，不会出现“碎片化”的问题。
　　还要看到，在当代中国有代表性的社会史研究者中，人们也几乎找不到有哪一位学者明确宣称自己只专注于或只满足于“碎片”问题的研究，而总是一再强调或在事实上把他们所从事的对“碎片”的具体研究与总体史（整体史）的目标追求或松或紧地联系在一起。[19]以张鸣先生新近出版的《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为例，选取的虽然是一些“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事”作为叙述对象，但目的却在于揭示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推翻清王朝的更为深层的一些因素”。[20]由于作者独具匠心的问题意识以及深邃的历史穿透力，使该书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它所预设的最初目的，从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和学术反响。历史研究的选题虽有大小之别，但却并不能以此作为重要或琐碎与否的判断标准。
　　可见，碎片化不是社会史的固有特征，至于某一位具体研究者的某一项具体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宏观视野并达到了整体史的目标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该研究者的自身素质所决定的。同时，我们也得承认，要真正从社会史角度编写出一部反映全貌的人类通史或整体史虽然是不可能的，但这与社会史的学科特质没有必然的关系。正如常建华先生指出的那样：总体史或整体史的追求尽管激动人心，但却很难实现，“历史哲学和通史的整体性或总体观，也只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定层次，如果以此出发批评当今社会史的研究琐碎，一定程度上说是不太恰当的”。[21]同样，以此来要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或军事史等专门史，也是极不现实的。
[1] [英lD．加纳迪：《何谓社会史》，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页。
[2]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序言”，第3页。
[3]巴拉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63、69页。
[4]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5]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6]冯尔康：《中国社会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7]赵建群：《论“历史的碎化”》，《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第123页。
[8]行龙：《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行龙主编：《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9]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叙说：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页。
[10]行龙、胡英泽：《三十而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页。
[11]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12页。
[12]常建华：《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66页。
[13]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Harper Torchbook，1976，p．18)。转自庞卓恒主编《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14]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序列历史学——评（塞维利亚和大西洋）》，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红译：《论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15]转引自[英]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16]王玉波：《为社会史正名》，《光明日报》，日，第3版。
[17]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80页。
[18]冯尔康：《三论开展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史研究》，第22页。
[19]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第98页。
[20]张鸣：《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序言”，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21]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0页。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点击：3,560&&&发布：&&&责编：xiaoben碎片化阅读会导致“低智商社会”吗？
[摘要]我们这个‘消费社会’的特点：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吃完元宵，这年就算过完了。掐指一算，除了陪老人唠嗑、胡吃海喝、走亲访友和抢红包等正经事之外，其他时间都是在刷手机观摩春晚吐槽、“逃饭门”和“引力波”了。像小编一样，春节回家时信誓旦旦地准备读书充电，春节过后捶胸顿足的同学请举手！ 想象中的春节假期 实际的春节假期大家总是在嚷嚷着碎片化阅读时代没人读书了，但其实你的阅读量一点都不小。各种各样的新闻客户端要看，朋友圈文章要读，关注的公众号推送要点开，在智能手机普及之前，我们从未这样关注新闻，关注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我们似乎与世界离得更近了，获取了更多的信息和知识，为了避免在与同事午餐时缺乏谈资，每个人都在刷新客户端和朋友圈以求跟上潮流，每天都在对自己掌握的知识与信息进行再循环，假如不这么做，就会被当成落伍、过时、对世界缺乏关心的乏味人群。但在这种碎片化阅读掩饰之下的“知识再循环”，带给我们的就不是一个科学累积的理性过程，而是一个片面追逐信息更新的非理性过程，这种浮光掠影的阅读方式只能让我们“知道”一些事情，却并不能增加我们对周围事物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如果有一种罪名叫“损害智力罪”，碎片化阅读首当其冲，它正在让整个社会的智商降低。一、碎片化导致逻辑思维能力衰退 情绪化偏见流行在碎片化阅读最流行的微博时代，所有的信息都被压缩到140字，这锻炼了小编们的内容提炼能力，但对读者来说，绝对是智商的大杀器。人的大脑对信息分析和加工的能力会进行相应的配合，对于长文的阅读能力会下降，阅读容忍度越来越低。然而，当编辑可操控的文字长度有限的时候，关于事件的背景、起因和过程的逻辑推导过程往往就被省略了，而给事件定性的判断式话语便充斥着整个网络。大家习惯于接受编辑直接给出的结论，也因此丧失了思考判断和过滤信息的能力，这让许多突破常识、骇人听闻的新闻也能大行其道，这就是智力中的逻辑推导能力和判断力衰退的表现。微信朋友圈文章火了之后，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整个社会智商的拯救，因为朋友圈文章没有字数限制，篇幅普遍偏长，出现了很多“深八文”，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事件的深度和逻辑性。如果微博一直统领江湖，真不敢想象整个社会的智商将会低到何种程度。 被“证伪”的“逃饭门”仅仅缘起于一张照片朋友圈长文章看多了，也不意味着你的智商能得到拯救。好奇又缺乏深入了解的耐心，是大众媒体实践普及和系统化了之后，人们对于真相的基本态度。震荡了整个春节的“年夜饭”事件被“证伪”，它依然造就了一个空前的舆论奇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便是它的全部意义。人们对于新闻事件的判断力更差了，媒体行业不仅丧失了调查记者，更丧失了核对新闻真实性的兴趣和耐心，人们热衷于自己对某个网络事件的个人化想象，铺天盖地的自媒体文章也在就一个原本子虚乌有的事件自说自话，这正好印证了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下的结论：“我们这个‘消费社会’的特点：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网民就是这样一群充满好奇心，却又并不愿意付出思考的群体，他们既有猎奇心态，同时又惰于思考事实的真相，他们愿意阅读情绪化的偏见，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取悦自我的合理化想象。二、对智商构成威胁的技术逻辑：时间 注意力 自我控制力的丧失当小编正在对本文这种严肃话题进行深思熟虑的时候，手机突然BB作响，各大新闻客户端弹出推送，打断小编思路，拿起手机一看，居然是“广西16岁新郎迎娶16岁新娘”，这消息比肖钢卸任还无聊啊，然而…然而…我竟然认真翻看了其中的每一张图，而且，我又继续刷了半小时的手机。这样的情形在小编的工作中经常发生，集中精力持续思考的时间已经很难坚持在半个小时以上了，思路遇到一点卡壳便习惯性地操起手机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不要嘲笑小编的工作量不饱和，你编你也麻；起码我们还在由于工作的原因逼迫自己思考，如果跑去搬砖，呵呵，智商估计就不是阶段性下降，而是如滔滔江水一泻千里覆水难收了。这种日常情形反映了碎片化阅读背后一整套对你智商构成威胁的技术逻辑，它在智能终端个性化推荐越来越成熟之后体现得更加明显。每种APP的安装都伴随着同一种模式——“获取你的个人信息+同步你的当前位置+询问是否允许推送”，一旦你选择“允许”，它便将全面记录你的阅读痕迹，并根据这些数据推测你的喜好和阅读习惯给你推荐同类内容。这看上去是在尊重用户的过去和选择，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用户阅读的未来走向——这意味着你在以后将继续阅读机器为你筛选的方向。这种看似人性化的推荐模式本身存在着及其有限的内容预设，你其实没什么选择的余地，当你面对着整个图书馆的时候，你可以根据图书目录卡片很明确地知道自己要去哪个书架寻找所需，其他的知识则默默尘封在紧闭的书页之中。然而在智能终端时代，你很难做出选择，或者说在你选择之前，全息图已经展现在你面前，你不得不靠阅读来筛选，这白白耗费了你的时间。 然而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选择，在文字重回你的信息接收系统之后，你的选择依然遵循着电视时代形成的符号化逻辑。图像大于文字，段子大于描述，情绪化的呐喊大于逻辑推理。个性化推荐这种“自愿”的选择恰恰是对你阅读的“诱奸”，也许你某天无意点击了某篇无聊文章，同样无聊的文章便一篇接着一篇涌到你眼前。人们诚实于自己的眼睛和身体，本能地去选择那些关于暴力、色情、八卦娱乐等无聊信息，你明明知道它们无助于智力增长，却又无力去关掉那个“不感兴趣”的叉号，只能任其消磨每天细碎的时间，这种直接化、无逻辑的图片和动画拼接同样消磨着你的生命和智力。在机器逻辑下，读者按照日趋精准的算法，机械地阅读一篇篇“个性化推荐”的文章，这时人的大脑是无须选择的，只需接受，这意味着平庸与重复，长期被动接受自然会减少大脑皮层受刺激的次数。三、开阔了低教育群体的眼界 损伤了高知群体的大脑 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成员在信息触达方面的平等碎片化阅读的优势也显而易见：作为一种民主的技术实践形式，它极大地缩小整个社会的认知差距，降低社会阶层之间的区别度（人本能地对一些低俗、色情的无聊信息感兴趣，同样又对各种新闻保持好奇）。相比于手机只是通讯工具，信息获得都需借助书报而来的时代，底层民众也能通过智能手机（不同档次的手机型号并不对接收新闻造成影响）迅速了解世界，这比建一万个“农家书屋”都有用。在技术力量的加持下，“知沟”逐渐被弥合，社会迅速实现了社会成员在信息触达方面的平等。 江苏省政协委员孙璘（中）表示：“农家书屋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但受到农村居住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新媒体发展的影响，部分成为摆设，无人问津。”然而，即便碎片化阅读也许造成了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普遍的启蒙作用，但对于希望深入研究或是静下心来阅读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它将反过来影响社会中的“最强大脑”所能达到的高度，从而造成智商的不良循环。移动互联网业界号称“得草根者得天下”，底层民众不再是被文化抛弃的蛮荒群体，而成为被主动拉拢迎合的对象，开拓眼界自然对于开发智力有帮助，但当迎合“草根”的趋势成为大众文化的合理化生产途径，技术和文化的作用所产生的“文化危害”是无法统计的。微信群取代了咖啡馆，成为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们集合讨论的场所，但讨论的内容逐渐崩坏，网络上任何一条来源不明的消息都有可能被转发到微信群里，被大嚼一番随之丢弃，很多学者会在朋友圈里转载未经考据来源不明的信息，而丧失了他们在撰写论文或学术著作时的严谨性，也不知道整日抱着手机在群里讨论的教授们在什么时候搞学术…长期浸淫在碎片化阅读的网络环境中，高智商人士也难免出现本文以上不适。 结语：“技术控制人生”早已不是新论，每种媒介形式的背后都有其形塑世界的最抽象、最严密的逻辑。碎片化阅读消耗的不仅是逻辑力和判断力，更是你的兴趣和时间，后来发现自己很难在一件事情上集中精力。生产者不再具有民众启蒙的能力，全社会的认知途径和趣味逐渐拉平。你以为天生智商高就不用担心了？不要小看人类大脑进化或退化的能力。技术扫荡的是整个社会，从农民工到学者，无一幸免。（文/李大白）腾讯思享会（thinkerbig）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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