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耕地修复：长株潭的“国家任务”
————探路者的行动与难题
　　长沙市望城区谭家湖村的耕地修复试验示范区。这里运用的“VIP”技术，也是许多地方土地修复的重要方式。本报记者 陈彬/摄
　　◆本报记者 陈彬
　　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的长株潭，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被称为“湖南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这里的部分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
　　2014年3月，国家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综合治理，并在湖南长株潭开展试点。
　　一年过去，试点工作初见成效，得到了来自全国农业与资源环境等领域专家的认可。
　　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土地污染防治”。这一重要工作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与在湘全国政协委员们的建言有很大关系。今年，省政协启动了两项重点调研课题，其中之一就是“耕地污染修复治理”。
　　在耕地修复治理上，作为“试验田”的长株潭三市取得了哪些成果？在技术上以及政策等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4月中旬，湘声报记者跟随省政协“耕地污染修复治理”调研组在长株潭地区进行了调查。
　　让农民参与进来
　　春日明媚，湘潭农民王名在田地里翻耕着。
　　一年前，省农委到这里检测发现，王名所在的村庄多处田地的土壤以及稻米镉超标。之后，一系列深耕改土的行动在这里展开。
　　2014年5月，镇上的农技站给王名免费配发几十公斤的石灰，让他撒在稻田里。起初王名不愿意，因为要把石灰均匀地撒到一亩地里，很费时，而且还不能戴手套，因为“戴手套撒不均匀”。
　　“但经过广泛的宣传，大家觉得对作物生长有好处，也就格外重视了。”村支书宋西钢这样告诉湘声报记者。
　　“镉的活性受酸碱度影响明显，pH值越高，活性越弱。石灰能提高土壤中的pH值，因此能抑制镉的活性。”省政协常委、省农委副主任兰定国解释石灰的作用。
　　如今，长株潭地区共有19个县市区普遍使用石灰降镉。2014年，仅湘潭市推广施用石灰就达34万亩。
　　撒生石灰，是“VIP”修复治理重金属污染耕地的一道环节。V是指品种等生物措施；I是灌溉等农业措施；P是指调整pH酸碱度，即通过生物、农业措施和环境改善来达到生产合格产品的目标。
　　在长沙市望城区新康乡谭家湖村，一块试验田被隔成20多个小方块，不同品种的水稻苗在暖阳下生机勃发。田中立着多块牌子，上面写着“大田对比实验VIP技术种植”等字样。
　　看着眼前的稻田，省农委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说，长株潭试点区布设了58个VIP降镉技术试验点，以及4个千亩和1个万亩示范片。种子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在60个早稻主推品种中，筛选出15个镉低积累品种，其中株两优819、湘早籼32号等4个品种表现更加突出，专家组建议经复核检验检测确认后，推荐为2015年早稻应急性镉低积累品种。
　　“VIP讲的水分管理、撒石灰等，都要先过农民这关。就算设计了足够好的技术方案，没有统一的管理，技术也不能一家一户地执行下去，效果也难以实现。”为此，省农委加强了指导学习。
　　谭家湖村的一位村民介绍，在改良灌溉方式方面，根据农业部门的要求，将“晒田”改成“泡田”，让秋收后的农田长期浸泡在水中，使土壤中的重金属沉淀在土壤底层。
　　经过一年多的试点，土壤pH值有所提高，土壤镉有效性呈下降趋势，稻米镉含量达标率均有所提高。
　　3月30日，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在湖南试点专家座谈会上认为，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印证了重金属污染耕地可防、可控。
　　利益与声誉之忧
　　确认为试点的“污地”被划为三类：达标生产区、管控生产区和作物替代种植区。
　　为推进工作，这些“污地”被纳入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其中以县为责任主体，细化到具体的责任单位、责任人和责任乡镇、村组、田块。
　　以株洲为例，作为全国著名的商品粮基地与高产区，全市重金属超标耕地中，近三成为达标生产区，五成左右为管控生产区，其余为作物替代区。
　　据了解，达标生产区是指轻度污染耕地，出产的大米镉含量虽然超过国家标准0.2毫克/千克，但小于日本等国的标准0.4毫克/千克。
　　管控生产区是土壤中度重金属污染区。“治疗”这种区域，则采用专门种植、收购、储存的管理模式，在丰收季节以快速检测仪检测农产品质量，不达标产品全部由政府收购，以防进入市场。
　　作物替代种植区则是重度污染区。采用改变种植结构，改种非直接食用、非口粮的棉花、蚕桑、花卉等农作物。
　　2014年，湖南种植结构调整面积7.3万亩，有效降低了试点区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但推进农作物种植改造是一项颇为棘手的工作。
　　“作物替代区大多在临近城市的郊区，当地农民主要经济收入来自城市务工，对农业生产不重视，有的农户不愿意种替代作物。”株洲市副市长杨玉芳称，大户、企业有意参与，但因组织协调难、种植风险大，不愿深度介入。
　　不仅农户、企业存在观望心态，少数地方政府部门的认识也不统一。
　　省农委一名工作人员介绍，一些县乡担心影响社会稳定和当地农产品的声誉，不敢对试点工作进行大力宣传，束缚了试点工作向纵深拓展；农业部门担心试点减少粮食面积，削弱粮食生产能力，影响粮县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如何让产业与市场无缝对接，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解决重度污染区的关键一环。
　　省政协“耕地污染修复治理”调研组成员建议，政府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由政府搭建平台，打造一个产业链。有的委员还建议，仅靠政府支持还不行，应激发农村市场，走向市场化。
　　“在推进农作物种植改造过程中，也应注意一些问题。”省政协委员曾虹燕表示，有些企业是冲着政府补贴来的，拿了钱，就走了；有的圈了地，过几年就将土地改作他用。
　　在调研过程中，就有人反映此问题。在一次座谈会上，湖南呈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贾丽云说，“有些人跟当地老百姓签了3年左右的合同，这能做什么？拿了政府的补贴就可能走了。”
　　株洲县副县长张德云称，为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政府会预留一部分补贴资金。
　　为防止资金被部门或市县挤占挪用，省财政厅将探索“主管部门+财政+专家”三位一体田间台帐管理制度，并加强对台帐真实性的监督检查，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到实处。
　　资金难题和方法选择
　　一切都在摸索，为后来污染耕地治理者探路，但困难也摆在先行者的面前。
　　“首先是污染源头，现在还不能完全控制。尽管有些企业在不断推进技术升级与工艺改造，但受企业性质影响，污染难以根除。纵使有些污染企业已关停，但仍存有污染隐患。”一名参加调研的委员告诉湘声报记者，甚至少数耕地污染区还未能找到污染源。
　　资金有限也成为治理的一个障碍。一位政府官员表示，湘江流域重金属治理工程的配套资金让地方政府有些承受不住，现在再要让省市财政配套耕地污染治理，落实起来很难。
　　这位官员还说，尽管中央财政拨付了11.5亿元作为长株潭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试点款项，省财政给予相应的配套资金，同时将有部分用于科研经费、试点推广、种植结构调整补贴等。但土地污染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范围大、技术复杂、修复速度慢，必须坚持长期不懈地投入。而现在治理资金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由于其隐蔽性、长期性和不可逆性等特点，土壤污染修复难度极大。目前，土壤修复有生物修复、物理修复和化学修复三类方法。
　　在调研过程中，三种修复方法的优缺点，被各路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讨论不已。但他们一致认为，面对巨大的修复产业需求，我国的技术、工程经验和人才虽取得进展，但整体储备不足，而且目前也没有一套被广泛认可的修复标准。
　　省发改委副主任、省能源局局长王亮方说，采用表层土壤物理治理方法花费巨大，现有财力难以支撑；采用化学修复方法，容易引起土壤质量下降，一旦方法采用不当，还可能造成耕地新的污染；生物修复方法耗时太长，而且对农民增收也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尽管如此，湘声报记者了解到，省政府、长株潭三市以及多个科研院所和高校，已在污染耕地修复上攻坚克难，寻求一条更为有效的治理之道。
　　在调研过程中，三市相关政府部门不约而同地表示，国家把长株潭地区污染耕地治理修复作为试点地区，足见重视程度。“我们是先行者，压力很大。但不能只看困难，不能只算经济账，治理成本再高，难度再大，对重金属污染土地也应迎难而上，把它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抓。”
　　延伸阅读：
　　耕地修复的前景与“钱景”
　　3月中旬，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表示，正在抓紧编制“土十条”，逐步推动土壤污染的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面对我国耕地修复项目远达不到污染地数量现状，业内称，国内未来几年土壤修复市场规模可达数千亿元。
　　中国环保协会副会长刘正军认为，空气和水的污染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的，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政府也倾注了巨大的力量来治理。但是，土壤污染相对隐性，其中耕地的污染更是事关粮食安全，其治理修复已是迫在眉睫。
　　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
　　随着城市化进程远不敌庞大污染量和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城市原有土地利用功能转变，大量工业用地改为商业用地或生活用地，加上产业结构的调整，原有高污染高耗能产品企业转产，遗留了大量、多种多样、复杂的污染场地。这些污染场地涉及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以及废弃物污染等诸多十分突出的问题。因此，对这些污染场地的修复和再开发已成为首要问题。
　　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透露，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20多亿亩耕地中，有近1/5调查点位被证实污染。
　　同年4月，我国正式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综合治理，在湖南长株潭地区开展170万亩重金属污染耕地首批修复试点。
　　有报道称，长株潭试点是目前我国唯一一个大范围实施的耕地修复试点项目，除此之外，四川省古蔺县石屏乡耕地修复试点、宗渠村甜樱桃基地土壤污染治理试点和贵州铜仁市万山区也已将共5万亩耕地纳入治理规划。
　　据不完全统计，通过市场行为来完成的耕地修复项目数量仅为7个，加上国家试点类项目，耕地修复项目也仅占全国土壤修复项目总数的3%左右。
　　刘正军指出，耕地修复项目不仅数量少，平均投资金额也最少，仅为场地修复项目平均投资金额的1/5，为矿区修复项目平均投资金额的1/3，并且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补助。显然，面对中国目前上亿亩的庞大污染量，耕地修复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投入资金上都还远远不够。
　　庞大的土壤修复市场
　　业内人士保守推算，我国耕地修复成本接近4万亿元，这还不包括城市宗地修复，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样本点估算其空间有7000亿元。土壤修复行业近两年约维持200亿—300亿元规模。
　　土壤修复的过程相当漫长，想要解决土壤污染问题，需要土壤学、农学、生态学等多种学科与相关生产单位和政府决策者的共同努力。对此，众多业内人士纷纷表示，土壤修复市场在中国将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市场。
　　环保部生态司司长庄国泰曾透露，“现在土壤治理市场规模还很小，没有启动，如果用40年的发展来看土壤（治理）的话，会发现土壤这个市场打开会非常大，在框算时，上万亿或几十万亿才能解决土壤的问题。”
　　据悉，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用于污染土壤修复方面的投资有近1000亿美元。（本报综合）君，已阅读到文档的结尾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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