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有没有手机版卖饥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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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问题,赢新手礼包&#xe6b9;饥荒记忆|两个“没有真正挨饿”的人
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极大,1960年代大饥荒席卷全国,但是,各省之间,城乡之间,人们的体验与感受还是有相当大的不同。今天推出这篇,通过石家庄市两个普通工人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出那个年代,和饿殍遍野的农村相比,在很多地方,侥幸生活在城里,命运就会有很大不同。
夜幕下的石家庄。在长辈的描述里,饥荒年代,它侥幸成为一座孤岛,他们没有感受到太多恐惧和苦难。
日,在河北视察的毛泽东来到我的家乡保定,其下属的一个小县城徐水。当时,徐水是全国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典型(后来被打为欺骗领袖的典型)。
徐水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和主席汇报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
毛泽东听后惊叹不已,调侃道现在应该抓紧考虑“吃粮的办法”。他说:“粮食……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可实际上,1957年徐水的粮食亩产最低为200斤,最高为350斤——“当时有耕地八十六万亩,按350斤算,总共可收3亿斤,只有张国忠说的12亿斤的四分之一”。
毛泽东还对徐水军事化管理群众、促进生产的方式赞不绝口,并跟县委书记张国忠提出了搞“人民公社”的问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一般领导干部提出人民公社”。
总之,徐水之行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八月下旬,在河北秦皇岛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运动自此一哄而起,迅速席卷神州大地。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真的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列入了议程,他自答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而在徐水县,老百姓真的将主席“一天吃五顿”的玩笑话落实了下去,搞起了比赛吃饭的闹剧。
然而,只不过半年时间,大饥荒就降临了徐水,河北,乃至“欣欣向荣”的全中国大地。未来三年,“自然灾害”将夺去数以千万计的老百姓的生命。
老刘反复地说,人和人体质不同,饭量不同。他在食品工厂上班,不算是重体力劳工,每月能领到粮票32斤。虽说顿顿吃个肚儿圆是不可能,但也没时时觉得饥饿难耐——不咋饱,也不算太饿。
我的姥爷姓刘,我就称呼他老刘。
老刘是河北石家庄人,1960年正好参加工作,那时候老刘还是小刘,一个15岁的半大小子。虽然亲的兄弟姐妹不少——六七个,但排行老二的老刘,被过继到了家境不赖的亲戚家,所以每月从上工的石家庄市食品公司领到的34块钱薪水,不用补贴给家里,而是全吃进了老刘自己个儿的肚子里。
老刘反复地说,人和人体质不同,饭量不同。他在食品工厂上班,不算是重体力劳工,每月能领到粮票32斤。虽说顿顿吃个肚儿圆是不可能,但也没时时觉得饥饿难耐——不咋饱,也不算太饿。我从老刘轻描淡写的叙述里,估摸着这种感觉保不齐和当下姑娘们减肥时的体感,差不离。有人饭量大,他吃不饱的,顶多就去挖挖野菜、苦干菜。
老刘的这32斤粮票,也分粗粮、细粮。也就是说,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年头,有些地区的百姓被迫吞着红苕藤、麦秸、玉米杆磨成粉做成的代馍馍,嚼着红薯叶子勉强求生的时候,老刘最次吃的是玉米饼子,小米儿粥。更别说,他隔三差五还能配点萝卜、豆角、茄子、黄瓜等蔬菜,一周还能有机会吃二三顿白面馍馍,一个月还能有半斤肉、二两油让他“补补”。
老刘当时上班的食品公司,生产一些糕点啦、糖果啦、肉罐头啦之类的好货,我说那你们可以揩油不。老刘义正言辞:我们那会子觉悟都高的很,这都是国家的东西——谁要偷拿,那可不就是“反动”!我又说,是不是能弄到你们货的人,都是干部、大官!老刘笑道:哪呀,就是普通老百姓来买。我挣三十多,人家也有挣四五十的,你有钱舍得买,那就买来吃啰!老刘强调说,那时候市场上,各种东西还是不缺的,都不是什么稀有物儿,就看你有没有钱和票儿了;当官的和打工的,没什么太大权利上的差别。
在老刘的印象里,那时候搞计划经济,周围人人都有工作,那就都能有饭吃——吃不饱,吃不好,但总归是顿顿能揭开锅的,所以城里边人日子照过,井然有序,讨饭的人也很少的。后来62年,城里边来了一些逃荒的河南人,他们当然没有工作,也只能乞讨为生。当时大家都过得艰苦,他们能讨到的也很少很少。但兴许即便是这样,对他们来说,也已经比在家乡好。
老刘觉得,三年的困难时期,有两大原因。第一,是全国有大的自然灾害;第二,是要还苏联的债务!用他的话讲,那个时候的人们,政治思想和凝聚力那是相当强的,人们都是一个心眼儿:建设社会主义,跟着党走!
老刘感慨,那一阵是有些困难,但是活总是可以活下去的,苦着过就是了;家庭特别穷困的,国家还有补助,打个申请书,能领到几块钱每个月。
我说那特别贫困的,有吃什么……泥巴、土的吗?老刘大笑:再怎么样,那时候是社会主义——共产党的领导下,那种情况不可能出现!也就是受点屈,但饿不死你。
英子其实没甚感觉到所谓“饥荒”的降临:城里没有饿殍,她工作的商店窗明几净,货架上高级货满满当当,物价不改——所以她认为,不能吃得满足,只是因为她是那个社会的穷人罢了,并不是社会的资源出现了什么紧张。
马骏臣是一个连长。国民党籍。
我党解放石家庄的时候,老马顺势缴械投降;于是我党不计前嫌,还给他安排了份工作。
马骏臣过世的老婆留下了两个闺女。填房过门的时候,把小丫头送走了,让她去山里边的亲姨家住去;大姐儿已经七八岁,能干活,便留在家里帮着操持家务——具体来讲,就是整天被填房吆五喝六,指东指西。
马骏臣工资还过得去,但是大姐儿的日子不咋好过。
后来我党认为马骏臣一定是反革命,把他连带着填房都遣回了老家沧州,在那儿一搁就是七八年。那时候已经和老刘成家的大姐儿,下了班以后,就趴在桌子上写申诉材料。一遍又一遍地写,不停地往上送。送了好几年,上头终于给马骏臣平反了,恢复公职。他终于可以搬回来,和血亲团聚了。
大姐儿叫英子,就是我姥姥了。
英子在三年困难时期到来之前,就过得挺困难;所以1959年的时候,她其实觉得还可以,过得去。
马骏臣好歹有个公职,家里人丁又不多,每月的粮并不至于太紧巴。但填房给她自个儿的儿子吃白面,给英子吃糠麸子打成的粑——吃几天就变得难以排便,也只好自己受着;家里端上来的炒蔬菜同样没有她的份,英子就自己去撸一些柳树、榆树的叶子,挖一些葱根儿充饥。她还掐来很多槐花——当然不是用来摊鸡蛋饼,她把它们洗洗,抓起一捧塞进嘴,嚼嚼就直接咽下去。槐花是发物,她就这样吃,吃到自己的脸肿起来。
英子1961年上班了,在店里做售货员,每月给开支22块。店里有卖高级的酥点,糖,高粱酒和香烟。店里虽然生意一般,顾客不多,但她也要日日在柜台后站好——还好只是站立,这工作不太耗食儿;英子矮小的一个人,也不大容易饿。不过,英子还是不可避免的消瘦了下去。这不算什么,那个时候又不像现在,大家伙儿都很瘦的。
店里有时候会有过期的吃食,但英子不会多看它们一眼;谁也不敢打它们的主意——公家的就是公家的。
有了工资的英子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那时候,英子家的街道成立了小食堂,大家把自己家的碗盘都交上去;到饭点了她就拎个筐子,去拿全家人分配到的口粮。
虽然仍然是困难时期,但是她终于能吃到,属于她的那27斤定粮里的白面馒头了,大概有个三斤;其余的粗粮被贴成红薯饼、玉米饼,她彻底摆脱了“吃糠”的日子。不过,她能送进口的绿叶菜仍然不多,蔬菜类的左不过是水煮过的胡萝卜和土豆。
小学学历的、十几岁的英子当然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把岁月大家会过的这么艰难,毛主席说“勒紧裤腰带,还清苏联债”,她觉得那这就是答案了;英子其实没甚感觉到所谓“饥荒”的降临:城里没有饿殍,她工作的商店窗明几净,货架上高级货满满当当,物价不改——所以她认为,不能吃得满足,只是因为她是那个社会的穷人罢了,并不是社会的资源出现了什么紧张。
英子问我记这些事做什么,我说是作业。英子放轻了声音,犹豫着问:这种……不是说国家的不好吗?这样的旧事……可以随便说的?
人们生活的圈子和阶层,决定了他们的视野和看问题的角度。那个时候的石家庄,在长辈们的描述里,好像一座神奇的孤岛,好像一座世外桃源——他们不知有饥饿,无论死亡。虽然这些可怕的事情,就发生在同时代的几十公里外,但当他们听到时,竟和四十多年后的我们,并无二致。
新华社著名记者杨继绳老师《燕赵悲歌》一文中写到,1960年是河北省饥荒最严重的一年,农民口粮人均5两左右,政府就抓“代食品”,搞起了啼笑皆非的“吃饭大会”,很多农民吃到“浮肿病”、“肠梗阻”……我注意到,在作者有关饥民的生病、死亡的资料综述里,提到了唐山、张家口、徐水、河间、沧州等等等等数十个城市——却没有我的姥姥和姥爷所在的石家庄,和我的家乡,保定。
石家庄是河北省的省会,而我的家乡保定,是曾经直隶总督的驻地。权力在这种时候,好像不仅能让它的直接拥有者免于苦难,还能“泽被一方”,让“特权阶层”扩大到整个政治区划。
我的姥爷和姥姥,都是石家庄最初的市中心的市民,家境更是也还过得去。非常巧的,他们还都是食品行业的普通工人。我想这种经历,让他们对当时社会粮食资源的情况,有一个非常乐观的估计和印象。
人们生活的圈子和阶层,决定了他们的视野和看问题的角度。那个时候的石家庄,在长辈们的描述里,好像一座神奇的孤岛,好像一座世外桃源——他们不知有饥饿,无论死亡。虽然这些可怕的事情,就发生在同时代的几十公里外,但当他们听到时,竟和四十多年后的我们,并无二致。
我的姥爷和姥姥,对当时大众的素质都有正面的评价:那时候老百姓都端正老实、自律本分、一切为公、跟随领袖。从中他们的描述和语气中,可以体会到他们对那个年代的文化有一种认同和淡淡的骄傲,也许多少有一些怀恋之情。
后来,我的姥爷在文革期间回到了本家;他的养父母因为富裕,成分不大好,而本家是贫农;我的姥姥的父亲曾经是反革命分子。
他们不同的出身和经历,也对他们关于政府的态度,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从他们的语气和言辞便可见一斑。
注:本文写作中参阅了新华社著名记者杨继绳老师的相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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