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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ame(src='///ns.html?id=GTM-T947SH', height='0', width='0', style='display: visibility:')唐代的中国凭的是什么成为世界领袖？
掌上历史丨ID：lishi8000掌上历史
文/掌上历史首先我们得知道什么样的国家能做领袖国。主要两个标志。一是有它主导的国际组织，例如今日主导北约的美国；二是它敢于担当国际义务，扶弱抗恶，做“善霸”。本国领导人不仅管本国的事，还要管外国的事。这两方面，七世纪的大唐帝国基本都做到了。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唐代的中国凭的是什么成为世界领袖？（资料图 图源网络）让我们先来看这样一起“政治流亡事件”。公元651年，波斯国（现称伊朗）遭新崛起的阿拉伯帝国侵袭，京城泰西封（今伊拉克巴格达）沦陷，波斯国王伊嗣俊殉难。伊嗣俊的儿子、王储卑路斯“火线继位”，一边率残军退守抵抗，一边求助“国际干涉”。卑路斯首先退守到了吐火罗（今阿富汗），在吐火罗人帮助下，一度收复了边疆失地。然而，好景不长，阿拉伯帝国疯狂反攻，卑路斯和吐火罗人难以招架，堪堪就败。于是他们联合向外求援，卑路斯提出到大唐“政治避难”。国破家亡，波斯君主最后关头为何向大唐寻求“政治避难”？史学家多是从军事实力对比分析原因。公元7世纪，世界只有两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那就是大唐与大食（阿拉伯帝国）。两国争夺的焦点就是现在的中亚与西亚。大唐帝国曾与阿拉伯帝国大小争战20余次，大唐军队胜多负少。所以，当时西域各国，也就是中亚和西亚地区，一旦出现危难，政治流亡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去中国避难。从军事力量的对比上看，只有大唐帝国能抵制大食的东进。其他中亚诸国，包括东罗马帝国，根本罩不住流亡政权。当然，这类分析也是不错的，但显然不够全面。这里，除了不可或缺的军事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往往被忽略了，那就是世界“正统”地位。无论是在东罗马帝国，还是波斯国、西亚诸国，甚至阿拉伯帝国眼中，都不敢小觑大唐帝国的正统地位。因为它主导着高举国际正义旗帜，具有军事干涉能力的国际组织——天可汗。说起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天可汗”，众所周知。它不是一个简单名誉称谓，也不是一个纸糊的王冠，而是一种实质性的国际组织体系。昔日“天可汗”，从范围上，算不上今日联合国，但却相当于“东方北约”。这是中国主导的第一个“国际组织机构”，其作用主要是政治与军事两方面的担当。维系国际和平，仲裁各国间之纷争，为天可汗首要任务；维护各国独立，不受强国侵略，为天可汗另一职责。为表示对天可汗之绝对服从，各国嗣君即位，必由天可汗下诏册封。大唐帝国扶弱济困、主持正义各国军队必须接受天可汗征调，受征中国“维和”平乱。因为有了天可汗组织，公元七世纪“国际道义舞台”就此为中国领衔。日本人称此时的大唐帝国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亦非谀语。当波斯流亡君主向中国求援时，此时大唐太宗李世民已逝，进入其子高宗“永徽年”，这个高宗虽然不抵父亲伟岸，但尚有父亲领袖遗风，弱国被强国欺凌，大唐岂能坐视不管？中国皇帝管中国的事，也一定要担当国际道义，管外国的事！他毅然接受了卑路斯求助，马上设立波斯都督府（今伊朗境内的扎博勒），任命卑路斯为波斯都督府都督，将波斯与大唐安西都护府连成一片。由于高宗没派唐军驻扎波斯都督府，所以波斯全境不久终被大食吞并，波斯都督府也无法独存，卑路斯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怎么办？大唐还是要管。公元670年，高宗召卑路斯入朝，授“右武卫将军”衔，命人修建长安波斯寺，卑路斯与其子泥涅斯得到妥善安置，定居长安。尽管大唐没能帮助波斯复国，但摄于大唐之威，阿拉伯大军终究未敢穷追卑路斯到中国内地。因为有了大唐帝国的存在，阿拉伯帝国东进的步伐终被阻挡在葱岭之外。此间阿拉伯大军发动了几次中等规模的战役，结果均败于唐军，后来倾其国力发动怛罗斯会战，20万阿拉伯军面对3万唐军依难全胜。我们知道，汉朝时的汉军外战成绩也相当可以，但是比起唐军的战斗力，还是有些“不可同日而语”。汉朝战匈奴，历经百年未告全胜。唐时主要有三个外敌：大食、吐蕃、突厥，都为当时的强大民族，突厥后来横行西方，建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阿拉伯帝国横跨欧亚大陆，与唐朝并立。吐蕃帝国则雄据青藏高原，对中原虎视眈眈。但他们与唐军的交锋却基本是败多胜少。突厥力量不弱于匈奴，而唐军却一战定天下。唐朝大将李靖夜袭阴山，活捉突厥可汗，建千古奇功。公元674年，卑路斯客死长安。这个国破家亡的古伊朗国君，因为有了中国的庇佑，安稳地度过了他的政治余生，避免了成为阿拉伯军团战俘的可能。扶弱济困、主持正义的大唐帝国，不仅赢得了弱国的尊重，而且占据了政治道义的制高点，成为诸国敬仰的政治大国。一个领袖国的侧证，就是她能建立起对世界流亡者的吸引力和信任度，成为各国政治流亡甚至叛国者的首选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在东方乃至全世界，能做到这一步，真正称得上政治大国的，唯有大唐帝国。而这一切，都是大唐雄风造就。烈烈汉魂，成就华夏旷古烁今的领袖国气质，汉民族一改先秦以后的“内敛”传统性格，携华夏文明，充满自信走向世界，主导世界。古伊朗国君在天之灵，想必也会对此“唐版汉魂”敬佩不已。转自丨“掌上历史”微信公众号（ID：lishi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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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唐帝国为何会瓦解_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_传送门
唐帝国为何会瓦解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编者按：这里推介的是陆扬教授六年前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一次演讲的主要内容。限于微信篇幅，我们对原演讲纪录做了较大压缩。】唐帝国为何会瓦解一个老问题的新思考陆 扬这些年西方关于中古史的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文史合流。研究文学的学者越来越关心历史的问题；研究历史的学者也不得不开始重视以前被定义为文学或其他一类的资料，用这些资料来了解我们所研究的时代。这就牵涉到下面一个专题，“忆昔开元全盛日”，如何重构晚唐的历史记忆。唐作为一个帝国，它的特殊性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分析。唐宋元明清，完全从内部发展而瓦解的，唐代是最后一个帝国。不像后来宋元明清的消亡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种族对立或外力介入，唯独唐朝不是这样的情况，没有任何真正的外在压力。当然，我提出这样的看法，未必每个学者都赞同。陈寅恪先生《唐朝政治史述论稿》讲“外族的连环性”，最后一段话引宋代史家的话，“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所谓“祸基于桂林”就是说，唐代始终必须花费极大的力量来维持边疆防御，“桂林”当然是指针对南诏的防御。他的一个观点就是，唐帝国的兴衰始终跟外族的兴衰是有关联的，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缩小到具体的唐帝国瓦解的时刻，我们发现他讲到唐灭亡和外族兴衰的关联的时候，他自己也讲，材料不够，所以很难在这一方面做进一步的分析。所以实际上他自己也有保留。我们细看唐帝国在九世纪末瓦解的时候，曾经对唐代最具有威胁的力量，基本上都已经不再存在了。唐帝国被打散的时候，周边有许多政权存在，但是真正具有威胁性的帝国，其实都在唐结束之前已经一个个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唐帝国在长达几十年的与异国规模极大的争斗之后，基本上不能说获得了胜利，但至少获得了很大的生存空间。这是从外部来看。从内部来看，我们都知道，唐代后期主要的问题是藩镇的兴起，即地方力量的兴起，牵涉到地方和中央在唐代社会的情况下是怎么定义的，权力是怎么界定的。藩镇问题长期被认为是安史之乱之后削弱唐朝，以致于最后把唐的控制力完全瓦解的过程。但是以前很多研究者过于把着眼点放在安史之乱。实际上安史之乱后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唐朝实际上经过很多次的转折，而且经过很多次的内在调整。宣宗跟懿宗时代，几乎所有的藩镇，包括传统上认为是被武人所掌控的那些藩镇，几乎都是文官政治，都是文官节度使。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官，而是一个在唐朝内部中央系统培养出来的最清要的官员。唐朝既实现了暂时对外的相对优势，对内也基本解决了长期以来藩镇的武人控制问题。当然，并不是指地方军队的消失，而是指领导集团性质的改变。那么，为什么唐帝国还会瓦解？瓦解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突发性的事件，这是我想提出的。也许有些学者可能会觉得很突兀。为什么我提出瓦解的这个突然性？要解答这些问题，我想提供我的看法。我觉得首先要看九世纪的变化，看唐朝在后半期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结构。不理解这样的结构，就很难看到唐帝国瓦解的特殊性，本质究竟在哪里。我想讲的首先是政治权威的重新界定。我觉得九世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无论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还是所接触到的问题，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么，九世纪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呢？九世纪很重要的新变化，可以概括成四个在我看来很关键的层面。这四个层面有涉及到制度的，有涉及到结构的，也有涉及到比较无形的力量。首先是无形的力量。我们怎么理解在中古社会无形的力量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中，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怎么去把握那种无形的力量？九世纪实际上是一个很矛盾的综合体，看起来似乎并不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而是各个角度、各个方向都有。方向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很难说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而且，很难说哪一个一定导向五代、宋以后的变化。我想提出宫廷的文化想象。我们看中晚唐文人的写作，虽然唐朝廷、皇权的控制力似乎越来越下降，可是，在同一个时期，对唐代以宫廷为主体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想象的认可，实际上在不断地上升。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早期中华帝国的意识中，似乎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唐朝在实际上不断衰落的情况下，以宫廷为主体的文化地位实际上在不断地提高。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究竟为什么会产生，导向的结果究竟怎样，这里我没有时间讨论，请参看我的文章。本文作者陆扬与王汎森罗志田合影在对宫廷文化的想象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我觉得唐朝的后半期实际上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晚期帝国专制皇权的基本格局。五代、宋特别是宋以后，专制皇权的局面，实际上在唐后期基本上都已经产生了。以前中西学者对于专制皇权的理解，通常是放在一个特别有控制力的朝代，因为特别有控制力，皇帝才可以建立一个政治格局，让他个人的想法、权威能够得到贯彻。但是具体研究晚唐史料，我们会发现恰恰就是在晚唐衰落的时候，专制皇权出现了。出现一种以皇帝个人权威为中心的系统，凸显他个人的政治权威。皇帝实际上就是英文的institution，跟宰相一样，是一个特殊的职位。皇帝作为一个职位，具有一种权威，不是官僚系统的权威，不是一种比较带有所谓“公”性质的权威。皇帝作为一个特殊的制度，具有“私”的性质，但又不是个人意志。不是某一个皇帝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说它建立了一种制度，它代表一种不同的权力，而这种不同的权力怎么样去行使，怎么样去发展它的权威，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怎么样去维持它整个政治体制的格局。这个才是晚唐真正的发明。我觉得这非常重要。这是在安史之乱后，经相当一个时段以后，唐廷才开始逐渐掌握的一个系统。唐朝晚期真正的发明，在重要性上可能还超过前面两个的，就是一个新的文化实体，一个政治文化的形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模式呢？最关键的是两个词，第一个是“文人”，第二个是“科举”。我说的“文人”是一个特殊群体，一个特殊的政治、社会群体，甚至可以用“辞臣”，就是代表朝廷或各级行政系统起草政治文书的那个群体。当然不是从中晚唐开始，然而是在中晚唐真正形成的一个独特的精英群体。这个精英群体所具有的社会地位、自我延续的能力，是非常惊人的。接下来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熟悉文学的同学都知道王建，一个相当有名的晚唐诗人，九世纪的诗人，写过100首宫词，反映宫廷的各种生活场景，特别着重皇帝和嫔妃的互动关系，也涉及在宫廷内部服务的朝廷官员的生活。其中有一首绝句：白玉窗前起草臣，樱桃初赤赐尝新。殿头传语金阶远，只进词来谢圣人。近年有一个研究宋徽宗的文集，美国出的，其中一篇是美国一位很有影响的研究唐宋文学的资深学者艾朗诺（Ronald Egan）写的，讨论的是宋徽宗的宫词，也涉及王建的宫词。他对这首宫词特别做了解释：“皇帝也许惦记着一些勤恳为他服务的臣僚，用正当令的樱桃来表示对他们的赏识，这种好意从一个无法估量的遥远处降临到他们身上，给予略表心意的礼物是皇帝的义务，但是臣下却没有资格当面去谢恩。这里所强调的是存在于统治者和他勤恳的官员之间的一道鸿沟，使得统治者的亲切举动看上去更是惊人的宽宏和了不起。”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觉得这个解释是很细致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解释恰恰没有把它放在一个特殊的中晚唐的文化、政治背景下去理解，所以把这首诗要表达的意思完全理解错了。他没有了解其中一个关键词“起草臣”。谁是“起草臣”？就是代表皇帝草诏的这些词臣，实际上就是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就是我讲的这个文化、政治集团中最上层的那少数人，他们的文化、社会、政治身份是至高无上的，就是这些“白玉窗前起草臣”。“白玉窗”，指他们的工作地点，就是翰林学士院，在大明宫里。“樱桃初赤赐尝新”是说皇帝有一个礼节，每到樱桃结果的时候，把新鲜的樱桃赐给臣下，是一种特殊的赏赐。在艾朗诺看来，用你写的奏章上去感谢皇帝，和你本人亲自见到皇帝去谢恩，两者意义是不一样的。在他看来，本人去谢恩，才代表皇帝对你真正的恩惠，似乎你的地位就比较高。这就是英文讲的conventional thinking，它是一种传统的想法，实际上恰恰不符合唐代特殊的意味。真正代表这些“起草臣”文化精英身份的，是他们起草的诏书，是文字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还能有什么比写一个奏章上去，用最华美的文辞，用得体的语言，去感谢皇帝，显得更重要、更亲切呢？这实际上表示的是对翰林学士在宫廷能和皇帝之间亲密互动的一种羡慕，而恰恰不是说，皇帝对这些臣下，像奴隶一样地去对待。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特殊的历史境况，才能真正去解读文学作品的含义。在中晚唐，真正形成了这种为朝廷草诏，或在地方各行政机构起草官方文书的这么一个群体，他们被看作是新的文化、政治精英群体的核心。这些人恰恰构成了未来朝廷所有重要职位候选人的主要来源。接下来，我想举另外一首诗。韩偓是唐朝到了最后关头一个很重要的诗人和翰林学士。在我看来，他几乎是最后一个皇帝了。昭宗时他担任了翰林学士。当然，昭宗经过很多挫折，最后死在朱温手上。这期间，韩偓写了很多他在学士院生活的诗。念他的诗，我们会发现那简直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可是在他笔下，你很少看到他对兵荒马乱表现出焦虑。他的生活是如此雍容，以宫廷为中心，每天夜里值班。他在宫廷禁地，夜深时分，在优美的环境里，他一个人，或者他跟其他的翰林学士一起值班。他们所体会到的那个时刻，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神圣的。韩偓《锡宴日作》玉衔花马蹋香街，诏遣追欢绮席开。中使押从天上去，外人知自日边来。臣心净比漪涟水，圣泽深于潋滟杯。才有异恩颁稷契，已将优礼及邹枚。清商适向梨园降，妙妓新行峡雨回。不敢通宵离禁直，晚乘残醉入银台。这绝对不是他文字上表面的修饰，而是他确实有这个体会，而且这个体会从八世纪末翰林学士院变得重要以后，就一直延续下来。这种观念，跟这种价值观，被他们所有人都接受。而且在这个圈子以外的人看来，是非常值得羡慕的。这是我随意选的一首诗，天复元年（901）“是岁大稔”，关中正好丰收，所以就“内出”，皇帝给百官发奖金，并宴请百官，包括翰林学士院，给学士每个人月计所出的丝织品，那是很大、也很特殊的一个奖赏。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一首诗。901年，距唐朝终结还有几年而已，可是从诗里你完全看不出焦虑。很难想象东汉末年这种情况会出现。为什么在唐朝，这些精英对即将发生的重大政治变动，似乎没有焦虑？当然，有些人也有各种表述、表达，也不是说没有，但是，从历史留下来的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面。他一旦在宫廷，他的世界似乎是封闭的，他完全沉浸在特殊环境里。我们历史学家回看这段历史，感受相当的不同。怎样重新回到他们当时的语境？这些人的思考，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从王建到韩偓，你可以看到这个延续的过程。我记得十年前就谈唐代科举的两重性，开放性。我觉得唐代科举是非常特殊的，是一种对现有的文化、政治身份的一种认同手段，而不是一种制造手段。这是跟后来科举一个最根本的差别。唐朝建立起以朝廷为中心的一种想象，一种新的皇权系统，一种新的精英文化。那么，这种精英文化跟整个唐朝的地域，这么宽广的帝国，究竟发生了一种什么样的交互影响呢？这就是我最后想要讲的关于九世纪的挑战中间最后一条，就是文的渗透和文武分途。九世纪藩镇领导阶层逐渐被文官取代，不光是制度上的重大变革。唐廷为什么在这么弱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一点？绝对不是光靠权力或武力。当然唐宪宗时打赢了几场仗，获得了不少胜利，但这些胜利本身并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唐代能够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这牵涉到对文化价值的认同问题。我觉得对文的渗透是中晚唐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地方上，不管其原有的集团力量究竟在哪里，价值观是什么，不同程度上都开始接受这种新的文化价值观。这并不是说他们抛弃自己的身份或已经拥有的实力，但是至少必须认可这个文化价值观，即科举出生的文人精英，以及文官治理这么一个格局。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他们自己认为应该去接受。唐代的精英及其后代，凡是从这个系统出来的人，在五代十国的各个政局下都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就是说五代十国，不管南方还是北方，对唐朝的精英都不断地接纳，而且把他们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例子太多了，我只举杨凝式这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出自《宣和画谱》。杨凝式善文辞，唐昭宗初年刚刚进士及第，到唐末变成秘书郎，入梁变成梁的考功员外郎（唐代的郎官是最清要的），到后唐就变成兵部侍郎，入晋变成太子少保分司，到了汉变成太子太师，到周变成太保。他死在周，死时岁数很大。如果到宋代的话，他可能没有官可以做了，因为已经太老了。这样一个文人并不是孤例，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欧阳修会说这些人完全没有人格。如果我们不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而从文化价值系统来看，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不是吗？如果没有这样的现象，唐代的文化格局就会被打乱，就会变成一个新的文化系统。但是恰恰相反，这个文化价值系统（用我们今天时髦的话来讲就是“文化霸权”）是如此的厉害，所有这些朝代都不能拒绝它。在每一个王朝，这些人的身份，以及跟他的身份有关的如科举，都保存下来。五代时科举几乎没有停止。现在我想讲一下唐代灭亡的突然性。我们现在回看唐朝末年，看黄巢之乱后的诸侯纷争，种种乱象，种种战争，一直持续到梁唐晋汉周，不光是内部，还跟契丹（辽）等争衡。但是，这些变化对当时很多人来说，都是突然出现的。举一个例子，就是韦庄的《咸通》。韦庄是和韩偓同时代的人，跟韩偓一样留下了很多诗歌。他的诗比韩偓面更广一点，关心社会疾苦。大家都知道，他最有名的是保存在敦煌的《秦妇吟》。我们现在对唐末的概念，往往就是《秦妇吟》所描述的那种极其残酷的社会乱象。但他也写过一首《咸通》，值得注意。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月，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他回忆咸通时代，在黄巢乱前，是这么一种社会景象。实际上，宣宗、懿宗时代的唐朝是一个非常奢华的时代，跟现在的中国大概有点像，看起来是一种承平的景象。我们怎么去重现当时人对这一时段的历史回忆？所以，我下面要讲晚唐历史记忆的重建。历史记忆我们现在有很多讨论，民族的历史记忆，国家的历史记忆，历史时代的历史记忆。我觉得历史记忆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理论上很复杂，我个人也没有很深入地了解。但是，我比较关注近期西方历史学家对现代史，尤其是对20世纪的历史记忆的研究，比如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屠杀的研究，比我们以往研究古代史的所谓历史记忆的，似乎更丰富一些。法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Paul Ricoeur，两年前去世之前，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英文叫Memory, History and Forgetting(记忆、历史和遗忘)。这个书很大，而且很难读，中间一部分特别讲历史记忆，讲历史学家是不是有能力去重新建构历史记忆。在他看来历史记忆有许多层次，比如说，犹太人灭绝这个事件为什么会被认为很重要，而有些相关的、类似的事件会被遗忘？他提出了很多理论上的建设性的意见。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历史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不管是当事人还是事后人，他们永远是从某种片段去理解。所以我们现在尽量回到当时的语境，去看哪些片段在后来淡化出来，已经看不到了。这个时代的这些反映在正史里你很难看得到，或者你在其他类型的著作中也很难看到。但在笔记里，你可以体会到那个氛围。比如《金华子杂编》就有一段：“乾符中，所在犹皆平宁，故老童孺多未识兵器。州郡间，或忽有遗火，沿烧不数舍，而士庶惊挠，奔迫狂骇，逾时不息。”对火灾，他们都有这样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惊讶，更不要说突然出现大规模的战乱。所以，乾符跟刚才所举的韦庄《咸通》，是完全合得起来的。你可以看到那些被遗忘的片段，被认为是一个安定的时刻。我们历史学家，后知后觉，看到这里那里都是问题，我们历史学家早就知道它会不行了。当时人不见得比我们蠢，但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体会，或者至少他们不觉得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大家都知道，陈寅恪先生在他回忆王国维的诗里，把光绪、宣统年间比作是一个盛世。很多解释陈寅恪诗歌的学者就表示很不理解，一个唐史学家，对清代、民国的历史亲身经历，怎么会把光绪、宣统年间比作是盛世呢？其实我们回过去看，实际上在当时人看来，包括在陈先生看来，他们对安定时代的理解，和十年、几十年以后是完全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陈先生为什么这么注意晚唐，而且他的诗从形式上完全模仿元稹的《连昌宫词》，特别注意韩偓，我觉得可能有一种心理上的联系。他觉得他自己生活的时代，跟晚唐韩偓生活的时代差不多。虽然他自己对晚唐的判断，未必就像我解释的这样。但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很有意思的。最后，我想讲一下西方史上重要的、关于罗马帝国的一个假设。罗马帝国研究史上有一个惊人的假设，在我看来，跟陈寅恪先生在三十年代提出的，虽然研究范围上不一样，但意义上接近。这个假设非常重要，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都是西方研究罗马帝国衰亡到中世纪最重要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是Henri Pirenne提出的。他的著作都翻译了，我念大学的时就读过他关于古代城市的书，商务出的。他的重要著作是《穆罕默德和查理曼》（Mohammed and Charlemagne）。在他看来，查理曼帝国变得重要实际上是非常偶然的。而罗马帝国在他看来，并没有在四世纪末结束。传统的历史解释认为，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被杀以后，罗马帝国就完了。罗马被烧，蛮族占领，不就证明罗马帝国不存在了吗？但他提出一个惊人的看法，恰恰不是这样的，罗马帝国至少又延续了长达两百多年。为什么？他认为罗马帝国真正的价值不在以罗马为中心的政治力量，而在以地中海为系统的经济实体。只要这个经济实体一天不消除，地中海的贸易可以一直持续进行，周边的城市维持他们的古典文化，罗马帝国就没有亡。而罗马帝国真正衰落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伊斯兰兴起。伊斯兰力量兴起，打破了原来古典文化对地中海贸易系统的垄断，隔断了整个地中海贸易系统的有机联络，这才使西欧变成一个封闭的社会。这个封闭的社会里，只有像查理曼大帝这样的人，才可以建立起新格局。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假设，统治了西方史学界好几十年。从他三十年代提出，一直到七十年代，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很少有人挑战。现在当然很多人挑战，从整体上看，大家已经开始不太接受这个了，但这跟我们没有关系。我提出这一点，是想说，政治的力量，跟一个政权所具有的其他方面的力量，不是一回事。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某种启发。唐代政治文化新格局的延续，是唐代真正的政治生命之所在。一个政权本身不存在了，但它的政治文化为后来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格局。唐代政治文化是朝廷有意提倡的，但这个提倡跟政权本身之间，并不是不可分割的。这种政治文化可以一直接受这套系统的政权。这就是为什么，唐朝廷并不能够如它的政治文化一样延续。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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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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