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水浒是腾讯第一款水浒题材卡牌对战手游。风格独特的画面，个性鲜明的武将,酣畅淋漓的战斗,丰富多变的技能,为您还原水浒的精彩故事！有许多人问无名全民水浒手游版怎么样，是不是跟端游类似，下面无名给大家带来全民水浒紫卡解宝的人物属性图鉴。一起看看吧！传奇最经典网页版，多人团战跨服竞技玩法冰火战场，十年最经典游戏，英雄合击，3D特效绚丽，赶紧注册试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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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号& & & & & & & & & &
天哭星& & & & & & & & & &
属性& & & & & & & & & &
土& & & & & & & & & &
武将名称& & & & & & & & & &
双尾蝎&解宝& & & & & & & & & &
星级& & & & & & & & & &
5★& & & & & & & & & &
职业& & & & & & & & & &
豪侠& & & & & & & & & &
掉落& & & & & & & & & &
第二十四回、聚义抽取、乾坤石换取& & & & & & & & & &
基础资料& & & & & & & & & &
攻击力& & & & & & & & & &
185& & & & & & & & & &
血量值& & & & & & & & & &
748& & & & & & & & & &
速度& & & & & & & & & &
406& & & & & & & & & &
-& & & & & & & & & &
闪避& & & & & & & & & &
254& & & & & & & & & &
暴击& & & & & & & & & &
85& & & & & & & & & &
助阵& & & & & & & & & &
超级豪侠暴诀& & & & & & & & & &
技能信息& & & & & & & & & &
名称& & & & & & & & & &
噬毒& & & & & & & & & &
说明& & & & & & & & & &
当轮到自己出手时，若场上存在中毒的武将，分别对所有中毒状态的武将进行一次追加攻击，造成攻击力110%的伤害。（追加攻击引发效果除外）& & & & & & & & & &
情缘& & & & & & & & & &
蛇蝎兄弟& & & & & & & & & &
解珍、解宝同时上阵，闪避+100、暴击+100& & & & & & & & & &
大虫之争& & & & & & & & & &
毛仲义、解宝同时上阵，攻击+10%、暴击+100& & & & & & & & & &
左步兵统& & & & & & & & & &
鲁智深、解宝、刘唐、石秀、李逵同时上阵，血量+20%、攻击+30%& & & & & & & & & &
钢叉猎豹& & & & & & & & & &
装备浑铁点钢叉，攻击+10%& & & & & & & & & &
山林无影& & & & & & & & & &
装备无影符，速度+12& & & & & & & & & &
人物小传& & & & & & & & & &
梁山排名第三十五的好汉，绰号“双尾蝎”。两头蛇解珍的弟弟，原本和哥哥一样是猎户。上梁山后成为步兵头领第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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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 一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四大奇书，《水浒传》是第一奇书。首先。书名就奇。对于为什么名之“水浒”，何时名之“水浒”，历来众说纷纭。那么《水浒传》的“水浒”有何含义?什么叫“水浒”?“浒”就是水边；“水浒”，还是水边。《诗经王风葛难》：“绵绵葛菖，在河之浒。”梁山英雄的故事为什么名之为“水浒”，其说不一。主要有以下几说：鼓吹农民革命说。罗尔纲在《水浒真义考》一文中说，“水浒”一词出自《诗经大雅繇》：“古公直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美女，聿来胥宇。”古公儃父，是周文王的祖父，因为他仁德，得到人民的拥戴，在岐下建立周朝开国的基业。水浒，指古公直父来岐山时经过的漆、沮两水的旁边。这一典故含有歌颂周代发祥史的意味，用来题名描写起义英雄的书，自然是合适的。罗贯中以“水浒”为书名，“表明梁山泊与宋皇朝对立，建立新政权”。姜太公钓鱼说。明朝万历年间袁无涯刻本《忠义水浒传全书发凡》说：宋江等身居水?白，但不敢承为这水泊就是他们占有的，而认为一切都是宋王朝的。他们只是“率土”之“王臣”，所以宋江们不是“贼人”，所居之地不是“贼地”。他们暂居水泊是要学姜太公在渭水之滨，等候时机辅佐周文王。荒远弃寇说。金圣叹在他评点的《贯华堂水浒传》序二里说：宋江一伙是一些“凶物”、“恶物”，应作为垃圾弃到水边。“睡虎关”说。山东民间传说，东平府有座“睡虎关”，当地人叫讹了，叫成了“水虎关”。后来编戏说书的人就取其谐音命名梁山水寨为“水浒寨”。由水浒戏演化为《水浒传》。“虚其词”说。汪远本在其《水浒拾趣》一书中说，“水浒”不一定有特别的含义，它只是泛指宋江一伙在水泊附近所发生的故事。以上诸说，平心而论，当以“虚其词”说为是。鼓吹农民革命说，失之牵强。利用小说宣传革命这样一种思想和策略，不可能产生于元明时代。“水浒”这一名字不是罗贯中取的，而是东平的元杂剧作家首先使用。元杂剧《黑旋风双献功》就有“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小偻，威镇梁山。寨名水浒，泊号梁山”。水浒戏《还牢末》里说：“咱那梁山泊里宋公明，不比那帮源洞里方腊”。这说明“寨名水浒”并无鼓吹农民革命的“微言大义”。金圣叹的“驱逐出境”说，是他自己对宋江们“恶之至，进之至，不与同中国”，是借题发挥他的弭盗论。《水浒传》作者如果对宋江们恶之至，会著书歌颂他们吗?袁无涯的姜太公说，是以士人之心度《水浒》命名者之腹。宋江的暂避水泊和姜太公的待价而沽是不同的。此说是由水边联想到渭水之滨的望文生意的猜测。最后是“睡虎关”的传说。据调查，东平并无“睡虎关”或“水虎关”。因而“水浒”也不可能由“水虎”的谐音演化而成。《水浒》脱离话本到了成书阶段，文人们要给它取一个文雅的名字，当时无非在“宋江传”、“梁山传”、“水浒传”三者之间选一。很明显，这三者以“水浒”二字最佳。硬要从书名上去东琢磨、西猜测，去发现所谓“微言大义”，那就是索隐派的做法了，是难以真正理解“水浒”二字的含义的。《水浒传》成为一部文学巨著，非一朝之功，非一人之力。它是由《宣和遗事》和《花和尚》、《青面兽》、《武行者》等说话本发展而成的《水浒传》的书名是如何演变的?《水浒传》最初不叫《水浒传》。关于《水浒传》的最初书名，有以下几说：其一，《宋江》说。此说见诸明郎瑛《七修类稿》：“《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日‘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其二，《忠义传》说。此说又分为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忠义传》是《英烈传》的姊妹篇。《英烈传》是郭勋用来表彰他的祖宗功劳的，《水浒传》即《忠义传》，是他用来讽谏乱杀功臣的。《忠义传》说的另一种说法是，《水浒传》是南宋以来“忠义热”的产物。当时流传着许多“忠义军”的故事。国史、金史中都有《忠义传》。《忠义传》中的人物及其事迹被说话艺人(即今天的评书艺人)编成了说话的语本。《水浒传》最初是‘‘说忠义”。这在《水浒传》中可以看到许多痕迹。如“宛子城中藏虎豹”、“红巾姓氏传千古’’等。至于“忠义”主题，痕迹更多。如九天娘娘的法旨：“全忠仗义、辅国安民”。这“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就是当年忠义军的口号。第七十一回天文石碣上的镌文，一边是“替天行道”，一边是“忠义双全”。特别是旧本《水浒传》第八十一回入回诗：“事业集成《忠义传》，用资谈柄江湖中。，’证明《水浒传》的原名是《忠义传》。《忠义传》说还有实物证据。上海图书馆于20世纪70年代发现两张《水浒传》残页，中缝标明为《京本忠义传》。这两张《水浒传》残页，经专家鉴定，刻本比现在已经发现的众多《水浒传》刻本都要早。可见《水浒传》先是《忠义传》，后来才加上“水浒’二字而成为《忠义水浒传》。其三，《江湖豪客传》说。此说出自江苏兴化县施氏族谱中的《施耐庵墓志》和《兴化县续志》中的《耐庵小史》。《耐庵小史》说张士诚“闻耐庵名，征聘不至。士诚造其门，见耐庵正命笔写《江湖豪客传》”。其四，《水浒传》说。此说认为《水浒传》最初就叫《水浒传》。它从元杂剧“寨名水浒，泊号梁山”拈出。上述四说，《宋江》说的可能性最大。《水浒传》是由说话演变而来。它最初应是记录和整理说话而成。而说话，即今天的评书，一定有一个很通俗的一听就知道说话内容的篇名。如《水浒传》的前身上游《武行者》、《石头孙立》等都是人名。《水浒传》最初也应是人名。在郎瑛时代，郎瑛所看到的本子就名之为《宋江》，而且两种本“罗贯中编”本和“施耐庵本”都叫《宋江》。郎瑛说：“旧必有本，故日‘编’。”编就是“编辑”。有的本子就写的是“罗贯中编缉”。“缉”者，记也。就是记录说话。这说明不是编辑者本人的著作，也不是编辑别的文人的著作，因为文人的著作不会署上编者名字的。说《忠义传》是郭勋《英烈传》的姊妹篇，此说不能成立。《皇明从信录》卷三十：“武定侯郭勋欲进其立功之祖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这说明郭勋是仿《水浒传》而作《英烈传》。《水浒传》既然已经有书有名，当然就不用对这本书进行创作了。《忠义传》中的第二说有一定的道理和根据。但估计《京本忠义传》不会早于郎瑛所见到的《宋江》。《水浒传》第八十一回人回诗，有没有可能是因字数限制而省去“水浒”二字?有人说《京本忠义传》也可能是由于中缝限制而省略“水浒”，但这是猜测，不能推翻无“水浒”二字这一事实。另外，有“事业集成《忠义传》’的入回诗的《水浒全传》，这入回诗明显是文字功底较深的文人的作品，它不是出现于草创之初的本子，因而可以推知，它迟于《宋江》。《江湖豪客传》说不可信，因为《施耐庵墓志》和《耐庵小史》极有可能是伪托。说张士诚亲自登门请施耐庵，显然是传说，毫无证据。《水浒传》的原本是说话记录。取上一个文雅的书名当是后来文人们加工过程中的事，所以不可能一开始就叫《水浒传》。有人认为《水浒传》来源于《宋史》。许多论《水浒传》者都是先引《宋史》。以史为证。其实，《水浒传》与《宋史》的关系。疑案很多《水浒传》来源于《宋史》吗？历来研究《水浒传》、考证《水浒传》的名家，都肯定《宋史》为《水浒传》提供了原始的素材。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一书中抄录了《宋史》卷二十二徽宗宣和三年的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抄录了《宋史》卷三五二“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还抄录了《宋史》卷三五二“宋江起河溯”。胡适在抄录了这几则《宋史》后认为：“这三条史料可以证明宋江等人都是历史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盗。‘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看这些话可见宋江等当时的威名。这种威名传播远近，流传在民间，越传越神奇，遂成一种《梁山泊神话》。”何心的《水浒研究》第一章“水浒故事的来源”，开宗明义说：‘《水浒传》的故事并非全属虚构，在正史野史以及宋人诗文集中，都有述及宋江等三十六人的事迹。《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云……”下面抄录了《宋史》，抄录了王的《东都事略》、李的《十朝纲要》、杨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正史、野史。在抄录了这许多史料之后，认为这些史料“证明北宋末年确有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一带，声势浩大，后来投降张叔夜，曾随童贯去平方腊”。北宋末年“确有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一带，声势浩大”，所以威名赫赫、“传播远近”吗?这就能成为梁山泊传奇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宋江的形象为什么是现在这副“德性”?为什么没有关于宋江“横行”过程中的故事?《宋史》说宋江是“淮南盗”、“犯淮阳军”，为什么所有的水浒故事中都没有宋江“犯淮阳”的战斗故事，也没有宋江在淮阳地区活动的故事?《宋史》说宋江“人海州界”。为什么所有关于宋江的故事中都没有宋江在海州活动的情况?《宋史》说宋江在海州被张叔夜战败而缴械投降，这在《水浒传》中为什么没有任何反映?凡由史“演义”成的故事，都以史为蓝本，都有相当的历史根据。虽然有虚构，但与历史事实总有某种联系。而《水浒传》故事则与《宋史》的记载风马牛不相及。这又是何故?其实，宋江其人不是源于《宋史》，恰恰相反，倒是《宋史》中有关宋江的记载是来源于小说。宋江是由小说而人正史的。《水浒传》的真正来源是《宣和遗事》，其次是“说话”《花和尚》、《青面兽》、《武行者》、《石头孙立》等，再次是元杂剧，如《折担儿武松打虎》、《李逵负荆》等等。《水浒传》的著作权究竟应当属谁?历来就有争议，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以王利器为代表的“施说”和以罗尔纲为代表的“罗说”。那么《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施说，，的代表王利器著有《耐雪堂集》，他在基中的研究中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判”给了施耐庵；而“罗说’’的代表罗尔纲则在其对《水浒传》的研究中认为罗贯中才是真正的作者，并为此专门写了一本《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对“施说”一一进行否定。罗尔纲对“施说’’中“施惠即施耐庵”这一说法尤为反对，他引钟嗣成《录鬼簿》中吊施惠的《凌波仙》散曲为证。该曲道：道心清静绝无尘，和气雍容自有春，吴山风月收拾尽!一篇篇，字字新，但思君，赋尽《停云》。三生梦，百岁生，到头来，衰草荒坟。罗尔纲说，钟嗣成写的小传和吊曲都提到了施惠的生平。施惠是个“以坐贾为业”的商人，为人“和气雍容”，好风月，“诗酒之暇，惟以填词和曲为事”。此人断不是以歌颂农民起义为内容，包含有高远的政治理想和丰富的军事知识的《水浒传》的作者。罗尔纲认为罗贯中是一位“有志图王”、有高远政治思想的思想家；写《水浒传》的目的在于鼓吹革命，“掀翻天地重扶起，戳破苍穹再补完”。关于罗贯中为《水浒传》原本著者的证据，罗尔纲举出了罗贯中的《三遂平妖传》和《水浒传》的许多相同点，其中许多诗词，几乎完全相同。持“罗说”的还有何心，他在《水浒研究》一书中揭提出罗贯中《龙虎风云会》杂剧中的词句与《水浒传》中的某些相同之处，并指出，他所列的五项相同之处，虽算不上强有力的证据，但也不能说是偶然巧合，假如《风云会》确为罗贯中所撰，则《水浒传》也是罗的著作，或曾经是他编纂修订过，似乎更可信了。持“施说”的张国光教授则认为：“罗贯中原是元明之间的戏剧家，他绝不会是《水浒》的作者，因为元末明初不会出现长篇白话小说《水浒》。”持该论的刘冬、张惠仁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为总结张士诚起义的经验教训而作。上述各家的说法，证明著作权归罗贯中的材料，多少还有一点，而证明著作权归施耐庵的，则未提出什么证据。不过，何心所举的五点“相同处”，有失牵强。小说、戏剧中用语相同是常见现象，而何心所找的“证据”连他自己也说“未能十分满意”。罗尔纲的论证更难成立。第一，他是从作者的政治思想倾向来考虑的，但仅凭王圻说罗贯中“有志图王”这个传言，就断定罗贯中著书是为了改天换地，再造乾坤，就失之武断了。第二，罗尔纲用《三遂平妖传》来证明罗贯中是作者也欠妥。《平妖传》把王则领导的农民起义诬之为“妖”，表彰平“妖”的功臣文彦博，这恰恰证明罗贯中是拥王而不是“图王”。第三，不能以诗词相同为依据，古代小说中的诗词多互相抄用，雷同甚多。第四，《平妖传》基本上应算是冯梦龙编纂的。事实上，古时的小说大都是不署名的。古代文学作品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民间无名氏的作品，一种是文人的作品。民间无名氏作品的特点是“无名”。有些“聪明”的文人会把无名英雄的作品拿来，冠以自己的名字。有时出版商或别的什么人会把无名英雄的作品说成是某名人的。在这种“加冕”赠荣的时候，还要编一些神话，例如胡应麟说：某小说序云“称施某尝人市肆细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这可真是胡说一气了。《水浒传》最初的本子没有署名，但后来开始署名了，出版商就“借名”而著。罗、施都可能是被借的名字。所以要署罗贯中的名字，是因为罗贯中“编次”的《三国志演义》在当时很出名。这本演义，在当时比较粗糙，但却是最受欢迎的一本小说。这本小说上署名“后学罗贯中编次”，这个自谦“后学”的署名倒可能是真的。要选择署施耐庵的名字，或许因为他可能是《靖康稗史》的编者，在当时也很有名气，于是出版商就打他的招牌。再就是，施耐庵可能是一位南宋时代的说话人(评书)，因为他说话比较有名，出版商就说他刻印的小说是“施耐庵的本”。文学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出现，其开创者都是民间无名氏。诗、词、小说均如此。小说，由短故事到长故事，到连续故事，到一说就是十天半月的长篇“说话”，都是无名氏的创作。民间无名氏创作出来后，文人们去采风、学习和模仿，但在郭勋组织人写《英雄传》以前，文人们没有人想到去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更没有想过通过创作长篇小说而出名获利，去宣传思想、寄托哀愁。书商们由刻印唱本到刻印话本卖，把供人听的说话变成供人看的小说。这个工作，多数是书商自己记录说话，然后请书会才人给“打扮打扮”增加些诗词。文人们擅长诗词。杂剧与小说的不同在于杂剧需要唱，这就需要“曲”，即需要诗，因而需要“才人书会划新编”。至于小说，从王利器所举的书会才人与小说的关系的例子看，书会才人的工作主要是给话本添诗加词。书会才人们也有可能帮书商润色“参订”，所以二十四回《水浒传》署“东原罗贯中参订”。这“参订”或“编集”都说明他们不是作者。由此看来，《水浒传》的真正作者恐怕很难找到，因为它是无数无名英雄的集体创作。群众的功劳就该归功于群众，不应将群众的功劳算到某一英雄身上，否则即是对事实的歪曲，对历史的歪曲。《水浒传》非一人一时一气呵成之作，而是你接我续，几易其手；文人删改。书商改版。沧海桑田，河东河西。从而构成了对《水浒传》的版本有何争议?《水浒传》的版本问题很复杂。它有六个版本同时流传，版本中又分为繁本和简本。繁本和简本是相对概念，两者的区别，在于叙述故事情节时的文字详略不同。描写详细，字数多的为繁本；描写简略，字数少些的就是简本。现在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繁本系统中一百回本是明代出现的最早的版本，后来有人在此基础之上增加了水浒英雄征剿田虎和王庆的内容，于是出现了一百二十回本，明末又出现了金圣叹删改的七十回本，繁本系统内部的发展脉络基本清楚。简本系统中也有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等不同版本。然而繁本和简本哪一个产生在先，哪一个产生在后的问题，却是一桩不太能弄明白的悬案。《水浒传》先有简本后有繁本的观点，在学术界居于主流。因为这种观点不仅合乎一般文学的发展规律，而且不少学术权威均持此学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最早提出《水浒传》版本由简到繁的观点。他说：“现存之《水浒传》实有两种，其一简略，其一繁缛。……若百十五回简本，则成就殆当先于繁本，以其用字造句，与繁本每有差违，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也。又简本撰人，止题罗贯中，周亮工闻于故老者亦第云罗氏，比郭氏本出，始着耐庵，因疑施耐庵为繁本者之托名，当是后起，非古人所有。后人见繁本题施作罗编，未及悟其依托，遂或意为敷衍，定耐庵与贯中同籍，为钱塘人，且是其师。”鲁迅对《水浒传》的几种版本进行分析后认为，简本一百一十五回本文笔粗糙，保留有初成时的原貌，应该是最早版本，至少也接近于最早的版本。鲁迅的观点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影响不断扩大，而且成为广大研究者讨论这一问题时的立论依据。郑振铎、俞平伯、宋云彬、何心、聂绀弩等学者都是“简先繁后”观点的支持者。学术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是“先繁后简”，简本是繁本的删节本。孙楷第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对不同版本的《水浒传》校勘，发现容与堂本和钟伯敬评本的正文有的地方作有删节符号，而所见简本则删掉了相应的内容，因而得出结论说“文简事繁之百回本，实就百回本删节”。孙楷第的观点在当时并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根林、张国光、范宁等学者发表文章，重新提出了《水浒传》版本应是“繁先简后”的观点。张国光在《鲁迅以来盛行的(水浒简本加工为繁本说的再讨论》、《(水浒祖本考察》等文章中对由简到繁论和删繁为简论两派观点的源流及其基本论据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就长篇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而言，是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文字逐渐精细，故事情节逐渐合理、复杂，思想性、艺术性逐渐提高。但也有特殊，《水浒传》的演进就是特例，不完全符合上述规律。张国光还援引了明清以来的一些有关史料来说明白己的观点。他根据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和清人周亮工《因树屋书影》所提供的材料作为论据，认为《水浒传》出现删繁为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出版商们出于牟利目的而采取了投机取巧、偷工减料的手段。此外，他还分析了胡适的《一百二十回水浒传序》、郑振铎1954年的《水浒全传序》等文章，认为郑振铎晚年对《水浒传》版本问题的提法已有所改变。这样一来，删繁为简说的呼声很高，国内学术界很多人又倾向此说，国外的一些研究者也赞同此说。但是，《水浒传》版本中的繁本简本谁先谁后的问题并未有最后结论，讨论仍在进行。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愿望，总是通过歌颂一种精神、品德和行为来表现的。而这种歌颂。总是要打上阶级的烙印。那么《水浒传》是哪一个阶级的颂歌?对这个问题，主要有农民说、市民说、士说。农民说以李逵为例证，以李逵的家庭出身来证明。实际上李逵并不是农民，他的行为、品德不是表现了农民的性格，而是一种江湖豪气。市民说认为《水浒传》歌颂的是仗义疏财，这是市民的最高品德。其实，市民惜财而不疏财。以鲁达倾囊相助金氏父女为例。鲁达要李忠也拿出一点来。李忠在身边只摸出二两碎银子，鲁达见少了，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把这二两碎银子又丢还了李忠。这里李忠表现的是一种市民的吝啬。鲁达当面说李忠“不爽利”，表现的是一种江湖豪气。再如宋江、晁盖，都是“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人向他求钱物，亦不推托……”这也显然不是市民的品德，而是江湖义气。对于《水浒传》的描写，其实可以对以上几说各取合理之点概括为：《水浒传》迎合了市民的趣味，发的是士的牢骚，歌颂了流民无产阶级的品德。迎合市民的趣味。《水浒传》写开黑店、开贼船、火烧翠云楼、劫法场、潘金莲、巧云的奸情案、皇帝嫖妓女、鲁智深捉奸、石秀捉奸、李逵捉奸、李逵乔坐衙，等等，都不是为了歌颂市民的某种精神、某种品德小市民实在没有什么品德精神可歌颂而是为了满足市民的好奇心、寻找刺激、供消遣等等。发的是士的牢骚。《水浒传》首先抨击的是宋徽宗的用人政策。宋徽宗的用人政策造成豺狼在朝，龙虎在野，政治腐败、国家衰亡。阮小五“这一腔热血只卖给识货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另一种说法。《水浒传》表达了士的这一愿望，歌颂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这以杨志的经历最典型。但《水浒传》主要歌颂了流民无产阶级的品德。流民无产阶级的性格特点是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丑的一面突出，美的一面也突出，犹如花丛险峰与野涧瀑布，既险恶又奇美。流民无产阶级也的确有不少值得赞美的性格品德。首先是胸襟宽阔。他们走南闯北，视野开阔，他们“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所以敢作敢为。他们经济上不自私，感情上不狭隘、不嫉妒、不吝啬，不斤斤计较于你得我失，不结冤记恨于前仇旧怨。李逵打了张顺，张顺灌了李逵，一碗酒过后，都忘了。《水浒传》歌颂了流民无产阶级的江湖义气。“义”这个道德范畴有阶层性、群众性和方面性，它分仁义之义、忠义之义、公义之义、道义之义、信义之义、义气之义和侠义之义等等。《水浒传》歌颂了流民无产阶级的义气之义和侠义之义，赞扬他们朋友有难，为朋友赴汤蹈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炯人之急，解囊相助，仗义疏财等等。流民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格中，最可赞美的是他们那种勇敢的反抗精神。他们没有农民的那种“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苟且与怯懦；他们没有知识分子的委曲求全、小心谨慎；他们没有市民那种见风转舵、逆来顺受的市侩性。由于流民无产阶级有能团结能战斗的特点，所以战争中流民型的将必是好将，兵必是好兵。我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凡成其大事的，都是流民无产阶级型，如刘邦、刘备、朱温、刘裕、朱元璋等。农民和知识分子当领袖，又都成不了气候，所以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谚语。秀才的书生生涯，养成了他们循规蹈矩，谨小慎微；诗文竞争，养成了他们唯恐别人超过自己的心理，这一点表现为王伦的嫉贤妒能。刘邦、朱元璋的胜利在于，流民无产阶级当领袖，知识分子当辅佐，流民无产阶级的冒险精神和知识分子的小心谨慎正好形成互补。所以知识分子只可为王师之佐而不可为王者。《水浒传》描写宋江就是刘邦、刘备型，吴用是张良、诸葛亮型。总之，《水浒传》主要歌颂了梁山集团领导者能团结能战斗的古代流民无产阶级的品德。《水浒传》之所以歌颂流民无产阶级，还因为《水浒传》是由说书演化而来。而说话，很大一部分听众是军人，军人中的流民成分最多，有招安或招募来的土匪，有赌徒、闲汉等等；听众中其他闲汉也很多。《水浒传》歌颂了流民无产阶级的“仗义疏财”、“解囊相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的江湖义气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流民无产者“理想”，迎合了流民阶级的口味。《水浒新议》说“仗义疏财”等等是市民的愿望，恐说不通。市民积铢累寸，斤斤计较，不会有“仗义疏财”、“拔刀相助”的豪气。“仗义疏财”、“拔刀相助”是流民无产阶级的做法。他们“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希望经济困难时有人“解囊相助”，受欺负时有人“拔刀相助”。有人说，《水浒传》是农民战争的伟大史诗。是农民阶级的高亢颂歌；也有人说，《水浒传》不但不是农民阶级的颂歌。相反，它丑化了农民。这两种说法。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梁山好汉中为什么一个农民也没有?梁山一百单八将中，一个农民也没有。有人说九尾龟陶宗旺是农民，其实陶宗旺仅仅出身是“庄家田户”。他本人不是种田的农民，他的职业是建筑工匠，属手工业者，所以请他上山负责基建。有人说李逵是农民。李逵也仅仅是家庭出身或本人出身是贫苦农民(雇农)，他本人的职业是狱卒。《水浒传》作者不是按农民来刻画李逵的形象和叙述他的活动的，这一点看过《水浒传》的人都清楚。那么，梁山好汉中为什么一个农民也没有呢?梁山好汉中没有农民的原因是：第一，农民不是《水浒传》作者的歌颂对象。作者塑造了三十六个加七十二个人物形象，目的是歌颂他们。作者所要歌颂的首先是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的人物，如鲁智深、石秀等；其次是仗义疏财，轻财好施，如宋江、柴进等。这就是说，歌颂的是用武艺和金钱做好事的人。用武艺做好事要有本事，而最有本事的人，《水浒传》作者认为是鲁达那样的军官，再就是教头、都头之类；用钱做好事要有钱，这只有财主才能干。所以干好事的人有地主而无农民；《水浒传》作者要歌颂的还有用知识做好事的人，如吴用；再就是用法术为梁山做好事的人，如公孙胜。这两种人，农民当然也没有份。第二，农民不是《水浒传》作者和宋江的崇拜、“赚”情对象。宋江由于崇拜大地主卢俊义和李应，才用计把他们“赚”了来。第三，农民不是宋江“招降纳叛”的对象。第四，农民不是梁山建设中的招聘对象。梁山需要安道全这样的医生，需要皇甫端这样的兽医，需要陶宗旺这样的泥瓦匠，就是不需要种地的农夫，因为梁山好汉不靠种地吃饭。《水浒传》是发端于城市说书人的市民文学。因而很明显，《水浒传》作者是以城里人看待乡下人的心理和眼光来看待农民的。如一百四回定山堡村在村外麦地上搭野戏台唱社戏，作者关于看戏的农民的描写是：“更有村姑农妇，丢了锄麦，撇了灌菜，也是三三两两，成群结队，仰着黑泥般脸，露着黄金般齿，呆呆地立着，等那粉头出来。”作者这儿写的是农村的“村姑农妇”。农村的男人们呢?“围挤着在那儿掷骰赌钱”。“又有那钱的，蹲踞在地上，共有二十余簇人……出钱的在那里唤字叫背，或夹带笑骂，或认真厮打。那输了的，脱衣典裳，褫巾剥袜，也要去翻本。”这明明是城市的赌徒，哪儿是农民。人与人之间感情上的爱憎，可以从他们对对方的称呼、起名字、起绰号上表现出来。第三十二回，《水浒传》作者给一群庄客起的名字是：长王三、矮李四、急三千、慢八百、笆上粪、屎里蛆、米中虫、饭内屁、鸟上刺、沙小生、木伴歌、牛筋等。在《水浒传》作者的笔下，农民、庄客都是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思想，没有本事，浑浑噩噩的“村蠢乡夫”。他们是庄主的仆役和士兵，他们对庄主唯命是从。史进要同少华山对抗，把庄户们召集起来，众人只会说：“我等村农，只靠大郎做主，梆子响时，谁敢不来!”鲁智深来到赵员外家，那赵家庄的二三十个庄客不明真相便跟着要来厮打。桃家庄庄客对求宿的鲁智深开口骂道：“和尚快走，休在这里讨死!”柴进的庄客对前来求点酒喝的林冲，粗野地呵斥道：“去便去!不去时，将来吊在这里!”那心肠，那态度，和他们东家比，差得可太远了。在《水浒传》作者的笔下，庄客们都是没有本事的草包。公孙胜是个书生，因庄客不让他见晁盖，他一发怒，“把十来个庄客都打倒了”。这种一打就倒，一倒就是十来个的庄客，全书皆是。总之，在《水浒传》作者的眼里，农民毫无用处，有用处者只有地主。李逵上了梁山，官府迫害李逵的亲属，是财主出面袒护，替李逵家“上下使钱，因此不吃官司”。李逵回家请母亲，作为雇农李逵的哥哥，竟马上去报告，领着人来捉自己的弟弟。《水浒传》作者之所以贬低农民，确实是出于偏见。《水浒传》是城里说书艺人的创作，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这种心理，在《水浒传》中随处可见。如毛太公的儿子毛仲义骂农民：“这厮(是)村人，不省事!”又如第五十一回，戏子白玉乔对着白秀英挖苦雷横：“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向他讨甚么!”雷横因为被白玉乔骂做“村里人”，感到受了侮辱，跟白玉乔争吵起来，白玉乔又讥刺说：“便骂你这三家村使牛的，打甚么紧?”作者轻视之情，跃然纸上。文学作品是反映社会矛盾的，是替受压迫受剥削的人呐喊的。可是，《水浒传》并没有替农民呐喊。在反映农村状况和同情农民这一点上，《水浒传》比《红楼梦》差之甚远了。《水浒传》作者对地主的态度是爱还是憎?有人说是爱，举宋太公、柴进等证明；有人说是恨。举曾太公、毛太公、祝家庄为证。那么《水浒传》，对地主究竟是爱还是恨？《水浒传》是市民文学。《水浒传》作者对农村是陌生的，对农村的阶级状况及矛盾是不了解的。《水浒传》作者关于地主和地主庄园的描写，完全出于想象。《水浒传》作者对于农村的描写，可以说是美化了地主，丑化了农民。请看《水浒传》对史家庄的描写：“前通官道，后靠溪冈。一周遭青缕如烟，四下里绿荫似染。转屋角牛羊满地，打麦场鹅鸭成群。田园广野，负佣庄客有千人；家眷轩昂，女使儿童难计数。正是：家有余粮鸡犬饱，户多书籍子孙贤。”再看李家庄：“……杨雄看时，真个好庄院，外面周回一遭阔港，粉墙傍岸，有数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树。门外一座吊桥，接着庄门。”在《水浒传》作者的笔下，地主庄园充满诗情画意。地主庄园很美，地主的性格也很美。智取生辰纲的领导者、组织者，梁山运动的开创者、梁山第二任寨主晁盖，本身就是地主。请看《水浒传》对晁盖的介绍：原来那东溪村保正姓晁名盖，祖是本县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叉将银两赍助他起身。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水浒传》第三十七回写宋江在穆家庄看到穆太公引着庄客，打着火四处照看的情景，便对公人说：“这太公和我父亲一般，件件都要自来照管。这早晚也未曾去睡，一地里亲自点看。”那穆家兄弟在揭阳镇作威作恶，穆太公也多有管教。而李逵的哥哥，当雇农的李达，对梁山好汉的态度，与《水浒传》所写的大多数地主却不同。李逵回故乡请母亲，李达说：“听得他和梁山泊贼人通同，劫了法场，闹了江州，现在梁山泊做了强盗。前日江州移公文到来，着落原籍追捕正身，却要捉我到官比捕，又得财主替我官司分理，说他兄弟已自十来年不知去向，亦不曾回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乡贯?又替我上下使钱，因此不吃官司杖限追要。”地主对梁山泊多数是同情和支持的。柴进不用说了，连和祝家庄搞联防的李家庄庄主李应，为了救时迁，“双修生死书”。当祝家庄不肯放人时，他亲自披挂上阵，“点起三百悍勇庄客”，与祝家庄厮杀，并中箭负伤。《水浒传》所写的大多数地主，如史太公、宋太公、刘太公、孔太公、穆太公等等，都“勤俭宽厚”、“乐善好施”，他们或者同情梁山，或者与梁山有着直接的联系。梁山泊的领导人，晁盖、宋江、卢俊义、公孙胜都是地主。宋江时期，梁山的领导核心是三个地主加一个知识分子。历史上的宋江，出身不明。《水浒传》作者给宋江选了一个好出身。封建社会是越富越贵出身越好，所以梁山好汉中，有许多本人就是地主，有许多是地主家的少爷。前面说的穆太公的两位少爷穆弘、穆春后来也成了梁山好汉，一为天罡，一为地煞。《水浒传》作者对地主的态度还可以通过智赚卢俊义、智赚李应表现出来。作者让宋江求地主若渴地把卢俊义、李应“赚”上山来，并且给予极高的地位。卢俊义几乎和宋江并列，李应则位列第十一，在鲁智深、武松之上。那么，对《水浒传》也写了三个坏地主怎么解释呢?解释是：这三个坏地主，表面是地主，实际呢?两个地痞无赖，一个官僚恶霸。毛太公霸占解家兄弟的猎物，曾家五虎霸占金毛犬段景住的马，这都属于流氓无赖的行径，跟牛二完全一样，只不过给他们穿上地主的衣服罢了。至于祝朝奉，“朝奉”是官名，显然是官僚恶霸。封建社会的老百姓并不是毫无理由地反对皇帝反对官吏；他们反的是暴君贪官，拥护明君清官。《水浒传》就深刻地描写了这种认识。那么《水浒传》为何要描写反抗土皇帝？《水浒传》是一部反映下层人民群众反抗各级各类土皇帝的书。土皇帝是封建社会的特征之一，各级各类土皇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焦点。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千起“造反”，除了秦末、隋末是由皇帝引起的以外，其余的都可以说是因为土皇帝引起的。土皇帝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最直接最尖锐的矛盾。土皇帝上害国泰，下害民安，是社会矛盾的中心。官吏本来是皇帝雇他们来为其办事的。如果他们真的是“食君禄，报皇恩”，为皇帝收粮收税，不贪污不中饱私囊，不层层加码，那么，皇帝就算吃得再好再多，老百姓也能供养得起。问题就出在土皇帝太多太凶，老百姓受不了。《水浒传》所描写的就是各级各类土皇帝对老百姓进行剥削压迫的情形。《水浒传》写的土皇帝有六级：第一级如高俅、蔡京、童贯等；第二级如梁世杰、高廉等；第三级如张都监、郓城知县等；第四级如牢子节级包吉、孔目王正等；第五级如郑屠、蒋门神、祝朝奉等；第六级如地痞牛二、张保等。这些土皇帝才是国家的蠹虫，百姓的祸害。《水浒传》描写梁山英雄杀郑屠等是为民除害，杀高廉等是为国除奸。这就是梁山英雄的“替天行道”和“辅国保民”。所以余象斗《题水浒传叙》说梁山英雄“有为国之忠，有济民之义”。所以阮小五唱“贪官污吏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为什么说“报答”?鲁迅曾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宋太祖结束了“龙争虎斗几时休，走马梁唐晋汉周”那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老百姓对赵官家是感谢的，所以唱“报答”。百姓希望做稳奴隶，皇帝希望做稳主子，两者有着一致的愿望。在封建社会，国家是皇帝的私产，老百姓是皇帝的私产的一部分一是奴隶，是“牛马”。“牛马”的主人，从爱惜财产出发，对“牛马”是爱惜的。但替皇帝牧“牛”管“马”的州牧县宰们却拼命从“牛”身上挤“奶”，从“马”身上拔“毛”。皇帝为了自己地位的稳固，是需要讨老百姓的“欢心”的，而贪官为了自己的地位，则处处讨上司的欢心。梁世杰为了讨蔡京的欢心，一次祝寿就送十万贯钱的财宝。这些钱哪里来的?还不是搜刮老百姓的。他们是用挖皇帝的墙脚来升官发财的。他们不是“报皇恩”，而是以怨报“德”。像高俅，皇帝对他那么大的恩惠，他本该兢兢业业地爱护皇帝的财产，为皇帝收揽民心，“忠心报答赵官家”才是，然而他却把林冲、宋江们赶上山去，差一点让英雄们“杀上东京，夺了鸟位”。《水浒传》谴责贪官们为臣不忠，毫无士德官德。所以说封建社会的老百姓并不是毫无理由地反对皇帝反对官吏。他们反的是暴君贪官，拥护的是明君清官。老百姓不能设想不要皇帝不要官，只能设想换一个好皇帝、一批好官。这就是说，老百姓反皇帝的思想基础差，反贪官的思想基础强。造反者若以反贪官为号召，很容易激起人们的响应。如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就是由杀贪官而拉开的。陕西澄县知县张斗耀在灾荒之年催逼赋税。王二振臂一呼：“谁敢杀张斗耀?”于是“我敢”之声此伏彼起……如果他喊“谁敢杀崇祯?”恐怕就没有这么热烈了。《水浒传》写宋江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符合宋代的历史实际的。宋徽宗在老百姓的眼里一如清代的乾隆，是个风流皇帝，不是暴君。民间流传的徽宗跟李师师相好，这跟乾隆年间流传的《游龙戏凤》等民间传说一样，是小市民的风流佳话，至少不是什么大缺德。皇帝去嫖妓女，比隋炀帝在全国强抢美女强多了。老百姓痛恨的不是皇帝嫖妓女，而是衙内夺人妻!高俅的胡作非为，宋徽宗是有责任的，但高俅的胡作非为，并不是他授意的；相反，从他的利益出发，他是反对的。这样，在反贪官问题上，他便和宋江们一致了，故而在对宋江问题的处置上，他取了同高、童、蔡们的相反立场。宋徽宗赞同清官们的意见，同意赦免宋江们，这就等于承认宋江们是无罪的。从宋江这方面看，赦免并招安，这是反抗的胜利。贪官祸国殃民，解决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条是由皇帝杀头抄家以平民愤，一条就是百姓自己铤而走险以反抗。反抗必然犯法，犯法则除了逼上梁山武装自卫别无他法。宋江说上山暂且逃避并非假话。武松说“异日不互，受了招安”，也是犯法以后最好的“理想”。这“理想”就是他们不但不受审判而且还能和政府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政府接受他们所提出的条件；他们杀了人不但不偿命，劫了生辰纲不但不退赔，反而当了官，终于实现了“边庭上一枪一刀”，为抵抗异族侵略而展才报国的理想，这就是他们的胜利。招安既然是他们的理想，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变节”后退的问题了。梁山的口号是“替天行道”。这一口号。疑团重重。围绕这一口号的争论也最多：从梁山是否提出这一口号，到这一口号的性质。到“替天行道”的“道”是指什么等等。从而形成如何理解粱山英雄的“替天行道”?“替天行道”这个口号是历史上的宋江提出的，还是《水浒传》作者的创作?现在的许多历史科学著作，都说是宋江起义时提出来的。但是也有人独特异议，力证其无，认为历史上的宋江，如果确有其人，也是一支人数不多的潜行暗走的流寇。他们没有提出过宣传其政治纲领的口号。“替天行道”既未见诸正史，又未见诸《宣和遗事》等小说。《宣和遗事》写宋江、杨志杀了人仓促潜逃，晁盖劫了生辰纲也是仓促潜逃，不是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的起义，当然不会提出什么宣传口号。“替天行道”最早见之于元杂剧。《李逵负荆》一剧中宋江自白：“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争报恩》一剧中有“忠义堂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由此可见，宋江故事的思想性在元杂剧中有了改变，由原来的个人反抗逃上山去，变成了有一定的政治目的而组织武装进行武装割据了。对于“替天行道”这一思想的来源和行的是哪家之道，其说不一，但无非是儒、法、墨、老、杨。稍加“筛选”，即知是来源于儒家之“天”，行孔孟之“道”。《水浒传》的许多故事都是进行道德谴责或歌颂，其谴责和歌颂的标准都以孔孟学说的道德为准绳。《水浒传》第二回说高俅，“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都是不会”。这仁、义、礼、智等八项，就是孑L孟之道的“八德”，忘了这八德，叫“忘八蛋”，是封建社会最耻辱的事。高俅就是忘了这八条的一个“忘八蛋”。《水浒传》控诉高俅兄弟为富不仁，控诉郑屠、毛太公等为富不仁，谴责宋徽宗不守王道，谴责潘金莲、阎婆惜等不守妇道，歌颂鲁智深、石秀等见义勇为，歌颂宋江、雷横义释晁盖。这儿，为富不仁的“仁”，守王道妇道的“道”，见义勇为的“义”，都是孔孟之道的道德范畴。按照孔孟学说，皇帝是“天”委托来管理国家，贯彻“天道”，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皇帝失职，君不君，臣不臣，贤佞颠倒，梁山英雄替天实行天道。孔孟学说的天道观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意就是民意。顺天者昌就是顺民者昌。有一种“激进”的观点认为，梁山的“替天行道”是“‘潜天行道救生民’，是要铲除不平，要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认为梁山行的“天道”是老子的“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天道。这一观点，其实在《水许传》中只找得出“理论”而未见实践。所谓“只找得出理论”，是只见一些入回、结回诗之类；甚至连理论也找不到，更不用说实践了。梁山集团救过大地主柴进、卢俊义，但没有救过生民，尤其没有用“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的目标理想来救生民，来“损”地主的“有余”，“补”农民的“不足”。《水浒传》作者关于“道”的思想来源，主要来源于孔孟学说，所以梁山的“替天行道”替的是孔孟学说的“天”，行的是孔孟之“道”。然而，学术无定论。关于别的“天”，别的“道”的见解，仍然层出不穷，争论纷纷。梁山的“替天行道”究竟该作何理解?人们还在继续作探索。《水浒传》是一本社会问题小说，是封建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社会病的百科全书。在社会病百科中。《水浒传》对“妇科”病的诊断如何?这就要考察《水浒传》的妇女观该肯定还是否定？对《水浒传》的妇女观，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评价：一是完全肯定，一是完全否定。肯定派认为，《水浒传》有两大划时代性的历史功绩，一是使下层劳动人民走上舞台中心，成了历史剧的主角，帝王将相成了配角；二是妇女成了跟男子一样的英勇好汉。否定派认为，《水浒传》的妇女观是落后的，是封建主义的。其实，这两种意见都是对的，但只承认一种而否定另一种显然是不正确的。《水浒传》的妇女观确实同时具备着进步和落后两个方面。那么，《水浒传》的这两个方面是不是半斤八两呢?否。《水浒传》的妇女观基本上是“传统”的封建主义的，是按封建主义的法律、封建主义的“妇道”规范来要求妇女的。首先，《水浒传》对婚姻自主是贬斥的。四柳庄庄主狄太公的女儿和邻村一个青年相爱，由于婚姻不自主，不得不装神弄鬼，诡称着了邪祟，“只在房中茶饭，并不出来讨吃，若还有人去叫他，砖石乱打出来，家中人多被他打伤了。”《水浒传》并没有从同情的角度去“处理”这个问题，而是把姑娘的“私奔”看成是大逆不道，歌颂了李逵维护封建法律道德的“英雄”行为，让李逵“乔捉鬼”，把一对情人一斧一个砍死，还“把两个人头拴做一处，再提婆娘尸首和汉子尸身相弃”，然后“插起大斧，提着人头，大叫出厅前来”。这表现了李逵即《水浒传》作者对“这种事”的深恶痛绝。在封建社会，女儿不是家庭的主人，而是父母的财产和商品，可以买卖，可以“典当”，可以用女儿的青春、生命换取父亲的乌纱帽，如此等等，《水浒传》对这些吃人的“道德”规范是采取承认和维护态度的。宋江本人就“典”了一个姑娘做“外室”，所以那姑娘即阎婆惜说“从今日便将原典我的文书还我”。这说明宋江手握一个妇女的典身契，而保存文书的柜子，他的妻子是无权开的。阎婆惜是怎样“典”给宋江的呢?她跟随父母到山东投亲不着，流落在郓城县，不幸阎公害时疫死去，无钱发送。阎婆不得已卖女葬夫。宋江当时舍了一口棺材和十两银子。这种济人之急的精神是可贵的，可是后来阎婆用把女儿“典”给宋江做外室的办法，来报答宋江的救济。宋江接受了这一“报答”，那就不是救济别人，而是廉价买了一个外室了。宋江对这个外室是歧视的。他说“又不是我父母正配为妻室”。于是，在《水浒传》作者的笔下，“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妇人和小人一样，成为逼君子上梁山的罪魁祸首了。除了宋江被妇女逼上梁山以外，武松是被潘金莲逼上梁山的，病关索杨雄、拼命三郎石秀是被潘巧云逼上梁山的。男的可以有“外室”，有三妻四妾，可以寻花问柳；女的，哪怕是出于对不合理的婚姻的反抗而触犯封建“清规”，那罪比杀人越货严重得多，比卖国误君严重得多。对罪不容诛的高俅可以杯酒释前嫌，但对妇女的不贞却“是可忍，孰不可忍”。不错，《水浒传》也写了几位巾帼，但作者是怎样描写她们的呢?先看母夜叉孙二娘：“母夜叉”、“母大虫”，一听这绰号就知道作者太不美化女性了。孙二娘的外形是：“下面系鲜红色绢裙，搽一脸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钮。”“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坌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浓搽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红裙内斑斓裹肚，黄发边皎洁金钗。钏镯牢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再看顾大嫂：“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头异样钗环，露两臂时兴钏镯。”“有时怒起，提井栓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碓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大虫。”这种“赞词”，和梁山男英雄出场的赞词是何等的不同!它虽然有其反封建传统的一面，但却引不起读者的好感。梁山好汉中也有一位俊美的女将一丈青扈三娘。但《水浒传》在对一丈青的描写上，又对她的人格和形象进行了很大的损害。其损害之一是，李逵错杀了扈三娘全家老幼，扈三娘对此无动于衷。其损害之二是，扈三娘投降梁山后，宋江把她赐给了她的手下败将，又矮又丑、贪财好色的王矮虎。对这种极不般配的婚姻，扈三娘逆来顺受。这表现了《水浒传》作者的女德观。《水浒传》常常以妇女为牺牲品。如宋江要迫降秦明，他令人乔装秦明攻打青州，使慕容知府杀死秦明一家妻小。秦明投降后，宋江用花荣的妹妹赔偿秦明的“损失”，秦明的妻子就做了牺牲品，花荣的妹妹就做了替代品。《水浒传》究竟是民间文学。还是士人文学?与《红楼梦》、《金瓶梅》比较起来，要了解它的创作背景，就需要探究《水浒传》的文学基础是什么？在《水浒传》的研究上，特别是在《水浒传》作者的研究上，最大的误区在于对《水浒传》的文学性质的错误认识上。许多分歧也因此而起，是按研究《红楼梦》、《金瓶梅》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去研究《水浒传》呢，还是按民间文学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去研究《水浒传》?这就是说，《水浒传》的文学性质是民间文学，还是士人文学?是无名氏的作品，还是士人或名士的作品?罗贯中、施耐庵是编者还是作者?是“著书以自娱”，还是编书以娱人?金圣叹说施耐庵“心闲无事”而作《水浒》，但又说“作者胸中，血泪十斗”。“心闲无事”，“闲愁最苦”，写出诉闲愁之苦也好，发怀才不遇的牢骚也好，这都是“自娱”。金圣叹认为作《水浒传》的施耐庵也像司马迁、王实甫那样是个大作家。他就是按这个文学性质来看待《水浒传》的。《水浒传》的性质观可说是由来已久的、“传统”的、一贯的一种性质观。最早关于《水浒传》的研究评论都是持此种“大贤发愤”说或思想家宣传革命说。如王钟麒的《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就把施耐庵和曹雪芹、王元美(他认为《金瓶梅》是王元美所作1看成是同一类型的人。他说：“施氏少负异才，自少迄老，未获一伸其志……乃以一己之理想，构成此书……其人之著作，当与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迭盖司相抗衡……耐庵者，不惟千古之思想家，亦千古之伤心人也。”佚名的《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更把施耐庵说成是宣传革命的思想家。“元施耐庵，东都人也……性好友，风晨雨夕，故人不来，辄不欢。所著书都不传，惟《水浒》行于世。相传其书成之日，拍案大叫日：‘足以亡元矣’。”著书以亡元，这是元朝末年民族革命思想的反映。传说中施耐庵是东都人，性好友，这均出自金圣叹。苏北关于施耐庵的传说和记载也都认为施耐庵是刘伯温一类的大文学家、大名士。说他“著《水浒》以自娱”、“遁世名高”、“闭门著书，以延岁月”。曹俊杰等在《(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真伪辨》一文中，就引用了上述王钟麟等人的说法以论证自己的观点，作者还引用了清代邱炜的《菽园赘谈》：“相传施耐庵撰《水浒》时，凭空画三十六人于壁……故能一人有一精神，脉络贯通，神形俱化。”这是对施耐庵写《水浒传》的想象。施耐庵为什么写得“一人有一精神”呢?因为他给三十六个人画了像。这些连起码的文艺创作常识也没有的“相传”，竞成了施耐庵作《水浒传》的证据，这就值得探讨了。这儿存在着一个是到大人物中去寻找《水浒传》作者，还是到小人物中去找《水浒传》作者的问题，存在着一个《水浒传》写得那么好，是由于大文学家的天才，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创造的问题。《水浒传》之所以写得那么好，不是由于文学家的天才，而是普通老百姓的创造。《水浒传》也有一部分是文人写的，文人写的那一部分差之甚远。就如《诗经》一样。《诗经》最好的一部分是“劳人思妇”作的，而文人作的诗，就毫无诗味。《水浒传》属于民间文学。《水浒传》中那些生龙活虎的英雄形象，不是作家看着墙上的画儿写出来的，而是老百姓的口头创作，特别是说书艺人的创作。他们说书不是为了“自娱”，而是为了娱人。他们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创作，而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听众的需要而创作。为什么《水浒传》中有许多“善恶到头终有报”之类的谚语?因为老百姓需要这类“安魂曲”。为什么《水浒传》中有许多丑化农民的东西?因为说书的听众是市民，这是为了迎合市民的趣味。若《水浒传》是“归农”的隐士所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形了。许多拔高《水浒传》思想性的研究者，之所以陷入误区，就是由于他们把文人文学和民间文艺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学混为一谈了。他们按文人创作的创作规律来考察《水浒传》的方方面面，必然一头雾水、一无所得。《水浒传》上明明写着“罗贯中编辑”，可是人们偏偏忽略了“编辑”二字，把编辑当成了创作，把编者当成了作者，这就使他们不去研究作为民间文学的《水浒传》的创作规律和成书过程了。《水浒传》写宋江占山为王。利用梁山水泊的自然天险。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建立起“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乌托邦王国。那么宋江在梁山建立过根据地吗？小说归小说，历史归历史。历史上的宋江曾在梁山建立过根据地吗?回答是否定的。查一查历史，北宋到南宋所有关于宋江的官私史料，没有一条记载过宋江曾结寨于梁山泊。方勺的《青溪寇轨》说：“(宣和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天章阁待制歙守曾孝蕴，以京东贼宋江出青、齐、济、濮间，有旨移知青社。”又说：“宋江扰京东，曾公移守青社。”这说明宋江游击于青、齐、济、濮这一广大地区，并不是结寨于东平府的梁山。若结寨于鲁西梁山，就不会让曾孝蕴去守鲁东的青州了。《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八引《张叔夜家传以病乞致仕宫观札子》：“臣出守海，会剧贼猝至，偶遗兵斩捕，贼势挫创，相与出降。”《三朝北盟会编》还说：张叔夜“知海州，破群盗宋江有功”。这“出守海”、“知海州，破群盗宋江”，与《宋史》卷三五三所述是一回事。该文为：“宋江起河溯，转略十郡……”这又证明宋江们是一支流寇。他们“起河溯，转略十郡”，并不是结寨于某地。《宋史》卷二十二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人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这证明宋江未结寨于梁山，否则不会被称为“淮南盗”。《宋史》卷三五一《侯蒙传》记载有侯蒙的上书，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横行齐魏”就是从陕西西部到山东东部，横贯四省，二千余里。这又不是结寨自守。《王师心幕志铭》说：“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既转掠京东，径趋沐阳……”这说明宋江由河北而“转掠京东”。《桂林方氏宗谱》卷七《忠义彦通方公(庚)传》说：“宋江三十六人猖獗淮甸。”《蒋圆墓志铭》说，宋江“剽掠山东”，被蒋圆截击，乃“北走龟蒙”。如果宋江是在梁山结寨的话，就不会“猖獗淮甸”，也不会跑到沂蒙山区。《乾隆一统志泰安府山川》云：“梁山在东本州西南五十里……旧志：‘山周二十余里，上有虎头崖，下有黑风洞。宋政和中，盗宋江等保据于此’。”后重修《一统志》时，删去了“旧志”以下至“宋江等保据于此”这些话。可见连本省地区的人也发现宋江并没有“保据于此”。宋江不曾结寨于梁山，前人早有发现。如袁枚的《随园随笔辨讹》就认为：“俗传宋江三十六人据梁山泊，此误也。”中国人往往把小说故事当作真人真事。据说梁山现有胜景七十余处，有朱贵当年开店之处，有当年的断金亭。“许多景观可以为水泊梁山好汉们占山扎寨之见证”。那么《水浒传》中的梁山泊是实景写真吗？认为《水浒传》是写真人、真事、真地点的人很多，而且还有许多“权威人士”，如以“考据经密”、治学谨严著称的著名学者顾炎武、顾祖禹及近人余嘉锡，他也认为《水浒传》关于梁山英雄的描写，“自必确有其事，无可疑者”。余嘉锡“必确有其事”的根据之一是元朝进士陈泰的《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文中说：至治癸亥(1323年)秋九月十六日，舟过梁山泊，遥见一峰，雄跨，问之篙师日：“此安山也，昔宋江议事处。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谓‘来时三十六人，归时十八双，意者其自誓之辞也’。”这段文字，“此安山也”以下都是篙师所言。宋江妻一个人能种九十里荷菱，而且至今还在；三十六个石座位，至今还在，这可能吗?《水浒传》是一部作家虚构和艺术想象而创作的小说，不是历史著作，不是真人真事的记载；即使书中的某人名、某地名确实有，也仅仅是作家创作的素材。所以，《水浒传》中的梁山泊，乃是一个伟大的成功的艺术虚构。如同《水浒传》有漫长的成书过程一样，《水浒传》中的“梁山泊”，也有其漫长的虚构过程。在《水浒传》的雏形《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聚义的地点不是山东东平梁山泊，而是太行山梁山泺。其实，太行山也没有“梁山泺”这个真实所在。那么，梁山泊是怎样“东移”的呢?这是东平元杂剧作家群的功劳。在元朝至正年间，山东东平成了元杂剧中心，以高文秀、康进之为首的东平元杂剧作家群大编大演梁山戏。高文秀一个人就写了十多出，流传下来的有《黑旋风双献功》等八种。康进之著名的《李逵负荆》也是写于此时此地。在《黑旋风双献功》中，梁山的情形是：“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巨野、金乡，北靠青、济、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三十六座宴楼台，聚得百万军粮马草。”这很明显是夸张虚构的艺术创作。谁都知道梁山没有“东连大海”，“四下方圆”，也没有“八百里”，更谈不上“纵横河港一千条”。《水浒传》中的梁山就是在元杂剧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成为一块相当理想的根据地。《水浒传》全书三十多个回目写到梁山泊，颇费笔墨的描写有十多处。《水浒传》的作者采取分散描绘的办法，远景、近景、鸟瞰，一层层、一幕幕地逐渐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不是一上来就长篇大论地介绍全景全貌。要是那样的话，景物描写就单调乏味，而且影响了人物故事。作者把写梁山之景与写人物的心情、心理及故事情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这一回，“孔亮看见三关雄壮，枪刀剑戟如林，心下想道：‘听得说梁山泊兴旺，不想做下这等大事业!”’林冲被逼上梁山，作者借林冲的眼将梁山描绘一番：“林冲看见四面高山；三关雄壮，团团围定；中间里镜面也似一片平地，可方三五百丈；靠着山口，才是正门，两边都是耳房。”这段描写，写猛虎归山，蛟龙人海，地灵更遇人杰。通过多次描写，一块据山临水，形势险要，交通便利，进可攻，退可守的理想根据地被创造出来了。梁山泊方圆八百里，四围是雄壮的高山峻岭，中间则有可作练兵的操场和作战的战场，梁山泊内有宛子城、蓼儿洼，有忠义堂、断金亭，有六关八寨。六关是：山前南路第一关，进山后有第二关、第三关，东路有东山关，西路有西山关，北路有北山关。六关以外，设有八寨：前后左右四个旱寨，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个水寨。另有后山两个小寨，山下一个水寨。这些水、旱寨也就是把守据点。此外还有金沙滩、鸭嘴滩两个小寨，是联络站。在水泊周围有作为暗哨和接待站的四个酒店。上面说的“宛子城”，本是太行山西麓的一座山，因山形如碗，周围峰峦如城墙，所以叫“宛子城山”，本是元末农民起义结寨的地方。《水浒传》作者把它搬到梁山泊来。梁山本是一座海拔仅1979米的坟形小山，是泰山高度的九分之一，峨眉山高度的十五分之一，根本谈不上雄伟，更无险可守。所谓“四面高山，三关雄壮”完全是作者的虚构。《水浒传》作者的功绩不仅在于创造了一块理想的根据地，尤其重要的是，作者总结并发展了中国农民战争的战争艺术，其中首要的就是根据地建设和内线作战的战术。中国历代农民战争不外乎两种形式：一种是柳下跖的流寇式，一种是瓦岗寨的山大王式。经验和事实证明，流寇式不如山大王式。历史上的宋江，如果确有其人的话，那么他们属于流冠式。他们东游西荡，最后落了个被歼灭的下场。《水浒传》作者对历史上的宋江的斗争方式进行了改造，改为利用山险进行武装割据，建设并扩大根据地，实行内线作战、打歼灭战的战术。梁山根据地的发展，经历了王伦_晁盖宋江三个历史阶段。王伦时期是武装割据之始。“那些捕盗官司的人，哪里敢下乡来!”(阮小五)“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下若干科差。”(阮小二)“可见百姓喜欢他们。”但是王伦胸无大志、嫉贤妒能，不求壮大发展。晁盖当寨主后，非常重视根据地建设：整点仓廒，修理寨栅，打造军器，操练水兵，随时准备抵抗官军，并且打祝家庄、曾头市，扩大根据地。宋江当寨主后，致力于梁山力量的壮大。壮大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把前来围剿的官军变成自己的军队，为此而制定了优待降将和在宋朝内部实行策反的政策。如果说王伦、晁盖是占地利，那么宋江主要是占人和。如果实行流寇主义，就不能利用地利，也无法用内线作战、诱敌深入的办法歼灭宋朝官军，当然也无法实行优俘政策和瓦解敌军的政策。《水浒传》梁山泊“总赞”中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许多人认为是建立平等的理想社会的蓝图。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围绕这个问题。争论激烈。那么“八方共域”是建立平等社会的蓝图吗?梁山泊王国，是《水浒传》作者精心创造的一个和谐的社会。作者所设想的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于社会制度与社会秩序，在第七十一回那篇“单道梁山泊的好处”里作了生动的描绘：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关。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认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古楼钟声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连牵。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从作者所描绘的这张理想社会的蓝图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美好的社会理想，更可以看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这就是：主张政治上的平等。不论是“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主张经济上的平均。有财均分，有福同享，无问亲疏，皆一样的酒筵欢乐。主张个性上的自由。不分精灵、粗卤、村朴、风流，皆“认性同居”。主张使用上的尽才。不论笔舌、刀枪、奔驰、偷骗，都用其所长，随才器使。主张组织上的团结。要同心协力，团结战斗，“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作者的这些主张，在《水浒传》中是有所表现的。梁山虽只是一个强大的武装集团，同真正的政权形式不同，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权的“雏形”。这个集团的权力结构的建立，基本上是通过协商的和平方式进行的。晁盖当山寨之主，是大家拥戴推选出来的。晁盖死后，又由吴用等推举宋江做寨主。在寨主产生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发生火并和争斗现象，时时表现出相互礼让的美德，像晁盖礼让宋江那样。再如，梁山先后经历数次排座次，尽管宋江过于注重社会地位和家庭出身，但总的来说，还算比较平等合理，没有什么争执和怨言。虽然座次有先后之别、尊卑之异，但大家在政治上还是平等的。在头领中，经济上基本是平均主义的。如金银财宝之类，大致是“均分一份”。至于吃喝玩乐，更是一样的了。居住条件，统一住所，没有分什么高低贵贱。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水浒传》十分注重义气和如手如足的兄弟情谊。他们把交友看作人生的重要的追求和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如宋江和武松，林冲和鲁智深，都是由于彼此仰慕而结拜为兄弟。武松要回故乡去，彼此恋恋不舍，宋江送了一程又一程。彼此都自忖道：“结交这一个兄弟，也不枉这一生了!“鲁智深和林冲结拜为兄弟后，为了林冲的安全，鲁智深长途跋涉，暗中保护；为搭救史进，鲁智深冒险行刺贺太守；为救卢俊义，石秀跳楼，单刀战群敌而被捕。为救宋江、救柴进，全伙兄弟，舍死忘生，李逵更是一马当先。为救李逵，朱贵不惜牵连弟弟朱富。为搭救张横，阮氏三雄冒死深夜劫营。梁山义军所进行的许多战斗，如劫法扬、大闹华州、智取大名府等等，都同解救、保护梁山兄弟有直接关系。表现了他们那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崇高义气和那种舍己为人、同心同德、团结战斗的高贵品质。《水浒传》就是一部表现鸟托邦理想社会的著作。《水浒传》作者所设想的乌托邦王国，是一个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繁华喧闹的东京、大名府等城市相对立的乡村乌托邦王国，是山明水秀、龟虾丰饶、林茂果盛的世外桃源式的乌托邦王国。这个乌托邦王国，又是一个“全民皆兵”的斯巴达克式的军事王国。他们用齐心协力的战斗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这种自由和幸福必须用战斗来取得、来保卫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越出了幻想和空想，已经不属于乌托邦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农民革命的理想，在军事上，已成为科学的军事理论。这种理想之所以具有科学性，从根本上说，它来自于中国农民战争的伟大实践。梁山泊利用山险水险，结寨自卫，这种战略战术，是来自太行山人民反抗辽金入侵的忠义社自卫斗争。总之，梁山乌托邦王国，是人类乌托邦理想的一次伟大实践或“理想实验”，它为社会革命提供了用文学写成的社会科学理论。《水浒传》形象地生动地描绘出一幅“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共同斗争”的美好的社会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