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子开启华夏之魂！
　　　　周老最可贵的特点，就是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关注世界的最新发展。他的名言之一，就是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在人类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在地球村的形势下，人类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如环境、社会、和平、发展等，都远远超过各民族狭隘的利益。　　　　周有光（摄于日）　　　　一、顺应自然　　　　周有光先生生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今年整110岁。他经过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被人戏称为“四朝元老”。他说：“这一百多年，我遇到许多大风大浪，其中最长的风浪、也是最艰难的时候，是八年抗日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离二十年。但不都过去了吗?”周有光年轻时，身体不好，不佳，生过肺结核，也患过忧郁症。在他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你的婚姻不到头，活不过35岁。周有光说：我不信，结果早就活过两个35了。　　　　1956年，周先生从上海调到北京，在中国改革委员会工作，很幸运地逃过了反右斗争。当时他一家住在沙滩原来北大校内一所民国初建的小洋楼里，五口人住两间半房子。因小楼年久失修，并不适合家居。但周先生却写《新陋室铭》自嘲：“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喜听邻居收音机送来，爱看素不相识朋友寄来。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房子虽小，但周先生一家却过得很开心。改革开放后，周先生才搬进了分配的新简易房，面积也不大。但他说：“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周有光的学生、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冯志伟回忆说，1981年去探望周先生，一进门，地板就咯吱咯吱响起来。我们说，没想到像周先生这样世界知名的大语言学家住房条件这样差。他笑着说：“如果地板不响，我怎么知道你们来了呢?”　　　　1969年冬天，周先生随单位下放到宁夏五七干校，在那儿劳动了两年零四个月，十分艰苦。许多人以为再也回不来了，非常忧愁。周先生说，“我却觉得很有趣味，假如不是文革，宁夏这个地方我可能不会来。而且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当时，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两位老先生仰望，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他们高声交谈着，好像面对几万株高粱在演讲。此情此景被定格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一代老知识分子高远的精神追求令人唏嘘喟叹。　　　　在宁夏农村，裤子破了没法补，周有光就用橡皮胶布贴上，引得全家人哈哈大笑。后来，著名诗人聂绀弩看到了，作诗曰：人讥后补无完裤，此示先生少俗情。周先生说：就是一场马拉松长跑，你不要太在乎一时的长短。来时迎，去时送，万事顺应自然，万事莫要勉强，就是最好的。　　　　周先生淡泊名利，随遇而安，一切顺应自然。他说：85岁那年，我离开办公室，不再参加社会活动。回到家里，以看书、读报、写杂文为消遣。常听老年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却不同，应该反过来想，我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每天都是赚的。我从81岁开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我92岁时候，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片，写道: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　　　　二、错位人生　　　　周有光大学毕业后，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当年，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却因经济原因不得不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追随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攻读经济学，可是河上肇却被捕了，他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有不小成就，他却被指定去研究语言;从小接受的传统教育，却研究了大半生现代的知识。面对这样的人生错位，周先生坦然地说：“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怎么办呢?只能适应生活，与时俱进。　　　　有人说：周有光的人生错位，就像金庸小说中的百花错拳，看似招招错，却错得有章法，错出了另一种境界。周有光没有选择做民国政府的外交官，却无意中避免了以后政治运动的迫害;学经济不成，转而自学语言，收集喝研读了语言学大量的专著和资料，却为后来研究语言文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奉命调到北京，抛开喜爱的经济金融改行语言研究，却躲过了几乎在劫难逃的“右派”帽子;下放宁夏改造，却治好了困扰多年的胃病和失眠症;从宁夏回来后长期赋闲，“躲进小楼成一统”，却写出不少语言学著作――接连不断的人生错位，似乎冥冥之中有天意安排。历经接连不断的苦劳困顿后，才领悟到这何尝不是天降于斯的文化期许。人生错位后的否极泰来，事业舛缪后的成果叠加，究其原因乃是主观因素之所为，一是淡泊名利，二是宠辱不惊，三是襟怀宽阔。　　　　周有光出生在常州临靠运河的青果巷，寻常巷陌里却神奇地走出中国现代三大语言学家：瞿秋白、赵元任和周有光。对周有光来说，1955年是人生转折点。是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受邀来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结束后，文改会领导吴玉章对他说：“你不要回上海了，就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表示：“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吴玉章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大家都是外行。”面对这样的礼遇和盛情，本来就对语言学兴趣颇浓的周有光，怀着一份朴素的热情，“哪里需要哪安家”，从此就一头扎进语言学研究领域。　　　　半个世纪过去了，2005年，在教育部和国家语委举办的“庆贺周有光先生百龄华诞座谈会”上，谦逊儒雅的百岁老人致谢辞：“我对语言学始终没有走进大门，实在惭愧!语言学有三个核心部门，语音学、词汇学和语法学，我都没有走进大门。我搞一点语文现代化工作，只是摸着语言学的一点边边而已。所以我再三对人说，不要称我为语言学家，我至多是一个语文工作者。”周有光喜欢孙女在小时候对他的调侃：“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他地自嘲：“孙女说得一点不错，我就是这么一回事。”两个半圆等于零，这个形象的描述，也好像两个弯曲前伸且相交的臂膀，把渊博的知识以及丰硕的成果完全揽入怀中。　　　　三、拼音之父　　　　从1955年起，周有光先生便被委以文字改革的重任。由他主抓并最终制订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被世界所公认，人们尊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从1952年的《中国拼音文字研究》到2010年的《语文通论》，周有光先生一共出版了涉及古今中外的语言文字学研究著作竟达36部之多!周有光这个名字，已熔铸在中国语言文字发展史上，熠熠发光!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有光先生在语言文字学领域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语文现代化方面，其主要学术成果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汉语拼音研究。1955年，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全国汉族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并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促成国际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其后，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年公布。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周有光主编《汉语拼音词汇》，后来成为中文电脑词库的基础。　　　　2.语言文字学研究。1961年出版《汉字改革概论》，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词的结构、同音字和同音词、简化和繁化等问题，扩大了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范围。　　　　3.文字发展规律研究。周有光提出“文字三相分类法”(符形、语段、表达法)，并把汉字的传播历史分为“学习、借用、仿造、创造”四个阶段。　　　　4.中文信息处理研究。周有光致力于研究无编码的“从拼音到汉字”的自动变换法，提出“两个双语言”的建议，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急需实行两个双语言：方言和共同语的国内双语言;汉语和的国际双语言。日，101岁的周先生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的特等奖。该奖规格很高，每五年评选一次，如郭沫若、吕叔湘、胡绳、王力等一批著名社会科学家曾先后荣获该奖项。　　　　更令人敬仰的是，百年老人仍关注全球风云，心系祖国命运。每每看到老人在书屋里敲击键盘撰文写作。我不禁心中默诵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其思理之致乎!”他身居斗室，却以天下为己任;他关心中国，关心世界，关心人类;他察古观今，激浊扬清，拨开迷雾，探求真知，并不断将真知灼见敲击于键盘，撰写于笔端，发出自己的声音。高年劭德、誉满天下的周先生，其道德文章、思想境界、胸襟志趣、赤子情怀，历数五洲寰宇，几人能及?　　　　四、思想先驱　　　　《文化学刊》约我撰写论文《周有光对中华思想文化的贡献》。如何总结周有光先生对中华思想文化的贡献呢?这是很难驾驭的一个命题。著名法学教育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对周公的评价――“思想先驱，文化启蒙”。其中“思想先驱”是“文化启蒙”的前提和基础，“文化启蒙”是“思想先驱”的接力和天职。　　　　所谓“思想先驱”，即居于时代前列，站在历史高度，能在社会发挥引领作用。周有光先生具有审视全球的眼光，具有丰硕的知识积淀，他视野开阔、胸怀博大，加之渊博的知识、人生的历练以及举重若轻的科研方法，因而面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研究”这个宏观课题，能够驾轻就熟，推陈出新。周有光对历史以及现实的观察、认识、分析、评价，不迷信权威，不拘囿定论，不人云亦云，经过缜密的独立思考和反复斟酌后，提出全新的理论观点。　　　　例如，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我们从小就学习斯大林的五阶段理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似乎成为板上钉钉的金科玉律。但周有光先生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分期，却从政治、经济、思想三个层面概括：　　　　政治层面――神权统治→君权统治→民权统治　　　　经济层面――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　　　　思想层面――神学思维→玄学思维→科学思维　　　　周有光先生指出：人类的思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神学思维，神学思维是迷信;第二个阶段叫玄学思维，玄学思维是信仰;第三个阶段是科学思维，科学思维讲究实证。三种思维模式截然不同。……从经济来讲，就是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从政治来讲，就是从神权政治、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从专制到民主。不管是谁，凡是违背了这个规律，迟早是要退回来重新走，没有第二条道路。　　　　这种全新的分期，从理论上冲破了多年的思想禁锢，不仅“新天下耳目”，更重要的是“指出向上一路”，――不啻为振聋发聩思想启蒙。周有光先生这种“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就是打破人们多年惯性思维形成的陈格旧路，启发人们去研究去寻觅去验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去探寻并开拓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周先生指出：“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是一条政权演进的路线，全世界国家都在这条路线上竞赛。”“社会发展规律，民主社会是未来必然的发展方向。”“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它是三千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许多国家，一代一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群众，前仆后继，不断创造，达到今天的水平。今后当然还要继续完善化。”“民主不是有利无弊的制度，但是历史证明，它是不断减少弊端的制度。……”　　　　五、独立思考　　　　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当以独立思考为根基。1923年，周有光考入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圣约翰大学。作为在洋学堂读书的第一批学生，他在这里接受了新文化的启蒙和新思潮的洗礼。多年后，周先生语重心长地指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要独立思考，这也是我的教我的。人家问我，你对今天的教育有什么建议，我说就是要提倡独立思考，这一条非常重要。”　　　　周有光晚年出版的《朝闻道集》、《拾贝集》、《百岁忆往》等著作，其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一以贯之。周先生说：“我在下笔的时候，一定要进行一番独立思考，避免人云亦云、力戒以讹传讹。”“教育应该帮助人们培养思考能力，我们很多做法反而是压制和破坏他本来有的思考能力，尤其是独立思考能力。我们的已经没有了正当的思想能力，会教出来什么样的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一起读周老写在文章里的两段话：　　　　学术就希望你来批评我，希望你来说我的错处。批评是学术的养料，没有批评，学术就不能进步。所以外国人认为学术进步有个规律，叫尝试错误，一边尝试一边犯错，错了就改，再发现再改，“学术”永远是这样子进行的。但只许信仰不许怀疑，整个科学就没有了。　　　　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的真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没有人能够掌握终极真理，过去没有，将来也没有。终极真理就意味着不需要变化，停止了。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是对的，那你就是圣人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最简单的问题都被搞复杂了，所以今天要来讨论常识，常识就是最简单的，不复杂的。　　　　这些朴素的话语里，却蕴含着、昭示出独立思考的大智慧。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对周有光做如下评价：“他坚持着冷静的观察，客观地品评着是非。中国的语言文字问题是中国文化的晴雨表……在这种变幻莫测的风云中，有人坚持己见，脱离时代，陷于保守;也有人失去理智，贸然超前，流于偏激;更有一些无耻之徒逐潮附势，成为墙头草。但是，只要顺着顺序看周有光先生的书和文，你会觉得，他在与时俱进地调整着自己的思想，从来没有随着潮流、跟着权势东歪西倒……他在风云变幻中赢得了追求真理的真诚。”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在为周公108岁庆生祝寿时，感慨道：周有光先生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知识人，从体制内服从型转变为独立、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从金融学、经济学教授变成文字学、文化学的著名学者，“这一切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这是厚基础、宽口径、通识教育成功的表现。这一切难道不应该引起我国教育界深刻的反思吗?不改革实用主义的狭窄专业化教育模式，中国能够培养杰出的人才吗?”　　　　“通识教育”也称“博雅教育”，就是着重培养学生把握基础知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周先生回顾自己在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他认为在学校里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怎么自己学，学会独立思考。学问是要自己学的，老师不过是给学生指示道路。他说“通识教育对我的好处，就是在学校里面选的课程比较广，同时学到了怎样自修的方法，有了这两点，要改行就不大困难了。”独立思考和自学能力，对于学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前者有助于把持方向和开拓创新;后者有助于开拓知识和通才培养。　　　　六、求真务实　　　　在现实社会里，直言犯忌，敢说真话，实在不容易!无数史实显示：卫巫监谤得逞，厉王弭谤成功，说真话受罪，说假话受惠。于是，道路以目三缄口，假话空话遍地走。谀辞媚文满天飞，万马齐喑使人悲。十年“文革”，人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吞吞吐吐，嗫嗫嚅嚅，欲言又止，言不及义，顾左右言他。实在憋不住，有话想说，也只好隐约闪烁，剔刺剜骨，涂脂润色，点到为止。尚未冲刺，先挖掩体;举足之前，预设退路。在当今知识界通常的处世哲学是“难得糊涂、祸从口出、三缄其口、不说为佳、明哲保身”。可见说真话――“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古人说“言为心声。”周有光说：“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话一定是真理的前提。”那些自称掌握了宇宙真理的人，一方面瞎话连篇，另一方面却堵塞真话，岂非咄咄怪事!和蔼且坚毅的周有光先生，却绝不为个人利害远祸全身，他一生反对说假话，说昏话，说空话。在知识和理性的层面，他讲自己相信的话，讲经过独立思考的话，而绝不说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痛不痒的话;更不会随风转舵，摧眉折腰，虚意逢迎。　　　　学者说真话，可分两个层次分析：第一是否能说真话，第二是否敢说真话。这自然需要学者的智慧、良知、胆识和勇气，但更需要相应的宽松的环境，就是社会的进步、制度的保障。周有光说：“真理不怕批评，批评是真理的营养品。怕批评的不是真理，而是未能适应时代的宗教和教条。迷信时代要过去了，盲从时代要过去了，现在是独立思考、择善而从、不拘一格、奋力求进的与时俱进的时代了。”　　　　2010年，出版的《朝闻道集》就是一本说真话的书。书的腰封上印着一段话：“在105岁之前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这本书是周老晚年学术随笔的代表作，是从百年人生经历里提炼出的文化精髓，是晚年历经重新学习和全面反思之后的思想梳理和哲学升华。在这部书里，百岁老人把自己的真心、真情、真相、真知，毫无保留地呈献给读者。　　　　周有光求真务实的学风体现出学者的真诚。对于重要问题的学术争论，周先生绝不退避三舍，也不当和事佬。例如针对某位著名学者提出的“河东河西轮流坐庄”的说法以及“中国文化将主宰21世纪”等观点，他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某学者提出，世界文化可分为“东方”和“西方”，文化发展的规律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我理解：周有光对此的批评主要集中以下三点：第一，东方文化由东亚文化、西亚文化和南亚文化三个部分组成;东亚文化不能代表全部东方文化。由此推论，中国文化也不能代表全部东亚文化。第二，世界文化的流动趋势绝非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惟其如此，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第三，宣扬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竞争或“压倒”，强调其势不两立的关系，只能迎合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心理需求，却不利“地球人”形成良性的文化心态。　　　　七、世界眼光　　　　作为超百岁的老人，周老最可贵的特点，就是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关注世界的最新发展。他的名言之一，就是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在人类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在地球村的形势下，人类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如环境、社会、和平、发展等，都远远超过各民族狭隘的利益。　　　　周先生在一些文章中，曾回顾世界文化流动交融的潮流。例如古代中国的先进文化曾流向东亚各国，汉代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把汉字文化与中国的丝绸、瓷器一起带到遥远的西亚，直至欧洲;盛唐时期，长安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各国商旅、学人云集，把中国的汉字文化散播到中国以远地区;明代郑和船队七下西洋，至今还可以在非洲的海域找到刻有汉字的陶器;元、明、清代著名的东学西渐，使西方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睿智。与之对应，印度的佛教文化曾流向中国和东亚各国，西亚的基督教也曾流向西方。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又流向东方，就是西学东渐，这都是世界文化流动的证明。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绝非坐庄、主宰或取代，而是融合、互补或更新。　　　　当今世界拥有60亿人口，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五六千种语言。各个国家和地区，无论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还是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阶段，都存在着种种差异。但整个人类的文明却因此而交相辉映、多姿多彩。承认、尊重和有意识地保持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保障，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标志，尊重和推动不同文明的借鉴、融合与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因而，无论任何一个世纪，世界文化都不会被某一国家主宰。正如周先生所指出的：“现在再谈中国文化将统治21世纪是可笑的。统治21世纪的不是东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　　　　周先生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进入了国际现代文化和地区传统文化的双文化时代。”各地传统文化在互相接触中吸收和更新，其中具有普遍价值的精粹部分将融入国际现代文化之中。现代国际文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由全人类共创、共有、共享。周先生重视国际现代文化，但不否认各国的传统文化。他认为，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并存的双文化时代。他说：“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文化代替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　　　　前些年，面对语言、新词热词的涌现，许多人忧心忡忡，担心会把语文搞乱了。周有光对此淡定且沉着，他说：新的东西还没有成熟，你就批评它、压制它，这不好。你让它发展，发展到一定时候，它自己会调整的。假如它有生命力，那么就进入词汇里去了，没有生命力，自然就会被淘汰。――这是何等明澈的眼光和兼容并包的胸襟!　　　　周先生不愧是新潮老头，2010年6月在新浪开了“博客”，还上了新浪网的首页。他的博客由朋友帮助打理，陆续发表周老一系列文章，也引来大批粉丝前来跟帖。周有光紧跟时代潮流的思想，十分令人钦敬!　　　　八、文化启蒙　　　　周有光的一生，可用两句话概括：“四个时期仨跨越，三个领域两头真。”所谓“四个时期”，是说周老一生先后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即晚清、北洋、民国、新中国。所谓“三个跨越”，是指他的一生实现了跨越世纪、跨越学科和跨越代沟。所谓“三个领域”，是指他先后涉足三个学术领域，45岁之前，主要研究经济学;45岁至85岁，主要研究语言学;85岁之后，转而研究中外历史文化学。所谓“两头真”，用他的话说：“年轻时候天真盲从，年老时候开始探索真理。”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笔者就研读周有光先生《语文闲谈》等关于语言文字的多部著述，在民盟中央办的《群言》刊物上，周有光先生的系列文章。对先生十分景仰，但缘悭一面。2007年，笔者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秘书长，自此每年1月12日都与学会领导一起前往名誉会长周有光先生的寓所，为老人贺寿。后来，又先后数次陪同外地友人前往探望问候。八年来，与周公或长或短总共晤谈十多次，亲聆教诲，如坐春风。每次拜会，都被百岁老人睿智谈吐、和蔼音容，及独特的人格魅力所，心头萌生出一种精神力量，启发我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热点的或冷门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上下求索。　　　　一次利用北京开会间歇，与袁钟瑞副会长一起去探望周先生。老先生着说：“以前，都是从国家的角度看世界，所以观点各不相同。现在，应该从世界角度去看国家。光从中国角度是什么也看不清的。”老人娓娓道来的这段话，絮絮如话家常，但认真回味，却如醍醐灌顶，令人警醒。这就是知识老人、思想先驱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文化启蒙。我当时心中蓦然浮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诗意图画――百岁老人高瞻远瞩的目光与安详淡定的神态，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后来，陆续读到周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多次阐述：“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主要是：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现在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孔子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今天还要添上一句：‘登月球而小地球。’地球的确太小了，不能再说‘大地’，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村庄，叫做‘地球村’。”“地球变小了，我们的胸襟不应当跟着变小。不能用航海的景观来开拓胸襟，可以用航天的知识来开拓胸襟。”　　　　多年来，我尽量搜集并力求系统地研读周公关于社会文化的著述，俯读仰思，反复品味，常有豁然开朗的感受。随着阅读的深入，思想渐入佳境，视野、眼界、胸襟渐次开拓，视角、思维、逻辑以及对事物观察、分析和评论，第一跳出僵化的窠臼，第二不再拘泥于微观枝节，而尽力在历史长河和世界范畴时空交叉的维度着眼、联想、较比、探研……。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精骛八级，心游万仞”吧!自身的文化开蒙和思想升华，完全归功于周老“授人以鱼”的思想点化和润物无声的文化启蒙的巨大推力。　　　　九、学术随笔　　　　周先生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更典型地体现在其晚年精心撰写的学术随笔上。在85岁那年，周先生离开了办公室，走出“专业的深井”，开始在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里起航。他以读书为帆、以思考为舵、以写作为桨;他心无挂碍，目光如炬，跨越横蹊，脱离窠臼，对陈规戒律犁庭扫穴，对真知真理热情推介;他融汇文史哲经，荟萃中外智慧，吸纳古今文化，聚合天地精华，提出一系列创造性的真知灼见。从而赢得“周百科”“文化老人”“魅力人物”的称誉。　　　　著名学者刘再复在《周有光：让人心暖与神旺的名字》一文指出：周老最让我惊奇的不是他的高龄，而是他在一百岁之后却拥有两样最难得的生命奇景：一是质朴的内心;二是清醒的头脑。……周老的一切言论都是“童言无忌”，都是赤子之语，一片天真天籁。《道德经》说，“圣人皆孩儿”。周老再次为这一论断作证。此外，周老还拥有比无数老年人、中年人、年青人更为清醒的思想，他的言说都是对当下世界、当下中国最清醒的认知。周老心中有一颗用中国百年历史经验、世界千年文化和个人长久岁月体验而铸造出来的，它放射的阳光，可以疗治病态的、在左右两个极端中撞击的心灵，而对于我这样一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精神病狂的知识人，更是价值无量的清醒剂。　　　　周公的学术随笔，纵论今古，时空交错，叙评结合，臧否人物，叙述从容，论理透彻.　　　　在谈思想文化研究的体会时，周先生曾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分析：“历史像一条河一样，河的上面有波浪，这个波浪受风的影响，一下子往东，一下子往西。你在这个波浪里面生活，弄得眼花缭乱，弄不清楚。我现在不研究河流上的风浪，我研究河流下面的潜流，潜流比较稳定，他的方向比较明白。我就是研究这个潜流，根据潜流，我假定一个理论，就是我自己认为可以讲清楚的，就是整个人类前进轨道是怎么回事。”　　　　有些学者在撰文运笔时，惯常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浅显的道理玄妙化，来忽悠老百姓。他们玩弄术语，自炫高深，却难掩思想苍白。我曾在博客里为这种大专家地的蹩脚文章画像：“开篇绕脖子(故弄玄虚)，中间鸡肠子(引用洋文)，抡起大板子(贬斥同行)，通篇车轮子(冗长拖沓)”这种花拳绣腿的文章，被读者抛之一旁，咎由自取。　　　　读周先生的文章，没有言不及义的高论，讲得实在，读着明白。其中新颖的见解、平实的推理令人赞佩;同时，简短、明确、清新的陈述、流畅的笔调，使读者犹如步入园林或荡舟西湖的感受。周有光的学术随笔，娓娓道来，简约生动，如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但细加品味，却可感受到智慧与理性的光辉。理论深入浅出，文字明白如话，笔法洗练，通俗易懂，堪称白话文的典范。　　　　十、为先生寿　　　　周先生戏言：“上帝把我忘记了，所以一直没有叫我回去。”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说：我想，应该是“上帝”知道周先生负有崇高使命，必须留在这个世界。天之降大任于斯人，必予以优秀遗传基因，使之健康长寿，智力超常;须自幼接受良好而全面的教育，使之具备全面优良素质，掌握古今中外知识;给予历史机遇，既使其历尽艰辛，又获得发挥其智慧才能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周先生在大彻大悟之后，能奉献于民众、国家和全人类。古往今来多少伟人天才，具备这四方面条件者罕见记载。而周先生不仅具备，还创造了新的纪录。　　　　长期以来，周老一直平静地生活在他那九平方米的小屋里，活动圈子虽小，却妨碍不了他心怀天下、贯穿古今的广阔视野。他认为：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长跑，不要太在乎一时的长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来时迎，去时送，万事顺应自然，万事莫要勉强，就是最好的了。到了晚年，周老立下“三不主义”：第一不立遗嘱，第二不过生日，第三不过年节。　　　　周有光先生虽已110岁高龄，但其思想却仍敏锐，他关心天下大事，关心国家命运。几年前的一天，夜读周有光，犹如与先生对床夜语，思绪充盈，夜不能寐，有感而发，写出长诗《周有光礼赞》，一气呵成，如有神助――　　　　学界尊崇周有光，霁月情怀澄海江。初由经济入语苑，遍及社科气礴磅。当年制定拼音化，鼎故革新功四方。百岁千篇文思涌，椽笔丹心撰华章。横击键盘呈锦绣，纵论文史传芬芳。历练人生襟怀广，谙熟环球宝鉴张。见识文胆堪标举，铁肩妙笔思兴邦。放眼全球谱钟吕，羞煞群儿书鸡肠。侃侃常示情深切，谔谔更见理昭彰。腐儒闻之色沮丧，风云为之久低昂。八股空文无人睬，四海学人读有光。梁效谀文千古佞，周公箴言百代香。多情多义有眼光，无欲无求岂依傍!瞻望神州愿景展，科学民主双帜扬。每每网上阅华章，稚子引颈窥门墙。读公篇篇肺肝语，胜我夜夜萤忙。私淑吾侪心景仰，灵犀一点献瓣香。遥祝先生笔永健，意惬心安寿而康!引领语文现代化，后人唯瞻马首骧。吟罢忽觉罡风劲，碧空如洗月如霜。　　　　还有一次夜读周老文章《的时代意义》，感慨很深，遂写四言诗，记下当时的感受感受：　　　　端午，骚客苦楚。汨罗英魂，诗之始祖!黄钟毁弃，雷鸣瓦釜。　　　　文人噩运，鱼肉刀俎。奸邪媚上，直士凌侮。长舌擅佞，长袖善舞!　　　　每临端阳，瓣香瑶圃。思接千载，龙舟江浒。楚王台榭，骂名千古。　　　　靳尚郑袖，谁与为伍?徜徉湘沅，曾伫汀渚：指点激扬，汗青仰俯。　　　　橘颂傲然，九歌媚妩。长吟离骚，正气滋补。屈子魂魄，时代解诂。　　　　后昆垂范，前贤踵武。砺我精神，擎我脊柱!大写人字，以之撑拄!　　　　后来，周先生出版《朝闻道集》，其中《端午节的时代意义》文末，把我这首四言诗作为附录。――老先生认为我读懂了他的文章，昭示对作者与读者达到拈花微笑、心志相通的默契。　　　　周先生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可用八个字概括：思想先驱、文化启蒙。庆贺周有光先生一百一十岁寿辰，这是所有周先生的读者和听众，所有认识他的人，所有知道他名字的人的共同愿意。这不仅是对周先生的美好祝福，也是我们对世界，对人类，对未来的真诚祈祷。　　　　最后用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给周先生贺寿致辞作结尾：“周先生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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