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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司法考试【柏浪涛】《刑法》通关必备装备 攻克168道题（习题+答案）.doc 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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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刑法通关必备装备
攻克168道题（答案版）
作者：柏浪涛
本套试题的目标只有一个：提高多选题的答对率。多选题错得太多，是司考失败的主要原因。
本套试题涵盖了本年度考试的80%考点，具有实战性和检测性，如果能答对70道题，那么本年度考试便及格了。如果没有，则需要认真总结答错的考点。
声明：本套试题80%是首次推出，望尊重知识产权。
答疑渠道：柏浪涛博客（“法律家”网站）
一、刑法的渊源
【1】关于刑法渊源，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刑法修正案（八）属于立法解释
B.我国目前只有一部单行刑法
C.我国目前没有附属刑法
D.立法解释可以类推解释
二、刑法的解释
缩小解释——平义解释——扩大解释——类推解释
【2】下列说法错误的有（ ）
A. 将大型拖拉机解释为破坏交通罪中的“汽车”，是扩大解释
B. 将男性向不特定男性提供性服务解释为组织卖淫罪中的“卖淫”，是类推解释
C. 将自动取款机解释为盗窃罪中的“金融机构”，是扩大解释
D. 财产性利益解释为抢劫罪中的“财物”，是扩大解释
【3】下列说法错误的有（ ）
A. 将长期通奸解释为破坏军婚罪中的“同居”，是扩大解释
B．将弹壳解释为走私弹药罪中的“弹药”，属于扩大解释
C．刑法第261条遗弃罪中的“负有扶养义务”的人，解释为既包括家庭成员，也包括负有扶养义务的其他人，属于扩大解释
D. 窝藏、包庇罪的对象只包括已决犯，破坏监管秩序罪的主体只包括已决犯，脱逃罪的主体只包括已决犯
答案：AD。D项，窝藏罪包括未决犯和已决犯，脱逃罪包括未决犯和已决犯。
三、刑法的效力
（一）空间效力
1.属地原则
（1）属地原则之地既包括行为地也包括结果地
【26】甲欲杀害乙，向乙开枪，下列说法符合法定符合说的有（ ）
A. 由于没有瞄准，打死了乙身后的丙，则定故意杀人罪未遂
B. 打死了乙，但也打死了乙身后的丙，则定故意杀人罪既遂
C. 重伤了乙，却打死了乙身后的丙，则定故意杀人罪未遂
D. 打死了乙，却重伤了乙身后的丙，则定故意杀人罪既遂
【27】下列属于事实认识错误讨论的问题有（ ）
A. 在荒野里，甲想开枪打死乙，实际是稻草人
B. 在大街上，甲想开枪打死乙，实际是街头雕塑
C. 甲想开枪打死一只野兔，没瞄准，打死了乙
D. 甲想开枪打死乙，没瞄准，打死了乙身边的宠物狗
E. 甲误将敌敌畏当作药酒给乙喝，让乙治疗风湿病，乙中毒死
【28】下列错误属于对象错误的有（ ）
A. 甲欲给乙的汽车装炸弹炸死乙，误将丙的汽车当作乙的汽车，炸死了丙
B. 甲将炸弹装到乙的汽车欲炸死乙，不料丙开乙的汽车，炸死了丙
C. 甲欲电话敲诈勒索乙，错拨电话给丙，以为丙是乙，丙害怕并答应给钱
D. 甲欲毁坏乙家玻璃，扔石块却打碎了丙家玻璃
【29】甲开枪欲杀死乙，子弹未打中乙，竟穿过乙身后墙体打死了隔壁邻居丙。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 甲对乙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
B. 甲对丙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
C. 甲对丙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D. 甲对丙的死亡属于意外事件
【30】甲教唆乙杀丙，乙误将丁当作丙而杀死。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 甲构成打击错误
B. 乙构成对象错误
C. 甲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
D. 乙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
【31】甲欲杀害乙，便给乙邮递一盒包装严实的毒药，但在邮递单上写明是伟哥，并要求乙亲收亲启。乙单位收发室人员丙看到是伟哥，便取出偷吃了，中毒死亡。甲的行为构成（ ）
A. 因果关系错误
B. 打击错误
C. 故意杀人罪（预备）
D. 故意杀人罪（既遂）
十一、责任年龄
【32】15周岁的人的下列行为需负刑事责任的有（ ）
A. 绑架罪致人死亡
B. 抢劫枪支、弹药
C. 携带凶器抢夺
D. 实施盗窃被抓时使用暴力
【33】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 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B. 已满75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C. 对不满18周岁、已满75周岁的人不能适用死刑
D. 75周岁生日当天即为已满75周岁
十二、犯罪形态
（一）区分
1.未遂与预备的区分
2.未遂与不能犯的区分
3.未遂与中止的区分
4.未遂与既遂的区分
（二）联系
1.既遂排斥中止
2.既遂排斥未遂
3.未遂排斥中止
4.中止排斥未遂
【34】王某欲杀死李某，购买好毒药后，忽然得知李某竟然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亲弟弟，便扔弃了毒药。王某的行为构成（ ）
A. 实行阶段的犯罪中止
B. 犯罪未遂
C. 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
D. 犯罪预备
【35】甲乙共谋入户抢劫，甲在外望风，乙入户抢劫。乙进入后发现户内无人，便拿走了贵重财物。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11,265被浏览4,064,828分享邀请回答2.4K266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5.7K775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转贴]重庆号巡洋舰武装起义回忆录
眭世达同志和我在同一厂工作，他是技术副厂长，我是技术部门负责人，接触很多，了解较深。他为人正直，不谀权贵。此文稿在1980年已拜读过，读后深为感动。征得作者同意，将此文在此发表。
　　 前 言
　　《参加重庆号巡洋舰武装起义》回忆录一文是根据亲身经历在1979年回忆写成。但从未发表过。在此后20多年中，有许多同志也写了“重庆舰走访事情”版本多样，内容差别较大，有些不符合历史事实，并以讹传讹，甚至在互联网上也有讹传。
　　为了对历史负责，故将1979年原稿重新打印成册，给朋友们留个纪念，给后人留个真实的历史纪录。 笔者 眭世达
　　一、赴英接舰
　　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出于谋生的目的，我考入了国民党海军教导总队学兵大队，入伍后才知道这个部队还有另一个名称：“赴英接舰，参战学兵大队”，这个部队是为了到英国接收一艘轻巡洋舰和一艘护航驱逐舰，并参加英国舰队对德作战而建立的。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参战任务没有了，但接舰任务还存在。我们在上海接受了八个月的预备训练和英语学习，经过英国派遣人员的挑选，于一九四六年十月被送往英国。我们这批共400余人，被分配到英国各个皇家海校学习，我被分配在一所皇家海军枪炮学校，校址离伦敦约三十公里，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它曾多次为日本海军培训过大批海军骨干，在第二次大战中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海军骨干，就曾在这里学习过，这里教学设备在当时很先进，模拟实战环境的半球体银幕和音响效果逼真到如同身入其境，从理论学习、模拟射击到实弹射击，都使我很感兴趣。这个学校的历史渊源和学习环境，使我们产生了建立一支强大的中国海军的民族责任感，我们学习认真而紧张，英国教官曾对我们说：“但愿你们不要象日本人那样，学去海军技术，回过头来打我们！”学习虽然紧张，但每三个月有十天休假，这使我们愉快地熟悉了英伦三岛各地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大家对这种异国生活都感适意。此时英国政府正由工党执政，报纸上公开讨论是否应该取消皇室改共和制，为了显示“劳工第一”，在工人下班时刻，全体军政人员和白领阶层人士都得站在一边给下班工人让路！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大为惊奇，我看到了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民主”方式，在这种环境下，我在同学们当中成了政论爱好者、我的政论对手是一位“青年军联谊社”社员，他是一个独裁制度的拥护者，他认为英国人可以讲民主，而中国人则愚昧无知，不能讲民主，只能讲独裁，只能有一个党、一个领袖。但我对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的丑态和腐朽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但这位仁兄却说：“领袖”是廉洁的，只是下面捣坏了！这种争论导致他常给我戴“红帽子”。“红帽子”对今天的人是一种光荣，而在当时就象今天给人戴“白帽子”一样使人难堪！由于当时国民党不能在英国进行特务或政治活动，我们的争论还算自由，长此下去不由引起了一个念头：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从而产生了对共产党员想作一番了解的要求，从国内传来内战和贫困落后消息，令人十分烦恼，虽然国外生活优越，大部分同学麻醉在眼前的欢乐之中，而有现实感的人，不能不看到国内等待着我们的正是内战和贫困！我希望中国有一支抵御外患的强大海军，但我不愿回国参加内战，常为以后地命运担忧，当时被认为摆脱内战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利用已学到的海军技术，逃亡到外国商船上当海员。（后来的确有许多同学走上这条道路，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商船船长，航行在世界海洋上。）当时我也积累了准备逃亡的路费，但最终我被共产主义理想引向革命的道路。
　　在海校学习结束后，我被转到皇家海军一艘重巡洋舰“荣誉”号上实习，开始和同学毕重远（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接触，以后又转到“曙光”（AURORA）号轻巡洋舰实习时，和毕重远接触增多了，因为他是舰上兼职图书馆管理员，他这里的苏联小说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给我阅读了《母亲》、《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书中革命者的形象强烈地感染了我，使我想到中国的现实，想到幼年失去了母亲，童年时期随着失业父亲沿街乞讨饥肠辘辘的悲惨生活，想到寄人篱下和当学徒那些充满屈辱苦难的少年时代！显然革命的种子已经在我心中萌芽，我向往革命了。这时我的好友毕重远同志又给我看了一本“唯物辩证法”，尽管这本书对我太深奥、太抽象，但它仍然引起我浓厚的兴趣，知道了共产党不简单，八路军、新四军的点滴传说，也逐渐加深了我对共产党敬仰之心，而那个独裁腐朽的国民党却称共产党为共匪！这引起我极大的愤慨，由于思想激烈变化，开始明白自己不应再随便和人争论了，沉默寡言更使我越来越感到无法忍受现实生活，这时除毕重远外，我还结识了思想较进步的于家欣、陈斌、逾述之等。由于向往革命，我改变了国外当海员的打算。约在一九四八年四——五月间，我们完成了在英国的学习和实习，正式接收了“曙光”号这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称为“银色鬼怪”的地中海“K”舰队旗舰，并改名为“重庆”号。这艘轻巡洋舰，一九三六年下水，排水量七千五百吨，它长153米，宽15.2米，有六门六寸口径（152毫米）主炮，八门四寸口径（104毫米）高射炮，十二门近距离自动炮，七枚24寸直径鱼雷，共有七部航海和炮瞄雷达及六十一部无线电台，其中长波电台可进行全球通讯；四部蒸汽透平机六万四千匹马力，可使舰速达到每小时32海里；有火炮指挥仪，可控制火炮对海上或空中目标的射击。这艘军舰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绩辉煌：它曾在挪威、那维克（NARVIK）港摧毁过德军工事和火药库；在斯匹次卑尔根（SPITZBERGENIS）岛击沉过德国“勃力世”号巡洋舰；一九四一年编入地中海“K”舰队为旗舰，击沉过意大利驱逐舰两艘，击沉运输舰十艘、伤八艘；一九四四年欧洲盟军总司令、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曾乘该舰指挥对班太雷利亚（PANTELLTIAI）岛的攻击；它也曾参加过对西西里（CICILY）岛登陆战及争夺希腊海岸的战役；并在阿尔及尔港当了英皇座舰，这是当时的一艘现代化舰艇，一旦加入国民党海军舰队，就成了吨位最大、火力最强、舰速最高的作战舰只，我们接收了这艘巡洋舰和另一艘已改名为“灵甫”号的驱逐舰，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从英国朴斯茅斯港一同启航回国，途径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经过马耳他岛，穿过苏伊士运河，红海进入印度洋，途径哥伦坡、新加坡、香港等地于八月驶抵上海，由于沿途进行访问活动，航程历时三个月，几乎每到一个港口，都受到侨胞们的热烈欢迎，这些海外孤儿看惯了列强战舰的耀武扬威，一旦看到中国海军，人人都象节日般地兴奋！可是，几乎在每一个港口都有逃亡者（留在国外当海员），尤其在新加坡、香港两地逃亡者为数最多，这使我们每接近国土一步，心情就愈加沉重！彷徨不安的归国者嗅到了内战的火药味。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重庆”、“灵甫”两舰驶抵南京，向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报到，并开始分批放假，这时我和于家欣、陈斌计划利用放假投奔苏北解放区，于家欣先随陈斌到泰州找关系，我到扬州探亲等他们的消息，不想陈斌受地主家庭影响而动摇，于家欣在人地生疏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单独行动，结果在边界被捕，我也只好暂回军舰。
　　[由于远航归来，“重庆”舰驶往上海高昌庙造船厂入坞检修，此时解放战争正在华北、东北战场激烈地进行着，军舰在检修期间不能参与战事，使我有时间周密地考虑如何进入解放区的办法，这时国民党对我们加强了政治宣传，语无论次的宣传者一会儿说：“共产党抓到戴白帽的水兵就杀头”；一会儿又说：“投奔共产党的人，会落得先甜后苦”！并要叛徒叶青来高昌庙码头演讲，出于对卖狗皮膏药的厌恶，我没去听。
　　二、在辽沈战场上
　　一九四八年，在半殖民地色彩浓厚的黄浦江上，最好的码头被外国人占用着，外滩江面的水鼓、系缆着美、英帝国主义的战舰和商船，而“重庆”舰只能停泊在高昌庙偏僻的江面上。经过检修的“重庆”舰在一九四八年十月终于被投入了反人民的内战，在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及其随员的督促下，“重庆”舰驶向东北战场，此时我解放军展开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已被围困在长春、沈阳、锦州为中心的三个包围圈内，“重庆”舰在桂永清亲自指挥下，先后在烟台、秦皇岛、葫芦岛、营口等地向岸上目标进行了炮击，以支援地面部队的行动。
　　一天“重庆”舰突然驶往塘沽，因航道水浅不能驶近港口，“重庆”舰就在塘沽海面抛锚，似有特殊任务，果然在下午三时左右，一艘腥臭的鱼船，载着蒋介石本人和他的随从，卫队数十人，伴随着鱼船上多得难以想像的绿头大苍蝇上了“重庆”舰，渔船上航行的颠簸，使这位“党国领袖”已面无人色，他在桂永清陪同下进入司令住舱。被洗刷得一尘不染的甲板上，却留下成群的苍蝇！蒋介石的双枪卫士们，使半截军舰成了禁区，不久，“领袖”要通过舰上的有线广播对我们训话，我们以为这位老政客要装点门面，卖点狗皮膏药以拢络人心，不想他拿起“军人守则十二条”象牧师一样朗诵起：“一、忠勇为爱国之本；二、孝顺为齐家之本；三、……”他将有文化知识的，见识过欧洲民主的“重庆”舰士兵，当成了愚昧之徒！
　　辽沈战役已经进入关键时刻，蒋介石来是为了在舰上召开辽沈战区高级军事会议，到会者有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付司令范汉杰，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等陆海空高级将领，当时沈阳、锦州两个包围圈日益缩小，久被围困的长春对蒋介石已是鞭长莫及，扭转辽沈战局的最后希望，是打通葫芦岛至锦州的生命线，从而获得来自海上的后勤支援，另一方面从沈阳出重兵，从两个方向夹击以解锦州之围。于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战斗打响了：廖耀湘兵团以十一个师又三个骑兵旅之众向锦州逼近，但被阻于黑山。在葫芦岛方面，国民党调动运输舰和征用大批招商局的商船，运送包括从台湾抽调来的大批部队在葫芦岛登陆。我们眼看这些部队被一列列的火车运往距葫芦岛数十里外的战场，集聚的兵力共达十一个师。可是，这些国民党增援部队被我英勇的解放军阻挡在塔山，高桥仅有一千多公尺宽的濒海走廊上，不能前进。此时“重庆”舰和另一艘“永”字号驱逐舰被派往塔山，高桥近海面担任炮火支援。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重庆”舰支援国民党地面部队对塔山解放军阵地发起猛攻，不分昼夜的战斗激烈而残酷，竟出现了以营为单位的一次又一次的集群冲锋！但始终未能突破塔山守军阵地。在激战中，“重庆”舰在桂永清亲自督战下干了最坏的事情，六门152毫米口径的主炮，几乎打光了全部储存炮弹，在雷达、光学仪器和计算机组成的指挥仪控制下，“重庆”舰炮火对固定目标射击，无疑相当准确，这使我解放军塔山阻击部队在炮火下遭受严重伤亡！后来被命名为“塔山英雄团”的一个部队当时只剩下十八人。由于我是近距离自动炮手，我的炮没有投入战斗，然而一阵阵震撼舰身的主炮齐射声，却使我心肝撕裂！这次战役随着锦州解放，葫芦岛增援部队在塔山被击败，廖耀湘兵团在黑山、打虎山全军被歼，葫芦岛的最后撤退而告结束，整个东北也随之解放了。
　　在这场我亲眼所见的残酷战争中，我看到占有技术装备优势的国民党军，在民心和士气上却处于劣势，显然敌不过人心所向，士气高昂的我英勇解放军。“重庆”舰依靠技术上的优势，抛锚停泊在安全距离以外的杀人行径，使我感到耻辱和愤慨！只有那些为数不多的反动家伙扬扬得意，而绝大多数士兵虽有不满，却逆来顺受，得过且过。这场战争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蒋家王朝的憎恨，此时我下家决心：一定要投奔共产党，投奔光明。
　　三、没有成功的逃亡
　　“重庆”舰于一九四八年底返回上海，腐朽透顶国民党政权对中国人民最后一次大骗局暴露出来了，流通使用才不过数月的“金元券”，惊人地贬值了！物价一日三涨，士兵们一个月薪响竟吃不上两碗阳春面，那些不懂生意经的重庆舰官兵，在葫芦岛卖掉了在国外积蓄购制的手表和金戒指，原想回上海后再买进，能多少捞一点，可是“金元券”的贬值却将这些倒霉的“投机者”洗劫一空！士兵们怨声四起，憎恨情绪日益增长，开小差一时成风，每日必有数人，我也作好投奔解放军的准备。这时于家欣出狱回舰了，好心肠的“灵甫”号舰长出于留英学友之情，向国民党海军总司令保释于家欣回“重庆”舰，而这位善良的舰长最后却被国民党枪决了！经过铁窗之苦的于家欣，情绪显得消沉，我极力鼓动他和我一起再次投奔解放区，他的情绪又高涨起来，我们接受上次经验，避免在人地生疏的情况下乱闯，确定先到接近解放区的地方潜伏下来，弄清情况再越境，于家欣嫂子在青岛，于是我们各自写了报告，请假前往青岛“探亲”。
　　在这期间我阅读了《大众哲学》、《共产党宣言》，使我对党有了进一步认识，有趣的是，当我偷读之际，被那位“青年军谊社”社员发出现了，他一把抢过《共产党宣言》嚷道：“好！你看共产党的书！”我又惊又急！只好横下一条心，对他两眼一瞪：“老子看一百多年前德国马克思的书，你少大惊小怪。”并一把夺回，他见我满不在乎，并且横眉恕目要打他的样子，倒吓得走开了。但他并没有去报告军官，看来现实生活动摇了他对独裁制度的信念，他也为自己的命运烦恼，起义后他怕我找他算帐，曾向我一再说明他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的确是这样，我们虽然不时争论激烈，但从未背后插刀。
　　几天后往青岛“探亲”准假了，但于家欣颇受注意，没有准他的假。两人同行不可能了，我一个人到青岛也不妥当，因为我和于家欣嫂子素不相识，于是我决定改变方向到安庆舅母家，由于安庆在江北，那里将会很快被解放。可是在往安庆的途中，我被阻于无湖，因此此时解放军已到达长江北岸，民航交通已经断绝了，幸好我在停泊于无湖的“安东”号军舰上，巧遇留英同学唐时和，他为我请求舰长让我随舰前往安庆，但驶到大通以后，“安东”舰再也不往上游去了，因为前面已经吃紧，等了三天也不启航，走陆路，安全到达的可能性极小，考虑到于家欣在泰州被捕教训，无奈何又随一艘步兵登陆艇回到上海，但是我仍然不甘心回“重庆”舰消假，在舒起模等几个要好同学掩护下住在“灵甫”号驱逐舰上，住了几天竟没有被该舰军官发现，但苦于仍然找不到门路，只好再次回到“重庆”号巡洋舰。
　　这次逃亡虽然失败，但历史证明我很幸运！在曾被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成了“蒋介石亲信”被揪斗、审查，如果那时两手空空顺利进入解放区，而不是策动巡洋舰武装起义，我的这一逃亡史大概很难弄清楚，我的好友舒起模同志，就是“灵甫”舰被香港当局扣留后，他拒绝去台湾，也不到商船上去当海员，却从香港只身进入我解放区参加革命，可怜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经不起“风雨”见不得“世面”，自己吊死在南京玄武湖的树梢上！
　四、在党的领导下
　　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正当我踏上去安庆的坎坷旅途时，毕重远等已开始在舰上酝酿起义活动了。我对此不但一无所知，而且也不相信能在那些得过且过的士兵群众中组成一支战斗力量，逃亡失败回舰后，付长牟秉钊（士兵他叫他牟大牙）找我去谈话，他对我这个违法士兵阴险地假装客气，他说：“看得起你才准了你的假，不想你逾假不归，在外乱跑。”他并向我宣布：“今后不许离舰上岸。”这就剥夺了我一切放假上岸的权利，从而断绝了逃亡之路，我陷入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困境。眼见苏北已经解放，解放军一旦渡江，“重庆”舰很可能再次投入战斗，在长江战斗中我的自助动炮将被用来屠杀自己人，或者我被自己人所杀，塔山之罪将要再现！而且“牟大牙”不象是放过了我，他随时可能送我进监狱或流放荒岛。我此时就象猛兽被关进了笼子。在十几公尺长的前甲板整天来回走动，焦急不安，致使有些人以为我得了精神病，就在这个时候，好友毕重远问起我开小差的事，我急切坦率地对他说：“南京不久就会解放，你赶快开小差回家等待解放。我走不了啦！……”毕重远却平静地说：“一个人走太便宜他们了，要走连军舰一起带走！”显然。毕重远同志对我进行了长期观察，他看准了火候，说出了真心话，我一把抓住毕重远同志。谈了内心的苦恼。我们还谈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我怀疑能否找到一定数量，为了革命理想随时准备丢脑袋的同志？毕重远同志回答说：“已经有一些人了。”我向毕重远介绍于家欣同志可以参加，毕重远同志欣然同意。我怀着绝处逢生的喜悦心情告诉于家欣同志，正如我所估计的那样，我的这位志同道合的好友，是一个为了革命理想敢上刀山的人物。
　　毕重远同志当时没有透露他中共党员身份，但的确是他代表了党将我和于家欣同志引上搞武装暴动的革命道路。在我和于家欣参加起义活动以前，毕重远、陈洪源、王颐桢、李铁羽等同志，已在舰上小邮局等地进行酝酿活动了，由于于家欣和我住在位于四寸炮甲板上的“281”雷达室，该室处地偏僻，是一个秘密活动的理想场所，从此“281”雷达室就成了武装起义的秘密活动中心，约有七、八名主要活动分子，几乎每天都先后在这里秘密商谈，交流情况，对其他同志则个别联系和转达必要情况，我参加了“281”雷达室约会和活动，在这里我们共同决定了武装起义的方针和策略，确定了组织全称为“重庆号巡洋舰士兵解放委员会”。简称“解委会”；草拟并通过了起义行动计划；为武装起义不误时机的实现，向一些同志的空谈、犹豫、胆怯和可疑分子王继挺等的干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虽然在当时“解委会”没有选举负责人，毕重远同志也没有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但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毕重远同志确实起到了共产党员在“解委会”集体领导中的团结核心作用。我和于家欣，陈洪源三人观点同毕重远最为一致，因此我们成为最接近的战友。在关键时刻我们形成一个核心，起到左右形势的作用，个别同志为了突出自己，至今不愿承认党在起义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但他们难以否认我将谈到的历史真实。
　　早在我参加起义活动以前，毕重远等同志对起义的最初设想是在航行中伺机发起武装暴动夺取枪支，以武力控制驾驶台，迫使军舰绕过“成山角”驶向已经解放了的烟台港。这一设想对我们人数甚少的起义者，在海洋上控制这舰配有570名官兵的巡洋舰，是一个以少胜多的办法，但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让敌人是在清醒状态下受到突然袭击，让敌人势必从各个角落进行抵抗，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战斗中，起义者将会处于艰难的境地，甚至会被消灭。我参加起义活动后仍然积极支持了这一行动计划，并准备为此献出生命。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重庆”舰突然驶向吴淞口外抛锚停泊，备足了在塔山战斗中消耗殆尽的弹药；并装满了燃料、淡水和其他给养物资。根据有关方面的消息，我们以为军舰将驶往青岛，航行中武装暴动的机会到了！可是两名长江引航员却上舰住下，航海部门准备了江阴一带海图，这一新的情况说明“重庆”舰不会驶往青岛，而是将在长江内活动，其意图显然是配合以江阴为基地的第二舰队阻止我解放军渡江。在海上航行中武装暴动的机会没有了。在长江航行中武装暴动更加困难。狭窄的长江江面，军舰掉头很不方便，江阴和吴淞口两地的炮台，将使优势的敌人有恃无恐。这一情况的出现，并没有动摇我们起义的决心，却使我们想到：不如急取时间立刻在吴淞口停泊状态下发动武装暴动！毕重远、于家欣、陈洪源和我四人首先取得一致意见，认为既然有了充足的燃料、淡水和弹药等远航条件，首当其冲可以选择夜深人静的时候，对昏睡中的敌人发起突然袭击！这比起遥远无期地等待航行中动手要聪明多了。于是我们在“281”雷达室召开“一个人数较多的会议，以取得多数人的赞同，参加者有王颐桢、王元文、张启钰、刘
忠、赵家棠、孙乃昌、李铁羽、洪进先、王洛、陈洪源、于家欣、毕重远和我等十余名同志，面对着新的情况。许多同志不能适应，会上意见分歧较大，王颐桢犹豫不决，而以李铁羽为代表的几个同志则主张联合停泊在高昌庙码头的“灵甫”号驱逐舰尚雷同志等，搞两舰同时武装起义。显然这是一个荒谬的主张，他们简直没有认真考虑过两舰同步，不是一个编队，也没有掌握在秘密状态下通讯联络工具，怎么能搞“编队起义”呢？会议中途来了杨际和。他是王颐桢的好友，是王发展的，杨际和不但不同意停泊中起义，而且提出一个更加荒诞的建议；他要等一个据说和地下党有联系的准尉军官蒋树德，由他向地下党交涉派一些双手能打枪的人上舰来帮助我们在航行中起义。这种将起义的希望寄托在幻想中奇传式英雄身上的打算，对我们这些有现实感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杨际和的建议被多数同志所拒绝。不可理解的是这个浮燥幼稚的杨际和对王颐桢同志却有吸引力，由于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和王颐桢没有原则，在以后的起义过程中曾给我们带来多次干扰。而在这次会上，杨际和见自己孤立，竟任性地声称：“不航行中起义就散伙不干！你们这么多人开会，不要脑袋了！”并气冲冲地离开了“281”。这使大家情绪很受影响，停泊中起义的主张虽然得到约半数人明确支持，但没有研究具体细节会议就不欢而散了。
　　这次会议使我认识到：我们虽然有了20多名同志，但还处在人心不齐的涣散状态。一些常来“281”活动的“解委会”同志，虽然要求起义，但空谈太多，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之势，在这些同志看来起义似乎还是遥远将来的事，因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主张，三十年后今天年来：杨际和也可能属于此类人物，但在当时我和毕重远等几个同志，对杨际和和那个贯于吹件拍马的王继挺等结为一伙的关系十分怀疑。王继挺是个当过日本翻译的并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为人事故园滑，在英国时是个专做我们工作的英国特务罗麦生的密友，是“重庆”舰付长的传令兵，在葫芦岛时是伪总司令桂永清的卫士，是个令人厌恶的人物，他们吃喝玩乐无所用心，却说已得到地下党搞起义的活动经费，考虑到这些情况和杨际和在会上的态度，在这特务多如牛毛的上海，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我们决定和杨际和等断绝关系、毕重远同志通知王颐桢要他转告杨际和：“我们散伙不干了。”但是我们让洪进先同志，保持和他们的私人联系，以观其动态，洪进先同志出色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由于他们声称和地下党有联系，洪进元同志曾坚决要求和所谓地下党人员见一面，王继挺、蒋树德约洪进元到上海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门口去同地下党人员会面，可是前来见面的根本不是地下党而是“重庆”舰上枪炮少尉曾祥福，这一骗局更加增强了我们对王继挺、蒋树德的怀疑。在这以前曾有吴绍京，黄永志两人对起义行动越想越怕！主动提出不能加了。同志们谅解地支援他们路费，动员他们离舰逃亡。此时于家欣同志遇到一件事，在青岛的嫂子来信告诉他：胶东解放区土改。他的地主父亲和哥哥被镇压了，嫂子要求他为父兄报仇！于家欣同志坦然地将信给我看了，我问他有何打算？他说：“少年离家往重庆公费读书，多年不知父兄情况，家庭小事，不影响参加起义。”可敬的于家欣同志，临大义而忘私情！这是革命知识分子多么可贵的品质。就是这样一个好同志，却在一九五四年遭人诬陷而被清除出海军部队，廿年后才知道当时的罪名：一是同志地主家庭的血仇分子；二是在大连海校值班玩弄手枪时，校长张学思同志恰巧经过，被人诬陷为“企图谋害张学思”！于家欣同志就这样含冤而离开部队。
　五、策划于密室
　　由于“解委会”清除了杨际和，停泊中起义的主张逐渐被大多数同志接受了，这一设想的最大优点是我们有了主动权，可以在吴淞口停泊期间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发动起义，但敌人留给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在“重庆”舰再次投入对解放军作战之前实现起义。新的困难是：四台蒸汽锅轮主机在停机状态下启动，需要约四小时暖机（即预热）过程；电气罗径也必须事先启动；从吴淞口至烟台的海图要事先预备好；临时要起锚，要通过40海里狭窄的，有许多沉船，浅滩的长江口航道；要在这一过程中避免发生技术事故；要避免被吴淞口炮台或停泊在附近其他舰艇发现，并要准备对付在被发现后敌舰，敌机追击下所出现的局面，即使安全驶出长江口，在去烟台（已解放的最近港口）的漫长航路上，敌人会发现我舰失踪，国民党收音机和青岛基地的美国舰队将在中途追踪！阻击……。这一系列使人望而生畏的问题，的确又使许多同志缺乏信心。我本人此时并不认为停泊起义一定会成功，但我认清了这是一场对蒋家王朝有进无退的决斗中我个人生死，早已置于度外了。
　　毕重远同志见我爱思考问题，曾和我单独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根据只有二十余名起义者对付全舰五百多人这一特点，我们想到应在午夜动手，首先切断舰内外通讯电源，使用大半数人投入封锁重要通道，舱口以割断敌人之间互助联系，从而控制全舰；另一小部分就可以稳当地逐个捕捉已被封锁在单个房间的军官们，和集体居住的准尉军官。最后捕捉平日表现反动的少数军士，在行动时尽可能避免开枪。致于一般士兵群众，估计绝大部分人会采取观望态度，只要限制他们乱串。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也就无所作为了。根据我考虑的上述设想，我绘制了各层舱室及其通口，要道的平面草图，反复思考和模拟了在战斗时必须占据的各控制点位置，由于起义者人数实在少太，要占领这样大的军舰，我只好按控制点尽可能少这一原则来选择最佳方案，并标示于各甲板的平面图上，同时还标定军官厕所，洗澡间和给养仓库为舰长和军官们临时拘押处。前甲板铁工房为全体准尉军拘押处，这些拘押处的特点是仅有一个独门，有利于看守。这个行动图用现在观点看，它实质上是一个作战计划草案，是秘密活动中唯一的书面文件。它再经过毕重远、于家欣、陈洪源、王颐桢、王元方、张启钰等同志进一步研究，被大家采纳了。二月二十五日凌晨一点的武装暴动，就是按这一行动图展开的。
　　为了武装赤手空拳的起义者，毕重远同志早在我参加起义活动前就谋得了极其重要的司令走廊值更，其职责之一是看守置于司令走廊的手枪，冲锋枪及子弹厨柜和全舰钥匙。这就是说：只要选择在毕重远同志值更时间内发动起义，就会保证及时得到大批手枪、冲锋枪和子弹。这在我们武装起义中一个多么重要的环节！
　　在这期间许多同志按计划分工，主动积极地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例如：王元方、张启钰等轮机部门“解委会”同志，重点研究了主机启动及航行中保证主机高速动转问题，他们的准备工作很出色。在二月二十五日启动主机及在海上高速航行，都没有出现任何故障，他们团结了一些有丰富操作经验的老海员，为起义作出了贡献。于家欣同志是航海雷达操作人员，他细仔地考虑并完成了从吴淞口至烟台的航行准备；我也物色好起锚用具和在紧急情况下打断锚链的工具以保证顺利启航。
　　我们也都考虑过，起义后将军舰是否可以驶往旅顺港，而不是烟台？因为旅顺、大连当时是苏联海空军基地，在那里可以得到苏联海、空军的庇护，但是民族自尊心使我们放弃这一考虑。起义后学习了刘少奇同志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一文，使我们认识到当时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作梗，想到被炸毁的“重庆”舰，我们曾追悔莫及！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凌晨0~4点，司令走廊值更正是毕重远同志，在我们看来条件都已具备。在二月二十日，我们说服了一些同志准备当夜动手，可是有些同志总是认为展开行动还是漫长时期以后的事，一听说要动手，就喊太仓促！他们流露出顾虑重重的恐惧心情，有一位后来得二级解放勋章的同志，明知解委会考虑当夜行动，他却在那天下午不打招呼擅自上岸度假去了！有人告诉我：他口袋里钱没有花光，去逛妓院了。还有人擅自离舰去会女朋友，我急得跳脚，二月二十一日动手的打算就这样吹了。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关切，我们感到面临着来自“解委会”内部的真正危险，如果对那些以各种借口而持拖延态度的同志让步，就可能再拖一个月！这就等于我们仅仅摆去一付要造反的样子，而实际上是等待对方发现我们，消灭我们。此时毕重远、于家欣、陈洪源和我一致认为：必须排除干扰迅速起义。由于毕重远同志下一轮2-4点值更是在2月25日，而且前甲板武装值更是于家欣同志，只是值更时间不同。但可以设法换成2-4点。这就出现了一个极其有利的情况：只要那天他们两人开始值更，军舰的重要地区就自动在我们控制之下。夺取武器就方便多了！我们四个人决定：一个要不失时机，推动大家在2月25日起义，必要时逼迫那些缺乏紧迫感的同志动手。
　　2月23日付长牟秉钊离舰去南京，估计他是为舰上混乱情况向海军总司令请示措施，他的离舰，给我们减少一个阴险的对手，但他一旦回舰必然有所行动，就像已经发生过处理士兵秦勤等那样，再处理或逮搏一批人。士兵中已经密传
“有人要开船……”，显然我们当中有人嘴皮漏风了。“281”活动的主要成员们，对面临的危险和二月二十五日难得的有利时机。同意了二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半发动武装起义。我们在二十四日午后分头通知“解委会”其他同志。在当晚九时以前到“281”开会。毕重远和我等四人还不放心。决定我和陈洪源两人在二十四日晚饭后。轮流在“281”雷达室外守门。只许进不许出。决不允许再发生像杨际和那样。说不干就离开会场的事情。
　　六、武装暴动
　　二月二十四日晚饭后，我和于家欣同志立即回到“281”雷达室，布置开会会场。我们在电炉上煮上了几只猪脚爪。在桌上放了散开的扑克牌，使会场像是吃喝打牌的样子，还找了一只小桶，准备给开会时想小便的人用，以避免任何人离开会场。晚八点以后，同志们陆续来了，到会人数比第一次人多，按时到会者有毕重远、陈洪源、王元方、刘懋忠、武定国、张启钰、洪进先、王洛、李铁羽、赵家棠、赵振亚、曾端森、孙乃昌、周正、孙国桢、秦咸周、任振修、王宝林、于家欣和我共二十名同志。另有轮机部门王斐、赵旭、范泳、陈英、郑希平五位同志在机舱等候。
　　此时出现了一个复杂情况：王颐桢迟迟未到。原来他对我们即将发起的武装暴动，口头虽然同意。但内心胆怯！他进退两难乱了方寸，致使他不顾“解委会”主要成员共同做出的让其与杨际和、王继挺断绝关系的决定，又去找王继挺。而王继挺对王颐桢还是抬出他的“地下党”的拖延主张：要等地下党派双手使枪的人上舰充当厨师；要等“重庆舰”回高昌庙船厂安装好修理中的发电机；还要“等江北解放军来接应”。这实际上是要我们什么也别干，等待副长牟炳钊回来收拾我们！这些故意回避现实，拖延起义时间的态度早就引起我们深刻怀疑，对他们最好的估计是：这些人想以搞起义为名，向地下党骗取活动经费供他们吃喝玩乐，而根本不想做任何实际事情。由于当时情况复杂，我们不得不做的出最坏的估计！即这几个人可能是国民党反间特务，我们离他越远越好。因此我们坚决反对王颐祯在起义前这一动摇、胆怯表现，并派人迫使他来到会场。等“解委会”全体同志到齐，已是晚上九点多了。会上毕重远等介绍了起义准备情况，说明了今晚动手的有利条件和当前的严重处境，强调等待和犹豫只能坐失良机、导致失败。
　　后来历史已经证明：王继挺等从未和地下党发生过直接关系，他们只是认识了一个并非党员叫王琪的人，此人的弟弟是党员，于是他向党声称和“重庆”舰策反关系。当时的南京市党组织负责人陈修良同志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所写的证明材料中提到：……重庆舰在上海，王琪本人也住上海，我们与他联络有许多困难，因此决定将王的关系交与上海局去管，随即由我与上海局负责人刘长胜面商妥当。由上海局主办其事。解放后我得知上海局的策反工作由张执一同志负责。张派王锡珍与王琪联络。后因王琪要求上海局支付相当大的一笔美钞与黄金的巨款。作为活动经费之用。上海局不同意，要换到上海来与王琪见面直接谈判。我在上海与王琪谈了几次。问他为什么要巨款去活动，他说因为“重庆舰”内的人员多，住在岸上要同他们接触，使得租房子、旅馆、请客送礼等，所以要有一笔费用。此外他还要求我们最好能发给一些武器给他，我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他同时还谈到在陆军方面他也有策反关系，我即把他所谈的问题向上海局汇报了。以后没有再找他。不久后“重庆”舰真的起义了，我以为王琪起了作用，但经过的具体情况我在南京无从得知。
　　陈修良同志的材料证明：不但王继挺等人和地下党没有关系。王琪的关系也被地下党断绝了。如果说商界有买空卖空的话，看来政界也有掮客！策反工作竟成了谋生发财这道了！我不清楚陆军方面策反是否需要巨额黄金、美钞，但我知道“重庆”舰的策反不需要地下党花费分文，但愿上海局没有被他们骗去更多的钱！
　　在毕重远等讲话时，我向陈洪源示意了一下走出“281”雷达室，反锁起铁门，手握匕首隐避于黑暗中，二月底的夜晚，寒风刺骨，我站了一个多小时，甲板上静悄悄地，听不到雷达室内任何声响。也不见灯光外露，会场掩蔽得很成功。由于迫不及待地想了解会议情况。我打开“281”铁门，唤出陈洪源同志接替我放哨，当时进入“281”以后，看到室内气氛异常紧张。王颐桢紧锁双眉，毕重远正和李铁羽谈话，有些同志低头坐在地上双手掩面。有些人甚至用布把面孔遮也当起来，似乎害怕被人认出他是谁来，显然许多同志在进行着激烈地思想斗争，当我问明了情况：原来是李铁羽、孙国桢、王宝林等同志不愿意干。孙国桢、王宝林等虽然参加了“解委会”但没有参与具体工作，思想上缺乏认真考虑。精神上尚无准备。平时说说气话容易，一旦事情摆在面前就产生了后退之意。这是可以理解忍气吞声。但是李铁羽同志经常参加“281”活动，他还是抱着无视现实的态度，一味坚持联合“灵甫”般一同起义。这和王颐桢同志要拉住不可能的王继挺、杨标和一样是为自己的胆怯去找借口，如按照这些同志的错误主张，只能坐失良机。导致起义失败！我在会上表示了坚决不同意对王继挺等和“灵甫”舰的任何幻想，坚持决不放过眼前十分有利的时机。经过互相讨论说服，解委会的大部分同志取得了一致意见，同意了凌晨一点三十分动手。时间不等人，再磨嘴皮子也就是这些情况了。我们不得不最后声明：有几个人愿意参加就几个人动手，实在不愿意的就在这里等着。那些沉默不语或公开表示不愿干的同志面对着这种局面，终于明白不干不行了！我们这些平日素有抱负、自命不凡的青年人就是这样投入了对蒋家王朝的冲击！在“281”雷达室策划时，我们曾考虑过在行动图布置。配备每个解委会的骨干力量和人员分工。并由毕重远同志在会上宣布。由于毕重远同志值更时间已到，只宣布了部分动手时的人员布置，于是就转由王颐桢同志按计划宣布行动时的分工。可是，在起义成功以后，王颐桢同志就以此为据向部队，首长吹嘘自己是解委会领导人。当时毕重远同志曾提出过，选举一名负责人协调解委会的行动。但是包括我在内的全体同志，绝对平等思想很重，不同意选头头，就选了一个协调行动的联络哨，由毕重远和王洛两同志承担。
　　二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三十分，“重庆”号巡洋舰武装起义的行动开始了，首选由王洛同志在配电房切断了无钱电和电话电源；“解委会”大部分同志隐避于“281”雷达室的内室。内室和外室各占七至八个平方米。中间由多孔钢栅相隔而成。我和王颐桢等少数同志在外室。等待“招待”值勤哨兵吃猪爪。“281”铁门外的黑暗中，埋伏着陈洪源、武定国、刘忠、赵家棠，秦咸周等同志。不一会儿担任前甲板武装值班的于家欣同志，引进另外名哨兵来吃夜餐，当对方还莫名其妙的时候。枪已被我等面带微笑，缴了下来，并转手交给室外陈洪源、秦咸周两同志；毕重远同志也以吃夜宵为名，将司令走廊三名哨兵引来，他们在“281”门外被陈洪源、武定国等人缴了枪，我客气地请这些缴了枪的哨兵吃猪脚爪，他们不敢吃。也不敢声张，都吓呆了！五名武装哨兵都被捕后，应该轮到值更军官了，原来打算由前甲板武装值更于家欣同志，引诱值更军官去检查锚链，在途中由刘懋忠和以枪托伏击其头部，但他偷懒到内舱睡觉去了，而幸运地躲过了致命的一击，这时毕重远同志已回司令走廊，用他看管的钥匙打开了全部手枪，冲锋枪和子弹厨柜，紧跟而来的同志迅速地夺取了枪支、子弹，同志们都被武装了起来！[
　　我和陈洪源同志最后离开“281”，我曾在锁门前向内室招呼过：“我们的人快走！”但无人答腔，外室静悄悄地坐着被缴了械的哨兵。刚才发生的大家奔出去缴枪、抢枪等令人紧张的战斗活动，我以为不会再有人留在内室了。陈洪源也催我快锁门，我迅速的锁了“281”铁门奔向司令走廊。拿了两支手枪和一支冲锋枪，水兵大衣的口袋里沉沉地装满了子弹。直奔前甲板预定控制点，封锁了准尉，军官集体寝室和前甲板士兵舱通道。准尉住舱里集体居住着十几名准尉，这些人被称为“兵头将尾”，都是军官们的忠实走狗，不久前由军士提升的，他们住舱门口有一个楼梯直通下层士兵舱。如果这些对士兵颇有号召力的准尉军官进行集体抵抗，并通过梯口号召下层住舱士兵。将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威胁。在绘制行动图时我已感到这是一个最容易发生麻烦的控制点，因而决定由三人在此封锁这一要道，后确定由我和孙国桢、韩师忠两同志前来就位，不由想到孙国桢在“281”的表现，猛然感到有问题！我招呼在舰腹部控制点的赵振亚同志，也无人答腔，显然情况不妙，看来前半截军舰只有我一个人了。幸好我的位置十分有利，可以前后左右封锁着前甲板通往舰腹部的所有通道。特别是从五公尺外直接控制着准尉军官的寝室，近距离手枪和冲锋枪火力，可以使对方难以动弹。由于不了解陈洪源等在舰尾军官舱捕捉军官的情况。心中十分焦急，但又不能离开一步，大约过了有生以来最长的十几分钟，毕重远同志来了，他兴冲冲地告诉我：后面按计划进展顺利，已经拘捕了舰长邓兆祥和国民党督战处处长卢东阁。正在逐个捕捉被封锁在单人房间里的军官们，我这才定下了心。我告诉毕重远：孙国桢等没有就位，舰腹部控制点无人，可能有些人流散或藏在“281”内室没有出来，我把“281”钥匙交给毕重远同志让他去看看，不一会孙国桢果然从“281”放出，前来就位，我给了他一支手枪，告诉他进展顺利的情况，这时他的情绪和两小时以前大不相同，他看到生米已成熟饭，只有同舟共济了。事后弄清：被锁在“281”雷达室的除了孙国桢以外，还有李铁羽、王宝林、周正、韩师忠等共六名同志！现除去轮机部门的五名同志，由27名士兵组成的“解放委员会”最初进入战斗者，看来不超过十六人。后据陈洪源讲：当时他知道有人藏在里面没有走完，他认为既然不愿出来，干脆按我们以前的打算将他们锁起来。在以后五十年代初，孙国桢同志曾因此事和我大吵大闹，说我为了“抢功”将他锁起来。在起义三十周年纪念会时，他又大喊“背了三十年黑锅”！看来我也被人骂了三十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李铁羽同志对此事却比较谦虚，生前曾亲口对我说过：你们当时的主张是对的，按我要和“灵甫舰”一同起义的主张就坏事了。在那种时刻，由于情况紧急不容迟疑，发生了我们极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令人遗憾！
　　捕捉军官的行动，由于采用以几个人对付一个军官的逐个逮捕办法。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军官一一被拘押在以预定地点，分别有人看守，这时按计划轮到逮捕准尉军官。赵家棠、秦咸周，韩师忠、王宝林等同志来前甲板控制点和我会合，我们一起迅速冲进准尉寝室，打开电灯。对准尉军官们大声呼喊：“起来！快穿衣。”冰凉的枪口迫使他们慌忙而顺从地穿衣服，平日威严凶狠的面孔上流露出恐怖！只有第二炮塔的准尉陈立中一边穿衣，一边以久闯江湖的口吻说道：“怎么不事先通知一声，我们一起干……”。我大声喝道：“不许讲话，快穿衣！”用左轮手枪指向他的脑袋，他吓得也不敢吭声了。我们按计划将准尉们赶进附近的铁工房。让秦咸周、孙国桢两同志看守。此时这艘配有五百多名舰员的巡洋舰，已经全部处于二十多名水兵的武力控制之下。
七、驶向烟台
　　随着全体军官被关押，我们进入起义计划的第二阶段，约在凌晨三点左右，除去一部分同志看这军官，其余同志们分别去完成开船工作，我的具体任务是起锚，我唤醒史得有，要求他协助我起锚，他推说脚痛。我又唤醒薛言德和另一名士兵（代号C、N、4336）。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他们两人爽快地同意帮助我起锚，我们三人奔到前甲板，做了准备工作，等待起锚信号。由于大家紧张的努力：海图准备好了，电罗经启动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轮机部门同志在老海员帮助下。四部主机发动起来。开船的技术准备已经就绪。同时毕重远、王颐桢、武定国等几个同志，按计划劝说舰长邓兆祥协助开船航行。邓兆祥是一位忠于职守，航海经验丰富的老舰长，他在回国航行中抵制了英国人的监督，保持了民族尊严，回国后水得到桂永清好感，桂永清派他的亲信，督战处处长卢东阁驻舰监督。并准备于最近由卢接替他任“重庆”舰舰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争取舰长，可是他顽固地推说负不了责任，似乎认为我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他受到几个最后五分钟的警告，并告诉他，如果失败我们也要炸沉军舰（此时陈洪原等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引爆主弹药库）。决不会留给蒋介石在长江内进行反人民战争。在劝说邓兆祥的同时，开航的一切技术准备都已完成。最后邓舰长被迫同意参加开船。从而可靠地解决了航行的技术问题，特别是长江口内航行的安全，邓舰长及协助航行的少数军官，对重庆舰起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我在前面所阐述的史实说明“士兵解放员会”是以“281”雷达室为核心的集体领导机构，这样的领导难以统一集中意见，又无严格的纪律约束，特别是在起义以后产生了许多混乱，由于大家“绝对平等”的观念作梗，我们一直拒绝选举负责人，起义中的一切活动都是根据“281”拟定的计划而行，虽然按计划每人在每个阶段有分工，有任务，但无集中领导，谁积极主动点，谁就多想多做一点。反之，也可以浮在人群之上，吹牛、闲逛，我们在“281”制定的计划，三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也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我们这些廿岁出头的青年人预见能力是有限的，计划本身不能包罗万象，随着起义工作的深入，武装士兵队伍无原则地扩大了，“解委会”的每个人，几乎都可以随便拉自己所信任或要好的朋友参加武装值更，使参加武装值更人员一下子发展到四、五十人。继2月25日上午出现了王颐桢释放蒋树德、陈立中事件后，还是这个王颐桢，他伙同杨际和王继挺等在2月26日晚饭后召开“解委扩大会议”当时解委会的核心成员，不是在岸上和首长交谈，就是在全舰巡视或看押军官，参加这个会的人员除了王颐桢、刘懋忠、王元方、秦咸几个同志外，其余全是起义后参加武装的部分人员和一些不知名如何产生的“士兵代表”。我在会议中途闯到会场，本来听说是商讨舰务管理问题，但是那位能说会道的王继挺竟被“士兵代表”们选为“士兵代表大会”主席，王颐桢被选为“副主席”。我到会场时他们正在“宣誓就职”，只见王继挺单膝跪地，居然热泪双流，在那里激昂陈词，颇使人群感动！原来他们要成立“士兵代表大会”以取代“士兵解放委员会”对军舰的管理；并提出现在有了“士兵代表”就不需要“解放会员会”了，武器应该放回橱柜，解放会员不应带着武器全舰乱串，见到这种情景，我按不住胸中怒火，愤然离开会场。此时毕重远在岸上，我和于家欣、陈洪源等已经三天两夜没有睡眠了，我们克服疲劳，不间断在巡视全舰，唯恐在几百名士兵中潜藏的敌对分子有所行动，我们控制军舰还不到两个整天，军官们还集体关押在休息室，那些不满起义的人见我们人少已经大胆起来，例如特务分子张家保写了一份“解委会”名单，经燕文彬揭发才被我们逮捕，王颐桢等在王继挺的诱骗下，竟搞了这场闹剧！幸好我们这些人是实力派，有命有一条，放下武器万万不能！二十七日夜晚，解委会秘密地在无线电房，召开了起义后的第一次会议，研究了这两天来的情况，大家否认了王颐桢伙同王继挺等搞出来的“士兵代表会”，确定起义前就参加组织的二十七名同志为解放委员会委员，起义后参加组织的一律称为会员，并讨论了分工和警戒问题，我和陈洪源等对王继挺、蒋树德、杨际和三人从来就不放心，我们批评王颐桢不该叫他们出来，更不该给他们武器，他们从来没有为起义做过具体工作，整天吹牛、闲荡，出坏主意，现在他们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集团，为了安全我和部分同志主张只发给少数可靠会员枪支，收回其余会员枪支，经过讨论统一了意见：将王继挺、杨际和、蒋树德、陈叶昌、李明阳等人的枪支收回。事后王继挺等对我们恶意中伤，到处宣扬说我们排挤了他们，可是就我们实际心情来说，我们多么想有一支比我们当时大得多的武装力量！如果王继挺等略有一点革命气味，我们在起义前不会将他们唾弃，起义后我们就更不会排除他参加武装工作，事实上我们也的确团结了一些进步士兵，他们自始自终参加了武装值更，如林展、李冰、李乾武、叶祚林、陈永明、李岳、薛言德、彭立鲲、陈宝全、咸开、朱学俊、程贤亮、王叔希、王世龙同志等
　　军舰起锚开航时已经是2月25日清晨5时，“重庆”号巡洋舰仍然打着国民党旗号驶离吴淞口。由张启钰、王元方、曾瑞森、王斐等事先拟好的“告士兵同志书”已经油印好开始发散，全舰士兵在睡梦中被解放了！按照正常的起床时间，我们向全舰广播了起义的目的和意义，号召全舰士兵支持“士兵解放委员会”，拥护起义，保持日常生活秩序，并保证到达解放区后，愿回家的回家，愿到香港的保证出境，军舰还未驶出长江口，起义行动就得到大部分士兵的拥护。各种值勤、值更迅速恢复起来，并有一批士兵直接参加了武装看押军官的工作。这说明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暴政污吏的士兵起义，得到了广大士兵的理解和支持，由于平日官兵关系紧张，军官们一旦全部被捕，这对士兵们真是大快人心！由于我党在蒋管区的统一战线政策，使一切民主、进步人士倾向共产党，并通过这些人士对普通人民（包括全舰官兵）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在前线，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更使我党威信空前提高，我们这些起义者，对全舰官兵来说：当然就成了共产党、党的威信也就成了“士兵解放委员会“的威信。这些都是起义所以所能得到胜利的根本条件。
　　在上海时，国民党中央银行以为“重庆”舰安全、保险，向“重庆”舰寄存了大量银元和金条，装满了一仓库。按原来计划，只准备取出一些分发给老海员，以便他们回香港后有生活费，此时武定国等同志想到：何不抬出几十箱给大家分一点？我对此事不感兴趣，但没有反对，于是在武定国等的主持下，全舰五百多名士兵和军官，每人分了四百多枚银元，听说这只不过动了仓库的一小角！这些银元在当时的确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但发得太多了。我们在士兵群众帮助下，收缴了许多私人手枪，全舰秩序良好，但也有人绝望，有两个地主子弟，感到落在共产党手里，前途无望，将发给他的银元全部捆在腰部，跳海自杀。军舰驶出长江口后，以每小时廿海里舰速在黄海上破浪前进，我们估计到敌人将可能发现我们失踪，抗击敌机跟踪追击已是当务之急。由于起义前大量士兵开小差，并补充了200名新兵，舰上战斗部署已混乱，因我是高射炮手，同志们要我负起了重新组织全舰防空战斗部署工作，经过将人员调整，配齐全舰对空炮火转入战斗状态。
　　对于内部安全，我们这些“281”阶段的核心成员，了解相互的决心，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警惕，不间断地在内舱和各个甲板巡逻，手枪从未离手，虽有许多士兵积极参加对军官的武装看守，但我们并不放心。因为一旦发生子弹横飞的战斗，有些人未必靠得住，就连我们廿多人的“解委会”内部也有问题，例如王宝林起义时不敢参加，开船后韩师忠同志曾在驾驶台上鸣枪示威，许多同志以为发生战斗！就持枪直奔驾驶台，而王宝林却吓得向相反方向逃去。王颐桢在开航后，干了一件件使人愤慨的蠢事：他竟不同大家研究，毫无原则地擅自唤出杨际和王继挺，并将已被我关进铁工房的准尉军官蒋树德释放，还发给他们武器，而这三人和王颐桢一样从不参加武装值班、放哨，却到处闲荡、吹牛，并公开说我们对军官不宽厚，那个平日待士兵总是凶狠出名的准尉军官陈立中，在我逮捕他时就曾假意要求“一起干”，但被我毫不客气地关进铁工房，而王颐桢也将他释放，还发给他一支手枪！直到陈立中召集他手下的士兵到第二炮塔内私自开会时，才被我们巡逻同志发现，由刘懋忠、孙乃昌两同志赶去再次将陈立忠逮捕，单独关在军士洗澡间。
　　军舰在二月二十五日夜经过青岛海面，全舰进入一级战备，如遇美国舰队阻拦，我们准备边打边走以32海里的最高舰速闯过阻击区，可是国民党海军指挥机构显然没有弄清我们的行踪，竟然没有受到阻击就绕过了成山角，于二月二十六日晨七时顺利到达烟台港外。
　　为了避免误会，全舰炮火仰到最大角度炮口朝天，在到达烟台港外时毕重远同志找到我，对我透露了他是地下党员，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毕重远同志在我们忙于逃亡之际，他却首先想到武装起义，并以特有的沉着和冷静，不动声色地组织了我们，他和我们同生共死打成一片，结成了坚强的“281”核心。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承担重任，并坚定不移地和我们共同前进，他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从不出人头地，这和王颐桢等同志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共产党员的形象！因此“解委会”委派毕重远和武定国、赵家棠等几个同志代表大家乘汽艇上岸去见烟台军政首长，他们在烟台受到首长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亲切关怀，首长单独召见毕重远同志，毕向首长做了详尽的汇报，并请示下一步措施，并向烟台军分区保卫科长于化民同志谈了他的党组织关系和解委会27人名单。当天下午舰长邓兆祥也被召请上岸，这位忠厚的老舰长被我们拖进了革命。
　　八、“重庆”号巡洋舰的沉没&
　　二月二十八日根据烟台首长指示，将大部分军官押上岸，这不仅减少了我们的警戒工作，而且增加了我们内心的安全感，但新的威胁又来了，这一天上午有一架飞机从军舰上空飞过，晚上蒋树德听到国民党广播“将派大批飞机轰炸“重庆”舰”，蒋树德、王继挺等到处宣传这一消息，使全舰士兵开始惊恐起来。&
　　第二天，即三月一日上午，又飞来了一架名为“黑寡妇”的双机身侦察机，我们立即开始炮击，它爬高飞去，显然是拍了照，达到侦察目的，从此士兵情绪更加混乱，一些反起义份子乘机造谣中伤，掀起对“解委员”的不满，加上大部分士兵对共产党不了解，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猜疑，我解放军既无空军，也无海军，“重庆”舰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士兵们害怕国民党飞机轰炸，要求开航立即离开烟台，胶东军区首长了解到舰上情况后，当天派了军区政治部张英振同志，带来了一个警卫连由武国定同志等陪同上舰，加强了警戒，我才松了一口气，从此固定岗位值班由陆军战士担任，我们只担任内舱流动哨，但并没前解决全舰士兵对那即将遭受空袭的恐惧。
　　三月二日，张英振同志主持召开了“解委会”，将二十七名同志组成“执行委员会”，设正副主席各一人，由于我们可笑的“平等”思想作怪，没有民主集中概念，过去一直不愿推选负责人，这次要设正副主席，大家当然不会认真对待，碍于张英振同志的建议，大家只同意正副主席仅仅代表我们和上面联系，规定两周改选一次，大家看到王颐桢一向热忠于此类活动，李铁羽年龄较大，待人接物老成，就推这两人当首任正、副主席了。
　　三月三日清晨，四架轰炸机突然出现，未等我们展开高射火力，它们就同时扔下全部炸弹，仓惶离去，虽然没有炸中，却引起了全舰惊慌，一些爱闹事的胆大士兵，和我们纠缠不休，他们要求邓兆祥舰长回舰开船。
　　党中央和胶东军区党委对“重庆”舰起义非常重视，就在遭受空袭的当天，派了胶东东海军区分区政委任克加同志为军事代表，和舰长邓兆祥一起登舰。邓舰长一踏上甲板首先向士兵们鼓掌致意，被空袭搞得惊恐不安的士兵们，则报以热烈的掌声，他们似乎安静多了，而对穿黄色粗布棉军装，没有军衔标志的军代表却不加理睬，他们还不明白正是这位军事代表，才是“重庆”舰命运的真正关怀者，军舰立即开航了。三月四日军舰抵达葫芦岛，这是一个睛朗的早晨，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朱军同志已在码头上等待我们了。
　　葫芦岛和我们“重庆”舰水兵结下了不解之缘，四个月以前，这里一片撤退的混乱，而“重庆”舰水兵们的内心也一片彷徨。现在大家都解放了！但“重庆”号巡洋舰再不也能离开这里了，在一场对空恶战之后，重庆舰沉没于此，如今已剩下水兵们的烈士纪念碑，从这里远望渤海。
　　在葫芦岛期间，我们在朱军和任克加两位革命老前辈的领导和关怀下心里再也不紧张了，天塌下来有领导顶着。为了保护军舰不让敌机发现，我们伪装了军舰，渔民们送来了大量鱼网，以树枝插遍了军舰的外表，可是从山上望下一看，临近码头的海水中却出现了一座奇异的树林，军舰的轮廓清晰可辩，这些伪装不但不起掩蔽作用，反而影形对空作战，于是又拆掉了，这时由于军官大部分在烟台解押上岸，军舰各部无人负责管理，朱军政委和任克加同志招集“执行委员会”开会，要求我们担任各部门长职务，还是那种幼稚可笑的“平等”思想作怪，我们断然拒绝“当官”，两位首长无可奈何只好作罢，此时我们发现王颐桢当了解委主席，越吹越像领导人了，于是我们向朱军同志提出王颐桢、李铁羽两个正副主席任期已到，应该改选，但是朱军政委不同意改选，于是这位起义前后，犯过一系列错误的人，差不多成了终身主席。起义的胜利，对那些家在蒋管区，留恋旧生活的人，对新兵中地主逃亡子弟，是很不满的。这些人公开用英语叫喊“easg
came eaoy go!”（来得容易，去得容易）。他们发展到三、四十人企图搞武装反起义，但这仅仅是企图而已
，在企图和行动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距离，这点我们有深刻的体会的，三十年后的今天愿他们得到人民的宽恕！
　　三月十四~十六日，敌机每天来侦察，我们面临着一场对空战斗，为了防止不满分子乘机搞反起义行动，领导决定将大批士兵送往沈阳等地参观学习，他们享受了起义的荣誉，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留下比较可靠的一百多人组成了新的对空战斗部署，以“解委会”为战斗骨干。
　　第二天早里战斗打响了，一批批B-29重型轰炸机，在一万公尺高空对我们水平投弹，每架同时投下三枚炸弹，舰上炮火虽猛，但敌机在我舰炮火射程以外投弹是绝对安全的，我们既没有空军掩护，也不能在运动中避弹，因为在上海吴淞口补充的燃料已经用完了，只好靠在码头上成了死靶子，我们孤军奋战的目的，只是阻止敌机降低飞行高度，从而减小其命中率。
　　战斗连续了七个多小时，我的40CM四管联装自动炮，快将炮弹打完了，敌机对我们这个死靶子一次又一次修正弹着点，爆炸点忽左忽右越来越接近军舰，我们在射击中眼看着敌机扔下炸弹，从一个黑点开始，越来越大！最后劈头而下，码头炸成布满30多公尺直径的大坑，铁路轨被高温气浪扭曲成螺旋状，碎片在军舰钢铁建筑物上蹦跳横飞，只有朝海的右舷不时掀起巨大的水柱，最后有三枚炸弹紧贴着右舷落下，由于离我太近，我被震昏过去。醒来时军舰已失去战斗力，人差不多都上了码头，我看到炮座旁躺着血肉模糊的装弹手，他已断气。我的颈部已被一块小弹片击伤，这时陆军部队卫生员前来救护，包扎好伤口，发现舰尾正在燃烧，我和尚未离舰的同志们立即投入救火工作，这次战斗使军舰右舷的尾部开了一个大洞，上层建筑和一些战斗装备被穿洞，我炮八名炮手战死一名，两名同志各有一只眼被碎片打瞎，全舰伤亡26名同志，战后发现我的钢盔替我挡住了致命的弹片，钢盔凹裂了，但脑袋却保留下来了。
　　党中央和东北军区首长，对英勇战斗的起义水兵十分关怀，在军舰炸伤后的第二天，根据党中央留人不留船的精神，“重庆”舰在拆下仪器和物资后，在这艘在欧洲颇有声望的战舰，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结束了自己的历史，打开海底门自行沉没了！
　　但是，我们的起义引起了巨大震动，成为世界关注的特大新闻，这对国民党政权的国际威信和军队士气，特别是海军士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美国国会和驻日本美军部部发言人表示了“严重关切”，英国下议院的争吵和指责，促成香港当局扣留当时在香港的“灵甫”号驱逐舰。“重庆”舰起义使解放区军民欢欣鼓舞，特别是极大地鼓舞了大江北岸我广大军民的士气，为我军横渡长江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形势。
　　党中央对“重庆”号这艘国民党海军最大、最现代化的巡洋舰起义极为重视，在全国揿起宣传高潮，***同志代表党中央给“重庆”舰全体官兵发来勉电，表彰我们为[英勇的起义]，并提词：[建设人民海军的先锋！]，又派贺龙同志代表党中央到葫芦岛慰问我们，还有许多中央首长和东北军首长多次来舰慰问、参观。张爱平同志亲切地对我们说：“你们真是年青的天才革命家！”人民群众的慰问团一个接一个来舰作慰问和演出。我们在起义的生死搏斗中从来未想到会给我们如此高度的赞扬和如此热烈地欢迎，年青的水兵们就像回到母亲身边的孩子，泡在甜水里了。华君武同志我们创作了一幅漫画：“回到人民的怀抱”！画出了极其事实的情景。从此我们在党和人民的热情关怀下投入了人民海军建设工作。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经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同志批准在解委会同志有十名同志被授于二级解放勋章，十五名同志授于三级解放勋章。
　　在建国以后的廿多年中，我们走过了艰难的历程，绝大多数先后被贬离人民海军，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猖獗时期，这些起义者受到残酷的迫害。被加上“假起义，真潜伏”等罪名，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仅仅在“士兵解放委员会”成员中就有陈洪源被逼跳楼自杀未遂而摔断了腿；李铁羽含冤活活被打死；被斗者十有八九。由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我和赵家棠同志被无辜打成右派，含冤受辱长达22年之久；尤其是蒙受奇冤的曾瑞生同志，竟被海军一位首长草率批示押回家处决，幸亏地方司法机关慎重，曾瑞生同志才免于一死。但坐了五年大牢，这些起义领导成员尚遭如此不幸，一般起义人员的遭遇就不言而喻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多年来，对这一政策没有认真执行，致使许多起义者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人心背向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也使我们这些对历史曾作过应有贡献的起义者，苦尽甜来，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由叶飞同志主持的海军党委，为纪念“重庆”号巡洋舰武装起义三十周年，召开了起义有功人员座谈会，会上海军首长肯定了我们的历史功绩，并鼓励我们向前看，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作出新的贡献。
　　三十年过去了，“重庆”号巡洋舰武装起义，将列入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史册。我作为当事人，怀着对历史的责任感写下这一回忆录，本文如实地叙述了我们当时的观点和行为。以便任凭后人评议，回忆录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四十年代未期这一历史的真情实况。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父亲的简历
　　日起义，参加革命。后在大连海军水面舰艇学校（简称大连海校）当教员，因其业务水平较好，又是优秀党员，1955年第一次授衔就被授予上尉正连职。在学校教火炮和导弹教程，是学校的骨干教员。在当时，我父亲处人与事很不圆滑（否则就不会将脑袋别在裤腰上起义了），再加上年青"气傲",对工农干部管理学校的方法有不同意见.1957年反右时被定为"右派
　　",被降职降薪为“正排”。可惜了，要不然我国第一批导弹专家中说不定会有他的。那时的北方"左"得更厉害，而我父亲老家在南方江苏。于是我们全家被返到了老家，1965年，我们来到了江苏镇江（那年我5岁）。父亲在一家机械厂当工人，母亲在另一机械企业干活（算是个国家干部，但严重受父亲“问题”的影响）。文革期间，父亲没有少被批斗、挂牌子、陪绑，每天的心情可想而知。
　　直到粉碎“四人帮”，***提出要为历史冤案平反，我父亲才又获得重生，22年呀。一人一生中有几个？父亲后来被安排在一个机械厂当技术副厂长（他在机械技术上的确可以，他的一个徒弟现在享受看国家级专家经贴），他当年的不圆滑还是时隐时现，搞产品，来了客户，让他一起陪吃饭，不干！见到现时期不良风气，也看不惯。在他主持下搞的微型汽车（那可是80、81年啊）市场较好，但也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扶持（要在现在会成为支柱产业的）。85年左右就离休了。我母亲也差不多时间离休。
　　现在我父亲已80岁了，身体较好，每年父亲母亲都两次外出（也出国过）旅游。当年在海校将我父亲定为“右派”的人早已作古；当年的27人中，也已有数人不在了；现时许多年纪比他们小的人身体没有他们好。父亲常对我说：上半辈子没有得到公正对待，下半辈子靠自己（自我调节）活得开心。
　　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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