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世界的高勤荣“冤案”为什么16年不能昭雪？
震惊世界的高勤荣“冤案”为什么16年不能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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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了原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观察》高勤荣记者撰写的《山西省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一文，揭露了运城地区为了迎接全国农田水利现场会而突击建造的假渗灌工程，导致国家2亿多巨额资金被浪费。随后，《南方周末》《新闻调查》《焦点访谈》以及众多媒体在同年九、十月间，连续就该区耗资2亿多欺上瞒下的“形象工程”作了深度跟踪，据南方周末报载，朱镕基总理在广西视察时，看到央视的报道，立即“罢饭”。之后，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批示：山西省纪检委先行查处。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山西省纪检委没有按刘丽英书记的批示彻查运城的假渗灌工程，反而派燕国丞、孔春祥对高勤荣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另一种调查。同年12月，高勤荣去北京反映情况，被跟踪而去的运城警方连夜带回运城地区夏县看守所关押。
1999年4月，运城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诈骗罪、介绍卖淫罪，对高勤荣提起公诉。著名律师李霄霖义务为高勤荣作无罪辩护，申辩高案涉嫌打击报复、程序违法、栽赃陷害，并指出公诉机关的指控没有一项能够成立。同年8月13日，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无视李霄霖律师的辩护说明，以受贿罪、诈骗罪、介绍卖淫罪分别判处高勤荣有期徒刑5年、3年、5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
高勤荣入狱后，全国各界人士悲愤填膺，为高勤荣鸣冤昭雪的呼声此起彼伏。2001年全国两会期间，原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原国家文化部部长高占祥等7名全国政协常委联名提交了89号提案——《反腐败的记者何以被判重刑？》。他们尖锐地指出：“这是一起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是涉嫌栽赃罪名的恶性枉法冤案”。随后，北京文化界和法学界上万知名人士和记者、律师签名声援高勤荣。其中有律师界的泰斗张思之、著名作家邵燕祥、丁东、邢小群，新华社副社长李普、著名记者戴煌等人。2003年，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第一次会议上，山西籍全国人大代表韩雅琴、北京人大代表吴青（著名作家冰心的女儿）等人再次吁请关注高勤荣冤案。
此时此刻，高勤荣却在狱中过着度日如年的艰难生活。
8年来，他每月都要写8封申诉信，至少有700多封分别寄往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山西省高级法院等相关部门，但都是有去无回，杳无音信。
蹊跷的是，高勤荣出狱后，《青年周末》记者徐英曾就高勤荣的申诉信一事到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山西省高级法院等相关部门采访、调查，但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未见过高勤荣的申诉信。而晋中监狱的狱政科马某某则信誓旦旦：监狱不存在把犯人的信扣下来的情况：服刑人员写的信，都会投递到一个信箱，然后再由邮政局的工作人员定期取走。对于他们的说辞，高勤荣气愤地说：“同号的人谁不知我天天写申诉？他们怎么能胡说八道？要是司法机关没收到，也是他们给扣押了。”
送信、收信，到底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结果不得而知。没有人追究，更没有人为此去调查，这已经成了一个无头公案。
日，由于高勤荣服刑期间有立功表现，被提前4年释放。高勤荣出狱的消息引发了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据不完全统计，有百万网民为其呼吁。这一时期，有关高勤荣冤狱的报道和就该事件引发的反思、追问，成了国内外媒体一直追踪的热点、焦点问题。该事件持续发酵的结果是，2007年10月，高勤荣被联合国授予该年度“国际新闻自由奖”的殊荣，秘书长潘基文亲自与获奖者合了影。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高勤荣无法去领奖（全世界四个获奖者，中国就高勤荣一人）。
此后，高勤荣案件还被当作干预新闻自由的典型案例写进了国外一些学术著作和大学教材中。
高勤荣出狱后，一如既往地满怀着期望，为他的案子四处奔波，不断上访、申诉，虽然其间也陆续有高层领导亲笔批示，要求复查此案，但最后的结果都是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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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高勤荣这起“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是涉嫌栽赃罪名的恶性枉法冤案”（2002年3月全国政《89号提案》原话。另外，原运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世贤公开出版的《公仆梦公仆情》一书，也如实地记录了当时的运城市委怎样操纵公检法，精心设计抓捕、审判高勤荣的过程，以及非法利用各种肮脏的手段，威逼他人给高勤荣做伪证，公安机关又如何用技术伪造证据等相关事项。）16年来，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不能重新审理呢？
众所周知，就中国目前的司法程序而言，犯罪嫌疑人要证明自己无罪，必须提供相关的证人证据。高勤荣的三项罪名已经被“坐实”，他要证明自己无罪，必须寻找推翻原来“坐实”自己罪状的证人证据。而这一切对高本人来说，又何其难哉！当年高勤荣的辩护律师在调查所谓的“证人”时，他们均表示“压力太大”，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
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当年判决高勤荣的第一项罪名是“介绍卖淫罪”。
日，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高勤荣一案的二审判决书如此写道：
1996年6月，被告人高勤荣到某酒店看望在太原联系业务的深圳意盛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肖俊生、总经理张燕民时，提出为他二人找一个卖淫女。高通过电话联系到一叫明生（基本情况不详）的人找来一个卖淫女（基本情况不详），肖、张二人用其所带的摄像机录制了其二人嫖娼的全部过程。
证明该项事实的证据有：证人肖俊生、张燕民证言，证明被告人高勤荣通过明生为其介绍卖淫女及嫖娼经过；嫖娼时录相带及录相带定格照片证明二人嫖娼经过及张燕民和卖淫女赤身裸体时高勤荣进入房间的情景。
高勤荣对此予以断然否认。他说：“当时我带着9岁的女儿一起去酒店看肖、张这两个远道而来的朋友。我敲了半天才有人开门。我一看他们在嫖娼，赶紧把女儿拉到了旁边。当时那个卖淫女听到敲门声就急忙向门口的厕所里躲，躲的时候正巧把把放在桌子上的摄像机镜头碰转，正巧对着了门口，还把我和我女儿摄了进去。按理说，这是我最重要的证据。然而，最后法庭在出示录像证据的时候，不知谁把我女儿的图像抹去了。”
事后，这两个人到运城再次嫖娼被当地公安抓获，公安在审查这盘录像带时，一位公安人员奇怪地问高勤荣，里面怎么有你和女儿的头像？
高勤荣说：“我要是知道他们在嫖娼，怎么可能带着女儿去？我怀疑法庭上出示的录像带被某些公安人员技术处理过。李肖霖律师曾要求法庭出示完整录像带，但法庭完全不予理会。”
高勤荣的辩护律师李肖霖说，判决书对高的指控中有“基本情况不详”的字眼，这违反了基本的法律常识，有效的犯罪指控应符合“基本事实必须清楚”和“基本证据必须充分”的必要条件，而且连一个具体的犯罪时间都没有，岂不显得荒唐？此案发生在1996年，肖、张二人当时就被抓了。如果高是介绍卖淫，为什么那时的警方笔录中，没有出现高勤荣的名字？而在1998年才起诉？
但是，律师的反诘现在已经显得无关紧要，在此“介绍卖淫罪”被认定的情况下，高勤荣要想翻案，就必须做到两点，一，深圳意盛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肖俊生、总经理张燕民须推翻原来的口供，重新上庭为高勤荣作证；二，高勤荣本人须拿到那盘原始录像带，提交法庭。
高勤荣2006年底出狱后，就四下深圳寻找这两个“老朋友”，但这两个“老朋友”似乎从人间蒸发掉了，高勤荣自始至终没能找到他们的蜘丝马迹。至于，要让高勤荣这样一介平民从警方手里拿到那盘对执法机构极为不利的原始录像带，恐怕比登天还难。我国的法律明文规定“无罪推定”，但在很多情况下，某些别有用心的执法人员完全实行的是“有罪推定”，犯罪嫌疑人要想洗脱自己，必须自证无罪。高勤荣枉自嗟叹，他在这样的“罪证”面前，只能是徒唤奈何，只能寄希望于最高检、中纪委重新调查此案。
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当年判决高勤荣的第二项罪名是“受贿罪”。关于这项罪名，判决书是这样写的：
1996年7月份，被告人高勤荣受运城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副队长程建国之托，为其表弟王军学违法运输红塔山卷烟被河津市烟草公司扣押一事说情。在运城大酒店719房间收受王军学玉溪牌卷烟两条，价值720元，现金25000元。
证明该项事实的证据有：烟贩王军学证言及其表兄程建国当庭证明，为请托高勤荣给烟草公司说情，给高勤荣送二条玉溪烟及25000元；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董宝林当庭证明被告人高勤荣为王军学贩烟被扣一事说情，后来违法处理，及在此期间，高勤荣向其核问其被他人匿名告状之事……
高勤荣对此表示了异议：“这25000块钱，其实是程建国还给我母亲的借款，那是1996年，运城掀起一股盖房热，程向我母亲借了3万块，还差我5千块没还，怎么就成了我受贿呢？程建国以前管我妈妈叫‘妈妈’。他表弟的烟被扣了，因为我认识河津市烟草局的董保林，他就让我去问问情况，我当时还问他，‘卖烟有没有执照’？他说有，我才去找的董保林。跟董保林说情时我还说，只要不违反原则，能照顾就照顾一下。我一个记者，我有什么职权指挥人家？如果烟真的没执照，那董保林也不能给办啊！”
2.5万元究竟是借款还是贿款？高勤荣说：“以程建国和我们家的关系而言，我妈是不可能让他打借条的，但在我妈的给我妻子的信中曾提到程建国的3万元借款一事。”高勤荣反问我：“你的亲戚朋友向你借一两万元，你会让他们打借条吗？程建国曾经是我的拜把子兄弟。但在恐吓和利诱面前，他要在人家手下谋生，能为了一个朋友的利益葬送自己的前途？我的律师曾要求他说出真相，他说压力太大，扛不住。我出狱后，他说想来看我，但对于他当年陷害我的事儿总是讳莫如深，无颜面对。后来，我告他，做人要实事求是。他卸下巨大压力的包袱后，表示愿意为我重新出庭作证。但没有人给我重新立案，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
&&&&&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当年判决高勤荣的第三项罪名是“诈骗罪”。对于这项罪名，当年的判决书如此写道：
　&&1996年3月，高向运城大酒店介绍了深圳意盛实业有限公司推销的一次性客房卫生用品，同年6月，意盛实业有限公司给运城大酒店发了价值122877元的货物，运城大酒店付货款50486.8元，尚欠7万多元。日，高到运城大酒店见到总经理王志刚，谎称深圳意盛实业有限公司欠他个人的钱，从剩余的货款中给其2万元，骗得王志刚信任，从运城大酒店提走现金2万元。
&&&&&证明该项事实的证据有：运城大酒店的报案材料称被高勤荣骗走2万元；王志刚、杜太来（运城大酒店副总经理，现已被中纪委带走）当庭证明被告人高勤荣告诉他们深圳人欠他的钱，从大酒店深圳账上代领2万元的事实经过；张燕民、肖俊生证言与高勤荣无经济往来；书证领条……
高勤荣对此项罪名同样不认可，他说，此事发生在1997年5月，运城大酒店的总经理王志刚是在他被捕前6天报的案，也就是说，王志刚报案的时间是在一年零七个月之后。这时间就说明了其中的一切阴谋。
“1997年，我们单位集资买房，我母亲给了我4万块钱，住在运城大酒店的时候，不幸被盗。我报案后，警察破不了案，我又着急回太原。因为认识该酒店的总经理王志刚，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住在你这里把钱给丢了，你们当然有一定责任。我现在着急回家，你看能不能借我2万块钱？他说行啊，你的朋友在酒店还有7万多元，你先从这里拿上吧。他让我给打个条，我就给他写了个条，他也签字‘同意’了。”
　　法院针对高勤荣的说法，则判定为“虚构事实，骗得2万元”。
李肖霖律师曾就此事曾在2007年接受《青年周末》记者徐英采访时这样说道：“在领款单上的姓名栏内，高勤荣填写的是张燕民，在领款人栏内，也明确填写是高勤荣‘代领’，这根本不能直接证明被告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李肖霖律师认为，高勤荣与运城大酒店之间顶多是民事债务纠纷。可惜，法院不予采纳。
高勤荣说：“运城的公检法把一个民事官司，按刑事处理,本身就涉嫌打击报复。作为我个人，面对的是堂堂国家司法机关，而在庄严的国徽后边是那些操纵司法大权的腐败势力，他们可以随便罗织罪名、栽赃陷害，而且还是以国家法律公正的名义，他们不予采纳应该是意料中的事情。”
高勤荣坦率地对我说，尽管全国人大和最高人民法院都曾经对该案多次作了重新审核的的批示，但根据“哪来哪去”的原则，这些批示最后都转回了山西省最高人民法院和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我的案子涉及到了运城市乃至山西省很多官员的切身利益，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根深蒂固，固若金汤，牵一发而动全身，查起来往往是荆天刺地，困难重重。而且，还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很多当年的办案人员现在尚身居要职，或者他们的亲信喽罗正手掌大权，他们怎能容你翻案昭雪，陷他们于‘万劫不复之地’？‘解铃还须系铃人’在这里会显得苍白、无奈。那些当年陷害我的策划者和既得利益者既不可能束手待毙，又怎会去主动配合我的翻案行动？譬如说，2003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韩雅琴等人再次为我提案，肖扬大法官对我的案子又作出了批示，‘谁家的孩子谁来抱’，当时山西省高级法院的主要领导表示回去后一定处理这件事。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并未听到案子重审的消息。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山西房媳爆料人的悲喜人生：让那些欺负老百姓的人无处躲藏》的长篇通讯和《英雄并不孤独》的评论，8月8日，该报再次为我发表了《房媳爆料人对腐败分子绝不松手》。之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新闻1+1》及新京报、京华时报等中央媒体迅速跟进，人民网、新华网、中国共产党网纷纷在首页转载。当时的山西省委袁纯清书记看到后，高度重视，立即把我的案子从运城调到了省委。可是，一年半过去了，音信皆无，再没有了下文。”
其实，高勤荣所不知道的是，他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也为他的平反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2012年秋季，我因参加一次国外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和已经退居二线的前山西省司法系统一名高官恰巧在俄罗斯相遇。我和他就高勤荣的案子交换了看法，他明确地告诉我说：当年高勤荣案子确实存一些问题。他的案子之所以迟迟不能重新审理，除过种种主客观原因外，还有一个不是原因的原因，那就是他和国外媒体接触频繁，给中国的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由于是在异国他乡，更由于这位高官已经是古稀之年，我只是在默默地倾听，然后默默地离去。
回国后不久，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高勤荣，他说：“那8年，我在监狱里怎么和外国媒体接触？我出狱后，也从来没有离开国土一步，即便是有些境外媒体采访我，我也只是礼貌性地见一下而已，而且只有屈指可数的一两次，怎么就是和国外媒体接触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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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山西塌方式腐败窝案惊动了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山西官场之龌龊内幕让人不寒而栗，尤其是其中利益分割的派系斗争让全中国触目惊心。高勤荣16年前只是一个毫无背景可言的小小记者，但他战斗的对象人却是那个当时权势熏天、今天臭名昭著的“运城帮”。他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那个勇敢得近乎迂腐的唐吉可德一样，失败其实早就注定了。
高勤荣是运城人，他又是一名敢于仗义执言的新华社记者，无论从哪方面讲，良心和责任都不允许他躲避矛盾，视而不见。他冲上去了，他把运城假渗灌的真相揭露到全国人民的面前，给了自己良心一个交待，但他却很快“沦落”为另几个案件的所谓“罪犯分子”——他在运城假渗灌事发后不到3个月即锒铛入狱，而当年耗资两亿八千多万元的运城地区主要负责人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党纪国法的处分。真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这起案子谁看不出是一起具有明显打击报复性质的冤案？谁看不出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栽赃陷害”？
高勤荣的案子影响之大，早已超越了国界，它早已不是高勤荣的个人问题了。高勤荣的遭遇成了中国人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高勤荣的名字成了中国百姓心中“正义”的象征。毫无疑问，在山西官场震荡的今天，如果能重新审理高勤荣的案子，给高勤荣本人，给整个社会，给世界舆论一个明确、公正的交代，那远比查处几个贪官污吏更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们期待着，山西人民期待着，全体中国老百姓都期待着，期待着高勤荣案子重新审理的那一天。
&&写在后面的话
我知道，高勤荣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在他文质彬彬柔弱的外表下，潜藏的是一颗坚强而博大的心脏。他明知申诉路漫长而遥遥无期，但他表示，坚决不会放弃。
他说：“我日出狱后，《南方周末》、凤凰卫视等十几家媒体跟进采访，全国百万网民为我呼吁，这让我非常感动。我想，我这个案子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辱问题，它已超出“个案”的范畴。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对邪恶势力横行霸道的一种激愤，是对善良和正义理性回归的一种期盼，它反映出的是我国司法的腐败，是滥用职权的恶果。所以，我没有理由半途而废，畏惧不前。”
和高勤荣话别时，他一改沉郁的脸色，微笑着撂下了几句语气舒缓却坚贞不屈的话：
“我已冤狱8年，我还怕什么？在临出狱时，我曾写下了遗书和血书。出狱后，当我再次向腐败分子作斗争时，曾多次遭到死亡威胁，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对于死，我毫不畏惧，只要我的死，能为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中国的体制改革出一把力，我死而无憾！我坚信，人间沧桑是正道，多行不义必自毙。我要和这些祸国殃民的蠹虫战斗到底，让那帮当年陷害我的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地。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浩浩荡荡的打虎行动，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一方面，我会一直申诉下去，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另一方面，我就是要用自媒体这个平台，把他们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还我一个清白，还人民一个公道！近几年来，我在我的微博、博客连续发表了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忠家中被劫5000万，吃空饷山西女商人变身副县长，山西一人大代表4个老婆10个娃，河津市住建局长11次年龄造假，无锡怪事亿万富翁吃空饷，山西房媳全家腐败案，举报人被汕尾警方击毙是拒捕还是谋杀等文章。在全国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有网友把我比作现代版的曼德拉和基督山伯爵，我不能与他们比，但我们复仇和报恩的精神是相同的，如果腐败不除，受害的不仅仅是我。在我揭露山西房媳事件中，虽然不尽如人意（已将4人双开），但总算在盘根错节的运城腐败势力关系网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但是真正的大老虎还没有浮出水面，我仍要穷追猛打，直至将他们绳之以法！我对祖国的明天充满信心，我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信心！”
高勤荣走了，但这几句话却久久地回想响在我的耳边。
是啊，也许黑暗漫长，也许月光淹溺于阴霾，然而，黑暗能挡住黎明的脚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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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琳之，本名李琳，男，1967年生，山西襄汾人。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山西省作协会员，山西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兼驻京办主任。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报告文学《黄土魂》，传记文学《天才的悲剧》，散文随笔集《感喟秋雨》，历史散文集《中华祖脉》等。）&.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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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冤案终于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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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被宣布无罪
德雷福斯(年)是犹太人，出身于法国阿尔萨斯省一个纺织业资本家家庭。1892年，德雷福斯从军事学校毕业，进入法国陆军参谋部任见习上尉军官。
1894年9月，在德国驻巴黎使馆充当女仆的法方情报人员，在德国武官房间里发现一份匿名清单，上有从法军参谋部送来的有关法国炮兵及其他情况的五份秘密军事情报。这说明法国参谋部中有德国间谍。10月，法军情报处仅以清单上的笔迹与德雷福斯的笔迹相似，就诬靠他出卖法国军事秘密，将他逮捕。12月22日，他被判终身囚禁。日，他又被除去军职，终身流放到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
这次判决的证据是极为不足的。德雷福斯本人从未认罪，而且在审理中，笔迹鉴定专家们的意见也并不一致。
1896年3月，新任法军情报处负责人皮卡尔上校发现一封德国武官给法军情报处少校瓦尔逊·艾斯特拉齐的密信。艾斯特拉齐是个债台高筑的浪子，他的笔迹与上述清单上的笔迹完全一致，因此皮卡尔确认这人才是真正的罪犯。但是当他将此事向上级报告后，总参谋部却以维护军队威信为名，拒绝纠正这一冤案，将皮卡尔调往突尼斯，还不许他泄露这一情况。皮卡尔离任前，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当律师的朋友。此后，消息就传扬开去。在1897年11月到1903年的长时间内，从参议院副议长和众议员，到巴黎的新闻界，从作家左拉为此事发表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到契诃夫和列宁发表言论；从德雷福斯本人及其家属，到军队里的正直军官；从广大的法国人民到国际舆论界，要求复审德雷福斯案件，惩治真正罪犯的呼声日益强烈，最高法院不得不在日才宣布德雷福斯无罪，并恢复了他的军职。
（人民网资料）
文章来源: 人民网
责任编辑: 姜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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