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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江苏主题论坛在南京举办
8月13日，第八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江苏主题论坛在南京隆重举办。在《慈善法》即将正式实施的大背景下，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行业领袖和专家学者、近50家基金会和 200家社会组织共聚一堂，立足社会和行业发展需求，联动协作，共推社会进步与持续发展。此次论坛以“‘善时代’的社会发展新格局”为主题，深入探讨了“‘善时代’基金会发展的转型与升级”、“新格局下的社会创新与创想实践”、“社区基金会如何通过跨界创新参与社会治理”三大议题。“善时代”来临&&基金会迎来挑战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在主题演讲中指出，《慈善法》具有国际眼光，开启了善时代，2016年可能成为全球慈善事业发展的转折点。王振耀认为，善时代以善经济为基础，而善经济的内在逻辑是社会价值决定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将开始逐步支撑经济发展。慈善界需要适应时代实现转变，如何将慈善事业与社会事业的发展全面结合起来是慈善工作者面临的重要挑战。爱德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丘仲辉表示，公募权的开放是《慈善法》带来的重要改变之一，未来慈善行业竞争将会加剧。他认为公众捐赠需求的差异化和捐赠选择的市场化，对慈善组织的专业化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行业从业者要以冷静成熟的心态，在竞争中加强协调合作，共同脚踏实地地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基金会中心网总裁陶泽以详细的数据为依据，介绍了中国基金会行业的发展状况。他介绍说，目前中国基金会的数量已经超过5000家。而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统计，截至2015年底，江苏省基金会数量达到549家，在全国名列前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政策系教授、河仁慈善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友华先生发表了富有激情的演讲。他分析了江苏地区公益事业的发展状况与趋势，同时指出了《慈善法》存在的缺陷，引起了论坛参会者的热烈反响。在圆桌讨论环节，嘉宾围绕如何增加慈善资源供给与吸引人才各抒己见，讨论热烈。以创新实践推动公益行业发展针对新形势下基金会所面临的挑战，多位参加论坛的嘉宾都谈到了创新的重要性。下午的论坛围绕着“创新”展开。互联网是公益创新的重要平台。知名公益人邓飞分享了他对于“互联网+公益”的经验与思考。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利用互联网工具发起并推动包括“免费午餐”在内的多个公益项目。邓飞认为，移动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来自捐赠者的监督与质疑，逼迫公益组织提升自身的透明度、效率与能力。来自江苏本地的昆山昱庭公益基金会致力于在中国推动“厕所革命”，创始人钱军分享了该基金会的实践经验。他介绍说，昱庭基金会发起“免费厕纸”项目两年多以来，已经服务了68所学校，未来这一项目将在很多地方落地。社区基金会在中国发展潜力巨大，中国慈展会秘书长典春丽在主题演讲中提出，要通过加强社区基金会功能助推社区治理创新。她指出，社区基金会作为一种新型的公益性社区服务型社会组织，可以使许多问题在社区层面以自治、互助等方式解决，进而缓解各种社会矛盾。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家良指出，社区基金会是促进公众参与、激发社区活力的最好的组织形式，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可以推动转变政府观念，深化体制改革。南京市栖霞区姚坊门慈善基金会代表李敏等多位嘉宾也就社区基金会的发展与创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据悉，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自2008年发起以来，通过行业先锋话题，促成资源对接和合作，已连续成功地举办了八届，今年论坛年会将于11月22号到23号在上海举办。此次江苏主题论坛由南京市栖霞区姚坊门慈善基金会和昆山昱庭公益基金会联合承办，由玖思创益与南京青年公益事业发展促进会协办，并得到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慈善管理EMP和慈善先锋律师团队的特别支持。第八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秘书长吕全斌表示，江苏主题论坛作为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规模最大的区域主题论坛，在《慈善法》实施前举办以“‘善时代’的社会发展新格局”为主题的研讨，启发了许多思考，对于理清新形势下基金会如何发展的问题意义重大。
本文来源：网易公益
责任编辑：高珲_NY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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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政策之弊远大于利
独生子女政策之弊远大于利 梁建章、黄文政 2015年5月30日，金刻羽教授在TEDxChaoyangWomen大会上发表演讲《面对中国未来的领袖》（Meet thefuture leaders of China），谈及独生子女一代的特征和他们对中国和世界未来的意义。金刻羽生于1983年，于2004和2009年分别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和博士学位，2009年至今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助理教授。 根据网络资料，金刻羽的父亲金立群曾任财政部副部长、中投公司监事长、中金公司董事长，2015年8月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候任行长。2012年，金立群和金刻羽联名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欧洲应向亚洲取经》(Europe should stop arguing and look to Asia)，批评欧洲各国只会没完没了地争吵，建议他们向亚洲学习务实精神。 金刻羽在演讲中表示，独生子女政策提高了年轻人的教育水平和女性地位，但也坦陈该政策的诸多负面影响。金刻羽是来自中国高层财经官员家庭的独生女，在中国完成初中学业并在海外接受后续教育，她的观点在中国城市精英乃至高层官员家庭中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鉴于此，我们以此文来述评金刻羽教授的演讲。 一、独生子女是否优于非独生子女？ 金刻羽提到：“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一点说起来非常简单，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过去，每个城市家庭都有3到4个孩子，现在却只有一个。平均来讲，96%的城市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数量的减少换来的是质量的提升。因此，在我们这一代，每个孩子都获得了巨大的教育投资。” 其实，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人力资本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在相同的质量下，人力资本与数量成正比。只要质量上升不足以弥补数量的减少，就不能说人力资本会增加。至于质量与数量是否可以换算本身就是问题。比如，中国目前职业高中毕业生供不应求，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则相对困难，很难说一个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就大于两个高中生。 人力资本的培育涉及家庭、学校和社会。从家庭因素来看，比起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平均确实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投资和父母关爱，也更多地承载了家庭的希望。这点早就为不少研究所证实（如陈科文，1985；风笑天，1992）。但至于这些条件和愿望究竟对独生子女的成长会产生什么影响，并没有明确的结论。 有人认为，更多的家庭教育投资提升了孩子的成绩，但也有人认为由于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造成孩子心理压力过大，太早失去童真，不利于保持学习和工作的后劲。还有人担心，由于缺少兄弟姐妹以及从小更可能被长辈溺爱，独生子女比较容易产生孤僻、任性、敏感和自私等性格缺陷，缺乏吃苦耐劳、冒险进取和团队合作精神。 在我们检索的中文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可以证实，在扣除父母教育和家庭收入等背景因素后，独生子女在学习成绩上要显著好于非独生子女。曾满超（2012）曾研究了山东省济南市的高考生，发现独生子女的高考成绩要好于非独生子女，但并不清楚这种差异，是否是因为两个群体的家庭背景不同所致。黄琳、文东茅（2008）曾比较了首都高校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状况，发现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文化背景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在校支出更高，但学习主动性的不足导致他们在学业成绩上落后于非独生子女。 规范性的研究（风笑天，1990、2002；李学斌，1998；肖富群、风笑天，2010）也表明，同一代人中，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性格特征各有所长，两者间的差异比人们预想的要小，很多差异会随年龄增长逐步消失。中国在城市和农村普遍实行的分别是“一孩”和“一孩半”政策，这种一刀切的方式也使得相应的教育学和社会学研究，无法分辨出政策对整代人的影响。 相比之下，国外对家庭孩子数对学业的影响要更系统和深入。比如，Zajonc（1976）、Taubman和 Behrman（1986）、 Downey（1995）和Joger（2009）等认为，孩子的成绩与兄弟姐妹的数量成反比；但至于这种差异究竟是否真的反映了因果关系则存在很大争论（Guo, VanWey,1999; Downey, 2001）。更不清楚的是，兄弟姐妹数量造成的成绩差异是否可以延续到成人阶段。 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拔苗助长也许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孩子的相对成绩，但未必能在宏观上提升大家的整体能力。微观有效不一定表示宏观有利。只有一个孩子时，家庭的希望和投资都会集中在这个孩子身上，不要输在起跑线会成为常态。但如果所有人都提前偷跑、提前冲刺，那只是徒增大家的压力，并不能在整体上让大家跑得更快。如果每家平均两三个孩子，人们也许不会如此焦虑，养育孩子的方式可能更从容、更健康，孩子的后劲也许更大。 二、计划生育对人口资本的质量和数量是双重打击 总之，学术界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只生育一个孩子会提升孩子的教育水平。更没有证据说明，只生育一个孩子对人力资本的贡献要大于生育多个孩子。在多孩家庭中，只要每个孩子都不是太差，父母往往以最优秀的那个孩子为骄傲。独生子女的成绩，即便要好于来自多孩家庭的孩子的平均成绩，却更可能低于多个孩子中成绩最好的那个。 根据父母和孩子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智商的相关性（Kaufman,2009），我们比较了高智商少生家庭与中上智商多生家庭。这里，高智商家庭是指父母亲的智商处于人群中最高的1%水平，中上智商家庭是指父母亲的智商处于人群中19%的水平。假设高智商家庭生育1个孩子，而中上智商家庭生育3个孩子，那么在平均意义上，高智商家庭中唯一孩子的智商要低于中上智商家庭的3个孩子中最聪明的那个孩子。即，少而精的养育方式不如维持数量的优势更有效。 独生子女承载着父母对孩子的全部希望，他们从小就面临着不要输在起跑线的压力，这可能会对孩子的身体成长产生消极影响。过去20多年，虽然营养水平在提升，但中国学生的身体素质却在下降。北京体育大学校长杨桦在2012年的全国政协提案中提到（中国青年网，2012），1985至2010年，中国中小学生肺活量下降了11.4%，大学生下降了近10%。小学生400米跑，初中、高中、大学女生800米跑和男生1000米跑的成绩，分别下降了8.2%、10.3%和10.9%。中小学男生引体向上成绩降幅达40.4%。 生育限制政策更是大幅降低了家庭的养育效率。按美国农业部（2013）的数据，家庭养育一个、两个、三个孩子的费用比分别是100、160、187。第三个孩子的费用只相当于第一个孩子的27%，所以养育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费用越高。中国找不到类似的数据，但少子化会降低养育的家庭规模效应确定无疑。 这种效率的损失不仅体现在经济成本上，也体现在养育经验的运用上。年轻夫妻在养育头胎时缺乏经验，甚至诚惶诚恐；养育第二胎则可用到之前的经验；到第三胎更轻车熟路。而且，只有一个孩子的父母会紧张、焦虑，常常需要充当孩子的玩伴；多个孩子会在一起玩耍、交流，父母反而不用那么操心。现在中国城市中小学上下学时，父母接送成为常态。早年每个家庭有几个孩子可以一起上学，父母接送的情况并不普遍。这点也为规范性的研究证实。 从学校等公共资源的角度来看，生育限制也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过去一二十年，中国裁并了大量的中小学校。从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间，全国6—14岁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从2.05亿减少到1.58亿，同期全国农村小学则从55万所减少到26万所，导致小学生平均上学路程增加4公里。学校数量缩减不仅发生在农村，也发生在城市。比如，从2000年到2012年，虽然北京的常住人口从1382万增长到2069万，但小学数量却从2169所降至1081所，专任教师数量从6.2万降至4.7万。 有人会说，学生和学校的减少有利于教育资源的优化。姑且不说关闭大量学校造成多大浪费，就是剩下的所谓优质教育资源，其实也是原先人口较多时所留下的遗产。这种靠遗产得来的优化是被动且不可持续的，更合理的做法是增加教育投入来优化教育资源。学校好坏的关键取决于学生和教师的质量和财力。假设一个100万人口城市拥有2所一流的中学，那么这个城市的人口降到50万以后，其最好中学的学生和教师质量及财力，多半比不过人口100万城市的最好的2所的平均水平。 本文作者之一梁建章曾当面询问家庭经济学奠基人，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Becker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看法。Becker先问中国是不是来不及建学校。在得知中国其实在关闭学校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应该停止了。他的理由是，只要有能力培养人才，就不应减少人口，因为对所有国家来说，人是最宝贵的。当学龄儿童大量减少而不得不裁并学校时，限制生育就不仅在降低人口数量，也在全方位地降低人口质量。 生育限制会加剧老龄化的程度。在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下，中国的老龄化在加速到来，老龄化程度最终可能居全球首位；届时，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40%。按目前的生育率趋势，百年之后中国的人口可能降至与美国相当，但年轻人口却远少于美国。在相同的人口规模下，一个老态龙钟的社会在知识更新能力、创造力和向上的动力及活力上都无法与年轻人较多的社会相提并论。长期低生育率会加深老龄化，最终导致平均人口素质快速下降。 中国庞大人口的优势未被充分发挥出来的原因之一是，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很大程度被排除在现代经济循环之外。中国城市在家庭收入、教育条件和人文环境上要普遍好于农村。在同样的天分下，相对于在城市里生长的与城市生活自然一体的孩子，农村孩子，特别是来自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孩子，在教育背景、消费习惯和从业理念上都有所不同，在长大成人后，往往要经过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困难才能融入城市生活，完全进入现代经济循环。中国的生育限制政策对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更加严厉，人为减少了那些成长条件更好的孩子的比例，因而延缓了人口整体素质的提升。 严厉的计划生育导致中国少生了上亿孩子，这些孩子很多本来可以出生在中国条件较好的家庭，接受良好的教育和熏陶。谁知道这些少生的孩子里本来有多少可能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栋梁之才？由于严格的生育限制及生育观念的改变，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生育率只有0.8左右，处于全球最低之列。这些城市集中了中国各行各业许多最出色的人才，但在0.8的生育率下，他们的后代则每一代人减少60%以上。换言之，中华民族数千年积累和沉淀下来的最优秀的基因只要两三代人就会消减得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 我们相信，如果金刻羽还有弟弟或妹妹，凭着她父母优越的个人条件和家庭环境，以及她本人的榜样作用，即使弟妹没有她这么出色，那十之八九也会远比世界绝大部分家庭的孩子出色。然而，独生子女政策完全扼杀了这种可能。 本文作者之一黄文政在哈佛任教时同系有个同事叫蔡天西，生于1977年，22岁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成为哈佛最年轻的教授。她来自浙江一个小镇，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上面有5个哥哥。全家6兄妹有5人获博士学位，1人获硕士学位。父亲蔡笑晚被誉为人才“魔术师”，曾把自己培养孩子的经验写成《我的事业是父亲》一书。如果再晚20年，蔡笑晚也只能培养一个最多两个孩子，他的为父经验也没多大用武之地。 金刻羽在演讲中提到，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中国高等教育的覆盖率甚至超过某些富裕国家。实际上，这两者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中国大学的年录取人数在1980、1998、2012年分别为28万、108万、680万，年均增长率在1980到1998年间为7.8%，在1998到2012年则为14%；特别是，从1998到2005年的7年时间里，录取人数从108万陡然上升到504万，年均增长24.6%。 这种录取人数的急剧变化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深受大学扩招的影响，与计划生育政策几乎没有关联。即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只要将1998到2005年的扩招行为提前几年或者再延续几年，同样可以达到现在这样的入学率。实际上，在2000年之前，印度大学的年录取人数就一直高于中国。 三、计划生育对男女平等的促进功不抵过 金刻羽还说：“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国女性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 我们是家里的女儿，但我们不仅仅被当作女儿来培养，我们也被当作是家里的儿子。教育已经不分性别，不论你生的是女儿还是儿子，你都会让他/她接受教育。在80年代，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以后，男孩和女孩的受教育程度很接近，它们之间的差距没有了。事实上，在中国女孩们学得比男孩们还要好，也就是说，女性得到了更多的教育。” 确实，计划生育政策可能促进了男女平等，这点也为一些学术研究所证实（风笑天，2012；肖富群，2012），但这种本来也可以通过更好方式来达到的效果，可能远不足以弥补该政策对女性的伤害，特别是强制堕胎对妇女身心的巨大伤害。 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一直严重偏高，导致男女比例失调；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我国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376万。金刻羽在演讲中也提到这一现象，但似乎将之归为提升女性地位的有利因素。但她也许没有意识到，这种男女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的背后是成千上万的女性胎儿被堕掉。而且，男女比例失调意味着大量的年轻男性可能无法婚配；以这种代价来提升女性地位对社会整体来说是得不偿失。 金刻羽还提到中国女孩的学习成绩现在平均比男孩好。但其实，女孩比男孩学习成绩好是全球趋势；在很多发达国家，女生念大学的比例都要高于男生，这与生育率都没有直接关系。针对这种趋势，Becker（2008）的解释是，男孩成绩的方差要大于女性，所以在精英教育时期，男孩要优于女孩；但到教育普及的年代，由于女孩发育更早，自控力也要强于男孩，学业通常都会好于男孩。 四、独生子女政策严重伤害普通家庭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独生子女群体。这一现象对中国人的生活观念、家庭关系、社会形态和民族心理造成的长远后果难以估量。独生子女在年少时独享父母的宠爱，但没有与兄弟姐妹相互交流、分享、竞争和关爱的经历。兄弟姐妹间的手足亲情本来是天伦之乐的重要一环，但独生子女政策却让这种欢乐远离了无数城市家庭。 不过，远比这种幸福的缺失更悲哀的是失独惨剧。仅在过去几年，我们就耳闻多起家庭失独事件。其中一起是一个初三实验班的女孩因为学习压力过大在家中自尽，两天后父亲也自尽了，后来精神崩溃的母亲到学校砸办公室。研究表明，在面临压力时，独生女出现自杀倾向的概率要显着大于多胎家庭的女儿以及独生子。另一对失独夫妻，在孩子因白血病去世后一直住在不同的亲戚家，没有勇气回家居住，甚至不敢去清理孩子的房间。 2009年2月20日，女影星潘星谊在北京家中不慎滑倒，大量出血，后抢救无效死亡，终年28岁。导演郦虹说：“潘星谊是家中独女，家里为了培养她，特别在北京买了房，爸爸照顾她，妈妈还有半年就退休了，父母为了她两地分居，她可以说是全家的命根子。”据一位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士告诉记者，潘星谊的爸爸一直穿着那件染有女儿血迹的衣服，因为那上面有女儿的鲜血，他舍不得脱掉。 虽然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比例的孩子会夭折，但在二胎或三胎家庭里，所有孩子都夭折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家庭幸福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唯一的孩子夭折对整个家庭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只要还有存活的孩子，那么父母就有希望和责任继续生活下去。 根据中国的生命表和生育年龄分布，母亲在40至65岁之间孩子夭亡的概率是1/100左右。一般可以假设不同孩子夭亡的风险独立，这样二胎家庭孩子都夭亡的概率就只有万分之一。相对于二胎家庭，一胎化把这个比例提高了一百倍，达到1/100左右。在这个概率下，几乎每个人周围都迟早会发生家庭失独的悲剧，相应的心理冲击会让人们从最基本的道义层面来质疑一胎化政策，从而可能损害政府的信誉并最终影响社会稳定。 家族亲情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但对生育限制政策产生的大量独生子女来说，第一代没有兄弟姐妹，第二代没有叔伯婶姨，第三代则没有了任何通常意义中的亲戚了，整个家族亲情的纽带将被完全割断。这种人伦的缺陷对整个社会和民族心理会造成何种影响无法估量。 家庭的风险不仅体现于生命的无常，也体现在婚姻、事业、财力和健康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上。面对这类难关，兄弟姐妹本可以相互提携、共同分担，但独生子女则只能独自承担、艰难应对。这种现实反过来又会降低家庭对风险的容忍度。如果孩子较多，家庭会更愿意让孩子们尝试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只有一个孩子时，稳妥的考量更加重要。独生子女比例越高，社会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就越低，这对经济发展、国防事业都极其不利。 独生子女从小生活在众人的关爱之中，长大以后却要承受更多的家庭和社会责任，这种人生道路上先甜后苦的反差，对他们整体的幸福感甚至心理健康都可能造成消极影响。对大部分独生子女来说，真正的危机会在步入中年后出现。届时，父母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即便社会建立了完善的养老护理机制，情感和心理的压力也可能让步入中年的独生子女不堪重负。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这种悲哀的现象，将以空前的比例出现在中国家庭中。在这种负担之下，他们还有多少活力来创造和发展? 本文的两位作者与金刻羽一样，除了曾经留学海外之外，也都是独生子女。我们分别出生于1969年和1965年，那时独生子女还非常罕见，所以我们对中国独生子女一辈将来所要经历的人生有一般人难以体会的感受。黄文政于1992年去美国留学，2010年回中国定居。其间，父母不适应海外生活，只在美国住过半年。虽然在家乡生活条件很好，但母亲的晚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父亲相伴的孤独中度过，中秋和春节更是她感觉最凄凉的日子。 黄文政的母亲于2009年去世。在生命的最后４年里，她因为糖尿病引发尿毒症，必须每周去医院三次做血透或血滤。幸好，母亲这边的亲戚很多，而妻子的几个兄妹都住在同一城市，乐意帮忙照顾。尽管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依然难以承受。有时候，他非常希望有个兄弟或姐妹可以在精神上分担一点。最后几年，黄文政多次从美国赶回家乡看望母亲，其间曾两次把她带到上海去复诊做手术。最后一年，他三次从美国赶回，前后有四个月待在家乡照顾病危中的母亲。最后一个半月，他自己、父亲、保姆、一对母女护工、十几个表兄妹以及妻子的兄妹24小时轮流换班看护母亲，直到她去世。母亲在最后清醒时曾表示，没有给儿子留下兄弟姐妹是她一生的遗憾。 这种悲剧将是无数城市家庭可能要遭遇的。无论从收入状况、工作自由度还是亲戚的帮助来看，未来绝大部分独生子女面临的困境可能要更加艰难。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下，高层官员和他们家人的生活环境离普通民众较远，对这类困境也许缺乏亲身感受，但设身处地的思考应该有助于理解独生子女政策给普通家庭的未来所带来的种种困难。 五、计划生育恶化人口形势 金刻羽在演讲时提到，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降低人口增长速度，而且获得了成功。从语境来看，她似乎认为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合理的。实际上，从过去200年的历史来看，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整体上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使在1950到1980年的高速增长期，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只不过增长了0.3个百分点，其中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人均寿命的增加。而从1980到2014年，中国占世界人口比例就下降了超过3个百分点，而且未来会下降得越来越快。 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庞大的人口规模本来是中国最大的优势，但却被计划生育政策当成最大的劣势、用最严厉的手段来消减。以生育限制为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是负面看待人口，认为人带来的负担要大于贡献。这是一种极其片面的观点。人当然是负担，但更是贡献者。人在成年前是财富的消耗者，但工作后是财富的创造者，年老后又成为消耗者。总体来说，人的贡献要大于消耗，否则人类社会不可能在人口越来越多的同时会越来越进步。 根据许多学者和我们的研究，独生子女政策是认识不清、判断失误的产物。这个政策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极大地恶化了中国的人口形势。如我们在财新网专栏的系列文章中所论证，即使立即全面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也无法避免中国的人口坍塌，这一人口趋势不会缓解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却会严重威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导致中华文明的衰微。 中国的计划生育宣传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让中国社会形成了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负面人口和生育观，这点甚至影响到海外华人。从背景来看，金刻羽对独生子女政策的看法并不奇怪。但我们相信，凭着她卓越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随着对整个人口问题更多的了解和思考，金刻羽教授会认识到她在演讲中所表达的只是更大背景下的一个视角。 金刻羽曾被世界经济论坛选为“2014年全球青年领袖”之一。我们希望与金刻羽教授共同探讨对于中国至关重要的计划生育政策问题，更深入和全面地分析中国人口现状和未来趋势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深远影响。 推荐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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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携程旅行网董事长。在他的领导下,携程旅行网成长为中国互联网和旅游行业最成功的公司之一。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人口和创业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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