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投的那家公司是我最大的目标，一直心水了很久的职位，所以我希望可以有百分之百的准备和信心去面试，希望可以拿下那个工作，但是问题是，我还没辞职，我现在的工作还是略忙走不开的，加上我下周还要去外地开会，所以没时间也毫无准备去面试100%会被拒绝，之后以后会永久丧失机会进这个公司。 都怪我，我本来打算年底辞职的，之后再去投这家公司的，但是前几天忍不住投了简历，我手贱啊手贱～～ 我可不可以打电话跟那个HR说明情况呢，如果我下次再去投的话他还会给我面试的机会么？担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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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理我么？？？？？？？？？
　　中国不是外国，不缺人，没有哪个公司会专门为某个人留着职位的。　　脚踩两只船，小心两边都丢了。
　　我也好后悔，不应该手贱没辞职就去投那家公司的，真怕错过了这次就没下次面试的机会了，我怕以后投都直接被pass掉了
　　没时间也毫无准备去面试100%会被拒绝　　不至于吧，要准备多少你才会有信心　　
　　主要是怕到时候没时间去面试，要出差还要上班，我现在的工作很难请假　　　　信心倒还好啦，自由发挥把　　　　　　最主要想知道如果去面试了，没通过，以后投简历还有机会去第二次面试么？？　　　　我还真的没试过同家公司面试两次的。
　　我觉得如果没去，就不会有第二次　　如果失败了，第二次面试甚至有可能加点儿同情份儿
　　如果HR不记得你的名字那就会有第二次机会= =　　或者你跟HR说说能不能改一下面试时间咯，一般都可以的啦
　　有些都有人才资料库，投过简历没去，或者面试失败，一般都不会再优先考虑的。
　　不过那公司没通知你去面试吧？那应该没关系的。
　　已经通过电话面试了，HR说具体面试时间叫我等EMAIL通知
　　想说一下为什么这个公司是我现在最大的目标。　　　　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公司，说真我才来了还不到一年，说真我原本打算做够一年，今年年底再申请辞职的，我现在的公司也算是一个外企，全球有50家分公司，我在深圳分公司做销售部工作，工资不高（4500左右还扣税），福利一般般，但是工作的氛围还是不错的，我跟同事们相处得也不错，原来我们销售部有一个正经理，一个副经理，正经理没实权，老板也不喜欢他，副经理权利很大，跟老板是亲戚，正经理不断地被排斥着，而我这个炮灰呢，跟正经理本来很久以前就认识，还是老乡，比较熟把，副经理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并不喜欢我，加上我们公司另外有个部门有个女生很会讨好领导，她申请要换到销售部，我就很杯具地跟那个女生交换了部门，现在我在的这个部门说真可以说是毫无发展前景的，职位也算是比我原来的职位要低一些的，虽然比原来更加自由一些。　　　　　　而我要面试的这家公司，算是世界500强来的，是我们公司最大最大的客户，跟他们合作过好多次，跟他们公司的人也打过电话，被他们工作那种极高的效率，极其专业所震撼，真的很专业很专业。感觉如果可以进入到那种公司，应该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所以一直很想尝试，但是知道自己应该暂时还是不够格进去的，我最近每天晚上都在学历专业知识，还有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打算年底的时候辞职之后再去投简历，可以有更多的准备更多的信心去尝试。　　　　　　　　　　
　　楼主我今年26了，在感情方面一塌糊涂，有预感我会成为一个剩女，朋友很少，生活圈子很小，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无聊，我觉得自己很失败。　　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养活好自己和爸妈，找份好工作，这个真是我近期努力的目标。　　
　　@miminana1 　　哥们儿，这帖子有没有被hr看到，看到了，那你可惨了？我看你快删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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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回复(Ctrl+Enter)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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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在 1944 年晚秋，或者可能是在冬季，12 月间，国务院的总的看法是——那时我在国 务院工作——美国可能会在华北沿海登陆。那一地区主要被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所占据。 我们——所谓“我们”，我包括了格鲁先生，他本人当时也是焦急不安的。——看得很清 楚，任何能够援助我们对日作战的力量都应加以利用，这一力量将会得到利用。我们还设 想，如果我们利用共产党人便会拯救美国人的生命。　　一份注明日期为 1945 年 2 月 27 日的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务院文件宣 称：“如果美国将在中国沿海一带采取作战行动，美国指挥员们应该准备好 武装共产党人”。这时，国务院的官员并没有认识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放 弃了在中国沿海登陆的计划。只有考虑到处理国家关系时军事的优先地位，才能懂得利用共产党军队的重要性。驻华的美国官员在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上被直接的战争紧急状 态所支配。约翰·S·谢伟思和雷蒙德·L·卢登从战略的考虑出发为武装中 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最令人信服的理由。他们在 1945 年 2 月 14 日的备忘录中 写道：“美国在远东政策只有一个直接的目标，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伤亡 击败日本。为实现这一目标，一切其他的考虑都应该是第二位的。”1945 年2 月 26 日，乔治·艾奇逊在提出反对赫尔利纲领，武装共产党人的建议的一份电报中敦促：“最高的军事必要性和直接的考虑应该成为美国政策向前迈 进一步的基础。”这一看法得到参谋部全体政治官员的赞同。因而，军事的 紧急状态迫使美国官员不得不强调利用共产党军队和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的 重要性。　　事态不久就清楚了，武装力量的统一只有作为国共两党达成的总协定的 一部分才能实现。正如赫尔利所报告的那样：“我曾劝告蒋，为了统一中国 的武装力量，防止内战，他、国民党、国民政府有必要向共产党作出慷慨的 政治妥协，让他们在国民政府有足够的代表”。或者，如谢伟思和卢登所理 解的那样：“美国官方声明中所明确指出的美国政策的目标是在中国实现政 治上的统一，并把它作为中国有效的军事行动中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这样，在中国两大政党之间进行政治调处的想法是扎根于有效地进行战争的 愿望之中的。（3）关于战后远东政治关系的考虑　　从一开始，政治设想便强化着上述的军事上的考虑，引导美国官员遵循 一条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的方针。这些政治上的考虑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 与战后的远东政治结构发生了联系。在深刻的政治动乱中变得四分五裂的中 国显然不能完成美国所赋予它的任务。正如一份为雅尔塔会议准备的未注明 日期的《简况汇报文件》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动荡、分裂、反动的中国将 使远东的安定和进步成为不可能，它将极大地增加在西太平洋保持和平这一 任务的重重困难，而这个任务主要要由我们来完成。”在美国看来，中国的 统一和强大只有通过建立民主政府才能实现。这个想法在另一份未注明日期 的《简况汇报文件》中讲得很清楚：
美国政府对华的长期政策是以这样的信念为基础的，即中国必须成为远东主要的稳 定因素，这是这一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本要求。因而，我们的政策是针对如下目标的：1. 政治目标：建立一个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政府和强大、稳定、统一的中国：a，我们寻求以 一切正当的途径促进建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它将带来内部的统一，包括调处国 共两党的分歧，并有效地履行它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义务。　　由于罗斯福总统在战后世界的宏伟计划中预见到他与苏联的友好合作， 因此他害怕国共两党关系的日益恶化将可能导致内战，使美国卷入与俄国的 纠纷。萨姆纳·韦尔斯回顾他于 1943 年 9 月与罗斯福总统的一次谈话时讲道， 罗斯福对中国的政局表示担忧：
但是他（罗斯福总统）最担心的是在击败日本后爆发内战。那时的危险是苏联将站 在共产党人一边进行干涉，西方列强将出于自身的利益被吸引或者被强迫而支持反共的一 方。他说，那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与我们曾经目睹的内战中的西班牙十分相似的情景，所不 同的是战争的规模更大，内在的危险更严重。他认为，战后最有可能出现麻烦的地点就是 中国??。　　美国官员普遍带有罗斯福总统对苏、美在中国问题上陷入纠纷的恐惧 感。约翰·S·谢伟思似乎比其他人更强烈地希望避免为了中国而得罪苏联。 他在 1944 年 4 月 7 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在决定我们在亚洲的对俄政策时， 应避免受中国问题的影响。美国现在不希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希望使 自己在亚洲与俄国直接对立起来。”他建议，当美国与中国打交道时，它“应 避免卷入中苏关系问题，避免一切向中国（提供）无条件的外交上的支持的 举动，特别是在俄国问题上；将美国的对华援助，限制在对日作战的范围内。 但是即使是谢伟思的观点与当时《生活》杂志的立场也是颇为接近的，《生 活》杂志代表了亨利·卢斯的观点，这位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之子对美国的 中国政策有着绝对不可忽视的影响。《生活》杂志 1944 年 5 月 1 日的社论是 这样说的：
美国没有权利告诉中国政府应怎样与共产党人打交道。俄国也没有这个权利，因为 这是个内政问题。然而，美国不能
忽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如果中国政府成为一个法西斯政府、只知揽权的压制性的 政府、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政府，那么它更有可能与俄国陷入纠纷，而主张自由、改革、国 际合作的政府却不会这样。美国人民无论如何不愿意卷入一场他们认为是在政治上站错了
立场的与俄国的斗争中去。　　对苏美在中国问题上陷入纠纷的恐惧感还以一种具体的忧虑反映出来， 即俄国是否可能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在华北或满洲建立独立政府。早在 1944年 1 月 15 日，约翰·P·戴维斯就敦促美国向共产党中国派遣一个军事、政 治观察组，它的任务之一是“估价华北和满洲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甚至 俄国卫星国的可能性”。《为雅尔塔会议准备的简况记录文件》表达了“俄 国人可能会利用中国共产党人在华北或满洲建立一个独立和自治的地区”的 恐惧感。这种忧虑因俄国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前景而大大增强。另一份《简况 汇报文件》指出：
无疑，在华北的军事行动中避免政治和军事上的窘迫和困境是极为必要的。明显和 合理的解决就是在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人之间达成可行的协议，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军事指 挥部，并与俄国指挥部协同工作。　　它敦促美国“不遗余力地实现一切中国军队和俄国军事指挥部之间的合 作，以防止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之间军事状况的差距进一步扩大，防止日益 增长的中国分裂的可能性”。以和平方式建立团结和民主的中国被认为是动员中国的军事力量、使中国强大、避免卷入与俄国的纠纷、防止出现另一个独立的中国政权的最好的 办法。正如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一样，传统的原则、军事上的考虑、对战 后世界的政治规划似乎完美地汇合到和平统一中国的纲领上。和平统一中国 是整个美国政策结构中的关键。但它也是整个大厦中最薄弱的一环。因为它 无法理解使中国相互争斗的两方产生分裂的深刻的政治分歧，因为它错误地 估计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意图，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个问题。4.召回史迪威之前的政策的执行情况及其后果（1）1943 年国共关系紧张时期美国的政策 在召回史迪威之前的这一段时间，美国调处中国国内两党分歧的行动是在三个阶段展开的，即 1943 年夏，国共两党关系日趋紧张化；副总统亨利·华莱士使华；日本的“华东”攻势和它所导致的史迪威危机。美国在这一时期 的首要任务是阻止国民党人以武力镇压共产党人，这是美国对中国内战的新 威胁和苏联对中国的政治局势表示关注的反应。1943 年 6 月，国共两党解决 分歧的断断续续的谈判又陷入僵局。7 月 6 日，据美国驻重庆的使馆报告说， 蒋介石委员长请求共产党人对他所提出的方案作出最后的答复，而这一方案 是要求共产党人放弃其独立的政府、并把军队并入国民政府的军队中去。另 据美使馆报道，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指控国民政府向陕甘宁边区的国共 前线又调遣了 7 个师。9 月，美使馆报道说，国民党中有一股重要的力量敦 促在苏联重新赢得足够的力量以帮助共产党人之前，就应采取行动反共。这 股力量在正在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致力于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压 政府与共产党人摊牌。国共两党关系中的这些进展发生在 1943 年 5 月共产国 际解散和 6 月苏联开始从新疆撤军和撤回顾问之后。国民党可能从苏联的行 动中得到鼓励，从而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压力。这种被共产党人称为“第三次反共高潮”[34]的紧张局势的加剧使美国官员大伤脑筋。因为它威胁到 计划中的打通雷多公路以进入中国的北缅战役。根据1943年5月华盛顿的“三 叉戟会议”决议，北缅战役将于本年 11 月进行。　　而且，内战将使中苏关系极端复杂化，因而威胁到苏美关系。太平洋战 争爆发以来，苏联第一次通过外交渠道和报刊明确地表达了它对中国内部紧 张局势加剧的关注。在外交战线，苏联驻华代表亲临美国使馆，他们按照周 恩来采取的方式，指控国民政府试图在武力威胁下将它的解决方案强加于共 产党人。他们还努力探询美国在内战爆发的情况下将采取什么行动，特别在 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问题上。另一方面，自从中日战争爆发以来，苏联的 报刊上第一次出现公开赞扬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的文章。这些文章对国民政 府是加以批评的，尽管它们并没有公开批评蒋介石本人。其中最重要的一篇 文章是由原塔斯社驻华代表弗拉基米尔·罗果夫撰写的，它刊登在 1943 年 8月 8 日莫斯科《战争与工人阶级》[35]上。罗果夫指控说，重庆的“绥靖主 义者、失败主义者和投降分子”正在竭尽全力地“策动告发、检举和驱赶共 产党军队的勾当”，国民政府在“克服投降分子破坏民族统一和削弱中国抗 日力量的活动中表现不坚定”。他赞扬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 斗争中组织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领导工作。为了阻止国民政府诉诸武力，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政治顾问斯坦利·K·霍恩贝克于1943年8月受命对宋子文说明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意图有着官方的兴 趣。霍恩贝克告诉中国外长，美国并不敦促中国政府采取反共行动，恰恰相 反，它希望避免事端。根据传统的不干涉原则，他对宋说，“关于中国国内 政治问题，我们谨慎地避免敦促中国政府采取任何特定的行动”。美国驻重 庆使馆的乔治·艾奇逊还对一位国民党高级官员说，美国“关切地注视着中 国人民中间可能出现的一切不利于建立和维护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的严重分 歧”。蒋介石委员长出于某种原因，作出对中国共产党人采取温和政策的新保证。在 1943 年 9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上，蒋 介石作了发言，制止极右翼以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念头。他对他的党说： “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问题是个纯粹的政治问 题，应以政治方式加以解决。这必须成为本次全会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原 则。”国民党要人们的秘密会议完全服从了党魁的指示，无论如何，党魁对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享有否决权，对党的代表大会本身的决议享有否决 权。　　从可得的材料中，我们无法确定蒋委员长在作出这一宣布时，美国的劝 告占了多大的比重。我们也很想知道如果美国没有阐明它的立场，国民政府 是否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但情况似乎是：只要中日战争在继续，便不会爆 发全面内战。在许多地方，日军使国民党军的主力与共产党的根据地分割开 来。主要的例外是陕甘宁边区，尽管它仍然是共产党运动的政治中心，但是 与华北和华东的其他共产党根据地相比，它正在迅速地失去军事上的重要 性。即使向它发动一次成功的进攻也不会使国民党人得到太多的军事优势。 另一方面，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生死斗争中把一个国家完全一分为二，对国 民党人来说在政治上是极为不利的。因而，美国的劝告可能使国民党人更加 意识到全面内战的政治含义。然而蒋委员长忽视或回避美国劝告的习惯表 明，他在这一时期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决定性的因素不可能是美国的态度。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严重的武装冲突并未发生。即使是那一时期的半官 方的共产党党史也仅仅记载了国民党军队对边界前哨的轰炸和袭击而已。共 产党人认为国民党未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原因在于：共产党地区的动员工 作、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势力和声望、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阴谋的及时地揭露。 早期的一部半官方历史书中提及的唯一原因是“动员了国内外的公众舆论”； 谴责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这一分析遵循了共产党的官方报刊《解放日报》1943年 10 月 5 日的一篇社论所制定的路线。 从表面上看，美国为缓和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所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似乎取得了预想的效果。确实，美国政府把蒋的党内指示变成国民党不可改 变的政策，并在这些讲话和类似的声明的基础上，把和平统一中国的美国政 策说成是蒋介石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美国官员满足于对中国的声明 做表面的解释，满足于它们与美国政策需要的一致性，从而更加信任蒋介石。 然而，“政治问题”和“以政治方式解决”对蒋委员长来说，事实上有着完 全不同的含义。在实质上，以政治方式解决问题对他来说意味着诉诸军事压 力，促使敌人接受他根据自己的军事实力而提出的要求。[36]无论如何，中 国政治的性质除了军事力量的均势外，并没有为谈判解决问题提供任何其他 的内在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当双方对他们各自的力量估计不同，当一方的 要求不能为另一方所接受时，寻求政治解决便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内战的爆 发。高斯大使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前景不抱任何幻想。1943 年 10 月，他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说，中国所有的政治因素都指向一种结论：“两大敌党之间 的继续斗争——在未来一个未定日期爆发内战”。他评论说，不论内战“是 在对日战争之前还是之后爆发，那个日期似乎都将主要取决于国民党对打内 战的成功的可能性的估价。”中国共产党人也做出了同样的结论。共产党的 机关报的一篇社论在分析蒋的言论时指出，国民党领导人可能“现在在拖延 时间，以便将来与共产党人作战”。社论继续说，由于下列原因，他们被迫 推迟内战：“内战意味着（对日）投降??中国人民支持抗日，反对内战?? 他们（国民党领导人）从未像现在这样面临着被孤立的严重危机，因为国民 党脱离了群众，人民失去了对它的忠诚；美国、英国、苏联一致反对国民党 发动内战的企图。”另一方面，在 1943 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和他们军队的规模极其迅速地扩大。这方面的情报由美国驻华观察员转达给了华盛顿。这些报告尔 后又为半官方的党史资料所证实。根据这些资料，1943 年是共产党历史上的 转折点。它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扭转了前两年走下坡路的趋势。在 1941 年和 1942 年，日军加强了对共产党人的进攻。八路军从 54 万人减至30 万人，解放区人口下降到不到 5 千万人。共产党干部的损失被报道为“重 大”，财经状况“极为困难”。华北发生的严重饥馑使重灾区的士兵和群众 不得不吃草根、树皮度日。与这一低潮相比，1943 年至 1945 年的新阶段出 现了共产党力量得到迅速发展、边区人口和民兵有了巨大增长的局势。这一 时期共产党的发展恰好与日本的“华东”攻势相重合，与美国制止国民党人 企图镇压共产党人并使双方和解的加倍努力相重合。（2）华莱士的使命　　美国调解国共分歧的第二个行动——1944 年 6月华莱士使华的起因可见 于指导整个战时的美国政策的整套考虑，即使中国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有　　助于调和中苏关系。第二个行动方案是在中缅印战区战争进行不利、中苏关 系出现新的紧张征兆之际制定的。1944 年 5 月，当密支那机场失陷后，中、 美在北缅发动的打通雷多公路通道的攻势被拖延下来了，日本牵制着萨尔温 江以西的中国攻势。在“华东”，日军于 4 月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攻势，以 占领美国空军机场并打开从北平到广州和印度支那的安全的陆地运输线。到6 月底华莱士抵华时，湖南省的中国军队已溃不成军，湖南省省会被占领。 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新疆省和苏联控制的外蒙古发生了边界冲突。苏联 政府拒绝了美国提出的通过俄国的土耳其斯坦的陆道向中国的美国空军运送 军需品的要求，也表示了它对国民政府的反感。作为蒋本人，他向美国抱怨 说，共产党人正在准备向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大本营西安发动进攻。他 表示，他确信共产党人由于与苏联达成了秘密的谅解而无法无天。与日益恶 化的中苏关系形成对比，俄国于 1944 年 3 月与日本缔结了一项协定，解决了 长期以来有关西伯利亚渔业和北萨哈林岛（库页岛——译者）的石油、煤矿 特许权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一行动使蒋更加焦急万分。在这一背景下，华 莱士被指令尽一切可能使中国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和解井在苏联和中国之间 恢复相互间的信任。华莱士的使华是意义重大的，这并不是因为使华产生了 什么成果，而因为它为我们了解美国、苏联、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错 综复杂的关系提供了材料。在华莱士抵华前不久，W·艾夫里尔·哈里曼大使 按罗斯福总统的指示与苏联领导人讨论了中国问题，目的是在调处国共双方 的分歧时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斯大林重申了他在德黑兰会议上表达过的看 法，即认为蒋是中国现有的最好的领导人，应该对他加以支持。他对蒋的批 评仅仅在于蒋未能利用共产党人与日本作战。他认为蒋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与 共产党争吵是愚蠢的。他把这个问题付诸一笑：“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真正 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人。不管怎样，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想打日本。”　　华莱士到达重庆后，向蒋委员长转达了罗斯福总统希望国共两党调解分 歧的愿望。至于美国敦促敌对的两党和解的动机，华莱士说得很清楚：“我 们对‘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战争的进行”。“不应 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中国和苏联发生冲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对这位国民 党领袖说，罗斯福总统感到，鉴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是中国人，因此他 们从根本上说是朋友，“朋友之间没有不可更改的决定”。他告诉蒋，总统 愿意作为“朋友”受到邀请，调处中国两党之间的分歧。为了使蒋信服美国 政策是明智的，华莱士向蒋提及哈里曼大使与斯大林的谈话。在一次单独的 谈话中，陪同华莱士使华的约翰·卡特·文森特告诉了宋子文这次谈话的要 点。　　蒋为了答复华莱士提出的与共产党和解的建议，在以后的两次会议上， 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意图以及美国的政策作了比较冗长的评价。他千方百 计他说服华莱士和文森特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 分。根据文森特的笔记，蒋说，“中国人民并不把共产党人视为中国人，而 把他们看作服从第三国际命令的‘国际主义者’”，尽管（第三国际）这一 组织已经解散。蒋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依附于苏联、说他们事实上只不 过是“农业民主主义者”的说法是“巧妙的赤色宣传”。他半开玩笑半当真 地评论说：“中国共产党人比俄国共产党人还要共产主义化。”蒋还努力说 服华莱士，共产党的目标就是在中国夺权。按照蒋的观点，共产党人现在确　　信，日本的失败是确定无疑的，因而希望在战争结束前看到国民党的垮台， 这将使他们“夺取政权”。他们的宣传和颠覆行动挫伤了中国人民和军队的 士气。然而蒋再次保证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他还表示，他愿意让罗 斯福总统调解国共冲突。　　蒋还努力向他的美国听众们描述了他与共产党人打交道时所面临的国际 纠纷。这一分析可以从如下几点作出说明：国民政府因为共产党人与第三国 际的联系而不能公开批评共产党人，因为它害怕得罪苏联。但这一不利条件 由于共产党人不能公开利用苏联的支持而得以抵销。不幸的是，共产党人成 功地利用了美国和美国舆论来强迫国民党接受他们的要求，并赢得了优势。 因为美国政府给国民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他们与共产党人达成协议， 但对共产党人，他们却没有施加同样的压力。这种态度的起因是受共产党宣 传的影响而对中国的局势产生了根本错误的理解、未能意识到“共产党人对 中国政府所构成的威胁”，过高估计了“共产党人在反对日本人中的实用性”。 蒋建议美国对共产党人采取“冷却”态度，并发表声明要求共产党人与中国 政府达成协定。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华莱士使华时，建立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统 帅部或联合政府的想法在美国政策中仍未明确。华莱士在与蒋的谈话中仅仅 强调了与共产党人达成协议的必要性，但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华 莱士和文森特都力陈采取措施以改善中国人民的经济状况的重要性。文森待 特别说明防止中国出现共产主义的最好方法是土地改革。华莱士离开重庆之后，于 6 月 26 日从昆明给罗斯福总统发了一份电报，建议他接受蒋的提议，任命一位私人代表与蒋共商军政大计，指挥在华的全 部美军、全面协调美。中的军事行动。他对罗斯福总统说，史迪威并没有得 到蒋的信任，不能胜任工作。华莱士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建议任命陈纳德将军， 这是由文森特提名的。然而，受陈纳德将军派遣护送华莱士的约瑟夫·艾尔 索普指出，陆军部会反对任命陈纳德。此后，华莱士在他的电报中建议，选 择蒋表示过钦佩的魏德迈。华莱士在 7 月 10 日提交给罗斯福总统的最后报告 书建议，美国政策“不应仅仅限制于支持政府”，这个政府在实质上是“以 蒋为首、得到地主和与地主关系最密切的军阀集团以及蒋的银行家集团支持 的联盟”。相反，华莱士建议美国支持“一种新的联盟”，这一联盟由进步 的金融商业界的首脑人物、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一大批人、”相当一部分既不 对地主阿谀奉承，又不对农民感到心惊胆战的将军和其他军官组成”。他把 后来到台湾任民国副总统和行政院院长的陈诚、张发奎以及白崇禧划为最后 一组人。他设想把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作为帮助他建立这一新联盟的手段。 至于蒋即将发挥的作用，华莱士说明：“如果他保持着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能 力以发号施令??他就会摆向新联盟并领导它”。[37]在华莱士实行经济改 革和使用美国援助帮助建立一个新的政治联盟的建议中，孕育着美国政府的 一个纲领，如果这个纲领得以通过，并在寻求与共产党人达成协定的努力中 被置于优先的地位，那么它可能会改变国民党中国的政治组合，实现新的非 共产党联盟，并以此抵销共产党人日益增长的力量。然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 强调与共产党人达成协定。不久，由日本的“华东”攻势引发的严重军事危 机使罗斯福总统和国务院积极寻求与共产党人进行军事合作，并为此目的说 服蒋建立一个联合统帅部和联合政府。事情似乎很清楚，蒋向华莱士作出保证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增强罗斯福总统对国共两党可能达成协定的信念。华莱士回国后，罗斯福总统在给蒋的一 份电文中认为，蒋的保证完全是中国方面有效地进行战争的序曲、象征着中、 苏关系的改善、和在中国早日实行“民主纲领”。然而正如国共两党谈判所 表明的那样，蒋希望强行实行政治解决，确保最终消灭共产党人。在华莱士 使华后不久，高斯报告华盛顿说：“（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斗争实 质上显然是中央政府在寻求通过政治手段完成对共产党人的消灭，而后者正 以同样的手段为确保生存而斗争”。美国与国民党在共产党问题上的根本分 歧使蒋对他愿意让美国作调停的表示变得毫无价值。只有当蒋说服美国支持 他的政治纲领或者使美国接受他的政治纲领之后，他才会真诚地欢迎美国的 调处。而这被证实是不可能的。马歇尔将军将会发现，在他试图按照美国的 观念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时，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一样，应对他的努 力的失败负有责任。　　华莱士使华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缓和效果。正 如蒋对华莱士所指出的那样，国民政府的条件仍然是把共产党军队并入中央 政府的军队，把当时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作为”中国在行政上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重新合并。作为回报，共产党人将被授予某些不确定的特权，成为合法 的政党，并得到危如累卵的集会和讨论自由。1944 年 6 月 5 日的一份政府建 议表明：蒋愿意允许共产党人从47万正规军和共产党人声称拥有的200万“民 兵”中保留下 10 个师的军队。其余的将在国民政府规定的一个具体日期被解 散。更为重要的是，这 10 个共产党师“必须在某个指定的时间内集中服役”， 他们“必须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国民政府还想有权任免共产党根据 地的最高官员。共产党人既强烈反对关于在某个指定的时间内集中部队服役 的规定，又强烈反对解散军队的规定。如果这些规定确实得以实施，“集中 部队服役”很可能意味着曾由这些军队控制的地区会急剧减少，而这可能正 是国民党人计划中所要取得的效果。这也就是说，政府要求共产党人所做的 是走向自我毁灭的第一步，而这种自我毁灭被宪法保障和政府的机构完善等 吸引人的法律公式乔装打扮起来。同时，华莱士使华并未限制共产党人强化 他们的要求。相反，它导致美国派遣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由于“它对国民 党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毛对它表示欢迎。共产党提出的解决条件与蒋的解 决条件有天壤之别。一方面，他们要求政府承认华北共产党控制的各级政府， 要求政府向共产党军队提供物资援助和租借法案的军需品。另一方面，他们 要求有机会作为一个享有言论、报刊、集会、结社自由的合法政党，发展他 们在国民党中国的影响。在华莱士抵华之前，共产党人就提出了这些要求。 当然，华莱士使华并未使共产党人降低他们的要求。事实上，随着共产党力 量的增长和政府影响的减退，共产党人逐渐提高了实现解决的要价。这在国 民党谈判者递交给共产党代表的一封信中生动地反映出来：
说明来函所提种种问题，早已一一奉答，其中一点，即中央提示案对于去岁林彪师 长和最近先生在西安所提意见，已经“大部容纳”，确系绝对真实。但先生依然强调“距 离太远”，可是距离远的原因，不外是中共的要求与时俱增，先生在西安所提的较去年林 师长所提的多，中共所提的十二条又较先生在西安所提的多，此次来函又于十二条以外， 加上所谓“口头八条”，要求既与时俱增，距离则不能不远。例如“陕北边区”和“其他 抗日根据地”问题，林师长所提为“陕北边区（着重号是作者所加——译注）照原地区改 为行政区，其他各地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先生在西安签字的文件，并未列入
“其他抗日根据地”；中共所提十二条中，则要求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抗日根据地（着 重号是作者所加——译注）民选抗日政府”；先生来函则更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华北、 华中、华南（同上——译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的承认为言，此种逐渐变 化，逐渐扩大要求的情形下，倘商淡不能接近，其责任究在谁方？　　此外，共产党人宣称，他们无疑将要求政府承认“解放区”的一切军队 和政府的合法性。而这些军队和政府因此肯定会日益发展起来。他们根据他 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成就”和为反对共同敌人而建设军队的必要性为基础说 明他们与日俱增的要求是合理的。毛冷嘲热讽地质问国民党人：为什么政府 要解散打胜仗的军队（当然是指共产党军队）？为什么政府拒绝正式承认从 日本人手下解放了的地区（是指共产党根据地）？这也就是说，共产党人以 “抗日的必要性”的名义，要求政府承认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们以“民 主”的名义，要求国民政府允许他们在仍然由政府控制的地区内发展势力。 国民政府对华莱士和文森特关于有必要进行土地改革的劝告不屑一顾。 这时候，蒋还没有认识到为使政权稳定而进行土地改革的意义所在，因为他 对导致共产党影响扩张的因素有着根本错误的估价。他在 1944 年 10 月 21日的日记中写道：
共产党的组织要素是（1）暴力（即压迫）与残酷屠杀；（2）特务（即控制和监视） 与压制。它的训练目的是：（1）消灭民族主义精神，培养国际主义精神（摧毁民族历史和 民族道德），（2）绝灭人性，培养兽性（任意把社会划分为阶级，制造成仇恨与斗争??　　在这前两天的日记中，他承认中国共产党人在陕北建立专政、控制社会、 发展生产中取得了某些相当可观的成绩。但他认为在日本封锁线后的地区， 他们只能发展秘密组织，他们对人民的控制是不会长久的。这些评价强调了 共产党的控制机构，而它只不过是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之一。日记没有指出共 产党人得到的群众支持，而美国军队情报报告却十分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点。 蒋显然认为，只要共产党人的军事力量被摧毁，他们就会被消灭。因而，他 作出结论说：“只要我们的军队到达这些地区，人民就会欢迎我们来解放他 们。”他甚至认为，只要有机会，许多共产党员和干部会站到他的一边。这 样，当他声称寻求政治解决时，他的希望却完全寄托在成功的军事战役上。 只是到 1949 年 5 月，共产党军队已经跨过长江，蒋才制定在台湾实行土地改 革的计划。这样，蒋直到时间耗尽才看到土改的急迫性。结果，国民党人既 无法在政治竞争中获胜，也无法在战场上获胜。（3）1944 年”华东”危机期间的加倍努力 美国为在中国国内实现和平的第三轮努力，是美国应付由日本攻势所招致的日益加剧的“华东”军事危机的计划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攻势的第 一阶段是日本于 4 月 19 日发动的，旨在消灭黄河以南京汉铁路线上的共产党 人。第二阶段是 5 月 27 日的长沙事件。1944 年 6 月 28 日，华莱士离开重庆 四天之后，日军向“华东”的主要空军基地、桂林的门户和堡垒衡阳发动了 进攻。当日本向桂林进军，对战时首都重庆和喜马拉雅驼峰终点站昆明似乎 构成严重威胁时，军事危机加深了。这一危急局势使美国不断作出积极努力， 为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撮合。7 月 1 日，马歇尔将军问史迪威，史迪威对把主要力量从缅甸转向“恢复、实际上是指挥中国本土的中国军队”有何想法。马歇尔所说的“中国军 队”不仅指国民党军队，而且指共产党军队，史迪威也是这样理解的。在询 问史迪威对这一建议有何想法时，马歇尔同意了陆军部总参谋部作战司 6 月30 日的建议，即史迪威由中将提升为四星上将，并统帅所有的中国军队。这 样，在史迪威统帅下利用共产党军队的倡议是作战司通过马歇尔提出来的。 史迪威并不反对使用共产党军队的想法。曾经有两次当军事前景看上去 暗淡时，他把这个想法作为解决困难的可能的途径。1942 年 4 月，当看到没 有希望再得到一个美国师以加强他在缅甸的力量时，史迪威随口对他的部下 说，他要是在缅甸有些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好了，他敢肯定，他们会服从他 的命令。另外一次是在 1943 年 9 月，日军在向长江流域施以重压时，史迪威 将军向蒋委员长递交了一份阻止日本的进攻的详细计划，这一计划包括使用 共产党军队，在华西北发动牵制性的进攻。为此目的，他建议共产党人应从 国民政府所占有的武器弹药库中得到军需品。使用共产党军队的建议是在国 共两党的紧张关系达到高潮的时候提出来的，是在国民党中重要的一派敦促 该党诉诸武力镇压中国共产党人的时候提出来的。不用说，史迪威的建议遭 到蒋委员长的反对。不知是否出于巧合，此后不久美国就开始严肃认真地进行召回史迪威的工作。 这时，在并没有史迪威及其同僚的怂恿的情况下，“华东”危机使作战司和马歇尔将军也同意了使用共产党军队的想法。史迪威在答复马歇尔的提议时，对他的上司说：
即使授与（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全部权力，由于（“华东”的）损失是如此巨 大，我认为只有一个补救的机会。这就是从山西发动反攻，经过洛阳进攻郑州和汉口?? 共产党人也应在山西参加进来，但是如果蒋委员长不与他们签定协议的话，他们是不会这 样做的。两年以前，他们提出与我一同作战。他们现在也许还会听我的。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下，罗斯福总统在一封日期为 7 月 6 日的致蒋 委员长的电文中告诉蒋，由史迪威统帅所有的中国军队。这个建议意味着， 一旦租借法案军需品成了史迪威统帅军队的一部分，它们就会分配到共产党 军队中去。罗斯福总统在另一个电文中说，“敌人正在逼迫我们走向灾难， 这时候拒绝任何抗击日本的人所提供的援助似乎都是不明智的。”这样，在已经是困难重重的任务中，又增加了复杂因素——与蒋委员长谈判。蒋一开始公开宣称他在“原则上”同意罗斯福任命史迪威的要求，另 一方面他清楚地表明，他不同意使用共产党军队。后来，他向高斯大使恳求 说，美国不应该强调使用共产党军队击败日本的必要性，因为“中国共产党 人受一个外国势力的影响。”他向高斯指出，他认为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不 会因为为中国军队任命一位外国司令官而得到解决。[38]　　尽管事实如此，有关任命史迪威的谈判破裂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使用共产 党力量的建议，我们在第一部分的第四章中曾试图表明这一点。加倍努力地 推进利用共产党力量的计划的关键性后果毋宁说在于政治领域。因为这使允 许共产党人进入中央政府的某些负责机关，并赋予他们以真正的权力的想法 得到巨大的动力。显然，如果双方之间不达成某种政治协定，以使共产党人 在有关战争问题的决策中有发言权，那么利用共产党力量是不可能的。史迪 威认识到这一点，他对马歇尔说，除非蒋委员长与共产党人达成某种协定，　　否则他们是不会参加解救“华东”紧张局势的反攻的。7 月 14 日，在罗斯福 总统建议利用共产党力量一周之后，他向蒋呼吁与共产党人达成一个“运转 协定”。　　罗斯福的劝告和蒋的爱好之间的巨大鸿沟在蒋 8 月的一篇日记中生动地 展现出来：
只要我还活着，还健康，国家就有前途。尽管共产党有国际背景和阴谋诡计，总有 一天它将会完蛋。过分焦虑是没有必要的，只要我能承受辱骂，等待时机。如果时机成熟 而没有别的选择的话，那么应付局势的唯一途径就是快刀斩乱麻。这时候，一切牺牲都在 所不惜，哪怕冒国破家亡的危险。[39]　　8 月 30 日，高斯大使在与蒋委员长的一次谈话中告诉这位国民党领袖， 美国政府“对尽快解决中国国内问题很感兴趣，因为它看到中国军队之间相 互对立，而不是共同对日作战”。他建议成立由各党派参加并承担责任的“某 种形式的负责的战时参议会”，把它作为统一中国的第一步。国务卿赫尔在 与罗斯福总统磋商后，对高斯大使的报告作出答复。他请大使告诉蒋委员长， 总统和国务卿认为高斯先生关于成立联合参议会的建议“既是及时的，也是 切合实际的，值得认真考虑”。根据这一指示，高斯于 9 月 15 日再次试图说 服蒋委员长为联合作战成立一个“中国各党的联合参议会”。这时候，共产党人随着势力的壮大和“华东”危机的加深，提高了他们达成协定的政治要价。1943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政治事务领域内， 他们仅要求“在《抗战建国纲领》中取得一个合法地位”，并要求实施“三 民主义”。这个《纲领》是 1938 年的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战时的政策 宣言。它仅仅规定“在孙中山先生革命原则的范围内，或根据法律规定”， 允许人民有言论、报刊、集会的自由，同时把一切战时权力置于国民党和蒋 介石将军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共产党人要求的仅仅是实施国民党向中国 人民允诺的有限的、含糊其词的有关自由的保证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取得一个 合法地位。与这一温和的要求形成对比，1944 年 6 月 6 日，共产党人要求在 政治上“实行民主，保障言论、报刊、集会、结社、人身自由??承认中国 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允许人民实行地方自治政府”。他 们不仅增加了一系列重要的要求，而且把党的自由和合法地位以及其他要求 理所当然地提出来了，他们再也不以国民党的《纲领》为基础了。这时，当 美国向蒋提出扩大他的政府基础的劝告之后，共产党人又呼吁改组政府。我 们无法肯定共产党人是否由于美国的立场而胆大包天，或者这种大胆达到了 何等程度，但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无疑各自出于自己的原因，提出相当类似的 具体纲领，以防止中国面临的危机。　　在高斯第一次敦促蒋成立由各党代表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战时参议会” 仅仅半个月之后，重庆主要的共产党代表之一林祖涵于 9 月 15 日在国民参政 会上表示希望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统治，成立包括一切抗战政党在内的联合 政府。以后，毛和跟随他的党的历史学家针对林的发言追溯了共产党为建立 联合政府而提出的正式要求的前前后后。[40]但是，先前共产党在联合政府 问题上的政策并不像毛和党的历史学家在对历史的解释中所表现的那样明 确。那时延安一位“观察员”的评论和共产党机关报的社论并没有提出联合 政府的口号。他们仅仅要求就国家事务召开紧急会议，取消“国民党”的寡　　头统治，“彻底改组国民政府和最高统帅部”。联合政府的口号似乎是驻重 庆的共产党代表本身首先提出来的。他们身处舞台中心，与各小党派保持着 密切的联系，在体察中国的感情和美国政策的发展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只是当林的讲话在各小党派之中引起积极的反响之后，在高斯 9 月 15 日劝告 蒋成立“中国所有各党联合参议会”大约一个月之后，周恩来在 10 月 10 日 的一次讲话中呼吁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而这个政府有权 重新组织最高统帅部，邀请所有的各大军队的代表参加，因而组成“联合最 高统帅部”。10 月 13 日，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主要代表林祖涵在致国民 党谈判者的一封信中正式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周的讲话、林的正式要求提出 之际正值日本向主要的美国空军基地、“华东”的军事政治中心桂林迅速推 进，中国的军事危机加深之时。这样，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在国共谈判中第 一次作为一项议程正式出现了。第六章美国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印象和美国的政治传统1.赫尔利的乐观主义以及他所寻求的对国民党有利的政治解决纲领 召回史迪威意味着史迪威——马歇尔压力策略的失败。它没有改变美国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实际上，开始作为罗斯福的特别代表，之后又作为美 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将军，有力地遵循了这一政策。在赫尔利的优先计划中， 从政治上统一中国是从属于支持国民党政府这一总目标的。用他自己的解释 来说，美国政策应是：　　（1）防止国民政府瓦解；（2）支持蒋介石作为共和国的主席和军队的 大元帅；（3）调和蒋委员长和美国司令官之间的关系；（4）促进中国战争 军需品的生产，防止经济崩溃；（5）为击败日本而统一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 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认为对美国政策的这种理解是“正确的”， 是可以接受的，他告诉赫尔利，赫提供的情况和评论使他对中国问题“有了 远见卓识”。1945 年 2 月，赫尔利向华盛顿报告说：“我坚信，我国政府支 持中国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导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并没有同意过或支持过 任何我认为是削弱了国民政府或蒋介石领导的原则及方法”。赫尔利的方案 得到罗斯福和杜鲁门的支持。正如赫尔利于 1943 年 11 月对罗斯福所说，他 的优先计划显然与这样的想法有关，“可以考虑中国的中央政府为实现击败 日本这一更加直接的目标，为在国内维护它战后的统治地位而比较重视保存实力这一问题。”　　为了维护蒋介石的领导权，赫尔利的计划包括两个实质性的因素。第一， 只是当两党缔结协定之后，他才向共产党提供军需品，对此，蒋是会慷慨地 同意的。1945 年 1 月 31 日，他向国务卿报告说：“在我与共产党人进行的 一切谈判中，我坚持美国不应向作为一个政党或作为反国民政府的暴动者的 中国共产党人提供军需品或援助。美国向共产党提供的任何援助必须经过中 国国民政府。”1945 年 2 月 15 日，他在重庆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阐述了他 的观点：“我的政策是，我们不向中国战区的任何个人、运动或组织提供援 助??我受命支持中央政府，我将不遗余力地履行这一命令。”正是根据对美国政策的这种理解，赫尔利于 1945 年 1 月采取步骤抨击魏德迈参谋部制订的，由魏德迈批准的计划，计划的内容是在中国的领土上， 由美国军官指挥 4000 至 5000 美国伞兵和技术人员的行动。[41]1945 年 8 月， 他还拒绝了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将军为使投降日本的伪军背弃日本支持的 南京政府而提出的借贷款 2000 万美元的要求。赫尔利在拒绝共产党的计划时 写道：
如果我们同意共产党的计划，或者准予朱德提出的租借法案援助和财政援助的话， 那么美国支持蒋介石作为军队的大元帅和政府的主席，防止国民政府崩溃的既定政策就会 失败。尽管朱将军所要求的财政援助最终可能会证实比从美国进口相等数量武器弹药用于 反对日本更加节约，但是我坚定地认为，这种帮助将等于向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提供武器， 因而是个危险的先例。　　赫尔利实行和平统一中国纲领中的第二个因素是避免给蒋委员长施加压 力，不强迫他向共产党人提出更诱人的谈判条件，不在他不愿意的情况下， 压他对他的政府和政策实行根本的改革。正如赫尔利在处理史迪威危机时所　　表明的那样，他不赞成史迪威一马歇尔的压力策略。他在 1944 年 10 月 13 日给总统的电报中建议召回史迪威时指出：“史迪威的根本错误在于他认为 他可以征服一个领导着一个革命中的国家的人、一个七年来指挥着营养不 良、装备低劣、实际上是没有组织起来的军队与强大的敌人作战的人。”相 反，他认为：“蒋委员长对符合逻辑的说理的反应是积极的，领导人和美国 政府可以与他打交道。”他从一开始就乐观地认为，解决”所谓共产党问题” 的方法是可以找到的。[42]　　赫尔利认为，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从道义上和政治上加强国民政府。对 赫尔利来说，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最初是这样的一个纲领，即国民政府将取 得对共产党军队的控制，以此作为同意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共产 党为合法政党的交换条件，共产党人在一个具有民主制度的政府下，将享有 一切政治自由和公民权。这就是他于 1944 年 11 月制订的国共两党协议草案 的五点建议的意义。它被共产党人所接受，但却遭到蒋的反对。之后最少有 两次，赫尔利试图说服蒋委员长同意他的建议，并指出了它的价值所在。他 争辩说，他的五点建议的纲领是共产党同意向国民政府交出军权的唯一纲 领。但是他一无所成。　　由于赫尔利将军的纲领并没有考虑到使用美国压力强迫蒋接受他的观 点，或者向共产党人提出更好的谈判条件以求达成协议，因此，他逐步走向 支持蒋委员长的计划以解决共产党问题。蒋委员长的计划一针见血地指出， 它的目的实际上是使共产党军队合并，作为交换，他将建立“宪法”统治， 但这实际上并不会改变国民党的权力地位，也不会改变国民政府下的政治生 活状况。当时，许多在中国和在美国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都指出，共产党人 是不会接受这个计划的。然而，赫尔利在放弃了自己的初步计划后，就集中 全力地试图以蒋的条件，至少是以蒋愿意接受的那些条件，去实现中国的和 平统一。赫尔利的基本设想是，既然苏联支持美国扶植蒋的政策，那么中国共产党人最终不得不接受蒋的条件。这种乐观主义的设想出自三种信念。第一， 至少直到 1946 年 1 月，他一直认为苏联将全心全意地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 第二，他一开始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富有献身精神的共 产党人，中国两大党在民主结构内足以在基本的政府原则问题上达成协议， 调解分歧。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和真正的群 众支持抱怀疑态度。他感到，如果共产党人知道苏联不会支持他们，如果美 国一方面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又拒绝援助他们的话，那么，共产 党人就会满足于在统一和民主的政府内成为少数党。同时，他坚信，如果国 民政府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忠告，那么它就会主动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自己 的力量。[43]他对国民党长期控制联合政府的能力是乐观的。因此，他相信 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将会有效地支持国民政府。在进行斡旋的第一阶段，他 并没有意识到国民党如果不是因为不久后面临着失去控制的严峻危险的话， 它是不可能接受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真正的联合政府的。在他斡旋活动的最 后阶段，他固执地抱着一个信念不放，即以国民党的条件达成政治解决是可 能的。事态的发展与他的乐观主义恰恰相反，并最终使他的整个纲领破产。 当他于 1945 年 11 月辞职时，两大敌党之间并未达成任何真正有效的协议。 中国共产党人空前强大，俄国人阻止国民党人采取夺取满洲的行动，却在帮 助那里的共产党人，而美国决定不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涉。尽管赫尔利的政策是支持国民政府，但是蒋的政权并来得到巩固，它既没有取得对共产党军队 的控制，也没有进行彻底的改革。尽管蒋制定了和平统一中国的纲领，但是 中国的内战迫在眉睫。尽管他成功地取得了苏联领导人的口头保证，但是俄 国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他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都没有察觉到这一变 化。（1）赫尔利对苏联的最终意图的信任 赫尔利对苏联的诚意的信任和对苏联的保证的过分依赖是于 1942 年 11月形成的。那时，他带着罗斯福的介绍信访问了苏联，他与斯大林进行了长 达七个小时的会议，并在苏方陪同下视察了斯大林格勒前线。1943 年 11 月， 赫尔利当时是罗斯福驻中东的私人代表，他被总统派往重庆，试探蒋对与罗 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会晤的态度。蒋对赫尔利说，他怀疑俄国有使中国共 产主义化，并可能吞并一部分中国领土的意图，赫尔利则“向他回忆起斯大 林所说的话：共产主义的根本方针是放弃世界性的征服”。赫尔利试图使蒋 相信他的观点，“斯大林现在认为，共产主义可以在俄国一国取得胜利，而 不必试图把它强加于世界的其他国家”。他告诉蒋，他认为“俄国再也不会 支持和指挥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活动了。”他提出俄国本身对共产主义的感 受“在某种程度上抵销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刺激人的因素。”为证明这 一论断的正确性，他指出最近签署的莫斯科四国宣言，指出四国同意为维护 和平而成立一个国际组织。1944 年 8 月，赫尔利被任命为总统派给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他在赴华途中路经莫斯科，目的是取得苏联对华政策的解释，因而为他的对华政策奠定 基础。在 8 月 11 日的会议中，莫洛托夫对赫尔利说，苏联很高兴看到美国“在 中国事务中，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发挥的领导作用”，并帮助中国人统一 祖国。莫洛托夫极为轻视中国共产党人与苏联的意识形态上的关联，他断言， 中国有些人“把他们自己称为共产党人”，这仅仅是“他们对悲惨的经济状 况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他们“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他接着说，苏联 政府“不应与这些共产主义分子发生联系。”他提示说，如果我们可以说服 中国政府为共同利益和改善经济状况而工作，那么这些共产主义分子“就会 忘记他们（与共产主义的）政治联系”。他表达放弃对中国事务的兴趣的方 式意味着如果蒋委员长采取措施改善中苏关系，那么苏联可能会对中国表示 出更大的兴趣，这种兴趣将对国民政府有利。莫洛托夫的保证与罗斯福战后 同苏联合作的宏伟计划和他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不谋而合。赫尔利接受了这 些保证，并把它们当作他执行罗斯福政策的纲领基础。在到达重庆后不久， 他就向蒋委员长传达了这条所谓至关重要的消息。的确，他认为他说服了蒋， 使他从表面上接受了莫洛托夫的保证。赫尔利在 1944 年 12 月 23 日给国务卿 的报告中表明了这一点：
当我抵达这里时，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工具。他现在相信， 俄国政府根本就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者。（1）俄国并不支持中国共产党；（2） 俄国并不想恢复，也不想看到中国发生纠纷和内战；（3）俄国希望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和谐。 这些事实足以说服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苏联的代理人。他现在感到，他可以把共产 党作为一个没有外国联系的中国政党，并与它达成协定。鉴于蒋在这之前和从很早时起就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意图所持有的深刻信念，赫尔利关于蒋轻易转向他的观点的结论似乎是言过其实了，如果说 不是完全错误的话。蒋可能把赫尔利与莫洛托夫谈话的要点当做苏联可以在 劝阻之下，在国民政府的外交妥协之下，不对中国共产党人提供积极的支持。 对苏联意图的这种看法似乎从中日战争爆发到德国侵苏期间在苏联的对华政 策中找到了根据。　　为了把日本拖在中国，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了总数达 2 亿 5 千万美元的 三笔贷款，以购买武器弹药，这些贷款全部落入中央政府一家手中。根据蒋 的推算，一旦中国共产党人失去苏联的支持，它们的政治地位就会遭到严重 削弱。因而，赫尔利的保证可能发挥了三重效力，即它们也许加强了蒋以外 交上的妥协使苏联冷淡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它们也许说服了蒋使他继续与 中国共产党人谈判，并寻求以政治手段消灭他们；它们也还可能使他更加倾 向于拒绝向他的敌人提供更好的谈判条件，同时减少了他重振政府的急迫 感。我们在后面将评价赫尔利对苏联的政策和意图的看法；在这里我们仅想 指出莫洛托夫对中国共产党的描述明显地影响了赫尔利对中国共产党的理 解。（2）赫尔利错误理解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性质 在到达中国后不久，赫尔利就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富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与国务院一些官员一样，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反复使用了“所谓的共产党人”这样的词句。这种最初的感觉由于他对中国舞 台的表面印象和他对中国共产党使用民主口号和面向群众的声明的错误理解 而进一步得到加强。1944 年 11 月，当他在延安与共产党人谈判时，他对俄 国国家控制经济和中国共产党地区自由经济之间形成的对比深感兴趣。赫尔 利对麦克阿瑟听证会的参议员说：
我了解俄国的共产主义。我要想买任何东西、去任何地方，只有通过苏联政府。现 在我到了中国的共产党地区??我看到商店开着门，股票市场开着门，最高的出价人得到 财产，货币在交换，利润动机在生效。这时如果有人告诉我这就是共产主义，我知道他是 错误的。　　赫尔利对延安经济生活的评论并非是错误的，他得出的共产党地区的经 济并不代表共产主义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本身也会在这一点 上全心全意地同意他的看法。因为毛泽东在中日战争期间曾把中国社会解释 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共产主义革 命必须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阶段，社会主义 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在革命 的这一阶段，共产党人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 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所坚持的和为赫尔利所忽略的是中国革命属于“新 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 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至于“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词， 毛泽东指的是“被无产阶级领导的或由无产阶级参与领导的”革命。[44]毛 泽东的论断只不过是重申了旧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它们的依据是列 宁对革命内容和革命的阶级力量所作的区分。当革命内容实质上是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的，领导革命的阶级力量将是无产阶级，或者是把无产阶级作为重　　要因素的阶级联盟。赫尔利以延安的经济性质来评价共产党的性质，说明他 对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一无所知。　　赫尔利对共产主义的无知显然是对共产党的理论和论战性的刊物，特别 是那些为忠诚于党的人写的指示注意不够的原因和后果。他过分依赖对党外 人民所作的宣传，特别是对外国访问者和记者所说的话。当时，中国共产党 人坦率地在口头上表明赞成民主原则和国民党的创始人、第一任总理孙中山 的原则。这些过渡性的口号和政策被赫尔利当作根本的目标和原则：
诸位应知道，然而——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原则，这 是众所周知的，这一般被称为中国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民权、民族、民生。共产党提 出的一切要求都是以民主为基础的。这便导致了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原文如此）实际 上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支持的原则恰恰是中国国民政府颁布的那些原则， 他们也赞成国民政府的目标??然而，实际上，中国两党之间的分歧似乎并不在于期望达 到的目标之中，因为双方都宣称他们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权力分散、遵循民主路线、采用 民主程序的政府。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之后，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赫尔利解释说，他之所以做这样的声明是 因为他受罗斯福总统的建议的影响，总统建议他讲一些对共产党人有利的 话，以便维护统一中国的基础。但他没有极力试图把他的辩解限于这种解释。 相反，他欣然承认，“事情的确看起来是??我失去了洞察力，我并不十分 清楚我在说些什么；如果这就是参议员麦克马洪所要试图证实的事实，如果 为了辩论起见，这将有利于参议员和我本人的友谊的后，那么我承认——我 对他们会怎样讲毫不介意。”[45]此外，1945 年初，在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 中，赫尔利说，“共产党人实际上并不是共产党人，他们为民主原则而奋斗。”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赫尔利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富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 人是他的这一信念的反映。赫尔利显然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所讲的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仅仅是他革命的“第一阶段”的目标。[45] 毛泽东直言不讳地宣告：
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 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 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　　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思想是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提法 的一个发展，这个提法可见于 1931 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1928 年中 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和 1922 年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 言。这后一种战略思想是在 1905 年与列宁的《两种策略》一同问世的。列宁 明确地指出，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 命民主专政仅仅是临时性的，无产阶级应尽早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 级革命的最后阶段转化。列宁与毛泽东的观点一样，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最低纲领后面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纲领。　　在赫尔利任驻华大使期间，共产党领导人所发表的类似的讲话强调了这 一点。毛泽东在他于 1945 年 4 月 24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　　的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着重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 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 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 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 妙的最高理想。”在毛作报告后不久，当时在重庆的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王若 飞将军坦率地对赫尔利说：”（共产）党现在支持民主原则，仅仅是把它们 作为建立未来的共产党国家的跳板。”　　公正地说，毛泽东确实否认过如果共产党掌权，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 一党制政府的意图。但即使是三十年代初期的苏维埃共和国实行的“无产阶 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和党的一体制结构本身也是很有疑问的，即“全部或 部分地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是否就已是共产党控制的 专政。也许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实质在他的一些不那么著名，但更 能说明问题的文章中得到更加正确的描述，1941 年，毛泽东说：
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 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权， 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　　他还说：“各根据地（即共产党地区）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 成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由于共产党人对这些“根据地”实行无争议的控 制，由于有活动能力的政权反对派被作为国民党“特务”或”托洛茨基分子” 而被消灭，毛的这些话无法使人消除疑虑。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共产党人仅仅是出于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理论而支持这一原则的。即使在这个时期，他们也仅仅支持他 们自己的解释版本，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格外谨慎地维护了共产 党的意识形态的特性和纯洁性。毛一方面承认“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相同”，另一方面，他又赶忙指出：
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 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 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即没有建 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　　毛泽东自己指出，孙中山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民主革命的纲领上、世界观 上和革命的彻底性上也看法不同。他明确指出，他所谈的“三民主义”是共 产党对孙中山主义的解释。他坚持说，当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影响达到高峰 时，孙中山在 1924 年发表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他 的“三民主义”。“新的”、“革命的”、“真的”“三民主义”与“旧的”、 “反动的”“三民主义”的界限是前者包括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 政策”。用毛泽东的话说：“只有这个‘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 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他还明确指出，“如果 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那就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什么基本上相同之 点，因为它是旧时期的，是过时了的。”在他的《论联合政府》（1945 年） 中，毛泽东更加有力和更加简明地重申了这些观点。这个解释与国民党政界　　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背道而驰的，这种意见认为共产党采纳孙的所谓“三大 政策”仅仅是一种政治花招，它并没有改变孙的思想方针。事实上孙中山自 己并未使用“三大政策”或“三项政策”的字眼来概述过他亲俄、亲共的政 策，即他在 1924 年至 1925 年期间采用的政策。“三大政策”这个字眼是共 产党提出来的。　　事实上，在赫尔利谈到两党在基本原则上颇为相似的几年以前，国共两 党的意识形态分歧便随着政治和军事冲突日益加剧而逐步激化。毛泽东的《新 民主主义论》象征着为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为强调共产党的纲领和目标与 其他集团的纲领和目标的不同，为恢复运动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理论的统 一性，为在整顿共产党力量的过程中制定明确的党的路线而提供理论基础的 一种尝试。这篇文章发表于 1940 年 1 月，共产党人把那时称为“第一次反共 高潮”时期，当时，据说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就国民党人而言，他们试图通过提倡回到传统的价值观念上和恢复新儒 教而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针对阶级斗争理论，国民党提出天下太平的理 论。针对共产党人采纳的和提倡的社会经济改革的具体纲领，国民党提出传 统的行动准则——礼、义、廉、耻的“四维”和忠、孝、仁、爱、信、义、 和、平的“八德”。针对共产党的迅速现代化的纲领，国民党指出在中国固 有文明的基本因素的基础上，重建民族文化。共产党人传播的是有关辩证唯 物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共产党的战略与策略方面的著作，而国民 党则提倡研究中国古典著作。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在 1943 年 3 月 10 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问世时达到了新高潮。这本书本来是为国民党官员和中国人民写的政治教科书。在 这篇政治论文中，蒋谴责共产党呼吁“青年抛弃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念”。蒋 把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混为一谈，他评论道：
至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争，这仅仅反映了英美理论与苏俄理论之对立。这些理 论不仅不符合中国民族生活之必需，而且它们亦与中国本身的文明精神相对立。赞同这些 理论的人们完全忘记了他们是中国人，他们完全失去了学习目标，而这个目标就是为了中 国的利益而研究和运用学到的知识。　　国民党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人未指名地加以谴责，说他们保留独立的军 队和实行地区控制是“新形式的封建主义和新形式的军阀主义”。他主张， 政府将试图本着“宽宏大量”的精神处理地方武装控制的问题，寻求“以合 理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他警告说，如果共产党人不愿意放弃他们封建的 和军阀式的方法，政府宽宏大量的政策将不生效。显然，蒋对和平解决共产 党问题并不乐观。　　蒋的《中国之命运》的出版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激烈反攻，而他们曾对 国民党大力批评毛的《新民主主义论》一言不发。在 1943 年 7 月 20 日发表 的一本题为《“中国之命运”的批判》的小册子中，一位重要的共产党理论 家陈伯达谴责蒋的思想是“买办封建的法西斯主义或新独裁主义（尽管形式 上仍然保持着三民主义的面孔）。”他暗示说，蒋的政治论文的出版是“向 中国人民（即：中国共产党人）的宣战，是准备在思想领域和公众舆论中发 动一场内战，以求在两年之内决定国民党的命运。”当时，高斯大使向华盛 顿报告了蒋的《中国之命运》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反攻的政治意义。如果赫尔　　利略为注重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和由此而来的意识形态论战的话，那 么，他就会轻而易举地发现双方之间不可能填补的鸿沟。　　然而，我们不应忽略一点，即尽管赫尔利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富有献 身精神的共产党人，但是他坚定支持国民党人，毫不动摇地拒绝武装共产党 人，除非他们与政府达成协议。中国共产党人本身极为注意他的行动，而拒 绝听从他的花言巧语。共产党的新华社在评论赫尔利 4 月 2 日的答记者问时 说：“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他早期建议以共产党可以接受的条件成立联 合政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怪； 并且他直率地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现在真相大白， 这个评论是毛本人写的。但是赫尔利的谈判纲领，特别是他的五点建议的草 案表明，他对中共性质的错误看法使他不能正确地估价政治冲突加剧的趋 势，过低估计中共取得整个政权的决心，并夸大了和解的可能性。（3）赫尔利过低估价共产党的力量 就赫尔利本人的政策而言，他的三个信念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他对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力量估计不足。这种估计使他得出一个坚定的信念：没有苏联的 帮助，中共在控制中国的斗争中无法成功地与国民党竞争，苏联的影响将主 宰中共的政策，一旦俄国同国民政府达成协定，保证支持国民党，共产党人 就会向后者妥协。对赫尔利和蒋来说，这似乎是与苏联达成协议，执行雅尔 塔协议的决定性的原因。赫尔利于 1945 年 7 月初递交的一份报告非常明确、 有力地阐述了这些观点，值得我们大段引证：
我们相信，苏联的影响将支配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中国共产党不相信斯大林曾赞同 或将赞同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仍充分希望苏联支持它们抵抗国 民政府。除非苏联公开表明态度，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不会改变??
我相信，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如同去年九月我曾向总统所叙述，而且此后曾 报告多次的??虽然如此，中国共产党仍相信苏联支持他们。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不 会改变，除非苏联与中国签订条约，条约中，苏联应允支持国民政府。当中国共产党相信 苏联不支持他们，而国民政府能充分正视现实，在政治上采取宽大的解决办法时，则他们 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的谈判仅仅是为了消磨时间， 以等候莫斯科会谈的结果。[47]共产党的领导是聪明的。当警告（指即将发生危险的征兆， 出自圣经——译者）出现在墙上，他们自然会去读的。任何争辩不能改变他们的地位，而 只有事物的坚定的发展将改变他们的态度。中国共产党武装的力量曾被夸大；共产党统治 的领土区域曾被夸大；依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民的数目也曾被夸大。国务院的官吏们、 军官们、新闻报纸与无线电宣传，大都接受共产党领袖们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与 政治力量的声明。虽然中国共产党如有苏联支持，方可在中国发动内战。如无苏联支持， 则中国共产党终将以一个政党的地位参加国民政府。[48]　　这样，赫尔利将军对共产党力量的估价在他对苏联政策和意图的估价的 支持下，导致他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他和蒋与苏联达成协议的计划，即以政治 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用中国的外交妥协换取苏联支持的正式保证。　　自然，赫尔利拒绝接受中共有关自己力量的表面上的说法是正确的。然 而他拒绝接受共产党的这些说法却并不是以认真估价中共的实际力量为基础 的。根据公开发表的材料来看，我们可以肯定，赫尔利并未作出任何系统的 努力，寻找必要的情报以达到尽可能精确的估计。与赫尔利形成对照的是那　　些外交官，他们的确努力收集第一手材料，得出了同赫尔利截然相反的估计。 他们不同意赫尔利依靠苏联，控制中共的国内政策。回顾历史，事实清楚他 说明，尽管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外国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年完全受苏联 代理人的支配，但是它通过在游击战争中掌握领导权，现在已取得了广大人 民的支持，在佃农耕作的中国土地上，它已牢牢地扎下根。中共可能会受苏 联影响，但它不会受苏联“控制”，即使没有外援，它也仍然是个劲敌。共 产党问题的解决首先要在中国国内寻找，而不是在苏联寻找。　　赫尔利过低估计共产党力量的原因是他对国民党政治前途的乐观主义。 他取代高斯任驻华大使与国民政府的改组发生在同一时间，宋子文成了行政 院的代院长，陈诚被任命为军政部长，俞鸿钧取代孔祥熙任财政部长。这些 变化给人以希望。此外.赫尔利满意地知道，蒋是美国在亚洲可支持的最好人 选。用他以后的话说，蒋集“基督教徒和反共分子”于一身，“在中国几乎 打了三十年内战，八年抗日，其中一半时间是我们的盟友。”直到日本投降 时，美国还在训练和装备 39 个国民党师。美国联络组被安插在这些国民党师 和所在地区支持这些师的中国军需品服务站中。太平洋的美军正在稳步向中 国靠近。赫尔利满意地看到，国民政府将继续发展力量，而且美国在中国影 响将与日俱增。这个信念与传统的不干涉政策和他认为对蒋使用压力是徒劳 无益的看法一道排除了美国为重建国民政府并使之成为广泛的反共阵线核心 而采取干涉行动的可能性。这样，赫尔利满怀希望地着手进行以蒋的条件实 现政治解决的政策，他忽视了美国本应该采取的更加急迫和有力的措施。日本投降后，中国的事态发展将表明，行政院的改组并未带来一个具备最起码的效率和诚实的政府，更不用说一个有能力履行接管一个被占领的中 国和重建满目疮痍的国家这一巨大任务的政府。同时，美国联络组的撤退将 使美国训练的国民党师和中国的军需品服务站失去必要的协助。美国对中国 的改造和进步的希望将再次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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