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饥荒联机人物modd卢卡斯Lucas怎么玩

莎拉·卢卡斯(SARAH LUCAS)莎拉·卢卡斯(SARAH LUCAS)1962年生于伦敦,1984年7月进入伦敦哥德史密斯学院。卢卡斯的作品主要集中于对性别的陈述。莎拉·卢卡斯的作品:简练,自然,直接,荒谬,挑衅,到位,狠......她作品里那种看似简单随意,有时甚至邋遢凌乱,信手拈来却非常到位的感觉,充满着能量......独特、不羁、不经意的聪明,是她的招牌。《抽烟 1998 》(smoking, 1998)莎拉.卢卡斯自画像与女内裤,1999 水彩纸上的IRIS印刷 80 x 60cm (C) Sarah Lucas, courtesy Sadie Coles HQ, London“空间里的奶头”(Tits in Space, 2000)《自画像与煎鸡蛋》(self portrait with fried eggs)
  莎拉.卢卡斯夏天 水彩纸上的IRIS印刷 80 x 60cm (C) Sarah Lucas, courtesy Sadie Coles HQ, London莎拉.卢卡斯重访人类厕所,1999 水彩纸上的IRIS印刷 80 x 60cm (C) Sarah Lucas, courtesy Sadie Coles HQ, London装置作品《查理-乔治》《人类厕所ii》(human toilet ii)《自画像与骷髅头》(self portrait with skull)《吃香蕉》(eating a banana)“Donkey-Kong-Diddle-Eye”(2000莎拉.卢卡斯自画像与一杯茶 水彩纸上的IRIS印刷 80 x 60cm (C) Sarah Lucas, courtesy Sadie Coles HQ, London《有一条三文鱼#3
》(got a salmon#3 )莎拉·卢卡斯(SARAH LUCAS)新近作品莎拉·卢卡斯(SARAH LUCAS)近照编辑:三水Art小伙伴请加 “三水Art” 公众号 获取更多的艺术文化跨界类信息!请长按添加→推荐关注“海上先锋”1.复制“微信号”,在“添加朋友”中粘贴搜索号码关注。2.点击微信右上角的“+”,会出现“添加朋友”,进入“查找公众号”,输入以下公众号的名字,即可找到。微信号:haishangxianfeng 或请长按添加→重要启示:艺术家作品展示征稿公众订阅号“三水Art”自创办之日起,专注于发布当代艺术的重大事件与艺术个案,推介国际、国内优秀艺术家及其作品。应艺术家朋友们的投稿要求,从即日起我们决定拿出优质资源开通艺术家投稿栏目,为艺术家在更好的平台上展示自己作品,将择优选择艺术家作品不定期免费发布。(根据编辑的难易程度,酌情收取少量编辑排版费)  投稿邮箱:三水Art(art_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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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饥荒人物mod奧日Ori详解
饥荒人物mod奧日Ori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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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优游网 发布:Anora
饥荒人物mod奧日Ori怎么玩?饥荒人物mod奧日有什么用?饥荒人物mod奧日有什么能力?饥荒人物mod奧日有什么技能?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饥荒人物mod奧日详解:
目前支持版本:联机版
基础数据:血/精神/饥饿:150
1、自身发光
2、跑的稍快
4、在花,常青树,浆果从边上可以回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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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先给出Lucas(卢卡斯)定理:
& & 有非负整数A、B,和素数p,A、B写成p进制为:A=a[n]a[n-1]...a[0],B=b[n]b[n-1]...b[0]。
则组合数C(A,B)与C(a[n],b[n])×C(a[n-1],b[n-1])×...×C(a[0],b[0]) mod p同余。
即:Lucas(n,m,p)=C(n%p,m%p)×Lucas(n/p,m/p,p) ,特别的,Lucas(x,0,p)=1。
& & 其实说白了,Lucas定理就是求组合数C(n,m)mod p(p是素数)的值,即(( n! /(n-m)!)/m! )mod p,而我们
又知道(a/b)mod p=a*b^(p-2)mod p(这里用到了一点逆元和费马小定理的知识),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计算阶乘的过程中对p取模,不会造成溢出。(需要注意的是Lucas定理处理的p的范围大致为10^5数量级)
看下面一道题:HDU3037
题目链接:
题目大意:m个种子要放在n颗树上,问有多少种方法,结果对素数p取模。
分析:m个种子可以分成两部分:放在树上的和不放在树上的,我们可以假想出第n+1颗树,认为那些没放在树上的种子放在这颗假想树上,这样,问题就变为了m个种子放在n颗树上有多少种方案数了。等价于方程X1+X2+...+Xn+1=m有多少组非负整数解,即(X1+1)+(X2+1)+...+(Xn+1+1)=m+n+1有多少组正整数解。挡板原理:(m+n+1)个1,分成n+1部分的方案数==&C(n+m,n)。到这儿就很明显了,果断Lucas。
实现代码如下: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cstdio&
#include &cstring&
const int N =150000;
llg n, m, p, fac[N];
void init()
fac[0] =1;
for(i =1; i &= i++)
fac[i] = fac[i-1]*i %
llg quick_mod(llg a, llg b)
llg tmp = a % p, ans =1;
ans = ans * tmp %
tmp = tmp*tmp %
llg C(llg n, llg m)
fac[n]*quick_mod(fac[m]*fac[n-m], p-2) %
llg Lucas(llg n, llg m)
else return
(C(n%p, m%p)*Lucas(n/p, m/p))%p;
int main()
scanf(&%d&, &t);
while(t--)
scanf(&%I64d%I64d%I64d&, &n, &m, &p);
printf(&%I64d\n&, Lucas(n+m, m));
对于p比较大的情况,不能对阶乘预先处理,需要单独处理。
题目链接:
题目大意:求C(n,m)mod p。n,p是10^9数量级的。
实现代码如下: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long long LL;
LL quick_mod(LL a, LL b)
LL ans = 1;
ans = ans * a %
a = a * a %
LL C(LL n, LL m)
if(m & n) return 0;
LL ans = 1;
for(int i=1; i&=m; i++)
LL a = (n + i - m) %
LL b = i %
ans = ans * (a * quick_mod(b, p-2) % p) %
LL Lucas(LL n, LL m)
if(m == 0) return 1;
return C(n % p, m % p) * Lucas(n / p, m / p) %
int main()
scanf(&%d&, &T);
while(T--)
scanf(&%I64d%I64d%I64d&, &n, &m, &p);
printf(&%I64d\n&, Lucas(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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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7)(52)(16)(25)(8)(29)(35)(47)(29)(7)(15)(24)(22)(18)(17)(14)(3)教育之目的不是为了适应市场需求
时间: 10:39
来源:华大在线 作者:章开沅 编辑:周健
点击: 419次
“人才”现今已经沦落成为“人材”,才智之士已经降格成为材料资源,无非是金钱奴隶而已。
  岁月苦长,人生苦短。转眼人类已经进入第二个千禧年的第10个年头,而自己也进入此生84年。于是经常吟诵的两句诗
“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千古愁”,又复涌上心头。老年常爱遐思,又想起两位前辈的晚年。一是南通的张謇,他留下的诗句是:“生已愁到死,到死愁不休。”一是湖北的李先念,临终遗言:“江山留与后人愁。”
  愁什么?各人都有自己的心事。在商言商,在政言政,在教言教,我们愁的是教育,是教育当前的境况与今后的走向。
  不能说现今人们不重视教育,从国家领导人到地方官员,从社会到家庭,几乎人人都在谈教育、关心教育,教育几乎成为随时可以听见的话题。
  也不能说现今教育没有发展。岂但有发展,而且是大发展,号称是史无前例的“跨跃式”发展。其规模之大、层次之高与速度之快,堪称举世瞩目。
  但是,仍然有为数极为众多的人为教育犯愁。是吃饱撑不过?还是无缘无故的杞人忧天?非也!教育确实是已经生病,虽不能说“病入膏肓”,但也算得上疑难重症,问题成堆,盘根错节,整治匪易。
  有各种各样议论,有各种各样诊断,也有各种各样药方。但就症结所在而言,比较容易被认可的概括,可能就是温家宝先生在今年教师节前夕说过的那句话:“我们的教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这两句话似乎已接近于共识,但仔细推敲起来,仍然存在着许多歧异。因为,什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什么是“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本来就可以作不同的理解,即使是教育当局现行实施的各项重大举措,也都是以决策者对上述两种要求的认知为依据,而问题正出于他们认知的偏差。
  教育界已经有不少明白人看出问题之所在。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最近就曾说过:“社会需求是多样的、复杂的,具有双重性。第一,在基本要求上,社会需要高校所培养的人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第二,在具体要求上,社会需要高校的专业结构与社会的人才结构基本一致,大学生能充分就业。因此,高校在培养学生过程中,若要满足社会需求,就不能抛开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而仅仅满足于找到一份工作。”(见日《光明日报》)
  潘老的话大体上是明确的,但似乎语犹末尽,没有把问题点透。按照我的理解,并且用大白话来表达,就是目前的学校“重教书而轻育人”,没有真正把知识传授与品格陶冶密切融合在一起。这好像是学校的问题,老师的毛病,但归根到底还是主政者方针、政策乃至教育理念的缺失。对于某些主政者来说,所谓“社会需要”就是“市场需要”,所谓“人才结构”就是“就业结构”。“人才”现今已经沦落成为“人材”,才智之士已经降格成为材料资源,无非是金钱奴隶而已。
  殊不知市场只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市场服务于社会,服从于社会合理发展的健康趋向,但不能也不应主导社会生活的整体,正如不能用“无形的手”完全取代“有形的手”一样。因此,教育固然需要适应市场需求并且经过市场调节,但教育并非仅仅服务市场,而是服务整个社会!从历史文化长流的绵延来看,教育可以从远古延续到永恒,而市场仅止存在于一定历史阶段。教育应该比市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如果教育只能俯首贴耳听从“市场指令”,那才是教育的堕落、文明的悲哀。
  而现今对教育的最大杀伤力,也正是作为市场原始驱动力的利润追逐,包括日益膨胀的个人利益谋求。金钱至上与急功近利的风气恶性迷漫于校园内外,学术腐败与贪污腐化已经成为败坏整个教育的罪恶之源。学风应该成为世风的先导,而现今的学风在某种程度与不良世风却是同污合流,许多热爱教育的有良知的教师,无不痛心疾首地感叹:“校园已经不再是一片净土。”而各级教育管理部门用以评估和调教众多学校的那些层出不穷的所谓“指标体系”,更把“重量轻质”、“重科研轻教学”,乃至弄虚作假、浮夸成风等等弊端,推展到极致。
  自古以来,人们习惯于把教育视为“救世良方”,但现今的教育不仅难以救世,而且也难以救己!之所以难以救己,因为其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机制与功能已经严重退化。当然,这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说到底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危机。
  早在1987年,我在香港大学举办的两岸三地“章太炎与黄侃”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俱分进化论&的忧患意识》一文,借用章太炎在1906年警示的“善亦进化,恶亦进化”,提醒人们必须高度重视人类文明危机的不断深化。但是由于此后的一场政治风波,此类警世危言似乎很快就被人们遗忘。
  2000年冬,我在北京举办的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一文,再次指出:“本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诚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现代物质文明,并且或多或少提高了许多人的生活水平;但就精神文明与伦理道德而言,人类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则至今连绵不绝,由于高科技用于现代战争,造成人类生命财产的损失远远超过既往任何恐怖时代。在这一百年中,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吸毒与犯罪率的剧增,在规模与危害程度两方面也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与现实都证实了中国学者章太炎在本世纪初呼唤的警世预言“俱分进化”,意即善与恶同时并进。
  科技迅速发展本来是好事,但由于科技高度发展而助长了人类盲目的自信,产生了意料不到的严重恶果。长期弥漫世间的“科技至上”或“科技决定论”,削弱了对于人文精神的应有关怀,不仅造成伦理道德的滑坡,而且还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应有的和谐关系。妄自尊大的“人类中心主义”肆意践踏地球,藐视自然,污染环境,浪费资源,曾经长期自命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几乎已经成为宇宙间的“万恶之源”!所谓历史,无非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客观存在的自然史,一是在改造自然中逐步完善自己的人类史或人类文明史,而教育就是人类自我完善的主要手段。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早发觉并且正确应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缺失。
  现在最为可怕的就是教育漠然面对严重文明危机,犹如正在梦寐之中,而长期积累的“重理轻文”偏见,已经严重渗入教育理念,乃至教育方针的制定与贯彻。尽管有识之士不断呼吁加强人文教育,完善品格培养,但现今重科技轻人文的弊端仍然有增无已。甚至就在最近所谓“钱学森之问”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到“科技决定民族命运”之类偏颇话语频频出现。只要稍微客观冷静一点观察,就可以发现,教育危机与文明危机已经联成一体,已经很难依靠现行教育来矫正整个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就教育谈教育,是说不透当前教育问题症结的。必须超越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起来,特别是与人类文明危机结合起来,才能够把教育存在的根本问题看清说透。所以,2006年两岸学者首次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余家菊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我就已经强调了“温故知新”与“哲学思索”的重要性。2009年春天,台北教育大学举行第二届“余家菊与中国学术研讨会”,更把会议主题明确规定为“两岸教育革新与发展——教育哲学与历史”。由于亚太科技协会清诚文教基金会与嘉义大学等机构的热情支持,特别是作为承办单位的台北教育大学精心组织与周密安排,会议就两岸的教育问题、教育哲学、教育革新、教育政策、教育发展等专题展开热烈讨论,畅所欲言,充分交流,了解彼此思维,凝聚许多共识。会后,又通过专题讲演、学校参访(包括大、中、小学)等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学术交流效果。
  我以耄耋之年,随同大陆各地教育界30余位先进参与此次盛会,与台湾同行老友新知欢聚畅叙,耳目所接,美不胜收,总的感觉是“不虚此行,获益匪浅”。我认为会议已经园满达到预期目标,即承办方“活动缘起”所说的,“透过丰富而多元的研究讨论和活动,促进台湾有志投入教育之士,与两岸专家学者进行切磋与交流,以激荡出更多的学术火花”。此次结集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可以说就是这些火花的聚合,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可借当前两岸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工作参考。
  会议主办者在“活动缘起”中指出:“面对多年来如火如荼展开的教育改革,现在应是一个理清问题、策划未来的时刻,而教育学术界更有责任,共同面对问题,对症下药。毕竟,教育改革是具有高度时代意义的工程,推动教育改革需要热情,更需要专业。若没有精密的诊断,将会事倍功半;如果没有全民的意识,建立由下而上的革新动力,则难以落实;行政体系的热忱,更须根据各种理论和实务加以推展,才能进退有据,进而致力于建立有效可行的教育改革机制,俾利长久运作。”我深愿全社会关心与呵护教育,教育是关系民族、关系人类千秋万代的大业,希望有更多的有志之士参与研究、讨论、试验、创新,共同谋求教育的兴利除弊、革故鼎新,开拓出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局面。(章开沅)
幸福人格培训动员
时间: 12:39
& &&幸福人格培训动员
&&&&&&&&&&&&&&&&&&&徐景安
&&&&&&&&&&&&&&&
一、为什么进行幸福人格培训试点
公司决定,选择海吉星进行幸福人格培训试点。大家会觉得,忙一天了,搞什么幸福人格,不如让我们早点回去休息,睡上一个好觉就幸福。我知道,在座各位,很忙、很累,生活的压力、职场的竞争、人际的矛盾,让人身心疲惫。问起幸福不幸福,大多数人可能回答,不幸福。但能怎么着呢?什么也改变不了,一天天过呗!一个80岁的人,能活29200天。高兴是一天,不高兴也是一天。不幸福的活着,不是白活一辈子?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还是要活得开心、活得愉快、活得幸福,这样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生命。等闭眼的那一天,想想活得蛮幸福,没有白在人世间走一遭,还值,这就死而无憾了。所以,一个人再忙,还是要想想怎么使自己幸福。公司抽出宝贵的时间、花了很大精力,来做这项试点,希望员工们受益,能幸福的生活、幸福的工作,这样公司的各项工也会做好,公司也受益。
过去,我们开会大多是布置工作,动员大家完成任务。今天开这个会,是动员幸福,怎么使大家活得开心。大家愿不愿意?!
说起幸福,不少人的习惯思维,一是幻想于目标,要是我有一套别墅、一辆靓车、一笔巨款,那我幸福了……二是埋怨于命运,生于条件不好的家庭、没有毕业于名牌大学、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岗位……三是归罪于运气,怎么碰上这么一个不近人情的领导、不好合作的同事、不讲道理的顾客、不善解人意的老婆、不听话的孩子……四是抱怨于社会,不公平、不合理、不道德。总之,自己的幸福,取决自己不可改变的客观、不能驾御的命运、不可控的条件、不可求的机遇。这样讨论幸福,越说越泄气。
幸福既来自客观环境,也来自主观努力。我们希望社会进步,为民众幸福创造条件。希望公司改进,为员工幸福创造条件。但是,外部的条件的改变,我们不可能尽人如意。我们要改变能够改变的,又必须面对不能改变的。对不能改变的,或者眼下不能改变的,如果我们就生气、抱怨、牢骚,以至消极、不满、放纵,而表现在工作中、生活上,这一定会得到外界负面的评价,就更不幸福。比如,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薪水、更好的待遇、更高的职位,这很正常啊!可是因为没有达到自己希望的,就情绪低落、工作马虎,这就会引起领导不满而批评、顾客不满而投诉,那就更不幸福了。正确的选择,就是承认现实、接受现实、应对现实,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实、改变命运。
我了解到,公司一部分新员工,对同工不同酬有意见,干同一个工作薪酬差距太大。由于学历、工龄不同,有差别是合理的,但差距太大,是要逐步调整的。大家提出来,是应该的。公司应予以考虑。但是,这又不是一下子可解决的。怎么办呢?如果各位有更好的选择,有更好的工作岗位,可以另谋高就。但如今就业岗位也不好找,还是选择留下,那么就应该面对与接受现实,采取积极的态度对待,表现好,奖励多,更有提升的机会,命运是可以改变的。相反,对此耿耿于怀,牢骚满腹,情绪低落,不好好工作,那就不会有好的结果,一定是不幸福的。
生活中有两种人,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消极的情绪、阴暗的心理,一定带来不好的结果。积极的情绪、阳光的态度,一定带来好的结果。俗话说:不能改变别人,就改变自己;不能改变环境,就改变心情。在不可变中求变,树立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幸福的钥匙就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们过去做过员工幸福感调查,问你哪里滿意,哪里不满意,通过评分测量幸福感,作为公司整改的依据。我们这次是做幸福人格测评,分为五个方面,爱自己、爱他人、爱工作、爱社会、爱自然,是自己评自己,以此为镜子,提升幸福感。
二、怎么开展幸福人格培训试点?
我们发给大家《幸福人格自评表》,分为员工与管理层。由每一位对照量表自己打分。
(一)爱自己:分为身体健康、心态平和、人生定位,3个支项,19项行为。
(二)爱他人:分为亲爱家人、亲近周围、博爱他人,3个支项,20项行为。
三、爱工作:分为工作目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工作精神、工作技术、工作关系,6个支项,20项行为。
四、爱社会:分为社会秩序、社会公益、社会责任、社会正义,4个支项,10项行为。
五、爱自然:分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2个支项,8项行为。
每项行为,有3个选项,如:“人生定位”中“人生目标明确1.5-2分,只有近期打算1分,得过且过0分”。 “工作作风
”中“一丝不苟,注重细节1.5-2分,大体完成任务1分,大事不会做、小事做不好0分”。77项行为,满分为100分。
&&& 操作方法:
一、将表发给每个员工,对照每项行为的3个选项,自己打分。
二、以10人左右为互助互爱小组,《幸福人格量表》在10人小组内传阅。
三、每个月开一次小组会,就一个专题,大家交流,自己讲进步,他人讲优点。
四、企业根据《幸福人格量表》反映的共同弱项开展各种形式的专题活动。
五、半年总结与年终总结,幸福人格指数有多少提高,评幸福人格优秀者、幸福人格进步者。
六、制定幸福币奖励计划,获幸福人格优秀奖、幸福人格进步奖,得幸福币多少;获顾客表杨得幸福币多少;设其他优胜者,得幸福币多少。累积幸福币多少,可奖励国内旅游,带薪休假,邀父母出席表彰会,也可兑换电影表,或者奖金等等。
这里有几点说明:
第一、幸福人格培训的目的,是为了每一个员工的幸福。爱自己、爱他人、爱工作、爱社会、爱自然的五爱中,爱自己放在第一位。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爱自己的。弗洛伊德提出:本我、自我、超我。我提出:从本能的爱自己——利己而损害他人,提升为理性的爱自己——利已而不损害他人,再提升为感悟的爱自己——利己也利他。所谓爱自己,就是满足自己的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个“利”普遍认为是物质利益。这是最大的误区。金钱、财富是“利”的一种。助人为乐,乐也是利。人的利益的综合体现,就是幸福。幸福是人的终极目的。金钱、财富是生存的基础和幸福的条件,不是人生的目的和目标。为金钱而不择手段,丢弃良心道德、违法犯罪,最终堕入地狱。把“利”片面地误解为物质利益,想的就是怎么满足自己的需要,得到了就感到愉快、幸福。但是,忘了一个人能付出,证明自己有能力、被需要、受欢迎,这体现了一个人的价值。你们想一想,一个人被家人、朋友、同事、顾客所需要,被单位、社会、国家甚至人类所需要,这个人就是活得有价值、有意义,一定会感到愉快、幸福。所以,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一定不会只想到自己,只是滿足自己的需要,一定想到别人,一定愿意付出,爱他人、爱工作、爱社会、爱自然。
第二、幸福人格培训的关键是自省,一个人人格的提升,关键在于愿意反省,认识自己、面对自己。可这是很困难的事。我们看别人、谈社会,头头是道、清清楚楚,这个不对,那个不行,但很少对照自己做得如何?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二千多年提出:“要认识你自己”。今天我们采取自评的方式,就是“要认识你自己”。这就要实事就是地给自己打分。身上有缺点的员工会感到有压力、不自在。其实,一个人什么样,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称,就在于勇于承认,面对自己。分评得低,会不会不好看?我们倡导“诚实对己才能诚信待人,承认缺点是最大的进步”,
不作横向比较,只与自己相比。今天评分低了,下次评分高,这就体现进步。不实事就事地把自己评得过高,反倒容易让人家不看好。
第三、幸福人格培训的方式是互助。以10人左右为互助互爱小组,爱自己、爱他人、爱工作、爱社会、爱自然中,每个月讨论一个题,其中爱工作分两次讨论,这样半年就轮一遍。下半年再轮一遍,也就是有两次评分的机会,可以看出哪些方面进步了。讨论中,首先是自己讲,怎么给自己打的分,然后大家评。请注意:大家只评对方的优点,讲他好的地方,不讲他的缺点。这样,既能激励同事发扬优点、做得更好,也是自己很好的学习机会。希望互助会开得生动活泼,气氛活跃,形式多样。
三、怎么养成幸福人格?
人格是指一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互动表现出来的一种思想模式、行为模式和情绪模式的特征,反映了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品德。
好的人格,表现出人格魅力。大气、开朗、豁达、幽默、自信、谦逊、热情、果断、努力、慷慨……这样的人,讨人喜欢,受人尊敬、被人爱戴。
有缺点的人格,表现为人格缺陷。自私、狭隘、多疑、敏感、自卑、傲慢、冲动、脆弱……这样的人,就人缘不好,不合群,朋友少。
&说到这里,我们当代中国人有许多人格缺陷。联合国公布《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调查及排名》,中国排在167位,即世界倒数第二。对世界各国的游客是否受欢迎作调查,中国游客属最不受欢迎的,也是世界倒数第二。中国国民不讲礼貌、不守秩序、投机取巧、摆谱显阔,遭人厌、惹人烦。奥巴马对中国人的评价是:“中国全民上上下下唯一的崇拜就是权力和金钱,自私自利。”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告別中国时说中国人“不为长远未来谋福,愿为眼前的小利冒险”。日本留学生认为:“中国人胆小、恭顺、懦弱、虚伪、圆滑、爱耍小聪明”。中国人的人格缺点,多少都会反映在我们每一人身上。但是,至今为止,我们没有找到办法提高国民素质。用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这样的道德口号,没有人听、没有人信。幸福人格培训,承认每一个人首先就是爱自己的,从爱自己出发,提升、引导追求幸福。为了自己的幸福,要爱他人、爱工作、爱社会、爱自然。这个道理是能为大家,尤其是年轻人所接受。我们的试点对人格的提升起到作用,是具有伟大意义的!
人格是由先天遗传、生长环境、社会影响、学习认知综合因素形成的,人格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成为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习惯,这就是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人格也具有可塑性,人格毕竟是受自我意识调控的,因而是可以改善、提升的。认知观念改变,即“自我认知”,从而改变行为,长期行为的坚持,即“自我体验”,就会养成习惯,习惯就会影响性格,从而改变人格,这就是“自我养成”。
幸福人格培训就是从“自我认知”开始,通过互助、学习、讨论加深“自我认知”,促进观念的改变,这就要落实在行动上,行为的改变,得到大家的肯定、鼓励、表扬,而体会到快乐、愉悦,这就是“自我体验”。幸福人格培训就是要形成一种氛围,大家都朝这个目标努力,就会使良好的行为坚持下去,成为习惯、文化,从而使人格得到提升。
日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把人分为3类:自燃性的人、可燃性的人、不燃性的人。这里所谓的“燃性”,是指对事物的热情。自燃性的人是指最先行动,并将其活力和能量带动周围的人。可燃性的人,是指受到自燃性的人或其他已活跃起来的人的影响,能够活跃起来的人。不燃性的人是指,即使从周围受到影响,但也不为所动,反而打击周围人热情或意愿的人。
幸福人格培训就是由自燃性的人带动越来越多可燃性的人,当然一定有不燃性的人,希望越少越好。
人格决定命运,幸福不幸福不是由职位、学历、薪酬决定的,归根到底,是你这个人能不能为他人、社会所接纳、信任、欢迎、爱戴,而不是反感、讨厌、躲避、诅咒。正如西方哲学家所说:“对人来说最需要的东西还是人”。
最后,我希望从今天起大家改变一个观念,把每天来公司上班、回家与亲人团聚以及与同事、顾客、朋友相处,都当作是幸福的训练,碰到好运与好事,你就体验幸福。碰到困难与纠结,就当作幸福的难题考试。把工作生活的不愉快,都作为一道道题、一门门作业,去化解、处理。用这样的心态对待工作与生活,就会提升幸福的智慧和能力。活着就是体验幸福,同时活着也就是训练如何获得幸福。
加藤嘉一等:中国到底什么地方让日本人恐惧
18:02:00&来源:&责任编辑:翟亚菲&作者:加藤嘉一、仓田徹
  共识网8月28日文章&原题:加藤嘉一等:到底什么地方让人恐惧
  邱震海: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看的是《寰宇大战略》节目,组织的有关中日青年之间的一个对话,经常中国人有句话说,这个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想一想中日来过未来到底在何方,到底是在谁的手中,我记得整整30年之前,1984年的时候当年我刚刚大学毕业,我记得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场景,就是当年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当时我们很多人说面向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开始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未来30年,2044年的中日关系到底如何,我想未来就在今天的中国的年轻人身上,所以《寰宇大战略》节目,从现在开始我们一连三集举行中日青年的对话,今天是第一期非常感谢,有两位专程从日本赶来的日本的朋友,加藤嘉一和仓田徹教授,同时也有两位专程从中国和香港赶来的萨苏和杨宸。
  我作为主持人这个坐在四位的中间,我发现首先这个差异就已经非常明显的,你看我们的日本朋友,他们穿的西服是同一种颜色,他们带的领带是同一种颜色,他们的衬衣也是同一种颜色,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有没有协调?你们呢,你连西装都不穿,这个差异到底在哪里。
  加藤嘉一(日本专栏作家):我认为相同点越来越多了,但是就是说相同点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不同点,交流对了嘛,那就看到对方的摩擦不一样等等,所以观念上的,物质上的所以我认为今天这相同点,不同点是正在多样化的,复杂化的。
  邱震海:加藤你是非常了解中国的,也是非常了解日本的,你本身也是日本人,你也很了解,撇开你自己,一般的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年轻人,25岁左右的年轻人30岁的年轻人,没到过中国,可能也完全不懂中文,他对中国的印象是怎么样?
  加藤嘉一:我认为就是说,首先他们的信息的来源,印象的来源是什么,一个是媒体报道的,另一方面可能是跟教育,我们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还有一点的话比如说,今天在很多的中国的留学生在日本的这个便利店什么的打工,那他们是很认真的很刻苦的,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今天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是非常的复杂。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年轻人非常的聪明,很优秀的,非常的刻苦,但从一方面从媒体报道上所看到的中国,比如说历史,这个领土然后就是说政治关系不断的恶化什么的,那就是这种鸿沟怎么处理,国家关系好像越来越不好了。
  邱震海:我们经常在媒体上读到一个,我不知道对不对,读到日本普通民众包括青年人,有一种厌中情绪,您认为这种厌中情绪在今天的日本年轻人当中普遍吗?
  加藤嘉一:因为我们到书店看看,厌中论,厌中情绪这种书也非常的多,那媒体也倾向于报道对方负面的东西,这样的话呢老百姓是,包括年轻人是不接触对方是谁,也没有跟中国人打过招呼的,在这么一种情况下,直接接触那种媒体的报道,非常宏观的非常宏伟的东西,那承受不了的。那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看中国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可以从网上看到日本的电视剧、动漫啊是不是非常的多,包括这个日本的产品,什么优衣库,那些资生堂,但在日本很多日本年轻人,对于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中国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他们是缺乏这种途径的。所以就是他们只能从媒体报道,历史上的这种事件,包括就是他们有限的所看得到的摸得着的,中国的年轻人很刻苦,但这个非常非常片面的。
  邱震海:仓田是这样吗?加藤描绘的图画是这样吗?
  仓田徹:日本年轻人,或者整个民接受的有关中国的咨询是越来越多,比如说我是25年前开始学汉语,当时关于中国的那个社会啊,政治、经济,这些报道是非常少,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比较弱小的状态下,但是现在很多日本人都是非常关注中国的现状。
  邱震海:你说25年前学习中文,25年前你学中文,当时中国在你们这一代年轻人当中的印象,跟现在有差异吗?
  仓田徹:当然有很大的差异。
  邱震海: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仓田徹:比较贫穷。
  邱震海:比较落后。
  仓田徹:这样的印象比较浓厚,那现在我是大学的老师,所以跟日本的年轻人接触比较多嘛,那他们的印象里面的中国就是,正在迅速发展的,经济上或者军事上,是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大国的中国,这样的形象是25年前几乎是没有。
  邱震海:但是当你说25年前的中国是贫穷落后,另外一种也是比较友善,当你说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快,军力发展得很快另外一种印象也是咄咄逼人,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仓田徹:因为当时的25年前的话呢,因为日本的经济是非常好的时候,所以当时日本人都认为我们是有责任,需要帮助落后的国家、贫穷的国家,需要为了世界的和平贡献。但是现在呢,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是好多了嘛,中国自己有很多钱,自己有能力能够解决掉自己国内的问题,所以我们是。
  反而日本的财政是非常紧张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对于世界各国提出那个援助,或者其他的帮助的时候,日本舆论都会提出很多很多反对的声音,对于日本政客也是构成压力的。
  邱震海:两位日本朋友谈了很多25年前的印象,当时贫穷落后,当时还需要无私援助中国,现在你们有钱了不需要我们援助了,然后你们在军力上又咄咄逼人,实情是不是如此?同意吗?
  萨苏(中国作家):我相信日本的朋友,可能对中国的认识,我们既然是在讨论嘛,那咱们就得说点实话。
  邱震海:对。
  萨苏:其实日本对中国的认识,我看到很多人是稍微有一点偏差,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的连襟,我的连襟他是日本人啊,但我1999年刚到日本的时候,他跟我是怎么谈的呢,每次见到我都是,他跟我当然非常友好了,哎呀你们中国最近不错,你们又建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你们最近干得很好。但是过了大概五六年以后,我发现他态度有所转变,虽然还是很喜欢跟我谈中国,但是开始跟我谈你们这个GDP里面好像水份很大嘛,然后你们这个地方存在一些什么问题。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你看一下日本大的主流媒体,最近这十年以来在报道中国的时候呢,他基本都是负面新闻。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舆论对日本国民影响,我觉得还是蛮大的。不过也很有意思,我觉得日本在认识中国的时候,他也很困难。为什么困难比如说加藤先生,我这么说其实他在日本,应该说我推论比较有个性的,为什么比较个性您别看他们穿的服装是相同的,但是你看加藤的头型发型。其实他的发型不是最典型的在日本,就是在公司里面工作人的头型,一般日本公司都是。
  邱震海:他是学者。
  萨苏:一般是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七十非常整齐的,每根头发都要数一数的,一定这边百分之七十,那边百分之三十。
  邱震海:你想说什么?
  萨苏:我想说的是,你看中国人的话,当你采访一百个中国人,你问到第99个,第100个你还不知道他讲什么。日本人一般来说我问了一个以后,其他都不用问了,大家想法都差不多,所以中国人了解日本人可能还更容易一点,日本人了解中国会困难一些,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复杂。
  邱震海:他刚才讲到的,他的连襟,他的连襟十几年前跟他现在的想法不一样的,从我个人情况来说好像是一种心态的变化,日本的这种心态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
  加藤嘉一: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认为这是刚刚才仓田教授提到,就是说当然我是今年30岁,所以我没有太多的资格谈过去,但就是说当时日本很强大,那他们的自信心的来源是经济的强大,还有刚刚仓田教授说的,中国还是一个比较贫穷的状态,那今天不一样了,我们今天自信心从何找,那我们对中国的崛起看到一种恐惧。
  邱震海:中国到底什么地方让日本,让日本的年轻人感到恐惧。
  加藤嘉一:应该是经济发展。
  邱震海:经济发展按理说应该是受益啊。
  加藤嘉一:当然受益的,但是普通老百姓年轻人是看不到那么远,因为我们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我们也从中受益。包括我们的日本整个对外贸易当中,中国占20%以上,那这些信息当然是有的。但就是说我们另一方面看到的,另一方面中国越来越强大了,媒体报道中国要建造航母了,中国的军事不断的怎么着了,领土问题怎么着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年轻人,看到日本的大学里面年轻人,中国的年轻人非常的优秀,成绩又好日文也表达了非常的好。
  那在这么样一种过程当中,他们从媒体报道,他们从现实上周围的环境都看到中国的强大,中国人那么的认真、优秀,成绩又好,而且他们都到什么哈佛美国的大学也不断的学习,是不是中国的年轻人也超过我们了。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在恐惧。当然这种恐惧呢也是打个引号的,因为这本身是个我们本身缺乏自信心,或丧失自信心的一种表现。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对于日本,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日本人今天当务之急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崛起的过程当中,如何的重新寻找你的自信心,你的灵魂,你未来的路子在哪里,我认为应该是这么一个语境当中进行讨论。
  邱震海:刚才都是男人们,用男人的思维在谈,从一个女性的角度,你认同吗?
  杨宸(香港大学博士):我其实和我日本朋友接触过程当中,我常常感觉到一种,他们对我都很友好,但是他们对中国作为一个民族整体来说,有一种看不起的心态放在哪里,这种看不起的心态跟我今天看到中国,这么多土豪这么多有钱人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邱震海:你说的对中国看不起是指哪一年,是现在还是25年前?
  杨宸:就现在。
  邱震海:你觉得有吗?
  加藤嘉一:我是没有的。
  邱震海:不是说你,在你周围的朋友当中,有这种今天2014年,我们不说1984年,也不是199几年,2014年依然对中国看不起。
  加藤嘉一:我认为就是说日本人对中国国内的差异性是不了解的,他们只看到中国穷,中国强了,中国还在弱,那中国很多样化的一个社会嘛,那中国有强大的一部分,中国也有弱小的一部分,但在他们是看不到这种差异性。所以整体上我非常同意,整体来说日本人依然是,我认为日本人是很崇尚中华文化的,但是呢。
  邱震海:但你们只崇尚一个古代的中华文化。
  加藤嘉一:对,古代的文化。
  邱震海:唐朝、汉朝,对当代中国呢?
  加藤嘉一:对,所以这是个问题的关键,我认为日本人对古代的中华,我故意用中华两个字,中华是非常崇尚的。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反日游行,中国制造,有强大的有很多令人感到恐惧的,这种鸿沟从古代到今天,中间是空白的。所以他们是承受不了,那整体来说我认为,实话实说我认为很多日本人,对中国是有看不起的心态。但为什么要看不起呢,我认为就是刚刚我说的,看不起的背后存在的是我们对自身的不了解,我们到底未来要往哪儿走,我们只看到中国的崛起,而且我们曾经崇拜过的那个中国的崛起,那我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看不起的人现在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文章摘自凤凰卫视8月17日《寰宇大战略》文字实录)
钱永祥:中国不能光靠经济自由
随着中国国力持续崛起,各种现代社会和政治思想风起云涌,尤以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现代性等话题为社会脉络与学理思考之纲。自由主义何去何从?民族主义有何分晓?现代性又寻踪何处?这些问题的探索构成了当代社会重要的价值图谱。凤凰网大学问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就“自由主义与现代性”,独家对话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钱永祥。这是上篇。
对话嘉宾:钱永祥,台湾著名学者、思想家,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专长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对自由主义与现代性等概念专题有深入研究。中文世界《学术与政治》的译者,《思想》杂志主编,《台湾社会研究》顾问。
对话主持:唐承祚(凤凰网大学问实习生)
以下为对话内容:
自由主义即使不能像集体主义那样富国强民,我们也不应抛弃自由,因为自由不仅是工具,也是我们活得像个人的价值目标。
凤凰大学问:从近代的历史脉络来看,自由这个概念自从进入中国的语境开始似乎就有着一种矛盾的含义。比如严复者,即谈到了个人意志的舒展,又谈到了国族危亡的挽救。似乎对于东方传统国家如中国,自由这个概念有者价值和工具双重含义,这也造成自由时常被拿来主义、用过则冷的尴尬处境。您对近代以来自由二字,或者是自由主义的总体认识和历程有什么看法?
钱永祥:几乎一切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都有工具性的一面,这是一个现实,我们要承认。我们追求一个东西,即使看起来本身并无明确效益,但我们通常会对那个东西感兴趣,去关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可以达成某些我们想要追求的目标,一切价值在这个意义上都是工具的。但我们不会因为所有价值都有工具的一面,便认识为它们仅仅有工具的一面。我们要注意到,有些价值本身有其独立的、内在的意义,这种内在价值,我们不可否定。
我有一个感触,在中国近代追求自由时,往往过于强调自由的工具价值,例如我们相信,如果社会里的自由制度多一点,每个人的自由空间多一点,可以激发更多的活力,刺激社会更好的成长,可以养成更有责任感和能力的国民。自由是达成这些重要目标的一个手段或者工具。这些都是事实,自由的确有其工具价值。可是如果我们只把自由看成是工具价值,一旦发现有另外一种方式,例如集体主义在某些条件之下的确可以让大家发挥潜能,获得良好的社会发展,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不要自由了?应该不会。即便自由不是达成某个目标唯一的一条路时,我们也并不可能因此抛弃自由。这背后的理由是自由内在的价值。可那是什么呢?
自由的内在价值牵涉到一个基本原则:人应该过得像一个人,每一个个人能够活出人的尊严、价值、发展潜能等等。只有一个拥有自由的人,才能表现出这些特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一个人是自由的,其实是对他的人格和价值有着比较高的期待,因此自由本身就是一个价值。让我们假定,用集体主义的方法可以很快的达成文明的发展,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些目标都有某个程度的价值,我也相信一个集体主义的制度,可能可以很快达成国家发展的目标。可是我们想想国家发展的目标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了要让这个国家里面的每个国民都活得更好,丰衣足食,免受疾病、贫穷、外敌之威胁吗?而这些东西又为了什么?当然是每一个人能够活得有尊严、价值,都活得像个人。但是这种活的方式也是一种自由的状态。终极而言,自由主义或者是自由的价值有其工具面,但也有其内在面。
当然,在谈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很多社会制度时,我们得把相关的政治价值从工具跟内在两个方面来看。如果只谈内在价值,会变得很空,脱离了现实;只谈工具价值,则容易被取代,所谓秋扇见捐。这两种态度都是只见一面,并不全面。
自由主义在应对各种挑战中发展。在台湾是党国专制时,它追求宪政民主;当资本威胁个人自由时,它追求社会立法节制资本……
凤凰大学问:的确,只见自由的一面都是有所偏颇的,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接此自由之题,您在《自由主义与国族主义两种政治价值的反思》这篇文章里详实清晰的从台湾的历史脉络探讨过自由主义的实践问题。我们也知道,当年您在求学的时候,像殷海光的思想,对您有过莫大的鼓舞和激发。但是就如同结语部分所反映的一些忧虑和沉思,自由主义在当下比较式微,不仅是缘于国族主义,或者说后现代思想的壮大,也同样是因为它缺少一份深刻的自省和道德的承担。您对自由主义的遭遇有何看法?
钱永祥: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的发展方向或是力量,诚然始终遭遇许多挑战,不仅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国族主义或者是后现代思想,在历史上各种保守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与激进左派,都对于自由主义都提出过挑战。然而,自由主义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其实需要挑战,自身才有调适、发展的机会,这是自由主义基本的哲学。似乎是密尔讲过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敌人的话,守卫的兵士就去睡觉了;而因为自由主义一直有人向它挑战,所以自由主义才有发展的机会。我很认同密尔这个看法。自由主义的问题不是有人挑战它,而是遭遇挑战时,自由主义要怎么样响应挑战。
这个时候,自由主义需要自己先想清楚,自由主义到底是在追求什么价值?经过深刻自省和道德承担,自由主义才知道自己已经有的东西是什么,哪些必须坚持,哪些要与时俱进。这些需要与时俱进的东西,在自由主义的历史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自由主义可以说是任务驱动的,看它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自由主义可能的着重点就不同。比方说像当年台湾处在一个党国专制体制之下,政府的威权性格很强,所以像殷海光先生他们一辈人就会特别强调追求自由,追求一套宪政民主体制,这个时候自由主义的论述很自然的就会发展这个部分,着重个人权利,健全法制,发扬民主,一方面限制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保障人民的权利。
可是一个社会如果达到在相当程度上建立了起码的民主制度,基本人权保障制度化了,身份平等也在某一个程度上达成了,政治权力结构也开放了,舆论和媒体也多元了,这个时候自由主义是不是没有任务了呢?当然不会,因为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还在:怎么样让每一个人过得像一个人,但现在威胁这个理念的挑战改变了,不见得来自政府和国家,可能来自于社会上其他的力量,例如某一种比较保守的文化,或者一种弱肉强食的经济体制。这个并不会跟着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改变,例如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男女的性别议题,这个时候自由主义的着眼点就需要调整了。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会跟着它所处的社会而变化。在威权和集中体制下,利伯维尔场、自由经济是自由主义的重要主张。但实现这一部分经济领域的自由后,在东方在西方,社会公正的问题都会凸现出来,利伯维尔场对于个人的自由造成某种妨碍,这个时候就变成我们必须要想到,应该用什么东西限制自由主义某些部分的消极影响?这个时候就要追求一些社会立法,以公共权力节制资本,进行再分配调整,这才是自由主义的三昧。从自由主义的通常批评来说,自由主义就永远是帮资本主义辩护吗?不是,自由主义它的根本价值是要让人活得像人,要看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状态之下,威胁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的因素是哪里来的,从而做出自由主义的回答。
自由主义应该有重点地应对最迫切的问题,但在大陆,医疗教育户籍性别平等都要关注。
凤凰大学问:或许,对于许多言必称自由的人来说,需要更加深刻的反省,自由是在斗争中不断发展的。
钱永祥:我再稍微补充一下,这个时候牵涉到政治判断,尤其是今天,例如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像日本、东南亚等很多后进国,发展过程相当浓缩,在100年之间,或者像台湾,在50年、30年之间,从一个前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体系,进入到一个高度现代化状态,各种问题都会同时爆发。这个时候,自由主义要去判断把它的眼光放在哪一个面向上。像台湾这样,自由主义同时要关注很多面向。例如男女平等,因为女性主义比较发达,所以女性主义把这块儿已经照顾好了,这时候我觉得自由主义就不用太去关心台湾的性别议题了。但相比之下,性别议题在中国大陆或许在起步的状态。这个时候自由主义者除了把眼光放在经济、政治问题上之外,也应该放在性别问题上。甚至于还有更重要的,中国作为大国,从先进到落后的分布幅度是非常大的,先进的部分比台湾的先进部分还要先进,落后的地方比台湾的落后地方还要落后,相较之下,大陆的医疗、教育制度,都需要关注。如果我们要在大陆谈自由主义,这两样制度一定要放进来,但在台湾就并不是很严重。自由主义从同样的基本价值出发,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或许对于医疗、教育、性别、城乡差距,都要多付出一点心力。
自由主义不仅是经济的自由,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忽视社会公正平等。
凤凰大学问:置于现实考虑之中,两岸的自由主义的确要诚实面对各自的挑战。您曾在《台湾的命运要看大陆》这篇文章中表达过对两岸关系的思考,当然不是台湾的未来要交给大陆决定,而是我们应该看到两岸间存在的联系是无法回避的。谈及自由主义,大陆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主导的市场改革,主要是朝着经济自由的方向迈进,启动了个人市场资源和竞争体系这样一套现代化机制。但走过30年改革开放,今天也遇到非常多的困境,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新左派对于自由主义的质疑。他们会认为过去30年,社会发展的公平和正义被忽略,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贫困等。您也曾认为,自由作为一种信念和价值,和制度公正这些要素是不可分割的,对于大陆目前的社会现实,您对自由主义的期许怎么样?
钱永祥:这个问题我们刚刚开始接触到了,谈到教育,谈到医疗,谈到性别。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议题有没有忽视,这一点我不太敢去明确判断。据我所知,大陆有一派作为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主义人士,主要从经济角度思考,可能对这个问题谈的少,他们认为中国必须走向更加开放,走向市场的更加自由化,减少政府的管制,中国的经济才能发展。
可是,中国需要发展的不只是经济。中国包括了社会的中国,政治的中国,文化的中国。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只去关注经济自由、市场自由,会不会严重妨碍到其他领域的发展。然而,就我了解,不少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只关心经济自由,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忽视了社会公正平等。
这也涉及了刚刚谈的判断问题。但自由主义本身的思想资源,是可以对社会公正平等做出贡献的。换言之,完全没有必要出于左右对抗来将公正变成伪问题;从自由主义内部就可以得到启发和力量。这套思考方式不需要靠激进的左派途径,也可以达到目标。目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如果在制度上做某些改良使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他们就不必诉诸极端的形态来抗议现在的体制,对整个制度那么疏离,失去认同。这是自由主义较为全局的思考对于中国所能做出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至于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质疑,我觉得可能还牵涉到中国历史更复杂的一面,据我了解新左派对于自由主义一个很重要的批评,就是认为自由主义接受了所谓的现代性的普世主义、普世价值这些东西,这个问题就牵涉到民族主义、中国的发展路径这些问题了。
民族是我们自然的身份认同,但民族主义是自卑的、仇外的情绪顽疾,是我们对集体生活思考不成熟的产物。
凤凰大学问:涉及到历史面向的时候,情况就复杂了。对于近代中国来说,在它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中,所接受的思想资源是高度多元的。有一种长期以来被大家所认为是处在比较传统、典型的自由主义对立面的思想,就是民族主义或者说国族主义。民族主义在近代的启蒙和救亡过程中,不自觉的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凝聚起了社会大众对于革新与进步理想的热情,例如说梁启超先生的中华民族概念之缔造,孙中山先生的五族共和之设想。但就其本身来说,如果非理性的诉诸整体性价值和单一标准,历史往往也会走上歧路,可能导致失去束缚的狂热历史主义或保守主义思潮,产生盲目的专制或仇外情绪。这其中的历史因素,可能在于国家受到外来侵略的耻辱和悲情,这是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这是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二者纠结在东方世界重要的历史困境。对于这一点,您对其因果演化有何思考?
钱永祥:民族主义或者是某些形式的集体主义,大概都有两各面向,一就是它是自然、正常的一种情绪,有它的正面价值。二则是它可能会变成一种专制或者仇外。在这中间,我们要做区分。
最简单来讲,每个人要归属于一个集体,每个人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是自然基本的需求。中国人、台湾人,这些标签并无实际意义,但是这些标签里面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是我们的自我认同的一个部分,所以中国这个概念对我们而言有意义,作为中国人这个身份对我们有意义。我们背后的整套文化背景,提供了我们在这个社会、世界上生活,处理各种问题的时候的重要资源,或许还包括了我们对自己的自豪感,对自己的评价。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正面的价值意义在此。
但我要强调,这个价值,是作为资源、作为工具,而非目的。民族主义是每一个人追求的健康的、完整的人格发展,因此它被限制在资源意义上,而不能压倒这些追求。
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属于一个被歧视,被蹂躏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个人难能有健康的心理跟人格,或者极端自卑,或者极端自我中心。近代中国便是一个例子。五千年文化、地大物博,这些东西让我们有一种自豪感,有一种特殊的文化使命或者历史使命感,其实也是很自然的。
但是,100、200年来,中国在西方的列强势力之下受到屈辱,使得我们又有很强的自卑感,这个自卑感演化就变成一种排外的心理,甚至于强调我们自己本身绝对的优点,自卑、自我中心、仇外就交织在了一起。这些心理的过程,我想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能了解。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民族主义或者民族,我们的集体身份,作为中国人的集体身份,对我们的重要性是什么?把这些整理清楚,才有能力去好好做一些调适。
中华文化,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确难能可贵。一个文化、民族能够维持这么长久的生命,直到今天都包涵很丰富的社会文化资源,这个民族和文化就是有其长处的。但如果只看长处,就永无再进步的机会。
中国的民族和文化有没有缺点?当然有了。最近我在平克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译本的序言中有所提及,中国文化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还没有考虑清楚,特别没有想到一个集体生活中的个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尊严,受到什么样的待遇,组织什么样的制度,让我们在里面心平气和,安居乐业。在这方面,我们的程度还是比较低的。另一方面还有外交。韩国、朝鲜、日本、中南半岛、菲律宾甚至印度,中国对于如何在交往中既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也考虑到他者的感受,在国际交往中也不够成熟。
中国的世界形象反过来就是我们关于民族的中心问题:我们的民族到底准备追求什么样的价值和形象?这个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着的一个挑战。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在半殖民地时期,中国的要务是争取它自己的地位。但今天中国已不仅是独立、自主,并且是在几方面都是强大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如果竟然在心情上面还有一种屈辱感,还念念不忘过去人家怎么欺负我,还斤斤计较人家是不是瞧不起我,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情绪顽疾,而回答的方式就是我们之前的阐述:大家好好想想,中国究竟代表什么?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在这个问题上面有过不同的尝试,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保守主义,但到今天看起来都只有局部的答案,未来有待去探索。
(凤凰大学问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凤凰大学问责任编辑王德民实习生唐承祚)
很久以后,我们已经老了,无力行走,也不再激昂。黄昏时分,几个老友坐在门前的长椅上闲聊,夕阳的余温轻抚着苍老的面容,是否有人还会提起2014年的这个夏天?这个国家从那时到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我们究竟会记住怎样的片段?
恐怕不会有几个人还能想起当年许过的诺言,无论是面对父老或者妻儿。为了孩子上学或者异地高考经历的所有奔波和纠结,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随风而逝。还有看房的经历——那是没有房地产新政的一年,次第放开,房价开始松动。不管最后是否买了房,它和我们现在的生活可能早没了关联。甚至,有过的生离或者死别,即使刻骨铭心,如今也只在记忆深处悄悄封存,不会有人触及。
那是乐观的年代,也是悲观的年代。乐观者相信,这个经济巨人会跟过去跑得一样快,即使十多年来,为了维持这样的姿态,它背负太多,气喘吁吁;悲观者预言,泡沫终会破灭,风险的释放不可避免——这是一幅晦暗的图景。谁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呢?现实无关悲喜。这一年过去一半的时候,决策者们笃定,年初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可以实现。
可是焦虑和浮躁依旧写在很多人的脸上。身处四季空调的的西装白领,或者街边叫卖看到城管就跑的小贩,闲坐花园环绕的或者闷在铁皮搭就的棚屋里……有钱没钱,日子好坏,不管贴上哪个阶层的标签,他都愿意诉说,自己的境况更值得忧虑。忙碌在这个转型的年代,感觉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我们开始怀旧,虽然有那么多人找不到乡愁。很多人怀念1992,遥想南国上演的春天故事,东方风来满眼春;很多人谈论1984。
这是一个新思维不断冲击旧秩序的年代,新与旧扭结在一起,着实让不少人觉得无措。然而改革与开放终于成为时代的主音,一旦卸去束缚,商业的力量仿佛从地底钻出,一夜之间就释放出令人炫目的能量……与其说我们怀旧,不如说,我们试着从岁月的年轮里,寻觅历史的逻辑,发现那些透射着国家未来的蛛丝马迹。
一定会念起“打老虎”搅动的波澜吧。在改革开放36年的历史中,这是破天荒头一次。疾风暴雨式的反腐行动,在这个夏天被打上了特殊的印记。随即,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主要议程即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执政党的中央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
这会是一个历史节点吗,就像几代中国人亲历过的那些岁月?很多人预期,我们有机会开启一个新时代。“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在这样的时代获得了最好的诠释和印证。人们可以自由地享受阳光、草地,我们的孩子或者孩子的孩子,不会因为身份的差别而被排除在城市的繁荣之外,人们用最正常的语调,向每一个官员主张自己的权利,这个国家的人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清楚地明白尊严的含义和价值,更重要的是,没有谁敢于凌驾于这种尊严之上。
这会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吗?要知道我们抱有那么多的憧憬和向往。的确,历史的底稿无从想象,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个体都如沧海一粟。然而,应该了解,我们正在书写的中国梦,既是一部国家历史,也是万千中国人的个人历史。国家意愿的宏大叙事,一定还会着落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也正因为如此,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才会成为一个时代的呼声。
也许真的可以说,2014,一个机会的年代,一个选择的年代。过去30多年的变革,将这个国家推到另一个路口。不管悲观者还是乐观派,都期待一场深刻的变革,变革的信念源自过去30多年的积淀,变革的动力却始于内心的期待——更好的生活和未来。这是一种朴素不过的情感。然而历史一再证明,一旦顺应这样一种期待,将激发出怎样的情感和能量。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我们选择了告别,也就选择了开始。当我们宣称,这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它的触角所及将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不再留恋增长的奇迹或者神话,但却必须让这个经济巨人保持稳健行走的姿态——如果希望变革的阻力和可能的震荡小一些,就必须做到这一点;我们誓言“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相信还权于民才能真正赢得未来,但与迷信权力者的角力从未停歇——只有冲破利益的羁绊,才可能真正赢得这场角力。当我们宣布一个经济的新常态已经到来的时候,变革本身也正在成为常态。
这一切得来非易。即使变革已经在路上,还可能百转千回,历经坎坷。所以反腐当然没有终点,只有当掌握权力的人对宪法和法律持有天然的敬畏时,历史的节点才会真正到来。所以,那个憧憬中的新时代必须坚守这样的信念。置身于2014年的我们,还应该道一声珍重。我们是普通人,关心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定是关心我们自己。如果选择相信,是因为我们明白,可以为自己争取做点什么。如果不只是抱怨,或者绞尽脑汁寻找一张离开的“船票”。如果相信,是因为我们选择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期待,并为它的实现而不遗余力地主张。
如果有一天,我们悄然老去。即使我们无力行走,也不再激昂,依然会面对我们的孩子探寻的目光,还有孩子的孩子。这是躲不过的历史游戏。如果有谁提起2014年的这个夏天,他们一定会问我们,当你们站在历史的那一点上,曾经做过些什么?希望我们可以回答得坦然和安定:是的,孩子,我们做了应该为你们做的一切。
现在,我们正好站在历史的这一点上。
人民日报刊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毕业典礼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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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盼望中大毕业生能认识时代,引领潮流,不流俗、不盲从,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原标题:不流俗不盲从,不负此生(新语)
今天,你们毕业了。我祈求你们离校后,都能过着不负此生的生活。
首先,我希望你们能俭朴地生活。快乐与金钱和物质并无必然关系。温馨的家、简单的衣着、健康的饮食,就是乐之所在。漫无止境地追求奢华,远不如俭朴生活能带来幸福和快乐。
其次,我希望你们能高尚地生活。务必庄敬自强,公平待人,不可欺侮弱势之人,也不可做损及他人之事。
其三,我希望你们能谦卑地生活。要有服务他人的谦卑胸怀,时刻不忘为社会、国家以至全人类出力。
我相信,一所大学的价值,不能用毕业生的工资来判断,而应以它的学生在毕业后对社会、对人类的影响为依归。
今天,你们毕业了,我送你们钱穆老师的一番话:你们一个人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做学问,怎么做事业,我认为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条件,就是我们一定先要认识我们的时代。我们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就应该在今天的时代中来做人、做学问、做事业。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这是一个个人主义抬头的时代。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不应只顾自己的利益,不要过于自以为是,而要学会多听别人意见,考虑各方看法,协力实现梦想。
这是一个资讯爆炸,是非难辨的时代。但事情往往不是表面看来那么简单,是非黑白往往需要仔细分析,深入了解。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独立思考。
这是一个利益在前,道德在后的时代。金钱、地位、权力,为世人追逐,道德和价值观的培育,却渐渐被人遗忘。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但愿你们不要让利益掩盖良心,我们所追求的,理应是较名与利更能持久的东西。
我盼望中大毕业生能虚怀若谷,以远大眼光,包容态度,带领我们的时代。我盼望中大毕业生能恪守道德,做好本分,不要为了个人利益,埋没良知。我盼望中大毕业生能认识时代,引领潮流,不流俗、不盲从,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各位毕业同学,当我诵念你们的名字时,我默祷你们都能不负此生。
刘东波:美国,为什么看上去很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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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夏季我接待一个国内教育考察团来加州洛杉矶,进行7天的访问活动。期间,国内友人对洛杉矶城市和学校形成了一个有意思的看法:
  为什么城市和学校看着很旧。无论是各个小城市的市政府、学校都是平房,至多2层的老建筑?经过的街道上常常打满柏油或者水泥的是补丁。美国不是第一强国吗?怎么政府和学校的建筑还不如一般城市?
  这类问题,我在接待工作中经常遇到。现在,我把掌握的一些资料和亲身观察介绍给大家,供国内读者参考。
  首先是关于美国破旧的问题。确实,我96年刚到美国时,也比较失望。想象中的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并没有出现。整个洛杉矶像一个超级干净、安静的乡镇。除了少数城市的Downtown(市中心)有不多的高楼外,大多地方都是一至二层平房。去问问当地人,你会惊讶的发现很多建筑居然是1900年左右建设的,而占大多数的是6、70年代的建筑。
  今天,中国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已经发展的很现代化了,夜生活丰富。可到了美国,晚上居然找不到几个酒吧,更看不到豪华餐厅、大浴场、网吧、卡拉ok。城市建设和城市生活和我96年来时,几乎没有太大改变。这也难怪让国内来的朋友有些失望,感觉美国还不如中国呢。
  其实,国内的人不了解美国人的生活。美国虽然不像我们那里到处都是大饭馆和各种娱乐场所,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是很丰富的。只是他们的工作压力、社会交往方式、城市规划等美国文化导致美国人过着和我们不一样的业余生活。
  比如,在大城市的中心,几乎每天都有各种艺术展览、音乐会等高雅艺术活动;一年四季有不间断的全国性体育赛事,如NBA、棒球、橄榄球、高尔夫球联赛等;到处都有可以钓鱼、狩猎的国家公园和原始森林;民众中流行时尚体育运动,如飞行、冲浪、滑板、帆船、滑雪、潜水、攀岩、健身、自行车等等;每个城市、社区都有比较实用的小型图书馆,里面学习、看书的人满为患;一到周末,各地的风景名胜和海滨也都是人,有时连停车都要停出几公里以外。
  不过在平常,所谓“夜生活”倒不多。原因一是大家都要工作,晚上休息很重要。第二是美国人不用夜生活的方式进行商务和政治社交。都是年轻人自己去玩。第三,娱乐场所管理很严。比如酒吧,经常去了要在外面排队,出来一个才能进去一个,你进去发现也不挤,因为是法律规定商业空间的上限人数。第四,美国对未成年人管理极严,不到21岁不能抽烟喝酒。等到了这个年龄了,很多孩子也成熟了。夜生活也开始有节制了。第五,美国商业区域和生活区域规划分区很严格,没有那么多地方开设娱乐场所。不像中国,随便包层楼都可以开浴场。
  所以,刚来美国出差的人,都很纳闷,美国人的夜生活这么无聊,怎么看不到以前我们听说的那种腐败的气息呢?这个疑问,直到他们去了拉斯维加斯,大家才能体会美国的“纸醉金迷”。其实,对于拉斯维加斯这个国际赌城所表现出来的奢华和喧闹,很多国人理解也有偏差。这以后专门来讨论。
  所以,我们国内来的友人会认为,美国不仅仅不热闹,还很“落后”。到处都是低矮的房子,连政府和学校里也是落后古老的建筑。
  这是一种误会。美国人很务实,也很遵守经济规律。如果一个房子的租金合理、维护成本合理、功能齐全、使用安全,为什么要推到重建呢?
  老百姓会考虑重建的成本和收入的变化,还有增值后要给政府多交的地产税。我刚到美国就租了一间1927年的民居,里面整修的非常好,三室两厅三卫生间双车库。热水、空调、洗手间、大厨房都很好用。让我不断发出感慨。建于1927年啊!!那时我们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呢?我们普通民众当时是什么生活水平呢?“美帝国主义”的居民已经住在这么好的花园洋房里了。难怪我们要解放全世界的崇高理想在发达国家无人响应、无疾而终呢。
  对于公共设施的建设来说,州长、市长其实说了不算。
  政府想修建他们的办公楼就不可能,因为每笔财政支出都要上市议会讨论。议会的席位掌握在不同党派的议员手里。想给一届政府建造一个富丽堂皇的办公楼基本是天方夜谭。别说建办公楼,有时连政府的一些部门都可以被老百姓削减掉。
  我访问过一个叫蒙诺维亚的小市,居然不设警察和消防局!日常巡逻和破案、消防都委托给了隔壁的阿凯迪亚市!相当一个外包服务合同。这种市民高度自治的政治结构,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
  不仅仅一个小城市是这样,就是大城市、郡县、州的管理也一样。财政收入和支出其实都是根据选民的意见进行管理的。如果选民不同意翻新一条路,那么就只能修修补补,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路上到处都是补丁。洛杉矶最旧的一条高速公路110号,五十年代初投入使用,虽然窄,修补多次。但是和国内建了没几年就坑凹不平,几近报废的道路相比,我还是不免感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程质量就是好。
  洛杉矶有一条著名的“断头”高速公路,叫710高速公路。原设计它要通过巴沙迪那老城,但当地居民认为这是历史名城,不能被一条现代的高速路穿过,所以有很多社团和居民反对。由于投票人数总是达不到规定票数,所以几十年过去了。它仍旧不能贯穿巴沙迪那市。
  不仅仅是政府和学校,邮局、警局、移民局、税务局都不会盖高楼,不是在老旧的楼里办公,就是租赁普通的商业大楼。
  其实,这不仅是美国社会的特点,任何一个真正的民选政府,都是这样的。记得我去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城市、街道都非常脏乱差。但是学校里出来的孩子却穿着与环境反差强烈的洁白校服。仔细一问,才知道,当地的选民决定要把有限的钱支出在教育上,而不是先修路。
  和也一样,首都到处破破烂烂,交通混乱。但是医疗和教育却建设的很好。这也是选民自己的选择。所以,虽然我们游客看着乱,但人家当地的民众自己当家,自己满意。而不是政府决定应该投资什么,更不是个别领导的决定。
  每当我回答这些问题给国内友人的时候,大多数人都陷入了沉思,其实,不是中国人不聪明,也不是中国人素质低,只是我们接受的教育,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多出来看看,多思考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在美国“破破烂烂”的背后,其实看到了民主法治的力量,看到政府权力被有效制约。
  亲爱的读者,下次再去一个“破破烂烂”的民主国家,您是不是要换一种角度思考呢?或者,当您看到大连、重庆等一些国内城市在短期建设起来的开发区、宽阔林荫大道、大片的安居工程的时候,您会不会也换个角度来思考呢?
&&正确的意见
世界上最霸道的领导,也会知道吸取意见的好处。但凡是人,不管多么聪明,多么周全,总有想不到的地方,也会有没主意的时候,有人给提供点意见,总是好事。别姬的霸王,也有一个亚父范增,在某些时候,甚至言听计从。
但是,很多领导,不约而同地希望提意见的人,和颜悦色,有话好好说。其实最好是低声下气,跟太监对皇上说话一样,一边说,一边看领导的脸色,如果脸色稍变,则马上打住,拼命搧自己的耳光,一迭连声地说自己该死。更过分的是,有些人还要求,提意见的人,应该提正确的意见,如果意见不正确,最好别提,刻意要提,不仅有无理取闹的嫌疑,有的,简直就是别有用心。如果不正确的意见,还要粗声大气,用词特别不讲究地提出来,那简直就是诽谤。
当然,给领导提意见,能够和颜悦色,轻风细雨,而且提的意见也比较靠谱,领导听了,觉得能听进去。这样的意见效果最好,存在的问题,每每能在第一时间得到纠正。于人,于事,于所在的单位,都好。我们在领导召开的征求意见的会议上,经常能发现这样和谐的场景。我们明白,好事来了。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各式各样的,有人脾气好,有人脾气不好,有人会说话,有的人就不会说话。或者说,原本会说话,生气的时候,就不会说话了。有意见,而且非提不可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个人比较生气甚至愤怒之时,提意见,不讲究方式方法,不讲究态度,是非常正常不过的。至于意见正确与否,本是个见仁见智的事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所谓正确错误,只是相对而言。如果以自己的好恶划线,合则正确,不合则错误,其实就是不让人提意见。退一万步说,即使提意见的人就是无理取闹,听意见的人也应该有这个雅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算是骂街,人家毕竟不是在大街上骂,于你的名誉损害也不大。
领导要下面的人提意见,这据说是一项光荣传统。但若要发扬这个传统,就不能给提意见的人设限,一丁点门槛都不能有。所谓提正确意见,等于是说,不要人提意见。更不要讲究人的态度,态度好与坏,都得听。原本,给领导提意见,就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多少年来,提了意见遭到打击报复的事,并不少见,所以,要人提意见,首先得立下军令状,不能记仇,秋后算账。
事实上,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不管上面怎么提倡,说说容易,做起来挺难的。尤其在上位之人,听取下面的意见,刺耳的意见,尤其难。不仅上面的人难,下面的人更难。所谓“正确意见”的奇谈怪论,说白了,就是不想让人提意见。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成为一种制度,这个制度要保证提意见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受到打击报复,也要保证所提出的意见,能够得到领导的重视,绝不会因为态度不好,意见不够正确而被搁置。
毕竟,能听到意见,对领导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如果耳朵里头天天都被灌米汤,被好听话包围,那么,祸事兴许就不太远了。
你们好!这是我也是成员之一的民间组织Human Rights Now(本部在东京)发出去的对于日本维新会领袖,大阪市长桥下彻发表的有关随军慰安妇言论的抗议申明。要是你们觉得有意义,麻烦你们帮我们发出去!HRN是以律师与大学教师为主的民间组织。今年4月份,HRN的7位律师们为了探讨HRN今后在中国进行项目的可能性自己掏钱访问了中国。我与这里的一些人好久没有联系。真不好意思。我们保持联系。有些我能在东京做的事情,请随时与我联系!
阿古智子(四月一日开始,我在东京大学工作)
对日本维新会领袖,大阪市长桥下彻就发表的有关随军慰安妇言论进行抗议申明,要求他撤回发言并向受害者道歉
国际人权NGO组织Human Rights Now (东京办公室)
2013年5月19日
1.五月十三日, 日本维新会首党,大阪市长桥下彻宣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军安慰妇制度是保持军纪的必须,2007年安倍第一次内阁在阁议决定中也曾经提及到慰安妇强制制度并非事实。桥下彻的发言在否定了随军慰安妇制度强制性的同时,以随军慰安妇制度的必要性为前提,试图使其说法被众人接受,容忍和合理化,这样的言论严重侵害了人权。
近而,桥下彻关于冲绳在日美军性犯罪方面,声称冲绳美军司令官想要好好地利用日本的风俗产业。随后,虽然桥下彻表示会对此进行反省和道歉,并且应该对慰安妇给予关怀,同时也多次表示自己在关于在日美军发表的言论也缺乏国际视野,但却始终没有收回此前的发言并公开道歉。
国际人权NGO组织Human Rights Now(HRN)关于桥下彻的侵害女性人权与人类尊严的发言,尤其是要将最为严重人权侵害的纷争下性暴力合理化的一系列发言表示强烈的抗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朝鲜半岛, 中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荷兰等各个国家的女性,由于日本旧士兵随军慰安妇制度受到了性侮辱。
在当时,众多国家的女性被监禁,并且被强行要求发生性行为,若对其性要求表示拒绝,则施加残酷的暴力惩罚。以上实情是由国际联合组织发言者Radhika Coomaraswamy关于对女性暴力的调查报告所获得,并且旧日本军队的性奴隶制度是已经通过其他联合国调查报告成为被承认和确定的事实的。随军慰安妇制度实际上是对人类尊严的严重践踏,尤其是对女性造成精神和肉体上的持续性严重伤害。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明确记载,有组织性的,广泛的或者是在战争
中发生的强奸,性奴隶制度,强制卖淫都是对人道主义的犯罪以及战争犯罪,这一系列事件都能够构成重大的国际犯罪。随军慰安妇制度违反了国际法,造成了对女
性人权的严重侵害,显而易见这样的罪行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得以合理化的。
桥下彻一连串的发言是对战争中慰安妇女性心理上的严重伤害,也是对战争暴力和人权侵害的容忍,这些是无论如何也不允许发生的。
再者,桥下彻关于冲绳的发言,宣称慰安妇制度是当时维持军纪的必需制度,并且应该得以积极的奖励和推崇,他的这一言论相当于是否定了一直以来对于废除军队纷争下的性暴力的努力,同时也是对在战争基地长期以来生活在痛苦之中的性侵犯受害者的又一次伤害。
鉴于桥下彻如此过激的言论,我们要求他应该迅速撤回发言,公开表示道歉,并且亲自辞去当前职务。
3. 桥下彻关于慰安妇制度并非强制实行这一发言,曾经于2007年安倍内阁的第一次内阁会议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声明在政府所掌握的资料文献中,对军队以及政府所谓的强行带走慰安妇这一说法没有直接的记载。所以由此可见,关于随军慰安妇这一制度的承认与否,在日本不仅仅是桥下彻一人的问题。
1993年8月3日,
河野官房长官曾在谈话中明确指出并承认在战争中日本军队与强制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关联性。慰安所是根据当时军队需要所建立的,慰安所的设置,管理以及慰安妇
的转移等都与当时的日本军队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关于慰安妇的募集,军队间接委托交易者对慰安妇进行招募,在招募过程中,使用花言巧语,强制施压等手
段把女性召集到一起从事性工作,更直接者,则是政府官吏等采用直接干预的手段,对慰安妇制度的招募进行参与并给与支持及袒护。并且慰安妇在慰安所的生活也
是长期处于强制状态下惨不忍睹,令人痛心的状况。
而且,即使是在为数不多的战后补偿审判中,随军慰安妇制度的强制性
这一特征是得到了肯定及认可的。再进一步而言,众多在战争中被强制性带走,或是被交易者用花言巧语等欺诈手段汇集到一起的受害者如今正向法院提出诉讼,希
望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到现在这一时刻,如果仍然对随军慰安妇制度的强制性这一特征进行否定的话,完全可以说是对历史的歪曲,无论如何这都是不被允许的。
不论人权侵害的严重性,日本政府对慰安妇的直接补偿,谢罪以及对被害者的救济措施等都是有所疏忽怠慢的,尤其是在安倍政权下,他对河野谈话的重新认识及考虑,并且对慰安妇制度的强制性企图给予否定。日本政府如此的作为及态度受到了联合国自由权公约委员会、联合国消除女性歧视委员会、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审查等一系列联合国人权机构的谴责。对于长期没有受到相应救济补偿的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来说,他们要求日本政府能够从正面承认人权侵害的事实的存在,并且给予公开的道歉。
我们对于日本的政府以及桥下彻的一系列的言论表示公开的指责与责难,我们也希望并要求政府对于随军慰安妇制度的强制性的给予肯定,同时对于如此严重的人权侵害事件能够毫无保留的作出明确的肯定及承认。
   人可不可以不成功?
眼下的中国,最流行的病,就是追求成功。全社会的人,都想成功。没成功的,就把希望寄托到下一代身上,不惜血本,也要成功。所以,从幼儿园竞争就开始了,可怜幼儿园的娃娃,就被家长推进一个又一个兴趣班,早早的就失去了节假日,失去了童年。这样的成功拼杀,一直延续到大学,延续到境外。哈佛女孩某某某,就是榜样。书店里,最火的就是讲如何成功书籍,各种成功讲座,个个火爆。据说,有关成功的讲究,是一门学问,不,一个学科,就叫成功学。这学科,是打外面输入的,但中国的孔子以及老庄孙子各色人等,据说也都是成功学大师。一时间,境内外各路神仙,各路骗子,都涌进了中国,各显神通,把半通不通的中西学说抡起来,热心地教中国人怎样实现成功,当然,绝不忘顺手带些银子回去。
什么算是成功?各家的定义不一样。但是,看他们推崇的成功人士,无非三样,一要有钱,二要做官,三嘛,出名也行。在国人眼里,做官是发财的捷径,而出名,本身就是钱。所以,说来说去,成功的标杆,就是钱。当然,这年头,没有钱是什么事都办不成的。追求金钱,也没有大错。但这样的成功,无论怎么看,都显得单调。尽管金钱可以换来很多东西,但整个世界如果都被钱所堆满了,想想也真很无趣。
就算成功只有金钱一个单一的指标,什么算是成功,也不大好说。多大的富翁算是成功人士?是不是只有最富的人才算成功?如果是这样,那么众多的亿万富翁,千万富翁岂不都成了失败者?如果成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么,拥有一万元的人,相对于只有千元的人来说,不也算成功人士?这样推论下去,这个世界上岂不到处都是成功人士,何必还要下功夫追求成功呢?
其实,不管那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豪言壮语激励了多少人,但一支军队,毕竟多数人都是士兵,能从士兵混成将军的,除了命大命好,还得有众多士兵给他垫背,一将成名万骨枯嘛。军队如此,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就算人人都豪气冲天,毕竟总统只能有一个,一个公司,一个单位,老板也只能有一个,绝大多数的人,到死都只能在不成功的位置上待着。时时用成功的誓言激励自己是一回事,但如果做梦都想着成功,不成功毋宁死,最后早晚会变精神病的。
追求成功是一种境界,一种理想。但不追求成功,也是一种境界,一种理想,而且是较为稀有的境界和理想。平平常常,快快乐乐地活着,找到某种追求,就去做,找不到,就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快乐,善待家人,善待同事,善待一切人,也得到别人的善待,也就挺好。一个人,有别人看来芝麻绿豆大的那么点爱好,比如喜欢斗蛐蛐,看蚂蚁打架,如果真的迷进去了,能说出点名堂,也不白喜欢一场。至少,在这一点上,你比别人知道的都多。喜欢点什么,而且真的去喜欢了,认真地在自己的爱好上下了功夫,不管别人看来多么卑微,多么无聊,其实就是一种意义。世俗的所谓成功,用金钱堆积的成功,真的就那么有价值?人活着,干嘛非要成功?活自己的,就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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