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更多
类型：模拟经营评分：语言：英文
游戏大礼包手游开测表
共和国之辉：红警安卓双11礼包口袋妖怪复刻双11狂欢礼包天子光棍节双十一疯狂派对礼包幻灵首发游戏园礼包明珠三国2光棍节约玩双端礼包《口袋妖怪重制》更新畅享礼包
11-16公测11-15内测11-14内测11-14内测11-10内测11-08内测11-04公测11-03公测11-01内测11-01内测
推荐阅读本月最新
手游排行网游单机
12345678910
12345678910您（@）目前可用积分：3512540跟帖回复
共获得打赏：
凯迪微信公众号扫描二维码关注发现信息价值
微信扫一扫
分享此帖文
[原创]【百姓家史】韩福东：1956?平乐：大饥荒前奏
109799 次点击
105 个回复
10:16:35 发布在
日，《广西日报》刊登了因1956年饿死人事件对平乐县乃至广西省委主要领导党内处分的消息。南都记者 韩福东 摄&&&&&&1956年的春天，因统购统销征了过头粮，广西平乐县涌现了一股逃荒潮，6月又发生严重夏荒。&&&&对于平乐县乃至广西省委失职领导的党内处分，直至19 57年6月才作出。几乎与此同时，反右运动开始，批评1956年广西饿死人事件的人士被波及。&&&&与新一轮整肃相伴随的是大跃进的万丈豪情。平乐县在19 59年开始进入另一次更大规模的饥荒。&&&& 文/韩福东&&&&春节刚过，16岁的苏世辉就和母亲、小姑等四人逃离了家乡。从广西平乐县二塘区大源村出发，一路向东北乞讨，在与湖南省交界处一个叫龙虎关的地方，他们被平乐县粮食局副局长陶纯森(音)带领工作组拦住。&&&&10多天后，饥饿难耐的苏世辉和村里一个同龄伙伴再度逃荒，夜里偷偷越过政府设下的关卡，在湖南江永县桃川公社住下来。“我们村出逃几百人。白天讨饭，或者去田地里捡些东西吃。晚上，翻墙去牛栏里住，有的就住庙里。”他对南都记者说。&&&&这不是“大跃进”的三年饥荒时期。这是1956年的春天，因统购统销征了过头粮，广西平乐县涌现了一股逃荒潮。县委、县政府采取措施进行阻止，却没对饥馑的百姓采取适当救济。到了6月，又发生严重夏荒。按照县委8月16日的统计，“全县因断粮而饿死的有121人，与粮食问题有关而死亡的144人，因缺粮而多日掺吃代食品而致身体浮肿的1388人，因粮食问题未得到解决逃荒到湖南省永江县和桂北灌阳县一带谋生的人。”&&&&在1956年的广西，类似的人为饥荒，并不仅存在于平乐县。平乐专区荔浦县和南宁市横县也发生严重饿死人事件，他们被埋在春节的大喜日子里。&&&&而经验教训并未被汲取，两年后，更大范围的人为饥荒袭来，平乐乃至整个广西，为此失去了更多的生命。&&&&张火生儿子是怎么死的？&&&&“二塘乡张火生的儿子是怎样死亡的”，这是平乐县档案馆内一份档案的标题。它的内容很简单：“张火生儿子，男性，今年才满两岁，他家是贫农成分。据目前了解上报，其儿子死亡的原因是因为去年该社减产，张火生是老社员，因他老婆平时很懒，不出工，在社里分得的口粮在十二月就吃完了，家里没有米，年关供应漏销了该户，后因家中没有粮食，其夫外出找杂粮，留出娃仔在家，到3月12日饿死在家中。”&&&&主文后面，附了一句话：“区委意见，该人是断米饿死的。”&&&&这份情况说明，将孩子饿死的原因归咎于三点：1955年减产“他老婆平时很懒”和年关供应漏销了该户。&&&&查1990年平乐县档案馆编的《平乐县自然灾害史》，并没有1955年的记录，由此可知当年即便有自然灾害也并不严重。那这一年的减产是怎么回事？&&&&据1992年编辑的《平乐县民政志》，1955年，存在旱、虫灾，但粮食仅减产9.12%，而县委主要领导“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为达到上级下达的粮食生产计划指标，把农民的豆角、南瓜、板栗、柿饼等列计入主粮总产，向广西省委假报增产21.06%。同时按粮食三定任务向农民征购粮食，把主粮购去，造成1956年春夏的严重缺粮灾荒。加上1956年春连续干旱4个月，接着夏涝秋旱。当时，县委领导对灾荒估计不足，思想上麻痹大意，没有全面地掌握灾情，发放救济款不及时，因而在全县范围内出现了饿死人、拍卖家具、买粮，逃荒湖南，患缺乏营养性水肿等严重现象。”&&&&由此可知，饿死人主要并非因为减产，而是县委领导的虚报产量和过头征购粮食。在1955年12月，已经有农民家里没了粮食，年关将近时，因饥饿普遍，政府名义上还特地进行粮食“供应”，但显然有很多人没有受惠――― 这和张火生老婆“很懒”没有太大关联。&&&&“饿死人是因为统购统销。征收粮食最厉害是在1954年，1955年又搞了一年，农民什么都没有了。那时交完公粮，还要卖余粮，村干部晚上去你家，除了今天吃的，就都是余粮了。只有红薯、南瓜和芋头可吃，1955年冬天就有人跑湖南逃荒了，1956年达到高潮。”大源村村民李明章对南都记者说。&&&&“灾情缓和”了吗？&&&&1955年冬天，二塘区二塘乡有一户农民卖掉了自己的儿女，1956年4月，又有一户农民也这么做了。在牛角乡，1956年的2月和3月同样有两人被亲人贩卖，一个是孩子，一个是妻子。&&&&这两个乡的情况在二塘区并不严重，截至1956年6月，茶林乡有5名人妻与孩子被卖掉(其中1956年元月卖掉4人，2、3月分别卖掉3人)，而大源乡则有11个孩子被父母出售(其中人，3、4月各3人，5月4人)。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二塘区共有44人被卖(其中38名孩子，6名人妻)，卖人的最高峰是在月份，分别为11人和12人(见平乐档案馆藏《平乐县二塘区56年因灾出卖妻子儿女统计表》)。因饥馑而贩卖亲人的事实，在平乐县地方志中属于禁忌，未被记录。&&&&“二塘区的饥荒是最严重的。”1955年起出任平乐专区供销社经理的叶柏松对南都记者说，仅二塘区就有数千人逃荒去了湖南，湖南一个女性县委书记层层上报，最后上面派人下来进行了调查。&&&&广西省委对平乐专区大规模逃荒、贩卖妻儿和饿死人现象的重视，可能即源于湖南省的上报。日，广西省委检查组到达平乐专区，“听取了地委和有关部门对该区春荒情况的介绍，并在地委的指导和协助下，到平乐、荔浦两县做了重点了解。”&&&&日，广西省委批转了省委检查组对“春荒”情况的报告。广西省委称，“这些地区的春荒之所以严重地发展起来，则由于平乐地委和有关县委在粮食统销和救灾工作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的表现为不从实际出发，不深入调查研究，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不适当地反对下面的‘右倾’，不够关心群众生活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对下边真实情况的了解，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及时地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广西省委称，平乐地委对此事件已经做了检讨，并且在实际工作上亦加以改正，使灾情缓和下来。省委特责成平乐地委对平乐县此次严重失职有关的干部作适当处理，并将处理决定在党内公布。&&&&不过，所谓“在实际工作上亦加以改正，使灾情缓和下来”，是平乐地委和广西省委的虚应之词。这份报告刚刚下发到各平乐专区各市县，更大规模的饥荒就来临了。&&&&“6月份，也就是农历四五月份，是最高潮的时候。生产队分的粮食都吃完了，而谷子要农历六月份才打下来，这时逃荒的人最多，全家跑出去的都有。”大源村的李明章说。&&&&按照平乐县委8月16日的统计，“全县因断粮而饿死的121人，与粮食问题有关而死亡的144人，因缺粮而多日掺吃代食品而致身体浮肿的1388人，因粮食问题未得到解决逃荒到湖南省永江县和桂北灌阳县一带谋生的人。外出湖南省永江县一带购买杂粮的4003人。因灾卖送子女的145户156人。因灾引起夫妻离散的22户。因灾妇女早婚的8人。因灾拍卖家具、衣服、被褥、蚊帐的1901户。”(平乐档案馆馆藏《平乐县1956年上半年救灾工作总结》)&&&&一边厢党内处分，一边厢反右&&&&广西省委要求平乐地委对失职干部所做的“适当处理”，迟迟没有下文。在此期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人民日报》开始鼓励党外人士“鸣放”，整风开始。&&&&在平乐县，很多人针对统购统销和饿死人现象提出批评。包括富农出身的教师叶中立，他在整风时期表示：“粮食统购统销搞得一团糟，党自实行这一政策后，不知饿死了几多人，就拿我家里来讲，个个被饿得面黄肌瘦，我哥就是因这样而被饿死的。”(平乐档案馆馆藏，日平乐县人民委员会《对叶中立的行政处分的决定》)&&&&广西饿死人事件，也在中央引起讨论。“桂系广西军阀黄绍f，当时是民主党派(民革中央常委)，听说他反映了很多情况，对广西饿死人批评最为强烈。”生于1933年的平乐县人大常委会退休干部廖干对南都记者说。&&&&对平乐县乃至广西省委主要领导的党内处分，是在1957年6月作出的。6月14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五十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平乐县委书记矫志周，平乐地委书记杨林、副书记何庶民，直至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郝中士、萧一舟被撤销了党内职务。&&&&《人民日报》和《广西日报》均刊发了消息。平乐教师叶中立看到广西日报的新闻后，“愤恨的说：‘他妈的，真该枪毙几个，这样处分根本太(轻)了。’”(《对叶中立的行政处分的决定》)&&&&不过，几乎与此同时，反右运动开始。在平乐县，批评1956年饿死人的各界人士，均被波及。在一场遍及全县的大辩论中，统购统销与合作化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再度得到肯定。&&&&1958年，叶中立被定性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对饿死人的批评被指为“恶毒攻击党的统购统销政策”，他的另一个主要右派言行是，“污蔑”肃反时检举他的同志，公开在宿舍说：他们根本是含有血债的人。日，广西日报报道了中央对饿死人事件的处分决定时，还在头版刊发新华社题为《黄绍f为他颠倒是非的言论作辩护，陈其瑗指出他一贯夸大运动的错误》的报道，不过，报道中并未提及黄绍f此前对广西饿死人事件的批评。很快，黄绍f也被打为右派。&&&&新一轮的整肃开始，与之相伴随的是大跃进的万丈豪情。平乐县在1959年开始进入另一次更大规模的饥荒。“1956年，虽然逃荒，但还没听说我村有饿死人，但到1960年，饿死的可就多了。”李明章说。&&&&历史以更惨痛的方式在平乐重演。
用手机看帖文，请扫一扫。用微信/易信等扫描还可以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延伸阅读|最新热帖
[净素道人]
[且唱且行]
[冷雨飘香]
[东西南北开眼]
[挑灯看吴钩]
有启发就赞赏一下
优秀帖文推荐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10:36:01 &&
1968年广西平乐县大屠杀纪实平乐县城位于桂林市的东南面，相距约120公里。县内居民以汉族为主（约占83%），另有瑶族（约占12%）和少量壮族（约占5%）。据平乐县官方的统计，文革大屠杀（主要集中在1968年的7月至9月中旬）全县有1926人惨遭杀害（包括少数被逼致死者），是广西文革中死人最多的县之一。&&&&&&&&&&&&&&&&&&&&&&&& 一、1967年的两派之争1966年，平乐县的文革和全国各地大致相同。日，县城内的各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平乐革命造反兵团联合指挥部筹委会” ，推选张弓、陈美文（均为平乐中学生）、张全生（县银行干部）、梁才福（县财政办干部）等13人为委员。在外地来平乐串联学生的支持下，连续召开了两次万人大会，对县委主要领导包振仕等人进行批判和挂牌游街。在“一月革命”风暴中，1月25日，平乐县也进行了夺权。在夺权中出现了两派之争，一派以张弓、黄家礼（汽车站工人）为首，一派以张全生、黎万常（平乐卫校学生）为首。此时的两派之争也只是动嘴，写大字报，尚属文斗。平乐的文革受桂林和南宁的影响很大。因毛泽东号召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要求军队“支持左派”。广西党政领导干部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等人于2月19日联合发表声明（习称“二一九声明”），表明改正错误和支持造反派的决心。但广西军区没有支持他们，相反却在做工作，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同时对南宁的造反派施压，砸了南宁“工总”，逮捕了“工总”宣传委员熊一军，强令解散南宁一些中学生的造反派组织，此举遭到了南宁造反派的激烈反对。4月19日，广西区党委书记、文革小组长伍晋南与贺希明、霍泛、傅雨田等一批党政领导干部联名发表声明（习称“四一九声明”），公开支持桂林“老多”和南宁的造反派，承认他们过去跟随韦国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一九声明”发表后，得到了南宁、桂林等地造反派的拥护，也得到了部分地、市、县党政领导干部的响应，他们也纷纷站出来亮相，支持造反派。然而此举却受到了另一部分群众和广西军区的反对。4月22日，南宁造反派组织一万多人到《广西日报》静坐，反对广西军区对《广西日报》的军管，同时成立《南宁“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后改称《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习称“四二二”），其后，广西各地的造反派先后加入到“四二二”中来，支持伍晋南，反对韦国清。这时，广西军区则一方面支持韦国清，一方面支持另一派群众于5月25日成立“五二五革命行动指挥部”（后改称“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习称“联指”），公开声称“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自此，广西两派“四二二”和“联指”成为对立面，此后的斗争，都是围绕着“支伍打韦”或“支韦打伍”进行的。在南宁的影响下，平乐也出现了对立的两派。以张弓、冯耀坤（县委农村工作部干事）、白先春（航运小学教师）等为首的造反大军属“四二二”派；以张全生、朱秋麟（阳安公社团委副书记）、莫世凑（县公安局副股长）等为首的则成了“联指”派。两派之争受南宁和桂林的影响逐步升级。早在1月19日，平乐锰矿工人陈新云曾写出“打倒党中央保皇派”的大标语，在当时的形势下（当时党中央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就被指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这本是常见的现象，却被县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此事引起了平乐中学造反派学生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镇压造反派，张弓等人前往公安局要求放人，并与公安局领导黄良和等人辩论。其后平乐中学生曾几次聚集公安局企图救出陈新云。7月14日龙驱虎、胡勇（均为平乐中学生）等人带队冲击公安局，砸烂办公室门窗，打伤了少数公安人员，“联指”派群众闻讯后当即赶到公安局，与造反派发生冲突，在武装部调解下才得到平息。7月18日，“联指”派开始武装追捕“四二二”派群众。“联指”负责人之一的全政（平乐锰矿工人）带领40多名武装人员包围木官定村，向村里开枪射击，并抓获在该村躲避的造反派成员桂柄生（平乐搬运社工人），将其当场枪杀。这是平乐县第一次公开打死人的事件，但公安局（已经实行军管）并未依法惩办凶手。这种态度为后来的乱抓、乱杀提供了心理支持。1967年6月份以来，南宁市内发生大规模武斗，这股武斗之风很快影响到柳州、桂林乃至全广西。平乐亦不例外――8月24日，在平乐车站附近的安良村公路上，造反大军拦截了“联指”派乘坐的一辆救护车，从车上搜出冲锋枪、手枪、马枪、匕首、雷管等武器，后将车及随车人员12人扣留。同日，“联指”到武装部“夺走”二百多支枪，四门炮，几十箱子弹。这是平乐的首次夺枪事件。第二天，二塘公社武装部长黄富强带领200多武装民兵到县城占领交通大楼，这是首次由公社武装部调动农民进城武斗。造反大军闻讯也要抢占交通大楼，双方交火，造反派陈家盛被打死。同日晚，县武装部领导召集两派代表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停止武斗。然而，平乐的情况是“联指”派势力强大，武装部及公检法军管会都支持他们，各公社的武装民兵都掌握在“联指”派手中，造反派从总体上来说是处于受压制的地位。他们担心再受到“联指”派的进攻，总想千方百计地搞到武器以求自卫。8月31日，造反大军的阳维树、曹景堂等一百多人，于下午4时许分乘三辆卡车到武装部夺枪。夺得枪后，经大街向平中方向急驶，“联指”当即指使平乐镇武装部长杨永喜指挥民兵在镇政府门口进行拦截。此时造反大军的第一、第二辆车已驶过，第三辆车被截，双方发生枪战，“联指”派有2人死亡，造反大军被打死13人，驾驶汽车的司机周建祥就是在逃跑途中，在企图游过河时被杨永喜等人开枪打死的。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武斗。9月1日，双方在云盘岭进行武斗，二塘公社武装部部长黄富强带领民兵包围平乐中学。造反大军撤到粉岩山区，许多造反派群众同时下乡和逃到桂林躲避。自1967年5月以来，中央为了解决广西的问题，召集两派代表和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到北京学习和谈判，从6月1日至11月19日，周恩来先后八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及党政军干部，在接见中周恩来对两派的武斗均有所批评，但对“四二二”派，特别是对桂林“老多”的维护铁路交通进行了表扬。在第五次接见后，因总理的称赞，“四二二”派曾一度声威大震，一些“联指”派群众退出该派，一些地方领导人则公开表示支持“四二二”派。在平乐县，县委书记包振仕，副书记肖天，代县长唐放，县监委书记杨宗汉，组织部长莫由典，宣传部长朱牧亚等人都发表声明支持造反派。11月6日和8日，韦国清和广西军区分别交出了检讨书，承认在文革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向造反派认错，向毛主席请罪。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同时达成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的协议。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同意韦国清、伍晋南和广西军区的检讨，决定成立由韦国清（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欧治富（广西军区司令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孙凤章（55军军长）、焦红光（空七军军长）、郝忠云（6955部队副师长）、王斌（104部队负责人）、伍晋南（区党委书记）、安平生（区党委书记）等领导同志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区革筹” ）。自此，广西的形势有所好转，特别是各地受压制的“四二二”派，他们以为从此会平安无事，政治上可以不再受压制了。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出乎他们的意外。两派虽然表面上实现了大联合，广西各地“四二二”派仍然处在受压制的地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公开围剿“四二二”派的军事行动，乱杀人事件在一些地方相继出现。而这些地方的公检法、军管会和武装部却置若罔闻，对杀人凶手有意放纵，使凶杀事件愈演愈烈。1967年的10月间，平乐的一些地方仿照湖南省道县等地成立“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源头公社源头大队率先成立了“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在召开成立大会时，公然枪杀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薛洪祥、薛红章等5人；接着，同安、青龙、张家、桥亭等地也相继成立“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有的称“贫下中农行动指挥部”），乱抓人、杀人之风四起，全县先后有12人被杀害。&&&&&&&&&&&&&&&&&&&&&&&&&& 二、1968年夏的大屠杀1967年冬，在广西两派达成大联合协议和区革筹小组成立的形势下。平乐两派也实现联合，外逃的造反派陆续回到县城。日县武装部出面，再次召开双方代表会议，双方都发表声明，表明自己的诚意，积极筹备成立县革命委员会。4月18日，广西区革筹批示，同意成立平乐县革委会，由李嵋山等65人组成（暂缺10人）。县革委会由李嵋山任主任，姜凤林任第一副主任，张贵友，邹文春为副主任，李嵋山、姜凤林、张贵友、邹文春、唐放、张贵生等19人组成常委（暂缺9名），两派群众组织都有自己的代表成为县革委会的委员。4月23日平乐县革委会正式成立，县里召开庆祝大会。然而此时的广西形势变得日益严峻，一些地方的“联指”派在当地武装部和军分区的支持下，公然进攻“四二二”派，随意抓人、杀人。如梧州、钦州、玉林、容县、全州、荔浦、宜山、巴马、灵山、融安、天等、大新、上思、陆川、贵县等许多地方都是如此。就是在造反派占绝对优势的桂林，“联指”派也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随意抓人、打人、寻衅滋事，制造事端。日，桂林“联指”在市区首先抢占据点，制造武斗的紧张气氛。广西各地形势影响到平乐，平乐的两派再度分裂。而此时的县革委会却公然站在“联指”一边，造反派用广播和大字报揭露革委会的不公正，说他们是“派委会”、“骗委会”、“伪委会”。5月18日，桂林地区、桂林市“联指”在南站的东方红饭店召开桂林地区12县“联指”负责人会议，研究成立“桂林‘联指’保卫红色政权前线指挥部”，平乐“联指”负责人廖德权参加了这次会议。5月20日，平乐“联指”总部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身为军、政干部的汪瑜（县武装部军代表）、李有先（九九分队指导员）、杨永喜（平乐镇武装部部长）、朱华麟（县法院助审员）、林志伟（桂林地区公安处治安科科长）也参加了这样的会议。林志伟在会上说：他来参加这次会议是“按照桂林地区革委会领导的意图来的”，并在会上介绍了桂林武斗作战情况。他还说：“桂林‘老多’反对桂林地、市革委会，反对新生红色政权，武装占领了桂林师范、榕湖饭店等据点，对桂林‘联指’压力很大，要求平乐派武装人员上桂林保卫红色政权。”此次会议研究决定，1、派一个民兵小分队上桂林作战，2、召开各区“联指”和县直“联指”各总部负责人会议，布置抽调武装人员上桂林的任务，3、大造舆论，发动群众，支持“红色政权保卫战”。5月21日“联指”总部召开各级“联指”负责人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决定出兵桂林，并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独立师”。师长：林秉刚，政委：张全生，副师长：全正，廖德全，副政委：朱秋麟，参谋长：张士旺，政治部主任：李水庭，后勤部长：陶凤来（县财政局副局长），副部长：朱云泽，同时决定先派出30人的小分队，定于6月9日出发桂林。5月27日，“联指“总部组织批斗包振仕、肖天、杨宗汉、韦梓修等党政领导干部大会，会后并在县城游斗。在此种形势下，造反大军的各级负责人及普通群众，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纷纷逃出县城到乡下躲避。张弓等造反大军负责人率领近百人逃到沙子镇（造反派势力较强大的地方）躲藏，其他的人则分散逃到粉岩、水源、福兴等地，只有少数人留在县城，躲在家里。5月31日，桂林市“联指”头目曹铁军给平乐“联指”负责人打来电话，说：“桂林近日形势十分危急，要求平乐迅速行动起来，支援桂林”。6月8日，平乐“联指”七千多人集会表示决心，欢送出征桂林“保卫红色政权”的武斗人员。6月9日小分队出发，到桂林后负责驻守阳桥工艺美术部大楼武斗据点。为了有一个稳固的后方，在小分队出发桂林的同时，“联指”头目朱秋麟、林植溪等带领“联指”武装人员到青龙区的平西、邵塘等地以及长滩的粉岩等地追捕造反派的负责人和所谓的骨干，但是由于有当地群众的掩护，他们抓捕未遂。6月10日，“联指”头目林秉刚、黎万常率领200多武装人员攻打造反大军在县城唯一的一个据点，声言要抓住造反大军的吴永贵。其实这个据点是空的，所有的人早已躲到乡下去了。但是，他们在平乐中学前面的河边意外地抓到了平乐镇文化站职工杨运富（造反大军成员），在林秉刚的指挥下，“联指”武装人员李少邦、钟铭德等人，将杨运富装进麻袋，抬上船投入河中活活淹死，制造了1968年的第一起凶杀案。6月13日，到桂林参加武斗的“联指”头目廖德权打来电话，说：“桂林联指总部要求各县迅速组织自己的队伍，在县城各路口设卡放哨，搜查来往不明的行人，见坏人就抓，以建立巩固的后方。”县城由此陷入了恐怖之中。为了镇压“阶级敌人”，6月中旬，平乐“联指”总部决定在桂剧团设立看守所，以便关押和审判抓来的造反派成员及“四类分子”。看守所设审讯组，由吴太明（县委农村部干事）、梁培德（县林业局秘书）、钟祥斌（县安置办干部）等人组成，另从各公社抽一批武装人员来担任看守。这个看守所从此成了平乐的人间地狱，从6月中旬到9月底，这里关押的三百多人中就有四十多人惨遭杀害（经莫世凑亲自指挥杀害的就有十多人），一些幸存者则多数致伤、致残。自从5月4日桂林市“联指”在市区首先抢占据点后，5月10日起在“联指”头目李年生、曹铁军带领下，先后到104部队、301部队、桂林警备司令部、军分区、6955部队、空军机场、雷达站、市武装部、南站军管分队等处夺枪15次，桂林地区“联指”也先后夺枪9次，抢得了大批的武器弹药，大有一举歼灭桂林“老多”之势。面对此种严峻的形势，桂林地、市革委会不但不出面制止，反而将革委会的办公地搬到南面的“联指”占领区，并公然支持“联指”总部从桂林地区12个县调集8000名武装人员到桂林参战，并成立“桂北民兵师”，整个桂林市区都处在“联指”的包围之中。在此种形势下，桂林“老多”也被迫占据点，抢枪，准备自卫，以打退“联指”的进攻。6月5日桂林“老多”首先发起反击，一举攻破了桂林“联指”的榕城饭店据点。从6月5日起至6月30日双方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多次激烈交战，均以“联指”的失利而告终。“联指”认为自己虽然人多，处于进攻地位，但武器不如“老多”的好，于是他们想到了到兴安国防仓库夺枪。日至7月4日，在桂林地区“保红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地区12个县的“联指”和桂林市“联指”数千人到兴安国防仓库抢夺武器。7月1日，平乐“联指”一百多人前往兴安，7月3日抢得冲锋枪、半自动步枪500多支，轻机枪20多挺，手榴弹200多箱。其他各县“联指”也都抢得了大批武器弹药。7月12日“联指”重新在南、北两路发动进攻，仍遭到失败。12人被打死，18人受伤。7月14日中午，平乐“联指”武斗人员卢红光、林海、李绍邦等24人，冲进桂林“联指”总部私设的看守所（南站对面东方红饭店前的语录牌楼里），将被关押的桂林针织厂职工唐跃武和李江、白先德等12人拉到桂林十一中对面的树林里，先是用枪托打，用刺刀乱刺，然后集体枪杀，制造了一起惊天的血案。7月15日。“联指”派为他们在武斗中的死者开追悼大会，平乐镇武装部长杨永喜公然出面策划，派梁培德、蒋明福、马家兴等人在平乐镇街道抓了所谓的“阶级敌人”林焕瑜、廖耀武、李治平、曾福祥等四人，公开枪杀，为他们的死者祭灵。7月23日，平乐“联指”又为到桂林参加武斗的死者杨志强开追悼会，“联指”人员梁培智、马明福等人又在平乐镇街道抓了唐植真、李永汉、何伦书三人公开枪杀，为他们的死者祭灵。8月14日，“联指”派又在跑马坪（县体育场）为武斗死者梁培明（梁培德之弟）、唐绍枝两人开追悼会，梁培智、蒋明福等人又从平乐镇街道抓了蒋正宣、吴志强、刘昌年（黄埔军校毕业生，原国军团级干部）、刘志泉、杜小梅（女）、许菊英（女）、李瑞迎（女）、陈邓氏（女）、吴瞎子〔外号，并非眼瞎〕等16名所谓的“阶级敌人”来公开枪杀，为“联指”死者祭灵，其中的窍棺邮潜涣号嘀怯寐淼痘罨羁乘赖摹早在日，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就发出了《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事件的公告》（习称《六一七公告》），一些支持“联指”派的领导人讲话公然诬称“反共救国团已打入‘四二二’组织中”，这是为了配合南宁、柳州、桂林及各地“联指”派对“四二二”围剿所策划的政治陷害，给大屠杀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6月28日，平乐县革委会和武装部联合发出《关于贯彻〈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关于破获反革命案件的指示〉的指示》，要求各级革委会立即贯彻执行，对“阶级敌人”进行大检举、大斗争、大批判，认真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7月初，月城公社革委会召开干部会议，贯彻县革委会6月28日“关于破获‘反共救国团’案件的指示”。会后中华大队“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在中华小学召开群众大会，斗争社员龙球宝，在严刑逼供毒打下，龙被迫屈招了在龙岩（当地一个山洞）开会成立“反共救国团”的假供，“联指”派头头们马上加紧在全公社范围内追查，使全公社19个大队有350 人受牵连被关押，120人被杀害，其后全县范围内开展大清查，掀起了一次杀人狂潮。如8月30日，月城公社革委会负责人马国才、唐自森授意就“龙岩反革命事件”在龙福圩日召开万人大会，会上宣布各大队枪杀对象的所谓“罪状”后，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枪杀13人。唐自森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讲话，鼓动杀人。最典型的是月城公社上盆大队观音山村的一起杀人案。观音山村的周姓几家人，中共执政前周家五兄弟住焦洞村。土改时被错误划为地主，后搬到观音山村住，到1968年已有4代人，共有40人，此次有6人被杀，其中有两名死者的妻子和一名寡妇三人被轮奸，家产被抄。据资料统计，全县清查“反共救国团”破获“反共救国团”案件98起，受牵连的达1729人，竟有1298人惨遭杀害。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针对广西问题的布告（习称《七三布告》），特别是7月25日周恩来和康生等在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和广西党政军负责人时的讲话，把广西发生的问题全部都强加在“四二二”头上，并不允许“四二二”派代表申辩发言，更加助长了“联指”派的疯狂。如果说此前的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负责人仅是在暗中支持“联指”胡作非为的话，此后则是公开支持了，公然调动部队对南宁“四二二”进行围剿，指令各地军分区、武装部对“四二二”围剿，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大造舆论，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把广西的大屠杀推向了新的高潮。7月12日，平乐县革委会发出文件贯彻落实中央《七三布告》，全县再次掀起了乱抓人、乱杀人的高潮。7月31日，县革委以（68）平革字第2号文件发出通告，限令到乡下躲避的县委书记包振仕、监委书记杨汉宗、组织部长莫由典、银行行长陈广金以及某公司经理林紫、鄢定中（全都是支持“四二二”派的干部）三日内到当地权力机关报道，五日内回县城接受批斗。8月1日，朱秋麟（此前的“联指”头目在桂林指挥武斗失利，改由他去领导）在桂林棉纺厂召开在桂林参加武斗的平乐“联指”常委会议，朱说：“家里要准备攻打沙子造反大军驻地，如果抓到张弓，要审问他反革命组织的材料后再把他搞掉。”8月4日下午，“联指”头目莫世凑召开在平乐的常委及参谋部工作人员，直属连、排长以上干部会议，具体研究部署攻打沙子（造反大军的集结地），决定5日晚兵分两路向沙子进击，一路由常委林植溪、杨永湘带队从水路出发，在平乐乘船到福兴的湖地上岸，再由民益过协中村到沙子；另一路由直属连指导员林义文带队，乘车经二塘到班山尾经义和进入沙子。6日拂晓前两路人马都到达沙子，在沙子“联指”人员的指引下对造反派驻地进行包围。造反大军成员在睡梦中没有任何反抗，张弓、冯耀坤等75人被抓捕。8月6日上午10时，林义文在沙子向平乐的莫世凑打电话汇报情况，要求派人来沙子处理。莫世凑接电话后向桂林的朱秋麟电话请示，朱回答说可以把张弓等人搞掉，但要问清有关材料。当晚在沙子即对张弓、冯耀坤等造反大军负责人进行严刑拷打审问，直到深夜11时，审问毫无结果。面对“联指”头头的审问，张弓等据理反驳，声言自己无罪，并指责“联指”头头们抓人、审问都是违法行为，使“联指”头头恼羞成怒，决定尽快把他们杀掉。8月7日上午，“联指”头头们在沙子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枪杀造反派成员余海夫妇（因余海夫妇是资本家出身，被指为“阶级敌人”造反）。中午，在沙子附近的长塘村水轮泵站附近又将王平生（县农机厂干部，造反大军负责人之一）枪杀。王平生本来是躲在乡下的，听说在沙子街的造反派全被抓后，主动向“联指”“投诚”，想交代“问题”，仍然被枪杀了。当天下午即把张弓、冯耀坤等20多人押回平乐，关押在“联指”的监狱内，当晚即把张弓、冯耀坤（均为造反大军负责人）、余长寿（余海之子）、陈文开（平乐一小教师）、李旭平、廖祖厚（广运林场工人）等8人拉到安良木材场河边集体枪杀，尸体推入河中。8月6日，县革委曾召开常委会议，革委会主任李嵋山主持会议，研究狠抓阶级斗争问题，并于8月7日发出（68）平革字3号文件，再次勒令到乡下躲避的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回县城接受批斗。8月8日，“联指”召开各公社“联指”和县直“联指”负责人会议，武斗师长林秉刚发表讲话，贯彻县革委会8月6日会议精神，布置全县统一行动抓人、杀人。此次会议后，平乐镇在8月18日这天抓了一百多所谓的“阶级敌人”来游斗，游斗中，许中琪、黄云飞、罗应秋等7人被活活打死。从8月8日“联指”布置杀人到8月23日，共有干部、群众498人被杀害。其中沙子公社的“联指”头头陈义、黄焕忠，8月8日会议后，9日回到沙子，12日在沙子礼堂召开干部群众大会，把各大队的“阶级敌人”拉来批斗，随后把20多人拉去集体枪杀。全公社在8月中旬的几天就杀了87人。8月17日，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在桂林步兵学校主持召开各县到桂林武斗的民兵团负责人及各县武装部第一把手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吴华在讲话中指出：“桂林问题肯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干净……你们来桂林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很大贡献……桂林不是一般的武斗，而是激烈的阶级斗争。”8月19日，景伯承再次主持召开桂林地区12县与桂林市武斗民兵团负责人会议（会议地点在104部队驻地），宣读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的“八二公告”，部署“八二行动”，在桂林“老多”占领区抓人（8月10日“老多”派已主动拆除武斗据点，上交枪支弹药），平乐“联指”头头朱秋麟、张士旺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八二行动”中，平乐“联指”在东江一带抓了一百多人，其中有平乐医药公司的女职工黎素平、搬运公司的李月红等5人，27日被押回平乐，由梁培德、麦玉成、游象深、黄天送等人把这5人拉去枪杀。黎素平被打死后，“联指”凶手麦玉成并用竹签插入她的阴道。8月24日，“联指”召开会议，布置在平乐贯彻执行“八二公告”，莫世凑在会上讲话指出：“大搜查抓到的人不要上交，确有罪恶该干掉的，由各单位自己处理。”会后，各单位立即行动，县城戒严，全面大搜查。当晚被杀害的有桂剧院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韩珠平等6人，25日又杀4人，26日杀2人，27日一天杀16人，其中仅百货公司一个单位就有崔志城等5人被杀。8月28日，“联指”党群总部头头赖永杰、覃远镇、李义雄等人决策，将县委大院内的领导干部肖天、莫由典等17人押上街游斗，在游斗中莫永全、黎远云二人被活活打死，肖天、莫由典、朱牧亚、钟荣亮、黄龙星5人被打致重伤。同日，县医院的“联指”头目苗德中、陆柱先等人强迫老中医师曾广承、外科医生梁民彤及黄炎、李素清四人游街，均在游斗中被活治打死。从8月24日到9月5日，前后十天，在县城内就有65人被杀害。8月25日，县革委主任李嵋山主持常委会议，宣布杨汉宗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包振仕是“三反分子”，林紫、鄢定中是“叛徒、特务”，要缉拿归案，批斗。8月27日，到桂林武斗的“联指”人员返回平乐，李嵋山组织武装部和县直机关及各单位群众上千人列队欢迎，晚上开文艺晚会慰问武斗人员，庆祝“胜利”。9月2日，“联指”总部召开负责人会议，会上朱秋麟说：“造反大军上山就是土匪，是土匪就要围剿。”会议决定组织队伍围剿造反大军到乡下躲避的人员。9月5日，县革委召开会议，“联指”常委全部列席会议（县革委和“联指”早就是一家人了），会上经研究，同意“联指”总部的意见，成立“剿匪指挥部”，把躲避到乡下的干部和造反派的成员当作“匪”来围剿。9月6日，县革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特意安排月城公社革委副主任唐自森在会上介绍月城破获“反共救国团”，阶级斗争抓得好的经验，以指导其它公社开展阶级斗争。9月7日，全县成立“剿匪指挥部”，并以县革委会的名义发布“剿匪紧急动员令”，李恒达（县武装部副部长）任总指挥，朱秋麟任副总指挥，当晚县革委副主任张贵友在县广播站向全县宣读了这份“剿匪紧急动员令”。与此同时，李嵋山在武装部召开各公社武装部长会议，研究部署调武装民兵参加“围剿”的实施方案，当天下午即行动，调动了六个公社民兵共760多人。从9月7日到9月16日，在十天的所谓“剿匪”行动中，使全县再次陷入恐怖之中，“围剿”和清查“反共救国团”、“暗杀团”双管齐下，又非法抓捕了一批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其中有白先春（小学教师，造反大军负责人，县革委委员）、夏景N（县五金公司股长，造反大军常委）、以及黄海才、唐树岗、黄伟才、何自辉、郑家雄、李庚桃、周继发、曹景堂、李星华、陈桂治、黄运来、邱仕文、黎爱琼、张与民等一大批人先后被抓、被枪杀。9月14日，在木官定村抓到“匪首”林紫、鄢定中二人，因为要搞“活人展览”，让全县人民参观、批斗，没有杀此二人，他们的性命得以保住了。为期十天的“剿匪”，打死21人，各单位又以“匪”和与“匪”有联系为由，杀了77人，共杀害98人。9月17日召开“剿匪”胜利结束庆功会，县革委和县武装部设宴招待“剿匪”人员，县革委副主任张贵友发表讲话，表扬“剿匪”人员。会后县革委和武装部领导人及“联指”头目张贵友、李恒达、苏绍圣等十多人合影留念。晚上开文艺晚会，慰问“剿匪”人员。上面记述的受难者只是当时受难者中的一小部分，尚有许许多多的受难者都是十分悲惨的。如：某公社党委书记黄吕操和县委干部肖汉辉，当造反大军逃到乡下躲藏时，他们两人也逃到十八冲山村躲藏。“七三”布告下达后，8月份他们回到县城，即被“联指”关押，后肖汉辉被杀害，黄吕操则被多次游斗打致重伤，但幸存了一条生命。食品公司干部毛作仁，是部门的造反派负责人之一，也是两派大联合时“大联委”成员，县城抓捕造反派时他一家四口人也逃到田冲山区躲避，8月返回县城时即被“联指”关押，8月31日在河边码头被打死，尸体推入河中，其妻受到多次残酷的斗争。平乐税务局的干部周××（沙子人），是一个很老实本分的人，虽然参加了“四二二”派，但历来不与人争吵，“四二二”派下乡躲避时他没有去，一直在家里，很少出去，像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人，“联指”也不放过，在8月的一个晚上把他推到河中淹死。夏景N是五金公司干部，抗日战争时参加了广西学生军积极宣传抗日，后又参加了共产党，平乐解放初曾任九区区长，是共产党的有功之臣，在文革中只因参加了造反派，不但自己惨遭杀害，他的弟弟夏克宽、夏克顺（V为老实的农民），侄儿夏绍庆、夏绍德（V为搬运工人）、夏绍喜（中学生）、夏绍群（农民）等六人也惨遭杀害，一家七个男的被杀，是平乐县被杀害最多的一个家族。县财政局干部楼政和医药公司职工谢惠文因为参加了造反派，夫妇二人均被杀害。县交通局干部怯拦笫上被秘密被杀的。街道居民梁振强曾参加志军赴朝作战，任班长，复员后到大厂锡矿当过工人，后自动离职回家，日被杀害，是被凶手梁培智用大刀砍死的。平乐锰矿工人陈鹰是1968年8月的一天被“联指”人员从张家抓回县城的，被凶手陈太明（民矿站临时工）用五寸铁钉从头顶钉下而惨死。平乐镇东升厂工人陈贵志是造反派的一般成员，1968年8月的一个上，数名“联指”武装人员把他从家中带走杀害，连尸体都不见了。饮食公司的桥弟两夫妇曾回老家旱冲躲避；“七三布告”下达后，单位“联指”对他们说没事了，叫他们回单位。8月的一天他们返回县城，一进街即被“联指”派用棍棒活活打死。附城公社中学教师郭光宪仅因为是造反派就被枪杀了，水源大队小学教师李国宗也是因为参加了造反派而被“联指”凶手用木棍活活打死。二塘中学女学生申广秀是一位优秀的学生，只因是“四二二”派的负责人之一（宣传部长），被“联指”派押送到二塘公社各大队轮流批斗，并多次受到轮奸，最后惨遭杀害。二塘公社山背村“地主分子”李林结全家6人被杀，财产和粮食被抢光。二塘公社谢家村，凶手们杀人后，竟强令一个到该村入赘的地主家庭出身的尹之清（民主人士、原国军中将尹承刚的亲侄子）去割下被害者的人头。尹之清本是个老实本分而又胆小的人，正因为如此，凶手们为了取乐才逼他这样做。二塘公社良龙大队在刮“十二级台风”时，在大队干部黄刚富、黄仁服、蓝彰发等的指挥下，召开群众大会，光天化日之下杀了赵养古、钟文胜、钟英赋、蓝海清、张发瑞、罗贵英和洪阿养母子等七人。洪阿养还是一个15岁的未成年人，只因他的母亲是富农，也被杀了，杀后家产和粮食被抢光。月城公社的金山大队，在大队干部陈友香和民兵营长陈友仁等人的指挥下，秘密杀害了潘水发父子、潘先林、关凤国、潘孝林、潘老兆、林水发、郭嗣茂、谢彰荣和谢发荣两兄弟、郭桥生、蓝盛林、徐葵中等13位农民（有的是地主成分），并公开枪杀了金山小学教师温素杰（女）、陈贵珍（女）、梁良忠等三人。陈贵珍还是凶手陈友香的本家人，她痛苦哀求都不能幸免。金山中医诊所医生蓝宗炉是9月12日被平乐县卫生局干部肖焦生等“联指”武装人员非法抓到马蹄井“剿匪大队一中队”驻地，平乐县法院院长曾冬梅当时支持“联指”派的胡作非为，亲自参加了对蓝宗炉的所谓“审问”。9月13日由杀人凶手金山大队的陈彰权和福兴大队的陆明飞把蓝宗炉押到平乐黑山脚河边枪杀，同时把安良村的谢世明拉去陪杀，把蓝宗炉打死后，强令谢世明将蓝宗炉的尸体拖入河中。在沙子公社的维新，全大队当时只有两千多一点的人口，1968年的8、9月间，竟杀害了50多人，如刘××（小名聋子满）、刘阿代、严福桥、严水石、林中枢、严阿七、严时贵、黄石发、关友梅和她的母亲、严维成等人。这些都是老实的农民，严时贵是小学教师，只因是支持“四二二”派的观点，有的虽是地主成分，但什么派也没有参加，都被杀害了。杀人的主谋就是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曾太生，在他的主使下，凶手们用石头、木棍、刀等凶r把人杀死，有的用枪杀，把人打死后尸体都丢入河中。沙子公社的沙子大队也有数十人惨遭杀害，其中的龙山洲生产小队，当时只有两百人口，杀害了黄桥登、黄德运、吴运红、唐文松（地主家庭出身）等4人，这些都是老实的农民。类似这样的凶杀案件在各公社、大队是太多了，只是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未能一一搜集到相关的资料而已。&&三、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一、产生大屠杀的原因1、毛的歪理邪说深入人心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就是列宁、斯大林暴力革命思想在中国的搬演。毛泽东当年号召穷人起来革命，抢夺先富起来的人的财产和田地，杀地主的同时也杀自己人。苏区时期的内部肃反，打“AB团”，有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1949年前后的暴力土改，杀地主，其后的各种政治运动，都是毛的歪理邪说的恶果。文革中，毛的歪理邪说更有了新的发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及由林彪掀起的对毛的个人崇拜，毒害了几代的中国人。文革中许多人正是在这种邪恶的思想指导下而干出种种罪恶行径的。2、文革当局纵容屠杀当地政府对平乐大屠杀不作为，以至乱作为。如日，平乐“联指”武装追捕不同观点的群众，“联指”头目全政带领武装人员到木官定村，包围村庄抓到在该村躲避的搬运社工人桂炳生，当场将其打死。这是一起刑事凶杀案，但当时的公检法军管会、抓促领导小组、县武装部等权力机关不立案侦查处理，放纵杀人凶手。又如1967年的10月间，在源头、同安、青龙、张家、桥亭等一些地方，一些人非法成立什么“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公然召开群众大会枪杀地、富家庭出身的人，这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凶杀案，权力机关不闻不问，任杀人凶手逍遥法外。如果说，1968年夏之前是政府不作为，那么之后就是政府乱作为了。1968年的平乐大屠杀实际上是一种政府行为。以革委会的名义发文件，大张旗鼓抓“反共救国团”，放纵“联指”派私设监狱，“六一七公告”和“七三布告”下达后，动员各级政府在造反派中抓“反共救国团”，清理“阶级敌人”，随意抓人、打人、杀人，组织“剿匪指挥部”围剿下乡躲避的干部和群众，把抓到的人随意处死；“联指”派武斗人员战死后开追悼会，三次都在街道随意抓人枪杀来陪葬；县革委开会“联指”常委到会，支持到桂林武斗，武斗人员从桂林返回平乐时组织盛大欢迎会。二、杀人凶手为什么逍遥法外平乐大屠杀十多年后，司法部门对杀人凶手不闻不问。这些杀人凶手和幕后指挥者不但长期不受惩处，反倒成了“功臣”。一些人入党，提干升迁。据平乐县后来统计，杀人后提拔当干部的有118人，被招工从农民变成工人的155人，入党的364人。杀人的直接指挥者朱秋麟成了县革委会的委员。其他的杀人指挥者莫世凑、林秉刚等都得到升迁。而那些受害者则长期背上了“反革命”的罪名，受害者的家属则长期处于受压制的地位。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桂林市的张雄飞、许瑞林、李新等人带头写出大字报，揭露桂林1968年“八二”乱抓人、打人、杀人，全桂林地区12个县杀人无数。韦国清下令把张雄飞、许瑞林等20多人当成“现行反革命”抓捕，判以重罪。到了1976年春夏，“四人帮”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韦国清又通过广西日报把1974年桂林抓捕的张雄飞等人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是“右倾翻案”；而到了1976年冬天“四人帮”倒台后，他们又把张雄飞等人说成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组成部分，是“四人帮”的别动队。正是由于广西的大权都掌握在韦国清和他的党羽手中，杀人凶手才能长期逍遥法外。三、“处遗”的遗憾“四人帮”倒台后，广西除了各级干部恢复了工作之外，文革中的问题没有得到清算，杀人凶手未作处理，冤假错案未得到平反。直到1982年全国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名曰“处遗”）结束多年之后，在全国形势的推动下，在广西人民迫切要求之下，在胡耀邦等人的过问下，在大屠杀事件发生15年之后，广西才真正开始了文革的处遗工作。1983年初，中央派出工作组进驻广西，中央领导人批评了广西当时的执政者乔晓光（韦国清调到广州，其后又调到北京升迁了），指出他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上犯了错误。其后乔晓光检讨了错误。在中央的过问和督促下，广西区党委才成立了文革处遗领导小组，先后发出了、56号文件，开始了广西的文革处遗工作。其后各地、市、县都相继成立了文革处遗领导小组，抽调一批干部从事处遗工作。首先是调查核实各地的冤假错案和打死人的情况，然后进行处理。在此基础上，否定了当年的“七三布告”，特别是否定了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的“六一七公告”和桂林的“八二公告”。对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反共救国团”、“暗杀团”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对被杀害或被迫害致死者一律给予平反昭雪，强加于他们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对每个死者发给丧葬费100元，抚恤费120元；属于国家干部和单位职工被杀害的，除给予上述补贴外，其未成年的子女由单位抚养至18岁，特困家庭的成年子女安排就业，孤寡老人和生活困难者给予定期的生活补助。广西的文革处遗是一大进步，但也仍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1〕对杀人凶手和杀人的直接指挥者处理过宽。全县被杀害了1926人，许多被打致伤、致残尚未包括在内，而处遗中对杀人凶手和与杀人有关的人立案审查的只有1446人，最后给予处分的为1165人，免予处分的281人。在被处理的1165人中，给予刑事法办的仅50人，其中杀人的直接指挥者朱秋麟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莫世凑和林秉刚被判无期徒刑；其他的杀人凶手或杀人指挥者曾太生、杨永喜、白焯斐、梁培德、林义文、梁权金、唐自森、麦玉成、廖得全、何作邦、叶八金、梁培智、蒋明福等47人分别被判有期徒刑15年至4年不等。没有一个凶手被执行死刑。〔2〕以党纪、政纪的处分来代替法律的惩处。在被处分的1165人中，除5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以外，有1115人仅给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开除党籍、公职的30人，开除党籍的561人，开除公职的9人，党纪、政纪处分的565人。以党纪、政纪处分代替法律的惩处。更有281人免予任何处分。〔3〕经济的补偿。每个遇难者仅给100元的丧葬费，120元的怃恤金，这总共220元钱就打发了一条性命。那些受过迫害的“走资派”，不但恢复了名誉，经济上也得到优厚的补偿，这当然是应该的；但与许许多多失去生命的人相比就实在显得不公平了。回顾历史，拒绝遗忘。谨以此文悼念那些不幸遇难的平乐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愿他（她）们的灵魂得到安息，愿他（她）们在天之灵保佑后世的芸芸众生。本文写作的主要资料来源：1、《平乐县志》，方志出版社出版，1993年12月2、《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7月3、中共广西区党委整党领导小组《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册〕，1987年11月4、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受难者家属，鄢定中、谢世明、夏春林、洪宗祥、莫祥英、李××、蓝××、陈××、郭××等十多人的口述资料5、当年参加武斗和武装围剿“四二二”派的原“联指”派成员黄××、尹××、钟××、卢××等人的口述资料6、当年耳闻目睹抓人、打人、杀人的旁观者蓝××、严××、潘××、陈××等十多人的口述资料谨对上述书籍的作者和资料提供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10:39:26 &&
大跃进广西环江：亩产十万斤　饿死四万人亩产十万斤　饿死四万人王定　　４０年前，即公元１９５８年９月９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丰产亩产稻谷１３万斤的“大卫星”。这颗全国最大的水稻假卫星，在一个正常年景里，给环江县造成巨大灾难，党和政府的威信更是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自１９４９年末建环江县政权之始，直到１９５７年底反右，我是环江县的任官，有责任就所亲见、亲闻及３０多年来搜集的有关资料，具书陈述，并供后世查寻。　　环江县位于广西西北部，总面积４５００多平方公里，居住着毛南族、壮族、汉族、苗族、瑶族、仫佬族、水族、侗族等多种民族。山区人民敦厚纯朴。环江是个产粮大县，畜牧业以养牛、养猪为主，农民有圈养黄牛的传统。县内森林资源较为丰富，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只是在放水稻大卫星后两个多月，环江又放出日产钢铁６万吨的大卫星，原始森林遭到严重破坏）。　　　　　　　　　　　　合作化滋生弊端　　土改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生产积极性很高。１９５３年开始成立互助组，随即成立合作社，１９５４年春，全县还只有３个初级农业社。１９５５年初，上级要求提高合作化的进程，在几个月内，多数农户已加入农业合作社。遵照上级指示，１９５６年春，全县的初级社又全部合并为高级社，共计有１０９个。　　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实行集体的生产方式和统一的分配制度，这给环江的农民带来许多困难。尤其大石山区，一些居住分散的农户，为了参加集体劳动，五更前便要起床，走两三个小时山路后才能到达劳动地点；下午集体收工后，回到家中已近半夜。全家老少，叫苦不迭。秋后分配也出现诸多问题，一个村屯收获的农产品，其它村屯农民都来参加分配，农产品互相挑来挑去，疲于奔命，偏僻的村屯种出的粮食瓜茶，因路途遥远竟无人收割烂在地里，造成了浪费。有的梯田田块小，集体劳动也极不易，有的人形容一个蚂拐（青蛙）可跳过１２条田埂，田块太小，几头牛进去无法耕犁。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使农民难以适应，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包产到户、到组，县委遭改组　　上述情况反映到环江县委，当时正好又接到上级要求整顿农业合作社的指示，县委决定由我带几个同志下乡调查，其中有农业部长李坚和下南区委书记韦明等几个干部，下到几个经营管理问题较大的大山区乡的高级社调查整顿。　　调查回来后，召开了县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县委决定在边远山区实行“水稻三包（包工、包资、包产）到队，到组，到户，超产奖励，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户”的经营管理办法，并在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２日县委三级干部大会上提出讨论。会后县委还组织部分干部由景阳、希远两个山区社介绍“包产到组到户”和“小作物下放”的经验，总结了山区搞三包到户的优点和好处。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５日，我就此向宜山地委作了专题书面报告。　　我的报告上报地委后，地委以文件的形式批转各县委，并加了按语，要各县参考，同时批复环江县委可以搞试点。最近发表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对万里的访问，万里指出，包产到户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环江县在全国是最先搞三包到户的，却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一方案后来被戴上瓦解农业合作社、破坏集体经济、带头走资本主义的大帽子。提出方案的环江县委被迫改组。原县委四个正副书记，三个划为右派，书记王定划为极右，副书记车丙寅、陈朝群为右派；农村部正副部长谭彦明、李坚划为中右；全县八个区四个区委书记划为右派，一个划为中右，全县干部中有９７人打成了右派，６６人被划为中右；更多的则被扣上“王定的社会基础”的帽子，被清除回农村管制劳动。　　　　　　　　　　　密植夺高产的假戏法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新任县委书记洪华等人清洗了一大批所谓“右派”分子以后，接着在全县开展大跃进运动，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洪华曾宣告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他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打“擂台”，誓言要放水稻高产卫星 。　　为了让环江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的精心策划，决定选用并蔸的方法。柳州地委（这时环江县已改属柳州地区管辖）领导也特别关照环江的水稻卫星，并为放卫星具体地指出了方向，他们暗示：“……湖北三万斤亩（产）的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十万斤（亩）恐怕放不出去的。”　　县里根据上面意图，制定了实施方案，派出了县委管农业的副书记季某和农业部副部长覃某、李某等一批人马，于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２日前后，召开了城管农业社的社队干部会议，８月２３日，行动开始。　　具体的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１．１３亩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再犁耙、深耕，将大量各种肥料施入田中，然后耙融耙烂；８月２８日至３０日内，动员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伞，三乐大队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一百多亩中稻籼谷水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将禾苗连根带泥移到试验田中并蔸。由于不分昼夜，那块田的并蔸两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至小孩在禾苗上即使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　　在并蔸过程中，为了将禾苗稳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篾片拦腰，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密不通风，他们便用喷雾器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人轮流鼓风，日夜不停。　　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是无须施肥的，但是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粪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竟用蚊帐将粪水过滤，再用洒水壶喷洒。　　一台密植夺高产的假戏，布置就绪。对此，不少人表露了反感的情绪，但均被压制。　　　　　　　　　亩产１３万斤的“制作”过程　　１９５８年９月初，以洪华为首的环江县委就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报了喜，声称要放一颗亩产超１０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自治区、柳州地区党委随即发函邀请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组成检查验收团，成员有党政领导、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等科研院所的与水稻种植有关的教授、专家。　　１９５８年９月９日上午１０时左右，中共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向一名领头开镰的副书记授勋似的授给了系有红绸带的新镰刀，举行了隆重的开镰仪式。开镰仪式共有六千多人参加，包括特邀来的检查验收团成员，来自广西各县每个生产队的参观者、环江县各公社的代表以及奉命到场的当地社员，四百多男女社员参加现场收割。　　在收割时，把田头收割下的谷子用一担担箩筐装满，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把谷子运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街道上游行时，在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将准备好的一担担谷子等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行的队伍人数，一下子便增加了两倍多。　　即使如此，恐怕还不能达到预计的产量。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策划者又施展魔术，指挥过完一次秤的，不倒上谷堆，又挑起谷子回到未过秤的队伍中再次过秤。如此循环往复，过秤的数字便越来越大了。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簿累计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１．１３亩，当天收割了１．０７５亩，收到干谷１４０２１７．４斤，折合亩产１３０４３４．１４斤。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事后细心的人士作过了解和统计，当天在这块收割的１．０７５亩稻田里，实收谷子２６０００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又挑出了６７０００多斤谷子参加过秤，另外４７２１７．４斤，则是团团转、重复过秤“创造”的。　　策划者要求验收团在验收喜报上签名。大多数成员都把自己的大名列在了参加验收的名单里。　　不过，区党委组织部一名副部长陈东没有签名。　　第二天，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０日上午，县委书记洪华为试验田的大“丰收”举行了有中央和区、地各新闻单位１６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这块１．１３亩并蔸移植的试验田已收了１．０７５亩，实收干谷１４０２１７．４斤，平均亩产１３０４３４．１４斤，尚有０．０５５亩未收，留待以后组织参观。　　全国最大的水稻卫星，就这样放出去了。　　　　　　　　　　　浮夸骗来荣誉、权位　　环江县放出荒谬绝顶的“大卫星”，荣誉也随之而至：环江县成了区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洪华成了英雄。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洪华除披红挂彩，还领到一面特大红旗。洪华在扛红旗回县里那天，预先动员和策划的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洪华被高高抬起，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　　洪华不断地吹嘘、浮夸、放“卫星”，也一次次得到奖励。有人统计过，在环江县委书记两年多的任期内，洪华共领到过９６面红旗。洪华渐渐以党的化身自居，树立他在环江县的绝对权威。在环江县，洪华要去哪里，先必打电话通知当地，要求组织社员夹道欢迎。有一次洪华去山川公社巡视，离公路远的社员晚上便打着火把往公路边赶，有的凌晨两点钟便守候在公路边。全公社１８０００多人口，这次出动了１１０００多人，欢迎的队伍有５里之长。　　放“卫星”的“功臣”相继得到提拔和重用。洪华后来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　　　　　　　　　　　　放卫星后的高征购　　环江的粮食似乎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不过，１９５９年初，县里向上级汇报和向外公布的数字是：１９５８年全年粮食总产量３．３亿斤；而实际的产量却只有１．０５亿斤（就是这个数据，也还含有水份）。　　环江粮食“丰收”了，向国家多交征购粮是理所当然的，上级给环江下达了０．７１亿斤征购粮任务，是上年（１９５７年）实际完成任务的４．８倍。这当然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　　不能完成征购任务，怎么办？县里便强迫基层干部和农民上交粮食，说是“瞒产私分”。柳州地委在环江县水源公社召开现场会，组织了全地区３３４０个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前来参观。他们预先策划和布置了瞒产私分的假现场，证明群众有粮不交，向参观现场会的队干和群众施加压力。这次会议逼出达２．４２９６亿斤的所谓“后手粮”（即黑粮和瞒产粮）。　　结果，各社队仅留的一点口粮和农民家中的存粮都被当作“后手粮”上交外运了。但是，催交征购粮仍没有放松和停止。到１９５９年春，农民的口粮都无法保证，粮食出现全面紧张，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四五月间饥荒出现，死人日益增多。这时区党委贯彻落实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给环江批了１００万斤统销粮，才使环江人民勉强渡过了１９５９年上半年的饥荒。　　１９５９年８月庐山会议召开后，全国掀起了反“右倾”和保卫“三面红旗”运动，一场高产浮夸、高指标分配征购任务的狂风吹到环江县，伴随而来的“反瞒产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自告奋勇，争当先锋。　　１９５９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指标是９．６亿斤，比１９５８年的３．３亿斤又翻了两番，分配下来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０．７１亿斤（折合原粮便是１亿斤），而当年环江县实际产粮仅为０．８２８亿斤，将全部粮食上缴也交不出这１亿斤粮食，群众无粮可交。　　实在没办法，只得将原来分配的９．６亿斤总产量调整为２．４亿斤总产量上报。按上报的２．４亿斤产量，环江县１９５９年分得征购任务０．３８５亿斤贸易粮。洪华为了夺红旗，在当年１０月２０日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报喜完成了０．３８８亿斤。环江县倒是又扛回了一面红旗，但实际入库数仅有０．１８８１亿斤。　　虚报的数字，要用实物去兑现，各公社都无法用实物去完成分配的任务，当权者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出粮食。　　　　　　　　　　　　追瞒产置人于死地　　县里开展反“右倾”、反瞒产的政治斗争：召开大会，发动各公社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后手粮”（即反瞒产）运动。在会议上，由各大队选一个报产量报得多的小队为标兵，要其它小队向他看齐，达不到的便是瞒产私分，就要挨斗受批。他们还要报得多的小队干部去批斗报得少的小队干部。不愿多报的、报不出瞒产私分的人，就要拿去“小劳改”，不给饭吃。　　在洪华亲自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连斗带伤加上挨饿，竟死去１３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去几个不要紧。 ”　　逼得走投无路，也有人在会上当众指责洪华放卫星是好大喜功、出风头、吹牛皮。这些人都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至死。　　为了完成上交征购粮任务，环江县委按自治区的布置，将各集体小仓库里的粮食作为征购粮一起并入国家仓库，这样总算完成了征购任务０．３１５６亿斤。　　县里既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又实行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部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着崖的鼻子大骂：“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坚。”于是这位土改的积极分子、多次的劳动模范、合作化的带头人、公社党委委员、大队支部书记，就被当场宣布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斗争会，轮流斗争后还不给饭吃。在一次斗争后，这位身强力壮的三十多岁农村好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死去４４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照洪华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大饥荒，饿死四五万人　　饥荒愈演愈烈。社员家中无炊烟，几个公社的公共食堂都长期停火，最长的达１３０多天，最短的也有１个月以上。因饥饿造成了各种疾病，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多。　　据调查，１９５９年５月至６月间，环江县的明伦公社病倒１６００多人，其中重病１００４人，浮肿４８６人，死亡１４６人。　　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间，环江县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统计出一个准确数字。我的计算方法是：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１９５４年人口普查时，环江县的人口为１５．７万人。当时实行奖励多生育政策，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到１９５９年，环江县人口已增长到１７万多人；而到１９６２年，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当时发布票是一人一份的，这个数据比较接近实际人口）是１２万人。粗算下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４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另据自治区一位领导在１９９５年春节告诉我，环江县在那一场灾难中死去５万多农民。　　据当时调查者不完全的统计，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城关公社的陈双大队，付点公社的中山大队，驯乐公社的康宁大队等大队的死亡率分别为２６％、４６．５７％、４５．５％；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岩口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则死光了。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１７０６人的情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１５００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８２人，当场斗死１５人，开枪打死５人，全家死绝的有９户。　　　　　　　　　　　　迫害反映情况的人　　面对着不着边际的浮夸和大量死人的严重事实，有良知的人曾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抗争，但在狂热的背景下，抗争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屡遭无情的迫害。　　１９５９年３月，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在刚出现饥荒时，就以环江县城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和报社写信反映饥饿情况。“木薯在环江来说约在１９４０年引进的，至１９５４年王定号召推广作养猪的饲料，自古以来人民是没有吃过的，……洪华看待环江人民（连）鸡狗也不如，……现在人民每天吃一斤木薯，吃的木薯还压迫群众讲每天吃两饭一粥，菜是每餐三菜一汤，……请（问）洪华书记，三菜一汤在哪里。请上级党委深入农村调查。”此信被洪华截获，他指定公安机关拍成照片，在全县范围内查对笔迹，追查写信人，后来查出是谭的笔迹，便下令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斗争，并在全县轮流批斗。谭后来被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　　１９５９年３月，谭绍儒又以“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写道：“在我们环江县委直接领导下，在实践中，有些是与中央提的不相称的，请派员下来深入调查，针对问题纠正。”“环江亩产十三万（斤）粮食是怎样得来的呢，县委领导把那块田耙好，在禾苗已抽穗勾头谷粒已黄近收时，把禾株全部拔出来云集在那块田里（发动整个的群众来搞），这不是浪费劳动力吗？这样做我认为十三万斤太多（少）了，那块田可堆百多万斤谷子呀”。这封信也成为谭攻击“三面红旗”的罪证。　　为了掩盖环江死人的真相，洪华曾对邮电局长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　　１９５９年上半年，环江各地开始出现饿死人现象，干部群众议论纷纷。洪华则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１９５９年下半年，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杰多次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饿死路边也无人掩埋的真实情况，结果被扣以“对党不满，是反领导”的罪名，于当年１０月被停职反省，管制劳改，在机关反复批斗，每天罚捡三担牛粪。　　１９６０年１月，城关公社副主任莫仁忠下到塘兰大队，见到病人很多，死人现象严重，回来后与医院院长谈论。院长向洪华汇报此事，洪华听后气愤地说：“莫仁忠反映社员没饭吃，病人死得多，真是岂有此理！这个人一向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结果，莫在反右倾中给戴了顶“右倾分子”的帽子。　　有些环江籍部队战士回家探亲，见饿死家人，写信到报社被批回环江调查。结果，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劳改。　　　　　　　　　　　设置障碍，调查受阻　　后来，自治区还是觉察出环江县大量死人的现象。１９６０年３月，区党委、地委检查团的一个组来环江县实地调查。　　洪华等人如临大敌，想方设法给调查组设置障碍，他们多次组织召开秘密会议，在会上威胁说：“乱反映情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共青团区委干部李月清（现任区老干局副局长）带调查组来到环江后，发现死人严重，想把死人情况向上级反映，电话无法挂通，拍电报电报稿还没发出去，便被扣压下来交到了洪华手中。　　洪华指责检查组是“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人年轻无知，生活在城市里很少下乡，下来后专找死人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还指责检查组不向县委汇报就直接报自治区党委；强迫检查组在上报材料中把死人的数字一再改小，死人的原因说成是传染病引起的。改成这样后，才允许向区党委汇报。　　在对待敢于向检查组反映情况的干部和群众，洪华等人的态度也很恶劣。腰间常挂有手枪的县委副书记韦某曾说：“你反映（死人）的情况如果真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　　这样，检查组的工作困难重重，无法顺利进行。后来由于环江县灾难日趋严重，饿死人无法掩盖，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亲自下到环江，调查工作才得以进行。　　　　　　　　　　　　　造假者的结局　　１９６０年元月，洪华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３月５日，洪走马上任。　　经检查团调查，环江县大量死人是由于饿死的这一事实被认定。６月，洪华被撤职，改任地委财贸部长；１９６０年冬，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因在环江县大放卫星、大刮“五风”受到干部群众的揭发批判，洪被揪回环江批斗；１９６０年３月２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洪被宣布开除党籍，并逮捕法办；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３１日，洪被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５年。　　１９８０年，有关方面作出决定，给洪华平反原载《南方周末》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９日第１８版，题为“广西环江曾放最大卫星 水稻亩产竟达十三万斤”. 1959年《广西日报》：亩产十三万斤的来历　　新华社记者 黄义杰&&本报记者 骆正元　　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城管大队已收的一亩零七厘五中稻田，获得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惊人纪录。这个纪录是怎样创造的呢我们采访了这块田的培育者，将获得的事实叙述如下：　　今年中稻插秧的时候，城管大队（原城管社）的干部群众共搞了五亩试验田，计划亩产五千斤到七千斤。过去这里中稻最高亩产四百斤，现在跃到七千斤，他们认为这已经是很大胆的计划了。但在中稻插秧进入尾声的时候，河南省放出了亩产四千多斤的小麦卫星，这个消息，给当时领导搞试验田的区委委员李钰金和党支部书记罗克正等很大的鼓舞。他们说：一亩小麦能产四千多斤，水稻为什么不可以产更多些呢讨论以后，他们提出亩产三千斤的口号，试验田增加到二十亩，要求亩产一万到一万五千斤。在技术措施上，深耕一尺到一尺二寸，每亩八万蔸，基肥增加三千多担，实行二犁四耙，计划四耘四追。县委对他们这样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给予表扬和支持，更加鼓舞了他们的信心。当本社出现早稻亩产四千八百斤的纪录和开展北京亩运动后，他们又把试验田增加到五十二亩，同时决定搞一亩产六万斤的试验田。　　当时，这个计划曾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有的说，从古到今亩产五千斤都没听说过，现在要搞六万斤，真是瞎扯大炮；有的说，我们这个地方落后，条件差，准你会飞也实现不了。开了一次老农会，也弄得不欢而散。李钰金同志急得觉也睡不着。怎么办呢退却吗不能，已经半夜了，她又邀请四个老农来商量，但是商量了两个多钟头，大家还是想不出主意来。正当大家在苦恼的时候，老农赵才正突然想起二十多年前禾苗搬蔸的故事来了。原来二十多年前，他为生活所迫，曾几次将佃地主的一亩二分田的已经抽穗的禾苗移到自己的五分田里，结果亩产三千四百斤。他说：“现在我们要亩产五千斤，如果将十二亩合并成一亩，不是有六万斤了吗”他的建议立即博得大家的赞同，党支部也支持他们，可是贯彻到乡社干部和党团员中时，却有人怀疑反对，认为移植没有把握，浪费劳动。经过辩论，大多数人通了，于是决定：一、将十二亩合并为一亩；二、卫星田重新深耕一尺五寸并耙溶耙烂；三、增加肥料实行分层施肥；四、利用夜间抢种；五、移植后的田搞晚稻水直播或种红薯。　　可是，这个决定交给群众讨论时，仍有一部分人不同意搞，有的说现在禾苗刚刚抽穗，移植后一定会变白穗；还有的说会搞死禾苗，费工多不合算。第二天搞试验田的时候，部分人不出工，只搞了二分田就停下来了。可是移植后两天，禾苗长得很好，区生产检查团还估算这二分田可产一万一千斤，群众这才改变了看法。支部也抓住这次机会，对他们进行了一次总路线教育，号召大家力争上游，因而激发了群众的热情，大家都决心争取全国第一。同时决定另选一亩一分三厘田来做试验田。　　８月２日晚上，全社八百多人组成犁耙、拔秧、运肥三个大队，连夜突击，十二人犁耙田，采取压槽法深耕一尺五寸；还有二百多人川流不息地运送基肥。拔秧组的社员则用脚犁小心地将秧苗挖起来放在阴凉的地方准备移植。第二天晚上，全社集中力量突击一通宵，结束了移植工作。移植后，党支部派了六个人专责护理，移植的禾苗，因密不通风也不见阳光，禾叶发热枯黄，有的禾秆开始发霉变黑，他们即派人用竹帽日夜替禾苗扇风，但仍未解决问题。为了寻求治病的方法，负责管理试验田的李钰金、吴彩繁、谭远思三个人在田边整整守了四夜。到第四夜，他们才发现有水流过的地方，禾苗青绿，田水不流的地方，禾苗就发黄。经过三人仔细研究，决定采取日间排水夜间灌水的办法，降低田里的温度，三天后禾苗便完全转青了。但由于田面高低不平，高的地方没有灌上水，特别是后期受旱，禾苗又出现发黄现象。李钰金、罗克正等几人几次研究，并得到县委副书记季桂明的启发，他们又将喷雾器改成鼓风机，通过安插在田里的穿孔的竹管将风打进禾内去，由十二人日夜负责轮流鼓风，并且每日用竹片将禾穗拨动一到二次，使禾苗能得到充足阳光，加速禾苗灌浆黄熟。在施肥方面，也碰到困难，化肥和草木灰无法施放进去，放人粪尿又有渣子积在禾叶上。但他们又想出了根外施肥的办法，凡是施化肥或草木灰人畜粪尿时，都冲水拌匀，并用纱布滤过，用洒水壶和竹管接洒水桶来喷洒。在移植的头六天，每天做一次，六天后隔二三天做一次，直到黄熟为止。为了防止倒伏，他们在移植的时候，就在田的周围和田的中间，打上许多木夯，搭好竹架，使得禾苗紧紧地靠住架子，不倒下去。经过长期的努力，试验田的稻谷终于黄熟了，田里堆积着厚墩墩的谷穗。在稻子黄熟的过程中，天天都有本乡、外乡的人来参观，他们总是要去仔细摸一摸，看一看。　　――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２日《广西日报》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10:40:32 &&
广西河池市凤山人回忆录饥饿的回忆黄志谋我出生在桂西山区凤山县的那片不算富饶，但也不算是贫瘠的黄土地上。世世代代，我的先人、亲人们在这片黄土地上倾注着毕生的精力，浇注着辛勤的汗水，等待着这片土地上的春华秋实，期望着一代又一代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丰衣足食，也守侯着那份与世无争的淡定从容。1958年以前，我的家乡虽然不是富裕，但我们总算还能吃饱饭。1958年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大放卫星的烈火似乎烧过了头，一场饥饿梦魇便随之而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年，一场大饥饿突然而至，黄土地上的人们陷入生存难保的万劫之渊。1959年以后，正在长身体的我们留下对“饥饿”的终生难忘记忆。那时，除了粮食，几乎所有的副食和蔬菜都没有了。刚开始，人们还可以从公共食堂里领到少许的蒸饭，即使吃不饱肚子，也还能将就熬过一天。到后来，谁都没有吃的。为了生存，只能吃树皮、野菜，吃牲口才吃的野草，吃拉不出的观音土……小孩熬叫，大人叹息，生产陷入停顿，生存听天由命，万劫不复。那时候我还是凤山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在一个礼拜六下午，我和我的同村同学从学校赶回村里过礼拜天。在不足4华里的盘山路上，就有5个饿死人的尸体横躺在路上，几乎每隔不到一里路就有一只饿殍，其中有一个还是我的亲大舅，我妈的亲哥哥。是我首先发现大舅死在盘山路上，然后跑步到外婆家给外婆他们报丧的。后来听我表姐说：大舅是饿得无法忍受，想爬到县城去找儿子、我那位表哥要点东西吃，不想，已经有几天没有饭吃的他，饿倒在盘山路上，成为那个年头千千万万个饿死鬼之一。在我大舅饿死后的两个月，百色地区行署专员赵世同来到凤山县检查工作。这位曾经在凤山县带头闹革命的共产党官员，了解了凤山县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后，愤怒地拍着本县县委书记的桌子，大骂这个县委书记是混蛋官、草菅人命官。接着，他下令开仓放粮，把仓库里的蓄备粮紧急调运到饥荒最严重的村寨。后来，赵世同一直被凤山的老一代人称为“赵青天”。不过，当年年幼无知的我，却抱怨赵专员为什么不早两个月来到凤山县，也抱怨凤山县的大大小小官员们为什么没有赵世同那样良知和良心。毛泽东的“大跃进”悲剧，首先在于他这时已经不能真正了解农民与农村的实情，却有太多的民粹主义情绪。他害怕农村中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他看不到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其实就是社会的进步。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了解，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当然，他也不愿意了解不符合他的心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他的晚年，总是认为资本主义一切都是坏的，这是他的晚年悲剧。大跃进、大锅饭、大集体的必然结局，就是使农民丧失了自主性、丧失了积极性。农民既然是一群在土地上耕耘、播种、收获的人，如果没有了自己能够支配使用的土地，农民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农民了，他们就变成不会耕田种地了。中国人常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指年这三年。那时候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大饥荒，各地农村都有饿死人的，谁都承认这件事，只是饿死的数量不知到底是多少。在主要是由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和撰写的《毛泽东遗物事典》这本书里，有一个毛泽东的“60年代初用的西餐菜谱”，配有照片，上面的文字说明写道：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的一套菜谱。这菜谱并不是宴请客人摆酒席用的，而是毛泽东的日常伙食。其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原文如此）、咖哩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书中还说，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考虑到毛泽东喜欢红烧肉，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就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毛泽东困难时期吃不吃肉，本来是一件不需要大肆宣传的事情。作为一个国家，必须保证其领导人的安全、健康，不然的话，国家机器就无法运转了。国家再困难，也不缺这一点肉！身居最高位的毛泽东，给国家出个好主意，不知会创造出多少财富，让多少人民受惠。问题是：过去一直有一个宣传材料，总是说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为了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就不吃肉了。这件事不知感动了多少人。我们不应该神化什么人，也不应该妖魔化什么人，但我们看了1960年毛泽东的菜谱之后，觉得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还是不要传下去了。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应该不相信在中国的黄土地上一年能够每亩产出“13万斤”粮食的神话。可是，这样的神话，竟然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和广西日报的头版头条，许多人为之欢欣鼓舞，欢呼这史无前例的“特大丰收”。虚报粮食产量的结果就带来大征购，促使全国各级干部下乡对农民进行反“瞒产私分”。在广西邻近的贵州省，有一个叫帅好的省粮食厅干部撰文回忆道：在1959年4月上旬，国家粮食部召开会议，因为中央给各省下达的粮食征购任务太高，各省对粮食的购、销、调、存政策一片叫喊声。根据中央指令，贵州当年粮食征购任务为36亿斤，秋收过去五个月了，入库为26亿斤，其中还有5亿斤为虚报数字。牛皮吹得太大，困难越大。硬着头皮说有中国当年有7500亿斤产量。4月下旬，中央直接给各省委和粮食厅党组发电报，责令：一，粮权高度统一集中；二，压缩本地销量，确保上调中央。政治制度不良和战争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它对饥荒的责任远远超过经济落后和粮食歉收。但责任者往往把饥荒的责任推给了自然灾害。人民权益的丧失会恶化饥荒的后果，使得本来容易克服的困难变成灾难性的。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防止饥荒再次发生的不只是增加粮食生产，更重要的是让百姓有交换的自由，有流动的自由。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增不了产。所以说：自由是抵抗灾害的最有力的武器。有人说，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了大饥荒。对于这一点，我是有深切体会的。在人民公社的体系下，社会救济系统消失，人们连在哪里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不仅不能有“自留地”甚至连锅碗瓢勺都不许拥有时，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如果农民能保有一小块“自留地”，如果拥有最低限度的“人权”――任何人无权任意到农民家里搜尽最后一粒米、拿净锅碗瓢勺――怎么也不会有以“千万”为单位的人饿毙。历史好不容易走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分田单干”，是那个年代农村的缩影。还是这片黄土地，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指导下，我的乡亲们，对脚下的这片黄土地付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干活总有使不完的劲，种庄稼总有挖掘不尽的潜力。他们深知“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的道理，他们总能根据季节变化应时干活，四季交替，从不懈怠，尽量避免“大集体”时期的“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覆辙。建国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黄土地的面貌发生了太大变化。作为“三农”的载体，黄土地承载了太多的使命，她对整个国家是不可动摇的根基。目前，落后的黄土地是整个社会无法绕过、不得不面对的。国家在制定、落实政策时，不能满足于纸面上漂亮的数字，更不能因部分人对“有树有园有几亩田”的短视向往，而“屏蔽”掉对黄土地的人本关怀，既要身临其境感受空气的新鲜、民风的淳朴，更要对单调的生活、长久的牵挂、脆弱的保障感同身受。同是共和国的土地，与城里的那片土地相比，黄土地的内心深处是否隐隐作痛，是否在无声地呼唤“给我更多的关注”？六十年，弹指一挥，黄土地上“换了人间”。但是，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作者为已退休新闻工作者）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10:49:20 &&
饿死人是肯定的， 不过人数就不好说了， 上千万肯定不靠谱。 当时几乎全国都在挨饿， 我们家在江南一带，据奶奶回忆民国都没饿成那样。贵州那种要救济的地方，交通一断， 死几个村子都不稀奇。不过说上千万则不靠谱。 我们家有远亲在河南郑州附近的农村， 他们那过得最惨的地主， 也没饿死。当然严重营养不良是免不了的。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11:07:45 编辑过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10:52:26 &&
大跃进"始作俑者”心理动机探秘&& 源起于1957年底的那场大跃进，给亿万中国人带来了一场无情的大灾难！&& 毛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施以”机关枪、迫击炮及其他“的火力攻击时，曾经怒发戟指地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其无后乎？“&& 祸起于莫斯科会议后毛泽东“超英赶美”压苏联、与赫鲁晓夫争霸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雄心壮志”，和由此而来抢先于苏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梦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把中国社会拖进了灾难深重的苦海。&& 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大批周恩来的“反冒进”时，他气势摄人地借题发挥了一通：“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毛泽东一股作气应承下来，并以此洋洋自得地大谈起他心中的宏图伟略：大跃进！&&大跃进是毛泽东狂热冲动的产物，是一场因“伟大领袖”个人好恶和性格而造成的民族大灾难！&&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无疑是毛泽东心理冲动的巨大刺激：自建国以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粗鲁莽撞的机遇下，迅速膨胀为“超英赶美”压苏联，争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度狂燥焦虑状态！&& 南宁会议，体现了他不顾一切向前冲的决心；北戴河会议，正式吹响了人民公社化和“全民大炼钢铁”的进军号。什么大不列颠、美利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