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语&——&张爱玲_Zenith_新浪博客
私语&——&张爱玲
张爱玲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那时候所说的，不是心腹话也是心腹话了吧？我不预备装摸作样把我这里所要说的当做郑重的秘密，但是这篇文章因为是被编辑先生
催逼着，仓促中写就的，所以有些急不择言了，所写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远在那里的，可以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就当它是在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
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诉你听的吧！
今天早上房东派了人来测量公寓里热水汀管子的长度，大约是想拆下来去卖。我妨站不由得感慨系之，说现在的人起的都是下流的念头，只顾一时，这就是乱世。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我姑姑与我母亲同住多年，虽搬过几次家，而且这些时我母亲不在上海，单剩
下我姑姑，她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前天我打碎了桌面上的一块玻璃，照样赔一块要六百元，而我这两天刚巧破产，
但还是急急的把木匠找了来。近来不知为什么特别有打破东西的倾向。(杯盘碗匙向来不算数，偶尔我姑姑砸了个把茶杯，我总是很高兴地说："轮到姑姑砸
了!")上次急于到阳台上收衣裳，推玻璃门推不开，把膝盖在门上一抵，豁朗一声，一块玻璃粉粉碎了，膝盖上只擦破一点皮，可是流下血来，直溅到脚面上，擦
上红药水，红药水循着血痕一路流下去，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的。给我姑姑看，她弯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块。&
因为现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打碎东西，而真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第一个家在天津。我是生在上海的，两岁的时候搬到北方去。北京也去过，只记得被佣人抱来抱去，用手去揪她颈项上松软的皮——她年纪逐渐大起来，颈上的皮逐
渐下垂;探手到她颔下，渐渐有不同的感觉了。小时候我脾气很坏，不耐烦起来便抓得她满脸的血痕。她姓何，叫"何干"。不知是那里的方言，我们称老妈子为什
么干什么干。何干很像现在时髦的笔名："何若"，"何之"，"何心"。有一本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天
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C·张·"
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罗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院子里有个秋千架，一个高大的丫头，额上有个疤，因而被我唤做"疤丫丫"的，某次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唿地翻了过去，后院子里养着鸡。夏天中午我穿着白地小
红桃子纱短衫，红袴子，坐在板凳上，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语书，唱出来，"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谜底是剪刀。还有一本是
儿歌选，其中有一首描写最理想的半村半郭的隐居生活，只记得一句"桃枝桃叶作偏房"，似乎不大像儿童的口吻了。
天井的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底下人时常用毛笔蘸了水在那上面练习写大字。这人瘦小清秀，讲三国志演义给我听，我喜欢他，替他取了一
个莫名其妙的名字叫"毛物"。毛物的两个弟弟就叫"二毛物""三毛物"。毛物的妻叫"毛物新娘子"，简称"毛娘"。毛娘生着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一肚
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是非常可爱的然而心计很深的女人，疤丫丫后来嫁了三毛物，很受毛娘的欺负。当然我那时候不懂这些，只知道他们是可爱的一家。
他们是南京人，因此我对南京的小户人家一直有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的感觉。久后他们脱离我们家，开了个杂货铺子，女佣领了我和弟弟去照顾他们的生意，
努力地买了几只劣质的彩花热水瓶，在店堂楼上吃了茶，和玻璃罐里的糖果，还是有一种丰足的感觉。然而他们的店终于蚀了本，境况极窘。毛物的母亲又怪两个媳
妇都不给她添孙子，毛娘背地里抱怨说谁教两对夫妇睡在一间房里，虽然床上有帐子。
领我弟弟的女佣唤做"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我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我不能忍耐她的重男轻女的论
调，常常和她争起来，她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她能够从抓筷子的手指的地位上预卜我将来的命运，
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我连忙把手指移到筷子的上端去，说："抓得远呢?"她道："抓得远当然嫁得远。"气得我说不出话来。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
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可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仁舂成粉，
掺入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掺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磁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磁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那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有一次张干买了个柿子放在抽屉里，因为太生
了，先收在那里。隔两天我就去开抽屉看看，渐渐疑心张干是否忘了它的存在，然而不能问她，由于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日子久了，柿子烂成一泡水。我十分惋惜，
所以至今还记得。
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有她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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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父亲在外面娶了姨奶奶，他要带我到小公馆去玩，抱着我走到后门口，我一定不肯去，拚命扳住了门，双脚乱踢，他气得把我横过来打了几下，终于抱去了。
到了那边，我又很随和地吃了许多糖。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高脚银碟子，而且姨奶奶敷衍得我很好。
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
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
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波悲恸。​
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又没有教给我别的话，幸而佣人把我牵走了。
母亲去了之后，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溜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的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姨奶奶不喜欢我弟弟，因此一力抬举我，每天晚上带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趴在佣人背上回家。
家里给弟弟和我请了先生，是私塾制度，一天读到晚，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读到"太王事獯于，"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方才记住了。那一个时期，我时常
为了背不出书而烦恼，大约是因为年初一早上哭过了，所以一年哭到头。——年初一我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我起来看他们迎新年，谁知他们怕我熬夜辛苦了，让我
多睡一会，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
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恣意打他，他的一张脸
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她把我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我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塌车，都是
她带走的银器家生。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
我八岁那年到上海来，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已读过多次的《西游记》，《西游记》里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
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然而我父亲那时候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女佣告诉我应当高兴，母亲要回来了。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吵着要穿上我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不久我就做了新衣，一切都不同了。我父亲痛悔前非，被送到医院里去。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我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我们的新屋，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没得到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罢?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
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
色，像浴室的磁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
我母亲还告诉我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但是我和弟弟的卧室墙壁就是那没有距离的橙红色，是我选择的，而且我画小人也喜欢给画上红的墙，温暖而亲近。
画图之外我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我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
下泪来。我母亲见了就向我弟弟说："你看姊姊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我被夸奖着，一高兴，眼泪也干了，很不好意思。《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
我父亲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我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
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父母终于协议离婚。姑姑和父亲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和我母亲一同搬走了，父亲移家到一所弄堂房子里。(我父亲对于"衣食住"向来都不考究，单只注意
到"行"，惟有在汽车上舍得花点钱。)他们的离婚，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幸而条约上
写明了我可以常去看母亲。在她的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沿盆和煤气炉子，我非常高兴，觉得安慰了。
不久我母亲动身到法国去，我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
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
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母亲走了，但是姑姑的家里留有母亲的空气，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
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因此对于我，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不是像一般青年所想的那样灵肉对立，时时要起冲突，需要痛苦的牺牲。&
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
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
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
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穷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然而来了一件结结实实的，真的事。我父亲要结婚了。我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
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干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我后母也吸鸦片。结了婚不久我们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
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
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我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在家里虽然看到我弟弟与年老的"何干"受磨折，非常不平，但是因为实在难得回来，也客客气气敷衍过去了。我父亲对于我的作文很得
意，曾经鼓励我学做诗。一共做过三首七绝，第二首咏《夏雨》，有两句经先生浓圈密点，所以我也认为很好了："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第三首咏
花木兰，太不像样，就没有兴致再学下去了。
中学毕业那年，母亲回国来，虽然我并没觉得我的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了，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
边。我把事情弄得更槽，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我后母当场骂了出来，说："你母
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甚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沪战发生，我的事暂且搁下了。因为我们家邻近苏洲河，夜间听见炮声不能入睡，所以到我母亲处住了两个礼拜。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样你走了也不在我跟
前说一声?"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
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
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我父亲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
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我母亲的话："
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他上楼去了，我立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我身上的伤，脸上的红指印，预备立刻报巡
捕房去。走到大门口，被看门的巡警拦住了说："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泼不是容易的
事。我回到家里来，我父亲又炸了，把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掷来，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瓷。他走了之后，何干向我哭，说："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我
这时候才觉得满腔冤屈，气涌如山地哭起来，抱着她哭了许久。然而她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她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苦一辈子，恐惧使她变得冷而
硬。我独自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里呆了一整天，晚上就在红木炕床上睡了。
第二天，我姑姑来说情，我后母一见她便冷笑："是来捉鸦片的么?"不等她开口我父亲便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去，把姑姑也打伤了，进了医院，没有去报捕房，因为太丢我们家的面子。
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Beverley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地杀机。
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干，仿佛木头上可以榨
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何干怕我逃走，再三叮嘱："千
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然而我还是想了许多脱逃的计划，《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一齐到脑子里来了。记得最清楚的是《九尾龟》里章
秋谷的朋友有个恋人，用被单结成了绳子，从窗户里缒了出来。我这里没有临街的窗，惟有从花园里翻墙头出去。靠墙倒有一个鹅棚可以踏脚，但是更深人静的时
候，惊动两只鹅，叫将起来，如何是好?
花园里养着呱呱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的花。
正在筹划出路，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石灰的鹿角，底下
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然而就在这样想着的时候，我也倾全力听着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巡警咕滋咖滋抽出锈涩的门闩，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睡里梦里也听见这声音，还有通大门的一条煤屑路，脚步下沙子的吱吱叫。即使因为我病在床上他们疏了防，能够无声地溜出去么?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候，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
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
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
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后来知道何干因为犯了和我同谋的嫌疑，大大的被带累。我后母把我一切的东
西分着给了人，只当我死了。这是我那个家的结束。
我逃到母亲家，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何干偷偷摸摸把我小时的一些玩具私运出来给我做纪念，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鸵鸟毛扇扇，因为年代久了，一扇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至今回想到我弟弟来的那天，也还有类似的感觉。
我补书预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
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
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考进大学，但是因为战事，不能上英国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后又因为战事，书没读完就回上海来。公寓里的家还好好的在那里，虽然我不是那么绝对地信仰它了，也还是可珍惜的。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
写到这里，背上吹的风有点冷了，走去关上玻璃门，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
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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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徽章：身为张爱玲的弟弟：他只是想有人注意他_新浪文化_新浪网
身为张爱玲的弟弟：他只是想有人注意他
【编者按】晚年张子静口述了许多张爱玲的往事，言语间不及自己所受的伤害，虽然姐姐对他这个弟弟疏于音问，张子静亦理解地说，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总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是永世不能改变的。张子静的一生温厚而平庸，始终作为配角穿梭在亲人的生命中，亦步亦趋地寻找温暖，希望能得到爱人的注意。
幼年时期的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 在天津法国公园
文/新浪专栏 文化谭 闫红
& & 那次我去香港，见到宋以朗先生，去之前我有一百个问题想问他，因为他是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没有人比他掌握有更多的关于张爱玲的资料。然而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理科生，不喜欢演绎发挥，每当我问他：“为什么会是这样……您怎么看呢……”时，他总是温和地微微一笑，做个很西化的耸肩摊手的动作。
　　有点失望，却也觉得这于“张学”亦是幸事，若宋以朗先生是个爱说话的文科生，又掌握那么多独家资料，别人还有什么置喙的余地。
　　唯有问到张爱玲的弟弟时，他很罕见地表了一下态，觉得张爱玲对弟弟很凉薄。他举例说，有一次，张爱玲带着弟弟的信出门，准备等公交车时看，公交车来了，她还没看，而那封信被遗忘在等车时坐过的椅子上了，张爱玲片刻不安后，想，也好，这样就省得看了。
　　她并不想看那封信，只是不能完全决绝，现在老天帮她把那封信推开了，更好。她并不愿意让弟弟的只言片语进入到自己的生活里来，这个弟弟在她的生活中存在感如此之弱――倒也是历来如此。
　　张爱玲小时候，家里使的女仆，有很多是安徽人，唤作“张干”“何干”等等，《合肥四姐妹》里关于女仆也是这样称呼，看来是俺们家乡当时对于女仆人的流行叫法。
　　带张爱玲弟弟张子静的，叫做张干，是一个刻薄厉害人，觉得自己带的是个男孩，处处要抓尖占巧，带张爱玲的何干亦因自己带的是女孩而心虚，总是让着她。张爱玲受不了张干重男轻女的论调，与她争执起来，张干便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在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
　　“独”这个词，也是俺们家乡方言，小时候家里常有亲戚走动，有的还要小住几日，挤到我的小床上来，我辄有烦言，老妈就骂我“独”。我的理解，“独”的意思就是孤僻、个性强，对自我与他人的领地界限分明。
　　所谓三岁看到老，张干的眼光也算刻毒了，不过她落笔那句“弟弟也不要你回来”，俨然将弟弟当成未来的户主，她作为资深保姆也能当得了半个家，张爱玲则不过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户主尚未得道，鸡犬已经升天，这是张干强悍的基础。
　　但是，具体到张爱玲家中，张干还是看错了风向，这个家庭许多方面延续旧有的风气，但在男女问题上，并不像她想像的那样。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因嫡母重男轻女，受了不少委屈，等到她成为一个家庭的主母，下定决心改变这一状况。她坚持把张爱玲送进学校，张志沂不同意，她就像拐卖人口一样，推推拉拉地愣是把张爱玲送去了。对于张子静，她想着反正有他父亲管他，一个独子，总不会不让他受教育，不曾想，张志沂非但没有她以为的重男轻女之思想，他连起码的儿女心都没有，嫌学校里“苛捐杂税”太多，“买手工纸都那么贵”，只在家中延师教子。
张爱玲弟弟童年照
　　母亲不管父亲不问，张子静是夹缝中漏下的孩子，虽然他生得秀美可爱，有着女性化的大眼睛、长睫毛和小嘴，但是，一来他自小身体不好，二来他自幼无人问津，生成窝囊憋屈的性格，远不像他姐姐健康充沛，在父母亲戚的心中有分量。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林徽因的父亲曾感慨做才女的父亲不容易，从张子静的经验看，做才女的弟弟也难，在姐姐的强势存在面前，他唯有做一点带有破坏性的事情来表达自我。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经常在一起高高兴兴做游戏，扮演《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一个叫月红，一个叫杏红，张爱玲使一把宝剑，张子静使两只铜锤，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他们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每次看到这段描写我都能听到那亢奋的稚嫩的呐喊，橙色的夕阳在身后落下，背上有涔涔的汗，这会儿早该凉了吧？那是太久远的童年。
　　那时，张爱玲是喜欢这个弟弟的，会在他腮上亲一口，把他当成一个小玩意。
童年时的张爱玲和张子静，抱着母亲从英国寄来玩具
　　后来张爱玲的父母离婚，张爱玲上了住宿中学，放假回来就听众人讲述弟弟的种种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而眼前这个弟弟确实看上去很不成材，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许多不入流的连环画来看，人倒是变得高而瘦，可是因为前面的种种，这“高而瘦”非但不是优点，反而使他更不可原谅了。
　　张爱玲比谁都气愤，激烈地诋毁他，家里的那些人，又都倒过来劝她了。也许，他们原本不觉得他有多恶劣，他确实不够好，但他们所以要说他，不过是没话找话。张干的错觉早就被打破，张子静在家中的地位江河日下，多少年前，母亲出国留学，姨太太扭扭搭搭地进了门，她看张子静不顺眼，一力抬举张爱玲，固然是因为将张子静视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她一定认为自己将来也会生出儿子来吧――但如果父亲对张子静态度足够好，这善于看人下菜的堂子里出来的女人，起码一开始，是会假以辞色的。
　　现在，继母孙用蕃也看出来这一点，张志沂看重张爱玲，张爱玲也像贾探春一般自重，招惹她很可能把自己弄得下不了台，还是施以怀柔之道加以笼络比较好。对于张子静，就不用那么客气了。
　　张爱玲说孙用蕃虐待他，具体情形不得而知，她说了一个事例，在饭桌上，张志沂为了一点小事，打了张子静一个嘴巴，张爱玲大大一震，眼泪落下，孙用蕃笑了起来，说，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
　　张爱玲丢下碗冲到浴室里，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眼泪滔滔地流下来，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她自己都觉得像电影里的特写，我更觉得，这夸张的表情，有一半是因为她还没有跳出那个爱好罗曼蒂克的时代，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皮球从窗外蹦进来，弹到玻璃镜子上，原来是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早就忘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张爱玲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张爱玲到她母亲那里去――黄素琼刚从国外回来，张爱玲发愿，要“拯救”这个弟弟，哭着说要送他去学骑马，也许觉得这样能让弟弟培养一点男子气概。她母亲都笑了，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缺乏营养，张子静的牙齿尖而泛绿，黄素琼担心儿子肺部有问题，叫他去医院照X光，他也逃掉。张爱玲和她母亲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放弃他的，但是她们的计划太高远，他纵然想追，也力不从心。
　　他只能是讲点家族故事给张爱玲听，一惊一乍地，因为姐姐在学校没有听闻，他便有了独家发布的优越感。他装作老辣或者恬淡来塑造形象，羡慕那些升官发财的人，在作废的支票上练习签名。他的内心并不像他外表那样平静，他希望能有一种方式，让人注意到自己。
　　不久张爱玲和父亲继母彻底闹翻，起因是她在母亲那里住了一晚而没有告诉继母，继母发飙，父亲将她囚禁于两间相通的空房里。有一天张爱玲到其中一间她不常去的房间里，看见桌上有笔墨纸砚，还有一个纸团，打开来是她弟弟的笔迹，写着：“二哥如晤：日前走访不遇，怅怅。家姊事想有所闻。家门之玷，殊觉痛心。”
　　张爱玲暗暗吃惊：这是什么话？家门之玷，指的是张爱玲那一夜未归，她继母是以这个名义发作，但也只是恨张爱玲对自己不敬，经她弟弟这么一说，仿佛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张爱玲气愤到麻木，只能在心里找了别的名目来怪他：“念到《书经》了，念通了没有，措辞这样不知轻重。”她自己也知道这这种责怪也是官腔。
　　难道真的以为她做了什么？怕不见得，他父亲和继母都没有这样想，他一个小孩子家，怎么可能更高瞻远瞩？看透他姐姐的“不轨”？他只是故意要骇人听闻，因为他的存在太微弱，要是能有点惊天动地的事儿讲给人听，也许人家就能高看他一眼。
　　张爱玲讲述这段生活的散文《私语》里没提到这个细节，到底是有点不忍吧，知道她弟弟看得到，许多年后，她写进了《小团圆》里，不再给自己，也给她的被写体们留余地。
黄素琼，张爱玲、张子静的母亲，三十年代中叶在法国所摄
　　还回到那时节，张爱玲最终找了个空隙逃出来，搬到母亲那里。夏天里张子静也来了，带着一只报纸包的篮球鞋，说他也不回去了，一双大眼睛吧嗒吧嗒地望着母亲，潮湿地沉重地眨动着，是这样无助，但他的母亲是一个理性的人，不可能像无数有热情而没有头脑的母亲那样，把儿子搂在怀中――死也死在一起，这是一句多么愚蠢的话。
　　黄素琼很有耐心地解释给他听，说自己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育费，这个名额已经被他姐姐占据。张子静哭了，张爱玲也哭了，但我还是怀疑母亲给张爱玲活生生地上了一课，让她学会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保持理性而不是动用激情。
　　张子静回到了父亲的家，有很多年他一直在父亲家中，张爱玲在小说《茉莉香片》里虚拟过他的生活状态，把他描写成一个阴郁懦弱到有点变态的人，精神上的残废。张子静晚年时将张爱玲小说中人与现实人物一一对号入座，唯独对这篇小说不置一语，他大概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描述。
　　而我的感觉张子静没有这么惨，也没有这么狼狈，“阴郁”“变态”还是一种挣扎，徒劳无益，只会伤到自己。这些年来，张子静早就找到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装作对自己的处境，全不知情。这种“糊涂”是他的一件雨衣，替他挡过父亲继母的伤害，他还经常穿着它来到姑姑家，像一只小狗，凑近不属于它的壁炉，为了那一点儿温暖，不在乎头上的唾沫和白眼。
　　姑姑不喜欢张子静，尽管她曾经衣不解带照顾生病的他，尽管他那“吧嗒吧嗒”的眼神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但那点感情早已在岁月中消磨掉，现在的她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完美主义者，她不肯对自己装善良。张子静深知这一点， “她认为我一直在父亲和后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们影响比较深……因此对我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和距离。”
　　有次张子静去看张爱玲，聊得长了点，不觉已到晚饭时间，姑姑对他说：“你如果要在这里吃饭，一定要和我们先讲好，吃多少米的饭，吃哪些菜，我们才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张子静慌忙告辞，姑姑虽然在英国留学，但这做派，倒是一种德国式的刻板。
　　张爱玲对张子静的态度有点特别，她有时对他也不耐烦，经常“排揎”他。张子静跟一帮朋友办了份杂志跟她约稿，这位姐姐居然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不能给你们这种不出名的杂志写稿，坏我自己的名声。但是，另一方面，她也不是不愿意跟他聊天的，电影、文学、写作机巧……她说想要积攒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并把它记到本子上的，而想要提高中英文写作能力，可以把自己的一篇习作由中文翻译成英文，再由英文翻译中文，如是几遍，必然大有裨益。
　　张子静似乎从没有从事写作的抱负，张爱玲跟他说这些，与其说是指导弟弟，不如说是她需要有个听众，毕竟，写作之外还有生活，她的生活太寂寞了。投奔母亲之后，她发现了她和母亲在感情上是有距离的；姑姑则既不喜欢文人，也不喜欢谈论文学；炎樱颇有灵性，但中文程度太浅。唯有这个弟弟，虽然有点颓废，有点不思进取，但是他听得懂她的话，有耐心听她说话，她在他面前是放松的。所以，在她成名之前，她经常这样带着一点点居高临下的口气，和他谈天说地。
　　有时，张子静也和她说点父亲和继母之间的事，她只是安静地听，从不说什么，但这静听的姿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怂恿，她对那边的事，不是不感兴趣的。
　　张子静跟张爱玲说起父亲的窘境，让张爱玲震动，张子静说，父亲把房子抵押出去，抵押到期也不去赎，收到通知信就往抽屉里一搁。“娘告诉我的。娘都气死了。”
　　这个“娘”指的是继母孙用藩。言下之意，孙氏更会理家。
　　张爱玲提出质疑：“娘也许是气他不把东西落在她手里。”
　　她弟弟急了。“不是，你不知道，娘好！是二叔，(张爱玲算是被过继给伯父的，喊她父亲二叔，张子静也跟着喊)，自己又不管，全都是这样糟掉了。倒是娘明白。”
　　张爱玲觉得，张子静爱这个曾经虐待过他的继母。
　　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吗？爱上虐待自己的人，好吧，就算她曾经虐待，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重视，比起漠视远离自己的骨肉血亲，也许倒是她，待他像个至亲。而且，随着他长大成人，她对他也该有所改变，毕竟她自己没有生育。再有，在大家族里长大的她，既有敷衍的能力，也有敷衍的需求，在夫妻俩互相敷衍之余，她但凡稍有余力，敷衍张子静一下，于他，就是难得的温暖。
　　张爱玲成名之后，张子静再去看张爱玲，十次有九次是见不到她的，张爱玲骤然忙了很多，后来又有了更好的听众胡兰成。出于过往亲情，见面时，张爱玲还是会很放松地跟他聊天，比如说起有人追求自己，以及自己不会跳舞等等，但只要话题停止，他们又重归于淡漠。
　　这里面，有前面说过的，她弟弟的那封近乎“落井下石”的信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张爱玲从父亲家出走之后，更看清这世间人情冷暖。
　　张爱玲的表姐曾说这个表妹又热情又孤独，热情来自天性，孤独源于多思，从父亲那儿逃出来，她孤注一掷地跟了母亲，许多年来，母亲在她心中都是个富有感情的形象，她以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她，有个这个印象在前，她不免按照这个印象行事，结果却令她错愕。
　　比如说，一开始，她跟母亲要零花钱，自以为是一件亲切有味的事情，母亲这方面，感觉却与她大相径庭。前面说了，母亲对她的投奔，并不是欣然接受，黄素琼就那几箱子古董，她所干的营生不赚钱，跟坐吃山空也差不多。她是一个敏感的情绪化的女人，原本就是咬着牙对为张爱玲做牺牲，看这个女儿笨笨地毫无长进不说，还三天两头带着愚蠢的自说自话的孜孜然的表情来找她要零花钱，不由烦躁起来。“我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同时毁掉的，还有少女张爱玲对于这绝对光明的世界的毫无保留的信任，这使她从此充满了警惕。所以她在和弟弟打交道时，会有意无意地保持距离，不刻意扮演自己力不能及的形象，既然这世上，没有哪一种爱不是千疮百孔的，何必离得太近，让彼此都穷形尽相。
张爱玲与姑姑的合影
　　母亲给她带来的是幻灭，姑姑对她的影响是真实，姑姑说话做事，永远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不会表演和蔼，也不假装亲切，你可以说她不矫情，但不矫情，有时也会显得没弹性，少了几分人情味。
　　虽然父亲反对张子静到学校里，后来还是送他上了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张爱玲也在这学校上过一阵子，对于教学水准评价不高，不像香港大学那样保护学生创造性思维，尊重学生的个性，但不是每个学生都介意这些的，张子静就安安生生地读到毕业。
　　一九四六年，张子静随着表姐和表姐夫进入了中央银行扬州分行，待遇还不错，足够自食其力还有节余，但张子静染上了赌博恶习，不但搭进了钞票，还搭进了身体。
　　貌似张子静和他父亲很相似，但我还是觉得他比他父亲更值得原谅和同情，他自小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自然不知道理想为何物，一个没有理想的人，势必随波逐流――我凭什么为什么克制自己的欲望？何况张子静一直在怯怯地想要凑到别人的世界里，现在有人愿意带他玩，他当然不会拒绝，从张子静后来很容易就戒了赌可以看出，他对这一“业余爱好”的忠实度也很低。
　　解放前，张子静回到上海，黄素琼也再度从国外归来，住在姑姑家中，她叫张子静过几天去家里吃饭，还问张子静要吃多少饭，喜欢吃些什么菜。张子静去的那天，姑姑上班去了，张爱玲也不在家，家中只有母子二人，想来总有一个安静又有柔情涌动的气场。但是黄素琼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理性者的刻板，她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张子静的饭量和爱吃的菜是否符合他以前所言，二是问张子静工作情况，教导他应该怎样对待上司和同事。
　　张子静说，这顿饭无疑是上了一堂教育课，几天后，因为张子静在舅舅的生日上没有行跪拜之礼，又被母亲教育了一通。
　　数年不见，面对这个长大的儿子，黄素琼就没想过问问他在想什么，打算过怎样的生活，目前的困惑是什么？若是不能如此高蹈，是不是可以问问他有没有喜欢的女生，打算啥时候结婚生孩子，就像一个最絮叨的老妈那样，也许他当时会有些烦，但在以后漫长而孤独的岁月里，他但凡想起，必觉得温暖。
　　可惜黄素琼不习惯这种家常的表达，就像张子静小时候，母亲逼着他和姐姐吃牛油拌土豆一样，她很科学地只注重营养，味道如何，则不在她的关注范围内，难道，她所向往的西方人都是这样一板一眼地生活着吗？
　　张子静也曾请求母亲留下来，找一个房子，跟姐姐和他共同生活，黄素琼淡漠地说：“上海的环境太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的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上海的“滚滚红尘”隔开了母子亲情，一九四八年，黄素琼再次离开上海，一九五七年，病逝在英国。
　　她的这份洁癖，遗传给了张爱玲，一九五二年，张爱玲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打算从这里去美国，行前，不知道是不凑巧还是基于安全考虑，张爱玲没有告诉弟弟，某日张子静一如往常地来看望姐姐，姑姑拉开门，对他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就把门关上了。
　　张子静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穿着新时代的人民装，他被不愿意穿人民装的姐姐抛弃了，他的悲痛是多么空洞，在热闹的人流中，在长大成人之后，他猝不及防地，又做了一次弃儿。
　　张爱玲对于弟弟，是有感情的，黄素琼对这个儿子，也不能说没有爱，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爱又如何？她们把自身的清洁，看得比感情更重，因为感情里会有他人的气味，有一点点的污秽感，当她们发现那黏叽叽湿乎乎的“雾数”可能打这里上身，马上就换上凛然的表情，步步为营地，避开了。
　　张子静贴不上她们，只好转过头，还去找父亲和继母，孙用蕃是比黄素琼、张爱玲她们庸俗，但庸俗的人，对距离不敏感。
　　张子静跟着父亲和继母过了很多年，中间亦问题多多，比如说张志沂对自己慷慨，对儿子却吝啬之极，加上经济状况江河日下，他为了省钱，干脆不提为儿子娶亲之事。非但如此，有次张子静从扬州回上海出差，张志沂看他带了许多出差经费，就以保管为名要了过来，过了一些日子，张子静找他要，他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已经花掉了呀！
　　相形之下，孙用蕃更有人情味一点，张志沂去世后分遗产，孙用蕃将青岛房租的十分之三分给张子静，怕他不同意，特地问他有没有意见。张子静说没有，他有工资，虽然太过微薄，不能奉养她，但至少不想动父亲留给她的钱。孙用蕃听后很是欣慰，说这些钱存在我这里，以后我走了还是会留给你的。
　　这话像是面子上的话，但她拿张子静当继承人是真心的，即便是那样一份很薄寒的遗产。
　　解放后张子静在上海人民银行干过一阵子，后来改行做中小学教师，教语文和英语，常年在郊区学校生活，不过，孙用蕃这里，仍然被他视为落叶归根之所，孙用蕃一度想与她弟弟同住，将十四平米的小屋换成大一点的房子，让她弟弟做户主，遭到张子静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么一来，他退休就没法回到上海市区了。孙用蕃的弟弟很不悦，指责张子静不孝，但也知道他说的是实情，她没有像黄素琼那样继续坚持自己的想法，就此罢休，不久张子静的户口迁回市区，落在了孙用蕃的户口簿上。
　　经历了那么多人世风雨之后，孙用蕃和张子静这两人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相依为命，他们一直离得太近，难免会相互扎伤，可是疼痛也能证明自己不是孤单单地存活在世间。是要这不洁的带着气味皮屑的细琐烦恼，还是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空旷与清洁？如果只能两选一，我会选前者，平心静气地想想自己与父母手足，亦有这样那样的龃龉，有多少爱，不是恩怨交加，真的爱，就对“雾数”没那么害怕。
　　一九八六年，孙用蕃也去世了，寂寞中的张子静，唯有从报纸上追寻姐姐的一点音讯，一九八八年，有消息误传张爱玲也已去世，张子静忙去侨办打听，终于辗转和张爱玲联系上了。张子静给姐姐写了一封信，恢复了与张爱玲的通信往来。
　　在他口述的那本书里，有张爱玲的一封回信，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没有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又说到“其实我也勉强够用”，我怀疑张子静的信里，也有向张爱玲求助之语。在香港，我跟宋以朗先生提起这封信，他依旧微笑着翻出一封信，正是张子静写给姐姐那封，信里说，他找了一个对象，想要结婚。但他没有房子，虽然对方并不介意这点，可他总觉得不太好，希望能得到姐姐的帮助。
　　这，应该就是张爱玲写那些回复的原因。那么，张爱玲的经济状况像她描述的那样吗？坊间传闻张爱玲晚年贫困潦倒，但事实上，我曾看过宋以朗先生提供的一份清单，在她去世的前一年，一九九五年，她的存款与投资加在一起有三十多万美元，这笔钱当时可以在上海中心地段买十几套两居室。张子静给她写信就在之前的两三年，张爱玲是有能力帮他的，但是她拒绝了。
　　我问宋以朗，这是为什么呢？张爱玲本人开销很少，也不买车买房，为什么，她不愿意帮弟弟一下呢？
　　宋先生耸肩，摊手，微笑，说，我不知道。又说，我知道她曾考虑过给姑姑一些钱，还曾和我父亲商议给多少比较合适。给多了，怕政府清算，给少了，又觉得没意义，后来作罢。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考虑过帮助弟弟一下。
1995年秋，张爱玲去世后一个月，张子静在其上海的居处，手边是《张爱玲全集》
　　虽然张子静说，女方不在意他的财产，但最后这个婚也没结成。张子静的晚年，是在孙用蕃留给他的那间十四平米的小屋里度过，从继母手中接过来的这份“遗产”，让他最终有了个栖身之所，将这事实本身与张爱玲的冷淡对照，再想当年张爱玲为弟弟不平的那些文字，怎不让人感慨系之。
　　因为受到误传的姐姐去世的消息的触动，张子静想到，姐姐长期幽居，万一她身患急病需要救治，谁能适时伸出援手？而自己一人独居，情况不也相近，从那之后，他白天都把小屋的门开着，邻居进进出出，路过都会探一下头。
　　不知道张爱玲有没有这种恐惧？就算有，她也不会把门打开，到了她的晚年，精神洁癖愈加严重，相对于清洁宁静，生死都是小事了。一九九五年九月，张爱玲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她没有和任何人联系，把重要的文件都装进手提袋，放到门边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安然等待死亡的到来，几天后，她在睡梦中去世。
　　张子静在大洋这边得到消息，大脑一片空白，他找出姐姐的书，一翻就是那篇《弟弟》，重温那些熟悉的文字，他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姊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他口述了关于张爱玲一些往事，言语间不及自己曾受到的伤害，虽然姐姐对他这个弟弟疏于音问，张子静亦理解地说，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总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祗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我敲下这段引用的话，一字一句都觉得震撼，我知道他说姐姐那些事，和当年对姐姐说家族史，以及对堂哥说“家门之玷”有异曲同工之处，知道他在意这个终于可以跟人说点什么的机会。但他的天性依旧是温厚的，他这一生都温厚而平庸，作为一个配角穿梭在亲人的生命之中，虽然他不是作家，却提供了“这一个”弟弟形象，牵动着多年之后，我这样一个同样是“姊姊”的读者的感情。
　　就在张爱玲去世的第二年，张子静去世，没有文字描述他去世时的情形，希望不要像他姐姐那么冷清，因为，他是一个有点怕冷的人，他一直在朝温暖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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