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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打架，日本老师父母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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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孩子如果习惯乱扔东西，经常打架，在国内，家长们肯定将这个孩子认为是“坏”孩子，“小霸王”，对他们打架的行为进行制止、批评教育，但在日本，对孩子这样的破坏性行为并不是及时出面帮他们制止，而是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你同意吗？
耶鲁大学的教育家对日本、中国、美国的学龄前儿童的典型日常生活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认为，日本幼儿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他们对冲突的处理。比如一个小男孩叫Hiroki，在幼儿园经常推搡其他孩子，在房间里扔玩具，经常在经过女同学的身边打她们的肋骨。按照西方标准，可以被分类为有行为问题的孩子。
但是在日本，老师根本不介入。她们似乎对这个Hiroki的所作所为置之不理，Hiroki也没有受到谴责，所以更不会有面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反思。
当向西方的教育工作者展示这种镜头时，她们对于日本同事的不作为很恼怒。但日本的幼儿教育工作者针对她们的疑问进行了回应，她们对于惩罚破坏性的儿童不感兴趣，而是鼓励整个班级的孩子对此作出反应。一个小女孩向老师告Hiroki的状，说Hiroki向窗外扔纸牌，老师刚跟她说：“自己过去告诉他，他不应该这么做。理由是：孩子们最好是向其他的儿童学习社会行为，而不是通过老师和家长来解决问题。
“孩子们最好是向其他的儿童学习社会行为，而不是通过老师和家长来解决问题。”我对这句话思考了很长时间。我想想我的处理方式后发现，我女儿与他人冲突一直是靠我来解决。她把小马宝莉给了Melina，因为是我要求她给，而不是因为她自己愿意给。下一次还会出现同样的争吵，同样还会出现在冲突中她最喜欢的尖叫：妈妈，他又抢我的玩具了。这意味着又要我来解决这次冲突。
日本对孩子的争吵会一直不介入吗？
录像展示了一个情景，三个小女孩为了抢一只泰迪熊打架：他们将对方推倒在地，互相撕扯头发，以我们的标准来看这已经是打架了。而且这次打架还是不平等的，一个女孩和两个大孩子对打。
幼儿园老师以旁观者的身份关注事态的发展，他提醒其他小朋友不要离打架的孩子太近。当一个孩子差点摔倒钢琴角落时，老师才说：够了。争吵结束，小女孩认输。两个大孩子说：“我们还是朋友，然后三人接一起着玩。老实说，她们知道，情况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变危险，所以他们不会一直袖手旁观，该出手时她们会出手。她们认为，过早地介入，孩子就学不会“我很强大，能够承受住冲突”。
日本教育工作者指出，在日本教师不介入不代表是置之不理，而是一种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当有成人在场时，孩子通常会寻求成人的帮助来解决争端，而不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独立解决冲突。当没有大人对孩子的事情进行评判时，孩子反而能够更快地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任。
据日本的幼教工作者说，他们觉得日本是孩子的天堂，7岁以前孩子有充分的自由，大人对他们也很宽容，几乎没有惩罚措施，更确切地说，大人们更愿意对孩子的错误行为采取有意忽略的态度。大人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成人和其他孩子好的事例，感觉到什么是被社会认可的。
本帖最后由 东京流行ing 于
18:2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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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日本的校园暴力情况来看，这方法真不是太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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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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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祖归宗——中国三井潭、日本三井寺的传人(超级主义者的导论)
本文作者白益民博士：
深入日本经济心脏12年的中国人，揭示出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宣称：“日本从此不再有秘密”★
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感觉日本三井财团与温州商人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共同文化基因，但没有丝毫线索。去年底，一位日籍经理被从三井物产（上海）有限公司调任来北京的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工作。每当谈起在上海结识的温州商人，他就赞不绝口，对温州人的经商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招聘新职员的时候，他声称要把温州人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当然，在北京很难招聘到温州籍职员。然而，这不由得激发出我要尽快探究“三井财团与温州商人”的兴趣来。想起三井财团最早起源于日本中部琵琶湖畔的近江国（今滋贺县）“三井村”，我决定网上查寻一下有关这个“三井村”的详细资料，却惊讶的发现，中国境内也有很多叫“三井村”的地方。
忽然突发奇想，日本滋贺县（原近江国）的“三井村”会不会是从中国迁移来的呢？&
也许是脑子里总有温州的影子，我不自觉地在众多与“三井”有关的地名中锁定了位于浙江省内的两个“三井村”，一个是台州与温州交界的大球山地区已经废弃的古“三井村”；另一个是位于台州市仙居县广度乡境内依然从事生产活动的“三井村”，这里向南不远就是温州市永嘉地区。令人遗憾的是，有关这两个“三井村”的历史资料和现实状况的信息少的可怜，我的探索还没开始就面临夭折了。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我偶然注意到这个地区有一个位于天台山称作“三井潭”的景区。因为想到村庄的名称大都取自于周边有历史渊源的地名，也许“三井潭”就是一个研究的突破口。进一步上网发掘，了解到更多细节资料，特别标记出两个位于“三井潭”附近的重要历史古迹：一个是道教“桐柏宫”（239年），另一个是佛教“万年寺”（833年）。这一地区通常统称为“天台山”，但是以“三井潭”为分界点的“桐柏宫”一侧的道教集中地区往往被称为“桐柏山”。再仔细考查行政区划，我确信这个“三井潭”位于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白鹤镇桐坑溪地区。
与此同时，我在网上搜寻有关日本境内“三井村”的相关资料，也是一无所获。但是，位于滋贺县长等山下大津市的“三井寺”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很可能，三井财团起源的“三井村”就是因为同一地区的“三井寺”而得名的。按着这个思路，我继续追寻下去。令人兴奋的发现是：“三井寺”始建于672年，原名“圆城寺”。日本天台宗五祖圆珍（智珍大师）853年来到唐朝，在天台山国清寺研习天台章疏。856年再次到天台山，在国清寺止观院建立一堂，题名“天台山国清寺日本国大德僧院”。
从唐朝回到日本后，圆珍于859年成为三井寺第一任住持长吏。应该正是此时，圆珍取自天台山“三井潭”的灵感将“圆城寺”更名为“三井寺”。此地的村庄因“三井寺”而取名“三井村”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是，为什么圆珍会以“三井潭”为背景将“圆城寺”更名为“三井寺”呢？
“三井潭”深不可测，有“通海”之说。唐宝历年间(825～928年)遣使投金龙、白壁于此，刘禹锡有诗记其事。唐道士徐灵府在《天台山记》中也提到“邑中有水旱。令长每岁记情诚祈于晴雨。无不响应。亦是国家投龙壁醮祭祈福之所。高宗永淳二年（683年）投龙于此。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诏令太当卿修礼仪使韦谄。赍金龙白壁投于井。宝历元年（825年）。主上遣中使王士岌道门威仪赵常盈。太清宫大德阮幽闲翰林待诏禄通玄。五月十三日到山。于天台观。设醮许往三井。投龙壁也。”显然，“三井潭”是唐朝（618～907年）的国家统治机构向海龙王祈雨的重要场所。圆珍（814～891年）使用天台山“三井潭”如此重要的标志性场所更名近江(滋贺)“圆城寺”为“三井寺”是不无道理的。似乎同样的推理，我顺便想到：近江国（滋贺县）境内著名的琵琶湖应该取名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诗词《琵琶行》，有待考证。
另一种说法也能支持日本滋贺县“三井寺”是因浙江天台山“三井潭”而得名的说法。据《缘记》记载，“若不是神灵的保佑，智证大师圆珍回国搭乘的商船必将沉入海底。”我判断，由于他在天台山的经历，必然接触到了唐朝官员在“三井潭”祈拜海龙王的场面。所以，圆珍在海上的危急时刻当然首先会想到代表海龙王神灵的“三井潭”的保佑。858年，圆珍回国后，迫不及待地建造“三井寺”。显然，最快的方法就是将已初具规模的“圆城寺”更名为“三井寺”。至此，我可以骄傲地宣布，我考证出：三井财团的名称“三井”来自位于中国浙江天台山“三井潭”。同时，我终于找到了一把金钥匙，可以进一步去探索和证实萦绕于脑海中的“三井财团与温州商人具有共同文化基因”这一命题。
与此同时，我认为前面提到的浙江温台交界处（温岭温峤镇）大球山古“三井村”和台州仙居广度乡“三井村”应该也是因为“三井潭”而得名。仔细研究发现，“三井潭”有一个重要特征是“三瀑三潭”，分为上、中、下三个瀑布（可称：三折瀑或三叠瀑），每个瀑布对应一个深潭。让人惊奇的是：大球山古“三井村”旁也有类似的景致，分为白龙潭、乌龙潭和真龙潭这三个潭，同样各自对应瀑布。而且，这里是民间祈雨取水的场所。类似的地方，我在浙江天台山这一区域还有发现，比如：台州温岭横山乡“寒坑龙潭”，宁波新昌沙溪“三井龙潭”，宁波奉化溪口“三隐潭”。看来，“三井潭”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周边地区扩散，并在民间中孵化出一个个名称各异而形态和功能相同的“新三井潭”。
虽然探寻三井财团名称来历的工作告一段落，但是由此引发出来新的思想又不断涌现在我的脑海中。展现在我眼前的大量资料促使我不得不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三井潭”这一自然景观本身，以及围绕它发生的历史和文化变迁，向我们人类社会预示着怎样的哲理？在《东方经济学》思想体系建设过程中，我们是否可以从“三井潭”中领悟到某些经济学或哲学的真缔呢？我想再次提醒人们注意到“三瀑三潭”这一重要特征：三瀑代表动态之水，三潭代表静态之水，它们并非独立存在，而是自上而下连为一体。一方面，它犹如演绎着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东亚）思想史时动时静而发展的三个阶段；另一个方便，它似乎阐述着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三位一体”的哲学思想。而我更愿意将“三位一体”思想称作“三井理念”或“三井哲学”。
在探寻“三井财团与温州商人共同文化基因”的过程中，我发现南宋时期（1127～1279年）在以“三井潭”为中心的天台山地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次质的飞跃，突出的特点就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被社会普遍接受。其中，儒学（儒）在吸收了道教（道）和佛教（释）文化后发展为宋明理学，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东亚“新儒学”。而新儒学（宋明理学）并非是一个单纯的主体，它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是程朱理学，代表人物是宋代的朱熹（1130～1200年）；二是
阳明学派，代表人物是宋代的陆九渊（1139～1192年）和明代的王阳明（1472～1528年）；三是
浙东（永嘉）功事学派，代表人物是宋代的叶适（1150～1223年）。这样，我眼中的“新儒学”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三井潭”格局。
简单地说，用“三井理念”来定义，完整的宋明理学应该由三个支柱组成，即：王阳明的心学，朱熹的理学、叶适的实学，他们之间的相互批判和相互渗透构成了新儒学的完整体系。
实际上，我认为“三教合一”说法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而采用儒、释、道“三位一体”（三井理念）比较恰当。从浙江天台山这个地域来看，儒、释、道形成了三者并立，相互融合借鉴的共荣共存局面，而并不是三种文化合并成一种文化。如果仅是从一种文化自身为主体的角度来说“三教合一”还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看到：以佛教天台宗为主体，从唐代湛然（711～782年）的“无情有性”说，发展了道生，又间接影响于后来的禅宗，到宋代智圆（976～1022年）的《闲居编》“旁涉老庄，兼通儒墨”，演绎出儒释道的调和一致；紫阳真人张伯端（984～1082）的道教思想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主张“三教合一”，他的《悟真篇》试图以道教修炼性命之说来撮合儒、释、道三教。理学大师朱熹（1130～1200）以儒学为主体接受道教思想的人生历程和他思想中的佛教成分也证实了儒释道融合的宋代社会思潮。
南宋时期（1127～1279年），佛教是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日本僧人荣西（1141～1215）于1168年和1187年两次到天台山
“三井潭”旁的“万年寺”修行禅法。1202年，征夷大将军源赖家（源赖朝之子，实朝之兄）于京都洛东鸭河畔创立建仁寺，授命荣西为开山祖师。翌年六月，荣西设置台、密、禅三宗兼学的道场，创立真言院和止观院，融和此三宗而形成日本的临济宗。此后，来自近江(滋贺)“三井寺”的圆尔（1202～1280年）于1235年至1242年入宋学习禅宗。1243年，摄政关白藤原氏的长者九条道家召圆尔入朝，以兴建中的新寺为基础正式迎请圆尔来京都晋山主法，新寺命名为“东福寺”。因此，圆尔把新的东福寺作为天台、真言、禅宗三宗兼的道场。入宋僧荣西，即圆尔的先师荣朝之师归国后举扬临济禅法，但一直未能根深蒂固。在圆尔及其门下众多弟子的竭力举扬下，临济宗才逐渐走向了隆盛。事实证明，荣西和圆尔在正是遵循三教合一的思想（三井理念）推动了日本佛教各派的融合。
在前面的文章《武士儒商》中，我通过“复古”的方式将日本与中国秦、（西）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8年）思想文化进行历史对照，总结和归纳出日本近代社会以及财团组织的军人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学属性三位一体的结构特征。上面又通过，唐宋时期（618～1279年）日本近江国（今滋贺县）与中国浙东天台山地区（温州、台州、宁波）的文化互动和传承，再次发现文化思想的三位一体结构，并以此确立了“三井理念”。我想利用这种“三井理念”进一步，探讨南宋（1127～1279年）以后中日各自发展的不同特征，进一步从中挖掘和整理有关军人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学属性有机结合的深层次问题。为此，我想分别考察日本近江“三井寺”地域和浙江天台“三井潭”地域是否也具有军人、商人和儒学属三位一体的完整结构。
资料显示，入唐朝天台山求法从而成为日本天台宗开祖的最澄（767～822年）原籍是滋贺郡古市乡，在现今的滋贺县大津市膳所、粟津、石山附近，是日本最古老的市场之一。近江（滋贺）三井寺第一任长吏园珍（814～891年）正是通过唐日贸易的商团到达浙江天台山研修天台宗，并与商人们保持非常紧密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学者考证认为供奉在三井寺的新罗明神就是唐朝时期（618～907年）新罗（今韩国）商人兼武士的张保皋（790～846年），而新罗明神是日本武士之父源赖义（998～1075年）的守护神。中江藤树(1608～1648年)，生于近江国（今滋贺县）高岛郡小川村，作过武士，是日本宋明理学阳明学派的创始人，号称“近江圣人”，他的儒学著作《鉴草》，《春风》都流露出三教一致的思想。1676年，甲贺郡（今滋贺县南部）的隐士藤林保武结合中国和日本历代名将的思想与武学精华，参照《六韬》和《孙子兵法》的内容写成了忍者究极修行指南《万川集海》。至此，可以认为日本社会的武士、商人和儒学三位一体结构在“三井寺”地区首先得以有机结合和完整确立。
如果武士、商人和儒学三种属性的融合仅仅限于近江（滋贺）“三井寺”这一局部地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一旦这种三位一体（三井理念）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力量，那就是非同小可的事了。中世纪日本，日本武士平清盛（1118～1181）率领的平氏一族作为武士阶层的代表，第一次掌握了实权，而世人多以1192年源赖朝（1147～1199年）开创镰仓幕府（1192～1333年）作为日本武家政治的开端。江户时代（1603～1867），藤原惺窝（1561～1619年）脱离禅门转向儒学，被认为是日本儒学走向独立的标志。藤原惺窝的弟子林罗山（1583～1657年）承袭师业，使朱子学派的思想理论成为“官学”。长州藩战争（1864～1866年），大商人“三井”暗中支持长州倒幕，“三井”为中心的三都特权商人提供了超过70%的经费。伏见鸟羽之战（1868年）倒幕势力获胜，三井旗帜鲜明地支持维新政府，转身成为新政府的特权商人。至此，可以看到武士、商人和儒学在国家政权这个高度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这也是日本现代社会迅速崛起的开始。从浙江天台山“三井潭”到近江（滋贺）“三井寺”，再到跨国经营的“三井财团”，最终爆发出“三井理念”的强大力量。
回过头来，我们再观察一下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事实上，在南宋时期（1127～1279年）的天台山“三井潭”地区也曾存在过武士、商人和儒学交汇的情况：皤滩古镇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城西约25千米处，早在公元998年前，这里就因水路便利成为一个繁华的集镇。北宋年间（960～1127年），州府把皤滩改成了一个大的水运埠头，真正的商业区在皤滩出现了；公元1156年，朱熹听闻仙居人方斫建“桐江书院”兴办义学，就携子前往巡视与讲学，并留子在方氏义塾读书。乐清人王十朋（1112～1171）闻朱熹在此讲学，就前来寻访，他于1157年进京赴考，得中状元。八年后，桐江书院以其恢宏的气势名振台郡；1208～1223年间，温州永嘉人吴潆在台州仙居师从陈埴（1176～1232），成为叶适和朱熹再传弟子，曾监平江府大军仓。1242年，吴潆回迁温州永嘉的瓯渠，不忘尚武爱国精神。南宋150年间，温州习武渐成风气，共出了武进士305人，其中武状元共14名，占南宋时期武状元的总数28%。
在南宋（1127～1279年），天台山“三井潭”区域的台州仙居和温州永嘉地区出现了商人、军人和儒学三种属性的交汇。但是，这三者的交汇仅仅停留在民间层面上，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国家政权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强大力量之前，蒙古的铁骑已经踏进了这片土地。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年）建立了元朝（年），定都于大都（今北京）。为巩固自已的统治，元朝于1313年设立科举法，由此开始以经义取士，程朱理学上升到官方意识形态的至高地位。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心向北偏移，远离了天台山“三井潭”。刚刚在此地形成的融合思想，以及结合起来的商人、军人和儒学三位一体的融合体也因此而被抛弃了。同时，元朝统治者对南人（第四等人）的压制，“三井理念”在中华大地上失去了进入政治、文化和政权中心的任何机会，也无法进一步向更宽的领域发展。
然而，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两次东征日本（1274年、1281年）的失败，一方面使得倡导融合的“三井理念”在日本获得了保存，另一方面使得中日之间交往出现了一段时期的中断。日本此时失去了从天台山“三井潭”获得思想源泉的能力，刚刚建立起来的融合佛教和道教的理学思想也没能进入日本的主流社会。在此之前不久，另一场灾难曾经降临到日本近江（滋贺）“三井寺”身上。1180年，平、源两家武士集团的争斗中，“三井寺”因为支持源氏武家失败，而被平氏武家焚毁。虽然近江“三井寺”遭到平氏武家的焚毁，荣西（1141～1215）和圆尔（1202～1280年）分别在源氏家族和藤原家族的庇护下以禅门“临济宗”为载体仅仅在于佛教领域内继续以“三井理念”推进禅宗、天台宗与其它门派的融合。可以说，“三井理念”的发展进程在元朝时期（1271～1368年）几乎在中国和日本同时进入了停滞阶段。至1599年，统一日本的第一武士丰臣秀吉再建了“三井寺”，后来由德川幕府（1603年-1868年）给予保护。
在传统佛教宗派外，元代（1271～1368年）江南地区还流行着白莲教和白云宗等相混杂的民间秘密教团。他们依据圆融之说，着力提倡“儒释道三教一致，认为儒教明乎仁义礼智信，忠孝君父；佛教慈悲救苦，化诱群迷；道教则寂默恬淡，无贪无爱。虽然三教各有特点，其义则一。”也就是说，“三井理念”在江浙一带虽然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却也建立了一定的民间基础。元朝末年，出家当过和尚的朱元璋（1328～1398年）利用白莲教的教义和巨商沈万三（1307～
）的财势最终获得了政权，于1368年建立明王朝。此时，军人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学属性在中国政权层面上实现了具有历史重大意义的结合。明朝初期，定都在南京，并且出现了郑和（1371～1435年）七次下西洋（1405～1433年）的壮举，似乎中华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复兴（我称之为“东方文艺复兴”）和“三井理念”的发扬光大指日可待了。
可是，历史出现了逆转，朱元璋夺取政权后不仅迫害商人沈万三而且还封杀了白莲教。此后，明成祖朱棣于1416年又向北方迁都至北京，其国家政权的思想和文化中心再次远离了“三井潭”。也就是说，明朝统治阶层由原来倾向南方文化的融合思想（三井理念）再一次转变为北方文化的大一统思想。以后，北方少数民族再次夺取政权，建立了清王朝（1636～1912年），中华文化在统治阶级这个层面更加难以贴近“三井潭”了。与之相反的是，明朝（1368～1644年）的建立使得中日之间的交往得以恢复，三教合一的宋明理学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再次启动了日本思想文化的进程。藤原惺窝（1561——1619年）脱离禅门转向儒学，被认为是日本儒学走向独立的标志。“三井理念”在日本得以继续发展和创新，表现为各种文化思想的共生共存，相互融合的局面，也促使各种社会力量（社会属性）寻求一种共生机制，最终导致军人、商人和儒学属性三位一体的机能在日本逐步确立起来，这也形成了“三井理念”新的表现形式。
明朝灭亡后，清兵长驱南下。生长于天台山“三井潭”区域的宁波余姚人朱舜水（1600～1682年）投入了抗清复明斗争。失败后，他亡命日本，意欲借兵，以资恢复。他常秘密深入内地，与抗清名将郑成功（1624～1662年）、张煌言（1620～1664年）等一起，北伐长江。兵败后，朱舜水见大势已去，复明无望，于1659年复至日本，开始他二十四年寓日讲学生涯。近代中国变法改革运动的设计师黄遵宪（1848～1905年）认为是朱舜水向水户藩传播的儒家尊王思想导致了“王政复古”的明治维新（1868年）。从朱舜水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军人属性和儒学属性的一次结合。人们通常认为中国落后于日本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如果以“大历史观”考察明治维新前处于江户时代（1603～1867年）的日本，我们不难发现，从朱舜水（1600～1682年）之后，中国相对于日本在思想文化发展方面已经出现了不进则退的落后局面。
清朝康熙皇帝（1654～1722年）几次下江南被文人们描绘成太平盛世的开端，而实际上却充满了血雨腥风。浙东地区的多次抗清活动被镇压下去了，同时清政府进一步加重该地区的赋税和商业限制。更可悲的是，康熙（1654～1722年）、雍正（1678～1735年）、乾隆（1711～1799年）三朝没有接受江南的思想和文化，却动用江南财富并按照江南园林模式在北京修建了耗资巨大的圆明园。1860年，圆明园最终也没能逃过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厄运。中英鸦片战争（1840年）和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的失败极端刺激了清朝统治阶层僵化固守的思想意识。温州平阳人宋恕（1862～1910）是甲午以降变法思潮的关键人物，他徘徊于张之洞（1837～1909年），李鸿章（1823～1901年）等维新大吏与变法新党之间，致力于游说自己的变法主张。在近代中国，最早开始从文化接触的角度研究日本的正是宋恕，他把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与近代日本的堀起这两个课题结合起来考察。
回溯到南宋抗金的温州永嘉人叶适（1150～1223年），明末抗清而流亡日本的宁波余姚人朱舜水（1600～1682年），再对比清末变法运动的思想家温州平阳人宋恕（1862～1910年），他们所面对的社会处境和所处的“三井潭”区域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共同特性和传承关系。当我再次审视自己想要建立起的《东方经济学》思想体系时，不得不将其源头指向宋代的温州永嘉人叶适和他的永嘉学派思想体系。他的“躬行践履”，“经世致用”的功事哲学思想正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可惜，这一思想几乎被历史的红尘完全地埋没了500年。直到日本的田石梅岩（1685～1744）的商人哲学出现，这才看到了叶适思想的重生。田石梅岩的哲学思想在日本被称为“石门心学”，这是与当时的禅宗佛教和阳明心学的历史背景有关。而实质上，田石梅岩的整体思想体系应被归于“实学”，它更加贴近宋明理学的浙东功事学派（实学）。而叶适代表的永嘉学派占据了浙东功事学派的重要地位，因为叶适的思想和理论在当时已经形成相当完整的体系。
“三井理念”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就日本财团本身而言，我在《武士儒商》中就文化层面揭示了它的军人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学属性的三位一体结构。而在前期创作的《综合商社》和《超越日本》这两篇文章中，大家可以看到日本财团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三位一体的典型模式，这也是“三井理念”的具体表现。在日本，可以说各大财团全部是参照和借鉴三井财团模式建立起他们的运营和管理机制。最先开展中唐贸易的新罗（韩国）商人张宝臯曾经为日本近江“三井寺”首任长吏圆珍从浙江天台山“三井潭”取得佛教真经起到了桥梁作用。当今，他的后人李秉喆（韩国三星财团创始人）直接从三井物产承接了“三井理念”建立了韩国第1号综合商社-三星物产（1948年）。过去几十年，韩国三星财团以三星物产为核心成为韩国复兴的中坚力量。三星的一切经营方式都成了韩国其他企业的参照系，凡是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人无不以三星财团为榜样。
日本政府至今还不能坦诚地就他们60多年前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罪行向中国人民道歉，特别是不承认南京大屠杀（1937年）的事实。仅从上面“三井潭”和“三井寺”故事来看，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害怕背负起“欺师灭祖”的恶名，这样深重的罪孽在日本人所信奉的儒释道的神灵面前是一种万恶不赦的罪行。在我看来，日本历史上的幕藩体制现在依然存在。当我们把日本政府视为“幕府”时，那么日本六大财团就是六个支撑“幕府”运作的藩。如果日本政府（幕府）不能顺应历史潮流，那么再一次的倒幕运动也许不可避免。在明治维新的那场倒幕运动中，正是大商人“三井”把握时机及时抛弃旧幕府站到了维新政府一方才得以实现自身的飞跃发展，并加速了日本向现代先进国家跨越的历史进程。
面对过去那段不幸的历史，如果日本政府（幕府）还没有勇气向中国人民道歉，那么，三井财团能否以一个“藩”的地位首先来到浙江天台山“三井潭”在保佑过“三井寺”圆珍大师海上平安脱险的神灵面前表示真诚的忏悔和反省。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我相信“三井潭”的神灵面对善与恶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是得到中国人民的宽容和接纳，回到“三井潭”的初衷，继续发扬共生共荣的“三井理念”，还是不断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而走向对抗，这是日本政府（幕府）的选择，也是日本财团（藩）的抉择。让人兴奋的是，孕育出“三井理念”的三井潭地区正在重新焕发出活力，这里成长起来的以温州商人为代表的强大经济力量终将会震动日本财团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需要注意的是，当代温州商人一定要走出明清徽州商人沉浮的阴影，首先就要从日本三井财团和韩国三星财团的成功经验中发现“三井理念”在现代企业中的各种表现形式，并加以灵活运用。
由于日本始终回避那段不幸的历史，我们的国民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向日本学习”这一话题。从理性上讲，所谓“学习日本”实际上是要从日本追寻回来曾经流失的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思想，那就是共生共荣、三位一体的“三井理念”，它既是我们建立强大企业集团所需要的民族文化，也是我们建立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东方思想。需要特别重申的一点，“三井理念”并非因为日本三井财团而得名，而是由浙江天台山“三井潭”而命名。正如我前面考证的，以三井物产综合商社为核心的日本三井财团也是因为中国土地上的这个“三井潭”而得名的。我迫切期待位于“三井潭”旁的正在孕育中的“温州财团”能够发扬“三井理念”，成为中国大企业集团的模范，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韩国三星财团的三星电子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超越日本三井财团的东芝电器的事例说明了这样的道理：“超越日本”就要首先“学习日本”。
我已经在日本三井物产这样一家最具代表性的综合商社工作了12个年头，在商业实践活动中不断尝试多个领域的工作。在体验日本公司文化的同时，又长期主管美国商品和业务；既与大型垄断型国有公司有业务来往，又与在市场中磨炼成长的民营企业集团建立了密切联系；研究过与金融领域相联系的粮食期货市场，又遇到了国内出口加工企业组织管理的种种问题；业余时间帮助大型民营饲料集团创办过市场情报刊物，又参与其资产管理公司投行业务的顾问工作；担任过大学经贸专业的兼职教师，并结合工作经验编辑了实用的《国际贸易实务》讲义。在三井物产这样一个日本经济组织的核心机构生活和工作12年期间，通过近距离地观察和体验其经营方式和理念，我真正领悟了综合商社的“综合”二字的确切含义，也正是运用获得的这种综合能力不断求索《东方经济学》的真谛。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感。直到今天，当我探寻到“三井理念”的发源地是浙江天台山“三井潭”时，终于可以将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归根于中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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