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是好人还是坏人_百度知道帝王之梦　中华民国国玺之谜
帝王之梦　中华民国国玺之谜　　国玺是封建王朝的帝王在国家大典、重大政事及交换国书时使用的印章，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中华民国是结束两千多年帝制后诞生的国家，有没有国玺？如果有国玺，那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参加者有蒋介石、柏文蔚、吴敬恒、张人杰、甘乃光、陈果夫、胡汉民、李煜瀛、蔡元培等，会议议决于4月18日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将原来广州国民政府的“国民政府之印”改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　　4月18日上午9时，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柏文蔚、吴敬恒、张人杰、甘乃光、陈果夫、胡汉民、李煜瀛、蔡元培等在南京丁家桥前江苏省议会举行国民政府定都典礼。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仓促，其时没有国玺，只镌刻了一方“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由监察委员蔡元培代表国民党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受印。　　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登上中国最高权力宝座的蒋介石，却存有帝王专制之野心，急需要一颗新的国玺来替换“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在他的授意下，11月2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制玉质国玺，文曰‘中华民国之玺’。”后来又规定了国玺的尺寸、形状。由于一时缺乏荆山之玉，只好留待日后。蒋介石、白崇禧（右）、何应钦　　北伐胜利后，为防止诸侯坐大，蒋介石要控制、缩小各集团军的力量，1929年3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矛盾激化，蒋桂战争一触即发。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的李济深以鲁仲连自任，出面调停蒋桂之间的矛盾，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他向蒋介石荐言，不要派遣中央军进入湖南，防止战争爆发。蒋介石装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模样，表示：“请任潮兄(李济深字)转告李宗仁、白崇禧，蒋某决不向湖南派兵。”李济深满心欢喜，电告李、白停止军事行动，说蒋介石已经同意“和平解决湘事”。　　熟料，中央军突然开进了湖南。李宗仁、白祟禧感到被李济深欺骗了，进行电责。李济深对蒋介石的出尔反尔行为也十分气愤，为了表示自己是与广西保持一致的，他电告李、白：“如蒋军继续入湘追击，可予迎头痛击。”　　此电还未发出，便被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所截获。李济深成了阶下囚，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郊区的汤山，罪状为“主使部队抗命称兵，分头发难，谋叛党国。”国民党中央也做出了永远开除李济深党籍，褫夺一切职务的决定。春夜独思，李济深发出“丢了将军印，问渠何所之”的感叹。　　顺带说一下，根据国民政府印信条例规定：最高级别的将军印，即蒋介石，为特级上将，将军印为8.8×8.8厘米；上将印为7.5×7.5厘米；中将印为6.7×6.7厘米；少将印为6.5×6.5厘米。李济深做过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如果他有“将军印”，丢掉的应该是7.5×7.5厘米规格的一种。　　蒋桂战争爆发后，李宗仁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第四集团军很快瓦解。此时，粤系将领、李济深部下陈济棠正滞留沪上，李济深被囚禁后，陈济棠公开支持蒋介石，蒋介石遂委陈济棠为广东特派员，将两广大权交给陈，令其“随即返粤，不必入京”。　　陈济棠受宠若惊，回到广东发表通电，就任中央编遣特派员职务，他命令桂军立即离粤，并计划三个月内将两广军队整顿完毕。　　陈济棠此举加剧了粤桂间的矛盾，不久，李宗仁发兵沿西江而下，进攻广东。陈济棠投靠蒋介石，接任第八路总指挥，调遣蒋光鼐、蔡廷锴部迎击桂军，大获全胜，桂系残部由李明瑞收编。被称作“南天王”的陈济棠　　陈济棠在广东立住脚后，又以李明瑞“赤化广西”为借口，就势夺取了广西的地盘。陈济棠从一位粤军师长一跃而成为“南天王”，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但不知道怎样回报蒋介石，于是他专门咨询了古应芬。　　古应芬字勷勤，广东番禺人，同盟会元老，曾任孙中山广州大本营秘书长、大本营财政部长、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等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古应芬任财政部长，后任文官长。古应芬告诉陈济棠：蒋介石亟须一颗国玺，但没有合适的印材。　　陈济棠立即派人去缅甸，踏破铁鞋，终于寻到一块上好的青翠玉石，以9500元大洋的高价将其购回，并托古应芬带到南京，献给蒋介石。　　蒋介石请玉石专家鉴定，果然是块稀世珍宝，决定以此制成国玺，遂将这块缅甸玉石交给印铸局局长周仲良，让其负责刻玺工程。　　周仲良专门组织了一套人马，自己亲自督制。技正施展华(别号子肩)担任设计绘图，唐源邺(别号醉石)、刘云逵(别号心僧)任监工助理，技正王褆负责监工并篆文，玉匠陈世科、陈燮之父子担任篆刻工作。　　这里要专门介绍一下王褆其人。王褆( )初名寿褀，字季维、福盫、屈瓠，别署罗刹江民，晚年自号持默老人。民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西泠印社的创办者之一。凡钟鼎、籀书、隶书、楷书无所不精，尤通晓治印。他喜欢收集印章，自噱为“印佣”。民国初年曾在北京政府印铸局任技正，袁世凯的“中华民国之玺”，六个篆字就出自他的手笔。　　此次王褆使出浑身本领，书写了“中华民国之玺”几个字，与北京政府的玉玺篆字风格有异，更见功力。　　刻玺工程从日开始，到10月9日国庆前一日琢刻完竣，成为向双十节献的一份大礼。　　南京国民政府的这枚国玺，比北京民国政府的国玺略有扩大，为13厘米，更显厚实庄重。印铸局局长周仲良特意为此事题识如下： 　　国民政府于上年十一月二日第五次国务会议决议，制中华民国之玺一方。续于第八次国务会议核定玺文及尺度。惟以相当玉材难得，久未能制。今年夏，适陈济案同志捐送缅甸翠玉为制玺用，托古文官长赉京。经第三十一次国务会议议决，复经第三十二次国务会议核定玺钮图式，遂于七月一日开始琢制，国庆前一日告成。重九十二两七钱，台高九公分，二面方十三公分。二玺妞为四环柱，分列虞书十二章，取中华民族文明达于四表意。钮顶中端为党徽，示党高于一切之意……　　　　　　　　　　　　　　　　　中华民国十八年国庆日周仲良谨识　　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国民政府明令，于国庆日启用国玺。　　后来，考试院院长看了周仲良的题识，认为该文中有不确之处，特地予以更正。文曰： 　　监制国玺者为印铸局局长周君仲良，其所记经过及度量数字均正确无误。帷诠释钮顶文之青天白日谓之党徽，又云意在党权高于一切，实为随俗之误会。我国父定青天白日为国徽，其意义之广大深远已自明显。三民主义即青天白日之用，天心人意皆以青天白日为大中至正之体，而诚正修齐治平之工夫，亦无不以青天白日为楷模。余追随国父者有年，国府议定玺案余亦在席，因略志之以告后贤。中华民国之玺　　1936年，两广事变发生，陈济棠与蒋介石翻脸，起兵反蒋。他否认自己献玉的媚蒋之举，辩解说献玉是“表示余拥护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如玉之纯粹坚决，爱国爱党意志如玉之坚贞之意”。（《陈济棠自传稿》)　　日，南京国民政府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率领和谈代表飞抵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4日，朱蕴山、刘仲容从北平飞回南京，带来了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一个重要口信：只要李宗仁把总统大印和国玺带在身边，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签订和平协议，并凭此可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宗仁听后默不作声。　　4月23日，李宗仁带着中华民国之玺和总统大印逃离南京，辗转去了广州。不久，李宗仁去美国养疴，蒋介石趁乱恢复总统制，那颗“中华民国之玺”最终被蒋介石带到了台湾。&&陈济棠香港脱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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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堂、莫秀英夫妇与家人在广州梅花村合影
1936年7月，反蒋失败后的陈济棠从广州跑到香港。8月，他赴欧洲考察了一年。回国后，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被蒋介石踢出国民党实力圈的陈济棠，已成为一个政治玩物或摆设。但是，在蒋氏圈内已无所作为的陈济棠，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他不为敌方的利禄所动，坚持抗日立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民族气节。
陈璧君屡被拒于门外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时候，陈济棠因妻子莫秀英在香港肾病复发，向国民政府请假赴港料理妻病。
1938年12月，力主对日“和平”即投降的汪精卫从重庆逃至越南后，香港很快就盛传所谓陈济棠的“主张”与汪精卫相同的种种谣言。
为此，路透社记者采访陈济棠说：“本社得到消息，汪（精卫）与陈将军均主张与日媾和。如果仅汪一人主张，影响不大，倘将军亦主和，则情势当不同矣，究竟将军之主张为何？请有以见告。”
陈济棠听罢愕然，答称：“余素主张抗日，君等如非健忘，当可复案。今日人着着进攻，岂有主和之理？”并告知这位记者：“明日余当致余所创办之德明中学发表演说，阐明主张彻底抗日立场。”
虽然陈济棠的抗日态度表述得十分清楚，并且果真到德明中学发表抗日演说，但是在此演说之后，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依然数次造访陈济棠，希望陈济棠和她一同站在对日媾和的阵线上。只因陈济棠知其来意非善，把陈璧君屡屡拒于门外。
日，陈济棠又接到有关莫秀英病重的香港来电，为此，他再度请假从重庆到港为妻治病。
但妻病未愈，12月8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侵占了香港。这时，香港再次盛传有关陈济棠“变节”的谣言，有的说陈济棠已经在广州发表对日媾和演讲，甚至有言陈济棠已经投奔南京汪伪政权。
当时的南京汪伪政府在香港沦陷后，又派遣陈璧君、褚民谊、林柏生、陈君慧等，前往香港、九龙地区“抚慰”滞留在那里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已被日军扣压的重庆要员。陈济棠也被汪伪政府列为能够“汇合”于日汪“和平运动”的“军政界有力人物”的名单中。
陈济棠也说：“香港已全告陷落，自此余遂置身于敌人势力范围之下矣，日本人索余益急，危机四伏，随时有被捕之虞。”
很快，陈济棠的好友沈以甘果然来告：“汪已派伪广东民政厅长某（在香港）到处寻访，谓汪渴欲公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这一消息，使陈济棠决心逃出虎口―――香港，奔赴国民政府统治区。
携鸦片准备“成仁取义”
由于陈济棠“深知如在港为日军所获，必将被迫与汪伪政权合流，而为其所利用”，之前就曾电请蒋介石并获允准派遣飞机前来九龙，接他全家回重庆。不料所派飞机在粤北南雄失事，且九龙的启德机场也为日军侵占，使“乘机赴渝之举，乃告绝望”。
12月18日，日军由九龙往港岛渡海，战火延及港岛的铜锣湾，陈济棠判断“香港决难久守”；他的妻子莫秀英也说：“日寇欲得子以为傀儡者必甚于他人，子晚节将何以自全？”劝他迅速化装逃难。
病妻之嘱，使陈济棠在感激之余，坚定了出逃的决心，随即把莫秀英和子女托付亲信江茂森。
经与朋友沈以甘、邓瑞人等相商，决定由邓瑞人所属盐公司职员林绍荣负责带领陈济棠出逃。19日化装下山时，陈济棠对子女说：“有人问我行踪，可言我于12日（即日军占领启德机场的前一天）乘飞机到重庆去矣。”
陈济棠还安慰莫秀英：“余昔日历险已多，均能履险如夷，此行决无危险，汝可安心。”并告诉她，为安全起见，这次出行暂改乳名“何养”，并决定先至云咸街华侨中学暂住数日，等待“停战三天”时再行外逃。
而就在陈济棠在作出逃准备时，其妻莫秀英和长女陈佩馨、幼子陈得宁等所藏防空洞上的住宅，中炮起火，“几乎全葬烈焰中”，令陈济棠“惊慰交感”。
12月27日，香港完全沦陷后的第三天，陈济棠为安全而迁居邓瑞人之侄开设于中环的兴发祥号。由于兴发祥号条件简陋，床铺无垫褥，陈济棠腰部受寒剧痛，连饮食也不能起来。陈济棠虽然认识许多在港名医，但为了保守秘密，他忍痛不医。后林绍荣也得此病，经治痊愈，陈济棠也用此方治疗，疼痛终于停止。
此外，陈济棠也做好“舍生存义”的思想准备，请林绍荣取来鸦片“钱余”，准备在必要时服食，以“成仁取义”；同时找来算命书和卜卦龟壳，假装星相算命术士，以掩人耳目。
但就在这个时候，又有旧友二人来访，相劝隐匿香港，必要时可出而维持香港大局。来意明确，企图借陈济棠的名声为日本维持对港统治，以与南京伪政权相呼应。陈济棠对此二位不速之客明确表示：“革命者只有走直线，不能走曲线。”言毕，便向他们出示所藏鸦片，表明抗日之志不可夺的决心，使他们扫兴而去。
遇两名日宪兵搜身
陈济棠因目标已经暴露，被迫再次转移于一卖粥的小店租其斗室暂避。身居港岛的陈济棠，急着过九龙入粤，但是，日本兵每日都在枪击渡海出逃的人，使陈济棠终于打消经九龙回内地的念头。
日晚，林绍荣对陈济棠说：“汝如能耐苦者，可由西环坐小船赴大澳，总较渡九龙被日人枪杀为佳。”
急于离港的陈济棠，完全同意林绍荣所提逃出香港的新路线。10日，林绍荣亲往西环侦察情况，果然不见有日军守备，陈济棠获悉，高兴万分。次日凌晨四点半，即在林绍荣的陪同与保护下，踏上离港之路。
由住处至西环的15里步行中，陈济棠见到沿途都是持证购米者（当时日本人规定每日每人配给六两四钱大米），接踵延绵达数里，不时可见体弱者晕倒在路侧，陈济棠对此感叹不已。
上午七时，陈济棠抵达西环的码头，但出乎意料地见到两名日本宪兵持枪在岸边对上船的人搜身。于是，林绍荣在前，陈济棠随后，均未化装，俨如主仆。日本宪兵先搜陈济棠身，只见兴发祥名片一张和鸦片一盒，别无他物，以为是黑社会中人物，挥手而去。
再搜林绍荣身时，拿走他20元港币后，也放行了。如此顺利过关，陈、林二人同样出乎所料。
从日军枪口下逃生的陈济棠，急急与林绍荣走下小船离港。陈济棠后来得知，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日军即为搜捕他们所要捕获的人，而禁止任何人员从各口岸外出，深感能走脱真是大幸！
陈济棠所乘小船，在海上遇到日轮搜查和躲过盗匪追查之后，于下午两点抵达港属大屿岛西岸的大澳。在那里，有一连日军驻守，使陈济棠未能真正摆脱虎口，但大澳毕竟不同于日军重兵把守的港岛，气氛已经缓和了许多。
随船妇女险引大祸
在大澳，陈济棠住入邓瑞人的香港盐公司办事处，对外身份为新聘“厨役”。由于海面不靖，陈济棠必须按照盐公司的运盐时间和路线安排行止，在那里静候一个星期，然后再以三船同行，以求安全。
由大澳至中山的一切安排，由林绍荣负责，凡有涉嫌违禁物品船上一概不运，所有可能不利于陈济棠安全转移的人员一概不准上船，要求十分仔细和严格。
但恰好有盐公司办事处的人员求情说，顺德籍香港某教授夫妇及其刚刚出生12天的婴儿要求前往内地，陈济棠见此情状，出于恻隐之心，让他们随船而行，林绍荣无奈，勉强同意。
17日下午3时，按计划三条船同时张帆起航，开往中山方向。
在海上，日军上船检查，检查后，将其余两条船放行，扣住陈济棠所搭乘的小船，因为船上有女眷，日军一定要将此“姑娘”淫宿至次日，才准放行。
此事令陈济棠忐忑不安，又招林绍荣频频责难，不知如何是好。后因反复说明此乃刚刚产子妇女，留之无益，好不容易才打消日军邪念，准予开船，但已推迟了一个小时。
经8个小时航行后，于半夜抵中山县民众埠。这是一个日伪控制的地区，必须寻找稳妥之人领路，方能走出此地。
为此，陈济棠在这里又逗留了四天，并得悉在大澳同行的其他先开二船，途遇劫贼，无一幸免。
21日，陈济棠乘小船离开中山民众埠，经顺德大良和新会猪头山等地，抵达国民政府统治区塘下，至此，陈济棠终于脱离了虎口。
香港盐公司驻塘下办事处为林绍荣举行宴席洗尘，陈济棠隐瞒身份一起出席。席上有人说，听说陈济棠已进入广州播音；又有说，听说陈济棠已入南京播音。陈济棠不动声色地说，据我所知的确凿消息，陈济棠已到了重庆。席上的人听后，都面有喜色。很显然，“南天王”陈济棠究竟是抗日，还是与汉奸同流合污，广东人是极为关注的。
罚了势利经理500元
陈济棠在塘下并未久留，即经鹤山、高明抵达肇庆，然后乘轮船赴梧州。
在船中，经理原本允诺租赁卧室给他，但因陈济棠尚未暴露身份，且衣衫褴褛，一派难民相，经理势利，以衣帽取人，最后食言，还出言不逊。
此时，陈济棠恰闻同船有陈公侠军长在（陈公侠曾是陈济棠手下的旅长），故意传言说“陈济棠请他”!这是陈济棠逃难后的第一次暴露身份，但也正是“陈济棠”这三个字，把该经理吓得面色骤然大变，急忙让人为陈开房。
陈济棠为惩戒他，特以中央委员名义宣称他犯有“虐待难民之罪”，罚他500元或监禁一个月，让他自己选择。
经理表示愿以罚款了结，陈济棠即将此罚款捐肇庆医院以作善款。船至德庆时，陈济棠会晤了同船的陈公侠，请他将其脱险经过转托邓龙光总司令（三十五集团军）拍发电报给蒋介石，并向余汉谋、李汉魂通报。抵达梧州时，陈济棠因长途跋涉，惊险辛劳，胃病复发，后转到莫秀英家乡茂名休养。
过了10天，陈济棠接河源来电，知家人已从香港脱险至河源。再经一月，几经遭劫的莫秀英携子女一行，一路辛苦，终于由老隆经韶关、桂林、柳州抵达茂名老家储良坡。
见到妻儿的陈济棠，在他后来写的回忆文章中说是“涕泪沾襟，欢情若狂，所谓悲喜交集！”&解放海南 叶剑英派人策动陈济棠_时政频道_新华网
解放海南 叶剑英派人策动陈济棠
日 10:44:57
《海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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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赖、洪2月9日关于海南岛情况及渡海作战方针致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请示电报中，还有这样的内容：“叶剑英同志曾派人去策动陈济棠。陈表示无兵权。六十四军军长张其中与六十三军之三十三师现有些线索。前粤敌突击支队司令张镇桓(有小炮艇五，机帆十五只)已有初步关系，他正在挖三舰队的墙脚，可能有些希望。另琼岛敌一师长想要我们四十万港币去收买。总之，目前形势下，敌漏洞是有的，看我们是否会钻，现分局已组织一策反委员会，在广州、琼州、雷州半岛分别进行，上层下层分别去搞，对港口敌守备则政治争取、经济[收]买双管齐下。”
　　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毛泽东十分重视秘密策反工作，在1月10日的电报中就这样要求：“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三四个月内获得成绩。”
　　叶剑英派人策动海南特区行政长官陈济棠，确有其事。据梁国武《陈济棠、薛岳在海南的最后统治见闻》(《广东文史资料》第17辑，1964年版)中说，陈济棠“在海南期间，中共也多方设法争取陈济棠起义或不到台湾，叶剑英曾托黄麟书的同邑进行游说，李洁之、彭智芳、卜汉池等陈济棠的旧部，在自己起义反正后也通过各种关系对陈济棠做了一些工作，但都不能改变他的态度。”
　　为什么策反不成功?其实陈济棠是一个死硬的反共分子，策反他诚属不易;但他“表示无兵权”，这倒也是实情。上年10月30日，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主席陈诚，奉蒋介石之命，自台湾乘专机飞海口视察海南防务。陈诚此行的结果，是由薛岳出任海南防卫总司令，陈济棠失去了海南的实权和主导地位，薛岳取代陈济棠成为解放军解放海南的主要对手。梁国武在回忆文章中，就专门写到由此造成的陈、薛在海南的矛盾：“海南警备总司令部的裁撤，对陈济棠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据说：这个策划，是陈诚所出的主意，目的是造成清一色的陈诚系势力。当时国民党手上只剩下台湾和海南两个基地，台湾已掌握在陈诚手，海南再交给陈系的‘打手’薛岳，陈诚就成了国民党内唯一的实力派。”“陈有一个时期，态度极为消极，既不到特区长官公署办公，复谢绝会客，每日唯携爱妾冯锡如在海南各名胜中闲逛。直至获得宋子文支撑，另行组织起三个警保师，才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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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棠与红军的一段交往
　　陈济棠与红军的一段交往
（），字伯南，广西防城县人，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毕业于黄埔陆军小学、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在广东地方部队中任初级军官。1922年，陈炯明叛变，奉孙中山之命讨逆。及广州光复，升团长、旅长、师长。1931年，驱走省主席陈铭枢，成为独霸广东的“南天王”。
　　1934年春，蒋介石调兵遣将，准备投入兵力100万，对红军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老蒋手头军队不够，除了嫡系部队和杂牌部队外，他想把陈济棠手里的广东军队全部调入江西，与红军作战。
　　为了做陈济棠的工作，蒋给陈济棠打电话，让他派一个军事代表到南京，商讨出兵计划。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听说此事后，来找陈济棠，说他想去南京。
　　陈维周是个星相师，精通八卦易经、相人之术，据说给人看相非常准，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去看看蒋介石的相。陈济棠在其兄的影响下，也非常迷信，凡重大行动前，须找人算卦扶乩，再作决定。听陈维周想见见蒋介石，他也认为这是个为老蒋看相的好机会，便答应了。
　　行前，陈济棠对与陈维周一块去的陪同人员反复嘱咐，如蒋要派兵，一定要向蒋提出很高的条件。
　　陈维周一行到南京后，蒋介石约在陵园官邸会面。蒋本来是要陈济棠派高级军事人员去商谈，见来者是陈维周，极不高兴，他很简单地对陈维周说：“现在国家的大患，不在于东北，而在于江西的‘共匪’，中央决定用全力来扑灭此大患，要组织东、西、南、北四路大军包围合剿，南路总司令一职，要伯南来担任，望转告伯南要尽力为之。”
　　“是，是。”陈维周连声答应。趁此机会，与陈一块去的陪同人员讲了一些广东军费困难的情况。
　　这次见面，谈话时间不到30分钟，蒋就叫侍从副官送客。陈维周离开南京时，专程到奉化溪口，看了蒋氏坟墓的风水。
　　不久，蒋介石按照陈济棠的请求，将广东军费由每月40万元增加到60万元，另一次性发给开办费80万元，机关枪100挺、重机枪50挺、迫击炮40门、弹药1000多箱。陈济棠当然知道，老蒋一下子这么慷慨，是想利用他消灭粤北、赣南的红军。
　　陈济棠虽然接受了蒋介石“围剿”江西苏区南路总司令的任命，但他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想在粤北，更不愿意去江西替蒋卖命，消耗自己的实力。
　　陈深知蒋介石为人，蒋要他从南路进攻红军，是“一石两鸟”之计，想使他与红军两败俱伤，蒋坐收渔翁之利。
　　陈济棠深知蒋介石的为人，自己在广东称王，是为蒋所不能容忍的，现在蒋之所以没有过多干涉，是他自顾不暇。一旦蒋从围剿红军中抽出手来，下一步将会收拾自己。
　　陈济棠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赣南、粤北红军的存在，对自己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红军可是隔断蒋介石中央军从江西进攻广东最好的屏障。有了红军的存在，就不担心蒋介石打自己了。从老蒋北重南轻的军事部署上，可以看到他的另一个企图，就是企图把红军赶入广东地盘。如果这个时候自己主动进攻红军，可是正中老蒋的下怀。
　　因此，陈济堂“进剿”红军行动缓慢，他并未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完成碉堡封锁线，也没有组织南路司令部，只发了一封就职通电，调子倒是唱得很高。
　　在兵力部署上，陈济棠投入粤东的兵力大于入赣兵力。陈济棠这样做，与其说是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倒不如说主要是为他自身的利害着想，目的是防堵红军进入自己的地盘。
　　蒋介石也不糊涂，他知道陈济棠的用意，在镇压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后，随即派其嫡系李玉堂部，陈兵闽西南地区，虎视眈眈，威慑广东。
　　老蒋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使得陈济棠考虑再三：进攻红军吧，两败俱伤，于己肯定没有好下场。而按兵不动，软拖硬磨，又怕蒋介石翻脸。
　　蒋介石对陈的表示十分不满，多次给陈济棠拍电报，催促其赶快向红军发动进攻。而陈阳奉阴违，不敢和红军作剧烈战斗，派出的军队与红军偶有小接触，便大肆渲染，夸大战绩，向蒋介石报告，以此继续领取蒋介石的军费。
　　陈济棠知道，老蒋的耳目很多，长期这样下去终不是办法。那段日子，他茶饭不香，思考着对策。
　　最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陈济棠脑子里形成。对，这可是个好办法，陈济堂一拍脑门，决定就这样干。
　　经过一番准备，他派出以李扬敬第三军为骨干组成的南路军，投入6个师、1个航空大队、1个重炮团的兵力，向中央红军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区发动进攻。
　　与此同时，他又派出密使，和红军拉关系，企望与红军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周恩来郑重地嘱咐：“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行。”接着，周恩来向何交代了联络暗语等项事宜，从抽屉里拿出朱德写给陈济棠所部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的信。
　　黄师长大鉴：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
　　专此，顺致戎祺朱德手启十月五日“我一定完成任务。”何长工接过信，兴奋地说。第二天，何长工带着朱德的介绍信，和潘汉年一起上路了。
　　听说红军已派出代表前来谈判，陈济棠非常高兴，当即命令独一师二旅长严应鱼，带人前往迎接。当时，严旅驻扎在岁塘镇，接到陈济棠的命令后，严立刻派出特务连连长严直率一个连的人马，来到中央苏区与陈济棠防区的交界处羊角水附近等候。
　　天色已晚，在预定的地点，他们迎来了何长工和潘汉年。
　　严直同他们一见面就悄悄地说：“我听到了你们的宣传，也看到了你们的宣传，是啊，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
　　为保密起见，严应鱼为他们专门准备了两顶大轿，路上每遇岗哨盘问，连长便高声说：“这是司令请来的贵客。”把他们呵斥回去。
　　大轿一直抬进岁塘镇，在一幢崭新的两层小洋楼门前停下了。这里是严应鱼的旅部，当晚两人被安排在楼下休息。
　　第二天，在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密谈开始了。经过两天的谈判，达成了5项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当时，为了保密起见，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协议只写在双方代表的记事本上，并未形成正式文件。
　　谈判期间，何长工接到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
　　陈济棠的谈判代表很敏感，马上问：“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回答道：“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此时，何长工心里明白，红军已经决定实行战略转移。
　　停战协定签订后，陈济棠又要严应鱼送给红军大量食盐和1000多箱子弹。
　　蒋介石向中央苏区一天天进逼，形势越来越严峻。10月2日，中央军革委下达了突围转移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在安远、信丰的新陂小溪和赣县的马岭等地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锁钱，从南康、大庾岭边缘地区进入广东边界。
　　得知红军进入广东，陈济棠履行协议，在湘粤边境划了一条通路，让红军通过。
　　这天，陈济棠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把同红军协议基本内容作了传达，告诉他们，红军只是借路西行，保证不侵入广东境内，红军路过时互不侵犯，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
　　为了蒙骗蒋介石，陈济棠同时命令部队广筑工事，四处设防，如临大敌，拿出一副与红军决一雌雄的架势。
　　当时，负责指挥警卫旅的少将副旅长兼第二团团长黄国梁，与叶剑英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曾多次表示不愿与红军对打。接到陈济棠的通知后，他喜形于色，指挥部队设法避免与红军接触。
　　五十多年后，何长工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们从王母渡、新田间全部渡过信丰江，沿大庾岭边缘进入粤北，突破了蒋介石责令由粤军组成的第一道封锁线。蒋介石得知这个情报后，大为惘然，即令陈济棠、何键火速出兵，在粤湘边之汝城、仁化至乐昌组成第二道封锁线。陈济棠接到电令后，着将北区绥靖主任、韶关作战地区司令李汉魂率独三师、独立警卫旅赶至仁化、乐昌、汝城附近设防。在设防中李对其下属军官说明已同共产党达成不互犯协议，让出红军西进道路。
　　蒋介石眼巴巴地看着红军通过陈济棠的防线，他如梦初醒，大为光火。蒋给陈发了份措辞严厉的电报，怒斥陈“拥兵自重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蹿，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污点”。并急令“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落衍”，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陈济棠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乃令叶肇、李汉魂和李振球师分头沿乐昌、坪石尾追红军入湘，作出反共的积极姿态，显示对蒋的“恭顺”。
而这一切，都是马后炮了。红军早已突破湘江，向贵州方向挺进。
　　陈济棠一生反共，但客观地讲，他在主政广东这段时间，为广东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1980年夏，陈济棠的儿子―――美籍华人陈树柏教授偕夫人来北京讲学，邓小平在接见他时还专门说道：“令尊治粤八年，建树很多，至今老一辈的广东人都非常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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