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与日常生活中的环境发生冲突，使得我们的愿望、兴趣和信念事与愿违，因此，我们闷闷不乐，情绪低落。&动物无法支配自己的行为。它们的交配、生存和繁衍受自然环境的控制和支配。&人作为有思想有语言的灵性类动物，能脱离环境的支配与控制，但无法摆脱内心与环境的冲突。&所以，人类虽然拥有了动物无法拥有的特权和欲望，但享用和选择特权和欲望时会产生一定的内心冲突，这些特权和欲望也就成了人类的重负。&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说：“世上只有两种感觉；即爱和恐惧。世上只有两种语言：为爱和恐惧。世上只有两种行为：是爱和恐惧。世上只有两种动因、两个过程、两种架构、两个结果：爱和恐惧，爱和恐惧！”&确实，爱作为人类世界的主旋律，一直是人们口中的话题与心中的向往。但爱的背后无法估量的恐惧。&爱和恐惧是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常常在我们的内心发生着冲突。&爱和恐惧的内核里又包含着忠诚与背叛，忠诚与背叛又是一对冲突。动物可以和任何配偶交配、生育，但人受到信仰、道德观和责任感的约束，不能像动物那样随心所欲。&这就使得人在感情方面很患得患失。爱的一方非常担忧恐惧对方是不是真的爱自己？&当我们意识到这种冲突的存在，并想依此做出选择时，就要去寻找前提条件。那就是我们对于爱的愿望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明白我们是否真的喜欢对方，还是仅仅觉得自己应该去爱或者对方应该是爱自己的，就以为是爱了？&其实要区分是否是真爱很简单。&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假设越多越不接近真相，反之，越接近真相。以此推测可得出：让我们产生的恐惧越多越不是真爱，越少或几乎没有则越是真爱。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对方，都同样适用。（别说我胡扯啊！任何领域的知识都可以融会贯通，虽然我现在看不进专业书籍，但其他领域的书籍里都能看到教育性的东西。）&面对爱和恐惧的冲突时，我们是同时放弃两者，还是其中之一？同时放弃两者的人，或许已经看破红尘，参透世事，达到了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五蕴皆空的境界。常人，一般都会做出选择。但很少有人知道，放弃有争议的那一个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爱与恐惧已经在心中混作一团，很少人能如此清醒与理智。&为何我们会爱上了，又恐惧对方抛弃与背叛自己的内心冲突？归根结底，还是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独立意识，无法做到坦然面对爱的开始与结束。&正在恋爱中的女孩都渴望自己的男朋友用“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里怕摔了”的方式去宠爱她。&完全可以，热恋时你的男朋友一定能做到！&这大概是每个女人的愿望，同性恋者也是如此，而且希望自己的男朋友、老公一辈子都这样爱着她。&不好意思！我要给有这样想法的人浇盆冷水，让你清醒一下。因为物体相遇都会产生波峰和波谷，爱情也是如此，没人能维持在波峰不往下降落。&无论，对方如何承诺、如何发誓：海枯石烂心不变；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你听了心花怒放之后，还是要保持清醒！&那只是人们理想中的爱情状态，婚后是以责任心的多少体现一个人的爱情浓度。&有此想法的人都会太过依赖，缺乏独立意识的去爱一个人，失去自我的爱往往是极端的爱。然，恰恰就是这类爱情会衍生出一片死亡的阴影，那就是恐惧。对方让你产生的恐惧有多少，真爱的成分就会少多少。&恐惧是我们的自我保护意识起的效应，因为担心自己被伤害、被抛弃。恐惧会让内心堆砌其一堵保护的心墙，恐惧有多严重，心墙就有多厚实。&当防御伤害的心墙越来越厚，占据了整个内心，爱就变得无处立足容身，那时我们可能会失去爱的能力和欲望，对某个曾经爱的人，也就不会再爱了，而我们也变成了恐惧的囚徒。&每个处在恋爱状态中的人都会有爱和恐惧的内心冲突，哪怕进入婚姻也是如此。&通常，发生冲突的起因来自于个人的信念、信仰或者道德观、等等，只有当我们建立和完善了价值观后，我们才可能认识、减少并解决这些冲突，做出合理的决策。&但价值观必须是我们自己建立的，如果是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就很难指导我们正确的抉择。并且，价值观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容易被新事物、新现象、新知识，更新与抛弃，具有很强的不稳定因素。&当然，我们既短暂又漫长的一生中，会有很多破解冲突的办法。我们的爱好兴趣、我们的人生阅历、我们的工作创意，等等，都会让我们理智的选择与取舍，&有选择与取舍就会有遗憾。&不过，留点遗憾在人间，也许是件美事，好让我们在下一个轮回去完成未尽的人和事。PS:1.我码字、编辑、截图、排版，不过可能又会出现错误，请指出！请转发！2.写得很晕乎，不知你们看起来是否晕乎？这么理性的女人应该是不讨人喜欢的！3.第300个粉丝来的时候，我会在文章后面留言提醒的。4.我已经给你们发福利了，所以，快到我的碗里来吧！盛红(gh_b9d802cf97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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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空间决定情感空间。空间距离近了，情感距离也就近了，反之则远，使我们和家人的交流互动越来少，友情、爱情、亲情也越来越淡薄疏远。
文章既枯燥又有点长，耐心看完就是对我的赞赏，谢谢！如果你此生没有为爱去勇敢睡一次，那么你至少应该为美食去勇敢吃一次。美食和爱一样温柔。美食的味道，爱的味道，才是人间的味道。所有美丽的绽放，都经历过灰色的死亡；所有的死亡又都有过美丽的绽放。
一年四季流淌着没有目的，却早已设定的流程和美。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谁说废弃就会变成荒芜？它依旧可以换一种方式继续美丽！说真话的人属于个体，沉默的大众属于群体。
同样的风险，个体只能单独承受，而群体则可分摊承受。
所以，大多数人都选择做沉默的群体。美无处不在。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美，整合着、分生着又关联着。即便是在人生最痛苦的时候，我们也总是用美的事物支撑我们活着的信念，用美的法则来编织我们未来的生活。让教师回到普通人的位置，减轻老师被人性考验的压力，也让家长不再为教师节送不送礼而左右为难，取消教师节，拆除道德的制高点，解开道德的枷锁，拿掉假大空的皇冠，是教师和家长得到解脱的最好办法。史上倾城的女子，我只知道特罗伊的海伦。美，让一座城毁了。
史上倾国的女子，我只知道周幽王的褒姒。美，让一个国亡了。当年花好赠与谁，浮生堇年梦几回？与谁，几回，无言以对……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假设越多越不接近真相，反之，越接近真相。以此推测可得出：让我们产生的恐惧越多越不是真爱，越少或几乎没有则越是真爱。我不分享轻松筹，是为了让低收入人士内心不冲突、不纠结！从压抑的等待，到经过狭窄的通道，再到宽阔的地带，多像是一个婴儿降生的过程，一个新生命终于来到了世界。旅行的过程，就是认识自我的过程！经济的飞速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很多人都十分讲究身体的保养与排毒，他们坚持运动，定期辟谷，身形外貌几社会学家性学专家李银河老师说：“从人性上讲，一夫一妻制是不人道的。”所以，如果世间真的有忠贞不渝的感情，那么最合适执行的对象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朋友圈也是人待的地方，不管是现实的生活还是虚拟的网络，都是社交场合，不仅看人，还看脸。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梦里寻她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写在文章前面：昨天打开公众号，看到有几条留言，是一个刚关注我的朋友发来的。她说给我讲了她的故事，她很抑郁，希她说：“那不是我的船，只是一架在我身边降落、又飞走的飞机！”暑假已近结尾，和妹妹相约二十日坐飞机贵州行。
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我还是第一次坐飞机！不过那是有端午节，微博、群里、朋友圈，一切能上网的平台上都在纪念伟大的屈原先生。而我想穿越时空，找屈原先生谈一谈。
去年暑假的时候我买了胡赛尼《追风筝的人》 这本书，书的标题和简介语很吸引我 与众不同、独树一帜又无法命名或定论的事物，统称另类。另类的契约婚姻是因为我找不出更合适的名称来标设我想表达本来我想把这篇文章写得诗情画意一些，但传说年是个妖怪，总是在每年的除夕夜出来抓小孩，祸害百姓。后来百姓们偶然 周末阴雨的午后，我正在厨房间洗碗，传来一个男人的喊声：“打麻将啦！”循声而去，看见楼下小公园里一个黑衣中年 马路无法躲避高跟鞋敲击的声响，落叶用剩余不多的黄、红涂染着夕阳。暮色的边缘紧挨着夜晚的边缘，却不问候对方： 有次和妹妹去珠江路市民体育文化中心的法朵餐厅喝下午茶。旁边一桌的四个美女（看上去都不年轻了，步入中年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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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是个体结束自我生命的行为。这里为什么要说“个体”而不是说“个人”？是因为自杀不仅仅是人类结束自我哲学家认为：“女人是感性的动物，认识事物以灵敏的直觉为先导，缺乏理性的认知，逻辑思维也容易混乱，不宜和她们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众人熟知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写的《春夜喜雨》。春天的雨是中国几千年来，可以说所有的男欢女爱、私定终身，大都是女人奋不顾身，似飞蛾扑向火光，化成烟灰，落进尘土。皇帝三gh_b9d802cf979b随笔、杂谈热门文章最新文章gh_b9d802cf979b随笔、杂谈女孩为脱毛竟“烧烤”四肢 专家：脱毛“土法”不可取
新民网报道：嫌自己体毛重，不惜用打火机点火烤自己的四肢，没想到脱毛不成，胳膊反倒留下疤痕累累。近日，一位母亲带着&遍体鳞伤&的初中女孩来上海求医，希望能彻底解决让女儿不惜自残的多毛问题。专家表示，自行除毛不当很容易造成一些危害，&爱美一定要选对方法&。
女孩火烤体毛留下疤痕
　　女孩琳琳（化名）今年上初中二年级，因为天生体毛有些重，平时一直挺自卑，很少穿短袖。一年前，琳琳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用火烤焦体毛，体毛再长就会比较慢。琳琳便真的开始尝试，起初感觉的确比平时用剃毛刀刮要长得慢点。
　　之后，女孩多次用打火机贴近皮肤烧烤体毛，其间好几次不慎灼伤皮肤，但因为不严重，过几天便愈合了，就算留下疤痕也不明显，因此一直没有被家长发现。直到前几天，母亲给孩子盖被子时才发现女儿手臂上有多处很淡的小疤痕，再看四肢上竟然都有。追问之下，母亲才惊诧地发现女儿竟在用如此危险的方式脱毛。
经过考虑，母亲拖着女儿来到整形医院做激光脱毛，免得以后她再想出什么稀奇古怪的方式伤害自己。
专家:除毛不当容易造成伤害
　 & 专家表示:引起女生体毛浓密的原因可谓多种多样，主要有内分泌因素、遗传因素、药物因素和疾病因素等等。根据相关市场调查显示：在体毛较重的女性中，70%左右选择自己在家处理，8%左右的女性去过美容院脱毛，超过15%的女性会去医疗机构治疗。
　　在日常生活中，女性最常用的脱毛方法便是用剃毛刀刮，其次是使用脱毛膏等化学物脱毛。此外，还有很多五花八门的&土方&，比如蜜蜡脱毛、贴布、夹子拔、线刮等等。甚至有一些匪夷所思的方法，比如前面说到的火烤。
对此，专家提醒，自行除毛不当很容易造成一些危害。如使用剃刀等物理性脱毛方式，易导致毛发断裂，&内嵌&导致毛囊炎；使用不当也可能割伤皮肤，造成色素沉淀或疤痕，久而久之还会使皮肤角化粗糙。而蜜蜡、除毛膏、除毛摩丝等化学性除毛方法，可能对皮肤造成刺激及敏感反应，对除毛膏过敏者不可尝试药物除毛。
&安全有效的零点激光脱毛
目前市面上最流行的有效安全脱毛方法就是激光脱毛。激光脱毛是永久性脱毛的方法，能有效去除身体的多余毛发，治疗过程轻松舒适，安全无副作用，在脱毛的时候还有嫩肤的功效一举两得。市面上激光脱毛的仪器有很多， 受到普遍欢迎的是零点激光脱毛，它可大面积清凉无痛永久脱去多余毛发，有效保护周围皮肤，更重要的是在脱毛的同时还可以缩小毛孔，美白嫩肤，可谓是一举两得。
关于奥拉克
奥拉克医疗美容整形医院是是在大连地区的一家纯韩国际整形美容医院，全班韩国医生坐诊，全部韩国仪器设备，全套韩国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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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意大利,切里尼奥拉
　　他们从来没见过的战争方式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成为第一个在意大利出生而踏上新大陆的人。那以后的四百五十余年,成千上万意大利人来到美国。从1943年―1945年,一百多万美国人―――许多来自意裔美国人家庭,还有很多人的父母、祖父母或者祖先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或者在亚洲、非洲出生―――来到意大利。他们主要是年轻人,绝大多数在美国军队中服役。他们并非移民过来开始新生活,也不是来侵略占领,而是前来承担防御德国及其卫星国空袭的任务,来把德国人驱逐出意大利,来解放这个国家并让它选择自己的政府。他们登上欧洲大陆之前,意大利人刚刚推翻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统治,但这个国家到处都是他20年统治留下的痕迹。墨索里尼不是希特勒或者斯大林,但他仍然给北非和意大利带来巨大的灾难。意大利本来是一个有许多手艺纯熟的工匠以及经验丰富的农民的国家,充满如此多的生机与活力,还有众多的艺术品、美食和好酒,令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羡慕,但墨索里尼把它变成了一个实际上没有年轻男人的国家,一个几乎什么也制造不了的国家,一个接近大饥荒边缘的国家。他集合起全国几乎所有的年轻男人,强迫他们参军,他想当然地希望这样能使意大利进入大国之列。到1943年,它成为一个老人、妇女和孩子的国家,他们几乎都处于饥肠辘辘、病体缠身、缺医少药的状况下,而且承受着其他重重痛苦。美国军人从小就相信意大利是一个贫穷、人民逃散的国家,但直到他们来到意大利,才对墨索里尼造成的意大利的一贫如洗有所体会。　　墨索里尼没做完的,德国人做了。在1943年盟军登陆之后,德国人退往意大利北部,带走了几乎所有东西―――所有的食物、酒,还有各种车辆(无论是马拉、机器动力的还是手推车)、艺术品,只要他们能带走的。　　1944年9月的一个下午,乔治?麦高文和他的同船伙伴到达那不勒斯港。从甲板上,他们看到几十个男孩子排队站在码头上,伸出双手用蹩脚的英语喊着“芭比?卢斯糖”,或者“贺喜糖棒”,或者“口香糖”。船上的美国人刚把手伸到口袋里,扩音器响起来,船长说:“现在听着,任何人不能扔任何东西给这些孩子。这些小孩都饥肠辘辘。几天前一艘美国船到这儿,士兵向他们扔糖果,孩子们跳下水去捞,淹死了好几个。我们不想这种事再发生。我们到这里是来帮助这些人,不是为了淹死他们的孩子。不要扔任何东西―――我说的是任何东西。”麦高文记忆中,他们是“脸色苍白,细腿伶仃的孩子”,他承认:“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处于饥饿边缘的人。”当天晚上在那不勒斯附近的陆军航空队基地,麦高文能听见“母亲在垃圾桶周围四处搜罗,寻找能带回家给孩子的零碎食物”。　　美国士兵曾经历过大萧条,他们中许多人也曾缺衣少食,但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对意大利人来说,他们是不可思议的富裕。他们的制服比意大利军队的要好得多,也比德国军队的好很多。他们仿佛有无数的食物、汽油、武器、卡车、吉普车、飞机、帐篷、医药、照相机、钱、电影和放映机,等等。　　新来的美国人会发现自己的国家与其他国家差异巨大,甚至与他们最近的盟友大不列颠也是如此。罗兰?帕平少尉,被任命为第455轰炸机大队741中队的一个导航员,和麦高文一个中队,也是乘船到意大利的,但帕平乘的“生锈的破船”把他们机组扔到突尼斯,他们从那里乘一条英国游船渡过地中海到那不勒斯。这听起来不错,而且的确如此―――不过只是对军官而言,对士兵却并非如此。帕平发现“英国人对军官、士兵之分的看法跟我们完全不同”。作为一个军官,他和另一个人进了头等舱,“享受通常是给头等乘客预备的奢侈待遇”。士兵则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船舱里睡吊床。士兵的卫生设备“是一个耻辱,因为那儿发出人类无法忍受的臭气”。　　麦高文、帕平和其他几百名陆军航空队的补充兵员乘卡车横穿意大利,几乎是一直向东走,到达离切里尼奥拉约五英里开外的机场,在福贾西南方向约二十英里。切里尼奥拉曾以墨索里尼法西斯党的中心而闻名,而且是一个避难所,接纳因盟军频繁轰炸福贾而逃出来的意大利人。战前这个镇有25,000人,但到1944年这里容纳了两倍于此的人口,没有一个年轻男子。切里尼奥拉一词意思是“谷物之土”,因此也是“cheerios”(一种谷类食品。―――译者注)一词的词源。这里生长硬麦,是意大利,也许是世界上制作意大利通心粉的最好材料。古罗马人把麦子存在地下,筒仓倒扣上去。他们用木头把地洞盖上,免得下雨时水漏进去。现在切里尼奥拉附近还有600个这样的储存地,上面全都标着罗马数字。据本地人说,这是世界上惟一一个用这种办法储存硬麦的地方。然而,墨索里尼为他的军队耗尽了切里尼奥拉的资源,在1944年,没人能说这里曾是罗马人的主要农业中心。尽管这里总的来说土地平坦肥沃、雨量充沛,但1944年几乎什么也没种。橄榄树无人照管。人的情况甚至更坏。　　一位陆军航空队军医官作了如下描述:“这个镇是个蓄水池,疟疾、性病和由苍蝇蚊子传播的痢疾在这里聚集。满大街的孩子模仿他们的长辈随处大便,因为没有下水系统和厕所。他们在黑市上一找到食物就吃,食物来自从爬满苍蝇的水果店到寄生虫肆虐的肉店,肉店里烂肉是正常的,好肉则是例外。没有医药,儿童死亡率惊人,脾指数是40%,疟疾是儿童病―――因为成人一直都在得这个病,对他们而言这不叫病。维生素缺乏症、肺结核以及明白无误的饥饿到处都是。能听到的惟一音乐来自葬礼,葬礼乐手是全职工作。”　　切里尼奥拉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日,它的现代化的大教堂已经开始建设,此时美国内战正酣,罗伯特?E李将军的军队正在挺进宾夕法尼亚州,准备开始葛底斯堡战役。大教堂的圆顶宏伟醒目,飞行员在10英里之外就能看见。麦高文回忆:“好多次我一看见圆顶在前方出现,就能确定飞机没有偏离航线。”直到21世纪,它仍矗立在此,加固之后显得更有生气。　　附近是坎尼的遗址,一场最著名的战役在此发生。公元前216年,迦太基的汉尼拔在切里尼奥拉建立基地,因为那里贮藏着粮食。在11英里以外的坎尼,汉尼拔以超过一倍的军队包围了罗马部队,并在一个下午之内消灭了他们。大多数美国人从来没见过一座百年历史的建筑,也没有见过能追溯到18世纪中期以前的古战场,更别说这种两千多年前的遗迹。一位456轰炸大队的飞行员罗伯特?S卡普斯少尉,参观过坎尼后,极有兴趣,后来写了一本汉尼拔的传记。　　当德国人撤退,英q国第八集团军扫荡过去之后,切里尼奥拉的人们希望能置身战争之外。他们无法置身事外。1944年1月,陆军航空队到来了,他们把切里尼奥拉附近的地区改造成一个主要的机场,一场不可思议的行动风暴就此开始。无数的地面支持车辆和巨量物资都送达这里。两千多名455和456轰炸大队的年轻人进入基地。橄榄绿的军用帐篷在橄榄林里形成一个城市,外加大量地面支持设备、燃料、炸弹、弹药、食品、医药和其他后勤保障品,而且这些东西每天都还在往这里运。切里尼奥拉的人们开始了解美国人打仗的方式。他们从来没见过能与此相比较的战争方式。　　我的生活增添了几许温情　　21岁的霍勒斯?W兰福德中校是741轰炸中队第一任队长。①他在1944年初来到切里尼奥拉。那时这个镇子离北边的前线只有六英里。这里的机场1943年被第十五航空队轰炸过,后来被德国人放弃了,现在境况很差。大队有64架b-24,兰福德驾驶其中的一架。没有硬质停机坪(停机跑道),轰炸机要么翼尖挨着翼尖,要么机首接着机尾排在小小的跑道上。尽管如此,飞行员还是设法起飞降落。他们起初的任务是帮助僵持在意大利西海岸安齐奥滩头阵地的部队,鼓舞他们的士气,切里尼奥拉基地的轰炸机被编组到其他大队中。b-24和b-17直接飞到滩头阵地上空,让美国的地面部队看到他们令人敬畏的力量。兰福德记得那是“一种令人兴奋、难以忘怀的景象”,轰炸机群“从目力所及的前方”伸展到“目力所及的后方”。　　为了给b-24和b-17提供足够的空间和跑道,美国人运来推土机。他们推平曾是麦田的地方,工程师在上面为4800英尺长的跑道铺上钢垫,并且建造滑行道和硬质停机坪。他们没有自找麻烦去修机棚―――所有对轰炸机的维护、修理和其他工作都在露天进行,从一开始到战争结束都是如此。　　第456轰炸大队征用了一座旧农舍作为司令部。两个砖砌的建筑作为机组人员的简报室和导航员与投弹手的研究室。　　第455轰炸大队司令部在跑道的另一侧,是一个贵族的产业的一部分,但年久失修。大队指挥官们住在一个农庄的牲口棚里,这里也用于对各个机组发布战斗任务简报。这房子是石头垒成,没有窗户,已经一部分沉入地面以下。人们不得不费力地清扫里面积存多年的粪肥,干活时还要和虱子做斗争。简报室后来也用做电影放映室。　　741中队的兰福德队长用抛硬币的方式从743中队的队长那里争到一间谷仓。谷仓上部有两个隔间和一个鸟舍。它旁边是一个小的储藏屋,归743中队。“在清理出成吨的垃圾后”,741中队用一个隔间做了军官俱乐部,另一个隔间做士兵俱乐部。至于鸟舍,兰福德敲下里面的栖木,糊上窟窿,清理好内部,还刷了刷,又建了一部梯子,这样就将其变成他和其他五个军官的住所。　　一开始,士兵都睡在胶合板的大箱子里,这些箱子原来是放在b-24炸弹舱里、用来把行李运到意大利的。兰福德说:“你无法想像这种居住条件。”人们不得不排队等着填满他们的餐盒,一旦下雨―――这是常有的事―――他们就得到处躲雨。兰福德雇用当地的劳工建了一个石砌的食堂。在此过程中,他得知居民当中有人向德国人报告机场内的所做所为:一天晚上,美国人称之为“轴心国萨莉”的德国宣传广播员―――他们爱听她的节目,因为她放美国音乐―――说:“741中队,我们看见你们在下面建食堂了。你们肯定没法　　用上这个食堂,我们会在完工前轰炸它。”德国人从来没来轰炸过。(基地的防御由英国防空小组负责,因为切里尼奥拉是英国第八集团军的防区)　　“轴心国萨莉”似乎知道一切。无线电操作员罗伯特?哈默军士隶属于742中队。1944年春天,有一次,他的中队―――外号是“象棋盘”,来自他们的机尾徽记―――执行一次任务,两架me109盯上了一架失去一个引擎的掉队飞机。轰炸机飞行员命令机组成员降下起落架表示投降。me109靠近过来押送b-24到降落地去,一边一架。飞行员命令机组成员开火,打下两架战斗机,安全返回基地。当天晚上,“轴心国萨莉”宣称“象棋盘”的轰炸机将是德国战斗机优先考虑的对象。这个中队换了数次徽记,但德国人还是盯着他们。哈默说德国人能得到“神奇的情报。甚至在我们离开地面前,柏林电台就会告诉我们将去哪里”。　　在1944年初,罗伯特?卡普斯少尉进了744中队。“我们被堆在橄榄林光秃秃、潮湿的地面上。我们被派去在坚硬潮湿的地面上搭帐篷,就像一群童子军。雨季加上人的活动,使橄榄林成为沼泽。”人们用拴在橄榄树上的绳子固定住锥形的帐篷。帐篷一个挨一个,每个帐篷里住三四个军官或者六个士兵。他们睡在折叠帆布床上,用两条羊毛毯或者一只睡袋当被盖。他们在布做的床垫罩里塞进麦杆,但麦杆里有叮人的小虫子。　　下雨时,如果有人动一动帐篷内部,帐篷就会漏。天很冷―――年的冬天下了不止一场雪―――因此住宿者发挥了一点扬基佬的创造性,把55加仑装油桶一剖两半,做成小火炉。燃料就是汽油,通过一根管子从油桶里往炉子里供油。人们还在炉子底部开了一个小门通风。如果炉子烧得太热,火苗就会很高,在烟道里形成油烟并且着火,火星喷出烟囱,又落到帐篷上。烧出来的洞让帐篷漏得更厉害了。　　地板就是泥地。为了能住,人们在意大利劳工帮助下打了水泥地板。先铺一层碎石,然后在上面盖上一层水泥。比尔?朗兹和麦高文、萨姆?亚当斯共住一个帐篷,朗兹在日记里写道:“我们睡在帐篷里,没有灯,没有上下水。”不久之后他们就有灯了―――一个挂在帐篷中间的灯泡―――到日,他可以在他的日记里这么写:“我们的帐篷现在有点样子了,有不错的炉子、衣服架,还有前门。”　　麦高文、朗兹和亚当斯旁边的两个帐篷布置得更好,里面住的是快完成35次任务(然后就可以回家)的老兵。麦高文第一次遇到其中的一个飞行员时,他和朗兹正在驾驶一部“被解放的”吉普兜风。朗兹担当驾驶员,速度很快。他顺着帐篷之间的“街道”飞驰,两个轮子压了一个帐篷的一角,“钩住了角上拴帐篷的绳子,把帐篷撕成两半。火炉、挂着的制服、书架、杂志和相片都飞入了橄榄林”。麦高文爬出吉普,看见一个年纪较大的飞行员,“有很重的眼袋,年纪至少25岁”,向汽车走过来。后来麦高文知道,他是霍华德?苏贝克上尉。他的声音因狂怒变得震天响:“你们两个狗娘养的不会活过这场战争,我现在就杀了你们。”朗兹和麦高文用那天剩下的时间给他搭好了一个新帐篷。“所以,”回忆至此,麦高文笑了笑,“这是我闯入741中队地盘的方式。”　　虽然如此,朗兹的胡闹不会停止。吉普车事件之后没多久的一天晚上,他滚过来一个55加仑装的油桶,放在中队所在区域的中心的火上,然后大喊:“敌机空袭!”所有人都痛苦而愤怒地吼叫,除了朗兹,他在笑。　　亚当斯不同,他是一个有能力又尽职尽责的技师。在赢得战争的过程中,他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尽快回到密尔沃基,开始学习,成为一个牧师。他和麦高文似乎无话不谈。亚当斯的空闲时光都拿来写长长的家信、清洁设备、读书或者是躺在帆布床上思考。麦高文也读很多书,并且给埃莉诺写信。开始战斗飞行之后,他总是在信上写一个数字,书信审查员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好,但每一个数字都是他执行过的任务次数。埃莉诺知道35是魔术数―――只要乔治完成35次任务,就可以回家了。　　1944年夏天或者秋天来的人被安排到已经搭好的帐篷里。这样做有好处,也有明显的不足。通常,分到的帐篷都属于一个被击落的的机组。当465轰炸大队的飞行员唐纳德?凯到达切里尼奥拉时,他听到先来的人对他喊:“你们会伤心的!”他和机组人员住的帐篷原先属于格林伍德少尉及其机组成员,他们在凯机组到达前两天刚被击落。　　他们吃的食物也许会让切里尼奥拉人羡慕,但从来没有接近过扬基习惯的标准。鸡蛋粉是主要的早餐来源,用各种形式制作,一般是搅拌。不管怎么做这些蛋,它们大多数还是消失在垃圾桶里。有烤薄饼,用面粉和鸡蛋粉制作,不仅像飞碟,而且简直一模一样。军队派发的“热带黄油”,因为制作的时候考虑到要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能变坏,所以无论用什么办法都难以融化。面包是新鲜的,由厨师当场烤成,但太粗糙了,只适合做法国烤面包片―――还是用鸡蛋粉做的。有时会有燕麦,但像胶一样黏,741中队的帕平少尉认为“那些吃不了的可以用来修飞机,因为这些东西已经黏到一定程度了”。　　中午和晚上,有罐头食品―――炖梅干,在废罐头上加热的肉末杂菜,肉大部分是斯帕姆午餐肉,被称为“神秘肉”。像几乎每一个美国军队中的现役人员一样,切里尼奥拉的陆军航空队战士也讨厌看到斯帕姆午餐肉。即使在高层也是如此。战后,艾森豪威尔将军见到霍梅尔公司的总裁,他感谢他们的斯帕姆午餐肉,然后笑着补充说:“但你们是不是没有必要给我们送那么多过去?”455中队的一位作家―――自称“阿农”―――评论说:“厨师们会在早餐时煎午餐肉,正餐是烤午餐肉,晚餐则把它放在米糕里,第二天早上是午餐肉馅饼。天知道他们从哪儿得到这么多午餐肉,一定是成桶成桶订购来的!……炖斯帕姆午餐肉,斯帕姆午餐肉派,还有煮斯帕姆午餐肉涂油脂!”　　在切里尼奥拉,斯帕姆午餐肉的替代品是维也纳香肠。吃过一个月后,一个人在准备室贴了一纸建议书,建议停止轰炸维也纳,如果那儿的人不再运出他们的香肠的话。　　肖斯塔克少尉在飞到切里尼奥拉时,飞机上带了2500箱军用干粮,发现没有一个人想要。于是他搬了几箱到帐篷里,时不时地,他会带上十盒到镇上去,进到路边的餐馆,“然后以此换一顿意大利面条”。面条酱里没有肉,“但意大利人有极棒的番茄酱,再要一瓶便宜的红酒吃上一顿”。　　天气不好不能执行任务时―――这种事常有―――有些人就想打破基地单调的生活,去镇上转转。陆航队会派一辆卡车每半小时跑一趟镇上,然后在十字路口等着,让那些返回的人能搭上车。大教堂的街对面是一个红十字会俱乐部,有为美国人开的电影院、一张台球桌、书籍和扑克。　　这些人不缺钱。他们的薪水以盟军货币支付,在被占领的意大利是法定支付手段,一美分相当于一里拉。这个兑换率挺合适。帮助修建跑道或者水泥地板的意大利熟练工人,每天工资是75里拉,非熟练工人是50里拉。在镇上理一次发是七里拉,修面价钱相同。让扬基佬吃惊的是,满街都是理发师,一般是拿着窄窄的剃刀的小男孩。唐纳德?柯里尔少尉注意到:“无论多穷,很多意大利老年男子还是每天到理发师那儿刮脸。这是一种男人的仪式。”为了洗一个热水澡―――基地里没有条件―――战士们去切里尼奥拉的公共浴室。他们自带肥皂和毛巾,花费25里拉。　　另一个令扬基佬惊奇的地方是切里尼奥拉居民的穿着,他们大多数只有黑色衣服。贫穷让人们穿不起颜色明亮、色彩斑斓的衣服。许多人饥肠辘辘,或者处于饥饿边缘。“我们看见衣衫褴褛的妇女排成长队,”柯里尔写道,“等着领一小份面粉配额。”面粉是美国的军需品。很难想像,来自美国的面粉到了罗马的“谷物之土”、汉尼拔的粮食供给基地。柯里尔也注意到老房子地基旁是成捆的细枝,“这是他们做饭的燃料”。陆航队的战士会到镇上洗衣服。花上几个里拉,当地的女人就能把衣服洗干净、晾干、叠好。　　帕平少尉经常去切里尼奥拉。他在那儿遇到一个叫玛利亚的十几岁的姑娘,长着“可爱的黑眼睛”。他不会讲意大利语,但在高中时学过法语,玛利亚也在学校学过法语,正好用上了。他回忆道:“意大利人不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关系,前提都是要求召开一个家庭会议。”玛利亚和她祖母、母亲和两个姨住在一起。家里所有的男人都在战争中死了。“女人们接受了我,但我怀疑他们是否信任我。玛利亚和我从来没有单独呆过几分钟以上。时不时一个短暂的吻可以接受,但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行。”　　对帕平而言,这个家庭的友谊和对她们的造访“变得对我非常重要。它对战争非人性的冷酷是一种弥补,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几许温情”。他写信给自己的母亲说到玛利亚。她给他寄来一包女人的衣服。玛利亚和她的家人“高兴极了,以一顿大餐来报答我”。但是,帕平遗憾地补充说:“我没有多得到一点和玛利亚在一起的自由时间。”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　　斯加罗?鲁杰罗,30岁,曾经加入意大利军队,后来离开了,在机场工作。一天,他带一位美国飞行员到家吃他母亲做的午餐。她做了意大利面,没有肉,没有奶酪,没有番茄酱,但面条是自家制的,小麦是自家种的,美国人吃得很高兴。鲁杰罗的母亲说:“如果有肉,会更好吃。那将是肉酱面。”第二天,一辆美国卡车拉着东西来到她家门外,司机卸下了100罐各种肉―――鸡胸、牛肉、培根肉以及必不可少的斯帕姆午餐肉。鲁杰罗说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了富裕”。21岁的约瑟夫?马洛尼军士,是第98轰炸大队415中队的一名b-24机尾射手。他们大队的基地也在切里尼奥拉附近。作为一个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孩子,约瑟夫知道世事艰难。他发现一个叫吉诺的九岁意大利男孩每星期都来给他清扫帐篷,他付给他比应得要多的工资,只是为了帮助小男孩的家庭。吉诺的母亲为他洗衣,换回一块肥皂。吉诺偶尔也给他几个鸡蛋,为此约瑟夫给他两包美国烟。　　第742中队的安东尼?皮卡迪军士去探访维尔图拉拉?伊尔皮那村,他母亲、父亲和姐姐出生的村庄。“我们一到村子的广场,人们就指着我们问:‘sono americani?’(‘你们是美国人吗?’)我用意大利语回答说是。他们跑去找到我的亲戚,告诉他们我从美国来了。我从来不知道我在意大利还有这么多亲戚。我认识了我的叔叔、阿姨,还有几位表兄弟。　　大家都很高兴,拥抱着,亲吻着。我看到了我的祖母,她那时已经90岁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她。她搂着我说:‘figo mio。’(‘我的孩子。’)那是一个感人的时刻。我不明白她是怎么认出我的。她说我有着我父亲的脸,她一眼就看出我是谁。”皮卡迪分发了礼物―――糖果、食糖、咖啡、香烟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军队合作社购买后存下来的。　　弗朗西斯科?马斯托1928年出生在切里尼奥拉,是家里九个孩子中最大的。他父亲是熟练的电工,但家里没有上下水―――他母亲买小男孩从镇上打来的泉水。1939年以后,几个月完全没有盐、没有糖,牛奶也经常没有。作为一个男孩,他要骑自行车10公里到一个农场去为他一岁的小妹妹搞点牛奶。在他的记忆中,镇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和德国占领者交往,德国人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然而,美国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打开了我的心灵”。马斯托回忆陆军航空队来的时候,“我能记得有三个星期―――整整三个星期―――屋外的马路上24小时不断地流过各种东西,卡车、吉普、坦克、弹药车,什么都有”。然后仅仅几天,美国人建起了他们的机场。他们搭起了帐篷,布置好简报室和指挥部,等等。他们丢弃了很多东西,马斯托设法抢到一台收音机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于是我发现了整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世界”。在收音机里,他听到了“以前没有听过的东西”,格伦?米勒的音乐。像其他人一样,他很喜欢。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之间发生了一些罗曼史,至少有100对结婚了。但有很多女人出卖自己。在马斯托的记忆中,“有那么多的姑娘做了她们以前不会去做的事,那里的道德极大堕落了”。陆军航空队中有不少意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数讲意大利语。但讲得并不好,至少马斯托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们说一种我们不懂的糟糕方言。他们用的语言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了。”　　至于食品,“美国人带来的第一种东西就是非常白的面包,白,不可思议地白,白得像牛奶”。第二样让马斯托印象深刻的东西是“多样性”。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习惯于加上苣菊和一点橄榄油做蚕豆干,有时还有海鱼干。但美国人带来了斯帕姆午餐肉、花生黄油、巧克力,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就马斯托所理解,“这就是现代。新世界就是如此的”。　　当地居民为美国人工作,随之而来也有很多奇事。首先,美国人愿意雇女人清扫、洗衣、做饭等等,并为此付钱。其次,男人能得到几乎所有种类的工作,在机场,在兵营,在所有地方。最有利的是,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工作―――就像他们以前习惯的那样,干一天,又有好几天不干―――而是稳定的。三个月、四个月,或者更多。与妇女在一起工作,更是一件“新鲜事,令人难以置信”。　　吉奥纳娜?比斯塔吉奥?科卢奇1944年是一位25岁的母亲,她说,美国人的一切都是“奇异的,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的到来,带来一场欢乐的庆祝。红十字会来了。孩子们床上有了床罩,他们还有了衣服。美国人还带来了医药”。她回忆起德国人逃走、美国人进来之前的那天,一群意大利士兵,是从军队逃出来没带武器的当地男孩,出现在切里尼奥拉。德国人把他们全都杀死,尸体挂在一个罗马时代的谷仓上。现在,切里尼奥拉的墓地里有一个这群男孩的纪念馆。许多当地人为这一暴行永远不能原谅德国人。但是,科卢奇说:“我们对美国人有着美好的记忆。”　　米歇尔?班科勒是一个16岁的男孩,在机场工作,说他有美国人仓库的钥匙。难以置信。“但他们信任我”。他补充说,美国人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很英俊”。他尤其对他们的体形印象深刻,并且被他们运动的方式,如棒球、拳击等深深吸引。他和其他男孩愿意在旁边看。班科勒对此印象深刻是因为“美国人知道首先享受生活,然后才去工作”。　　马里奥?卡博奇法拉在美国人到来时,是一个10岁的男孩。他去为他们工作,做所有需要做的一切,有时是为了钱,有时是为了香烟。德国士兵占领切里尼奥拉时,马里奥记得在卡车里看见过一块黑面包。德国司机停下来刮脸。马里奥想要拿到那个面包。他拿到了。这时沿街走来几个德国人,其中一个大喊起来。马里奥试图藏在一块罗马时代的里程碑后面。一个士兵用步枪瞄准了他。马里奥把面包扔到大街上,然后一溜烟儿跑了。几十年后,他还会把那个地方指给他的孩子看,然后评论说:“看,我就是在那儿差点因为一块面包送命。”　　美国人不同。一次,马里奥在垃圾桶周围搜索,收集食物。周围有些捻灭的烟头,他也收进口袋。一个美国军士从他手里夺过烟头说:“小子,你在做什么?你太小了,不能抽烟。”马里奥用蹩脚的英语说,他是为父亲拣烟头,为母亲找食物。　　“把那些狗屎扔掉,”军士说,“跟我来。”他带马里奥到了军需帐篷,给他几盒配额食品和几包香烟。　　一位驻扎在切里尼奥拉的投弹手,梅杰?里卡迪,是一对意大利移民夫妇的孩子。战争期间,他有四个兄弟在部队服役。他悉心照顾马里奥。每天他都教马里奥英语单词,执行任务归来,就和他一起复习。马里奥学会了这种语言,后来他说,要不是里卡迪的影响和英语课,“我已经成了一个流浪儿”。　　对于政治,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之间没有什么争论。许多20世纪30年代曾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大家都同意的一个观点是,墨索里尼是多么疯狂,才把意大利拖入战争。人们会说,看看西班牙,那是一个法西斯国家,但弗朗哥一直让西班牙脱离于战争之外。墨索里尼为什么不这么做?按马斯托的说法,“意大利犯了两个错误。首先,参战。其次,参加了错误的一方”。　　美国人来意大利不是看风景、浪漫、喝酒或者找什么乐子,他们来是要与德国人战斗,不是在地面和海上,而是空中。相对而言,他们有一些好处,例如睡在帆布床上,有厨师做好的、热的―――虽然说不是很好的―――食物,时间自由,升迁很快,等等。他们庆幸他们没去步兵部队,睡在散兵坑里等着被射杀;或者在海军部队,被囚禁于一条船上,做枯燥的长途航行,去船长指示的任何地方,除了在空中基本上看不到敌人,而且冒着极大的风险:船一旦被毁,所有同伴要么受伤致死,要么淹死。(除了少数志愿者,没有人愿意上潜艇)但在二战中的情形是,海军服役人员为他们呆在船上,而不是散兵坑或者轰炸机里而高兴,同时陆军人员也不想飞行―――他们喜欢脚踏在地上。实际上,每一个海员或者步兵一想到飞机被敌机或防空炮火击中,就会颤抖起来。　　麦高文战后遇到两个步兵军官,对他们说:“无论何时,我飞过你们上空都会想,在泥浆里行军,近距离的战斗,还有所有那些炮弹,是多么可怕呀。”而步兵告诉他:“看见你们在空中,我们想,如果被直接击中,你们根本没机会逃生。”让麦高文惊讶的是,“他们对我们心存歉疚”。麦高文说,对他自己而言,“我一直知道,最终将是步兵赢得战争,但我想到轰炸机和战斗机也很重要,没有这些飞机,步兵无法战胜德国人”。　　对于陆航队中在飞机上飞行的战士,死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威胁。456轰炸大队的卡普斯少尉于1944年1月到达切里尼奥拉。本月他庆祝了自己的21岁生日。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三名年轻军官,少尉道格拉斯?S摩根、盖尔?J斯葛里奇菲尔德和爱德华?J赫夫纳。摩根和斯葛里奇菲尔德是飞行员,赫夫纳是投弹手。他们之间友情甚笃。“我们都年轻、热情、爱国,急于开始战斗飞行的伟大冒险。”　　起先他们在301轰炸大队的食堂吃饭。卡普斯永远忘不了301大队机组人员走进食堂时,那一张张脸。当时他们刚完成一个轰炸德国的任务归来。“他们看起来都在发愣,紧张、疲劳、精力耗尽,极其疲惫。他们自顾自地谈论着行动中弟兄们怎么被击落,看见几个降落伞从下落的飞机中出来,以及那些爆炸后没有跳伞机会的飞机。”　　归来的机组人员的这些表现和他们说的东西,让卡普斯体会出真实的战斗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不信我们会是被击落的那一个,迫不及待地打算去战斗”。　　在卡普斯到达切里尼奥拉的四个月内,他的三个朋友―――摩根、斯葛里奇菲尔德和赫夫纳―――都死去了,他们死于b-24的坠毁。后来,卡普斯同一帐篷的伙伴,投弹手尼古拉斯?科利逖,也因为飞机被击落死亡。到卡普斯完成其任务数―――一共51次!―――时,即日,他的副驾驶悉尼?布鲁克斯成了飞行员。布鲁克斯担当指挥两个星期后,飞机被敌人击中机翼,与编队里另一架飞机相撞。布鲁克斯旋转着狠狠地摔到地上死去。另一架飞机爆炸。　　同其他中队一样,741中队也伤亡惨重。兰福德队长差点儿成了其中之一。他因日领导一次对维也纳的轰炸任务获得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但在7月21日,他的飞机在轰炸捷克斯洛伐克布吕克斯的任务中被击落。炮火严重炸伤了操控杆。兰福德试图向右转一个急弯,但“控制轮像赌博轮盘一样急速旋转”。飞机很快失去高度。他命令大家跳伞。兰福德安全落地,与铁托的游击队接上线,设法返回基地,他走进食堂大厅,受到执行官的热情迎接,他说:“上帝,我还以为你死了!”兰福德返回后继续进行战斗飞行,完成了他的任期。但中队的历史日志记录了他与其他人的b-24的被毁,并说:“我们急需代替者,因为当时我们的状态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半失控。”　　事故导致的死亡甚至大大超出b-24被击落导致的死亡。麦高文机组的无线电操作员肯尼思?希金斯军士到意大利没多久,就看见了一起事故。刚一起飞时,飞行员应该踩住刹车踏板,让起落架上的轮子停止转动再收回去。但在那次事故中,当飞行员踩刹车踏板时,“解放者”还没有飞到空中,因此机头翻了过去,扎入地面。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都死了。另一次,一架b-24开始降落,但一枚炸弹还挂在炸弹舱门上。飞行员一定没有检查确认炸弹是否落下去,它的确没有。刚一降落,炸弹掉下来爆炸了,把整架飞机炸成碎片。“整个机组全都烧着了,”希金斯回忆说,“我的意思是他们被烧成灰烬。”　　飞行员盖扬?菲利普斯看见另一次同样的事故。刚一离地,飞行员就踩下刹车。菲利普斯评论说:“没有充足的动力,一架满载油料和炸弹的b-24无法飞到空中。”这次飞机是在跑道尽头出事的。机首起落架折断,机首重重地栽到地面上,从引擎处断开。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当场死亡。　　一次,一架轰炸机出了毛病,但还能勉强保持高度,机组人员尚有逃生机会。几个人设法逃出将毁的“解放者”,拉动降落伞拉索,安全落地。他们中的几个落在中立国瑞士或者南斯拉夫,幸运地找到了铁托的游击队,返回意大利。但好几个,或许是大多数,成了战俘。到突出部战役之前,陆军航空队的战俘一直比步兵多。　　斯加罗?鲁杰罗,30岁,曾经加入意大利军队,后来离开了,在机场工作。一天,他带一位美国飞行员到家吃他母亲做的午餐。她做了意大利面,没有肉,没有奶酪,没有番茄酱,但面条是自家制的,小麦是自家种的,美国人吃得很高兴。鲁杰罗的母亲说:“如果有肉,会更好吃。那将是肉酱面。”第二天,一辆美国卡车拉着东西来到她家门外,司机卸下了100罐各种肉―――鸡胸、牛肉、培根肉以及必不可少的斯帕姆午餐肉。鲁杰罗说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了富裕”。21岁的约瑟夫?马洛尼军士,是第98轰炸大队415中队的一名b-24机尾射手。他们大队的基地也在切里尼奥拉附近。作为一个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孩子,约瑟夫知道世事艰难。他发现一个叫吉诺的九岁意大利男孩每星期都来给他清扫帐篷,他付给他比应得要多的工资,只是为了帮助小男孩的家庭。吉诺的母亲为他洗衣,换回一块肥皂。吉诺偶尔也给他几个鸡蛋,为此约瑟夫给他两包美国烟。　　第742中队的安东尼?皮卡迪军士去探访维尔图拉拉?伊尔皮那村,他母亲、父亲和姐姐出生的村庄。“我们一到村子的广场,人们就指着我们问:‘sono americani?’(‘你们是美国人吗?’)我用意大利语回答说是。他们跑去找到我的亲戚,告诉他们我从美国来了。我从来不知道我在意大利还有这么多亲戚。我认识了我的叔叔、阿姨,还有几位表兄弟。　　大家都很高兴,拥抱着,亲吻着。我看到了我的祖母,她那时已经90岁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她。她搂着我说:‘figo mio。’(‘我的孩子。’)那是一个感人的时刻。我不明白她是怎么认出我的。她说我有着我父亲的脸,她一眼就看出我是谁。”皮卡迪分发了礼物―――糖果、食糖、咖啡、香烟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军队合作社购买后存下来的。　　弗朗西斯科?马斯托1928年出生在切里尼奥拉,是家里九个孩子中最大的。他父亲是熟练的电工,但家里没有上下水―――他母亲买小男孩从镇上打来的泉水。1939年以后,几个月完全没有盐、没有糖,牛奶也经常没有。作为一个男孩,他要骑自行车10公里到一个农场去为他一岁的小妹妹搞点牛奶。在他的记忆中,镇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和德国占领者交往,德国人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然而,美国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打开了我的心灵”。马斯托回忆陆军航空队来的时候,“我能记得有三个星期―――整整三个星期―――屋外的马路上24小时不断地流过各种东西,卡车、吉普、坦克、弹药车,什么都有”。然后仅仅几天,美国人建起了他们的机场。他们搭起了帐篷,布置好简报室和指挥部,等等。他们丢弃了很多东西,马斯托设法抢到一台收音机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于是我发现了整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世界”。在收音机里,他听到了“以前没有听过的东西”,格伦?米勒的音乐。像其他人一样,他很喜欢。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之间发生了一些罗曼史,至少有100对结婚了。但有很多女人出卖自己。在马斯托的记忆中,“有那么多的姑娘做了她们以前不会去做的事,那里的道德极大堕落了”。陆军航空队中有不少意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数讲意大利语。但讲得并不好,至少马斯托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们说一种我们不懂的糟糕方言。他们用的语言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了。”　　至于食品,“美国人带来的第一种东西就是非常白的面包,白,不可思议地白,白得像牛奶”。第二样让马斯托印象深刻的东西是“多样性”。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习惯于加上苣菊和一点橄榄油做蚕豆干,有时还有海鱼干。但美国人带来了斯帕姆午餐肉、花生黄油、巧克力,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就马斯托所理解,“这就是现代。新世界就是如此的”。　　当地居民为美国人工作,随之而来也有很多奇事。首先,美国人愿意雇女人清扫、洗衣、做饭等等,并为此付钱。其次,男人能得到几乎所有种类的工作,在机场,在兵营,在所有地方。最有利的是,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工作―――就像他们以前习惯的那样,干一天,又有好几天不干―――而是稳定的。三个月、四个月,或者更多。与妇女在一起工作,更是一件“新鲜事,令人难以置信”。　　吉奥纳娜?比斯塔吉奥?科卢奇1944年是一位25岁的母亲,她说,美国人的一切都是“奇异的,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的到来,带来一场欢乐的庆祝。红十字会来了。孩子们床上有了床罩,他们还有了衣服。美国人还带来了医药”。她回忆起德国人逃走、美国人进来之前的那天,一群意大利士兵,是从军队逃出来没带武器的当地男孩,出现在切里尼奥拉。德国人把他们全都杀死,尸体挂在一个罗马时代的谷仓上。现在,切里尼奥拉的墓地里有一个这群男孩的纪念馆。许多当地人为这一暴行永远不能原谅德国人。但是,科卢奇说:“我们对美国人有着美好的记忆。”　　米歇尔?班科勒是一个16岁的男孩,在机场工作,说他有美国人仓库的钥匙。难以置信。“但他们信任我”。他补充说,美国人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很英俊”。他尤其对他们的体形印象深刻,并且被他们运动的方式,如棒球、拳击等深深吸引。他和其他男孩愿意在旁边看。班科勒对此印象深刻是因为“美国人知道首先享受生活,然后才去工作”。　　马里奥?卡博奇法拉在美国人到来时,是一个10岁的男孩。他去为他们工作,做所有需要做的一切,有时是为了钱,有时是为了香烟。德国士兵占领切里尼奥拉时,马里奥记得在卡车里看见过一块黑面包。德国司机停下来刮脸。马里奥想要拿到那个面包。他拿到了。这时沿街走来几个德国人,其中一个大喊起来。马里奥试图藏在一块罗马时代的里程碑后面。一个士兵用步枪瞄准了他。马里奥把面包扔到大街上,然后一溜烟儿跑了。几十年后,他还会把那个地方指给他的孩子看,然后评论说:“看,我就是在那儿差点因为一块面包送命。”　　美国人不同。一次,马里奥在垃圾桶周围搜索,收集食物。周围有些捻灭的烟头,他也收进口袋。一个美国军士从他手里夺过烟头说:“小子,你在做什么?你太小了,不能抽烟。”马里奥用蹩脚的英语说,他是为父亲拣烟头,为母亲找食物。　　“把那些狗屎扔掉,”军士说,“跟我来。”他带马里奥到了军需帐篷,给他几盒配额食品和几包香烟。　　一位驻扎在切里尼奥拉的投弹手,梅杰?里卡迪,是一对意大利移民夫妇的孩子。战争期间,他有四个兄弟在部队服役。他悉心照顾马里奥。每天他都教马里奥英语单词,执行任务归来,就和他一起复习。马里奥学会了这种语言,后来他说,要不是里卡迪的影响和英语课,“我已经成了一个流浪儿”。　　对于政治,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之间没有什么争论。许多20世纪30年代曾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大家都同意的一个观点是,墨索里尼是多么疯狂,才把意大利拖入战争。人们会说,看看西班牙,那是一个法西斯国家,但弗朗哥一直让西班牙脱离于战争之外。墨索里尼为什么不这么做?按马斯托的说法,“意大利犯了两个错误。首先,参战。其次,参加了错误的一方”。　　美国人来意大利不是看风景、浪漫、喝酒或者找什么乐子,他们来是要与德国人战斗,不是在地面和海上,而是空中。相对而言,他们有一些好处,例如睡在帆布床上,有厨师做好的、热的―――虽然说不是很好的―――食物,时间自由,升迁很快,等等。他们庆幸他们没去步兵部队,睡在散兵坑里等着被射杀;或者在海军部队,被囚禁于一条船上,做枯燥的长途航行,去船长指示的任何地方,除了在空中基本上看不到敌人,而且冒着极大的风险:船一旦被毁,所有同伴要么受伤致死,要么淹死。(除了少数志愿者,没有人愿意上潜艇)但在二战中的情形是,海军服役人员为他们呆在船上,而不是散兵坑或者轰炸机里而高兴,同时陆军人员也不想飞行―――他们喜欢脚踏在地上。实际上,每一个海员或者步兵一想到飞机被敌机或防空炮火击中,就会颤抖起来。　　麦高文战后遇到两个步兵军官,对他们说:“无论何时,我飞过你们上空都会想,在泥浆里行军,近距离的战斗,还有所有那些炮弹,是多么可怕呀。”而步兵告诉他:“看见你们在空中,我们想,如果被直接击中,你们根本没机会逃生。”让麦高文惊讶的是,“他们对我们心存歉疚”。麦高文说,对他自己而言,“我一直知道,最终将是步兵赢得战争,但我想到轰炸机和战斗机也很重要,没有这些飞机,步兵无法战胜德国人”。　　对于陆航队中在飞机上飞行的战士,死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威胁。456轰炸大队的卡普斯少尉于1944年1月到达切里尼奥拉。本月他庆祝了自己的21岁生日。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三名年轻军官,少尉道格拉斯?S摩根、盖尔?J斯葛里奇菲尔德和爱德华?J赫夫纳。摩根和斯葛里奇菲尔德是飞行员,赫夫纳是投弹手。他们之间友情甚笃。“我们都年轻、热情、爱国,急于开始战斗飞行的伟大冒险。”　　起先他们在301轰炸大队的食堂吃饭。卡普斯永远忘不了301大队机组人员走进食堂时,那一张张脸。当时他们刚完成一个轰炸德国的任务归来。“他们看起来都在发愣,紧张、疲劳、精力耗尽,极其疲惫。他们自顾自地谈论着行动中弟兄们怎么被击落,看见几个降落伞从下落的飞机中出来,以及那些爆炸后没有跳伞机会的飞机。”　　归来的机组人员的这些表现和他们说的东西,让卡普斯体会出真实的战斗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不信我们会是被击落的那一个,迫不及待地打算去战斗”。　　在卡普斯到达切里尼奥拉的四个月内,他的三个朋友―――摩根、斯葛里奇菲尔德和赫夫纳―――都死去了,他们死于b-24的坠毁。后来,卡普斯同一帐篷的伙伴,投弹手尼古拉斯?科利逖,也因为飞机被击落死亡。到卡普斯完成其任务数―――一共51次!―――时,即日,他的副驾驶悉尼?布鲁克斯成了飞行员。布鲁克斯担当指挥两个星期后,飞机被敌人击中机翼,与编队里另一架飞机相撞。布鲁克斯旋转着狠狠地摔到地上死去。另一架飞机爆炸。　　同其他中队一样,741中队也伤亡惨重。兰福德队长差点儿成了其中之一。他因日领导一次对维也纳的轰炸任务获得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但在7月21日,他的飞机在轰炸捷克斯洛伐克布吕克斯的任务中被击落。炮火严重炸伤了操控杆。兰福德试图向右转一个急弯,但“控制轮像赌博轮盘一样急速旋转”。飞机很快失去高度。他命令大家跳伞。兰福德安全落地,与铁托的游击队接上线,设法返回基地,他走进食堂大厅,受到执行官的热情迎接,他说:“上帝,我还以为你死了!”兰福德返回后继续进行战斗飞行,完成了他的任期。但中队的历史日志记录了他与其他人的b-24的被毁,并说:“我们急需代替者,因为当时我们的状态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半失控。”　　事故导致的死亡甚至大大超出b-24被击落导致的死亡。麦高文机组的无线电操作员肯尼思?希金斯军士到意大利没多久,就看见了一起事故。刚一起飞时,飞行员应该踩住刹车踏板,让起落架上的轮子停止转动再收回去。但在那次事故中,当飞行员踩刹车踏板时,“解放者”还没有飞到空中,因此机头翻了过去,扎入地面。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都死了。另一次,一架b-24开始降落,但一枚炸弹还挂在炸弹舱门上。飞行员一定没有检查确认炸弹是否落下去,它的确没有。刚一降落,炸弹掉下来爆炸了,把整架飞机炸成碎片。“整个机组全都烧着了,”希金斯回忆说,“我的意思是他们被烧成灰烬。”　　飞行员盖扬?菲利普斯看见另一次同样的事故。刚一离地,飞行员就踩下刹车。菲利普斯评论说:“没有充足的动力,一架满载油料和炸弹的b-24无法飞到空中。”这次飞机是在跑道尽头出事的。机首起落架折断,机首重重地栽到地面上,从引擎处断开。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当场死亡。　　一次,一架轰炸机出了毛病,但还能勉强保持高度,机组人员尚有逃生机会。几个人设法逃出将毁的“解放者”,拉动降落伞拉索,安全落地。他们中的几个落在中立国瑞士或者南斯拉夫,幸运地找到了铁托的游击队,返回意大利。但好几个,或许是大多数,成了战俘。到突出部战役之前,陆军航空队的战俘一直比步兵多。　　他们是一群优秀的人　　陆军航空队知道跳伞的战士总是可能被抓住。为避免被抓,每位机组成员都得到一套逃生设备,包括几块糖棒、一管吗啡、一张丝质欧洲地图,还有一个罗盘。不是很多。战士们被指示只能向逮捕他们的人提供以下信息:他们的名字、军阶和系列号。一般而言,他们说的会比这些多,但不是自愿的,有时是为了避免拷打,更多情况下是从不经意的谈话中透露出来的。德国的讯问者都是年轻人,英语不错,往往是前飞行员(现在没有飞机或者受伤)。他们和战俘闲聊,就像同行间谈话。像他们这个年纪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战俘们喜欢吹嘘诸如此类的事情,如“你的飞机能飞多快”,“飞机里能转圈吗”,等等。而且,德国人已经掌握了准确的情报,例如中队的基地所在地,以及指挥官的名字。战后大多数战俘坚持说,他们从来没和德国人说过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德国人说,他们已经从战俘那里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一切。两边的人都经过恰当考量,曲解事实。　　一旦被逮捕,战士就脱离了陆军航空队的控制,但他仍然在军队里,要服从部队的纪律。战俘都憎恶这种体验,但他们大多数还是活过来了,用不着妥协。741中队的飞行员沃尔特?肖斯塔克少尉是其中的一位。在他的第四次任务中,他的飞机飞到奥地利一个精炼厂上空,被一发炮弹直接击中,炮弹在b-24的机首爆炸,当场炸死投弹手和机首射手。飞机开始迅速失去高度,几乎撞上一座山。肖斯塔克命令机组跳伞。他们当时在南斯拉夫上空,包括肖斯塔克,全都安全跳伞着陆,但有三个人被党卫军射杀,后者认为他们是恐怖分子。“他们根本没机会解释。”　　肖斯塔克一个人设法躲藏了一个星期。他联系上铁托的游击队,他们打算帮他逃亡。但他运气不好。他们在一个农舍停留时,一个男孩跑去告诉了为德国人打仗的游击队。他们在阁楼上找到肖斯塔克。得知他是美国人,就给了他一个苹果。肖斯塔克说俄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很像。塞尔维亚人说,他们不打美国人,他们要打的是共产主义者。具有讽刺的意味是,肖斯塔克的家人离开俄罗斯就是为了逃离共产主义者。就像他所说的:“在这场无序的战争中,你真是很难说清谁是谁一头的。”　　最终肖斯塔克被带到法兰克福,在那儿受到审讯。最先审问的德国人来自底特律,曾经是一个旧车推销员。当时是　　1944年中期,肖斯塔克解释说:“他那时知道战争失败了,因此给我一些茶和饼干。”德国人其实是希望能让肖斯塔克松口,“但他运气不好,我在第四次任务时就被击落,什么也不知道”。肖斯塔克被送到第三空军战俘营。这是一个大的战俘营。在肖斯塔克去之前,里面的战俘曾经挖了一条地道,大概有六个人从那儿爬出去逃跑了,但他们运气不好,大部分被德国人抓住带回来,在其他战俘面前被射杀。因此他们不再挖地道了。对肖斯塔克而言,除了打牌,盼着下顿饭,等待战争结束,没有什么可干的。　　因为德国人尊重军阶,肖斯塔克少尉和其他军官比起一般士兵有“一点点轻松时光”。军官不用干活。俘虏的营房分12排,每排12个铺―――四张三层的床。肖斯塔克所在的营房有144个人,营房一头是炉子,另一头是一个冷水龙头。龙头是卫生设施。营房外有公共厕所,但战俘必须得到卫兵允许才能去。　　食品配额非常可怜。面包明显是由锯屑制成,而且每个人只有一片。卫兵把食物放在营房门外地上。德国人还分发咖啡,但据肖斯塔克说,那是由刚长出来的橡树果子制成的。每个星期一次,如果他幸运的话,能得到一片马肉。偶尔战俘会收到红十字会的食品包裹。但第三空军战俘营旁边是一个俄国战俘分队―――如果美国人觉得他们处境不好的话,最好让他们去看看俄国人,就知道什么叫悲惨了。因此,他们会打开红十字会包裹,把一半的食物扔过防护网,送给俄国人。　　红十字会也会送来香烟,这“制造了一个交换食品的商品世界”。德国人会用一切东西来交换美国人的香烟。战俘有一个收音机,藏在锡罐里,这让他们知道外界发生的事。他们主要想知道的是,盟军离他们的战俘营还有多远?日,他们刚刚被解放,在收音机里听到了美军广播网的广播。他们首先听到的是一首流行歌曲,《不要把我关起来》。想到在这里已经将近一年,肖斯塔克觉得这“有些滑稽”。　　肖斯塔克最后的判断是:“战争是可怕的事,告诉你战争不是如此的人,大概是在堪萨斯中部某地做后勤的某个军士,对于战争毫无概念。”就他所知,“它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最后他说:“我爱我的机组,而且那是我所爱的一切。战争不是令人愉悦的体验。”几十年后,他爱看战争电影,他妻子问他,既然如此憎恶战争,怎么还要这样。“我解释说,看电影时,你没有被击中的危险,可以专注于故事情节,不用担心一个弹片会穿过你的挡风玻璃。”　　741中队有12架b-24以及23个机组。这意味着有46名飞行员或副驾驶,此外还有五十多个军官。麦高文报到时,许多人已经投入战斗,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则等待投入战斗。无论他们是何种情况,每个人都明白被击落或者被迫跳伞的危险,也知道发生致命事故的可能性离他们多么近。死亡或者被俘的可能性围绕着这些年轻人。　　无论是在军官还是士兵俱乐部,新来的人都会静静地坐在那儿,听完成任务归来的老兵们谈话。麦高文努力听着,听到不少怎样在战斗中驾驶b-24的忠告。谈话涉及什么事情发生了,飞机如何操作,德国人的防空炮火怎样,以及其他的细节。他们总是争论有多少降落伞从坠毁的飞机上飞出,但不说谁出来了而谁没有出来。他们假设降落伞打开就意味着人安全落地,但他们对于此人是否逃出并在回意大利的路上,是否已经成为战俘,或者是否在地面上被杀死,一无所知。肖斯塔克的名字从来没有在谈话中出现过。　　梅尔?藤哈肯军士,455轰炸大队的一名无线电操作员,记得这些谈话既有启发性又很可怕。它不像一场测验或者橄榄球、篮球比赛后年轻人的谈话。“这里没有对个人成就的自豪之情,或者对战绩的互相比较、吹嘘”,而且,“没有人嘲笑那些还未参战的人(如藤哈肯、麦高文和其他刚来的人),因为大家知道明天或者后天他们就要参战”。藤哈肯还注意到:“那些完成34次任务的人没有表现得兴高采烈。”因为他们都记得“在第35次任务中死去的那个人”。没有人说话是为了出风头。大家交流经验只是因为更好地运用技术和战术将会提高生存机会。　　藤哈肯军士和其他两个机组一起到达切里尼奥拉。其中一个机组先去执行任务。任务时间很长。他们的飞机安全归来,但被防空炮火在机翼和机身上打了几个洞。那天傍晚,做完任务后的询问之后,他们离群索居,不想说话。“他们觉得以后讨论这些感觉会更好,或许是我们都完成几次战斗任务之后。”对于藤哈肯及其机组成员而言,“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恢复曾有的乐观、兴致勃勃及其正常个性”。　　一天后,第二个机组执行他们的初次任务。两小时后飞机飞回基地。突然,在一排排的帐篷中间,黑暗中出现了一个射手,喘着粗气,降落伞一半收在手臂上,一半拖在地上。他吓坏了。他想知道机组中的其他人在哪儿。得知没人知道后,他解释说,他们的b-24在目标上空被击中,他无法估计伤害程度,但说他的飞行员把飞机开到机场,在空中转圈,测试控制设备,并烧完剩下的燃料―――迫降一架b-24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在机翼中还有油的情况下。飞行员无法确定起落装置是否正常,因为他失去了液压动力。他命令机组跳伞。飞行员呆在飞机里,想把它降下去。　　一个报信的人从保养维护区跑来说,飞行员安全降落,但飞机在降落时已经毁了。如果机组成员还在飞机上,一定会伤亡不少人。剩下的两个小时,其余机组成员一个个拖着降落伞回来了。没有庆祝,也没有多少讨论,但人们还是对那个飞行员的行为心存感激。　　陆军航空队有一条规定,士兵和军官不允许深交,这就是为什么在切里尼奥拉,军官有自己的俱乐部,而士兵另有一个。但他们的帐篷紧挨着,他们一起吃饭,大多数时候,他们互相进入对方的俱乐部。俱乐部有啤酒,一般是不凉的,还有软饮料。大部分第二天早上要出任务的人,甚至连啤酒都不会多喝。大多数军官和军士认为不能深交的规定荒唐可笑。“我们机组是一个家庭,”肖斯塔克少尉说,“我们互相之间一直都有很深的交往。”　　飞行员到哪里,机组就到哪里;而他按轰炸大队队长的命令行事。他们和一个步兵排、一个驱逐舰或其他战船的船员组是一样的。他们都需要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归属感。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在空中,他们共同拥有这种归属感。无论飞行员年纪多大,执行过多少次任务,机组成员都尊重他、信任他,按他说的话去做。同样地,上述那个飞行员让他的机组成员跳伞,而自己一个人降落飞机。尽管那是他的第一次战斗任务。　　在欧战胜利50周年纪念日,我和乔(约瑟夫)?赫勒在一起,他是第十二航空队的一名投弹手,《第22条军规》的作者。赫勒告诉我:“我从来没遇到一位坏军官。”惊讶之余,我问:“乔,你创作了梅杰?梅杰少校、卡斯卡特上校、德里德尔将军、蒙德兵德少尉,以及其他一些不好的军官形象。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他们,你怎么能说你从来没有遇到过坏军官?”&/p&　　“他们都是虚构的,”他回答说,“从我参军,到去意大利,到执行飞行任务,到退伍,我遇到的每一个军官都很好。”在为写作这本书采访麦高文的过程中,我告诉他赫勒的话。麦高文表示同意。“这是我的经验,”麦高文说,“我对飞行员、投弹手、导航员,以及大队的执行官、大队长,都有深刻印象。我觉得他们是一群优秀的人,而且老实说,我想不起任何一个不好的军官。在战斗中,我确定我们的军官知道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如果他们犯错,也不是愚蠢的错误。我们的军官很棒。”　　显然,二战中的美军中有一些虚弱、贫乏、无效率或者马马虎虎的军官,有一些绝对糟糕的军官。但这样的人一到战斗岗位,陆军航空队、陆军、海军或者海军陆战队就会把他们淘汰,立刻。毕竟,人命掌握在他们手中。战斗官员明白这一点,并以此为出发点行动。问问和他们敌对的德国人,就知道他们有多么好。或者去问问日本人也一样。　　美国军官很棒。而以上讲述的,就是驻在意大利切里尼奥拉的第455轰炸大队741中队中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