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古人类学家、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曾著书写道，我国西南广大地区“位于人类起源的范围之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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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里的远古记忆
2013年12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著名古人类学家、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曾著书写道，我国西南广大地区“位于人类起源的范围之内”。地处云贵高原一二级台地上的六盘水市近年来发现多处史前人类遗址，无疑给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证据。 中国论文网 /1/view-4649177.htm　　这些史前人类遗址中，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文化遗存最丰厚、研究最系统深入、影响最大的，盘县大洞当首屈一指。 　　世界最大的旧石器时期古人类文化遗址 　　1990年6月的一天，在六盘水市文化局的一次旅游资源普查工作中，笔者和同事刘军来到位于盘县十里乡（今珠东乡十里坪村）的盘县大洞。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会从此打开一扇门，走进30万年前古人类的记忆宝库。 　　我们在洞中发现数十件加工规整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标本。其中一件石器的打磨技术十分罕见。 　　第二年9月，这批标本被送到北京，当那件罕见的石器摆在著名古人类研究专家、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教授桌上时，他大为吃惊：“勒瓦娄哇，这在亚洲没有见过！” 　　勒瓦娄哇是旧石器时代的一种石器制作技术。用这种技术制作的石器，最初发现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勒瓦卢瓦-佩雷镇。勒瓦娄哇技术的主要特征，是在打下石片之前对用来打石片的石核进行精心修理，所以也称修理石核技术。修理后的石核，像个倒置的龟甲。打下的石片薄而规整，常常不加修整便可当作工具使用。石片背面布满石片疤，台面上也有许多小疤片，这些是修理石核留下的痕迹。 　　对于盘县居然出土了被认为是西方独有的勒瓦娄哇石器，黄教授惊讶、兴奋之余，随即委托同所的袁振新教授前往盘县试发掘。 　　1992年，盘县大洞考古项目得到批准，一支由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年代学、岩溶学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考古队伍随即开始对盘县大洞进行发掘。 　　此后，对盘县大洞系统科学的发掘又进行了5次，参与发掘研究和考察者包括来自美国、加拿大、希腊等国的众多专家学者。 　　而大洞带给他们的，是一连串的惊喜—— 　　大洞跨越文化堆积9900平方米，是世界上最大的旧石器时期古人类文化遗址。保存完好的堆积层及其中埋藏的30万年前的古人类活动遗物遗迹和古环境信息，使大洞成为东南亚甚至世界人类进化和环境演变的重要研究基地。 　　4枚人牙化石的出土，完整反映了人类从早期智人向早期现代人过渡的特征，且大多数特征已经进入早期现代人和现代人变异范围。这一发现与后来在贵州桐梓地区发现的部分人类化石标本表明，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的最先出现地点应该在中国南方。 　　出土的300多公斤、数万件动物化石中，有43种哺乳动物化石，是华南地区单个洞穴出土化石量最大的“大熊猫—剑齿象哺乳动物群”。 　　出土的大量动物化石、2000多件石制品、部分骨制品以及大量用火遗迹等，证实了大洞是拥有中更新世人类遗存及动物化石的遗址。古人类在这里吃住、加工石制品及宰剐动物。对哺乳动物群化石 、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的研究结果，尤其是几种方法的测年，表明大洞遗址地质年代属中更新世晚期，相当于旧石器初期的最后阶段。古人类在这里生存的时间跨度长达17万年（距今30万～13万年）。 　　大洞出土的石制品由石核、石片、工具、碎屑和备料组成。它所反映出的石器工业结构和成分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及同西方旧石器文化的可比性，令人印象深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勒瓦娄哇技术在亚洲的首次发现。大洞石器常用硬锤直接打击技术打片。打片预制技术多样，不仅有预制石核台面，还有预制石核剥片面（工作面）技术，包括勒瓦娄哇、向心打击、孔贝瓦和鸡冠状石叶等。 　　大洞也使用砸击技术打片，但通常只用于结核状原料的“开料”工序。此外，几件典型的细石核标本表明，“大洞人”可能用压制法生产细石叶。 　　当大洞逐渐向人们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带来的是全球考古界的一场风暴，掀起了中国南方古人类考古研究的冲击波。美国之音、澳洲电视台、美国《当代人类学》杂志、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文物报》、《人类学报》等国内外数十家媒体争相报道。 　　参与盘县大洞考古的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袁振新教授高度评价说：“北有周口店，南有盘县大洞。” 　　美国史密斯研究院自然研究所人类学博士鲍立克考察后说：“盘县大洞古人类遗址的发现，不仅对中国南方人类起源研究有重要意义，对中国以及全世界人类起源的研究工作也有重要意义。” 　　通过大洞出土的众多化石，广东中山大学教授张镇洪试着还原了一个发生在30万年前的生命故事——当时，盘县大洞附近生活着早期的东方剑齿象、桑氏鬣狗、中国犀、轴鹿等动物群，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它们灭绝了。之后，另一群以剑齿象、犀、鬣狗、巨貘为主的动物群，又把大洞当成它们生存的天堂。这些动物中的绝大部分灭绝后，晚期的牛、青羊以及鬣狗等动物群又把大洞当作家园，直到一支为数不少的原始人群“大洞人”来到这里。他们占领大洞，打制石器，猎杀动物，燃起火堆，烤制熟食，将人类早期文明的种子播撒在这里。 　　大洞发掘期间，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因年事已高未能参与，但他欣然为大洞题写了“盘县大洞古文化遗址”9个大字。 　　随后，盘县大洞入选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6年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锐棱砸击法首创者“水城人” 　　距离盘县大洞几十公里外的三岔河北岸，有一个名叫硝灰洞的溶洞，因古时曾有人在洞中取土炼硝而得名。其年代比盘县大洞略晚一些，距今约23万～13万年。它是贵州发现的第二个有人类化石的旧时器时代遗址。 　　洞内所存堆积物长1.5米，宽0.3～1米，厚0.1～0.7米，自上而下分为三层。考古工作者在0.5米厚的灰烬层中，发现了烧骨和烧石。在堆积物第三层中，出土一颗距今8万年的人类老年男性左上犬齿化石，具有早期智人的特征，专家考证比“北京人”进步，较“柳江人”、“山顶洞人”原始，并将其命名为“水城人”。
　　出土的动物化石有东方剑齿象、野牛、野羊、野猪及野鹿。出土石制品53件，包括石锤20件，石片33件。在这些器物中，有砸击石锤和锐棱砸击石锤各1件、锤击石片5件、锐棱砸击石片28件。 　　锐棱砸击法为“水城人”首创，可能代表一种新型区域性文化。此后，贵州的六枝桃花洞、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均陆续发现有锐棱砸击法打制的石制品，锐棱砸击法的影响还远及西南、华南乃至台湾及东南亚一些地区。 　　“水城人”的锐棱砸击法，继承了黔西“观音洞文化”以来的锤击法，锤击石锤和锤击石片就是有力的证据。出土文物中锐棱砸击石片占了全部石制器的一半以上，说明锐棱砸击法已被“水城人”广泛使用。在28件锐棱砸击石片中，有12件长大于宽，另16件宽大于长，都没有台面，有粗大的打击点，常呈指甲形凹坑，多数没有半锥体，但放射线清晰，末端有弧形凹，背面基本没有疤痕。此项发明，与当时已知的制造方法都不相同，考古学家们由此认定锐棱砸击法是一种全新的技术。 　　1982年2月，硝灰洞被贵州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除了盘县大洞及硝灰洞外，在六盘水史前文化版图中，六枝的桃花洞也不可忽视。桃花洞位于六枝特区桃花山山脚，为一石灰岩溶洞，洞高9米，宽24米，进深60米。1983年10月，当地人修桃花公园时发现了这里。 　　经试掘，桃花洞出土了石核32件，石片、石钻、石锤20件。石器有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盘状器。动物化石有巨貘、豪猪、竹鼠、虎、熊、牛、豹、鹿、麂、羚、毛冠鹿。此外，还有大量烧骨、烧石和炭屑等用火遗迹。 　　在洞内地表获得磨制石斧一件，陶片若干，经贵州省博物馆鉴定，它们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洞内还出土了骨锥2件，骨器17件，穿孔蚌器和螺壳2件。其中穿孔蚌器和螺壳的出土，在国内是首次发现，说明当时这里的水源很丰富。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出土了距今1万多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的一段左侧股骨化石。随后，专家将其命名为“桃花洞人”。 　　从“大洞人”到“水城人”再到“桃花洞人”，当我们顺着时光的脚步一路追溯，六盘水的史前文明脉络逐渐清晰。那些数量庞大、造型各异的石器以及其他文化遗存，不仅帮助我们逐渐还原了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更印证了这片土地上文化的源远流长。（作者系六盘水市志办原主任 责任编辑/任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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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zbu发布此信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网站立场无关。xzbu不保证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文字、数据及图表）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等。第一部分早期兵器1
羿射九日的神话传说弈为颛顼的后裔，以善射称世。尧帝时代，十日并出，争相将炽热的火焰射向大地，使得江河干涸，土地龟裂，稼禾枯萎，灾难降临到人间。羿登上高山，遥望碧空，张开红色的强弓，搭上白色的长箭，弓弦响处，箭似流星般划破苍穹，射中其中最大的太阳。它炽热的光轮立时炸裂，流火乱飞，落下一片金色的羽毛，接着坠落下一只硕大无比的三足乌鸦。它的头颅正好被利箭射穿。其他的太阳被眼前的情景吓得在空中四散奔逃。羿连续发出利箭，射透一个个太阳的头颅，只剩下最小的太阳躲藏在浓密的枝叶中，幸免于难。在这美丽的神话中，古老的远射兵器弓箭，得到像神奇勇士般的赞美。古代传说描述了羿的伟绩，也因此把弓箭的发明归功于他。据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的《势备篇》记载：“界作弓弩，以势象之。”其实弓箭真正的发明时代，比传说中羿的年代更为久远。1963年在山西省朔县峙峪村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有1枚打制石锨，长约2.8厘米，用薄燧石长片制成，加工精细，前锋锐利。遗址经放射性碳十四测定，其年代距今为28900年左右。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把中国古代弓箭发明的时间提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至于人类最初懂得使用弓箭的年代，应比这种较精细的石链的时代还要早，至少在距今3万年以前。最原始的弓箭，人类还不懂得在箭上装石链，《易·系辞》中说，弓箭最初形态是“弦木为弧，刻木为矢”。也就是用单片的木头或竹子弯曲成弓体，再将木棍或竹竿的一端削尖成箭。弓箭这项古代的重要发明，表现出人类已懂得通过机械储存起能量。古人选用能弯曲变形富有弹性的木材制作弓体，用坚韧的弦把它拉紧，再用力拉弦而迫使弓变形，这样使能量储存进去。把弦猛然松开，被拉紧的弓体急速复原，这样就把储存的能量释放作用于箭杆，将扣在弦上的利箭弹射出去。弓的弹力越强射程越远。在以狩猎和畜牧经济为主的原始氏族，弓箭的发明为人类抵御猛兽和猎物立下了丰功。旧石器晚期遗址中虽已发现石镞，但大量使用还是在新石器时代以后。那时原始的弓箭得以进一步改进，弓体由简陋的单体弓发展为复合弓，加大了弓的弹力。竹、木箭杆头端装上坚硬锐利的箭头，木箭尾加羽，以增强箭的穿透和杀伤能力，加强其稳定性。不过因弓箭由木、竹制造，极易腐朽，很难完整地保存至今。所以至今在我国各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掘中，还没有发现完整的弓箭遗存，只有装在箭上的以石、骨制成的镞大量被发掘出土。弓箭制造技术的改进和完善，使原始部落的猎手能射中更多的禽兽，但也使弓箭逐渐成为人类相互残杀的工具，给人类带来流血和死亡。1966年春，江苏省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的316号墓中，葬有一具成年男性的尸骨，身高1.64米，手中握着骨匕首，左肱骨下置石斧，可能生前是位武士。他的左股骨上被箭射中，那枚断折的三角形骨镞残段遗留在尸骨中，深2.7厘米。经放射性碳十四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年。在云南元谋大墩子发掘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同样获得用弓箭杀人的考古资料，据测定为公元前1260±90年。弓箭用于杀人而成为争战的兵器，应与私有制的确立，阶级社会的出现分不开。在我国的古代传说中，除了认为羿是弓箭的发明者外，也有人认为是黄帝的臣子“挥作弓”，“夷牟作矢”，强调“以威天下”，鲜明地阐述弓箭的军事作用。史前兵器原始战争的严酷和频繁，激化了原始社会开始向阶级社会转变，兵器最终和生产工具相分离。经过原始人加工过的木棒是最古老的兵器之一。原始人同猛兽搏斗、狩猎都离不开木棒。当人们把木棒作为兵器用于战争时，就必须改变它的形状和性能，以符合作战的需要。原始木棒要保存到现代是很困难的，到目前在所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都很难寻到原始木棒的踪迹，因此只能从民族学的资料中得到启示。在我国台湾省兰屿居住的耶美人在本世纪初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他们使用的兵器对我们研究原始兵器颇有启发。耶美人用的木棒一般长达2.8米，头部修削成近似刀的形状，中部修削得较细，大概是为了便于执握的缘故。这种木棒是耶美人在氏族战争中使用的一种重要兵器。原始人在木棒的头端绑缚上一块石头，就形成原始的石锤。为了把木柄安装牢固，又在锤头中心钻成圆孔，把锤头和边缘琢磨出尖凸的刃齿。吉林省西团山遗址发掘中出土多件石锤。把木棒的头部修削成尖状，就是原始的矛枪。和原始箭的发展演变相同，矛枪是从削尖头的木棒发展到在上面缚上石矛头或骨矛头，并用于狩猎，以后转化成兵器。在新石器时代，石矛头开始出现，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多有出土。如山东省潍坊姚官庄遗址中发掘出土的7件石矛头，多用千枚岩制成，其中一件长15厘米，两面居中部有脊棱，剖面为菱形。戈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古代兵器，其雏形曾出现在广东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遗址中，可能起源于原始农业中使用的石镰或蚌镰。石镰和蚌镰是收割庄稼的生产工具，它的钩割效能使其在原始氏族的战斗中被用来钩砍敌人。在耶美人那里，不仅可以看到原始的进攻性兵器，也保留着防护装具的原始形态。耶美人的原始防护装具有甲胃和盾牌，它们都是用藤条或藤皮编制成的。藤甲的外形很像一件前面开身的坎肩。编制时后背先用纵横各3根粗藤条编成框架，然后用大约30根左右缠着藤皮的较细藤条，上下横编在框架上，形成身长约50厘米，肩宽38厘米的略呈长方形的背甲。前胸分左右两部分，编织方法与编织背甲的方法相似，再从两侧腋下与背甲编成一体，上面留出袖孔以伸出双臂。为了增强防护的效能，耶美人有时在藤甲的表面贴上一层纯鱼的硬皮。除了藤甲外，还有用藤条编制成的胃，用来防护头部。耶美人还用藤条编制盾牌，这种盾牌是用粗藤条编成的，大小不一，高度约相当于人体高度的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以便用来遮护战士的躯体。原始人的甲胄和盾牌除了采用藤术等材料编织外，通常还选用兽皮制作。初始时人们只把整张的兽皮披裹在身上，以抵御对方的攻击，后来开始裁制加工。如本世纪初云南省傈僳族曾使用过一种原始的皮甲，将两张生牛皮缝在一起，长度约1米，然后在上面开一个舌形的缝，沿缝把切开的皮革掀起来，这就是皮甲的领口，士兵把头从领口穿出来。皮甲的下半部垂在胸前，另外一大半垂在背后，在腋下用绳索将前后两部分联结起来。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的进攻性兵器和防护装具已经形成体系。进攻性兵器中包括远射兵器、格斗兵器和卫体兵器。远射兵器中主要是弓箭，在箭端装上以石、骨、蚌制作的箭镞，特别是用穿刺和杀伤力较强的磨制而成的三棱锥体石镞，还有用以投掷的石球和陶球等。格斗兵器有能够砍杀的石斧、钺等，还有能够扎刺对方的骨矛和石矛，砸击对方的木棒和石锤，能够钩啄的石戈等。卫体兵器中有石头或兽骨制成的匕首或短矛，还有嵌装石刃的骨匕首等。防护装具主要是甲胄和盾牌，多采用藤条、皮革等材质编制而成。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落后的生产方式已不适应人类生存的需求。人们对财富和权力的贪欲使得原始战争逐步升级，兵器最终从生产工具中分离出来，而且促使原始兵器的制造业形成一定的体系，从而使我国的兵器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二里头文化的发现经过考古学者长期探索，终于揭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神秘面纱。从远在4000年以前的二里头文化中，获得了技术较为成熟的青铜器。特别是在二里头遗址中还发现了冶铜炉的残壁，清理出带有铜渣以及铸造铜器时使用的泥质铸模--陶范的碎块。这些发现表明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有了较熟练的冶铸技术，而且青铜冶铸业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遗址中发掘出的青铜器，除铜凿、锥、小刀等生产工具外，已有铜戈、戚等兵器。其种类不多，但具有一定的特点。1975年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2件格斗兵器铜戈。一件戈长32.5厘米，戈援的上、下都有刃，向前聚成锐利的尖锋，援与内区别明显，内后部有一个圆穿，穿后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凹槽内可能嵌过绿松石，在“穿”和“援”之间，留有安过“斫”的痕迹。这件铜戈制作甚精。在遗址中采集的另一件铜戈比前一件略小，援部相同，为直内方穿，援内界线不明显，在内后有4个齿。从2件戈的形制看，这一时期的铜戈已在形体方面形成特征。使用时主要是勾、研，故又称“勾兵”，也可以用尖锋来啄击，或用援的上刃来推击。和铜戈出土在同一座墓的铜戚，是从斧类工具演变成的格斗兵器，长23.5厘米，戚体窄长，戚刃呈圆弧状，戚内较扁平，戚体与戚内之间有凸起的“阑”。1972年发掘的二里头宫殿遗址中出土的铜箭镞，属于远射兵器。镞体呈扁平状，制成形状规范的双翼有脊的镞，双翼向后伸展成倒刺，向前聚成尖锋，后面带有插接箭杆的镞。这种扁体双翼的铜镞射程远，具有较强的杀伤能力。二里头遗址中获得的青铜兵器铸造技术已有了相当的水平。从形制上看，它明显地与生产工具分开，但是它们的形制如此规整，表明这不是青铜兵器始起阶段的制品。由此推测，中国青铜兵器出现的时间应该比这批出土的青铜兵器时代早。二里头遗址中，出土青铜兵器的地层属二里头三期文化，相当于早商时期。据古代史籍中记载夏代“以铜为兵”，为此我们可以判定，在夏代就有青铜兵器用于古代战争中。夏王朝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掠夺财富，必须建立军队，发动一场场激烈残酷的战争。因此，当时更加重视兵器的研究和制造，而兵器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青铜冶铸技术的提高。跨入青铜时代的兵器公元前21世纪，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大约在这一时期，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时代的历史从夏开始，经历了商、西周、春秋到战国，前后延续近2000年左右。人类对青铜冶铸技术的掌握，使得人们开始懂得用青铜制造兵器，促使兵器的制造业迈进了新的发展阶段。人类在跨入青铜时代之前就对金属铜有了初步的认识。最早被人类认识的大约是自然界中天然存在的红铜，它可能是在人们寻找各种适合于制造工具的石料时而被发现。红铜比石料坚硬，富有光泽。人类经历了艰苦曲折的历程，逐渐探索出冶铸金属的奥秘，跨过了通往青铜时代的门槛。至于古代人们何时开始冶炼红铜，现在还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但从我国目前获得的田野考古资料中得知，最早的铜质工具是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和甘肃省永登城蒋家坪遗址中发现的铜刀，属于青铜器，用单范铸成，距今5000年~4000年。在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过一些小型的铜制工具，其中山东省胶县三里河出土的铜锥，经过鉴定是黄铜器，距今3000多年。在甘肃、青海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一些小型铜工具，除了多数为红铜制品外，还有少数的青铜器。在甘肃省永靖秦魏家、大何村、武威娘娘台都发现了刀、锥、凿、斧等铜工具。青海省贵南孕马台遗址中出土了直径8.9厘米的铜镜，铜镜的背面铸有七角星纹饰，制作较为精细。这些铜器多采用锻、铸法。从东乡林家出土的青铜刀和永登蒋家坪出土的残钢刀来看，我国在夏代之前就已出现了青铜器物，虽然没有完全进入青铜时代，但是离青铜时代为期不远了。到夏代时，人们逐渐掌握了用铜、锡、铅按不同配比冶铸青铜器的技术，随着冶铸炉中点燃的烈火，中国开始跨入青铜时代。山东龙山文化和甘肃、青海齐家文化发现的小型铜工具，没有任何一种是作为兵器使用的，河南堰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使我们获得了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兵器。殷商时代的铜兵器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公元前16世纪，商汤兴师伐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朝。商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甲骨卜辞中记述，商王武丁时已有用左、中、右为名编制的3个师，每师1万人。卜辞中有许多关于商王亲自出征的记载，到商代末期的牧野之战时，商纣王率兵多达17万与周作战。《诗·大雅》描述当时的战争情况是“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这种变化对兵器的产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商代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从考古资料和对青铜器的分析研究中得知，商代的冶炼工艺已经超越了由矿石混合冶铸青铜，发展到由纯铜、锡和铅按不同配比来冶铸青铜器的较高水平。铸造青铜器的作坊也具有较大的规模，因此有了改进和扩大铸造青铜器的雄厚物质基础。商代用于格斗的兵器主要是青铜戈，全国各地发掘的商代墓葬几乎都有戈出土，数量极多。除步兵装备戈外，战车上的武士也以其为主要格斗兵器。例如安阳殷墟小屯宫殿区发现的1辆商代战车上，殉葬的3名武士都装备着戈。商代的铜戈制作甚精，许多戈的内上铸有纹饰或镌刻铭文。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象形的“戈”字，字形如实地描画出商代铜戈的形貌。西周的军队也大量装备茸，《尚书·牧誓》篇记载，商末周武王率军讨伐商封王，在牧野誓师，周武王在誓词中命令全军将士“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这场战争开始后，由于商代军队“前徒倒戈”，导致了商朝的覆亡。由此证实，戈是商周时期军队用于作战的主要兵器之一。为了使戈更适应作战的需求，在制作上不断地加以改进，成为适于勾祈的兵器。对青铜戈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进戈援的锋刃，加大戈头与戈秘的夹角，以加强战斗中的杀伤力；二是进一步改进戈头与戈秘的结合方法，目的是在实战中戈头不致在挥斫勾啄时脱落。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铜戈，援、内不分，内上有一穿，这样很难牢固地横缚在秘的前端。到商代时就采用各种办法力图克服戈的这一缺陷。第一种办法是采用曲内，使戈内比戈援窄，把戈内后尾制成向下弯曲的形状。第二种办法是采用签内，援内中间铸出扁环形中空的要，将戈秘插入签孔。第三种办法是直内加“阑”，戈内呈长方形，援、内相接处竖有一条凸出戈体的“阑”，装秘后戈头就不容易前后移动或脱出。河南安阳殷墟西区墓葬中发现一件存有残木秘的铜戈，戈秘上挖出一个放置戈头的窄长孔，该孔称为凿。将戈内的前半部及上下阑均插入凿内之后绑缚，为了使戈头与秘牢固结合，后来又将戈援下刃后部逐渐向下呈弧形延伸，延长戈与秘结合处的长度，以加强戈秘与戈头结合的牢固程度。这种弧形延伸的部分被称作“胡”，胡上有穿孔，称为“穿”，用来穿麻线或把皮条绑缚在戈头和秘上。经过战争实践，发现前两种办法不如直内加阑并伸延出胡的效果好，从而前两种办法被逐渐淘汰。殷墟西区墓葬发掘出土的铜戈，虽有曲内或銎内的，但较多是直内加阑式的，有部分戈有胡有穿，虽多为短胡一穿，但也出现有中胡二穿，甚至长胡四穿的，显示出商代青铜戈形制发展的趋势。矛是商代另一种比较重要的格斗兵器。商代的青铜矛铸造成具有长“莆”的宽叶形状，莆部中空，用来安装矛柄，在莆部的两侧带有半圆形的双环，这样可以把矛头牢固地绑缚在柄上，又可垂挂漂亮的矛缨。莆向前延伸成矛体的中脊，脊的两侧伸出扁平的亚腰形阔叶，矛两侧叶向前聚成锐利的尖锋。有的铜矛莆部较短，莆内装柄的签孔一直伸至脊处，脊的两侧伸出扁平的亚腰阔叶，前聚成尖锋，在叶底开有双称的双孔，用以缚固矛柄。河南省安阳侯家庄殷代王陵1004号大墓的墓道里，发现大量成捆放置的铜矛，每捆10支，总数多达700余支，对1969年~1977年河南省殷墟西区墓葬出土的青铜兵器所做统计表明，出土的铜戈数量最多，达230件，其次是铜矛，共70件。可见，铜戈和铜矛是商代军队主要的格斗兵器，它们在战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铜钺也是商代常见的格斗兵器，在黄河下游、中原地区，以及湖南、湖北、江西等省都曾出土过这种兵器。铜锁的特征是体宽，刃阔，后有方内，截刃呈圆弧形。两角微向上翘，出土的数量较少，可能在实战中不如戈、矛使用普遍。山东省青州苏埠屯商代晚期墓出土的铜钺，长31.8厘米，平肩弧刃，钺身为镂孔人面纹，巨目圆睛，张口而方齿突起，面容威严。形体更大而且更精美的2件铸有“妇好”铭文的青铜钺，出土于河南省殷墟妇好墓中，这2件铜钱形制相近，钺身略成风字形，一件形体略大，长39.5厘米，重达9公斤。铜钺身两面近肩处铸双虎噬人纹，双虎分居两侧，巨口暴睛，中间有一颗人头。另一件长39.3厘米，重8.5公斤，钺身两边铸双身龙纹。这类大铜钺主要已不用于实战，而是用作统帅的身份和权威的象征，有时作行刑之用。商代的铜刀是一种劈砍的单面刃格斗兵器，按形制可分成中原文化系统和北方草原文化系统。前一种铜刀形体较大，一般长30厘米~40厘米凸脊凹刃，有的柄端铸出兽头，有的柄呈环状。后一种铜刀较短，柄端作兽首，一般较轻便，适于近体格斗。1976年河南安阳出土的龙首铜刀，长36.2厘米，凸背曲刃，首作一龙。商代的远射兵器主要是弓箭，在箭端普遍使用青铜箭链，但骨、蚌、角嫉仍在使用。青铜链是用合范的形式铸造的。郑州市二里阿商城遗址出土的徽范，一端有浇口，浇口通主槽主槽分左右与箭链槽相连，浇一次范可铸出若干支青铜链。青铜链的形制大致承袭了二里头文化中的圆挺双翼式铜链。它增大了两翼的夹角，翼后的倒刺更尖，并在两翼上磨出了血槽。从河南安阳殷墟和河北省奠城遗址出土商箭的朽痕看，青铜链装在木质箭杆上。箭杆末端装尾羽，长约8.5厘米。商代晚期主要的作战形式已是车战，在每辆战车上都要配备一名弓箭手，而战争中射出的箭链很难收回，因此箭链的消耗量很大，必须大量制作。又由于战斗中武士身着甲胄，只有锋利的箭链才能穿透甲胄发挥威力，所以对箭链制造的质量要求也更高。复合弓在商代应用普遍，河南省安阳小屯车马坑遗迹根据弓体上弓洱的位置得知，弓体长1.6米。驰弦时为保护弓体，常缚有青铜弓秘。这种青铜弓秘习称“弓形器，”上面铸有美丽的花纹，两端铸成铃状。原始火器在公元11世纪中叶，虽然北宋军队已经装备了用于爆炸或燃烧的火药兵器，但真正的射击火器，也就是现代枪械的雏形的管形射击火器，又过了一个世纪以后才出现，它是在南宋军民奋力抗击金兵的战火中诞生的。管形射击火器是在爆炸或燃烧性火药兵器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南宋抗金战争中出现的“突火枪”，已是管形射击火器的雏形。据《宋史·兵志》记载，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有人创制成“突火枪”的火药兵器，“以巨竹为筒，内安子案，如烧放，焰绝然后子案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但是“子窠”到底指的是什么？记载得很不清楚，有人认为它可能是以后子弹的雏形，如果这种推测合于当时的实际情况，那么，这种从管中利用火药燃烧后产生的作用力发射“子窠”的“突火枪”，可以算是近代枪械的前身。因为它已具备了管形射击火器的三个要素：枪筒、火药、子窠（最早的弹丸）。枪筒是装填火药与子窠的必要条件，火药在筒中燃烧产生的气体推力能将子窠射出枪筒，产生击杀作用。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发射弹丸的管形射击火器，堪称世界枪炮的始祖。可能因火枪系用竹筒制作，故又称“突火筒”。据《景定建康志》中记录，火药兵器诸名目中就有突火筒。在《永乐大典》所引《行军须知》一书，有人认为早到宋代，其中讲攻城时，曾提到守城兵器有火筒、火炮、长枪、擂木、手袍等，所讲的火筒也应与突火筒相近。筒字也可以写作笛字。后来这种竹筒制造的原始管形火器，逐渐不再使用火枪、突火枪等名目，而火筒的名称保留了下来，直到元末明初还沿用，张宪的诗句“五百貔貅铳善守，铁关不启火筒焦”可以为证。当这种用竹筒制造的原始管形火器改用金属来制造以后，就出现了一个从“金”字旁的新字来称呼它，但还用“筒”的音，那就是“铳”字。据明代邱溶在《大学衍义补》中讲到“铳”字时说，字书里过去没有看到过，“近世以火药实铜铁器中，亦谓之炮，又谓之铳。”可见这个新字的出现，正反映出大约在元朝时由竹制的火筒演变为铜、铁制造的火锐的实际情况。金和南宋先后为元所灭，中国又出现了统一的局面。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元军先后获得金和南宋所掌握的有关火药兵器的工艺技术，也用各种火药兵器装备了自己，燃烧性的火炮、爆炸性的铁火炮和管形的火筒等兵器的制造技本都不断有所改进，其中特别是管形射击火器的改进最为突出。《考工记》的启示春秋时代，弓箭制造业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了作战的需要，当时各国兵器制造工艺都有详细的记录，制定官方标准，用以指导弓箭的生产，从而制造规格统一的弓箭。《考工记》一书中“弓人为弓”和“矢人为矢”两节细致地描述了关于弓箭制造的选材、工艺等，并且记录了按使用人身份而规定的等级。制造一支弓所需要的六种材料是干、角、筋、胶、丝和漆。材料的作用是“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对于六种材料的选用也有明确的规定。如弓体选材以拓木为上，是最好的造弓材料。檬次之，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为最次。牛角是制弓弭的材料，选取角材时，要注意杀牛的季节，选用的角须是“青白而丰末”。一只牛角的价格相当于一头牛，称为“牛戴牛”，对于胶、筋、漆和丝的选料，也各有规定。将六材合制成弓，要经过不同的工序，并选取不同的季节，以保证弓的质量。《考工记》对弓的制造作了描述：“凡为弓，冬析于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体，冰析爵”。再春被弦。因此制成一张弓，从备料到制成需经过2~3年的时间。对弓的等级也有严格的规定：“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为诸侯之弓，合七而成规；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规；士之弓，合三而成规。”选用的材料越精良，弓的弧曲度越小，越适于实战。《考工记》的官定制度，推广了先进的工艺技术，提高了兵器质量，使军队的装备逐渐规范化。在湖南和湖北等省的楚墓中，出土有竹弓和木弓。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中，也出土有竹制弓和木制弓，弓的长短不一，有单体弓也有复合弓。以这些楚墓和曾墓中出土的竹、木弓的长度，一般约为90厘米一160厘米，与《考工记》所列上、中、下三制相比较，大致符合，上、中制的弓发现较少，下制的弓发现较多，至于选材，楚墓出土的弓，半数以上为竹弓，又与《考工记》规定不合，可能是因地域不同所致。至于楚墓出土木弓，材质优良，制工精美，髹漆绘彩，显示出当时制弓技术极为精良。《考工记》对青铜兵器的合金配比也有明确的规定。到春秋时期，采矿、冶炼、铸造已有了明确的分工，青铜冶铸业的规模庞大。在此基础上，已根据不同的兵器和不同的用途，规定了铸造时选用原料的不同配比。这就是《考工记》关于“六齐”的规定：“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六齐中，除钟鼎之齐与鉴燧之齐外，其余四齐都讲的是兵器。根据测定，锡的含量越高，硬度就越大，也就更脆，含锡量17%~20%的最为坚硬。对古代青铜器化学分析的结果，虽然与六齐所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六齐”的出现表明当时人们对合金的成分、性能和用途之间的关系已经有较深刻的认识。因此六齐的规定，保证了青铜兵器的质量，这也是当时青铜兵器制造业技术提高的重要因素。涿鹿之战和蚩尤造兵提到中国史籍中记载的年代最久远的战争，人们无疑会联想到著名的涿鹿之战。那是在原始社会晚期，以黄帝为首的北方部落联盟和以蚩尤为首的南方部落联盟之间在涿鹿之野发生的一场激战。传说蚩尤在作战时散播浓雾，使敌方的军阵笼罩在浓烟密雾之中，而铜头铁额的蚩尤在浓雾中或隐或现。蚩尤还得到魑魅魍魉的助战，致使黄帝的军队屡屡战败。为了摆脱浓雾的围困，黄帝的一位臣子风后造出指南车，从而辨明了方向。黄帝还得到水神应龙和旱女魃的帮助，终于战胜了蚩尤。为了适应战争的需求，仅仅利用带锋刃的生产32具作战已远远不够，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改进并发明新型的兵器。因为涿鹿之战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重要战争，所以人们常把兵器的发明归功于那场战争的胜利者黄帝和失败的英雄蚩尤，在各种古籍中有不同的记述。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膑兵法》中说，剑是黄帝发明的。《世本》中说，弓和箭是黄帝的臣子挥和夷牟发明的。《世本·作篇》又记载，蚩尤作兵，蚩尤作五兵。“五兵”是对中国古代兵器的泛称。在汉代画像石或雕刻中出现的蚩尤像是一个形体似人，又有兽爪的猛兽，利牙露外，两耳竖立，面目狰狞。在他的手中、头顶、身旁佩持各种兵器：一般头上顶着弩弓，手中握着戟、剑、钺、刀等，总数都是五件。蚩尤的下场，一说是涿鹿之战后，黄帝并未杀蚩尤，而是让他主兵，后成为军神，受到人们的称颂。《史记·五帝本记》的注文所引的《龙鱼河图》中载，上天差遣玄女下凡传授黄帝兵符，才能制伏蚩尤，然后黄帝让蚩尤主兵，以制八方。后来蚩尤死了，天下大乱，黄帝又将蚩尤的画像送到各地，以表明他并没有死。人们以为蚩尤还活在人间，因此八方又臣服于黄帝。据（史记）载，秦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之中的第三神就是“兵主”，祠蚩尤。《史记·天官书》中记载；“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西汉墓出土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里面有一颗拖着长而后尾勾曲的圆星，下面榜题有“圭又（尤）旗，兵在外归”。证实这些作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星图与《史记·天官书》的记载正相符合。到了汉代，凡都城都建有蚩尤祠，且离存放兵器的武库相距较近。古时黄帝曾有“过武库，祭蚩尤”之命令，把蚩尤尊为军神。这种祭蚩尤的做法在中国沿袭了很久，直到唐代还保持着出兵祭蚩尤的习俗。兵器与生产工具分离中国远古时期，人类的祖先为了生存，把石块、木棒、藤索等简单加工成斧、钺、弓箭等生产工具，用其猎取禽兽以获得食物，并且用来对付猛兽的袭击。随着社会的进化。氏族部落的形成，原始人类的生存竞争加剧，部落之间的争斗不断。在争斗中，凡是能够利用的带锋刃的工具都被人们用来相互残杀，于是那些生产工具兼有了杀伤兵器的功能。为了在争斗中取得胜利，原有的生产工具难以胜任，迫使人们去制作更有威力的专门的杀伤工具，于是兵器从生产工具中分化出来。这个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一原始社会晚期，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萌发了私有制，开始由部落联盟向有阶级的国家过渡。为了更多地占有领地和财富，战争不断升级，专门用于杀伤的兵器开始出现。在原始社会的生产工具中，石斧是用途最广泛的砍伐器。人们渔猎、伐木等都离不开石斧。在已经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男子常常随葬石斧，它几乎是男子劳动的象征物。这类具有广泛用途的带有锋刃的工具，也正是最早被人类用来相互残杀的工具之一。为了使石斧更具有杀伤威力，人们在制作过程中逐渐改变石斧的外形，减薄斧体，加大刃面，终于形成专门用于作战的兵器。江南和北方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一种穿孔石斧，它体薄而有宽弧刃，有的上部有双肩，其特征明显不同于一般的生产工具，应属于专用的兵器。这一种有宽弧刃的兵器被称为“钺”。山西省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的1件石械，呈长方形，一侧中部钻一孔，并留有涂饰红彩的木柄痕迹，表明当时这件石钺是缚在木柄上使用。在河南省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1件陶缸，高47厘米，饰有彩绘的图像。图像的右侧画有一柄石钺，石钺柄部的顶端和尾端都有装饰。柄上缠有绳索等物品一很像后世缠在剑柄上便于握执的剑猴，绳索绑缠的纹样和色彩颇具装饰美感。图像的左侧绘着一只嘴上衔着鱼的鹳鸟，通体饰白色，高傲直立，圆目瞪视，用它的长喙啄着一条大鱼。鱼嘴被鹤鸟啄住，整身下坠，僵硬死板，毫无生气。经有关专家考证，鹳鸟和大鱼可能分别为两个原始部落的“图腾”。这幅彩绘画的含义，大概是以鹳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征服了以大鱼为图腾的氏族部落，而那柄石钺，已经不是普通的兵器，而是胜利和权威的象征物。人们在制作钱时，选择最美丽的玉石为原料，经过精细的加工，制成玉钺，作为氏族首领，特别是军事首领们佩带的兵器。玉钺除了具有兵器的功能外，还被视为持有者身份和权力的标志。浙江省余杭县反山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钺是这一标志的例证。那些制作精美的玉钺，在顶端和尾端有玉质的冠饰或端饰，多放置在墓中尸体的左侧，或许原来下葬时握在死者的手中。在1件带有少许褐斑的青玉钺弧刃的上下两角，都有精细的浅浮雕纹样。上角刻有一个“神徽”，神人巨目阔嘴，头上戴着羽毛冠饰；下角刻有一只“神鸟”，鸟的头、翼、身均作了变形夸张。“神徽”雕琢精美画面神秘，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连。在余杭县瑶山还发现一处良清文化的祭坛遗址，在祭坛下墓中发现的玉钺外形和雕琢精美的程度都与反山出土的相似。瑶山发现的墓被葬于神圣的祭坛处，故推测死者的身份可能是专司祭祀的巫师。巫师是部族内特殊阶层的人物，或许同时还是酋长兼军事首领。反山墓地是由人工堆筑的巨大土坛，动用了多达2万多立方米的土方。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构筑如此花费人力物力的墓地，所葬人的死者生前必定是部族中拥有相当权威的首领。部族首领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势，扩大领地和财富，经常动用武力去征服其他的部落或部落联盟。这就导致原始战争更加残酷和激烈，因而进一步迫使人们去制造更具有杀伤威力，适合战争需求的兵器。钢铁兵器的出现春秋战国交替之际，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这种战车军的编制也日益不适应日趋残酷的战争形式。公元前541年晋军和狄人的军队战于太原，狄人的军队是步兵，又受地形的限制，以战车作战，难于取胜。于是主将命令下车徒步作战，当时有人抗拒命令，不愿放弃战车。这时，主将只得按军法把抗拒军令者斩首，军令才得以贯彻，从而击败狄人的军队。这样，步兵成为军队的主力。以骑兵、步兵为主力的军队编制取代战车兵为主力的军队编制过程是缓慢的。直至秦代，车兵仍是军队的核心，可由秦始皇陵发掘的陶俑坑所证实。尽管俑坑中出土有骑兵俑和步兵俑，但大量的战车兵俑仍挺立在墓坑中。木质战车已经毁朽，车上的陶俑和车前的陶马完整无损，驷马驾车上站着身披铠甲的武士俑，以青铜质为主的兵器都足以证实当时战车兵仍是军中的主力。军队成分的变化，也表现在军队数量的变化。公元前589年发生的城濮之战，晋国投入战争的兵力是700乘战车，总兵力万人左右。春秋末年，越王勾践趁吴王参加渑池之会，于公元前482年倾举国之兵攻打吴国，总兵力不到5万人。战国以后，各国兵员人数猛增，如秦赵长平之战中，派去截断赵军粮运的部队就有25000人之多。战役结束后，投降秦国的赵军尚达40多万人。战国时期，军队从战车兵形式发展成战车兵、步兵、骑兵结合的多兵种形式。军队的兵员激增，这样对兵器装备的品种，类型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同时也促进了兵器制造技术的发展和更新。兵器变革得以实现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在此以前，商代虽出现了用铁制造的兵器，但那时是用自然界的陨铁制成的。把陨铁锤锻成薄片，嵌铸在青铜兵器的刃部。1972年河北蒿钺城台西商代遗址墓葬出土的铁刃青铜，残长11.1厘米，钺刃部残断，嵌铸在青铜内的铁刃是陨铁，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利用陨铁制造的兵器。1977年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遗址中发现的铁刃铜，残长8.4厘米，嵌铸在青铜内的铁刃也是锻成薄片的陨铁。西周时期，开始出现人工冶炼的铁兵器。这也证实人们一旦掌握了新的金属材料，就被应用于兵器的制造。最早人工冶铁制作的兵器实例是1990年发掘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时出土的镶玉铜柄铁短剑。剑长33.1厘米，剑身为铁质，外用丝织品包裹，装入牛皮鞘内，剑柄为铜质，外镶玉和绿松石。剑身与剑柄衔接处镶绿松石片。经过鉴定，剑身为人工冶铁制品。1992年陕西省宝鸡市益门村2号春秋早期墓葬中出土了3件金柄铁剑，3件剑均为金质剑柄，铁质剑身。第一件剑长35.2厘米，剑身呈柳叶形，柱状脊。出土时剑身外有织物包裹的印痕，剑格到剑首作镂空浮雕状蟠虺纹，制作极其精细。纤小的虺身满布表示鱼鳞甲的密点，相互纠交缠绕，隐现头和羽翼。绿松石和石料珠裹嵌柄端，所嵌的绿松石多精磨成“乙”字的钩形，剑茎的蟠螭纹向左右两侧伸展，形成略有错落两两相对的突出方齿，剑格和剑首侧均有前后两重玲珑剔透，金光碧闪，精美华丽。第二件同前一件剑形近似，长30.7厘米，剑柄部为实心，剑格与剑首饰变形蟠螭纹，嵌宝石珠，剑柄茎为长条形无纹饰。第三件剑长35厘米，饰镂空变形蟠螭纹，剑格部为一变形兽面，剑茎两侧有略微相错的突齿七对，圆柱形蟠目嵌有绿松石。经鉴定，铁剑为人工加工冶炼铁制。宝鸡益门村2号墓葬铁剑的发现，为我们研究秦国当时冶铁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这些早期的钢铁兵器，器类较为简单，形体多不大，反映出当时的铁器生产还属于初期阶段。所以到战国时期的兵器还是以青铜制品为主。分为远射兵器、格斗兵器和护身兵器。远射兵器弓箭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弓已制成相当成熟的复合弓。1986年在湖南省慈利县石板村发现的战国墓中出土了3件竹质弓，均已残坏。其中1件弓长119.8厘米，弓的中间一段的内外各加了一层竹片，中间宽，两端窄，通身用麻布密缠，再用麻绳捆绑，外髯黑漆。弓的两端切成细长的桦头，并戴有皮质的弓帽。这时期所使用的青铜箭镞，是锥体状三棱镞。在前锋的后部形成三刃，剖面为三角形。这时兵器的制造技术发展很快，依据锥体三刃的基本形态，具体形状各有变化，有的加长了镞体，有的改进了镞刃，加强了弓箭的钻透力和杀伤力。战国后期出现了铜链后部安装上较长的铁铤插入箭杆。山西芮城墓葬中出土一具战国时期中箭的尸骨，一枚三棱铜镞从背部脊椎骨射中而穿透到腹部，这种锥体三棱铜镞的穿透力是很强的。格斗兵器有青铜戈、矛和戟。这时期戈的制造技术提高了，杀伤力增强，胡部继续加长，胡上穿孔增多，胡和穿的变化，使戈头更加牢固地结合格在秘上，胡和援的长度多为4.5，有的胡长超过援长，极富杀伤力，戈援的上刃、下刃和前锋更加锐利，胡长铸成渡状的孑刺，戈内制成利刃，援与阑的夹角，阑与内的夹角都超过100度。青铜矛制造的改进主要是矛篱銎部多为中空，直透到脊的中部，狭刃，中脊起棱，断面呈菱形四刃，秘安装得吏为牢固。青铜戟为戟刺与戟体用秘联装，似矛而体小，刺叶的刃侧有时出孑刺，有的刺叶下垂至莆底再向上翘成孑刺。戟体与戈相似，但援部瘦长，上扬的角度加大，锋端微弧曲下垂，刃呈凸弧的圆刃，下刃接近圆形的凹刃，加强了勾斫和推击的作用。戟体内部上扬与秘的交角超过了100度，并在内处加有斜刃，上翘成距刺，形成具有战国时期特征的兵器。春秋战国时期，军队中的战车兵逐渐被步、骑兵取代，军队兵种发生了变化。护身兵器铜剑随之得以发展。随着战场上步兵、骑兵的大量出现，剑在近距离拼杀的战场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河南省汲县山彪镇春秋晚期墓出土的铜鉴和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出土的铜壶上，都刻画着水陆攻战场面的持剑格斗的步兵。双方士兵的腰间都插着带鞘的剑，士兵手中执握的剑和腰间佩带的剑都比较短。战国初期，铜剑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剑的剑茎形似扁条，无首，无腊；第二种剑的剑茎为全空或半空呈圆角形，有圆盘形的剑首；第三种剑的剑茎为圆柱形，茎上有2周~3周凸起的圆箍，有的剑首呈圆盘状，剑的长度一般在50厘米~70厘米之间。战国时期的防护装其主要是皮甲和盾牌。湖南省长沙市出土的皮胎漆盾，高约60厘米。江陵拍马山出土的木盾，高83厘米，上部的两角为上小下大的双弧形，下部的两角为方形，盾中部隆起一条纵向的脊棱，皮甲和盾甲结合使用，大大减少了战场上兵员的伤亡人数。出土成组的战国时期兵器，多为弓、箭、矛和剑，有时出土刺体用秘联装的戟。春秋时期以前，凡出土成组兵器的墓葬，同时有车器出土。而到战国中期以后，有戈、矛、剑等成组兵器出土的墓葬中看不到车器出土。这时期的戈秘和矛秘的长度比春秋时期的短。兵器秘变短的趋势以及墓葬中车器减少的现象都可反映当时已从车战转向步、骑、车结合野战的过程。随着军队中步兵、骑兵队伍的壮大，钢铁冶炼技术的提高，促使钢铁兵器到战国晚期得到了较全面的发展，1965年河北省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现了一批战国晚期的铁兵器，有剑巧15件、矛19件、戟12件、匕首4件和小刀1件，还有11件装在矛戟等的长秘后尾的铁鳟。19件带铁铤的三棱刃铜镞。青铜兵器只有戈1件、剑1件和2套弩机上的铜扳机。另有1件铁甲片编成的防护装具兜鍪。经鉴定，剑、铤、矛等兵器都是用块炼铁渗碳制成的低碳钢制造，但含碳不均，大约是用纯铁增碳后对折，然后多层叠打而成，并经过淬火。淬火技术的掌握，可以增加刃部的硬度。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批淬火兵器。这批兵器也有用块炼铁直接锻成的，块炼铁兵器的发现，也说明渗碳制品在当时处于发展阶段。易县燕下都44号墓出土的铁兵器很富有特色。出土的铁剑除一件长度为73.5厘米外，其余的长度都在81厘米~100.4厘米之间，并且安装有铜首和格。矛的长度在32.4厘米~37.9厘米之间，多在带要的长骸前有较长的茎，接有狭长的窄叶的尖锋，脊不明显，这些兵器比同类青铜兵器长，器形也与同类兵器不同。这时的戟已是“卜”字形的，到汉代时这种式样的戟成为当时的主流。防护装具铁兜鏊也是发现最早的1件。兜鍪高26厘米，由89片铁甲片用皮条编缀而成形，甲片的编法是上层压下层，前片压后片，顶部用2片半圆形的甲片拼缀成一个圆形平顶，沿圆顶的周沿用圆角长方形的甲片自顶向四下编缀，共有7层。用于护额的5片甲片形状特殊，在前额正中的1片甲片突出有保护眉心的部分。易县燕下都44号墓的发现，表明当时燕国的冶铁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批铁兵器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战国时期铁器制造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翔实的材料。用钢铁制造兵器引起了兵器生产的巨大变革，这个变革过程从战国晚期开始了。兵器类型的多样化装备精良的兵器是军队胜利的保证，汉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保证军队有充足的兵器，上乘的兵器质量，改置了管理兵器制造业的专职官员“考32令”，专门负责兵器的制造，监督检验兵器的质量。这样可以集中32匠，扩大兵器的制造业，不断改进兵器的性能，提高兵器的质量，在长安城内建立了规模宏大的“武库”。由考工令负责督造的兵器，源源不断地送到武库统一保管储藏，再由武库统一分配给各地的军队使用。长安武库建造在汉长安城的长乐宫和未央宫之间，周围是夯土墙围住。1975年~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武库遗址。武库围墙长710米，宽320米，厚1.5米。武库内有7处库房遗址，中间有一堵夯土墙分成两个院落，1号~4号遗址在东侧，5号~7号遗址在西侧，呈品字形排列。7个库房遗址平面均为长方形，夯土构筑，四面开门，内分数间。每座库房的长度都超过了100米，有的长度为200米左右，库房的墙厚约为4米~8米之间。以7号库房为例，东西长190米，南北宽45.7米，中间分为三大间房，每间房南北各开二门，遗址内的隔墙也开二门，遗址的夯土墙厚4米，可以看出库房的建筑坚固牢靠，这座武库沿用到王莽时期。王莽末年，长安连年战乱，这座巨大坚固的武库也随战乱被焚毁废弃。从遭到焚毁的武库废墟里，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兵器的保存状况。在这座庞大的武库中，不同的库房存放着不同的兵器，或放弓弩镞，或放戟剑矛盾，或放铠甲兜鍪。在遗址中发现当年残留下的兵器中，铁兵器最多，有刀、戟、矛、斧、剑和大量的镞，铁铠甲已锈在一起，青铜兵器有镞、剑格、戈各一件。矛、戟等长兵器都放在兵器架上。兵器架叫“兰奇”，出土时已经腐朽，兰、镝分放长兵器和放短兵器两种。山东省沂南画像石墓前室南壁刻画的兵兰是放长兵器的兰枋，两边有两个带方座的立柱，立柱中间用两条横仿连接，横枋上各等距离开5个圆孔，插放长兵器。左侧2件戟和右侧2件矛间有弩弓在上，机括在下悬挂2张弩。沂南画像石墓后室靠南壁的隔墙的画像石上刻有放短兵器的形象，两根带朵云形底托的立柱上横架一粱，立柱上各等距离安装五组托钩，自上而下托架着两柄长剑，2把刀和1把手戟。刀、手戟、剑上都用套囊套着。储存大量兵器的武库在河南洛阳等地也有设立。从西汉开始，冶铁业归政府经营管理，钢铁的冶锻技术不断提高，使钢铁兵器的品种日益增多，钢铁制成的兵器最终代替了青铜铸造的兵器，钢铁制造的兵器的数量也在日渐增多。弓箭是汉代骑兵作战的主要远射兵器。汉代弓箭的制作技术有了很大的变革，军队中普遍装备的是复合弓。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的居延甲渠侯官遗址中出土了1张汉代的木弓，弓长130厘米，是一张未装弦的反弓。它的外侧骨是扁平的长木，中间夹辅着2块木片，内侧骨由几块牛角锉磨，拼接、粘结而成。两梢逐渐减细，凿有系弦用的小孔，弓的表面用丝缠紧，然后涂上漆，外表漆黑色，内侧漆成红色。在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内还发现有完整的箭；都装着三棱的锥形铜镞，箭杆是竹子制品，首尾用丝绳缠紧，再涂上漆，并安着三条羽尾。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中出土的木弓和竹弓，其中一件涂漆的木弓长442厘米上面扣一条长177厘米的弓弦，弓弦是用四股丝绳绞合而成。马王堆3号墓是汉文帝时期的墓葬，墓中出土的兵器是明器，兵器的形状和尺寸与实际兵器相同。安徽省阜阳夏侯灶墓出土了3张西汉初年的黑漆术弓。弓的两端箫上装着鎏金的铜耳，制作精美。西汉初年箭镞的制作基本承袭了秦代时期三棱形的箭镞，但随着汉代钢铁制造业的发展，钢铁镞的数量猛增，并取代了青铜镞的地位。西汉都城长安武库遗址中出土的钢铁镞多达1000件以上，而青铜链只有100多件。不过装有铁铤的青铜锨直到东汉还一直沿袭使用。汉代制造钢铁镞采用铸铁固体脱碳成钢法，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生铁为原料制造钢铁的方法，明显地提高了铁制兵器的数量和质量。汉代时期普遍使用的钢铁箭镞多是长铤圆柱形镞身，锋尖呈四棱锥形的短镞。满城刘胜墓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四棱锥形镞，用块炼铁和低碳钢制成。这种钢铁镞比青铜铸制的箭锨坚硬并且性能优良。满城刘胜墓中还出土了少量的长铤三棱锥形镞，长铤三条侧刃前聚成锋，铁镞和三翼分叉形铁镞。汉代时期尽管大量使用的是钢铁镞，但是钢嫉的使用也很普遍，三棱形的青铜嫉，当时被称为“羊头”，镞的断面为等边三角形，镞的一侧面有个放毒药的小槽，在实战中很有威力。汉代的主要格斗兵器是戟，它在战场上发挥着不小的作用。在长安武库7号库房发现的1件戟，长35厘米，旁伸的横枝长14厘米。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戟最有时代特征。在刘胜棺室的主室的东南角，原来竖立着一组钢铁兵器，其中有2张戟，按照戟锋和秘尾的钢墩之间的距离计量，一张戟全长约2-26米，另一张戟全长约1.93米。戟秘为竹质，铜镦作长筒形状，銎的断面略呈五边形，其一边短窄，故近似杏仁状。戟刺前伸，刺侧垂直伸出旁枝，枝较刺为短，刺下延伸成长胡，上有回穿，在枝上还有一穿，在刺、枝垂直相交处安有铜秘帽，然后用麻往复交叉贯穿鳟秘。在戟上套有木鞘，系由两木片夹合制成，外面可能缠有麻类纤维，外表髹褐漆。戟鞘保存尚好。对其中一件戟的旁枝进行金相和电子显微镜的分析，得知它是经过多次加热渗碳反复锻打制成的钢戟，而且曾经淬火处理。由于钢戟的断面上看到有高碳和低碳的分层现象，但碳含量较均匀，分层不显著，说明制作时、反复锻打多次，质量是较高的。可以看出当时块炼渗钢工艺有了很大的进步，因此制造出来的兵器更为锐利精良。从西汉钢戟的外貌特征来观察，可以看出它还是承继了战国末年的传统只是刺胡通高稍有些减低，但刺和枝本身的宽度却略有增加，使得其本身的结构更加牢固合理。在考古发掘中还曾获得过其他一些西汉的铁戟。1958年在浙江杭州古荡发掘了1座西汉末年的墓葬，墓内出土铜印的印文为“朱乐昌印”，出土的兵器中右横伸帝枝，交角为直角，有青铜秘帽。与满城刘胜墓中戟相比，戟胡似稍短些。1974年江苏盱眙东阳汉墓群清理了7座墓，发现3件铁戟，其中2件仅存戟头，1件保存完好的戟长2.5米。戟刺和枝上原套有麻布胎的棕黄色的漆鞘，戟的形状同江城刘胜墓出土的戟相似，只是胡部稍短，必端有青铜秘帽，墓葬年化约为西汉晚到新莽时期。山东省淄博市淄区大武乡西叔齐王墓随葬坑发现140多件戟，戟出土时成捆放，戟为“卜”字形，刺、援外有黑色漆鞘，鞘系麻布胎。授内端贯穿一铜冒，用麻绳交叉缚缠固为定冒秘。其中一件戟褐色漆朱砂绘饰菱表纹。齐王墓出要的格斗兵器。东汉以膈，戟的形状有了进一步的改时。小枝由向上弧曲为向上折，增强了向前叉刺的功能。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西汉齐王墓中还发现了20多件铁铍，它的数量仅次于齐王墓中的戟。铁铍出土时成束堆放，首呈剑形，断面为菱形，扁锥形茎，套为尖齿形铜箍，箍凿香云尖齿纹。秘出土时已经朽蚀，留有铜镦，中间的饰宽带云纹一周，前端有6个尖齿嵌主秘内，镦上的花纹有三种，第一种为弦纹前训凿香尖齿纹和对称流去纹，后部凿到流云纹。第二种宽带弦纹上凿香对称流云毁，铁铍兼有矛和剑的优点。制作精美，具有比其他兵器更强的杀和对称流云2纹，后部凿香对称流云纹，铁铍兼有矛和剑的优点，制作精美，具有比其他兵器更强的杀伤力，是当时一种先进的新型直刺格斗兵器。矛是和戟同样重要的长柄格斗兵器。汉代的矛主要承袭着战国时期矛的形状，大量使用的是钢铁矛，也有少量的青铜矛。铁矛的叶和锋是扁平的，只有在髂部以下为安装柄做成圆銎状。汉长安武库发现的1件长46厘米的铁矛，锋侧有一个倒钩，这种矛可能就是文献中讲的带小枝刃的“钉”。河南省洛阳烧沟出土1件长47厘米的残朽铁矛，尾部装置铜镦，矛叶中残留着木鞘的痕迹，木鞘的顶端套着一个铜镖。山东省淄博市齐王墓出土了6件铁矛，矛叶断面呈菱形，一后端有圆銎的矛，銎口齐平，有筒状铜镦，銎如杏仁形。另一种矛末端呈偃月形，已腐朽，每件中部装有铜银箍各一，均为腰鼓状，圆形銎，铜箍是铸成的，银箍系卷成的，内有两个插钉，卷到秘处固定，制作方法先进，工艺精良。由于汉代步兵、骑兵队伍的发展壮大，剑就成为近战的格斗兵器，应用广泛。《史记·高祖本记》中有刘邦仗剑斩蛇的记载，还有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故事。鸿门宴上项羽的谋士范增令项庄借舞剑之机杀死刘邦，于是项伯拔剑与项庄对舞，时刻保护刘邦。危急时刻张良找来大将樊哙保驾，樊哙挺剑举起铁盾，撞倒卫士，冲入大帐，怒发冲冠，目皆裂，使项羽不敢贸然行事，后刘邦借机逃脱，范增的妙计落空，盛怒之下，挥剑把刘邦送给他的玉斗砍碎。司想而知，这种能把巨蛇一挥而二，又能把玉斗砍碎的剑该有多么锋利。西汉时期的剑多为钢铁锻造，尺寸明显加长了。可以代表当时冶锻技术水平的一件钢剑是在河北满城刘胜墓里发。现的，钢剑带有黑漆木鞘，长1米以上，用块炼铁渗碳钢的方法制作，由于折叠锻打的次数增多，每层的厚度减少到0.05毫米~1毫米，所含杂质明显降低，剑锋经过淬火，刚硬锋利，剑脊未经淬火，又较柔韧。这种剑适于劈砍，又不易折断。西汉时期，不论是剑的质量、功用，还是数量部达到了顶峰。河南省洛阳金谷园、七里河等地西汉中晚期墓中出土钢铁剑40多件，一般长度在80厘米以上，其中最长的118厘米。从汉代墓葬的壁画和后来的画像石上都可以看到佩带。和使用这种长剑的画像。至此，剑也开始随之衰落，东汉以后，逐渐被一种直背环首刀所代替。汉代也使用一些没有锋刃，主要靠砸击来杀伤敌人的兵器，如挝、杖、税、投等。汉代的防护装具比先秦有了明显的进步，有漆木盾、皮盾和铁盾。在形状上西汉早期的盾与战国、秦朝时期的盾相似，为双弧亚腰形盾。以后出现了长椭圆形盾，鳊织成长方形盾。这时期由盾演化出一种可以进攻，又可以防护的新型兵器--钩镶。它的中部是一个像小盾一样的镶板，上下各出一个长钩，镶板可以抵挡敌人攻击来的兵器，双钩可以击打敌人。最好的一件钩镶在河南洛阳七里河东汉墓出土。钩镶长20.7厘米，尖端臌大如球，中间弯曲呈扁方形，可容一只手持握。镶鼻的前部由两块铁板拼成盾形镶板，可以固定在镶鼻上。河北定县43号墓出土的铁钩镶通体银错云纹，出土时已锈残。江苏徐州铜山苗圃画像石的“比武图”中，刻画着两名武士，左方的武士双手持长戟奋力前刺，右方的武士镇定自若，身体半蹲，右手将钩镶上举，用钩镶的上钩钩住戟杆，左手的环首刀疾刺对方的面门。在其他的画像石上，还有用短柄斧和钩镶的武士。由此可见，钩镶是一种配合斧、剑、环首刀使用的兵器。钢铁兵器取代青铜兵器兵器的发展与作战方式的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战国时期，作战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步兵摆脱了作为随车徒兵的附庸地位，并逐渐取代战车兵而成为军队的主力军。到战国晚期，步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步兵、骑兵队伍的发展壮大，促使钢铁兵器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公元前209年，几百名戍卒面临死刑的威胁，为了死里求生，他们在陈胜、吴广的带领下，在大泽乡举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旗帜，起义军的狂飙席卷国土，摧垮了秦王朝的统治。之后的楚汉之战，以刘邦胜利，项羽失败而告结束。这支发展成数万人的农民起义大军，加速了军队组织的变革，步、骑兵取代了驷马驾驭的战车，并成为当时战争舞台上的主力军。军队的编成和编制方面的变化，特别是步兵和骑兵野战的需要，指导和进行战斗的方法也随之更新和发展，形成新的战术系统。为了适应这一发展，西汉初年对先秦时期的兵书进行了清理，淘汰了已过时的内容，留取精华。据《汉书·艺文志》中所存书目，把兵书别为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种，共存录53家。同时汉代军队装备由主要服从战车部队的特点和战术要求转向适应于步兵和骑兵作战的需要和战术要求。汉代军事装备呈现新面貌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主要是冶铁业的发展和炼钢工艺的新成就，结束了青铜作为兵器主要材质的历史。殷周以来，军队主要装备的是青铜兵器，到战国晚期，钢铁兵器崭露头角。从前述河北省易县燕下都44号战国后期墓中出土的兵器能够说明。但那时期的钢铁兵器的制造还不够普遍，直到汉代钢铁兵器逐渐取代青铜兵器。西汉初年，特别是从武帝开始，冶铁业归政府经营，全国各地设立了40几处铁官，动用了很大的人力和物力来制造铁兵器，促使铁兵器的使用更加普遍，同时进一步促进了冶铁技术的发展。在生铁的冶炼方面，出现了坩埚炼铁法，炼铁的竖炉得以进一步发展。在河南省南阳冶铁遗址发现的竖炉，高4米，直径为3米左右。竖炉加大，相应的对鼓风设备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利用牛、马等畜力鼓风的牛排、马排逐渐取代了人力推动的皮囊鼓风机。到了东汉初年，出现了利用水利的“水排”鼓风。河南省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里，除了块炼用炉，生铁熔炉，锻造砧子和淬火坑外，还发现了“炒钢炉”的遗址。从战国以来经过西汉前期的大发展，我国古代炼铁工艺技术已经达到了比较成熟的水平，不仅出现了白口铁、麻口铁和灰口铁，而在生铁出现后很快掌握了铸铁热处理技术，创造铁脱碳成钢的新方法，以及以生铁为原料，用空气氧化脱碳的炒钢技术，获得不同含量的钢和熟铁。战国时用于制造兵器的块炼渗钢方法，到西汉时期更加成熟，块炼渗钢经过反复锻打，钢中碳的均匀性不断改善，夹杂物含量减少，质量日益提高。这时期还用脱碳退火的办法来提高钢的延性，以便进行加工。河北省满城1号汉墓出土的甲片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二十家子汉城出土的同时代的铠甲片都是采用块炼铁做原料，锻成甲片后经过退火，进行表面脱碳，提高延性，在热处理时，为了防止薄片氧化，必须很好地控制退火时甲片周围的气体成分。这两片铠甲片分别出土于相距数百里的两个地区，又是属于不同身份的人使用，说明当时制造兵器的匠师，已经较好地掌握了脱碳退火的方法。所有这一切都为西汉时期钢铁兵器的生产提供了新的技术和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促使西汉时期兵器材质发生了极大的变革，使以青铜兵器为主迅速转化成以钢铁兵器为主。仅以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箭链为例。该墓共出土箭镞441件，钢铁镞多达371件，只有70件青铜镞。能够以钢铁制造大量消耗的箭镞，反映出当时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和产量的提高，更明显地反映了钢铁兵器取代青铜兵器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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