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在战略上的得失_党建网微平台-爱微帮
&& &&& 南京保卫战在战略上的得失
　　南京作为抗日战争时中国的首都，在日失陷，随后30万中国军民惨遭日军屠杀。这些惨痛的记忆，在今年的纪念活动中具有特殊的、标志性的意义。有必要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探讨南京保卫战的得失，保持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应有的警惕。南京守是守不住的　　南京的攻防，离不开所处的军事地理环境。长江在安庆、芜湖段由向东流转为向北流，古时这一段称“横江”，江右为江东，江左为江西。长江流至南京城北，在这里一个大转弯成120度角，向东南流去。在这好似臂弯的钝角中，坐落着南京城。所以南京城一大面背水（西北、北、东北是长江），三小面开放（东、西各一部，南面全部）。　　历史上南京攻防作战，防守成功的极少，进攻成功的极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层也看到了这点。李宗仁战前说：“在战术上，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三面包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长刘斐认为，“南京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敌可用海军封锁南京，从陆上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则南京处于立体包围下，守是守不住的”。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1937年11月，淞沪战场日本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取得淞沪战场胜利后，发现中国军队无序溃退，中国首都南京就在眼前，于是不待大本营命令立即进军南京。日军这一行动，使其侵华主攻方向开始按蒋介石的战前谋划由北向南转至由东向西，即自上海至南京沿长江溯攻上来。战前国民政府沿此线建设的各道防御地带应该能发挥作用了吧？可实际情况是，中国方面有一定准备，但很不充分，防御设施战时基本没有发挥关键作用。1937年12月，日寇坦克蜂拥南京中华门　　其原因是，上层决心不大，基层不抓落实。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在全面抗战前把沿长江一线作为主要防御方向后，即在国防部下成立了首都防御建设委员会，委派中央军校教育长兼京沪战区司令张治中负责，下设设计、工程建设等机构，勘察了从上海到南京和南京郊区地形，制定了建设规划。参谋本部早在1932年12月成立城塞组，由参谋次长贺耀祖兼任主任，在德国顾问指导下，在南京以东、东南和江阴、镇江、江宁等要塞建筑和整修“国防工事”。南京保卫战之前，首都卫戍军司令唐生智又亲自视察了其中一些主要阵地。在上海、南京之间构建了吴（县）福（山）线和（无）锡澄（山，即江阴）线两条“战略防线”，构成南京接近地战役防御地带。然而规划虽然很好，但没有充分落实。有的只落实在纸上，实际上没有动工；有的正在修筑中，甚至枪炮声临近了，民工还在干活；有的建完了，具体位置和质量不符合战术要求，等于白建；有的把工事钥匙交给当地的保长保管，战事临近保长带着钥匙跑了。部队要么找不到应进驻的阵地，要么进驻不了工事，要么工事要重新改造。所有这些战前设施，除了明城墙阵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外，其余等于没有。　　在兵力部署上，蒋介石也没有把淞沪战场和南京战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没有及早向沪京沿线调集足够兵力形成有一定纵深的战略战役防御布势。淞沪会战已经开打，南京城防只有6万余人，而且大部分是地方部队和杂牌部队，只有桂永清的3万教导总队（其一部也参加了淞沪会战）相对完整。桂部后来在保卫战中打得比较好，损失相对较小，与始终驻守原地、严阵以待、以逸待劳有很大关系。淞沪会战后期，防卫南京的有15个师、11万余人，但从淞沪战场换防下来的部队损失很大，本应经休整补充才有足够战斗力重战，但已经没有时间了。　　蒋介石早就把上海—南京—武汉长江沿线作为主要防御方向，而今日军正按照蒋的设想在行动。这在战略上是多大的成功，多大的主动！可以说是一个大手笔。至今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反而在战役战术上行动晚，动作慢，处处被动，受制于人。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日本犯的错误比中国多　　日本军部势力是军国主义生存和发展的主体，军队统帅权在天皇，内阁下属五相，其中陆相（另设陆军参谋本部）和海相（另设海军军令部）独立于政府之外，可不经内阁直接上奏天皇；陆相、海相由军人担任。于是，军部成为独立于政府、议会之外，操纵国家政权的政治势力。而陆军和海军也经常不一致，陆军要“北进”（进攻苏联），海军要“南进”（进攻美英），在进攻中国的主要方向上，陆军力主华北，海军力主华东（上海），很难形成统一决心。日本政府、陆军、海军的不同意见都需要天皇“裁决”，而天皇本人并没有决策辅助机构。再加上战略方向指挥官往往不经请示擅自行动，往往造成战略全局的被动。这些都是日本战略经常出错的深层原因。中国军队顽强阻击日军　　日本全面侵华10个月后的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毛泽东总结了日军10个月的作战情况，指出了日军在战略上有五个方面出错。一是逐渐增加兵力，二是没有主攻方向，三是没有战略协同，四是失去战略时机，五是包围多歼灭少。就南京保卫战来说，这五个方面都有体现。比如，为了拿下淞沪继而续攻南京，日本大本营于1937年10月初开始把上海方向作为主要作战方向，用“添油”的方式逐步增兵，先是4个师团10万余人；拿不下来又把华北主要方向部队中的3个师团调入上海派遣军，达20万人；还拿不下来又增加第10军3个师团，再从华北抽调1个师团，最后增加到近30万人。不仅把本土的战略预备队调上来，把驻朝鲜、台湾的军队调上来，不得已还把华北部队大批转用过来，终于把次要方向打成了主要方向，华北的主要方向降到了次要方向，完全违背了战前制定的以华北为主要方向，在山东半岛、长江口、广州三点以部分兵力牵制性进攻，配合主要方向上行动的战略布局。战略协同上，在进行淞沪—南京保卫战时，北线日军不能以有力的进攻行动，在豫北、鲁中一线牵制中国军队，让中国军队统帅部集中精力、兵力、物力于华东方向。打完南京保卫战需乘胜进行战略追击、扩大战果时，由于提前使用了战略预备队，而没有了“战略追击队”。战役协同上也有问题，从抗战初期四大会战来看，淞沪、太原、徐州守军都是在日军即将形成合围，可能遭围歼时，及时撤出包围圈，没有出现德军在欧洲和苏联战场上动辄包围消灭十几万、几十万守军的情况。中国军队的防空力量　　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上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失误和错误，如战役行动不能很好贯彻战略方针，把一些会战作为战略性决战来打；如实行“内线固守，分兵把口”的专守作战方针，要求部队“固守阵地，坚守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不注重在防御中采取攻势行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又如疏于战前的战场建设和战略区的经营，增大了战时的伤亡，等等。但是日本与中国比起来，错误犯得更多，也更具根本性。比如，轻视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抗日决心，以为如同拿下东北和华北北部一样，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结果越打越需增兵，越打越感吃力，没有达到战略企图；定力差，把持不住战略主攻方向，把由北（华北）向南（华中）打的主攻方向打成了由东（华东）向西（华中），在不利的地形上沿长江溯攻武汉，消耗大，效果差，等等。　　可以这么说，在抗日战争第一阶段（战略退却阶段），中日两国两军在比谁犯的错误少，犯的错误层次低，犯的错误影响面小。这方面，日本大本营做得比中国统帅部更差。因此，日本在战略上的失败是注定的。随后，战略相持阶段如期而至。犹豫不决造成重大伤亡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军委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召开33次应急商讨会议。中共代表也参加了部分会议，进一步阐述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抗战总方针是“持久消耗战”，中心思想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即“避免与敌决战”，“逐次抵抗，逐次退却”，“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始终保持我之战斗力”，“以掩护我后方的准备工作，确立长期的抗战基础”。这一战略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如始终坚持不动摇，假以时日，中日战略力量敌消我长，当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时，胜利终会到来。　　按照上述战略总方针，“以长江作为主要战略防御方向”，那么中国军队在淞沪、南京战场的作战，与在华北战场的作战性质都一样，都是换取“时间”的“空间”，只能“逐次抵抗，逐次退却”，而不能严防死守，与敌死拼。在如此清晰的思路和明朗的战局面前，蒋介石和军委会高层在是否坚守南京的问题上却举棋不定，决断犹豫，严重影响了南京的防守和守军的撤退，造成重大伤亡。日寇屠杀中国平民场景　　蒋介石在战前研究保卫南京的第三次会议上，力排众议，采取了唐生智的建议，为维护大国形象，做出短暂坚守的决定。这一决策在政治上讲是正确的，关键是坚守的时间，要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来决定。可惜在这一点上，他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要军队坚守一两个月，这显然是做不到的。日军打赢淞沪会战，士气旺盛，军力甚锐，不待国内大本营正式命令，不停顿地主动进攻南京。而南京守军大部分是从淞沪战场上先后撤下来的受挫疲惫之师，未经休整补充；少部分是从战略纵深调上来的军队（如川军），立足未稳；防御工事大部分尚未完工，怎么可能坚守一两个月呢？蒋介石对政治仗和军事仗没有分清，把政治仗当做军事仗来打，严重背离了正确的战略总方针。当得知日军正在包围南京，守军有被围歼的危险时，又从保存力量出发，不问具体情况，立即下令撤退。也不知是因为害怕担责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又不做明确指示，仅让口头转告。在不得不直接下令时，仍含糊其辞，说“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择机撤退”。电报发出后，次日又有动摇，再以信函形式要求唐生智“仍以持久坚守为要”，希望“能多坚守一天就多守一天”。统帅心存犹豫，徘徊在撤与守之间，对守城指挥官和部队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是主动请战，临危受命。他在担任闲职（训练总监）几年后，淞沪会战后期南京即将成为下一个战略防御要地时，才以军法执行总监身份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他所指挥的部队，几乎都不是他的旧部，在国民党军内宗派、山头林立的情况下，他能否指挥得动都是问题。当然，唐生智对“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总方针是清楚的，对防守南京的战役企图也是明确的。他明确“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可是他的战役指导与战略方针严重脱节。如果按照蒋介石打政治仗为主、军事仗为辅的要求“短期固守”，在南京只要坚守几天、十几天，做出大国姿态，就应步步防守、步步后撤，最终有序撤离，放弃南京。但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唐没有预先做出撤离南京的完整计划和相关准备，既没有事先预定的撤退方案，也没有组织必需的交通、工程和后勤保障等工作，更没有在战前进一步疏散人口（南京人口约103万，战前还有50余万），坚壁清野，清理通道，准备战场的工作。这也是造成保卫战失败后，大量军民拥堵在江边，遭日军俘获和屠杀的重要原因。作者:王洪光，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　来源：《党建》杂志社《学习活页文选》2015年第30期监制/何金定　责编/郭慧　编辑/张少义　制作/武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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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ICP备号-2&&&&京公网安备34南京保卫战若干问题辨识-历史研究
作者：网友 来源：北京日报 浏览次数：0 评论：
导读:在时，作为反蒋派的已经没有自己的和地盘，只在内担任委员会训练总监等闲职。从的反蒋经历和当时地位来看，他被任命为以嫡系部队为基干编制而成的卫戍部队的司令长官，是不合常理的。这一任命实际上是使自己实际负责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选择在政府、内已没有实力基础的，这样对自己来说是容易控制。由此，实际负责保卫战指挥的还是，但是又把可以预见的保卫战失败的责任转到身上。
目录保卫战若干问题辨识 原载《日报》 近年来，随着《！！》、《》等反映题材影视剧的播放，一度鲜为人知的保卫战的有关细节逐步进入人们的。如果从单纯的角度看，保卫战只不过是诸多中的中等规模的。但是，由于它与制造的暴行紧密，因此，其意义远不止于层面。近年来，随着有关史料的发掘，保卫战的原貌逐渐清晰。 保卫战
保卫战，是1937年11月在中失利后展开的保卫以西仅300余千米的作战。该由任卫戍司令长官，指挥15万与抵抗作战。由于当局在指挥上出现了重大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更没有经过参谋作业，致使守军在突围中，自相践踏，争相夺路，损失惨重，的抵抗就此瓦解。12月13日，沦陷，不足五万人的入城，由此开始了连续六个星期对三十多万平民震惊的。
保卫中战第47联队敢死队偷袭门
1937年11月，在中失利，被占领后，趁势分三路急向进犯。中国方面就此开始准备在以西仅300余公里的首都的保卫作战，由于下达撤退命令过于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发生失误，加上中国初期的训练素质极低，引致撤退演变为溃败，虽然锡澄线上的保卫战对阻击逆江而上进犯内地有重要意义，但南部无锡的快速陷落使锡澄国基本没有发挥作用，使北路主力一路顺利到达。 12月1 日，下达进攻的作战命令，保卫战开始。任卫戍司令长官，指挥15万抵抗作战。当局在指挥上出现了重大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2]，更没有经过参谋作业，致使守军在突围中，自相践踏，争相夺路，损失特别惨重，的抵抗就此瓦解。12月13日，沦陷，不足五万人的入城，由此开始了连续八个多星期对三十多万平民震惊的。 ■保卫战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
保卫战曾被认为是一场&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这样的结论仅是从角度得出的。事实上，任何战争和外交的延续，对于保卫战的决策，需要从多个视角来认识。作为当时最高决策者决定守卫首都，其实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尤其是外交层面的因素。 1937年11月中旬，占领后，自太北同时西进，威胁。为试图占领首都以摧折意志的图谋，开始调整部署，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于11月20日正式宣布迁移政府于重庆，以示持久；二是紧急制订守卫计划。但是，对于是守是弃的问题，内部意见并不一致，主张放弃，而则主张短时固守。 决定固守，除了考虑到的特殊地位（若不战而退，有失体面，固守则表明政府之决心和意志），更多的还是出于外交的考虑。因为自后，始终没有放弃寻求干预冲突的努力。虽然从角度来看，已无坚守之可能，而出于外交层面的考虑，又能够在坚守一段时间。这样，和外交层面的考虑存在矛盾，造成对保卫战的作战计划摇摆不定。 作出固守决策之时，布鲁塞尔会议尚在中，能够利用《九国公约》来制裁，但最终九国公议未取得积极成果。11月5日，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政府委托，作为之间交涉的中间人，向提出了的七项条件，但被&严词拒绝&。11月中旬后，随着布鲁塞尔会议上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利用陶德曼调停，为缓兵计，迟滞在上的攻势，争取时间整顿后方以利再战。与此同时，对援华也非常，积极争取对华的援助甚至于直接出兵支援中国。但是到了12月5日，对&苏俄出兵已绝望&，而&调停似亦无望&，形势渐陷于不利状态。可是，在同日致司令长官及的电报中却声称：&决守城，图挽战局。一月，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这表明他还未放弃对干预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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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 频道 本站 点击排行榜　　1937年12月，日军发动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人被无辜夺去生命，这其中也包括有数万曾手握武器的中国军人。这些军人没有在战场上阵亡，却死于屠刀之下，缘何如此？这一切都应归因于日南京保卫战最后那场失败的撤退行动。此次撤退由于大批国军高级将领提前逃跑，守军司令唐生智撤退安排怀有私心以及部分部队提前撤退，导致守军在撤退中几乎完全丧失指挥，陷入极度混乱。10万守军大部因此也没有成功突围，而是在彻底绝望后被日军成批俘虏。首都保卫战最后以这样的方式落下帷幕。
　　本专题绝大部份文字出自由郭汝瑰和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郭汝瑰(日－日），又名郭汝桂，中国重庆铜梁县人，曾为民国时期国军中将。郭汝瑰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此后他历经十年先后在黄埔军校、日本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学习，接受了全面的军事教育。1937年5月郭汝瑰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8军第14师参谋长。抗战爆发后，郭汝瑰随所在部队参加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经历了南京战役全过程，并在前线与日军的战斗中表现较为优秀。此后他又参加武汉会战和长沙第三次会战，因表现优秀逐步升迁。抗战结束后他又历任国军徐州司令部参谋长、国军第22兵团司令、并两次出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1949年12月，郭汝瑰在宜宾率领第72军起义。1997年郭汝瑰因车祸去世。
　　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八号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选自江苏古籍出版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
1937年11月，国民革命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本占领。中国方面就此开始准备在上海以西仅300余千米的首都南京的保卫作战。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令第八号》“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克敌国首都南京”，这标志着南京保卫战正式开始。南京保卫战打响后，蒋介石先后调集15个师10余万人参与南京守城战。然而此时参与南京作战的国军各部队不管是兵员素质还是士气已与淞沪会战之时不能相提并论，部队战斗力严重下滑。南京保卫战开始后，日军三路进攻势如破竹，南京外围战略要地相继失陷。很快日军就突破南京外围一线防御阵地。12月9日，日军进抵南京城下，并用飞机向城中投撒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致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进行劝降。（以下开始除图片的文字图注和评论部分文字外，其它皆为《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原文）
　　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对对松井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并于当日下达了“卫参作字第３６号”命令作为回答。内容为：
“本军目下占领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斗，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摇动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２）　各军所得船只，一律缴交运输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７８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抗拒，以武力制止。”企图以“破釜沉舟”的精神背水死战。
１２月１０日，日军见中国军队拒绝投降，遂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３峰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战况较９日更为激烈。特别是城东南方面，因复廓阵地已基本丧失，日军直接进攻城垣，所以形势尤为严峻。卫戍司令部急令第８３军的第１５６师增援光华门、通济门城垣的守备，并于城内各要点赶筑准备巷战的预备工事，同时将第６６军由大水关、燕子矶调入城内，部署于中山门及玄武门内构筑工事，准备巷战；另以刚刚由镇江撤入南京城内的第１０３师及第１１２师由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指挥，负责中山门附近城垣及紫金山阵地的守备。当夜，第１５６师选派小分队坠城而下，将潜伏城门洞中的少数日军全部歼灭。雨花台方面，日军２个师团主力和步、炮、坦克及航空兵协同攻击，将第８８师右翼第一线阵地全部摧毁。残部退守第二线阵地。当晚，日军第１８师团占领了芜湖。
１２月１１日，日军第１６师团猛攻紫金山南北的中国军队阵地。紫金山及其以南地区，教导总队坚决抗击。激战终日，日军毫无进展，惟其右翼部队攻占了第２军团防守的杨坊山、银孔山阵地，进至尧化门附近。日“上海派遣军”为使其第１６师团进攻容易及适时切断守军的东退道路，又从正在镇江等船渡江的第１３师团中调山田支队（第１３师团兵步第１０３旅团长山田指挥的步兵３个大队、山炮兵１个大队），从第１６师团右翼加入战斗，向乌龙山、幕府山炮台进攻。日军第１０军的第１１４师团及第６师团主力继续攻击雨花台。第８８师的第二线阵地又被摧毁，守军被迫据守核心阵地。日军第１１４师团右翼部队开始攻击中华门，城门被炮火击毁。少数日军一度突入城内，但被第８８师据守城垣的部队歼灭。日军第６师团左翼部队之一部沿长江东岸北进，在上新河击退宪兵教导２团的１个营，占领了水西门外的棉花堤阵地。日军国崎支队在当涂北慈湖附近渡过长江，沿西岸北进，向浦口运动。占领芜湖的日军第１８师团因转用于杭州方面，不再参加进攻南京的作战。
南京保卫战期间，蒋介石所在的武汉大本营对南京的战况也极为关注，每日均有询问及指示的电报，当蒋介石发现撤至南京部队的战斗力及士气已远不如淞沪作战，南京外围主阵地带仅防守两三天即告失守，而复廓阵地立足未稳即在主要方向上又被敌突破、迫逼城垣时深感形势严峻；当得知当涂附近已有日军渡江时，更感局势危急。
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敌围歼，蒋介石于１１日中午考虑令南京守军撤退，遂令时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顾要唐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唐生智由于自己曾力主固守，现在若突然先行撤走，怕今后责任难负，因而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清楚最高统帅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唐生智于当夜与罗卓英、刘兴两副司令长官及周参谋长研究后，决定于１４日夜开始撤退。遂于１２日凌晨２时许召集参谋人员制订撤退计划及命令。
　　侵入南京郊外的日军坦克车队（选自江苏古籍出版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
　　日军炮兵炮轰光华门（选自江苏古籍出版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
　　日，日军第六师团先头部队长谷川部队在南京中华门外准备总攻击的一刻。
　　首次参战的川军5个师为保卫南京外围，在广德、泗安一线集结，准备阻击日军。（选自傅润华：《抗战建国大画史》，中国文化信托服务社）
　　到达泗安的川军第23军军长潘文华（左一站立者）正在前线阵地指挥作战。（选自傅润华：《抗战建国大画史》，中国文化信托服务社）
　　日军进攻南京东郊紫金山，此地海拔较高可俯瞰南京城，中日双方曾在此激烈交战。（选自江苏古籍出版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
　　编者语：南京保卫战从一开始就已是一场悲剧。国军高层在关键决策上前后反反复复，最初蒋介石决定是要固守南京，待后来发觉战况不如人意，又迅速转变为在12月11日晚电令唐生智“相机撤退”（蒋介石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国军高层在关键决策上出现如此之大的反复，让唐生智很难决定是否继续坚持固守。另外唐生智之所以在南京保卫战中，始终都没有预先制定出一个有周密安排的撤退计划，受高层决策反复的影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日，日军第47联队敢死队偷袭中华门。在这一天，日军5个师团对南京复廓阵地及城垣发动了最后的猛攻。（选自江苏古籍出版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
12月12日日军5个师团对南京复廓阵地及城垣发动猛攻。中午前后，在日军猛烈炮火轰击下，日军攻破中华门，防守此处的第88师遂即撤走，南京失陷已成定局。当时大批逃难居民与溃退的散兵拥挤在街道上，城中秩序开始陷于混乱。南京守军已开始呈动摇态势。唐生智等决定改在当夜撤退。2月12日17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军中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唐生智首先简要地说明当前战况，询问大家是否还能继续坚守。与会将领无一人发言。唐生智遂出示蒋介石命守军相机撤退的电令(蒋介石曾在12月11日致电守军司令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即由参谋长周斓分发了参谋处已油印好的撤退命令及突围计划。命令及计划原文如下：
卫戍作战命特字第一号（地名参看三十万分一图）命令
１２月１２日１５时于首都铁道部卫戍司令部
一、　敌情如贵官所知。
二、　首都卫戍部队决于本日（１２日）晚冲破当面之敌，向浙、皖边区转进。我第七战区各部队刻据守安吉柏垫（宁国东北）、孙家铺（宣城东南）、杨柳铺（宣城西南）之线，牵制当面之敌，并准备接应我首都各部队之转进。芜湖有我第７６师、其南石炮镇有我第６师占领阵地，正与敌抗战中。
三、　本日晚各部队行动开始时机、经过区域及集结地区，如另纸附表规定。
四、　要塞炮及运动困难之各种火炮并弹药，应彻底自行炸毁，不使为敌利用。
五、　通信兵团，除配属外部队者应随所属部队行动，其余固定而笨重之通信器材及城内外既设一切通信网，应协同地方通信机关彻底破坏之。
六、　各部队突围后运动务避开公路，并须酌派部队破坏重要公路桥梁，阻止敌之运动为要。
七、　各部队官兵应携带４日炒米及食盐。
八、　予刻在卫戍司令部，尔后到浦镇。　
计附表第一、第二两纸。
附表第一为“南京卫戍军突围计划”，其内容为：
（一）　７４军由铁心桥、谷里村、陆郎桥以右地区突围，向祁门附近集结。
（二）　７１军、７２军自飞机场东侧高桥门、淳化镇，溧水以右地区向敌突围，向黟县附近集结。
（三）　教导总队、６６军、１０３师、１１２师自紫金山北麓、麒麟门、土桥镇、天王寺以南地区向敌突围。教导部队向昌化附近集结，６６军向休宁附近集结，１０３师、１１２师向于潜附近集结。
（四）　８３军于紫金山、麒麟门、土桥镇东北地区突围，向歙县附近集结。
以上各部队突击时机为１２日晚１１时后开始，但８３军为１３日晨６时。
（五）　第２军团应极力固守乌龙山要塞，掩护封锁线，于不得已时渡江，向六合集结。
（六）　３６师、宪兵部队及直属诸队依次渡江（另有渡江计划表），先向花旗营、乌衣附近集结，但３６师应掩护各部队渡江（后），然后渡江。
卫戍司令部突围计划的基本精神是大部由正面突围，一部随司令部由下关渡江。但在书面命令分发后，唐生智又下达了口头指示，规定第８７师、第８８师、第７４军及教导总队（南京守军中的中央嫡系部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就大大降低了命令的严肃性，也为不执行命令制造了借口，以致计划中规定的由正面突围的部队，除广东部队第６６军及第８３军之大部按命令实施突围外，其余各军、师均未按命令执行。有口头指示为依据的部队，必然一起拥向敌人尚未到达的下关，以便迅速、安全地渡江北撤；许多未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因发现友军撤退而撤退。虽接到命令而并不知道撤退计划详情的旅、团长们也都认为上级既然要军队撤退，在下关必然已准备好大量渡江工具，因而亦皆拥向下关。
　　日，日军第六师团冲破南京中华门防线，坦克驶进城内，城墙上中国军队所书“誓复国仇”的标语仍清晰可见。（选自傅润华：《抗战建国大画史》，中国文化信托服务社）
　　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他当时积极主张日军必须进攻南京。
　　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他的口头撤退指示大大加重了后来撤退的无序。
　　日军坦克爬上了被炸毁的南京城墙。（美）约翰·马吉摄影
　　日军用火焰发射器攻击南京光华门（选自江苏古籍出版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
　　南京光华门被日军炸开。（选自江苏古籍出版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
　　编者语：唐生智一再对蒋嫡系部队“特殊照顾”，甚至还视军令如儿戏临时给予口头撤退指示，更加重突围的混乱无序。参与南京保卫战的国军各部队除中央军蒋介石嫡系外，也有非蒋嫡系部队。在布置撤退突围计划时，为避免蒋介石嫡系部队损失过大，唐特意安排非蒋嫡系的第83军和第2军团担任南京撤退突围的殿后任务。撤退命令下达后，唐生智还是不放心，于是再次对蒋介石嫡系部队给予“特殊照顾”，口头指示他们也可以渡江北撤，更加重了撤退时的混乱(规定第８７师、第８８师、第７４军及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
　　国军将领脱离部队先行逃跑后不久，南京守军随即就陷入一片混乱。这时的国军官兵脸上充满着茫然，惊慌和恐惧。(选自电影《南京南京》剧照)
自行决定由下关渡江的军、师长大多未按命令规定的时间开始撤退，而是在散会后立即部署部队撤退。有的单位在接到命令前即已撤走。如卫戍司令部第２军团负责固守乌龙山要塞以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和突围，应最后撤退，但徐源泉于１２日下午即率其第４１师和第４８师从周家沙和黄泥荡码头乘坐其预先控制于该处的民船最早渡至江北，经安徽去江西整顿。乌龙山要塞部队在徐源泉部撤走后，也于当晚毁炮撤去江北。有的将领只向所属部队打撤退电话，或回去安排一下撤退事宜就脱离部队，先行到达下关，随同卫戍司令部及第３６师乘渡船先到江北。如第７１军军长王敬久、该军第８７师师长沈发藻等根本未回指挥所；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回到富贵山地下室指挥所后告知幕僚撤退任务，即留参谋长邱清泉处理文件等，自己单独先去下关；其第２旅旅长胡启儒得知撤退消息较早，不等会议结束，即以奉命去下关与第３６师联系为由，电话通知其第３团团长代行旅长职责，独自先去下关。
由于城中各部队多沿中山路向下关撤退，而挹江门左右两门洞已经堵塞，仅中间一门可以通行，各部争先抡过，互不相让，不少人因挤倒而被踩死。如教导总队第１旅第２团团长谢承瑞，在光华门阵地上曾英勇地抗击日军多次冲击，却在挹江门门洞内被拥挤的人群踩死。有的将领，如第８３军第１５６师师长李江见城门无法挤过，就从门东侧用绑腿布悬吊下城出走。
下关情况更为混乱，各部队均已失去掌握，各自争先抢渡。由于船少人多，有的船因超载而沉没。大部官兵无船可乘，纷纷拆取门板等物制造木筏渡江，其中有些人因水势汹涌、不善驾驭而丧生。
因乌龙山要塞守军撤走，原停泊于草鞋峡、三台洞（燕子矶南）的“文天祥”鱼雷快艇中队（４艘）也于１２日夜驰去大通，１２月１３日拂晓，日军山田支队未经战斗即占领了乌龙山；日海军舰艇通过封锁线到达下关江面，日军第１６师团一部亦乘舟艇进至八卦洲附近江面。大量正在渡江的中国军队官兵被日海军及第１６师团的火力和舰艇的冲撞所杀伤。宪兵副司令萧山令即死于半渡之中。与此同时，日军各师已分由中山门、光华门、中华门、水西门等处进入南京城内；原在镇江的天谷支队已渡过长江，正向扬州前进中；国崎支队已至江浦，正向浦口前进中。已渡至江北的中国军队沿津浦路向徐州方向撤退。
１２月１４日，根据中国大本营的指示，唐生智在临淮关宣布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撤销，撤至江北的卫戍军部队改隶第三战区。南京保卫战基本结束。
　　与参谋长简单交待后，先行“撤离”的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
　　与敌曾激烈交战，最后却被自己人踩死的谢承瑞。
　　编者语：国军高级将领先行逃跑和不辞而别，导致自己的部署和手下官兵失去指挥陷入混乱，是导致南京大溃败的最重要原因。唐生智布置突围撤退计划后，很多国军将领并没有回所在部队布置撤退，而是纷纷脱离部队提前逃跑。(第71军军长王敬久、该军第87师师长沈发藻等根本未回指挥所；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回到富贵山地下室指挥所后告知幕僚撤退任务，即留参谋长邱清泉处理文件等，自己单独先去下关。)这些将领幸运的躲过了后来的屠杀，却让自己的部署和手下官兵自此失去指挥陷入混乱，成为毫无组织的溃兵，乃至最后被日军俘虏而无情屠杀。
　　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以头条新闻报道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选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藏片）
从１２月１２日下午开始，南京卫戍军各部队撤退及突围的情况大致如下：
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及长官部官兵，１２日晚从下关煤炭港乘预备的小火轮渡江至浦口，得到日军已至江浦附近、正向浦口包围的情报，遂徒步向扬州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靠拢；１３日７时到达扬州时，顾祝同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移驻临淮关，临行时留下６辆卡车。唐生智等主要官员及卫队乘汽车至滁州转火车，于当晚到达临淮关。
在司令部渡江后，第７８军、第３６师亦于煤炭港分批乘船渡江，至乌衣集结，尔后乘车去蚌埠，又转信阳去江西萍乡整顿。
在叶肇及邓龙光两军长参加会议后，第６６军及第８３军（均为广东部队）共同研究决定：不遵守唐生智令第８３军掩护其他部队突围后再于次日晨６时突围的命令，两军由叶肇统一指挥，按计划由正面突围，向指定地点转进（当时两军所属的４个师大部均在城内水西门、玄武门及光华门附近），当即下令各师“按１６０、１５９、１５６、１５４师之顺序，由太平门突围，经汤山、句容向安徽宁国集中”。１２日２０时前后，除１５６师因未接到命令外，其他３个师先后通过太平门。途经岔路口、仙鹤门、东流等地时，均遭日军阻击，第１５９师代师长罗策群率队冲击时阵亡。拂晓前到达汤山附近时，又遭日军第１６师团主力的猛烈攻击。部队逐渐失去掌握，各自为战，数百人或数十人一队，分头向指定地点转进。叶肇、邓龙光与各自的部队失散，均换着便衣突过日军包围圈。２０日前后，各师大部分别到达南陵、歙县。第６６军参谋处处长郭永镳在九华山一带收容失散的官兵约１３００余人，临时编为３个营。１９３８年１月上旬，他们到达宁国附近归队。未接到命令的第１５６师师长李江率队与教导总队等一同撤至下关，部分官兵渡过长江，辗转归队。
南京卫戍军的其他各部均于１２日下午和夜间拥至下关。第７４军组织较好，又掌握有一艘小火轮，约有５０００人渡过江北。其余部队仅有一部得以渡江，大多留在江南，遭日军杀害。
　　日军在长江边俘获被国军遗弃的德制1号坦克。作为南京保卫战的主力之一的德式坦克连，最后却是以这样的方式宣告结束。
　　1937年12月国军最终也没能守护住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陵墓。日军侵占中山陵后，正在高呼万岁。（选自江苏古籍出版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
　　日军侵占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图中“检阅济”，是当年日本新闻审查当局审查同意发表使用而加盖的印记。（选自[日]每日新闻秘藏《不许可写真》）
　　宪兵部队副司令萧山令少将在下关牺牲。（选自广东旅游出版社：《中国抗日战争图志》）
　　编者语：国军派系林立，各派都有本属于自己的帐。在唐生智对蒋介石嫡系部队给予“特殊照顾”后，非蒋嫡系部队就开始了提前撤退，彻底将整个撤退的部署打乱。这导致的是没有撤退的部队看到友军撤退也跟着撤退，一窝蜂全部涌向南京下关渡口，由于通往下关的挹江门左右两门洞已经堵塞，仅中间一门可以通行，各部争先抡过，互不相让，最终使城内完全陷入混乱。如徐源泉的第2军团负责固守乌龙山要塞以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和突围，应最后撤退。但12日下午他们就坐船提前渡江至长江北岸；广东的第66军及第83军也是未按照指示的撤退时间而提前进行突围。
　　日军侵占南京后，12月17日举行入城式。图为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照片左一骑马者），从中山门进入市区。（选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藏片）
１２月１４日，日军山田支队占领了南京最后一个支撑点——幕府山；天谷支队占领了扬州，切断了大运河；第６师团一部进至下关；国崎支队占领了浦口，切断了南京守军的一切退路。麇集于燕子矶、下关沿江一带及八卦洲、江心洲中未撤至江北的大量中国官兵都成为日军的俘虏。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曾签署了一道嘱“阅后销毁”的机密命令，要所属部队“杀掉全部俘虏”。第１６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１２月１３日的日记中记载说：“由于方针是大体不要俘虏，故决定将其全部解决。”第６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更向士兵宣布“解除军纪三天”。在占领南京城的前６个星期内，日军野蛮地屠杀了放下武器的俘虏数万人、平民２０余万人，总数达３０万人以上。
日军进入南京以后，就开始以集体屠杀的方式消灭放下武器的中国军队；１３日，第６师团枪杀了从水西门至下关途中俘虏的１５００余人，第１１４师团刺杀了在雨花台俘虏的１３５４人；１４日，第１６师团在中华门外枪杀了在中华门内俘虏的１５００余人；在此前后，国崎支队在浦口和江心洲枪杀了俘虏的３０００余人；１７日，山田支队竟在上元门以北江岸，将在幕府山及八卦洲一带俘虏的１４７７７人分两个场所一次枪杀。由于这种屠杀是由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示意、由“上海派遣军”及第１０军司令官下令执行的，所以参加进攻南京的各部队都犯有集体枪杀放下武器军人的罪行。因此，被杀害的中国军人在感到死难临头的时候，无不深悔放下了武器、停止了抵抗，以致惨遭杀害。也有的军人不甘心俯首受杀而进行了反抗，如山田支队屠杀幕府山的俘虏时，有的俘虏大喊快跑，有的俘虏夺取押解日军的枪支进行反抗，曾打死日军官１人、士兵８人。可惜他们的觉悟已经晚了。
残暴的日军不仅杀害放下武器的俘虏，而且毫无人性地集体杀害手无寸铁、并未战斗的平民：１２月１４日，在中山码头枪杀难民及非武装军警７０００余人；１６日，又在中山码头屠杀难民５０００余人；就在松井石根举行入城式的第２天——１８日夜间，在草鞋峡一次枪杀男女老幼及部分俘虏共５７４１８人。至于任意乱杀平民以及强奸、抢掠等罪行，更是罄竹难书。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其《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中较详细地记录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采访见闻。其中有一段著者与《读卖新闻》上海分社联络员武田和畦崎的谈话：“俘虏有１０万之多，刚进城的部队曾问军司令部这些俘虏怎么办?回答是‘适当处分’。这个命令是事实，山田旅团长（即在上元门屠杀万余名俘虏的山田支队长）……１２月１５日就处理俘虏一事，派本间少尉去师团，得到‘收拾掉’的命令。所谓‘适当处分’，就是如无法处理就予以处决。这是军队里一开始就确定了的方针。”“不仅残杀俘虏，还杀害无数平民百姓。联络员说他们看见路上躺满了百姓的尸体。问究竟杀了多少人?回答是这个数字既未发表，也无法统计，总之是满目死尸。留在市内没有住进难民区的百姓，都被一扫而光。”当时在南京的外国记者都目睹和报道了日军的暴行。如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特派记者杜廷在报道中说：“日军占领后三天内……大规模的抢劫，奸淫妇女，屠杀普通居民，将居民从家中逐出，成批地处决俘虏，抓走成年男子，使南京成为一座恐怖的城市。”连倾向于日本的德国驻华官员在给其政府的报告中也认为：“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南京市民被日军惨杀后，日军又将半截香烟插在被砍下头颅的嘴里。（选自美国时代公司《生活在战争中》）
　　日军将被俘的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用绳捆绑后，押赴郊外集体枪杀。（选自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
　　南京保卫战可谓国军自成立后遭遇的最惨重失败。日军用极低的交换比让10余万国军在南京损失殆尽。虚弱的南京城制造了太多无谓牺牲。72年后的现在，尽管各类“南京”题材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但遗憾的是很多作品都没有去真正反映历史。在这些作品中，为了去体现南京城中所谓的抵抗意志，充斥着各种经过人为杜撰和放大的“积极”抵抗，却集体将这段真实历史“选择性”遗忘。这样的“南京”并不是真正的“南京”。
历史不应被回避，否则只是懦弱和胆怯。正视历史，才会让国民真正平添一份勇气。真正认识“南京”，需要知耻而后勇。
策划：网易军事 制作：冯家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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