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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天前
——待春归，君何归？
你，可曾等待过？
我们啊，等待过，在很久以前。
时至今日，有人，早已结束等待，有人，仍在等待。
春日已归，君何不归？
(大家好这儿是第一次出本的无良莓√orz发现自己很多都 )
顺封面还没撸完……不过我可以上传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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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嘉藻日记中的黄远庸及其被暗杀事件
发布日期：日&&&文章来源：文史天地&&&作者：李芳 厐思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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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12月，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又称“巴拿马赛会”）即将降下帷幕，中国参会各省代表正打点行李准备启程回国之际，25日晚（即袁世凯称帝后第十三天），美国旧金山中国直隶省代表团就餐地上海楼旅馆，发生一桩震惊中外的“黄远庸被暗杀事件”。
　　黄远庸，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1904年进士，后赴日本学习法政。归国后投身于新闻界，先后担任上海《申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特约记者，还为《东方杂志》等报刊撰稿。因其政论立场鲜明、见解独到而声名大震，被时人誉为“新闻界三杰”之一。1915年8月始，中国国内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正在紧锣密鼓地为袁世凯“称帝”作舆论宣传，从而掀起了“共和”与“帝制”的国体之争，袁党与国民党以及进步党等政治势力为此暗斗甚烈。黄之言论自然引起民初各种政治势力的关注，因其有为袁党“鼓吹帝制”之嫌，旋又发表“反对帝制”的言论，亦为袁党所不容。黄远庸因之先后避往上海、美国，现身于旧金山参观巴拿马赛会。在其最后的日子里，曾与直隶代表团调查员乐嘉藻（彩澄）、郭际昌（嘉运）同在上海楼，同进最后一顿晚餐，随之惨遭暗杀。黄因何原因死于谁手？因杀手成功逃离，隐匿于世，故而引发各种猜测。流传有袁党“追杀说”，乃至后来的美洲国民党“误杀说”等等，然而均无确证，未得正解，成为“百年谜案”。
　　乐嘉藻（年）——黄远庸被刺杀事件的现场见证人、直隶代表团调查员。乐为贵州黄平人，少年时随家移居贵阳。1893年中举，1895年赴京会试，参加“公车上书”，与梁启超有过接触。贵州学政严修曾与时誉“黔之才俊”的乐嘉藻建立良好的师友之谊。维新变法失败后，乐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参与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1909年当选为贵州咨议局第一届议长及教育总会会长。乐素以稳健持诚，斡旋于宪政党、自治学社与官府之间。1910年5月赴京，乐参加请求清廷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其联合张百麟、郭重光等人冒死入抚署向贵州巡抚沈瑜庆陈述“独立意见”，而遭沈拒绝。9月13日，乐配合新军起义，迫沈交权而“宣布独立”，遂组建贵州“大汉军政府”，出任军政府枢密院枢密员。1912年贵州立宪党人勾结滇军入黔，颠覆了大汉军政府，屠杀革命党人。乐与贵州立宪党人交恶，于日愤而离黔，辗转入京。在京曾与梁启超、汤化龙、孙洪伊有所交往，是年8月参加“共和建设讨论会”及“民主党”活动。因厌倦政治之争，乐转而从事农商事业，于1914年1月应严修之子严智怡（慈约）之邀赴天津，任职于天津商品陈列所，后任商品陈列所所长、巴拿马赛会直隶筹备事务局干事等职。次年5月随直隶代表团赴美任调查员、直隶报告编辑主任。归国后任农商部主事等职。后弃政从教，定居北京，受聘于京华美专执教，著有《中国建筑史》等流传于世。1944年3月病逝于北京。
　　近年来，笔者在整理乐老先生的《巴博调查录》日记手稿中，发现“黄远庸被暗杀”的原始记载。乐老先生的《巴博调查录》后来更名为《大会参观日记》，收录入1921年直隶实业厅公署编、严智怡等主编的《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之中。但《大会参观日记》中黄远庸被暗杀事件只保存“12月25日早起，写日记。今日为耶稣圣节，市上清静，故未出门。五时，汇集代陈列所购物品之单。六时，至上海楼晚饭。是夕，黄远生君为人暗杀。情景惨厉，不忍备述”的简短记载，显然在收录时对日记原稿进行过删节。因此，乐老先生的原始记录之史料价值就更加弥足珍贵。现将乐嘉藻《巴博调查录》(第十三册)日记手稿中涉及黄远庸其人其案抄录于下，将此湮没百年的珍稀文字公诸于世，以供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者参考。
　　“……余与远庸素不相知，但在《庸言报》及《小说月报》上见其文字。此次十月中旬，余自东方还至金山，始寓梭打街伯利伯克旅馆。上月二十七日，淮生来室介绍与远庸相见。时远庸寓三一九室，余寓三一八室，甚邻近也。住约三四日，远庸以无浴室旋移二一六室，偶来余室一谈，余亦间往候访，曾同游会场一次，又与季昌同之至会场买物一次，其早晚餐率在上海楼。因不熟路径，出门必有伴侣，无他人时则常至余室及季昌室邀与同往，故其来访余也，或季昌也。率在十一时及五时一刻二刻之间，因午餐在十二时，晚餐在六时也。初见一两面，远庸即自言自上海来美，初抵西亚头，旋至金山。又言，《少年晨报》不知其来历，信其即《亚西亚报》馆主人，来此运动帝制，曾往与报馆中马君者辩明，现已无事云。闻其自述如是，初与同行，颇怀疑虑，继念其已经辨明，当可无事，故亦怛然，不知其终不能免也。
　　报上言渠曾接恫吓信，又言与其友人谋保护之法云云，此等事余皆不知。闻淮生言，渠曾得友人介绍信往于振黄公司黄耀臣君，讬其问前途解释。余始记事起之日十二时，亦同在上海楼共饭，见其外套挂壁上，衣囊中露信函，上有“振黄”及“黄耀”字样，此后不知曾否寄去。然遇难后，有人至上海楼询坐客以当时情形，有人告余，此即黄耀臣君，即似此信已递到也。持信虽递到，为时已晚。黄君未及为之尽力，而祸难已猝发也（黄氏祠堂在金山者名云山公所，颇占势力）。
　　报上言，远庸此次至美，虽其友人不知其有何等宗旨，此言诚然。余虽常与见面，亦不便以此为问。有时远庸乃自言其身世，信在北京《国民公报》曾有赞成帝制之文，但旋即弃去，避至上海，人乃信其至上海设立《亚细亚报》鼓吹帝制，故又避至此地，而不意此地报馆又误会云云。余年来畏问政治，故遇其涉及政治时率不置对。远庸又言，渠来此地，实为《申报》馆及《东方杂志》社与报界联络，及与美国上流社会通信，但至后始知此等目的万不能达，故拟仍回上海。
　　远庸，江西九江德化人，生于粤，其太翁游宦地也。十七岁时入泮，二十三岁成进士，游学日本，还应留学生考试，为京曹官。辛亥事起，在京师与杨皙子诸人共主国事共济会，往见庆王及那桐谋调停南北战争，旋即解散。事定后为律师，于京师为陈雨苍先生及王纯辩护人，今年三十二岁。
　　记两礼拜前，余在远庸处见近日《东方杂志》，即时借观，中有远生《忏悔论》一首，其言迷离惝恍，且漫无收束，不似其他作之精湛，颇以为疑，忏悔者本身之忏悔也。自言，前此之梦梦，誓从今日更始，若明若昧，令人不得其究竟之所在。又金山《世界日报》中登有微生社论一首，皆反对帝制之言，《少年晨报》曾转载之，亦远庸之笔。
　　嗟乎，忏悔耶！解释耶！此两事不及发生效力，而冷丸已瘗方寸间矣。其临命时，余乃亲见其口内大气之排出，至今思之，犹觉体粟。此四礼拜中，余与同行于中国街上约十数次，在在皆触死机，观其术人解释云云，即远庸明知危险之迫，而欲不以告，使余与季昌以毫无关系之人，日日为此盲人瞎马之举动，此等居心岂复可问？但远庸已矣，不幸之人，余亦不能更加以责难，而其资性之特绝，文章之敏妙，犹能使余心折不已。士生此世，有过人之才，而未闻君子之道，其不至陷于臬兀者稀矣，岂独远庸乐哉！
　　远庸初到住远东旅馆，继移伯利伯克旅馆，以嗜上海楼之菜，故多至上海楼用饭。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昨夜不眠，是日十时始起。杨卓茂及李君来坐，两君皆湖南人也。杨君与远庸有旧，坐定杨君问余，昨夜远庸与何人至上海楼共饭，君知之乎？余曰：我与郭季昌也。杨君以《少年晨报》见示，则言顾某、卢某。余曰：此由美文转译，故误顾者郭、卢者乐也。乐音应如约，在北京请护照时，外交部误拼成罗，故余在美所用名片亦拼成罗，不便与护照岐出也。《晨报》又转译《答三文拿西报》言，与黄同食之人五分钟前已前去，其后亦无踪迹云云。此尤深误。其故由于堂倌答暗探之言，渠不记得与黄同食者为余与郭。其时，余两人已避至客厅，渠见四号室内无人，妄以已意答之。报馆遂以作小说之口吻构此疑阵，两君皆笑。余观报上言，远庸心上共中两弹，苦哉！文士之心乃与此物为缘也。两君少坐即去……二时同出，附电车至金门公园，绕湖步行一周，途遇熊君，菱生与话远庸事，既而至日本建筑处游观……
　　十二月二十七日 早八点钟起，写日记……连日馆人告季昌并属转告余，言不可再往中国街云云，盖彼义务应如是也。西人皆信中国街时有堂斗，已属危险。今又因政治关系发生暗杀，此后不可轻往云云，盖远庸之死，西报指为帝制问题也。今日见《世界日报》，其中有曰：姑勿论其为赞成为反对，然帝制幕中又牺牲一个名士矣，云云。余则信远庸真意诚不可知，但其乍至此地，路道不知，友朋甚少，粤语不习，英语不全，终日蛰居室中，实可信毫无举动。就事实言，固无有批评之资料也。乃其影响遂至于此，亦殊可怪已。
　　……十时半同出，至马克附近电局拍发。菱生归寓，余与季昌亦还寓，馆人言为远庸死事，警巡将向余二人有所咨问。归室少顷，巡警至，言礼拜五（即后日）午前九时四十五分约余与季昌至某处（似是警厅），医生将有所问，且言是为慎重人命起见之故。
　　十二月三十一日 早八时起，九时同季昌出至警厅，杨卓茂适来，因以同往，先至领事馆，见门有字片，言礼拜五至礼拜一（十二月三十一日至正月三日）放假云云。因至警厅，上海楼男股东三、女股东一皆在，又卖烟卷之高丽人亦在其处。先问上海楼人，继问季昌即散，寥寥数语，想其一无所得也。卓茂欲一见尸不得，闻昨日警厅问领事黄远庸有礼服否？盖将殓也。出时已十一时，同季昌至车栈发信，还至市馆用饭，还寓……
　　以上日记手稿文字，系《大会参观日记》一书中所删节的内容。手稿中的“季昌”即郭际昌，字嘉运，直隶高邑人，1913年毕业于北洋大学采矿工程系，1914年任直隶工业试验所矿业科主任，时任巴拿马赛会直隶代表团调查员，著有《调查报告》一卷，亦收入《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之中。“淮生”即陈淮生，系与李道衡等人一道赴美的中国实业观会团成员。黄耀臣，粤籍华商，在旧金山颇有势力，远庸“知险”谋求其庇护而未及。巴拿马赛会期间，黄氏耀臣由“粤商合股”，亦有“西人川资”发起振黄公司，在赛会余兴场开设“华埠地狱”，有损中国形象，伤害华人感情，经旧金山中华会馆、商会、中国驻美领事馆与赛会东道主摩尔会长交涉而取缔“地狱”之展。杨卓茂，湖南湘潭人，时任湘粤赴美赛会代表，后任上海总商会主任秘书。此外，还在其日记夹页中保存有当年“黄远庸被人暗杀”剪报一纸，可见乐老先生对此事的关注和同情。
　　黄远庸被人暗杀
　　昨晚六点十馀分钟，上海楼忽闻枪声数响，查知乃前充上海《亚西亚报》编辑主任黄远庸被人暗杀。据该楼侍役云：黄每日到该楼用膳，当其被人枪杀，时正膳毕，立于柜前，侍役入厨房取物，忽闻枪声数响，走出视之，见黄跑归四号房，随而倒地，惟不见有人开枪，只在地上执有短枪二支耳。对正楼梯之房内玻璃镜亦为枪弹洞穿。一时在该楼用膳者皆惊惶失措，幸未伤及别人。巡差闻警笛声即驰至，唤急济医院车将黄车往医院，途中已因伤毙命。黄留落大褛一袭在该楼，袋内有记事部一、银二元馀，名片数张。据侍役云，此片乃某华字报主笔偕同华人某来见黄时所交他者，后在中央医院则搜有信一封，是由市加古西人青年会日本野口博士寄交黄大人收者，多用日本文字，不知所云为何，并在其身上搜出银十五元、收单一纸、自来墨水笔一支、金镖枚、赛会纪念铜元一枚、小皮夹一个。黄之背中三枪，手亦受伤，据赛会要员某云，黄……（剪报于此缺失）。
　　根据《图说1915巴拿马赛会——光耀世博史的中国篇章》（王勇则著）一书介绍，在《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中，直隶赴美参会干事陆辛农在乐嘉藻《大会参观日记》中12月25日的条文上批注：“此晚，际昌、采澄与黄同餐。黄为东道。后闻上海楼主人言，打手暗随黄多日。因黄每出，与采澄、际昌偕行，不得手。今晚，黄独在柜台前付饭费，才得手云”。陆又在《大会志略》（下卷）第四十三页眉注：“黄远庸为上海《亚细亚报》主笔，赞成袁之帝制。有人向其报馆投炸弹，黄遂辞报务赴美。在旧金山曾接匿名函，逐其出境，并谓如不出境，将杀之。黄与乐彩澄、郭际昌同住一旅馆，出入相携。黄自云：我心殊坦白，仇奈何我（此乐、郭后来所说）。卒于一九一五年圣诞晚餐后，在上海楼柜台付饭费时被仇者杀。该次，乐、郭同其晚餐，余与陈幼卿、张墨庄是晚亦同饭于上海楼，且所望之室，正在柜台前，目击其事。”这些眉注文字，均系1921年《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出版以后留下的尚未及时公诸于世之“私家笔记”。
　　为什么《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要删去乐老先生日记中对黄远庸被杀及其美国警察当局之调查的文字叙述呢？唯一的解释为主编严智怡不愿涉及当年险恶的“政治纷争”，其父严修与袁世凯公私交情密切，可谓有世交之谊。且北洋政府初期“共和”与“帝制”之争反复无常，无处不现险恶之象。而乐老先生在京“共和建设讨论会”活动中，与进步党领袖梁启起、汤化龙、刘崧生等人颇有交往，且与严氏父子交谊甚厚。乐与梁的交谊始于1895年“公车上书”签名活动，1905年乐辞退贵阳师范学堂日籍教员时，曾得到在日本主编《新民丛报》梁启超之声援。后专心从事农商而“畏问政治”，更不愿再卷入纷争漩涡，故在商言商而不及他矣。因此，乐同意其日记公开付梓出版时删节也在情理之中。
　　黄远庸喋血旧金山，开启民初以来因文字贾祸而丧命之先河。数年后，汤化龙等亦接踵而遭受同样命运。黄在清末与杨度等人组织“国事共进会”，民初参加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活动而崭露头角，成为当年中国新闻界之“闻人”，无论他赞成或反对“帝制”，都会遭至各种怨恨。而民初官僚政客对待文人的伎俩，无论其事成败，都要拿一些文人“祭刀”。袁杀也好、误杀也好，黄首先“祭刀”于“国体之争”亦在所难免。这些民国初年的政治生态，严智怡、乐嘉藻等辈也不得不有所顾忌，而在公开出版的著述中“不忍备述”，简短应之。
　　黄远庸遇刺身亡后，由时任中国驻美国公使顾维钧等护送回上海，并在上海举行追悼会，其骨灰安葬于九江原籍。黄远庸之死，其子黄席群先生在《追忆先父黄远生》一文所说：“我父亲究竟是谁杀害的，至今是个疑案，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他是死于袁世凯派遣跟踪的刺客之手，还是遭到在美洲的国民党人杀害，总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离不开袁贼妄图称帝这个关键问题。……假使当年袁世凯不妄图变更国体，当然也不会有赞成或者反对帝制这个问题。那么我父亲又从何而卷入这一政治漩涡？一句话，最后的杀人罪责，说什么也应该由袁世凯来负。是袁党杀害的，袁世凯应负直接罪责；是国民党误杀的，袁世凯应负间接责任。罪魁祸首，非袁而谁？”这是这桩“百年谜案”的最佳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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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青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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