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四平(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150025)[摘要]蜀汉与曹魏两个集团的人才建构模式有同也有异。其同表现在“得人”层面,二者皆千方百计网罗人才,也皆得到了出众的人才。在“用人”层面则有较大差异,主要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统治者对人才的态度不同,刘备是“以性情相契”,曹操是“以权术相驭”,在这方面刘优曹劣自见。二是蜀汉的人才建构模式主要是“一花独放”,众花陪衬,即依靠诸葛亮一人之才智打天下,曹魏则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即发挥其智囊团群体的才智优长,各尽所能,各逞其才,才智互补,在这方面刘、曹各有所长,难分轩轾。可以说,原来在这方面褒刘贬曹,未免有失偏颇。[关键词]《三国演义》;蜀汉;曹魏;人才建构模式;比较[中图分类号]I207.4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5)08-0186-07一、引言关于《三国演义》的人才问题,学界已有“人才主题”说,文本中也可以找到“得人者兴,失人者亡”的根据。《三国演义》中的有识之士皆懂得人才的重要性,刘备、曹操与孙权这三位三国的开创者皆千方百计延揽人才。但若深入一层看,只认识到这个程度尚觉不够,似还应进一步探讨得人才后,能否用才,如何用才,用才的实际效果如何。得人才而不能用之,是人才的浪费,其效果几与“失人”者略同。再进一步说,还应该比较不同集团在用才上有何不同的个性特征,深入挖掘《三国演义》文本的文化内涵,以总结历史经验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循此思路,笔者认为:蜀汉与曹魏两个集团在“得人”层面有相同性,而在“用人”层面则有较大差异。毛宗岗称赞诸葛亮为“智绝”,虽然有绝对化思维的倾向,但也的确把握了罗贯中的主观命意,即作者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来突显诸葛亮超群绝伦的智慧,寄寓其社会理想、道德理想与审美理想,应该说作者基本上实现了这一主观意图。从学界现有成果看,也基本上是倾向于肯定作者的这一主观命意。这些观点符合文本的内涵,毋庸赘言。笔者在此只是想换个角度思考这一问题,将蜀汉与曹魏的人才结构问题加以比较,立足当代文化背景重新审视之。此前受作者“拥刘反曹”倾向的影响,在人才问题上,也是褒扬蜀汉而贬斥曹魏,一般认为蜀汉的用人超过所有集团,当然也包括曹魏。笔者反思的结果则是:在道德层面褒扬蜀汉、贬斥曹魏这无问题,但在人才问题上则应该重新思考评价。二者的相同点是皆千方百计网罗人才,也皆得到了出众的人才;二者也皆能用才,人才的作用也均得到了充分发挥,因此依靠人才而实现了各自的理想,分别建立了独据一方的政权。二者的同中之异主要有两点:一是统治者对人才的态度不同,刘备是“以性情相契”,曹操是“以权术相驭”[1]。在这方面刘优曹劣自见。二是蜀汉主要是依靠诸葛亮一人之才智来打天下与守天下,曹魏则是发挥了其智囊团群体的才智优长,各尽所能,各逞其才,才智互补。在这方面刘、曹各有所长,难分轩轾。可以说,原来在这方面也褒刘贬曹,未免有失偏颇。本文着重比较二者的同中之异,以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式,重新认识与评价曹、刘用人的特质,挖掘其中蕴含的丰富文化意蕴。二、谋士才智发挥方式之比较关于个人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必须从两个方面辩证地看问题。一方面,应该承认才华杰出的天才性人物的英明决策,的确可以改变历史航船的走向,创造出人间奇迹;另一方面,天才人物也必须有众多人才的配合,有民众的支持,才能实现其英明决策。从人性角度说,聪明绝顶、智慧超群的人自信心就强,他的确比别人高明的客观事实会强化其自信心,在众人的赞美声中,他会更加自认为高明过人,其负面作用则是:往往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容易形成一言堂的局面。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确是至理名言。作为掌握一个集团甚或一个国家命运的人来说,如何发挥知识精英群体的智慧,择善而从,从而防止一人自以为是的独断专行,这是一个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试具体言之:刘备集团在诸葛亮出山之前,可以说几乎没有真正的可以决定政治、军事大计的谋士,打仗前刘备只能与关羽商议,而结果基本上是败仗。徐庶可以说足当大任,但又昙花一现,崭露头角就一去无回。只有诸葛亮出山以后,才彻底扭转了局面。而此时的曹操集团,早已是谋士众多、猛将如云了。这种“得人”的历史对两个集团的用人方式有着相当的影响。曹操集团因为谋士众多,故各抒己见,人才建构与才智发挥的特点是百花齐放,择善而从。刘备集团只有一个诸葛亮,故而人才建构与才智发挥的特点基本上是一花独放,即由才智超群绝伦者一人全权决定,其他人则是心悦诚服,基本上无反对意见。曹操方面遇有重大政治、军事问题时,往往出现众谋士献计献策的精彩场面。这是显示士人学富五车、智慧过人的竞技场,是入仕后的士人建功立业的主要方式,是关乎战争胜败与决策是非的关键一环。在这个运筹帷幄的环节中,曹操对谋士们意见的取舍选择,是择优还是采劣,已经预示了其成败结局。相比之下,刘备集团则很少有如曹操集团那样的“御前会议”,基本模式是由诸葛亮一人拍板决定重大军事、政治等问题。刘备与曹操的身份相同,皆是一个集团的领袖,但刘备的决策方式不是由自己拍板,而是将拍板权交给了诸葛亮。从民主的层面说,刘备的用人方式增加了士人参与决定的权力,这应该肯定。刘备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才智不如诸葛亮,也不如曹操,所以不能由自己来拍板。由于诸葛亮智慧超群,他也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毋需群体讨论,群体士人也无法把握他出奇制胜的思路,已经习惯于服从他的决策。这是由诸葛亮的过人才智与崇高威望所决定的,他基本上可以做到一言九鼎,获得其他人的赞同。这就形成了蜀汉的决策特点:因为有诸葛亮的存在,所以就无须开会了。这样一来士人群体的争论少了,但同时其他士人的才智发挥也受到了限制,少了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对群体智慧的发挥显然有不利的一面。此前对这种负面的影响关注不够,显然是受了罗贯中主观命意的左右。现在,在肯定刘备集团“人和”特点与诸葛亮过人才能的同时,还应该从群体才智发挥的角度重新审视蜀汉集团与曹操集团的同中之异,辩证把握“有一利必有一弊”的客观效果方面的人才问题。从不同集团的关系看,作者有意将对立双方乃至多方的设计运谋场面对比起来交错展示,构成斗智斗勇的多彩奇观,其中掌权者对士人所献谋略的采纳对比,值得关注。官渡之战前后曹操与袁绍双方谋士团的对比就颇能说明士人群体才智发挥的问题。曹操一方,有主和与主战之争,以孔融为代表的主和派认为:“袁绍势大,不可轻敌。不宜加兵,只可求和。”[2]相比之下,主战派显然占了上风。先有郭嘉的“十胜十败”之论,见解精警,分析透辟;继而又有荀彧的 “四胜”(“度胜”“谋胜”“武胜”“德胜”)之说。二人英雄所见略同,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二人的高论令曹操由衷叹服曰:“奉孝之机,文若之智,虽陈平、张良,何可比也!”因而下定决心与袁绍决战。比较而言,袁绍帐下的谋士数量与才智水平均不比曹操集团差,军事实力又大大强于对方,但其勾心斗角的内耗,集团领袖的采择失误,终于导致了强反输于弱的惨败。起初,田丰、沮授为一方的“不肯兴兵”派与审配、郭图为一方的“力劝起兵”派相持不下,激烈争辩,这还可视为见仁见智的争论。而许攸、荀谌二人附合审、郭一派,则完全是出于私情,因为“二人素与田丰、沮授不和,却与审配、郭图最好”。在“多谋而少决”的袁绍徘徊于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时候,许、荀二人的假公济私之谬说却成了决定性的法码,得到了袁绍的首肯,称“二人所见,正合吾心”。田丰的高见不仅不被采纳,反而被“枷杻送狱”。这表明了袁绍的昏愦,而他对谋士各抒己见的选择与采纳,恰恰就决定了袁绍集团的败亡。开战后,曹操一方群策群力,各逞其能。荀攸献“利在急战”之谋,刘晔献“发石车”“掘长堑”之计,后来之许攸献“烧乌巢粮草”之策。荀彧在曹操“意欲弃官渡回许昌”的“持疑未决”之时,急去书信以释其疑、坚其志。这样,谋士们各逞其能,从不同角度构成整体上的群体才智互补,其合力产生了增值效应,决定了曹操集团能以少胜多,最终奠定了统一北方的魏国大业。而袁绍一方却内讧不断,相互残害:审配驱许攸离袁而投曹,郭图进谗言驱张邻、高览降曹,逄纪进谗言促使袁绍杀害了“帐下第一个谋士”——田丰,皆是自毁长城。其关键是面对谋士们不断提出的谋略,袁绍不能择优而从。从刘备集团谋士才智发挥的历史演变流程上看,其最好时期是“伏龙、凤雏”兼而有之的短暂时光,那时可以称之为“双花并放”时期。刘备对二人的意见是兼听则明、兼收并蓄。如在取西川这样决定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上,刘备就是如此。先是庞统进言刘备应当机立断,进取西川,刘备不忍心,庞统以 “宜从权变”,“逆取顺守,汤、武之道”说之,刘备恍然大悟,赞曰:“金石之言,当铭肺腑。”然后,“遂请孔明,同议起兵西行”。诸葛亮提出:“荆州重地,必须分兵守之。”刘备让诸葛亮守荆州,“孔明应允”。这里诸葛亮与庞统可以作为所有士人群体的代表,刘备能够征求这二人的意见,说明他在取西川这样重大问题上决策的慎重。这样做的结果,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总体观点是“伏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二人皆归于刘备麾下后,刘备视之如左右手,“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二人同在时,刘备主要与二人商议,这可谓双花并放、交相辉映了。庞统死后,刘备就只能听诸葛亮一人的了,这就变成了一枝独秀、一花独放。在对伏龙、凤雏二人的具体个性评价中,作者为了突出诸葛亮,有时也不惜牺牲庞统。在取西川途中,诸葛亮根据天文星相写信给刘备嘱其:“主将帅身上多凶少吉。切宜谨慎。”“庞统暗思:‘孔明怕我取了西川,成了功,故意将此书相阻耳。’”这表明庞统心胸狭隘,境界不如孔明,以此突出诸葛亮以国事为重的宽广心胸,以此见二人个性之差异。刘备死后,诸葛亮的权力进一步加大,“诸葛丞相在于成都,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这样一来,群体智慧的发挥就更谈不上了。在《诸葛亮安居平五路》一回中,闻知魏兵五路大军来取西川,“后主听罢大惊”,而“丞相染病不出”,“多官惶惶,只得散去”。后主无奈登门相请,终于见到诸葛亮,知其已有退兵之计后,“又惊又喜,曰:‘相父果有鬼神不测之机也。’”在诸葛亮看来,“成都众官,皆不晓兵法之妙,贵在使人不测,岂可泄漏于人?”这是在向后主解释他托病不出的原因,从中也可窥探诸葛亮之所以一人独断的深层心态,即众人皆不如他通晓兵法之妙。在南征的决策上,后主的态度是:“朕年幼无知,惟相父斟酌行之。”只有谏议大夫王连一人反对,其理由是“丞相秉钧衡之重任,而自远征,非所宜也”,建议“只须遣一大将讨之”。诸葛亮则认为:“吾当亲去征之。可刚可柔,别有斟酌,非可容易托人。”这种意见既衬托出诸葛亮舍身为国的道德,又突出了其决策的正确,并无才智互补的意义。当然,在诸葛亮一人独断的决策过程中,也并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不同意见,但均无足轻重,够不成交锋态势,并不影响诸葛亮的拍板。在初次北伐的重大军事行动中,后主以“恐劳神思”为理由欲阻止之,不果。太史谯周以“北方旺气正盛,星曜倍明”的天象阻之,结果是“谯周苦谏不从”,诸葛亮仍然坚决推行自己的既定方针出兵伐魏。出兵后,魏延上帐献策曰:“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此计马上被诸葛亮否决:“此非万全之计也。汝欺中原无好人物,倘有人进言,于山僻中以兵截杀,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伤锐气。决不可用。”魏延又质疑诸葛亮的进兵方略,孔明称:“吾依法进兵,何忧不胜!”“遂不用魏延之计。魏延怏怏不悦”。魏延是蜀汉集团中少有的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而其建议均无一例外地被否决掉了。这并没有说服魏延,以致魏延经常发牢骚,埋下了将帅不和的伏线。直至诸葛亮临死,还是留下遗计斩了魏延。这应该是蜀汉集团人才问题上的一个遗憾。孙权集团谋士群体的才智发挥总体上呈互补之势,虽也常有争论,但由于孙权的过人之明,还是能采纳谋士中的高见,比如:在赤壁之战前谋士们关于是战还是降的争论中,尽管争论异常激烈,孙权还是能够辨识周瑜、鲁肃的正确意见而采纳之,因而共同开创出江东帝业。三、形异而质同:曹、刘致败原因索解在《三国演义》中,蜀汉集团与曹魏集团皆有重大的军事失误,其致败原因虽说是多方面的,各有不同,每个集团内部的每次失败原因也各不相同<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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