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有趣的地名来由！正宗老信阳人都不知道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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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信阳是一个不大的城市，没有古都名邑般风流沧桑，也缺乏通商开埠后的繁华，信阳城更是一个不大的地方，但这座山水相依，豫风楚韵的小城逐渐值得让人重新欣赏与品味，正如信阳毛尖一样使人回味甘甜，历久弥新。西 ...
　　信阳是一个不大的城市，没有古都名邑般风流沧桑，也缺乏通商开埠后的繁华，信阳城更是一个不大的地方，但这座山水相依，豫风楚韵的小城逐渐值得让人重新欣赏与品味，正如信阳毛尖一样使人回味甘甜，历久弥新。西周时期，信阳为申伯的封邑之地，秦时属南阳郡义阳乡，汉为江夏郡，曹魏置义阳郡，设在安昌城，在今平桥区平昌关镇附近，因位于淮南北岸天目山，凤凰山南部，按照“山南水北为阳”的命名原则所以称为义阳。北宋时期因避太宗赵光义之讳改称信阳，到如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读懂一个城市的关键就是读懂他的地名，随着信阳市城区规模的扩大，新的规划的调整，原有的老地名老街道依然保存下来，虽然有些已经成为人们模糊地记忆，但是那些颇有风韵的名称依然记忆在人们的脑海中。像澄清坊，段家井，十字口，樱桃园，五举牌坊等早已因为战乱年久的创伤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黉学街，福寿街，庆丰街等或更名，或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　　　　义阳山，虎头山等虽然在城内因某种原因消失，但是地名却已然保留下来，今东方红大道和中山北路的邮局还分别以这两个地名作为支局名称，至今可以看出古代曾为高台土丘的痕迹，睡仙桥为张果老养鸭变鹅的神话传说，袁家楼见证了袁家王朝的兴衰，毛铺老街诉说了豫南古民居的独特魅力。　　　　俗话说：“罗山的婆娘，信阳的城墙，息县的牌坊”,在这个顺口溜中的信阳三宝，罗山的婆娘现在自然还是那么美丽，唯有牌坊和城墙成为了湮灭的记忆。近现代着名作家白桦先生在他的儿时回忆录中写到：“古代信阳城墙坚固高大，在我始终以为地处中原的故乡小城是一座了不起的大城。城墙很高。还有五座威武的城门，东南西北门之外，再加一座小南门，每一座城门我都攀登过，我经常在城门上看城外的山峦、城外的田垄。”（ 《平桥经典序》 ）。　　　　一座城市一道街，有时候地名和街道也是互相依存的，旧时人们的模糊地理观念和封闭的生存环境最能体现出这一点，往往拥有本土特色的就是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充满着韵味的古地名。方言能反应地域文化的特色，而地名则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地名的成因不外乎地形地貌、居住环境和身份标志等几个方面，通过对地名的考察就可以大体了解一个地方的独特环境和居民的生活习性。　　　　信阳市区的南关、西关等古代则是城墙的四围，至今西关还有老城墙的遗迹，建设路与胜利南路人们俗称的小南门其实则是古代城墙的南门，真正的小南门在今申桥附近。据民国陈善同的《重修信阳县志卷五& 建设志一& 城池》记载：“南门名镇远，后易曰郢门，西门曰望坚，后易为浉门……”浉门去郢门稍远增一小南门，向封以土。万历二十二年，副使王任，知州朱家法询谋于众而启之，以便樵汲，颜门楼曰“群山拱秀”,据老人们回忆这四个字在五十年代未拆城墙的时候还能看见。这样看来当时增开小南门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到河对岸砍柴，以及渡河的人出行，也说明当时河对岸三里店的繁华。　　　　特别是一些具有特色的数字地名更是反映了人们的地理观念。如二道牌，三里店，四里棚，五里店，六里棚，七里棚，九店，八里岔，十三里桥，十八里庙，二十里河等都代表当时距离当时州府或县城中心的距离标注。有些地名是本地人长期磨合约定俗成而定，外地人往往是一头雾水，如楚王城（今南京路大转盘附近）、金三角等。前者是原县级信阳市所搞的一个开发区，为了彰显文化故而命名楚王城。其实真正的楚王城在今平桥区长台关乡的城阳城文物管理区境内，是中国现存的6坐楚王城中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一座。战国末年城阳城曾经是楚顷襄王的临时国都，故为楚王城。　　　　信阳有些地区不少地方有叫“××营”、“××楼”的，多是古兵营的沿袭称谓，如马营、杨楼等，清代时候今天小南门附近有个闽营村据说旧时当年明代末年投降清廷的闽籍官兵的后代。“自成陷北京，淮西将军潘宝，潘天策均系福建漳州马蓬口人，率师北上行至信阳，明社遂墟…… 清遂招抚其重，授予该处田土，征收赋税，因为福建人，别其名为闽营村，偕来之官军尚有吴曾林徐四姓。” （ 民国陈善同《重修信阳县志 卷六建设 建设志二》）。　　　　带有铺字的古代则多为驿站，《辞源》中对于“铺”的第七个解释是：“宋代称邮迅驿站为铺。元代其制更加严密，”州县凡十里一铺， 大事遣使驰驿，小事文书由铺吏传送，明清因之。“如今天的中山铺等地即其遗迹。地名还是不同文化时代的叠加，翻开地图，从明清时期的宣化街，到民国初期的大同路，民权路、民主路再到解放后的解放路，东方红大道，人民路，团结路，合群路和改革开放后的迎宾大道，新科大道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延续。　　　　左扼两淮，右控江汉，南襟楚越，北屏中原，自古以来就是江淮河汉的重要战略要地，境内水域众多，河岔纵横，山野密布，资源丰富，人口流动大，所以从地名中我们可以窥视出南北文化过渡的痕迹。总体说信阳地名的命名方式整体更接近南方。带塆、港、冲、围孜（圩子）、口、关、咀、并等的比较多。　　　　河湖周围一般叫做堰、凼、凹、桥等。山区带有寨、营的较多。岭、冲、顶、尖、沟、石、洞、河、潭、坳、窝等大多分布于信阳市东南的商城县、新县，所有这些都是豫南特殊的丘陵山地地形环境和人文因素所决定的。信阳淮河以北因为地跨平原则称呼岗、店、庄、集的比较多，从地名命名的不同这点就足以反映了南北过渡线上的重要差别。信阳的长台关、平昌关古代均为军事重要堡垒，翻开历史那触目惊心的争斗，血流成河的残喘之声时时回响在这片古战场上，历史虽然早已泯灭，但却在地名中留下永久的烙印。　　　　至于那些反映民间逸事、风物传说、历史典故的带有物名特性的地名就更是宝贵的地方文化遗产了，如子路镇、司马井、六尺巷则分别反映了子路问津、司马光砸缸。胡煦宽让仁厚给邻里让地等历史典故。　　　　申伯台则揭示了周宣王之王舅申伯”揉此万邦，闻于四国“（《诗经·大雅·崧高》）的雄才大略和”四国于蕃，四方于宣“（同上诗）教化蛮夷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反映了信阳人怀念申伯治民和信阳简称申的来源。太子城则反映了周幽王”嬖褒姒，废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与犬戎既杀幽王“（《尚书正义》卷二十）这段残酷的西周末年争权夺利史实。　　　　信阳历史悠久，西周至春秋时期，信阳境内分封有申、息、弦、黄、江、蒋、蓼等侯国，虽大多已经灰飞烟灭，但却能从今天的地名中或许能寻找些蛛丝马迹。如申国就是在今信阳市平桥区长台关附近，因此信阳简称申城。大到申伯台村小到一条申碑路都是信阳古为申国的重要体现。这正和《汉书·地理志》”申之疆域，在冥厄之北，淮水之南东接弦、黄、江，西连蓼、吕。“的说法惊人吻合。息国就在今息县，弦国在今光山县，现在光山还有弦山街道，光山也被称为弦城。与《通典》：”光州今理定城县。春秋时黄国也，亦弦国之地“的记载大致相同。　　　　地名不仅是一个符号，更是一种文化，不管是小小的街道抑或是幽曲的胡同都是一道魅力的光环。京汉街伴随着信阳百年铁路历史的光耀，四一路记录了信阳60年前4·1解放的历程，随着信阳城市建设的扩张和城市文化的提升，一些本有含义的地名、街名将逐渐消失。大别长淮，豫风楚韵是这个魅力申城的真实写照需要我们一代代的人去挖掘，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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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堂民居。 李江河摄
郝堂农家。 资料图片
　　郝堂村，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一个曾再普通不过的村庄，发展却有点“另类”。
　　4年前，郝堂还是大别山革命老区一个凋敝村落，“静得吓人”。而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回来了，迁出的户口又迁回来；远远近近的城里人纷至沓来，堵车竟成家常便饭。人气惊人逆袭。
　　很多村，生怕像农村，撤村并居、大拆大建，“去农村化”毫不含糊，越变越像缩小版的城市。
　　郝堂，就怕不像农村。坚持不扒房，只修复，留下时间的痕迹。敬畏村庄原有肌理，大树不砍，河塘不填，邻居还是原来的邻居。守住村子原有的魂儿，改造成一个升级版的农村。
　　别的村，追求把房屋建得很漂亮，恨不得成为又一个“周庄”，旅游立村，“是让外面人来看的”。郝堂，则是围绕让村里人的小日子过好来建的，“说白了就不是让外面人来看的”。改水、改厕、改厨、改房，建学校、卫生室、图书馆，不粗制滥造，不短视功利，现代的也现代，传统的也传统。头顶“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的光环，郝堂建的是家园、共同体，老百姓过的是小日子，“被旅游”只是意外收获。
　　别的村，去一次未必再去，可郝堂来过还想来。比不得水乡小镇，比不得黛瓦古村，郝堂让人看到了什么？
　　“前三十年看小岗，后三十年看郝堂。”虽是一家之言，却也一语破的：“最美”郝堂，美在“村”，美在激活乡村价值、尊严、自信，美在一种“既有疼痛，也有憧憬，蕴含着未来和希望”的感动。
　　缘起——
　　不能消失的农村怎么办
　　几年前，郝堂同很多村庄一样，几近空心，只留下空巢老人，山上板栗熟了都无人摘。但凡有点能力、头脑、出息的，都出去了。人们常说，走吧，过不了10年，村就没了。
　　村里种稻种茶，都不多，没什么像样资源。入冬就烧炭，满山沟冒黑烟。“穷到挑柴卖草，山里跑兔子都看得见。”垃圾遍地，塞满河道。老人得病，累及打工的儿女，有的甚至寻了短见。
　　61岁的胡静17岁嫁到郝堂，当了30多年的村干部，今年接任村支书。提起农村，她苦恼：“相比30年前，日子是好过了，可农民为啥连在农村生活的自信都没有了？”随便问村里的小孩，长大了，他肯定说要进城。
　　2012年底记者到郝堂的时候，一路雨雪，村子却很“抖擞”。不止岗上的植被、塘里的莲蓬抖擞，人也很抖擞。进了郝堂的地界，便再看不见垃圾。数九寒天，堰坝下溪声朗朗，农户似紧似慢忙着“庭院革命”。
　　那时，郝堂村正破茧成蝶。
　　村部周围200余亩水田返租倒包给村集体，“摇曳”成百亩荷塘，既是景观，也能增收，还是生活污水经过农家三级化粪自然净化的最后归宿。
　　破败的村小学，搬到了风景独好的半山腰，引来城里重点小学的名师当校长。硬件软件焕然一新，学生人数从最初的60多名留守儿童，一下回流到200多人。
　　村里的年轻人陆续回来了，不再是一副随时拔腿走人的样子，快要废弃的老房子翻修了，回归到当地原汁原味的狗头门楼、清水墙。村庄人气、生气在集聚。
　　普普通通的郝堂，似乎是村庄发展的一种例外。其时，在全国各地，村庄每天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或者成为土地“增减挂钩”的指标被推平，或者被一片片或粗或精的高楼社区所取代。俨然，那便是未来农村。
　　“现在很多人到郝堂大谈旅游，但郝堂开建时，我们就没有想过要在这个地方弄个旅游点，而是在中央精神指导下，着眼农村价值和农民幸福，打造一个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农村升级版。”信阳市委书记郭瑞民始终关注着郝堂，念兹在兹的是“不能让它走偏了”。
　　发展郝堂也遇到了尖锐的争论：“一个挣扎的村庄迟早将衰落、拆掉，为它花钱，值吗？50万元架电线，只为收50元电费？”
　　平桥区委书记王继军，时任区长，他坚信自己的认识：“农村是有价值的，农民是有尊严的，农业是有前途的。”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不能消失的农村怎么办？不能变成市民的农民怎么办？农村不能成为生产粮食的人的‘工棚’！发展不只有经济账，还有社会账，发展共享是公平账！”
　　为什么选郝堂作为全区农村可持续发展项目试点村，胡静听过很多解释。有人说，郝堂再穷也没砍村里仅剩的十余棵大树，这个村有敬畏。有人说，一位专家在平桥职业学校看到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塑像，有感于心。
　　其实有偶然也有必然。郝堂距市区20来分钟车程，不近不远。村两委班子想干事也能干事。最重要的是，郝堂太普通，普通到没有特点，没有资源，这样的村庄，才有代表性。
　　有人劝胡静别折腾了，这位时任村委会主任的“铁娘子”却吃了秤砣铁了心：“干了一大辈子，咱村干部被认为‘不是要钱要粮，就是上环结扎’，难道我们就不会干点村民打心里欢迎的事？”
　　破题——
　　从小事里改变的村庄
　　早在2009年，胡静在多方帮助下筹办养老互助金，请村里老人入股，每人2000元，当年15人参加。年底，每位老人得到了300多元的分红。钱虽然少，红包发到手里时，台下老人哭了。
　　正是这件事，极大提高了村两委的凝聚力。政府曾号召过养鸡鸭，种板栗，喂獭兔，村民总习惯性怀疑。可这一次，钱是实实在在的。
　　2011年，政府陆续引来专家团队参与郝堂试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叫孙君。孙君团队是做乡村建设项目的。他不避讳过去的失败。有的村做好了，专家一离开又退了回去。
　　专家经验与基层探索碰出了共通的理念，但对于郝堂不会有现成的路径。孙君本是画家，转投农村建设，还带着画家的率性。农民看他裤子有洞，估摸他穷，妇女看他画有人体，躲着怕是流氓。会上他感性，“改变郝堂，给我两个春天”；进村他朴实，虽不吸烟，有农民递，他接过来就抽。久了，全村人见他都恭恭敬敬：“孙老师！”
　　接受平桥区的委托前，孙君给郝堂留了考题：3个月，全村能不能完成垃圾分类？“做大事一定先把小事做好。小事花钱不多，但可以把人凝聚在一起，让村民觉得，每人每家做一点事，一个村庄就有改变。”
　　孩子们最早被动员起来，去一家一户评比卫生。孩子一丝不苟，也不讲情面。谁家卫生好，孩子们就啪啪鼓掌。谁家差，主人脸上先挂不住。
　　3个月，大城市都喊难的垃圾分类，郝堂做到了。先得发脸盆、床单鼓励。接着，家里干净，门外垃圾就不顺眼，再后来，河沟都被捡了个干净，村民再见不得地上脏。
　　村庄建设，每一个环节都得精细。村施工队负责修垃圾池，返工了5次。孙君算过，村里平均15年建一次房，“从现在开始，注重建筑质量，郝堂的目标是建50年不落后的房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农村似乎就可以粗制滥造。郝堂项目反对这样的“潜规则”，学校、图书馆、卫生室，都以让农民享受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为标准。平桥区长柳自强说，这是对农民最朴实的尊重，是认识导向。
　　尊重——
　　村庄是村里人的村庄
　　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是农民的大事。最具体可见的，就是房。政府深知，也只有房，能把农民吸引到村庄，吸引到脚下那片土地，吸引到集体的事上。
　　但村庄是村里人的村庄，他们才是主体。政府再强大，也替不了他们过日子。村庄改变，依靠的是群众。能走多远，要相信群众。
　　讲道理容易，做起来很难。都要到城里买房了，谁还愿意花钱去改造老宅子？农民有农民的精明，能挣的钱准挣。可他不愿改，你说他保守，那是他稳妥。
　　专家的眼光，群众也看不上。孙君说土的、旧的、当地原汁原味的房子好。村民摇头，还是新的好，像城里一样，水泥板，明晃晃贴着白瓷砖。
　　虽然村两委“唱主角”，可改房这事，村干部不能带头。每改造一平方米，财政补助130元，贷款可给两年贴息。胡静看得明白：“群众吃肉，干部连汤都不喝，他才服你！”有利的事，村干部不占先。家家动员，孙君拿着手绘的一张张效果图，苦口婆心劝一个月，终于说动了党员张厚健。
　　张厚健对老屋不满意，儿子回来都不愿住家。改造预算大约得花七八万元。张厚健吓了一跳，太贵！孙君赶紧说，4万，4万就可以了。
　　没想到盖了拆，拆了盖，匠人只会钢筋水泥，早已不会门楼瓦片。“这是拿我家练手啊！”这回轮到张厚健着急了，赶紧吧，让我得有地住啊！可工匠认真，效果出不来，接着改。
　　最后算下来17万元，天文数字。坚决不接受的厕所进屋，进了；死活要留的院墙，拆了，山水尽收。在参观者的赞美里，半信半疑的张厚健也满意了，面积大了，功能全了，加固了，隔热了。别人来打听，他帮着隐瞒数字：“别因为数大，吓得都不改了。”但农家乐帮他迅速回本，“要愿意做饭，你做吧，累死你都有人吃！”
　　这一来，累坏了孙君。2011年上半年，他家家动员都不干。下半年，只要进村，谁逮住他就说房子、“画”房子。
　　但政府划下了红线。尊重自然环境：不砍树，不填塘，不挖山，不扒房。尊重村庄肌理：改水、改厕、改厨、改房，让现代设施和功能进来，保留村庄形态，不大拆大建。
　　村庄最细微的美，都得到了尊重。没有一味用新代替旧，新旧在叠加。任何一个村，少说数百年，村路布局里是历史，是乡愁。片石砖木，都重新派上用场，成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宝贝。专家、村民、工匠在“慢”中投入，带着温度，带着敬畏，修复着村庄。
　　村里两处土坯房，久不住人，再过两三夏，也就塌了。村民说土坯房“住够了、住伤了”。可被精心修复出来，成了全村最高端的茶社。原村小学几处教师的旧瓦房，内部按星级宾馆装修，变身郝堂最安静雅致的院落。留旧不是为了矫枉过正，而是要唤起村民对农村的尊重与自豪。
　　郭瑞民、王继军这样的市、区领导也常出现在村里，他们不批项目，不下指示，只是随时关注着变化。王继军提醒村里，也提醒自己：“政府习惯讲效率，可农民的事急不得。你急了他不搞了，他认为你在搞政绩、搞形象。结果就是，你花了很多钱却换来他一肚子怨气。”
　　尊重群众意愿是态度，更是方法。参与的各方观念、角度、见解各异，说不拢怎么办？当专家和领导意见不一致，以专家意见为主；当专家与群众不一致，以群众意见为主；当群众与农户不一致，以农户意见为主。不以大多数的声音淹没少数人的声音。
　　村口路边有栋二层小楼，方盒子，白瓷砖，很另类，很扎眼。村里动员户主改，条件越谈越离谱。规矩不能坏，“山里猴，不能领头。”那就不改吧，最后反倒留下了当年的时空印记，增加了村庄的丰富性，歪打正着。户主如今想改，村里还得做工作：能否不改？
　　郝堂的村居改造风生水起，政府只动用了360万元的补贴，“四两拨千斤”，农民自己的钱占大头。政府的主业不是给群众盖房子，而是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不粗制不滥造不糊弄，学校、卫生室、图书馆、居家养老中心、自来水、沼气、路桥，扎扎实实地建。钱哪里来？王继军说，号召相关部门向上跑项目，但绝非整合涉农资金，那会切走别村的蛋糕。鼓励去申请增量，“国家有这些项目，条件是谁干得好就给谁。”
　　蜕变——
　　社会修复，化育民风
　　董光辉在郑州本已是一家报社的高管。2013年他无意中来到郝堂。9天后，他把全家都搬了过来。
　　当时孩子还有十几天放假，他说“不等了，搬家”。辞了职，驱车4趟，彻底成了郝堂的居民。在城市，他每天深夜2点还在熬夜。在村里他晚上8点半睡觉，清晨6点半跑步。他理由很简单，这里能给孩子最好的童年。
　　村里孩子见人问好，知道把瓜子壳捏在手心，不随地乱丢。学校就在村旁小山上，钟声响彻山湾。学校是政府和社会投资，台湾设计师为孩子们做的干厕，生态环保，参观者一拨又一拨。干厕的肥料可以用在孩子们每人分到的那块小菜地上。自家的狗跟着孩子们上下学。学校拿大自然当教具，带学生认花认草，炒茶品茶。“如果农村的孩子都不喜欢自己的家乡了，大了以后怎么会记得住乡愁？”校长杨文平坚持做理想中的乡村教育，不为“唯跳出农门论”而“自废武功”。
　　在郝堂，村民自扫门前屋后垃圾。反倒是城里来开店的不习惯，说门外不该他管。沿路丢垃圾，下塘折莲花的，往往是外来的游客，村里保洁老太太跟着一路捡。
　　吴凤超是80后，打工14年，现在带着家人回来，户口也从城市往回迁。他记得，过去村里偷个鸡摸个菜、拎个锅弄个油的事不少，现在夜不闭户。
　　如果仅复制郝堂的房，复制不了郝堂的神儿。很多内功，是看不见的。
　　在郝堂，所有的事情，必须跟老百姓商量着来。村庄能不能进车子？村里开村民会，一直开到夜里11点多，争吵的结果是：晚上游客少了可以进车，其余时间不能。
　　村规民约都是大伙这样吵出来的。村庄建设的“大事记”，厚厚一本，村里开的群众会数不胜数。有这样协商沟通过程，村两委强了，群众也认他们。如此建起的，是家园，是共同体。
　　如果想看轰轰烈烈的经济效益，很难看出郝堂的名堂。郝堂项目强调不过度注资，甚至对外来资本保有警觉，“引入建设主体时，一定不能剥夺村民的权益，不能把农民挤出去。”小小一粒莲子，本村人采，本村人卖，荷塘也是集体的。这样，虽说规模做不大，效率不是最高，可制度设计就这样，哪怕有一丁点挣钱的机会，都要给村民。
　　郝堂项目协调人禹明善总结，表面看，郝堂修的是房，其实重建的是信心，凝聚的是要素，修复的是村里的小社会，重现的是集体的活力。集体有资产了，才能管起大家的事，就像蜂蜜，最让蚂蚁抱在一起。
　　碰撞——
　　观念的争吵与和解
　　农民改自家的房，没怎么想过旅游。可郝堂还是触动了无数外来的客人。
　　很多人找到了记忆中的乡村。乡村是有生机的，长着大树，升着炊烟，水里有鱼有虾；村里人是和善的，打着招呼，让你去家里吃饭……中华民族的根、文化的魂在农村，人们和泥土有着天然的亲近。在郝堂，大人找到了回归，城里孩子来了不愿走。晚上大大的月亮升起来，曾有孩子兴奋地问：“爸爸，那是什么灯？”
　　小小的郝堂，承载城市的差异，承载泥土根脉，承载故土乡愁。每到周末游客一两万人。问他们，看什么？往往是，不知道，就是想看。
　　每一种情愫，每一个细节，都映射着城乡的碰撞。譬如有人说：“村口小摊的户外太阳伞，应换成油纸伞……”马上有人打断：“农民不干！”
　　农民要什么？村里要有路灯。可是，农村宁静的夜晚不是他的美吗？过多的光线属于城市。最后路灯用了最节制的光。
　　有人说，房子是好看，就是电线杆乱，电线为什么不入地？有道理。可是，农村经常动土，碰断了，麻烦又浪费。
　　路、河，规划征地要截弯取直……慢着，这是农村，为什么不依照既有的山形水势？
　　美化绿化，规划的树种开始是百日红、樱花。可是，它们不是土生土长的，要全部清除。
　　为什么总碰撞？郝堂发现，原来总用城市思维，求解农村的问题；总沿城市走过的路，认知农村的方向。比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农村也学，但怎能让农民每家掏污水处理费呢？
　　郝堂是多解的。郝堂的意义，胡静看重“村庄新生，村业壮大”。孙德华是五里店办事处派驻郝堂的包村干部，他看重“农民对自身文化的尊重，并获得了自身建设、自我发展的能力”。五里店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苏永华则说，郝堂价值在于“美丽乡村要用实干精神去‘慢慢’打造，用人文情怀去精心雕琢”。
　　也有疑虑：“农村活了，农民富了，可农业还是没人干。”30出头的胡涛上海有厂，每年销售额达千万元。他回来种地，种原种稻。他说：“村里种地的少，收益还是太低。”
　　还有更深的疑问：“离了帮助谈郝堂复制，能够自主进行吗？”“面对城镇化的大势，该引导农民走还是留？”郝堂已经触碰到了更深远的话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乡关系？
　　复制——
　　待到山花烂漫时
　　有人评价郝堂是农村优秀部分的复兴。然而复制郝堂，难在郝堂并无模式，因地制宜。但最大的难题，是人。都市的设计师、大腕们建不了，他们接不到农村的地气。有一些到农村开发的新锐，他们要的是乡间别墅，在乎的不是农民。农村，人才都在往外流，有几个愿意和农民一起打造一个“郝堂”？
　　别的不说，连身怀乡土建筑技艺的工匠都成了“稀世珍宝”。鲍国志做园林，李开良建房子，因为来到郝堂，各自改变了轨迹。孙君画张画，李开良们能比着建出来，“建的比画的还好”。孙君说，他们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我们这些人，画家、专家、学者的光环掩盖了他们。
　　这两个人，带着郝堂的理念，把复制郝堂当成了事业。
　　郝堂管他俩，一个叫老李，一个叫老鲍。老李脾气怪，不爱说话。他今年住了一次院，郝堂村民一拨一拨去看他。他不吃房主的饭，让房主省钱买好料。料差，他二话不说给扔出去。盖得不满意他就拆了重来，费料费工，谁也不敢顶撞他。他离开郝堂时，他的狗赖在村里，说啥也不走。村里发现，只有叫老李，那狗才应。天天这么叫，好像老李真没走。
　　老鲍也较真。房子改出来，不见得顺，待他花木点缀，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但他俩，整天争，面红耳赤。就是这俩人，像种子一样，从郝堂到了新集村。在平桥区，新集就是第二个郝堂。
　　有人说郝堂有茶山小河，是沾了旅游资源的光。新集是个平原村，啥也没有。新集的故事，源于老教师张立培。他放着明港二中的总务处副主任不当，自费30多万元，去新集村支教。村小学破败到只剩下17个留守孩子。但他不放弃，建食堂、修寝室，吸引众多家长把孩子送到这里寄宿就读。
　　“以恢复乡村教育功能引领文化复兴和村庄建设”，2014年平桥区改扩建了新集小学，一下子涌来几百留守儿童入学。按郝堂的经验，政府在村庄倡导垃圾分类，按群众意愿鼓励村居改造。
　　老李和老鲍大显身手。得益于郝堂“练手”，新集的改造更加得心应手。一个几乎成为废墟的小院改造成了孩子们的绘本馆。一片老屋，成了雅致的茶社。
　　没有太多复杂的过程，新集活了。垃圾资源分类，比郝堂坚持的还好。走进处理中心，没什么异味，这个夸奖让垃圾工肖全珍很得意。从满村垃圾，到现在细致地回收，她觉得自己特有价值，满满自豪。说话间，从一片杂物中，拣出一枚细小的纽扣电池，“这个丢到地里，毒很大。”
　　为了回村专职做垃圾分类，她放弃了北京的保姆工作和几千元月薪。丈夫以前是“老上访”，如今一门心思收垃圾。
　　老鲍受邀远赴豫北，如今在黄河岸边河南孟州主持一个村庄的修复。那边有位90多岁的工匠，白须飘飘，感遇村庄复苏，重操技艺。
　　在郝堂的周边，没有补助，村民也在热火朝天改房子。自己设计，有模有样。这一带，人们再也不盖水泥板、白瓷砖的楼房了。农民就地取材，还搞出了雨污分流系统。
　　走在最前的郝堂，却遇到了新的问题。郝堂因村庄而引人，可引人带来的发展冲动要占地，要扩张，却威胁了村庄。郝堂比两年前乱了，一些类似城市社区的管理问题露了苗头。有人对王继军说，郝堂建得越好，在商业化的大潮中破产得越快。王继军曾因占地砍树生过气，把手机都扔了，掉到了河里。但这一次，他很平静：“郝堂的意义已经体现，一个村庄有他自己的发展，也有他自身的调适。”
　　的确，发展冲动之于郝堂还是太少，他今天还不仅是村民的郝堂。待到山花烂漫时，最好的郝堂，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本报记者 龚金星 禹伟良 王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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