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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始终与人民同行韩作荣　　关于韩作荣：
　　著名诗人、作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编审。日生于黑龙江省海伦县一个城镇贫民的家庭。祖籍河北省丰润县人。　　1968年至1969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拖拉机修造厂工人。196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团部做新闻工作。1972年开始发表诗作。1978年转业到《诗刊》编辑部任编辑。1981年调《人民文学》编辑部任诗歌编辑。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近年来结集出版的诗集有《万山军号鸣》、《北方抒情诗》、《静静的白桦林》、《裸体》、《玻璃花瓶》、《瞬间的野菊》、《韩作荣自选诗》等；诗论集《感觉?智慧与诗》、《诗的魅惑》；随笔集《圆的诱惑》；报告文学集《隐秘与灾变》、《城市与人》。　　作品曾获北京文学奖、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艾青诗歌节?茶花杯诗歌奖等。《大兴安岭森林火灾》被评为1987年人民文学读者最喜爱作品。《韩作荣自选集》获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导语：　　“与名刊主编对话”，是我对话系列中的第三块方阵。非常感谢《西湖》及吴玄先生的是，他们帮助我得偿与中国优秀评论家对话的心愿，现在则又开始了名刊主编对话之旅。　　与作家对话，见出一个作家对文学的理解与一个作家的文学精神；与评论家对话，则以文学价值观的探索作为我的着力点；而与文学名刊主编对话，则想见出我在当代文学史研究方向上的努力。　　就文学名刊主编这一角色而言，因名刊之名而使自己走进人生顶峰状态，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但因历史的辉煌而形成的重负也是可想而知的。作为诗人的韩作荣，曾有一度因考虑刊物生存问题，无奈放弃写作。虽然从他本人的角度，他更喜欢诗人这一角色。　　在市场经济时代，我国文学期刊普遍面临生存危机。文学期刊的困境折射出我国的深层文化问题，受困扰的其实不仅仅是文学期刊本身。难能可贵的是，现在很多纯文学名刊、大刊直面危机，在困境中坚守主流文化阵地，坚持高品位办刊，推动中国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这种姿态是令人感动的。　　文学期刊主编有一个共识：文学期刊难以成为真正的畅销刊物。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学刊物多由一些基金会、财团或政府资助，且卖出的极少，多为赠阅。文学期刊主编还有一个共同的期盼：政策扶持。不仅要明确身份，把代表国家文学水平的文学期刊列入文化公益事业的范围，还要加大投入，从保障主流文学的安全高度，来看待加大投入的重要意义，使文学期刊得到国家财政的投入。　　关键词：人民文学 人民文学史 作家作品 文学现状
　　姜广平：请您介绍一下《人民文学》的发展历程。也许，这个问题您已经回答了不下一百次了。　　韩作荣：《人民文学》日在北京创刊，时为刚成立三个多月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9月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定位为发表各类文艺作品为主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毛泽东主席为创刊号题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首任主编茅盾先生撰写了发刊词，郭沫若先生题写了刊名。　　《人民文学》1966年6月停刊。1976年1月复刊。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复刊的《人民文学》选用了毛主席日为发表《词六首》写给人民文学编辑部信中的“人民文学”四字为刊名，沿用至今。　　五十八年来，正如本刊在纪念创刊五十五周年的文章中所言：“《人民文学》始终与人民同行，它从人民生活的壮阔涌动中汲取力量，它深切地感受和表达人民的喜怒哀乐，它尊重和捍卫人民生活的丰富性，它从人民的生息劳作、创造和奋斗中发出时代的先声。《人民文学》始终与中国当代文学同行，它站在当代文学的前沿，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作家的探索与创造，推动了中国文学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它始终怀着崇高的志向，那就是丰富我们光辉的母语，不断开拓民族的精神空间，开拓民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边界。”　　创刊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编辑与工作人员，以崇高的职业精神、精良的专业素养，以坚定的文化承担和对文学的挚爱与痴情，以严明的责任感创立并承继了“既没有忘记人民，也没有忘记文学”的优良传统。它从庞大的名家的代表作、实力作家的获奖作、文学新人的成名作，为这本期刊赢得了荣誉和庞大的读者群体。　　复刊以来，在历届全国性文学评奖中，《人民文学》所发表的作品有103篇获奖。其中，77篇小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奖；25篇报告文学获全国报告文学奖。在近期颁发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中，《人民文学》有三部中篇小说，一篇短篇小说获奖，占中篇小说奖的五分之三、短篇小说奖的五分之一。而鲁迅文学奖大部分获奖诗集、部分散文集中的一些代表作，亦原发于历年的《人民文学》。
　　姜广平：批评家吴俊曾说过：“在中国当代文学（共国和文学）的历史上，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创刊迄今的《人民文学》无疑都堪称最为重要、最为突出也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文学刊物。”您觉得吴俊的话是否具有客观性与权威性？　　韩作荣：吴俊先生对“人民文学史”的研究，是受到国家资助的社科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他走访了尚健在中国作协的老同志，以及曾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过的同志数十人，查阅了大量资料，并用近半年的时间先后翻阅了《人民文学》所发作品的原稿及逐级的审稿意见。深入了解了刊物创刊、复刊时的具体情况，翻看了《人民文学》、《文艺报》等报刊，对早年针对《人民文学》所发表的作品掀起的全国性批判风潮，所引发的国内外的强烈反响、轩然大波，都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甚至对封面、目录、版式、插图、栏目等，都做了归类和分析。应当说，他掌握了翔实的带有抢救性质的第一手资料，都是真实、客观的。我想，根据真实、客观的材料所下的结论，也应当是客观的吧。至于权威性，他掌握的资料最多，了解情况深入、细微，对史实的查证真实、客观，再加上批评家本身的素养和透析能力，恐怕研究这个课题之外的人难以比拟。应当说，他的研究有权威性。
　　姜广平：你觉得《人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真正贡献是在什么地方？一种文学价值观的建立？一大批作家的推出？或者是引领了中国当代文坛？《人民文学》所承载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韩作荣：《人民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真正贡献，是连续不断地发表了诸多作家的优胜作品，既“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连续不断地推出新人新作，并引领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潮头。　　上世纪五十年代乃至后来，几乎所有的名流大家都在刊物上发表了作品。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禹、沈从文、艾青、丁玲、冰心、周立波、赵树理、刘白羽、胡风、周扬、郑振铎、光未然、何其芳、马烽、杨朔、秦牧、臧克家、贺敬之、郭小川、严文井、张天翼、蔡其矫……群星璀璨，为中国当代文学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刊物就不断地有新人出现，并打破旧有观念的禁锢，进行了艰难的创新与探索。1951年，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是中国当代作家首次将笔探入日常生活，正视生活的复杂矛盾，在差异和波折之中探寻、自省，有着深刻的寓意，可谓难能可贵。1953年，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突破了表现生活模式的束缚，以绝无仅有的艺术家的胆魄与卓识，写出了志愿军战士的献身精神和情感纠葛。1958年，秦兆阳的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7年李国文的《改造》，均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写作的开山之作，那种筚路蓝缕的勇气和洞见，锋芒毕露的笔法，深刻且鲜活的形象内蕴，振聋发聩，成为后世批评家、作家现实主义写作的典范。1956年，孙犁的《铁木前传》在我们今天看来仍旧是新的，告诉我们什么是文学作品历久不衰的生命……　　《人民文学》复刊之后，1977年11月，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作品对十年动乱所造成的心灵灾难的深刻揭示，怵目惊心，被文学史家称为“给沉寂、封闭的文坛冲开了一个突破口”，“一篇小说划出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1978年1月，徐迟发表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成为时代的先声，成为当代报告文学至今难以超越的高峰。1978年8月，童恩正发表了《珊瑚岛上的死光》，为新时期文学中第一篇科学幻想小说，见证了中国人价值世界中意义深远的变动。1979年7月，发表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成为社会意识的先导，街谈巷议、家喻户晓，产生了罕见的轰动效应。1980年1月，徐怀中发表了《西线轶事》，开辟了军事文学新的感受方式。1980年2月，高晓声发表了《陈奂生上城》，有力地回应了历史的变革，开辟了新时期以来日益壮大的文学主歌――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1985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充满了先锋意识，并反观内心，让个人形象令人惊悚地出现于中国当代文学。1986年，莫言的《红高梁》在刊物发表如火如荼，带来了乡野浩浩荡荡的生命力。2002年，毕飞宇发表了《玉米》，无疑是新世纪以来小说的重要成果……　　人们难以忘记创刊以来《人民文学》不断涌现的新秀――而今已是名满天下的作家与诗人。50年代的白桦、玛拉沁夫、公刘、茹志鹃、王愿坚、李瑛、邵燕祥、刘绍棠、肖平、闻捷、宗璞、柳青等；60年代的李⑼粼鳌⒙轿姆颉⒄乓还纫约1977年的贾平凹、陈祖芳，1978年的韩少功、张承志、张抗抗、张陀，1980年的王安忆、王小妮，1981年的理由，1982年的何士光、何立伟、欧阳江河，1983年的方方，1984年的徐坤、陈世旭、熊召政、张炜，1985年的残雪、阿城、邓刚，1986年的迟子建、王旭烽、李锐，1988年的梁晓声、麦天枢，1989年的刘震云、余秋雨、海子，1990年的刘庆邦，1991年的阎连科、关仁山，1993年的邹静之，1994年的李洱，1995年的阿来、何申，1996年的谈歌、红柯，1997年的石舒清、刘亮程、鬼子，1998年的邓一光、艾伟，2001年的叶弥以及近年的孙惠芬、陈应松、晓航、葛水平、田耳、郭文斌、乔叶、周晓枫、郑小琼等作家，以及几乎每期都有的陌生的青年诗人，正是这些不断涌现的文学新人，让《人民文学》始终站在文学的前沿，焕发了青春，有了经久不衰的勃勃生机和活力。　　自然，像沙汀、艾芜、康濯、徐光耀、魏巍、汪曾祺、林斤澜、郭风、曾卓、卞之琳、邓友梅、浩然、刘绍棠、袁鹰、李季、苏金伞、柯岩、黄宗英、莫言、余华、冯骥才、从维熙、张弦、石言、谌容、铁凝、李存葆、舒婷、牛汉、绿原、郑敏、昌耀、周涛、方方、钱刚、乔迈、池莉、吕雷、雷抒雁、西川、于坚、翟永明、叶文福、徐刚、叶蔚林等数不胜数的名家，也都纷纷以及其代表作和优秀作品为刊物增辉。　　正是这些作家以及文学新秀的诸多的优秀作品，承载了茅盾先生在发刊词中所提出的“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这一历史使命。
　　姜广平：《人民文学》曾经获得过“首届国家期刊奖”、“第二届国家期刊奖”、“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命名‘双奖’期刊”，面对这些荣誉，您更多感到的是动力还是压力？　　韩作荣：取得荣誉总要比受到批判和批评感觉要好，这是人之常情。但这个荣誉是靠作家的作品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赢得的。实际上，每次评奖，都是作协均有关部门上报给评奖委员会，我们并不知道评奖这件事。对于《人民文学》而言，只是继承刊物的优良传统，毫不松懈地争取办好每一期，保持其恒定的水准，牢记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也说过，如果只为了得奖而编刊物，瞻前顾后，心理过于复杂，恐怕刊物也难以办好。
　　姜广平：《人民文学》为新中国第一份全国性纯文学期刊，在坚守文学的理想和顺应市场的需求这两方面，《人民文学》是如何协调统一的？面对市场，《人民文学》做出哪些应对措施？　　韩作荣：文学品质的高雅、艺术上的创新与时尚、流行的读者偏好确实很难统一。作家、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是作品创造出了什么，而更多的读者关注的是作品传达给他的是什么，吸引他的是什么。　　纯文学是很难走向市场的。不仅是中国，整个世界上纯文学作品的面世也都靠财团、基金会或政府资助。美国的《纽约客》、日本的《文艺春秋》可能是发行量相当大的期刊，但其内容并非我们这样的文学期刊，前者纯文学作品只占极少的部分，每期只发一首短诗。　　《人民文学》面对市场的巨大压力，还是在保证文学品质高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拉近和读者的距离，注重大众的审美需求，争取做到既让专业读者认为是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又与广大的读者心心相印。具体的做法是：所发作品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主体，但并不排斥其他的写作方式。以中篇小说为拳头作品，辅以优秀的短篇、诗和散文。考虑到读者对长篇小说的阅读需求，以及更全面地体现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从2007年10月号起，拟每年推出3―4部艺术上精湛、有一定市场效应的长篇小说。另外，加强发行部门的力量，进行读者调查，根据市场的需要加强与编辑部的沟通，使编辑和发行改变两张皮的状态。加强自办发行和零售的份额，使刊物的发行量在稳定的状态下有所上升。　　当然，刊物还密切关注文学的创新和试验，具有先锋意识的创新之作，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但其所占的篇幅不会多。所谓“先锋”性的写作，只是少部分作家的事。具有文学品质的作品，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亦尤为重要。
　　姜广平：相关的话题就是，现在文学面临着一些尴尬，既走向成熟，但又处于低迷状态。您如何看这样的文学现状？　　韩作荣：我觉得低迷状态是文学的常态。那种全国人民都因为一部戏剧、一篇小说、一首诗而兴奋，街谈巷议、家喻户晓，只是特殊情境下文学的非文学因素而造成的，这种状态可能会一去不复返了。文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虽然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美学等以及自然科学中诸多的学科相比，有比较多的受众，而在本学科和文学爱好者中受到关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目前这种低迷，源于多种复杂因素。　　文学的这种现状，也与物质消费的膨胀性力量有关，所谓运思的人越少，文学越寂寞。爱心的缺失、人的冷漠、文学的病态，也源于社会病。电子文化逐步地取代印刷文化，读图时代的到来，影像大于文字，心灵的荒芜，娱乐文化的兴起等，都是文学低迷的原因。当然，也有文学本身的问题，过于大众化，圈子化也影响了文学的受众。可从另一个角度看，网络文学的兴盛，写作者的无限增多，通俗文学作品的流传，以及酒桌上的段子和手机中短信的传播，并不低迷，而是从未有过的繁盛。我也曾说过，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品质都有高下之分，只不过文人写作和民间流行的东西相较，后者和大众有着血缘性的关系，更易于为大众所接受。
　　姜广平：再有，文坛一些奇怪的现象也是应该正视的。一是当代中国作家似乎都不再是为一种精神去写作了。二是敢于批判现实的问题上，很多作家绕开了，当然，这也与当前一些东西使得文学不得不遮蔽掉一些东西有关。现在，写作更多地成为作家谋取功利的手段。对这些问题，您如何看待呢？　　韩作荣：我很钦佩那种思想深邃、目光犀利、下笔锋芒毕露的作家。那种执著的精神、鲜明的批判意识，也是作家的人民性、责任感的体现。当然，我也赞赏那些在艰难困苦中仍有乐观的生活态度、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笔下带着暖意的作品。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丧失精神品格的作品，只不过是何种精神在作品中蕴含。即使是反文化、反美学、消解意义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其本身体现的也是别一种精神。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对日常生活的感受，包括他的喜怒哀乐，细微的心理，情感的波动，都是人的精神的体现。　　文学毕竟是语言的艺术，塑造人物、捕捉细节，客观的描述，主观意识的渗透，哲学、价值观念的背后撑持，心灵的洞察，都是重要的，文学重在发现和理解，可一种观念过于执著，也可能损害了文学，有如在一张风景画中研究植物学，可能很难奏效。至于以写作谋取功利，当然不足取。但作家也要吃饭，应得的稿酬、版税、影视改编权等，是劳动所得，无可非议。自然，我也讨厌那种烧了别人的房子只为煮熟自己的一只鸡蛋者，沽名钓誉等，想方设法地炒作，其实作品中并没有什么真货色的人也是有的。
　　姜广平：当代文学恶谥颇多。先是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垃圾”之论，国内媒体与受众，片面理解，因而引发了一阵对当代文学的热议。其后朱大可认为，作品乏力，作家失语，中国当代文学沉寂到接近谷底，称“中国文坛是空心化的，它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场。”朱大可对中国文坛的“垃圾场”评价，再次触动了当代文学敏感的神经，阎连科在其后说了一句话，认为自己的作品80%是垃圾。这可能是作家的自谦，但我看到的是另一个问题，中国作家的自省精神可能还不够。　　韩作荣：文学其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并没有一把尺子去量。几尺几寸才是标准，因此，每个人看法都不会相同。一些人竭力的东西，另一些人已经抛弃，有的人认为是杰作的作品，另外的人却认为不值一提，也是常事。但这种全盘否定的绝对化提法，我是不赞成的。一言九鼎，所有的作家都按一个模式写作，都按一个人设定的标准衡量，过去难以做到，今后恐怕更做不到。一个时代的文学，应当是所有文学作品的总体所构成，没有广泛的阅读和研究，披沙拣金，而妄下结论，是不合适的。当然，如果将能成为经典、得以流传的作品之外的作品都称之为垃圾，那么，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垃圾的说法也成立。可谁的话能成为标准呢？恐怕只能等待时间的淘洗。例如炼钢的矿碴被丢弃，可视之为垃圾了，可有人知道其中还含有贵重的稀有金属，这就很难说是垃圾还是宝物了。阿赫玛托娃称诗源于垃圾，而散文的来源也不比诗好，看来垃圾里也会出佳妙之作。一些被所处的时代忽略或埋没的作家，千百年后被公认为大师的事，也是有的。当然，中国作家需要自省，可有谁不需要自省呢？在这种论调下，我倒认为中国作家更需要自信。我想，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那么，从事当代文学的批评、解析者，所从事的研究该是“垃圾学”了？其实，只要有人存在，就必然会产生垃圾。垃圾多了，是生活富足的体现，文学垃圾多了，也可能是精神富足的体现。
　　姜广平：从本质上讲，您觉得当代文学拥有什么可以向世界发言的？另一方面，又严重缺失了什么呢？　　韩作荣：我怀疑“走向世界”这个口号，好像中国人站在地球之外似的。我们本身就站在世界之中，中国当代文学本身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当代的汉语文学无疑拥有以自己的母语为灵魂和血肉的，另外的语言无法替代的独有的优秀作品。作为语言艺术的诗、小说和散文，一些对生活、对艺术、对语言把握得深入、精微的创造，汉语有其独特性，与另外的语言所写出的作品没有高下之分。如同不同的鸟啼，声音不同，但鸽子的叫声不一定比麻雀高贵。中国当代文学，只能以自己的母语向世界发言。一些翻译过的作品，也是借尸还魂，无论是升华了作品还是糟塌了作品，都已不是原本意义的中国当代文学了。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我不觉得严重缺失了什么，它是一种正常的生态，有如大海，不同的深度的水中生活着不同的生命。当然，海中有繁鱼、有海马、有螺贝，蟹有蟹路，虾有虾道，只要不污染了海水，让其自由生发就好。如果说缺失，现在缺失的只是未来。
　　姜广平：还有一条，我姑妄言之，可能长期以来，《人民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可能关注得不够，而引领作家之责也就当然难以尽到。　　韩作荣：按照中国作家协会的分工，《文艺报》负责文学理论与批评，《人民文学》则以发表作品为主。刊物创刊初期还是注重理论与批评的，但由于政治斗争的酷烈，其时的一些文学批评已经非文学化。近几年来，《人民文学》每年举行一次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探讨一些写作的问题，希望能在争论中明晰一些文学的理论问题，相互启发和影响。但就我看来，一些争论和文学写作是两回事，没有哪个较为成熟的作家是按照批评家的引领去写作。作家们更多地是按照自己对文学的理解、自己的生活以及从一些作品中吸取营养进行写作。而一些具有开创性的自足的写作，是先有了作品之后，才会有文学批评。而另一些作家则考虑和别人写得不一样，如何形成自己的创作道路。我们还缺乏文本细读式的批评，这样的批评会对作家有所启示。
　　姜广平：《人民文学》首任主编是茅盾，艾青、丁玲相继任副主编。几十年来，邵荃麟、严文井、张天翼、张光年、李季、王蒙、刘心武、刘白羽等诸多名家也都曾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一职。现任主编的您，比较于往届主编前辈，是否感到压力？是否在寻求自己风格的突破？　　韩作荣：这些主编，都是大家、前辈。当我回顾《人民文学》历史的时候或者说我经历了三十来年五任主编的领导，在他们指导下工作的时候，我都是怀着敬意、勤勉工作，耳濡目染，领受教导和点拨。他们的敬业精神，对作品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高超的专业素质、识见和魄力，对文学新人扶持的热情，看问题的深刻、客观，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并鞭策着我承续《人民文学》的优良传统。　　面对历届主编，我没有压力。我有自知之明，不会以为自己当了《人民文学》主编就可以与诸位前辈等量齐观。但我也曾说过，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人的品格和价值并不在于担他担任什么职务。若说压力，还在于刊物本身。我知道责任重大，担子很重，以我的能力当好这个主编并不容易。　　对于如何编好这份刊物，要做的事情头绪颇多。首先是继承刊物的优良传统，再就是依靠全体编辑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集中集体的智慧，求得发展。我所考虑的是如何保证刊物的高质量和权威性，让读者满意、让作家、批评家信赖，这与主编寻求自己风格关系不大。我想，有“风格”就难免有偏颇。《人民文学》不是同人刊物，也不是流派刊物。所谓“有容乃大”，它所体现的，应当是当代中国作家具有代表性的，与这个时代相称的质量优异的作品。
　　姜广平：《人民文学》在此后的发展中，会设定什么样的目标？为什么这样设定目标？　　韩作荣：前面已说过，《人民文学》从2007年10月号起，刊发长篇小说，拟每年推出优秀长编3―4部，为的是全面展示中国当代文学优秀作品的全貌刊物此前是以发表中、短篇小说为主，兼顾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各种体裁的综合性文学月刊，但缺了长篇小说是个领域。或许，以后还会增大一定的篇幅和容量，将《人民文学》办成体现当代文学总体面貌具有权威性的文学月刊。
　　姜广平：在各家名刊之中，《人民文学》与《收获》等名刊的特色可能是不尽相同的。您如何看待其他文学名刊？　　韩作荣：在我的办公室里，《收获》、《当代》、《十月》、《花城》、《钟山》以及《小说月报》、《美文》、《天涯》、《读书》、《作家》等二十余份文学刊物是每期必存的，我常常翻看，吸收这些刊物的优长，以弥补《人民文学》的不足。　　对于这些名刊，我都很敬重。它们都发表了诸多的优秀作品，尤其是一些长篇小说力作，以及有重要影响的长篇报告文学，自然，也有中短篇佳作和大散文作品和颇有分量的诗。中国当代文学，由于有了这些名刊而辉煌。任何一家刊物都不能也无法代表、囊括当代文学的总体，有了这些名刊和更多的文学期刊，才有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持续发展。它们都各具特色，无法替代。
　　姜广平：我们看《收获》，一直坚持不做广告，或者说，不以商业的支撑作为自己的办刊特色之一。可《人民文学》却与此有了很大的不同。您如何看待《人民文学》寻求商业支持的行为呢？　　韩作荣：其实，任何一本刊物都程度不同地靠商业支撑。因为刊物本身既是精神产品也是物质产品，所以，刊物都有定价，发行量高、刊物赚了钱才可能维持、发展。当然，纯文学期刊，尤其是一些省、市的期刊，多由政府拨款得以维持和发展，办刊人员的工资、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都由国家包了下来，刊外还另拨办刊经费。如果是这样，编辑人员能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地办刊物，何乐而不为？又有什么必要刊登商业广告？《人民文学》是差额拨款单位，每年的拨款只够在职以及诸多的退休人员不足两个月的工资与退休金。虽然刊物本身每期除去印刷成本和稿酬还有收益，但由于负担过重，只能开源节流，以保证刊物的正常运转。　　刊登商业广告和办刊是两回事。广告收益是为了把刊物办得更好、更纯粹。广告不能改变期刊的编辑方针。如果广告设计得好，还能给人以文学之外的观赏性。我非常愿意，也希望像《收获》一样不做广告，那恐怕首先得为《人民文学》减负。当然，我也认为在这个信息时代，刊登广告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金钱本身是干净的，是污秽或沾满血污的手让它变得肮脏。关键问题是如何以正当的手段赚钱以及如何使用金钱。
　　姜广平：作为一位著名诗人，在您担任主编后，《人民文学》诗歌的质量和数量状况如何？是否对诗歌领域作了倾斜？其实应该客观地看到，当前的诗歌状况并不是很好。如何让诗歌走出低谷，作为一个大刊的主编，您应该作过深入的思考。　　韩作荣：《人民文学》创刊以来就是重视诗歌的。五十年代，《阿诗玛》、《嘎达梅林》、《漳河水》、《百鸟衣》等长诗，几乎家喻户晓，并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诗人光未然、李季都当过《人民文学》主编。自然，无论谁当主编，刊物以小说为主的状况并没有变化，而且刊物诗歌的质量和数量都是稳定的。我的职业是编辑，虽然我以写诗为主，但这是个人爱好。职业行为和个人爱好是两回事。《人民文学》2007年3月出版了一期诗歌大号，还是副主编李敬泽提议而促成。在我三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虽然和诗打交道的时间最长，但也二审、终审散文，报告文学23年，终审并把关小说12年。　　至于当前的诗歌，就诗的质量以及诗人对诗、对艺术和生活的理解的深入和精微而言，应当是有新诗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有些好诗，和世界一流诗人的作品相比也并不逊色。国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诗优于其他体裁的作品，大抵是公认的。但诗歌的受众少了，这也是事实。批评家张清华教授曾说过，当下一般诗人写的作品，都优于某些八十年代的名篇，但诗的影响的却小了。就我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被暂时埋没的金子还是金子，生长在低谷的大树并不比山顶的小草更低吧。有的著名批评家根本不读诗歌就下结论，或者对诗坛的印象还停留在八十年代以前，说起来驴唇不对马嘴。事实是一些省市办的诗刊发行量都大于其他的综合性文学月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蓝星诗丛”，最多的诗集发行了七万册，而每年的多种诗歌年选，有的卖得比小说、散文等都好。而民间交流的诗歌刊物，不下千种，诗歌网站也办得红红火火。比散文、小说更为活跃。
　　姜广平：好，打住。我其实也是这类不懂诗歌的批评家。但仍然想问一问，您如何兼顾诗人与主编这两种角色？这两种角色，你更喜欢哪一种身份？　　韩作荣：我的能力有限，能做好一件事已很不容易。在我主持《人民文学》工作以来，主要精力放到了刊物上。我认为，为这样一本刊物而牺牲自己的写作是值得的。这些年来，我写诗很少，主要是杂事太多，心静不下来，很难进入良好的写作状态。　　我写诗时是诗人。看稿时是编辑。我当然更喜欢诗人的身份。当编辑是负有更多的责任，写诗则是更多自由的元素在起作用。一个为他人做“嫁衣”的人，也会想着怎样把自己欢欢喜喜地“嫁出去”。好在，这一天对我来说已经临近。
　　姜广平：感谢韩老师的倾情作答！谢谢！
　　资料链接：　　韩作荣──在孤独中倾听生命　　姜玉琴　日《光明日报》　　一个诗人的秉性是不可能更改的：有的诗人天生是属于社会、政治的；有的诗人注定要成为潮流、公众的偶像；还有一类诗人永远都只能是属于灵魂的、自己的。无疑，不管对与错，幸与不幸，著名诗人韩作荣只能是后一类诗人中的一员。而且，他的成功、失败都与此相关。 　　韩作荣认为自己是个愚笨的人，故而“不喜言谈，愿意被人忽略”。就韩作荣的诗歌感觉而言，尤其是对语言、色彩和氛围的把握，应该用“敏锐”这样的词汇来概括。故而，我认为这里所说的“愚笨”，可能更多是指与人事关系、生存智慧等方面的事情有关。不得不承认，有些人天生是盛大、热闹场合的宠儿，他们一边享受着被人仰视、追捧的快乐，一边又能让每个碰面的陌生人感受到知音、亲人般的温暖。不过，韩作荣的心思、才能显然并不在这方面，缠绕他情怀的始终是“大树”的情结。在一首诗中，他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在森林，一株过于高大的树是孤独的/而树群因失去大树会更加孤独/甚至风再也不能在最高处喧哗/只能在树丛中呜咽。”显然，“大树”在此处不单单是一株树，更是一种生存高度的象征。抱着这样一种信念的韩作荣，必定会选择一条不同于常人的生存状态。　　不按酒席规则出牌的《酒案》并不是韩作荣最好的诗，但却同样是一首有着“大树”情结的诗歌：“一场酒宴下来，几个小时/我不说一句话/即使碰杯，我也只是点点头一饮而尽/最后那些妙语连珠的人/打情骂俏的人，温文尔雅的人/狂放不羁的人，脉脉含情的人/都扭过头来看我/他们都不再说话/他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其实我什么也没想/只是一心一意地吃菜、饮酒……”虽然诗歌的语言有些直白、口语化，但却把诗人那不肯流于世俗的孤傲性格显示了出来。酒桌是一个社交的场合，用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话说，一个能控制酒桌的人就能控制世界。这话说得相当有哲理，能凭仗着话语主宰整个酒桌气氛的人，一定是个社会经验丰富的人，这类人与喜欢并享受孤独的人相比，往往更容易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然而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一个人的话语和思想都是有定量的，在别的地方浪费得太多了，留给自己的就相对少了。　　韩作荣就是一个更愿意把话语和思想留给自己的人。他说：“闭上嘴唇，不说不想说的话/可我仍属于一本杂志、稿纸/红蓝墨水及打开与没有打开的书籍/仍属于烟缕，一把紫砂茶壶/惯性及无法解忌的嗜好/仍属于女人、孩子、朋友和亲人。”这些诚恳、朴实的诗句，把诗人那原本丰富的情感和执著的本性都毫无保留地呈现了出来。也就是说，韩作荣的孤傲性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冷漠和寡情，而是由于他厌恶虚假的应酬，不得不选择抽身而出……与喧嚣、热闹相比，他更愿意在自我的心房中流连忘返：“我坐在寂静里/像躲在黄昏中的一只呆鸟/栖于枝桠，成为树的一部分。”与“寂静”、“黄昏”为伴，于静谧、迷离中感受着生命存在的意义。韩作荣的这种内倾、主观化的写作视角，表明牵动他心绪的往往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多半是一些来自内心深处的波澜。 　　韩作荣的诗歌中没有驰骋的英雄情结，除了那份坚守的孤独心境外，剩下的就是面对万物时的冲淡与平和――吸吸烟，喝喝酒，和朋友、亲人，甚至自己聊聊天，在与世无争的生活中自娱自乐。抽掉崇高，留下的往往是凡俗，但韩作荣的诗歌显然并不能用凡人俗事来概括。相反，他的诗中常常流淌着一种超凡脱俗的暖人情怀，比如当一只蜜蜂误闯进隧道，把石壁上的炮眼当成了酿蜜的蜂巢时，诗人不但没有伤害这只走错了门的蜜蜂，而是悄悄耳语道：“走吧，蜂儿，我送你去山坡，/那一片黄黄的花朵，香气正浓。”这些在早期写下的诗句，把诗人内心深处的爱恋与柔情丝丝缕缕地绽放了开来。
原载：《西湖》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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