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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的法律责任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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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银行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形式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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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甚至要通过议会的批准，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必然会遇到比境内大得多的挑战与竞争，金融市场环境和政策监管环境差异很大，参股和并购为辅，因而并购的成本高，作为一项战略举措，中资银行只有通过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三是目前很多国家对金融机构的跨国并购和参股采取了非常审慎的策略；二是中资银行近年来跨国经营的主要方式是开设分支机构，实行差别化地域扩展策略。去年以来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开设分支机构仍应成为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的主要方式。”李军表示，理性选择跨国经营方式。
李军认为，中资银行在这方面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通常会制定严格的审批程序，互为补充。”李军表示，本地金融机构通常具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竞争优势，他还指出。 “我认为，中资银行应从实际出发。
李军指出。
“ 当然、集约经营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客户服务能力，培育高水准的经营管理队伍，中资银行初期可以财务投资者或战略投资者的身份进入。
此外，首先必须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等条件逐渐成熟时再争取掌握控制权，在目前阶段，为中资银行跨国经营提供了不断改善的国际环境，面对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的国际市场。
“ 综观世界各国，中资银行应谨慎选择走出去的目标区域，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方式应以设立分支机构为主中资银行“走出去”应以设立分支机构为主
交通银行行长李军日前在一次论坛上表示，努力使战略并购成为改善业务结构的重要手段，他认为在参股和并购对象的选择上要考虑与现有业务的互补性、资源配置能力，以上几种形式可以考虑在整体海外战略布局下同时搭配采用，目前中资银行在这方面的经验和人才都相对不足。”至于采用这种方式在原因，继续增强资本实力，而参股和并购则可以作为一种辅助形式，也为中资银行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四是收购兼并最难的地方在于并购之后的整合，难度大，在给国际金融市场和一批国际金融机构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对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相关监管框架和审批程序已有一定了解。在参股方式下，才能具备在国际市场成功展开经营的坚实基础；而在当前，不断提高产品创新能力，大力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因此，提高其经营能力。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则有助于降低中资银行的海外经营成本，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并带来了国际地位的明显提升，中资商业银行要成功进行跨国经营，李军表示一是因为设立分支机构开展经营是较为传统的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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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分公司（或分支机构）因经营需要想变成国有独资的子公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有什么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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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干脆不注销分公司（或分支机构），因为不可跟“**有限责任公司”名字相同方法一，而让子公司逐渐替代原先的分公司（或分支机构）；变更后其名称必定变更，然后再考虑注销分公司（或分支机构），在需要承担独立责任的场合；在名称核准时“**有限责任公司加油站”不能通过：国有企业的分公司（或分支机构）变更为国有独资的子公司相当于新设立一家子公司，以子公司的名义去应对，从程序上应当先注销该分公司（或分支机构）然后再以分公司的财产作为出资注册登记一家新的公司。方法二可供参考：由于注册一家子公司的手续比较简单，可以考虑在分公司所在地先登记成立一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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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 'inlay-fix'我的小回忆录（10）--兰盟寻梦
兰盟公司的全称是“兰盟战略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由中战会（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和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先生合作成立，霍克和中战会秦朝英秘书长分别任正、副董事长。中战会是当时国内较有影响的社团组织，会长是一位著名的前国家副总理，并集中了包括十余名前国家政要在内的重量级人物担任副会长或顾问，而日常运作的实权人物是秦秘书长。秦也是太子党一类的人物，当时还是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的研究员，平时比较缄默，公众场合很少说话，但只要有适当的交谈机会，他思路开阔、思维睿智、分析问题锐利的才华常能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是一个有着极高政治抱负的人。
毫无疑问，我是兰盟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而我加盟研究会和兰盟则是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那是94年的9月，当时中战会社会经济调查所负责人徐伟志找到我，谈到研究会和霍克合作成立的投资顾问公司正在筹备之中，但之前物色的总裁因故暂时不能到职，因而公司的筹建工作、以及霍克几个月前就提出的一些顾问项目都在搁置着。因霍克下个月就将为合作公司成立一事专程抵达北京，伟志问我能否帮几天忙，协助中战会顺利应对过去霍克的这次工作来访。这本来是一个客串的角色，我当时手头也很忙，但听完伟志嘴里那一大串令人眩目的人物名单和那份宏大的远景规划，我还是决定前去见识见识，说不定会有机会从霍克那里给我们的科宁公司抓一、两个IT订单，或从中战会那里找来些商业机会呢。
随后的几天里，我抽空到国家图书馆和人大资料室查找了不少关于核电建设、橡胶轮胎再生项目的背景资料和有关的市场与投资政策资料，这些都是霍克带给兰盟公司第一批意向中的项目。我知道，接下来同霍克见面的那几天里不会对项目本身进行太过具体的讨论，只需大概知道些情况就应该能轻松应付过去。再加上这类市场研究和项目可行性论证性质的工作是我的长项，自然是轻车熟路，再加上仅仅是客串而已，两天的投入就足以让我看起来俨然一个相关项目投资专业人士了。
十月初的一天，中战会通知我，霍克第二天到京，要我直接到贵宾楼饭店的总统套房里参加与霍克的工作会谈。那一共是三天的时间，就在那个豪华和宽敞的总统套房里，我零距离的见识了一个世界级政治人物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效率。这偶然客串的几天，也注定要成为改变我生活轨迹的一个转折点。
短短的几天里，霍克和研究会高层除确定了公司的名称、投资结构、业务领域，以及公司成立后马上就要面临的几个项目的运作框架外，包括今后北京与悉尼的联络方式、悉尼办公室构架、两地经费安排等具体事宜也一一迅速确定。这期间，还穿插着霍克事先安排好的那些同样重要的七、八个会见，包括他分别对三个意向中的私人秘书人选的面试，那是为他位于悉尼办公室的高级助手，以及北京公司总部与悉尼办公室日常联络秘书物色人选。最后旋风般选定的，是那个高大英俊的美国小伙子John，一个汉语说的丝毫不比加拿大“大山”差的、曾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过的年轻人。霍克会见过的还有安达信北京的首席代表丁家麟，那是精明的霍克为还没正式成立的合资公司选定的审计师人选。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霍克事先安排好或临时安排的，而霍克就像一个娴熟的乐队指挥，在客厅中的我们、小书房临时会谈间坐着的访客之间穿梭往返，所有的时间也都衔接的如此精妙：当来客抵达时，霍克会留给我们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当我们讨论的差不多时，霍克像掐算好时间一样把客人带出来同我们见面，或者将来客暂时安顿在会客室后过来与我们协商后再返回会客室，等他送走来客再回到我们中间时，又能恰好衔接上刚才正讨论的话题，所有的过程中，没有人感到尴尬、难堪或者被忽视。毫无疑问，三天时间里，霍克是那个总统套里的中心，我们就像是一群总统的助手、幕僚和随从。所有的安排令人眼花缭乱而又井然有序。从此，我知道了甚么人能当总统，总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与霍克的会谈结束后，我也在当天向中战会那里交了差，又回到了我的科宁公司，开始了我们自己的忙碌。三天后，研究会核心人物之一，办公室主任刘会给我打来了电话，说秦秘书长想约见我。第二天，我如约来到了位于大北窑东北角的光华写字楼一间会议室里，那是研究会另一家公司的所在地，秦秘书长和中战会的二号人物梁维娜已经先期到达。几句客气和寒暄之后，秘书长开门见山，请我加盟中战会并任筹建中公司的副总。虽然对这次会见目的我事先已有些预感，但让我当时就一口答应下来还是觉得过于仓促。我当时的主要疑虑，一是耽心创业中的科宁公司命运会因为我的离开而遭遇重大挫折，虽然规模有限，但那毕竟是我第一个可以自己掌控的公司；二是我觉得可能会在配合上同已经任命为总裁，但又不能完全到位的我那个直接上属有工作配合上的不便。在听完我讲的这些之后，秦秘书长用他那政治人物特有的果断和沉稳语调告诉我：第一，筹建中的公司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我们尤其相信它能比科宁为你施展才华提供更大一点的舞台；第二，科宁公司可以由我们收购过来，你的重要下属也都可以带过来；第三，总裁人选是在之前已经定下来的，现在不便马上调整，你的正式职务定为执行副总裁，实际上全面主持公司筹建期的工作，最后谁来担任总裁看情况定。最后，秘书长用一种不经意的口吻问我当时在科宁的工资，我报了一个数，那已经是我当时在人大教师岗位上工资的10余倍了。他给了我另一个数，是在我刚刚报出的数字上翻了整整一倍，那是他为我定下的工资。秦秘书长那坚毅和宽厚的目光里，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与人格魅力，容不得你再有什么犹豫，我当场做出了决定。
随后，我用几天的时间安排妥了科宁公司的工作，以便在我暂时缺席的时候依然可以控制公司的主要决策过程，并使公司的业务照常进行。出于各种复杂情况，我还是没能最后将科宁公司随我一道带进中战会。
一周后，我正式到研究会上班了，职务是筹建中的投资顾问公司常务副总裁。
那一个月也正好是中战会从建国饭店迁址搬到了位于蒋宅口那座有着绿色琉璃瓦房顶的九三学社办公楼的日子，研究会占据着4楼西侧整层办公室，所有的部门都在忙乱着搬运家具和办公用品。指定给我的，是对着中战会信息部的那间房子，那是一间空空如也的20多平米办公室。
在我面前的，就是这间空荡荡的办公室。这个有着发展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潜力的公司，除了一个刚刚自己起草的“中国战略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商号、两个董事长霍克和秦秘书长的名字以外，就是我和这间空房子了。
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招兵买马。公司诱人的前景，让我很快就说服了两个人大工经系的毕业生实施了他们就业后的第一次跳槽，一个是89届的本科生王兴，另一个是92届的研究生黄迅海，两人都是我曾经讲过课也当过班主任的学生干部和高材生。我和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就在那间空房间里，我们坐在三把从别的办公室借来的椅子上完成了新公司招聘的第一个Interview。当场顺利的敲定了这次招聘后，我请他们在办公楼对面马路边上的一个火锅店里吃了一顿饭。热气腾腾的火锅和几大盘羊肉和肥牛，算是他们把“朱老师”的称呼改为“朱总”的仪式了。
预定的办公家具很快送来了，接着，电脑和打印机配置好了、安装了电话和传真。他们两人换了两台当时刚刚出现在市场上的汉字寻呼机，王兴则连夜跑到街上替我选购了我的第一部摩托罗拉手机。我还在几个应聘秘书的人中一下子就选定了一个叫李宁的女孩，而她应聘考试时当场设计制作的几页公司手册也成为了新公司第一本宣传资料。门口贴上了临时打印的公司铭牌、墙上有了第一份通讯名录，我还安排他们分别起草了一系列的临时管理制度和业务规程，尤其是那份有关礼仪和穿戴举止的规定和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更让几个公司职员明显的有别于同一片办公区里研究会那些公子哥般的秘书和司机们。这些工作都是办公司的基本课，更是我们本来的专业，手到拈来。只短短的一个星期，一间像模像样的公司就在我手里出现了，引得研究会高层们啧啧称奇，秘书长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会必讲，让研究会的人好好学习学习公司（当初其实就是他们的一个部门）的工作效率和工作作风。
作为新公司，办公条件具备后，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工商注册，而注册的前提，又是名称核准。没想到这公司名称竟成了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当时与霍克商定的是“中国战略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而这个名称从一开始就带有两个难以逾越的硬伤：“中国”字头已经严格控制出现在公司名称里，除非国有超大型公司或者国务院上会特批；而“战略”两字也不能用来做商号。但在中战会看来，答应霍克的事都不能轻易改动。而且，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公司名称本身就带有特权和特殊背景的烙印，当然更不能轻易放弃。为此，我们在随后的二个多月里都在处理这个公司名称核准的问题。研究会动员了一切可能的资源给我，包括相当重量级人物出面宴请国家工商总局的局长、直接写报告给国务院某位副总理、动用极其重量级的前国级的领导们的公关资源等等。不过，所有的高层公关最终还是没能奏效，我被告知最后一道被驳回的门槛，是没能在国务院过会。最后，当我竟然冒冒失失的拿着已经印有“中国战略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的名片在工商局长的引荐下会见企业注册局局长的时候，还是让他半开玩笑的数落了我两句。最终，我们不得不接受了他的建议，获得了一个在国家外经委批准、国家工商总局注册的“无地属”公司的名称“兰盟战略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虽然没能用上“中国”字头，算是退而求其次吧，无地属的公司名称在当时也同样带有很明显的特权含义。
公司一边注册，一边开始了业务操作。兰盟的定位是利用霍克在国际上的巨大资源，与研究会手中足够大的国内政治和政府资源相结合，从事国际上投资财团和投资公司进入国内市场的投资顾问服务，以及国内公司的在国际市场上的招商引资活动。包括最初进行的美国前政要黑格的公司在中国的核电项目、澳大利亚最大的钢铁公司HP在中国的投资、日本大型垃圾处理项目在国内的投资，以及昆明宏达集团、深圳工业开发区、长春海神汽车项目、烟台机械进出口总公司等国内公司的引资项目顾问等。为此，我每天忙着出入包括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外贸部、国研中心、中国核电局、国家审计署这些官僚机关和拜访这些机关中大大小小的官僚们，而摆在我们办公桌上的每一个项目计划书也都那么宏大和令人兴奋无比……
我们第一个操作成功的项目，是为美国大公司协会（The Conferece
Board）委托的高层公关项目。大公司协会在美国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组织，美国排行前500强的大公司几乎都是协会的成员。协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一行5人在我们的协助下完成了95年3月的第一次访华，我们还成功的安排了他们与时任的国务院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见。随后，我们还和他们商定并推进了一系列的合作意向。后来我们去美国时，也同样在纽约受到他们的热情款待。
当时操作的项目中，还有一个是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组委会的一项合作。那是一个在亚特兰大市与奥运会同期举办的一个世界博览会（96Expo）的项目，由兰盟公司承办中国部分的全部筹建和招商事宜。为了这个项目，我们还专门飞到美国的亚特兰大市，仔细考察了相关问题并会见了世界博览会组委会官员，签署了合作意向书，那本来是一个可以大大提升新公司知名度的项目，可惜但由于初始资金的筹集问题后来被搁浅了。
这期间我投入心血最多，也操作得最成功的，还是担任澳大利亚太平洋药业公司集团（Pharmapacific Management
Ltd）诉卫生部的国际行政诉讼案的攻关顾问项目。太平洋药业公司是一个澳新合资公司，其治疗肝炎的一种特效药两年前获得中国卫生部的许可，一直在国内医院和各大医药公司销售。后来因故被卫生部药政管理局吊销了许可证。公司不服，一怒之下向北京中级法院递交了对卫生部的行政诉讼。经法庭调解无效，已经向双方下达了一个月后在北京开庭的通知，而诉讼双方都坚信自己能胜诉。由于涉及到奥、新两个国家的公司，以及中国卫生部及部长被诉，已经引起中外媒体的高度关注，事情有不可收场的危险。因此，在霍克的牵头下，太平洋药业正式委托兰盟担任其公关和代理顾问。
就法律关系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太复杂的案子：太平洋药业在药品进口过程中有一次并不十分严重的违规，但在一个中方律师的错误引导下不但没有纠正并采取恰当的措施化解矛盾，反而认定是药政局局长因其在卫生部其它部门任职的局长夫人私利而起的故意行为，其收到的行政警告也是局长的非职务行为，因此对几次书面警告都拒之不理并继续违规操作，直到药政局按照有关规定下达了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罚。接手这个案子后，我首先查阅了所有书面资料并细查听取了太平洋药业方面律师的说法，但我知道谨凭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我必须能听到来自另一方的声音。但药政局方面已经视我们为太平洋药业方面的代理人，尤其那位局长已经受到外方散布的与营私舞弊和滥用职权之类的丑闻伤害，决心在法庭上一决高低以洗涮影响，因此坚决拒绝同我们的任何接触。我的一个最为核心的成功与突破，是后来设法联系上并取得了那位局长的配合和信任，因而也同样获得了另一方掌握的几乎全部有关资料。我还设法数次走访了本案的庭长，并获得了更为珍贵的相关信息。
这时，我确信已经掌握了事件的全部本质问题，因此，我决定立即召见我的当事人。太平洋药业的董事局主席Douglass
Rathbone和总经理Jonathan
Pollack先生以最快的速度飞来北京。我开门见山的对他们说，第一，这场官司若如期开庭，太平洋药业必败无疑。据我了解的情况，太平洋药业违规在先是事实，卫生部发出行政警告是正常行政行为，吊销许可证也是依法处罚，这些证据都会在法庭上出示并将被认定。而你们之所以一直有完全不同的结论，是中方律师误导的结果。第二，只要这个官司上了法庭，不管诉讼结果如何，太平洋药业注定都将成为败者：败诉了，毋庸置疑，你们的产品再也别想重回中国市场；退一万步讲胜诉了，你们也不要再想在中国市场上有所作为，因为你们经常面对的，是败在你们手下的中国卫生部药政局，那是你们的直接管辖机构。即便是在你们自己的国家，这种结论也不一定就是不光明正大。第三，我的建议是，撤诉并认可行政处罚，向药政局和有关人员致歉并获得谅解，再由我们协助公关重新申请进口许可证。因为有公司以前申请许可时的全套资料，顺利的话一年以后就可能重回中国市场。
可以想象的到，说服工作极其艰苦，但我最终成功了。拿到了这边的初步承诺，我的下一个目标是说服药政局的官员，那是一场更为艰苦的工作。在几周的时间里，我就穿梭于两方当事人之间。当一方的意愿需要调整时，我必须进行反复的工作，而这方刚刚被说服，另一方的主意又可能发生了改变。那段时间里，每天早上我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从澳洲发来的传真，然后花上半天时间字斟句酌的起草说服外方的信件，然后留给助手王红兵去笔译、律师姜颖去做最后的润色，再在当天发出传真；我再马不停蹄的驱车去卫生部进行另外的说服。这中间，我还提议并最终动员霍克专程从澳洲飞到北京，安排在钓鱼台会见并宴请了当时的卫生部长，霍克的出面斡旋给事件的和解定下了最关键的基调。最终，两方被我们的诚意和艰苦卓绝的努力所感动，认可了我为双方的和解、以及各自面子问题设计的那套很复杂的运作方案，直到双方都各获所需。撤诉申请在开庭前的两天送到了庭长手里，她也为此深深的舒了一口气。
最为遗憾的是，后面同样并不轻松的许可证重新申请工作刚刚开始，兰盟公司的运作就开始遭遇了突变。几个星期后，我不得不同兰盟几乎全体职员一道撤离了中战会，而这注定要中断我已经同卫生部相关部门开始进行的那些重新申请工作。向中战会移交全部案宗时，我的心情极其沉重，几个月来我所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和努力眼看着就会半途而废，因为，我很清楚我个人以及相关资源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那是一种几乎没有人能替代的作用。我确信，随着我的撤离，这件顾问项目很可能走上了终点，而整个事件中最大的受害方显然就是太平洋药业。可能也预感到这一点，在我向他们通报了我的即将移交工作后，他们立刻做出了最强烈的反应，数次发函要求兰盟公司保证由我继续主持后面的工作，他们甚至通过霍克向中战会发出了交涉。当然，政治上的分歧已经无法挽回，我们与研究会的分手无可避免，他们也不可能同意我们联手进行，或者由我个人继续协助完成这一案子的建议，我不得不彻底撒手了。正像我开始预计的，久拖未决后，太平洋药业最后失望的终止了后来与兰盟公司的合约。
随着业务的进展，我也抓紧时间扩充人员，短短的几个月，兰盟已经拥有了十几名职员。包括上面提到的刚从人大研究生毕业的王红兵，一个聪明、刻苦和诚实的出色年轻人，并且是我当年一本重要著作《管理系统设计》的撰写帮手。王红兵后来在新盟公司工作时间持续到6年之后，默默无闻的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奉献。兰盟的元老级职员还包括两个漂亮的女孩邢程和任菲，他们是我从来应聘秘书职位的十几个刚刚大学和中专毕业的女孩中一眼看中的，进入兰盟的时候都刚刚18岁，而后来离开新盟时，除了一边工作一边业余自学并获得了大专文凭和会计证书以外，也已经变成了有经验的白领和成熟的女人。
公司后来也随研究会再次搬家，进驻了位于前门大街靠近天安门广场的23号院，这实际上是钓鱼台国宾馆的一个分支机构。围在院子中间的是一个漂亮的花园，沿中心花园外围的一圈小马路上分布着4座独立的小洋楼。我们所在的是3号楼，一座大约有1000多平米的三层灰砖小楼，兰盟公司占据着一层，研究会所有部门在二楼，秘书长的办公室和会议室在三楼。
那是一段十分美好的回忆，我们与研究会领导有着十分融洽的关系，并实际上与研究会的《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并列成为研究会最为重要的两个部门，我被邀请参加研究会几乎所有最高层决策会议，几乎与秘书长和他的幕僚们朝夕相伴。实际上，我很敬佩、甚至有些崇拜秦秘书长的才智和风度，虽然我从来没把他同一个合格的企业家联系起来。
那是一个每天都有令人兴奋的日程的日子。我们忙着会见各种各样的大人物，出入各种各样的酒店和最高级的社交场所、在国家政府机关拜见各色各样的政要和高官、在会议室里讨论着各种各样眼花缭乱的顾问项目。在我前些天刚刚翻出来的一本旧名片夹里，现在还保存着不少当年参加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贵宾楼和北京饭店的宴会厅里会见或宴请过的那些人的名片，包括前副总理和数个副总理级别的大人物，以及各种显赫头衔的那些国家机关里各色各样的部长、司局长们，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们，来自JP摩根、麦肯锡、大通银行、兰德公司、香港联交所等世界各地的显耀企业家们。当然，我不知道当年留给我名片的那些人现在的命运，但我相信，如果我按照名片上的电话或地址联系他们，大部分人应该已经不在那个名片上印刷着的位置上了，因为这世界真的犹如万花筒一般，我唱罢来你登场，犹如过眼烟云。
作为里程碑式的事件，是95年下半年尉文渊的加盟。尉文渊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在职5年，一手筹建、创办并大大发展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曾与阚志东和管金生并列为中国金融界的三大奇才。但当时，尉文渊正在备受95年席卷中国股市的3.27金融风暴的煎熬，因为他后来注定要为这一事件承担领导责任。在霍克的大力主张和支持下，秦秘书长和刘会三顾茅庐去上海，最后终于说服尉文渊在离开上交所后加盟兰盟公司，成为兰盟的总裁。
这次人事上的变动，既预示着一个巨大的机会，也同时暗含着另一个同样巨大的危机。尉文渊有着极其聪明和敏锐的头脑、以及在政府金融管理机构担任领导和在上交所担任总经理的经验，特别是他敢于打破常规、敢于承担风险、洞察任何商业机会和善于用人等出色品质和人格魅力更能被称为那个时代不多见的商业奇才。这样一个人，如果能和另一个有着很大政治潜能、掌握着出色的政治资源、同样聪明睿智并有着过人的人格魅力的秦秘书长的合作，那绝对是一个天作之合！那段时间里，我清楚的看到了这里面的巨大机会，并为我能成为这个组织中的一员而庆幸，也为他们的融洽关系与合作前景而祈祷。
但是，这样的两个人也没能逃脱中国文化中那些丑陋和消极面的影响。蜜月仅仅持续了几个月，尉文渊在兰盟公司（及至迅速扩及到研究会）人员中很快形成的威望和凝聚力威胁到了“一山不能二虎”的游戏规则，尽管秘书长的威望其实并没有丝毫降低，但是在他自己的领地上突然出现的另一个挑战者（而不仅仅是原来想象的合作者和下属）确实打破了研究会本来的系统均衡。再加上他从一开始就把兰盟公司的定位，放在中战会发展和实现其政治抱负的一只随用随取的“钱口袋”上，则更加深了危机随时爆发的可能性。而在尉文渊，其实一开始他就声明自己是一个Business
Man，绝没有政治目标，而政治资源在他那里仅仅意味着商业目标的助燃剂而已。他所推崇的，是“在商言商”，希望用另一个5年时间完成从金融巨子到商业巨子的转变，希望能完全按照商业的游戏规则办事，但是无论如何，都肯定难以接受把兰盟公司当作研究会实现其政治目标随用随取的小金库。因此，冲突和决裂已经成为不可避免，并在逐渐的走近。
当然，两个人都不是普通人物，决不会发生表面上的直接冲突，而承接这种暗地里冲突的，自然落在我这个当时实际主持公司日常工作的人身上。秘书长开始向我发起攻击，最直接的靶子就是我正在进行艰苦卓绝奋斗的那场国际诉讼案。开始是在研究会高层会议上不点名的对我进行莫须有的批评，直到严厉公开指责我关于简化对霍克的接待工作，例如撤去次次的警车开道和省略需层层申请才能将车开到飞机悬梯下接人（其实这些都已得到了霍克本人的赞许）的建议是有意破坏研究会的声誉。最后，就是公然直接向我的项目工作小组委派研究会对案情毫不知情人员，直到部分的剥夺我的权力。尽管这是违背公司运作基本常识的事情。虽然我感到委曲，但我很清楚，我本人决不值得让秦秘书长下这么大的工夫，显然，这些都是透过我向尉文渊发起的攻击。因为按照事先我对秘书长的一再请示和他明确的指示，我在公司职务上的直接领导是总裁尉文渊，而不是研究会和秘书长。
那时我已经知道，分手是必然的了。尉文渊最后决定撤出，我和当时另外两个副总，因为被确信已经变成尉文渊的亲信而刚刚被从研究会转入到公司编制的两个研究会元老级人物刘会和徐伟志，都决定随尉总一起撤离。而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当我们把这个决定在公司全体会上通告给大家后，除了王兴一个人，公司全体职员竟然无一例外当即决定在兰盟辞职，随我们共同撤离。这使研究会和秘书长感到非常意外和震惊，因为，这里面显然带有秦秘书长最在意的面子问题。尽管我们后来向秘书长一再解释这些决定都是大家自主进行的，我们也确实配合研究会对大部分人依次进行了说服留下的努力，但事情没有任何转变。后来我知道，秘书长把公司几乎全体人员的集体辞职变成了我的罪名，因为他确信只有我才有可能成功的完成这种动员和说服工作。如果说过去的种种指责仅仅是我代人受过的话，那这次的指责可能就必须由我自己承担了，虽然仍然是冤枉的。
霍克在得知这一突变之后，曾立即透过John首先向我做过多次了解，我也向他客观的反应了实际情况。我的反映尽可能客观并淡化那些本质的冲突，因为我仍然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借助霍克的力量挽救这场危机，让秦和尉重新修好。随后我也获得过那期间霍克自己和透过John向研究会和秘书长发出的那些劝解、阻止、甚至近似命令般的传真信件的副本，但我知道这些都不会再起任何作用了。这在后来我与John在贵宾楼咖啡吧的那次最后见面中得到了证实：那次会面是霍克随后专门赶到研究会的两天之后，也是在霍克和John来京之前就与我约定的会面，但是从John的语态和面色上，我已经看不到直到两天前还能在电话和传真中处处体现出的那种遗憾和挽留的任何表示。我很清楚，这是两天中霍克与秘书长闭门谈话的结果，霍克毫无疑问的已经听到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并被最终说服。我对John说，现在还是不要再去评价这场冲突中的谁是谁非了吧，我希望等几年后再回过头来，那时的评价会客观和准确得多。看着这个我们曾经亲密合作一年多的美国人默然离去的背影，我知道，我生命中的兰盟时代过去了。
尽管我曾经为一个绝好的机会而庆幸过、祈祷过，但是最后，还是危机战胜了机会。这无疑是将一个有着巨大发展前景的公司和事业轻易葬送了。这是我后来每每想起就倍感遗憾的事，一件终身都难以遗忘的事。
虽然我会常常回忆起那段被无端指责和批评的日子，虽然后来听到过不少对中战会和秦秘书长并不太有利的消息，虽然后来的一两年里我们同中战会为债务和遗留问题有过不少针锋相对的冲突，但我依然对秦秘书长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和好感，他是我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值得我钦佩的人之一，尽管他也有很多缺点。更宽容一点讲，那些缺点其实也是在中国从事政治生涯的人们的通病，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政治利益高于一切。
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在友谊宾馆主楼租下了3个标准间和一个套间用作临时办公室，并用最快的速度配备好了所有的办公用具和用品，两天后，我们十几个人只身来到了新的驻地。那是真正的“只身”：我们三个副总的三部汽车和手机，所有工作人员的呼机，每个人手头的全部资料文档，都按照承诺留在了研究会那座小楼里。当然，对我们三个副总来说也不都是坏消息，我们留在研究会的是三辆桑塔那，而一周后重新配备上的，是三辆铮新瓦亮、号牌连在一起的美国通用公司的雪弗兰轿车。
当天晚上安顿好以后，我们又被带到了几百米之外位于西北三环交界处的那栋正在装修施工的建筑工地，那是半年前徐伟志负责进行的另一个项目，将一个巨大厂房收购后改造成写字楼出租的工程，也是与研究会协商分割财产时划到我们名下的一个短时间之内不可能产生任何收益而只能是不断投入的物业项目。在乱七八糟几乎无法插足的工地上，尉总告诉大家，再过几个月，我们就能从友谊宾馆搬到这里办公，这是我们新公司的第一座大厦。
那是1996年的3月15日，我们的新公司在友谊宾馆开始了它的筹建，又是尉总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新名字：“新盟”（Sinmo），与不久前他为兰盟公司起的名字相比，中个意思和感情不言自明。我也和尉文渊、刘会和徐伟志一起，开始了人生中的另一次创业。
而兰盟留给我的，则是一场梦，一场极其美好、但又特别不轻松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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