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贴的前言：自从我们华夏中国演绎出了人以类聚的社会群体，几千年以来，时至今日，谁最凄苦，谁最当歌？是中国的农民部落。说农民部落最为凄苦，是因为农民这个群体，历朝历代始终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低层，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相对社会其它群体而言是最差和最不好的；说农民部落最为当歌，是因为农民的这个群体，历朝历代都在用自己辛劳而得的果实，在供养着地主、上层社会的官僚、商贾、市民、文人雅士等等阶级或阶层的人们。我之所以将农民称为部落，则是因为他们的人身，被历朝历代的政府牢牢地限制在了固定的地域里，他们的身份被历朝历代的社会深深的烙刻上了特有的印记，使得他们的子子孙孙，祖祖辈辈永远地生存在僻野荒村和深山老林里，直到现在，中国农民部落的这种被紧锢的封锁景况才有所改变。然而，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始终沉默着的，不被社会其它群体所待见的农民部落，却蕴藏着无比巨大的潜能，它不断地改朝换代，推动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前进，只是自身的进步却异常的缓慢，这是一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怪现象。纵观中国历史演变过程的人们，都无可否认，在我们中国，土地和农民一直是国家的根本问题，是一切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焦点。中国历史上一切因农民起义而发生的战争，包括近代中国共产党参与及亲自领导工农（主要是农民）进行的对内对外战争，归根结底，都是土地革命和农民革命。所以我说，土地和农民问题不但过去是中国的根本与决定性的问题，现在也是，就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若干年里还将是，只不过是赋予上了新的意义与内涵罢了。历史上谁认识了中国的土地，谁懂得了中国的农民，谁就得到了中国的天下。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对土地和农民问题都给予了严重关切，但唯有中国共产党比较深入地介入与实践着这个问题，直至今日，那么，在近百年的慢长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又是怎样介入与实践着这个问题的呢？现在就让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一下吧。本贴分标题主要阐述的内容是：1、中共近代对土地和农民问题的主张，2、建国初期农村互助组与合作社那些事，3、农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因与状况，4、在农村开展“四清”与“文革”的必要性与失误，5、农村土地重新由农民承包的初衷与后果，6、未来中国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本贴的中心思想，是想通过揭示近当代中国土地和农民的一些真相，以证视听，还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公道，同时就破解当前中国所存在的三农问题，提出点个人化的建议。在本人试着阐述上述这些内容时，真诚地欢迎热心中国土地和农民话题的网友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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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发？
　　现状之后应该才是未来
　　一、中共近代对土地和农民问题的主张　　　　　　●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列强，在其本性和利益的驱动下，将掠夺世界资源的魔爪，也纷纷地伸到了中国这片偌大的土地上，他们动用先进的炮舰和火药枪，武力强行撕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勾结和利用国内各路反动的封建军阀，在古老而物产丰富却又是破败的中国，划分一个个的势力范围，疯狂地瓜分中国的财富，贪婪地榨取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特别是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遭到破坏，农业生产萎缩，大量的农民破产，从而激发了整个中国社会内外部的各种矛盾，这一状况，引起了中国当时众多忧国忧民的人们，以及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　　中国国民党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早在1896年于欧洲考察时，就提出了要在当时的中国实行“平均地权”和“贫富均等”的土地改革主张，他通过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宣言明确地说，“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予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缴，以均地利。”他还说，“农民问题真要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但是如何才能让“耕者其田”呢？孙中山不主张通过暴力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而是主张采取不损坏地主利益的“和平解决办法”。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因此，他既主张立即解决农民的痛苦，同时又强调应同地主们慢慢地商量。孙中山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及中国国民党不是代表中国农民阶级根本利益的，而是代表当时中国大地主及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而孙中山只所以还能想着些农民，主要是其个人受前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这才有了开明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及三民主义思想。　　而中国共产党则是不折不扣代表中国普通工农劳苦大众利益的。农民的根本利益恰恰就是土地，所以中共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在中国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剥夺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但历史上中共对中国土地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也是有波动的。建党后的1921年首次全国代表大会，竟没有提到中国的土地与农民这个根本问题，直到1922年在列宁主持的共产国际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和远东各国共产党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才认识到中国土地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而后的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将土地和农民问题放在了核心地位上，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建设和工业的发展虽然提到了重要日程，但同时仍然没有放松对土地和农民的重视，只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党和各级政府的工作重心自觉与不自觉地投入到了城市和城市工业上，农村的土地和农民问题被淡化了。下面就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近代中国各个时期，中共对解决中国土地和农民问题的立场与行动。　　
　　●　　（1）大革命时期：　　这个时期大体从孙中山联合中国共产党召开国民党一大的1924年算起，至1927年蒋介石、汪清卫叛变孙中山，对中共及其它革命党人进行大屠杀，致使中共被迫退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建立自己独立的革命武装而反抗国民党，约三、四年的时间，史上又称第一次国内战争，即国共两党第一次联手合作，针对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国内封建军阀的战争。　　中共早期对解决中国土地和农民问题的主张还是初步的，主要是要求对地主进行“限田、限租”，这跟当年由孙中山时期所领导的国民党的主张差不多，后来才发展到没收封建地主阶级所占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但也早就有了设立国有的大农场，实行土地集中经营的提法，如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就说过，“国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苛能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合而为大农场，使经营方法由粗放以向集约的，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可见，在后来由毛泽东主政的社会主义时期，在全国农村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开展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以及成立公有的农村人民公社，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搞的专利，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宗旨使然，怎么能说是错误的呢？方向绝对正确，如说有错，那是在具体实施的方法上有误，当年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等中共领导都参与倡导了，而历史上，中共在解决中国土地和农民问题的实践过程当中，各种左的或右的错误与失误是一直伴随着的。自然的人对客观的事物的认识，都是有一个过程的，连外国的上帝和中国的神仙都犯错误。然而，在中共初建时，由于组织能力及所能影响的地域极其有限，只有联合已成体系的中国国民党，才能张显出自己对解决中国土地和农民问题的主张，加之孙中山本人是民主人士，具有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进步思想，所以，当年的中共派出一些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这其中就有彭湃、阮啸仙、林伯渠、毛泽东等人，中共也由此开动了解决中国土地和农民问题实践的脚步，直到今天，走过了慢长的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其间，步履坎坷，犯过不是左就是右的很多错误，至今这种实践仍然没有结束，但它对解决中国土地和农民问题，所做出的巨大牺牲是前无古人的，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虽然还不尽善尽美，那也是中国有史以来任何政党和团体都无法相比的。究其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中共是真正代表中国工农大众根本利益的政党，而重走资本主义道路，让当今代表中国新兴资本利益集团和西方资本主义外资利益的政治团体和精英们管理中国，那还会有中国工农大众的好事？　　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建立工农大众为利益主体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这本来就是自己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只是多年来没能够让工农大众得到更多的预期的实惠，没有真正让人们感受到社会主义社会本来应有的优越性，但这仅仅是社会主义在践行过程中的失误，本质上是没错的，遗憾的是中共在自我反思和改进当中，过河的时候过多地摸了石头，自乱了阵脚，部分地丧失了信心，让国内外的资本主义趁机钻了空子，发展了起来，从而给人们造成了错觉，误以为这三十来年经济的巨大发展成就，都是由于在中国改革了所有制体制，实行了资本主义和对外开放而获得的。我个人认为，是，但绝对不都是。国内新兴的资本利益集团和欧美资产阶级工商企业在华的买办们，因而想拥其经济基础自傲，要求构建新的上层建筑，改变中国社会主义的大天，那是不可能的，近几年来，他们及其代理人的这种政治述求，已引起了中共中央的警惕，最近已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无论怎么改革，邓小平所设定的那条“四项基本原则”红线是绝对不会变的。国内的资本利益集团和国际上在华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们，你们得克制一下贪婪的本性了，这么多年你们自己所占有的社会财富也差不多了，今后也该接受政府的正当监管了，还是多想想如何还利于中国的工农大众吧，别说中国共产党不会再允许你们过于的“无组织无纪律”，就是把中国底层的工农大众刻簿得过分了，也会倾了你们的舟的，在欧美纯盘的资本主义社会还讲究社会和谐，平衡工农利益呢，何况是在中国这片还是社会主义政治的蓝天里！我的话扯远了，下面再说回来。　　
　　●　　1924年1月，孙中山联合中共在广州召开了有23名共产党员代表参加的国民党一大，这是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也是史称的近代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启始年。孙中山是广东人，在与中共合作后，便以广州为革命的大本营，成立了国民联合政府，组建了国民革命军，打响了反帝反封建的枪声，讨伐由境外帝国主义势力背后支持的各路封建军阀，以望统一因军阀割据而混乱的中国，复兴民族，通过两次东征和声势浩大的北伐，先是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反动封建军阀，巩固了大本营，继而挺进到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江苏和甘肃等几个省，从珠江边一路攻占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广阔地域，沉重地打击了西方各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势力和中国反动的封建军阀，同时，国共两党联合在国民革命军的占领区开展了广泛的工农运动，进行了土地改革，从此中国的土地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部分农民的民生有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显著改观。然而，西方各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在华的利益被剥夺，于日，英、美、日、法、意等国以借口外国领事和外侨生命财产受到了损害，用停泊在长江的联合军舰炮击了我南京军民，制造了南京惨案。而在国民党内部，由于孙中山的逝世，钻入革命队伍的中国资本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理人，背叛了孙中山本人和革命，其中的蒋介石于日在南京勾结国民党内的右派、资产阶级右翼和外国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4月15日，李济琛、钱大钧、古应芬在广州发动了“4.15”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则于同年7月15日在武汉公开宣布与中共决裂，随即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至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内残而告终，第一次国共合作也破裂了，由中共所积极推动的土地改革成果亦被断送，在数个省的农村，地主阶级还乡团借机杀害了无以计数的分了他们田地的农民和农会干部。这就是大革命时期的背景。　　国民党一大之后，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其成员有中共党员彭湃、阮啸仙等人，专门负责农民事宜，后又成立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辅助农工部开展农村工作，其主任由中共党员林伯渠担任，另有毛泽东等人参加，国民党成员有甘乃光、宋子文等。在中共的推动下，国民党中执委制定了农民运动计划，在革命大本营的广东省全境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军，派遣了20名专职的特派员，深入农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地着手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早前，中共还没有自己明确而完整的关于土地和农民的主张，有关的一些思想，主要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散见于早期中共人士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等人的文章论述，直到建党两年多后的1923年5月，在中共三大三次会议上才号召共产党人到农村去指导农民运动，同时借助于当年国民党的组织体系进行实践，这是史实。经林伯渠提议，国民党中执委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先后在广州和武汉办了6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共的彭湃、阮啸仙和毛泽东都做过农讲所的负责人，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亲自到农讲所为所培养的农运骨干讲过课。1926年9月，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推出了最早由孙中山提出后由中共定型了的“二五减租”方针，可见，当初国共两党的土地政策基本都局限在让地主减租减息上，但随着中共对土地和农民问题认识的不断加深，特别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所创造的地域环境和巨大的政治与社会影响，中共加快了农民运动的深度和广度，于1925年11月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1926年11月又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正式提出要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宗祠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不再交纳租谷，而到了1927年中共就已经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土地国有化的问题，在这年4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议决案》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为必须要在平均享受用地权的原则之下，彻底将土地再分配，方能使土地问题解决，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共产党将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的方向而努力进行。土地国有确系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的党纲上的基本原则。”　　
　　●　　我们从此完全可以看出，实行土地公有制，早就成了中共解决中国土地和农民问题的根本方法和最终目标，只是因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现实需要，而适时地调整了既定的土地政策和主张而已，而在这种适时的调整过程中，由于必然的会要出现反反复复，所有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者叫做失误，这都是正常的，不管是对还是错，都是相对而言的。中共对解决中国土地和农民问题的主张和所采取的政策与策略，其过程大体是最初的减租减息，至没收地主、军阀等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最后至土地国有，即全体国民公共所有。而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也是有反复的，在大革命时期是减租减息，在土地革命时期，基本上是没收地主等剥削阶级的土地，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争取建设国内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部分地停止了没收地主和官僚资本阶级的土改，又倒退回减租减息，而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动员农民全力支持前线，曾一度在老区和半老区实行过农民的土地私有化，并以基层政府的名义给农民发了土地证，而建国后为了加速农村的社会主义进程，过早地实行了以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为形式的集体化，将农民已私有的土地收归国有和集体所有，而当前由于权宜之计，又走了变相的回头路，把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土地承包给农民自行经营。我个人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共都是在审时度势策略性地变换着土地政策，但土地国有这一条，则已是铁律，是雷打不动的。有人说，当前的中国农村已经变成资本主义了，这是不对的，因为土地这种事关国计民生的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国有和集体所有，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主要的也是根本性的标志之一，用这一标准来衡量，当下中国农村土地的所有制属性改变了吗？没有嘛，只是土地上的经营权给了农民而已，现今中国农村广阔的土地，包括城市里开发商建大楼所使用的那些土地，都还是国有的。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制和政体没有改变，目前，从中共中央已透露出来的下一步“政改”，还要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态度上看，也不可能改变，一些人要走欧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也只是幻想而已，瞎吵吵，是没用的。　　大革命时期，中共关于没收地主土地归为国有的这一主张，与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发生矛盾则是必然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只能是在减租减息的范围内进行土地革命，而没收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土地那就是红线了，不可触及。1927年3月，在毛泽东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的争取下，国民党二大三中全会通过了《对农民宣言》和对《对农民问题决议案》，仅是确认了农民的减租权、灾年免租权、永久租佃权和决定租率权，只是对贪污官吏、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等，才能依法没收其土地，而一般的地主则不能，即便如此，也遭到了谭延闿、徐谦等国民党右派的反对。而就没收地主土地问题，毛泽东和邓演达专门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则被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直接否定了。这时，积极与真诚与中共合作的孙中山早已病故，反共的蒋介石和汪精卫已篡夺了国民党的军权与政权，他们从国民党中驱逐与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已成必然，而当时的中共领袖陈独秀却还对国共合作抱有幻想，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志不同而不同谋，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团体或政党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即时性的妥协与合作，那都是策略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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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土地革命时期：　　大体上是从1927中共建立自己的革命根据地，抗击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起，后来被迫进行长征，至1937年日本侵华，国共两党又第二次联手进行抗日止的十年间。这期间主要是国共两党之间在打仗，所以史称第二次国内战争。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　　1927年 “4.12”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不久后又占领了北京，将奉系军阀张作霖赶到东北，张作霖之子少帅张学良易帜，臣服国民党，至此，整个中国在形式上由国民党统一了，而这时,过去打过军阀的国民党则内部派系林立，开始争权夺利，又变成了拥兵自重各立山头的新军阀。由于连年的内战，已给工农大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特别是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已经彻底地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了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发展成了四大家族，盘剥工农，聚敛财富，更使中国低层的工农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土地问题又成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尖锐矛盾，而这期间的中共主要是在自己的根据地里领导农民武装夺取土地，故这十年间亦叫土地革命时期。　　而具体情况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吓倒，日召开“八七”会议，及时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撤消了他的总书记的职务，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方针，之后，接连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把坚持反帝，同时把反封建作为了革命战争的目标。同年10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创立了建党以来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同时组织了以工农为主体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并进行土改，打土豪分田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城市政权的道路。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领导的部队也到达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后，工农队伍和根据地逐步扩大了。与此同时，中共还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等地发动了武装起义，成立了几支红军和几处革命根据地。而蒋介石妄图趁中共立足未稳之机，在1930年底至1931年9月，接连3次向中央苏区发动疯狂的围剿，均被毛泽东领导和指挥的工农红军打退。就在这时，即1931年的9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在沈阳的北大营炮轰张学良的部队，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却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沦亡，日本扶植满清末代王朝的溥仪做了傀儡皇帝，建立伪满洲国，定都长春。　　
　　5毛都这么喜欢来这里发帖子了　　太搞笑了　　哈哈哈哈
　　●　　而蒋介石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在与日寇进行周旋的同时，继续进行消灭中共武装的内战，于1932年6月和1933年10月，又发动了对中共苏区的第四和五次围剿。这时的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兵权，但周恩来和朱德根据毛泽东先前制定的正确战略方针，指挥中央红军，粉碎了第四次围剿，而在第五次围剿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已统治了中共的根据地和红军，否定了毛泽东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死搬前苏联的正规战和阵地战打法，结果使红军遭到了灭顶之灾，除些全军覆灭，只得放弃了江西大片的根据地，于1934年10月留下陈毅一小部分红军在南方各地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主力红军则被迫进行了长征，名曰战略退却，而这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又实行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继续遭受损失，其他大多数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遭到严重损失，先后也一起进行了长征。直到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当时的周恩来和朱德等人经过井冈山前4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战斗的实践，认识到毛泽东的打法的正确和其本人的才能，于是力推毛泽东，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而他们自己甘愿扶佐毛泽东，体见了共产党人以革命事业大局为重的高风亮节的本格，这与今天中共内部的争权夺利、买官卖官、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们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而今天中共内部大批的党员和干部，已经失信于民，彻底的变了质，严重地破坏了中共的形象，也到了该动大手术割毒瘤子的关键时刻了。当然，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的肌体都不会永保健康的，包括中共，适时地清理内部卫生将是常态化的，所以，否定社会斗争与党内斗争都是错误，这就不难理解后来的毛泽东为什么倡导延安整风、肃反运动，以及再后来为什么要发动以反修防修为目的“文革”了，而运动失失控，出了严重的扩大化现象，伤害了不少好人的心，甚至出了那么的多冤魂，这是另外一回事，古今中外，哪朝哪代，没有冤死鬼？当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竞选总统和议员时互相公然地裁脏，甚至是暗杀，就文明就民主了？关键是一个先进的政党要勇于承认与改正错误，或者说是自己的罪恶。反关当下的中共，在对待党内和政府里的腐败份子问题时，却很是手软，力度不够，也许是当年搞肃反和“文革”被垢病怕了，想想看，只是和风细雨搞搞“三讲”和“三个代表”教育，不动点真格的，能起啥作风，当然是不能一说斗争，就上纲上线来狠的，把人都给斗死了，撤了他的职，永不再用，没收了他的不义之财，给条生活出路也就行了。但新的问题还会永远滋生的，这是不能凭美好的希望去不让它有的。在当年的长征途中，虽然中共和红军已确立了集体领导的党中央和正确的革命路线，但还是出现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差一点又没让中共和红军灭亡，关键时刻又是朱德起了作用，挽救了被张国焘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红军。1935年10月和1936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四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先后到达陕北，胜利完成了长征。　　
　　写了这么多字，5MAO也不容易，生活艰辛苦呀，顶顶吧
　　●　　自从1927年中共被迫退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后，建立自己的革命根据地、以及进行不得已的长征，直至1937年因抗日战争全面打响，而因时局的需要再次与国民党合作，整整历时了10年。这期间，中共在当时南方几省局部地区的苏区根据地，以及长征到了陕北先前已由刘志丹等红军创建的陕北、陕甘边苏区，均开展了以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使农民获得土地为主要目的土改运动，所以，这段时间又称为“土地革命时期”。　　中共在被国民党清理出去后，于日召开了“八七”会议，正式做出了领导农民武装夺取地主土地的决议，而在实际的农民运动中，连小地主和富民的土地也被扩大化地夺了。决议说，“土地革命，其中包括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现时主要的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几千百万农民自己自下而上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则应当做这一运动的领袖，而领导这一运动。”同年的11月，中共又一次公开提出了没收一切土地，实行土地公有的主张，还提出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已行不通，未来的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回想到这个时期中共就已经有了的主张，在想想建国后，中共在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后，为什么那么急于在农村搞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种“一大二公”的农村经济体制，还有狂热的大跃进了，而且根本就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张罗搞的，那是全党的思想与行动，所以出了浮夸和冒进的问题，把罪过都放在了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那是极不公平的，这是由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它是绝对不受某一个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包括今天的中共还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主体性，这个党生下来就是为此而活着的，你鼓动他在当今的中国去搞资本主义化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不是痴人说梦吗？而他搞改革开放，对外招商引资，引与资本主义的资金和技术，学习人家的管理经验，对内搞活，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商品经济，这都像跟中国国民党合合分分那样，是权宜之计，更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须为之的。　　
　　●　　马克思和列宁，包括毛泽东都没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笼统地描述了一大致的框框，所以邓小平说得试试，这是没错的，当然了，试了三十多年，在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之时，社会上也是有点乱，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早就没了的妓女又出现了；治安也坏了，还到处都出了黑社会；明晃晃的抢与偷；贩毒吸毒和倒卖妇女儿童屡禁不绝缘；人与人的亲情淡了，都见钱眼红；假冒伪劣产品随处可见；医院和医生不再讲究见死扶伤，连学校教育都搞起了市场经济，几乎成了收费办学；经济活动要靠交易和回扣；社会道德沦丧，婚外恋、第三者、包二奶已成时髦，等等，咋整？乱了就治嘛，毛泽东不是早就说了吗，大乱才能求得大治，这些天来，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胡锦涛不是讲了嘛，下一步的中国经济发展不再单纯地追求GDP了，要实行“包容性增长”， 国家总理温家宝也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多次了，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财富，不能让少数利益群体和集团独享，要惠及民生，要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农大众都活得有尊严。当下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减少社会动乱，平衡劳资关系，还在动员资本家和社会上的利益集团，向工农大众让利呢，而以生来就是以工农利益为本的中共及其主政的国家，更是得顾及工农这个社会的主要群体了，过去的若干年没顾及到和没顾及好，不等于不顾及和根本就不想顾及，明年就要出台的“十二五规划”绝对有民生的重头戏，这是不用怀疑的，因为再不管老百姓的民生，工农大众就要造反了，前段时间城市里限制房价，地产商们和他们的代理人那么高分贝的嚷嚷，甚至声称限制房价会导至中国的房地产业破产，而失去房地产业的拉动，中国经济将有停滞的危险，可现在怎么样呢？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不还是没有松口吗，而且也不可能会松口的，只是由于分税制造成了各级地方政府热衷于在土地上圈钱，等于变相的与房地产商们联手获利，这才使中央对房地产的限价令一时难以见效，以至于还真的出现了一些房地产商们所乐见的问题。话又扯远了，但总之是说，今天中共在坚持的土地国有和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是今生有前世的，当年的“八七会议”决议就是佐证。　　
　　●　　也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不久，中共又及时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以政党的名义做出的专门的土地问题党纲，这说明中共对土地问题是何等的重视，那时的中共才成立没几年，本来就没有多少人，又刚刚遭遇到了国民党的大屠杀，其组织、思想和理论体系还都不成熟不统一，与今天成为全球第一大政党相比，简直是不能同是而语，可见，中国共产党有多么大的先进性和生命力，再回过来看看已萎缩到台湾上的那个国民党，那还是当年孙中山和蒋介石所领导的政党吗，被流氓一样的民进党弄得焦头烂额，连个形象和尊严都没有了。为什么会样？道理很简单，国民党只是自称是国民的党，可他只是代表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等小数国民的利益，只为他们服务，而中国共产党呢，他代表的是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工农大众的利益，并为他们服务的，如果今天的中共不再代表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了，也不为他们服务了，相反却形成了官僚利益集团，成了少数新兴的资本利益阶层和国家垄断资本集团，甚至是外国资本主义在华工商企业的代理党，那他的下场跟今天台湾的那个国民党会是一样的，显然中共本身和全国的工农大众是绝对不希望这样的，也不可这样，只是当前确实有相当一大批中共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变质了，完全忘了中共的本性了，不再全心全意的为工农大众服务了，不像焦玉禄那样对老百姓有感情了，热衷于跟商人权钱交易，欺诈民众，与民争利，买官卖官、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失信于民，严重地败坏了中共的形象，已然成为了中共的败类，工农的敌人，这倒是要引以中共足够重视的，要及时清理自己肌体上的毒瘤，而且现在看来，仅靠类似“三讲”和“八荣八耻”这样的和风细雨显然是毫无用处的，得适当动点大手术才能有点疗效。　　
　　●　　1928年的7月，中共在前苏联的莫斯科召开了六大，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规定了土地革命的基本阶级路线；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改变了原来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而为“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要等“革命完全胜利之后，在全国或在主要省份中已经建立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将进而为帮助革命的农民去消灭土地私有权，把一切的土地变为社会的公有财产，因为共产党认为土地国有，乃消灭国内最后的封建遗迹最坚决最彻底的方法。”我们知道了这一个历史事实后，对毛泽东倡导在农村开展“四清”和“文革”还有异议吗？当时党内已有同志提出要在农村实行土地私有化，一些农民也消及怠工，要求退出集体，而当下，又有所谓的社会精英和部分专家学者，甚至还有一些党政官员，倡议农村土地让农民私有，鼓吹说这是中国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实质。如果这样的话，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就真的在中国农村复辟了，这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倒退。毛泽东当年担心的就是这个，当下都有公开要求复辟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或阶层，那当年不是更有了吗？这不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吗，怎么能说当年和当下没有了阶级斗争了呢？阶级斗争不仅是两个阶级阵营的公开明晃晃地肉搏，两种阶级思想或思潮的对立那也是阶级斗争。当代改革开放后这三十来年，中共在全国农村实行了土地由农民私人承包，并没有改变土地国家所有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本质，倒退的只是农业的生产方式，而且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特殊手段，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当时的中国因“文革”都内斗了10年，农村也没闲着，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影响和破坏，靠种地活着的农民连自己的饭都吃不饱了，还瞎扯什么淡呀，邓小平让农民承包国有土地单干，只是为了释放被压抑了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率，让广大的农民日子过得好一点儿而为之的，这种因时局适时地调整土地政策，在中共的历史上早就有过了，根本就不是啥新鲜事儿，只是我们自己独陋寡闻不了解而已，我们不要误判了老人家的本意，他是中共的老牌铁杆党员，党的本性已刻在了他的骨子里，只不过是比较讲究实事求是罢了，不是那么的左倾。　　
　　●　　将农村国有土地让农民承包耕种，压根就没说土地让农民私有，所以说邓小平根本就不是复辟，而当下有些人以在农村进行彻底改革为名，主张土地私有化，那才是彻头彻尾的复辟，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倒退。存在决定意识。土地私有制是封建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连土地这种根本性的生产资料你都私有了，那还不是复辟封建主义是什么？届时，新的地主、富农和贫农就会必然产生。中共在解放战争中因对敌的需要，曾在老区和半老区实行过土地私有制，还由当地县级政府给农民发了土地证，可马上就出现了新的地主和富民，建国后的最初一两年，也搞过土地私有化，结果就有很多中共的党员和农村干部，发展成了新的地主和富民。可见，复不复辟的事儿，这是不以个人美好愿望和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今天果真在农村实行了土地农民私有化，除非共产党派军队端着枪整天看着农民，谁都不准买卖私有土地和变相租用土地，否则，发现一个就地枪毙一个，但这样做可能吗？只要农村的土地私有了，必然存在买卖与租赁，也就必然会产生破产农民，这是土地私有制社会的本质属性。有人可能说了，这没事呀，卖了地的农民进城当农民工呀，把农村的土地都留给大地主们集中耕种，这不是挺好的吗？我想，如果说这种话的人不是反动分子，那他一定就是脑残，可能是大多数的农民，特别是中老年农民们想这样，但中共绝对不会这样干，因为这是与以带领中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宗旨的中共本性相悖的。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将是历史的必然，而农村土地私有化则是中国农村城镇化的大敌，就是目前农村土地使用权一包几十年不变的政策，不仅已经是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大农业和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进程，而对农村城镇化建设也已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它的危害已日益突显，当前，山东、安徽、重庆等一些省市，因由开展农村城镇化建设，而在规划、征地、动迁、补偿等问题上，发生的矛盾甚至是恶性案件还少吗？这不能不说是中共的又一个相对的失误，至少是违背了当年邓小平在农村力推土地农民个人承包的初衷，是始料不及的。当初老人家是为了让农民重新解放，都能过上好日子。而让中国几千年的农民从根本上从人身上获得解放，必须是彻底地改变农民的本质和身份，而要实现这一点，则必须是首先让农民们都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再让土地成为农民唯一的生存和生息的需要，而彻底地改变农民的本质、身份和称谓，农村的城镇化和农民的职工化是最终的出路，也是仅有的一条不二出路。这事儿，我将在本贴的第5章“农村土地重新由农民承包的初衷与后果，及第 6章“未来中国农民的出路在哪里”中试着探讨。　　
　　●　　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提出的土地主张虽然很鲜明很干脆，但当年在全国的影响却很小，只能在井冈山那一带及其它几省的零星根据地内实践。1928年12月，时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毛泽东，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共史上的第一个土地法，核心内容就是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而对分配方法做出了3条非常具体的规定：一是分配给农民进行各别的耕种，二是分配给农民共同耕种，三是由苏维埃组织模范农场耕种。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遇到特别情形或苏维埃政府有能力时，兼用第二和第三种。此外，特别规定了禁止买卖土地这个根本，分配土地的数量主要以人口为标准，不分男女老幼而进行均分，当地土地的分配权以乡为单位。现在回过头来看，《井冈山土地法》距离今天已有八十多年了，但它的内容在今天仍有影子，甚至于说还正在实行着。同样，当人们了解了这段历史的真相后，对当前所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都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了，包括对毛泽东和邓小平这样有争议的中共领导人。事实上，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是乱说一气的，除了我们自己脑子里已经固有了的顽固的先入为主立场外，那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孤陋寡闻了。当年，苏区第一种国有土地的使用方法，不正是建国之初前两年，以及改革开放后这三十来年的情形吗？都是国有土地分配给农民使用，只不过是我们在今天叫农民承包而已，而第二种分配给农民共同耕种的方法，这跟建国后组织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在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体制内，共同耕种有何区别呢？还有第三条“由苏维埃组织模范农场耕种”，这跟东北改革开放前三江平原上的国营大农场，以及现在还存在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不是异曲同工呢？　　
　　●　　总之，只要土地国有化这一条不变，至于生产方式那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谁说像人民公社时那样，把土地连成一大片，实行现代化大农业生产就绝对是不好？又有谁说像当前这样，让农民一家一户把那么好的土地，人为的分割成七零八落的小碎块，让农民们延用了几千年的传统耕种方式进行单干，就绝对是好？此一时彼一时，只要有利于一个时期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就行，什么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可以适时调整的。人体还需要适时根据环境的变化调节生物钟呢，所以，不存在对与错截然不同的分割，对是相对的对，那错也是相对的错，那个时候是对的，而这个时候它就是错的，反之亦如此。我以我说，邓小平当年实行农村土地让农民私人承包，根本是无错的，更不是有些人那样还扯上了什么复辟，但当下看来就是错的，特别是他的后继人，还加了码，又让农民私包土地几十年不变，甚至有些地方是终身不变，这就是大错而对错了，当然是相对的错了。因为什么呢？当年没有农业大生产和规模化这一说，当时的农业科技也没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只是从近十年的政治运动中走出来的农民们，急需要先把肚子填饱，甚至当年还没有吃得好这一说，那时，也没有今天的中国经济要指望内需来拉动的情况，让农民先吃饱了，再多打些粮食，有些剩余够养活城里的人们也就行了。而中国的真正内需的巨大潜在市场，是在地域广阔的农村和人数众多的农民部落里，不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现有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状况，不让农民手里有多余的钱买东西，内需在哪？分散的农民用目前传统的农耕方式种地，仅仅够维持全家糊口，得了大病的只能在家等死，有了上学的孩子都供不起，像电视里演的那样挣大钱的农民不多，根本就是凤毛麟角，没有种地以外的收入，哪来的钱？我不懂经济学，也看不懂经济学教课书，更听不懂经济学家们云绕雾罩所说的那些名词术语，我只知道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都是多多的生产，产得出来，同时还必须多多的消费，卖得出去。那么，让我们看一看，当前中国农村这种农民私人承包土地，各自为战的生产方式，是不是阻碍了现代农业要求实行规模化大生产的需要？是不是制约了农村城镇化建设的需要？是不是让多少个亿的农民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的都被捆绑在了土地上，永远的这样相对的贫困下去？如果是的话，那它还对吗？如果不对了，是不是还得再改呢？我个人的浅见是必须得改，那怎么改？我在本贴第六章“未来中国农民的出路在哪里”就试着提点不成熟的建议。　　
　　●　　还接着话说当年，同毛泽东的脚前脚后，当年在大革命时期也加入了国民党农村工作部门的彭湃，在广东的海陆丰地区根据地也制定了一个《没收土地法》，海南岛琼崖地区的根据地制定了《乐四区土地问题临时办法》，此外，在湖南的醴陵、平江、浏阳等地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合作社”或叫“人民公社”形态，即“共耕制”，实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后来因为农民的反对和反动军队的进攻而夭折了。可见，建国后的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根本就不是毛泽东的专利，八十多年前就有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了。当今社会上一些骂毛泽东独裁，强行搞人民公社瞎胡闹的人，是不是很无知呀？到了1931年底，中共先后在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陕甘、左右江等大大小小15块根据地，都开展了土地革命，其中在1930年5月制定了全国各苏维埃区域统一执行的《土地暂行法》，中共的土地革命更是有了统一的目标和步骤。但这期间还不是毛泽东主政，中共中央由机械照搬前苏联那一套极左做法的王明所把持，一些地方出现了“烧毁土豪劣绅大地主的村庄”、“暴动杀尽土豪劣绅”的现象，不仅在经济上消灭土豪、地主，还在肉体上消灭他们，在没收土豪、劣绅和大地主所占有的土地的同时，连一些自己也参加耕作的富农、中农和小工商业者们的土地，也给一锅端了，逼得很多地主们上山当了土匪，而一些富农、中农和小工商业者们也纷纷站到了中共和贫雇农的对立面。当时还只是从事地方农运工作的毛泽东等人，认识到了王明这种过激的作法，是不适应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的，他在1931年2月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中指出，“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由；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的以外均归农民所有。”而其它在农村直接领导农民开展土改工作的中共基层领导，也在纠正着中共中央过左的错误路线，灵活的将部分收归国有的土地转变为农民私有，并发了土地证，同时还提出了“联合富民”的口号。后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时，提出了一条完整的路线和方针，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条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特别是鼓动了广大贫雇农参与土地革命的热情，同时也减少了土地革命的对立面，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贫下中农们努力发展生产，积极参军上前线，仅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半年内参加红军的农民就多达3万多人，而且，中共还于1931年11在江西中央苏区的瑞金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至此中共有了自己的政府，但这个新生的工农政权，不久就被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围剿在了摇蓝中。　　
　　怎么又传不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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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抗日战争时期　　一般是指从日发生在北京的“卢沟桥事变”开始，由日寇大举侵华引发战争，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与日军鏖战的八年，至日，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史称8年抗战。其实， 早于1931年发生在沈阳北大营的“九一八事变”开始，已经侵入东北三省的日寇就已蓄意发动全面占领中国的战争。日，发生在黑龙江省泰来县江桥镇的江桥抗战，是中国人民开始抗日的第一战，而后日本先后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上海市，以及当时的热河、察哈尔两省，至1937年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所以对东北来说，抗日战争应从1931年算起，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共14年。而中国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对日宣战则是1941年12月美日爆发“珍珠港事件”之后，以此算起，抗日战争历时不到4年。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结束。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是：　　
　　●　　 “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就已获知日本要侵占东北，但他却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攘外必先安内”，“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为达此目的，他命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关打中共，而日本关东军则趁机于日攻打了东北军的老窝沈阳，而张学良却向守军下了“不抵抗”的命令。当东北三省都已沦陷之际，蒋介石还在调动军队围剿中共，想彻底消灭中共及红军，建立国民党一党政权。日，日军进攻上海，虽有守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抗敌和张治中的驰援，但蒋介石却与日军签署《淞沪停战协议》，将部队撤出上海，调往福建剿共。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当地守军东北军的万福麟、西北军的宋哲元率部抵抗，中央军的徐庭瑶，以及冯玉祥和吉鸿昌发起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等进行了抵抗，但最终失利，蒋介石政府又与日军签署了《塘沽协定》，国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1933年12月，赴福建剿共的蔡廷锴和李济深组织“中华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与红军签署《抗日停战协定》，力图挽救危局，史称“福建事变”，但蒋介石勾结日伪军灭了蔡廷锴和他所属的坚决抗日的十九路军。蒋介石一边加紧消灭中共，一面却与日军苟且，让出大片国土，他为避免与日军战事进一步扩大，派遣亲日派何应钦与日方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保证“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日本借此制造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等华北五省自治舆论，日，日本政府发表了《鼓励华北自主案》，扶植汉奸殷汝耕设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土地是经济的最大动力　　
　　●　　蒋介石和其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激起了中国爱国人士的极大不满，很多中国人将救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共和红军的身上，而这时的红军，刚刚从蒋介石军队和各地方反动武装的围追堵截中，爬雪山过草地，历经了常人无法忍受的千辛万苦，经过了重重的生死考验，徒步行走了两万里长征到陕北。1935年的年底，刚一立足的中共，就以全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计前嫌，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为此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指出了中国大革命时期的教训，提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式，然后主动接触围剿陕北根据地红军的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的杨虎城，同他们磋商结成抗日军事同盟，并开始尝试与国民党妥协，力主第二次国共合作联手抗日。这年的12月9日，北平的学生在共产党的宣传领导下，爆发了轰动世界的“一二.九运动”，迅速地影响到了全中国，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巨大的舆论和群众基础。但此时的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继续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围攻中共在陕北落脚的根据地，希望非嫡系的国民党地方军和中共红军两败俱伤，张学良和杨虎城也看出了蒋介石的用意，决定接受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于日，趁蒋介石亲自来督战之机扣押了他，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施兵谏，要求他联共抗日。这时，亲日派的何应钦错机除蒋，明着鼓动讨伐张杨，实为杀蒋而由自己取而代之，如此一来，全国就将爆发更大规模的内战，这正中日军下怀，危机之时，在国民党左翼、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的通力协商下，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并最终迫使他达成了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定，至此，国军准备并开辟了对日作战的正面战场，由红军改编成国军序号的八路军、新四军也积极开辟了敌后战场。从此，国共联手抗日，经过了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的艰苦战斗，最终在前苏联红军入境东北参加对日作战，以及美国在日本的长崎和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情况下，迫使侵略成性的日本投降，而随后国共两党又开始了争夺中国统治权的内战。　　
　　据社科院调查：开放30年国家从农民手里征用的土地价值高达30万亿，而老百姓却生活在没有保障的状态，其血腥令人发指。
　　●　　在上述背景下，中共因应动员全民族包括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抗日，适时的对土地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主要是改土地革命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为动员地主减租减息，而农民交租纳息，不动富农的土地。中共当年认为，在外敌当前之时，中国的土地已不是属于地主还是农民的问题了，而是属于中国还是日本的问题。我借此再说点闲话，一个政党的任何政策包括土地政策，都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都是根据彼一时此一时的实际社会形势，而相应地进行改革。建国后，中共依据自己组党时就确定的宗旨和目标，将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已分配给农民私有的土地，最终又收归了国有，并组织农民通过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而后，又解散了人民公社，将国有土地分配给农民个体承包耕种，这都是因应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形势而定的，而当前一些省区又在实行农民承包土地的流转，进行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也是同样的道理，但土地由国家代表全民所有，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制度则是不变的，如变的化，那社会性质就变了，所以，这也是辨别中国是不是要走或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关键性标志。现在看，变了嘛？没变，所变的是经营方式，当然，在城市工业上，也变了部分国有资产，如一些原来的国营企业，但涉及国计民生的能源、交通、电力、通讯等还没变，不过有人说这些行业或产业已变成了垄断的资本利益集团，或叫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这确实是个新事物，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　　下面就说说抗日时期中共的土地政策、实施过程及所出现的问题。1937年2月，中共给中国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发了电报，指出“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挽救亡国的危机，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还要引导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参加抗日，所以，在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同时，也必须要兼顾农民们的切身利益，在同年的7月23日，毛泽东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文章，提出通过“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苛捐杂税的取消，地租的减少，高利贷的限制……”这“将使抗日力量无限地提高，巩固政府的基础。”这年的8月15日，中共在自己的陕北根据地做出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决议，明确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期间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减租”是指，在还没有实行减租的地区，减租的额度要比抗战之前减少25%，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二五减租法”，而且规定必须是产后交纳，不能预收和再额外索取，遇有天灾人祸时则免收或少收，积年欠租全免，而且土地税由地主负担。“减息”是指，抗战前农民向地主借贷的利息，以一分半为标准，目前利息已超过原本一半的停息还本，超过本钱两倍的，连本带利全停，在抗战期间新借贷的，由地主和农民双方按减息标准约定。在1938年和1939年，中共在敌后根据地陆续实行了这种减租减息的政策。其实，减租减息本来就是中共成立最初时的主张，也是孙中山当年所倡导过的,并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实行过，而且在1930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中也曾提出，只不过是当时地租的额度比较高，是37.5%,所以,中共重提减租减息,基本上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共识,对团结一切力量进行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这期间，在中共领导的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各抗日根据地，在实行减租减息的同时，还开展了抵押地、典当地赎换运动。　　
　　台湾的土地改革也很成功也
　　●　　任何政策在实行的过程中，都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在战争环境下，在一些地方，农民们因拥有了自己的民兵武装，趁着战乱，自发地夺取了地主的土地，还过火地剥夺了富农们的土地，造成了大批地主和富农的逃亡，也导致了一些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的恐慌，对抗日统一战线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为此，中共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要求按二五减租执行，特别是1942年1月，中共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规定》，明确指出，要团结全国一切阶层做好长期抗日的准备，这期间，在保障农民们的人权、地权和财权的同时，也要保障地主和富农的人权、地权和财权，此外，除了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外，还要同时奖励资本家发展生产和联合资产阶级。由于中共一系列的指示与决定，各抗日根据地在减租减息过程中，出现的过激和过火的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特别是中共山东分局在这年的5月，相继发布了《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和《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等，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到了1943年，在一些抗日根据地里，不但调动了地主和富农们的抗日热情，纷纷支持抗战，更是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相当一批穷苦农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致了富，成了新的富农，抗日热情更加高涨，而这时的中共还适时地开展了向致富的“劳动模范”学习的运动，称这些新富农们为“劳动英雄”。　　
　　●　　（4）、解放战争时期　　比较公认的时间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称之为“解放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完全是在中共的领导下，团结各民主党派，在工农大众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从根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国，定都北京。也有说法是1946年6月至1950年6月，理由是1946年6月国共两党正式开战，而日中共建国后，广东、福建、四川、重庆、云南、海南、西藏以及浙江沿海岛屿还没有解放，直至1950年6月才相继攻占。中国国民党称此时期为“抗共卫国戡乱战争”和“第二次国共内战”，战败后的党部及其中华民国退往台湾，形成大陆和台湾两岸的对立，整个中国至今尚未真正统一。这个时期的社会背景是：　　
　　●　　历史上的国共两党分分合合，中共第一次同国民党的合作，是借助孙中山领导下的开明的国民党推行自己的社会主张，而第二次不计国民党灭共的前嫌，主动与之合作，则是为了中华全民族的共同利益，抗击日本的侵略。但因为两党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本质上就是宿敌，你死我活必有一个最终的对决，所以，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建立联合政府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与欧美国家由几个阶级利益类同的党派，合作或通过选举轮流作庄执政，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于是一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大内战，随着日本的投降，也就自然地拉开了序幕。最初，先是国共两党互相探底，于日经过谈判签订了一个对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互表见解的 “双十协定”，随后又签了个《停战协定》，但这根本就是一堆废纸。蒋介石一方面承诺避免内战，一方面调集兵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原日军占领区推进，却无视这些区域内中共所属的八路军武装和已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的存在，而中共也早已有所准备，一边呼吁反对摩擦，一边予以坚决抵抗，这期间最大的一次冲突，就是“上党战役”，它标志着国共内战的蓄意待发。这时，美国介入了中国的内务，派国务卿马歇尔进行调停，国共双方同意组成联合政府，但因蒋介石力主召开的国民大会非常的片面，遭到了中共及其它党派的坚决反对，短命和闹剧式的合作再次夭折。　　
　　●　　1946年6月，国军突然攻打了中共的中原解放区，标志着国共全面内战的爆发，美国暂时停止了对蒋介石及其中华民国的援助。这年的年底，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与中国青年党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并选举中华民国总统，被排斥的中共及民盟等民主党派强烈反对和抵制，至此国共关系全面而彻底的破裂。1947年7月，中共军队开始战略反攻，同年的10月10日，对全国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正式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月间，中共号召各民主党派、社会进步团体和知名人士筹划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而这时的国民党为打内战，大量地发行“金圆券”，于是，国统出现了空前的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工人和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呼声大起，其统治地位被动摇，而军事上也开始出现颓势，战场上连连惨败，然而中共军民却越战越勇，在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理想和口号下，前线将士奋勇杀敌，后方民众积极支前，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　　
　　●　　1948年中共开始全面反攻，已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共军发动了战略大决战，相继展开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徐蚌会战（又称淮海战役），打得国军只剩下了临时招架之力。1949年元旦，大半生都在反共灭共的蒋介石被迫下台，代总统李宗仁妄图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均遭到中共与蒋介石的拒绝。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被换了旗帜。1949年9月，中共、各民主党派和一些爱国人士，在北京召开了具有制宪会议性质的新“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而此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已建立了新中国的激励下，势如破竹地继续南下，追歼溃败的国军残部，其间，蒋介石携大量黄金、部分国军及所谓的政府逃退到了台港，曾一度幻想换救国民党败局的李宗仁，则隐居到了美国，而此时的解放军又已开始集结东南沿海，准备解放海南岛和台湾。到了1950年6月，除西藏和台湾外，绝大部分的土地都回到了以新中国为代表的全体人民的手中。，中央政府挫败了美英等国的阴谋，与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的西藏地方政府，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至此，比欧洲中世纪制度还要残酷的，延续了上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消亡了。从此，广阔的中国大陆终于实现了中共的宗旨，进入到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直到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时期，这期间的苦乐酸甜种种滋味，当代的中国人也都亲身经历与感受到了。　　
　　●　　在解放战争这一社会背景之下，中共最初所采取的土地政策，仍然延用着抗日时期的减租减息。毛泽东在1945年1月的七大上指出，“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在由中共完全领导的针对国民党的解放战争初期，主要是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并没有剥夺地主的土地，也没有动富农，这主要是为了分化与削弱国民党的阶级基础。但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新解放区里，针对汉奸地主和富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反动阶级和恶霸，对他们则实行了“清算”，剥夺了他们的土地，特别是夺回了由日本人所强占的土地，这在东北地区的原嫩江省、黑龙江省、绥宁省尤为突出。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伪满州国后，为了改变东北的民族和人口构成，达到永久性占领东北的目的，于年制定了向中国东北进行百万户移民的《开拓团法》、《开拓协同组合法》和《开拓农场法》，合称“开拓三法”，成立了诸多由日本人组成的“开拓团”，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强占了东北的大片耕地，同时，东北的汉奸组织也成立了“满拓团”，从农民手里强抢了众多的土地，当年，日本人的“开拓团”和汉奸的“满拓团”，所占有的土地几乎是当地耕地的一半，这还不算森林和矿山。日本投降后，在中共控制的新解放区，对投日的汉奸、恶霸、反动地主等所占有的土地，实行了全盘没收，分配给了农民，而在原来的老解放区，仍然实行着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但当时的情况很混乱，有些老解放地区在实行减租减息的同时，也分了地主的土地，甚至一些地方还动了富农、中农和小商贩小作坊主的土地，而有的地方呢，连减租减息都没搞，农民们还在遭受着地主的严重剥削。　　
　　●　　1946年的上半年，国共两党箭拔弩张，全面内战即将爆发。这时的中共在老区、半老区和新解放区的根据地里，差不多已有一个半亿的人口，主要是农村里的农民，为了解决兵源和后勤供给，就需要得到这些农民的支持，这才能有希望战胜国民党，如何才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呢？很简单，农民们都是以土地为生的，有了土地就能活下去和活得好，没有土地或土地很少，就活不下去或生活得穷苦。农民对土地的这种绝对的依赖，不仅几千年以来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就是今后中共在还没有从根本上将农民们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没能让他们彻底的改变农民的身份时，农民的生死与贫富与土地相关联的这样情况依然存在，所以，当前像山东、重庆，特别是沿海一些农村城镇化建设比较快的省份，在没有彻底解决农民们的非农收入，特别是晚年养老、子女就学、全家人就医等根本性问题，就强行地收回他们承包耕种的土地，强拆他们的房屋，采用类似于硬性驱赶的方式，逼迫农民搬进新建的城镇，上楼入社区，这是极其错误的，这已经不是违背农民的民意问题了，而是等同于剥夺了农民们的生命。那农民们会怎么样呢？不但不支持你政府，而且还会跟你玩命，你都不让我活了，我怎么还会拥护你呢？中共在战争年代深谙这一点，要想得到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支持，就得让农民们依靠土地来生存，以及让农民在土地上获得利益，然后才能支持你去打日寇，去打国民党。现在，中共夺取了全国的政权，就忘了当年跟着自己浴血奋战的农民了？且不说中共生来就是代表全中国最广大的工农利益的，就是自己想在胜利后巩固与保护住政权，那也得顾及农民这个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部落的生存，否则，近十个亿之众的农民这个汪海大海会倾舟的，别看农民们平时处于弱势，憨厚寡言，与世无争，只是没到伤心处和绝望时。　　
　　●　　回想一下当年的中共，特别是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的受到农民的热爱，他们心系农民，以及为民争利，是个最简单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尽管他们有过失误，但农民们却认为他们那在为自己服务过程中出的错，不是为自身和这个社会上少数官僚和利益阶层谋利的。最典型的情况就是，当前有那么多的人说骂毛泽东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多少多少千万的人，咱们先不管这些数字是真是假，只看看这些谩骂的人都是谁？我们发现除了那些所谓的精英们之外，就是一些心智不全的网虫子们了，真正的农民有骂的吗？特别是亲身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老农民们，又有几个骂的？还有邓小平，当前也有一些人在骂他的，可你上农村去听听，农民们骂他吗？农村们痛骂的是利用他老人家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大肆侵吞农村原有集体财产，而当下还在与农争利的既得利益者们。对此，当下的中共党员们，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们，你们是该想想自己忘没忘本，忘没忘为人民服务这个党的根本宗旨，时代是变了，社会也变了，但是，中国的人口与地域构成还没有变，工农大众特别是农民，还是中国人口中的主要阶级成份，不为工农服务，相反却与民争利，失信于民，其结果可想而知，假如中国再来一次由工农和学生参加的，那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话，自己一定会被人民群众“专政”呢？　　
　　●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广大农民，最拥护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件事，就是中共当年发布的著名的“五四指示”。日，由刘少奇、黎玉、邓子恢、薄一波等人根据各新老解放区土改的情况，并深入实地开展了一次调查，由刘少奇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动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名曰《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的文件，发至各解放区贯彻执行，史称“五四指示”，这是中共长期以来解决中国土地和农民问题的一个里程碑似的文献。该文件一开始为了不刺激国统区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右派，先是在中共内部执行，就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政策做了18项具体的规定，核心内容是：拥护农民群众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吸收中农参加运动但并不侵犯中农的土地；一般情况不动富农的土地；对家庭出身和家属是豪绅与地主的抗日官兵，要适当照顾，多保留他们的土地并替他们保留面子；对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予相当的照顾；对汉奸、豪绅、恶霸作坚决的斗争，但仍然要给他们留下维持基本生活的土地；不能将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用来反对工商资产阶级；对罪大恶极的汉奸经法庭审判处死外，一般应实行宽大政策，不要杀人或打死人，也不要多抓人；对可能团结的知识分子，必须极力争取；在进行斗争时，必须完全执行群众路线酝酿成熟，真正发动群众，绝对禁止使用违反群众路线的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等办法。　　
　　●　　这个时期中共对待地主的土地政策与土地革命时期有很大的不同，那个时期是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而在这个时期，还对不同的地主做了区分对待，对当汉奸的地主坚决无条件地没收其土地，而对其它地主的土地却不再采用这种简单而直接的收没，而是采取“以佃权交换”、“清偿负欠”、“地主自愿出卖”等有偿的方式获得，同时明确规定，“在解决土地问题后，凡由于自己勤勉节俭，善于经营，因而发财致富者，均应保障其财产不受侵犯。因此，不可无底止地清算和斗争，妨害农民的生产兴趣。”在规定了这个总的方针后，又明确了具体的实施方法，即采用清算的方式将地主的土地收归农民所有，所谓“清算”就是清算租息、清算额外剥削（比如收租时大斗进，而借贷时小斗出等）、清算无偿劳役、清算转嫁负担（比如应由地主负担的田亩捐，却转嫁到了农民的身上）、清算霸占吞蚀、清算人权污辱（比如地主强奸和霸占农民妻女等），通过上述的各种清算，使地主们的土地在偿还积债、交纳罚款、退还强占、赔偿损失等后，转移、折算或出卖给农民。但同抗日战争时期一样，在一些解放区里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过激现象，比如河南、山西、河北、山东的一些地方，就违反了“五四指示”，公开提出消灭封建阶级的口号，对地主们的土地名为清算，实际却是彻底没收，使得地主和富农的数量锐减，而在全国解放后，也是这些地方过激，率先将土地和农民集中起来搞合作，可见，关于土地问题上的左倾思想，早就在中共党内一些干部和农民当中有广泛的基础的，而更集体化的人民公社，也是最早在河南、山西、河北、山东这些地方兴起的，只是后来做为新生事物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并非是毛泽东一个人发明并强制推广的。　　
　　●　　据有关资料说，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等人在一次坐火车时“吹”出来的，而由河南人率先发起。当下有一种思湖，认为刘少奇一贯正确，而是毛泽东打压和迫害他，这种说法的人除了根本就不了历史事实外，就是用自己的小人之心去度伟人的胸怀，无论当年的毛泽东、刘少奇，还是邓小平、陈云、薄一波、邓子恢等，作为他们那一级别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目光和思维跟我们当下这些瞎评乱侃的俗人是绝对不在一个层次上的，他们的视野都是长焦距和广角镜头，他们那代人无论是谁，所做出的关于中国土地和农民问题的决策，都不再是个人的行为，都是有历史渊源和群众思想基础的。纵观刘少奇和邓小平思想与言行的变化，都是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而适时调整的。建国后，中共党内由于自身的宗旨使然，绝大多数人都急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立即组织农民走土地和劳动的集体化道路，而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人却觉得为时过早，而今天看，在建国后急于搞的合作社与人民公社是早了点，违背了一部分农民的意愿，可是，当年的大跃进运动恰恰是刘少奇和邓小平都积极参与和推动了，而人民公社则是刘少奇等人最先早于毛泽东发明的，由河南人率先践行，连“人民公社好”这5个字，都是当年的报纸编辑们用毛泽东的字拼凑起来的，值得一提的是，也恰恰是毛泽东最先发现了人民公社弊端的，他在河北考察时，当面批评了一些地方官员的不务实，给人民公社拨了冷水，而邓小平的做法更“冷”，他后来干脆取销了人民公社，把农村的土地承包给了农民个人耕种。这种情况和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事物是发展和变化的，我们每一个人和自然界中的各种动物们，作为生物个体必须讲究适者生存，而作为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的施政策略，也要讲究本国的国情和民意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不断变化。从这一点上讲，我们这些毫无历史历练的后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和水平去评论过往的历史和历史人物，如果将今天我们这些“大明白人”，置于当年的那种社会环境中，也许无所适从得任何事情也做不了。　　
　　●　　当年的中共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已确定的土地政策，于日，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义颁布了《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而后各个解放区在不同的背景下，普遍开展了土改的复查工作，发现了诸多问题，比如还有少数地主仍然多占地和占好地；有的农民害怕地主反攻倒算，不敢在分得的土地上耕种；土改的积极分子中有相当多的流氓和游民，他们当中很多人被地主拉拢腐蚀了；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给自己多分地和分好地，以及勾结地主隐藏土地，还有的把土改果实变为私有，有的拿去做生意。这些问题在东北解放区的比例最大，据统计占70%左右，其它解放区也普遍存在。让我们想想始于三十多前的农村土地承包，村干部们分好地、多分地，利用没分配的机动土地和保留下来的集体资产谋私等等，所以，中共党员和干部的腐败现象，根本就不是今天才有的，因为他们也是饮食男女，首先是个自然人，其次才是党员或干部，关键是中共要有一个随时可以清除自身肌体内毒瘤的有效机制，当年就是通过对土改的复查，及时地进行了改正，赢得了广大农民们的心。时间到了1947年的下半年，由于农民们涌跃参军和支前，共军越战越强，而国军的土兵都是农民子弟，深受农村土改，自家也分到了土地的影响，不再愿意为国民党卖命，土气日益败落，中共必胜已成定局，在这年的10月10日向全中国发布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同是还公开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就更加速了国民党的彻底失败。　　
　　●　　《中国土地法大纲》总结了中共以往各个历史时期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当时和战后一个时期的中国形势，制定了16项具有法条意义的规定，其主要内容是：废除所有封建土地制度，以及一切地主和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与债务，由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它财产，并没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所有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地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在质量上抽肥补瘦，并分给地主同样一份，使全村农民获得同等土地，并归个人所有，接收和征来的各种财产，同样分给农民及其它贫民，而也要分给地主一份，使全乡村的人民均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矿山、大牧场、大荒地及湖沼等，归政府管理。”大纲还明确提出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对居住在农村的非农民人口如何分配土地也做了相应的说明。这之后的中共各解放区纷纷开展了大规模的平分土地运动，使当年的土改达到了一个高潮。　　
　　我也是农民的子女，也体会到农民地位的大变化，总体来说，农民还是比较辛苦，挣的汗水钱仍然跟不上GDP的增长……百度贴吧老说什么这个辛苦，那个难做，别这么爱心泛滥，多关注民生是大事！时常上网的朋友也可以登录水军网，挣点外块.
　　●　　但还是像我们在上面已说过的那样，在这场声势浩大和史无前例的土改运动中，照样也出现了很多过左的问题，这亦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在解放战争初期所制定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而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共在农村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但在这次以平分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土改运动中，却出现了贫雇农独尊的倾向，一些解放区提出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口号，将其它阶层排斥在外了；还有，一些解放区的中共地方干部和农民热衷于批斗地主和挖地主的浮财，忽略了土地的分配；有些解放区，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区，以及日寇投降后收复回来的半老区，土改搞的早，基本结束，不少原来的贫苦农民已经劳动致富，但在这次平分土地中，把新富农和新富裕起来的中农的土地也给收了回来，甚至把本就是中农、贫雇农和小商小贩的土地也抽了出来；而最大的问题是，由于《中国土地法大纲》对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模糊，加之中共一些地方干部政策水平低，结果将相当多的劳动阶级的家庭划为了地主或富农成分，给他们本人及其子女在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在生活和精神上都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而相反却把一大批刚刚破落的地主和富农划为了贫农成分。这期间，结合平分土地运动，中共内部同时进行了整党，这同中共历史上的整风和肃反，以及建国后搞的“四清”和“文革”一样，也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上级党的组织不信任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相当一批基层党员干部被逼供、隔离和审查，冤枉了很多人。　　
　　●　　中共中央及时发现了平分土地运动中的问题，于1947年12月召开了纠偏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指出与批评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和思想，进一步强调了已制定的土改政策，特别是对诸如划分阶级成分标准模糊不清等一些具体问题予以明确，会后各新老解放区开展了调查和纠偏工作。除了从国统区夺回来的新解放区情况比较复杂外，基本上调查清了老区和半老区的土改情况，这些区域内土地已基本平分完毕，大多数的地主和富农都已参加了多年的劳动，而仍然存在着的少数贫雇农，除部分是因天灾人祸所致外，主要是因为自己懒怠，以及吃喝嫖赌抽等导致的贫困。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于1948年2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文件，这是一份具体化的土改指导方针，非常明确地指出：已平分过土地的地区，不能再重新搞；搞了土改但不彻底的地区，只在不彻底的特殊地方重新平分；还没有搞土改或虽搞了却很不彻底的地区，才能按平分土地的方针进行。通过纠偏后，各新老解放区结合春耕生产，又对部分闲置荒地和待分的土地进行了一次调剂，于是，在1948年的下半年开始，以各解放区地方政府的名义，给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包括原来的地主和富农留有的土地，颁发了土地证，而且私有的土地可以转移、买卖，分家或嫁娶的，还可以分领或换发。给农民颁发土地证，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真正意义上的耕者有其田，以及普及性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由全体农民私有，这一土地私有化制度一直延续到建国后的1953年。　　
　　●　　（5）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整个中国还没有完全解放，也就是说，真正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还没有结束。这期间的社会背景是，国共两党的内战还在继续，但国民党政府和国军已大举溃退，新的解放区每天都在成片的急速扩大，但除西藏和台湾省外，广东、福建、四川、重庆、云南、海南等的一些局部城乡及浙江沿海岛屿还在国民党和当地土匪恶霸的控制之下，所以，随着新解放区的增加，始于建国前1947年末的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仍在陆续推进着。我个人认为，建国前1947年秋到建国后的1953年春，这期间的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个整体，是不分割开来的，我管它叫做中国农民土地私有化时期。这次土改绝对是空前的，是我们中国有史以来声势最大、区域规模最广的土改运动，在整个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这样的举世无二的丰功伟绩，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办得到，因为这个党在当时是真正代表中国人口中绝大多数的工农阶级根本利益的，所以得到了广大工农阶级的支持，特别是人数众多的依赖土地生存的农民们的支持，而且这也成为了在中国当年所有政党和团体中，唯有中共才能夺取整个中国政权的必然。　　
　　●　　但建国后最初的一两年间，中国农村的社会与经济形势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老解放区早已基本上政通人和了，特别是广大的工农大众翻身解放做了主人，而另一方面，在新解放区里，情况却是非常混乱，国民党的残余武装、潜伏下来的特务、当地的土匪恶霸，以及社会上的各种三教九流等反动组织还没有完全肃清，经常骚扰当地的新生政权，暗杀中共干部和积极群众；土改干部严重缺乏和经验不足，对土改的广泛动员不够；一些农民没有组织起来，对土改的认识不深，有的怕分了地主和土匪恶霸们的土地会遭到反攻倒算，还有的甚至认为分了地主的土地不光彩不道德。针对新解放区的这种社会背景，中共并没有完全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而是分情况按阶段地实行了灵活的土改政策，如有的新解放区结合清匪反霸进行了武装土改，有的新解放区则仅仅是搞了比较温和的减租减租，暂时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对于地主阶级和封建势特别严重的新解放区，则配合抗美援朝，以及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等政治高压运动，强力地推行了土改。　　
　　●　　毛泽东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之前的三个多月，在写给中共各地方分局征求对富农策略的信中说，“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的富农似较为妥当。”刘少奇在全国政协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时，对这个新土地法的制定作了说明，他说，“现在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恢复与发展生产。”当前“富农的政治态度，一般的也比以前有了改变，如果人民政府实行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能够更好地保护中农，去除农民在发展生产中某些不必要的顾虑。”“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这是我们要实行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所以中共中央提议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保存富农经济，不受破坏。因为富农经济的存在及其某种限度内的发展，对于我们国家的人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因而对于广大的农民也是有利的。”我们再看看后来我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时，邓小平的讲话，他在1985年10月在会见美国一个企业家代表团时说，“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1986年3月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同年8月在天津视察时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　　在邓小平主政之前，我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已经看出，中共这一时期在解决土地问题上，以不再单独的从战争和农民革命的需要的角度去考虑了，而是开始着眼于新中国建立后长远的经济发展需要了，这是中共的一大进步，也是其先进性的一个体现，也是后来全党倡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在农村实行大农业生产的思想基础，所以说，建国后中共组织农民搞互助组、合作社，建立人民公社，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行为，当然也就不是毛泽东个人的错，况且这段历史是对是错还两说着呢，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阶级利益的人，或同一阶级的人站在不同的视角，自然会有不同的解读，而且我个人认为，对于历史上所发生的任何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对与错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共在农村实行的国有土地让农民私人承包的政策，以及目前开始的农民承包土地的逐渐流转，按市场经济要求和适应新的农业科技，而进行的规模化产业化大生产，包括农村的城镇化建设和对农民身份的日趋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以每一个个体的人的意愿，也不以一个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不断地变革，不断适应，这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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