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 扣 游 戏从海南目前的实际出发，在这方面，要力争实现两个突破：一是争取多上几个以外资为主的大项目。海南的工业基础薄弱，资金又十分困难，多上几个以外资为主的工业大型项目，对推动海南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那些“两头在外”的大型工业项目，更有可能得到国家的支持。海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海上交通又很便利，再加上投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争取多上几个大的利用外资为主的工业项目是很有可能的。二是适当扩大外资在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投资比重。机场、航空、铁路、电力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应当尽可能扩大利用外资的比重，有的项目应当允许、鼓励以外资为主投资和管理。这对于吸引外资，加快海南基础设施建设尤为迫切。
从海南目前的实际出发，在这方面，要力争实现两个突破：一是争取多上几个以外资为主的大项目。海南的工业基础薄弱，资金又十分困难，多上几个以外资为主的工业大型项目，对推动海南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那些“两头在外”的大型工业项目，更有可能得到国家的支持。海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海上交通又很便利，再加上投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争取多上几个大的利用外资为主的工业项目是很有可能的。二是适当扩大外资在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投资比重。机场、航空、铁路、电力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应当尽可能扩大利用外资的比重，有的项目应当允许、鼓励以外资为主投资和管理。这对于吸引外资，加快海南基础设施建设尤为迫切。
海南经济特区一建立，就在体制创新上进行大胆的探索。近8年来，海南已率先建立了以企业平等竞争、自主发展，放开价格、实现各类要素市场化，高度社会化和统一管理的社会保障模式，以及以间接管理为主、规范化、法制化的“小政府，大社会”为特点的行政管理体制等为基本内容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为海南创造自由宽松的经济环境，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新的形势下，要进一步充分发挥体制优势，关键的问题，是在更高层次上创造境内外各类企业完全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体制上保证对外来投资者实行全面国民待遇。由此看来，海南下一步必须按照扩大开放的要求建立更高层次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
（1）11个主管局在转轨过程中，可保留一定的行政编制，但数量应严格控制。8个行政性公司可不再保留行政编制，拨给行政经费。这19个单位都应同财政部门签订资产合同，对国有资产增值负责。
要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开拓新的外资渠道、外资方式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领域。目前国际上外来投资已逐步由直接投资为主转向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相结合，并且间接投资的比重增长速度很快。为适应这种新情况，要适当地采取多种办法和措施，广泛、积极地拓展利用外资的新途径、新渠道。例如，可以更多地采用国际上通行的BOT融资方式，积极探索发行境外海南发展基金的路子，争取有一批企业在境外上市。同时，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扩大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政府贷款、国际商业银行贷款的比重。国际资本市场是很大的，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措施、办法。我们应在这方面想主意，下功夫。
随着90年代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加强，东南亚国家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中国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为了实现90年代海南经济发展目标，加快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步伐，我们提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设想——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其核心内容，就是根据海南独特的岛屿经济地理条件，并借鉴世界上岛屿经济成长经验，在海南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特别关税管理体制和世界上最开放的自由港经济政策，建立一整套适应国际经营活动的自由贸易、自由外汇、自由经营企业的经济法律制度，全面实现资金、货物、人员进出自由，建立健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从而在海南创造一个有利于全方位吸引国际资本的宏观经济环境，大大提高海南经济的整体开放度，大规模吸引外资，加快海南开发建设。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它负责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法令，统一领导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和其他所属机构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管理中国的外交、国防、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事务，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央政府拥有最广泛的事务：行政领导权、行政立法权、行政提案权、行政监督权、人事行政权、建制权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予的其他职权。按照地方组织法设立的地方政府的事务也是很大的，有行政执行权、行政领导权、行政监督权、行政管理权、人事行政权等其他事项的办理权。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6年来，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要求，加快改革步伐，以改革促开放、促开发，由此大大推动了海南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为琼台经济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首先要从经济体制上适用国际惯例，采用国际通行做法。经济特区今后的发展战略，是将原先的政策优势变为体制优势，在加速形成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上寻求出路。世界上开放度最高的经济特区是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海南经济特区今后应当逐步向着类似规范的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的方向发展，建立高度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按照国际惯例办事的根本要求和最高体现，也是对广泛适用国际惯例的基础保障。
（1）积极大胆推进粮食价格改革。海南从1988年4月开始至1992年初前完成了价格市场化过程，适当提高粮食定购价格，从日开始，将粮食购销价格改国家定价为国家指导价，率先在全国实行同市场价格基本接近的购销同价，并允许价格在一定幅度内上下浮动。这实际上已经放开了粮食价格。海南率先放开粮食购销价格改革是成功的，并在全国产生了示范作用。
最后，中央一级是财政经常性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国有资产预算和建设项目预算，省、县级政府主要是经常性预算和建设项目预算，合并形成一级政府的预算法案，依法编制、讨论、审批、执行和监督。
四是加快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制化建设。针对我国目前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上转移支付制度的先进经验，我国必须加强转移支付制度的立法工作，为转移支付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首先，应将转移支付的目标、原则、范围、形式、标准等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使我国转移支付制度在法制轨道内正常有序地运行。其次，要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的审批监督程序，编制转移支付的专项预算，并按预算审批监督程序报同级人大审批。再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转移支付的监督制约机制，同时辅之以必要的司法和审计手段，对违法、违章者加以相应的制裁。最后，对转移支付的执行效果，要建立专门的考评体系和一系列的量化指标，对其进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考核评价，以保障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十分重视调整和改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把加强中央集中调控与发挥地方主动积极性有效地结合起来，强调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关系的处理，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叫做失职，在下叫做专擅。这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所不允许的。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叫做包办，在下叫做无主动性。这也是任何上下级关系上所不允许的。集中与分散是对立的统一，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毛泽东同志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就提出向地方政府放权。1949年10月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十分强调发挥好地方政府的积极能动作用，要求中央向地方政府放权。其中第十五条规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主要原则为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政府委员会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核心是在加强中央集权过程中要多代表地方的意志，地方在中央决策中要发挥充分的作用。1956年毛泽东同志又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性，让地方去办更多的事情”。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有“向地方分权，有统一有分散，发展地方个性”的提法。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开始好转，中央政府又开始了第二次向地方政府放权。毛泽东在1966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讲到：“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中央只管虚，只管政策方针，不管实，或少管些实。”1970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搞好一个国家“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当时中央开始把一些经济管理权限和中央直属企业下放给各省。但在毛泽东同志逝世不久，中央又把一些下放的权力和企业回收到中央。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在扩大地方自主权和企业自主权上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展。当时国外有学者评论说：“中国向地方政府分权，主要体现在财政体制上，并开始导致了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其实这一过程，既有权力下放，即把权力向地方转移，也有下放权力，即扩大地方的执行权和自主权。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主要实行下放权力，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上实行上缴包干、超收分成，在行政体制安排上试行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开放地区，并明确了计划单列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的级别和权限，对省和较大城市赋予地方立法权。一种中国式的财政联邦或是经济联邦主义从这一过程中开始出现，并为后期改革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也为宏观经济失控、经济运行失序埋下了诱因。1993年和1997年，中央政府先后两次采取了更大行动，增加中央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财政分配制度的重心开始向中央集中。在新世纪交替之际，地方政府抓住加入世贸组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机遇，突出了以开放促改革的发展思路，在原有体制之外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权和预算外资金的分享权，以致在经济高位攀升过程中又出现了周期性的投资过热和结构失调问题。2005年春季，中央又开始实行宏观调控，对货币供应、资源供给等要素配置权限进行集中。建国后下放权力和宏观调控的数次反复，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不断调整与完善，更是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博弈。虽然地方政府在几轮的体制改革中获得了相对大的发展自主权和财政分配权，但是仍然与自主的人事务无缘。中央政府仍然具有高度集中的地方首脑任命和轮调官员的权力。
从海南已有的经济基础来看，海南对外合作的条件并不优越，特别是工业基础和某些设施方面，要落后于内地一些地方，而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也大大减弱。但是，海南与台湾的经济合作，仍具有一些重要的有利因素：第一，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产业异军突起，基础设施正在致力改善。海南经济发展前景广阔；第二，海南与台湾经济结构有着互补优势。台湾经济正处于转型期，产业需要升级换代，台湾岛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转移出去，为中小企业的更新创造条件；同时，台湾的投资环境和条件不具有比较优势，众多的中小资本需要输出到岛外有资源开发潜力的地方。而目前海南的产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岛内丰富的农业、工业、旅游业资源亟待开发，需要大量的外资投入，发展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因此，琼台两岛经济具有极大的互补性，两岛经济紧密合作，对双方都十分有利；第三，海南地理位置优越，地处亚太腹地，位于南中国海经济圈的中心位置，背靠大陆，面向东南亚，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和良好的交通条件。台湾与海南加强经济合作，有利于携手开发南海资源和开拓国际市场；第四，海南与台湾气候条件相似，有利于开发农业和旅游业；第五，两岛的人文条件相近，如两岛的地方语言很接近。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第六，海南的资源十分丰富，海南有着石油天然气资源、矿产资源、热带作物、旅游资源以及海洋资源等；第七，海南劳动力资源充裕，成本较低，具有充分吸纳优秀人才的良好机制；第八，海南建省以后，运用经济特区的有利条件，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已经领先内地率先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海南的地方特别立法权和某些特殊优惠政策（如落地签证、成片开发等），也是其他经济特区所没有的，形成了海南独具的体制优势。
设立海南特别关税区必须克服一个认识的障碍，即在海南实行特别关税区制度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属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范畴，而不是政治制度概念。因此，不要把实行特别关税区同国家主权、同“四项基本原则”对立起来。
二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大部分农场逐步实行民营。把现有的农垦企业按民营方向改造，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版面编辑：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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