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散文精美片段300字_百度知道
朱自清散文精美片段300字
我有更好的答案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地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的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着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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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 柴静
第八、九章
第八章 我只是讨厌屈服陈法庆正在解救一只倒挂在渔网上的麻雀。他想解开网。母亲冲他喊：“不要放，放了又吃果子，挂在那儿还能吓吓别的。”一群村里的孩子，刚刚从地里挖野菜回来，手里拿着剪刀。不知怎么“呼啦”一下进了院子，都盯着那只麻雀。领头那个个子最大，说“这个好吃”，伸手就去够。老陈一着急，把网剪破了，把鸟攥在手里，翻过身，小心翼翼地用小剪子剪去缠在脚爪上的黑色细网。一点一点。小孩不耐烦，伸手来抓。他一扬手，鸟飞了。这个细节，和他有点剃得太光的后脑勺，让我觉得他像电影里的憨人阿甘。他是农民，只上过六年学。一九九九年开始，为了村子附近石矿的粉尘和流过家门口的脏水河，先到处投诉，随后把区环保局告上法庭，再告省政府，接着给人大写立法建议，最后干脆自己出钱在《人民日报》打公益广告，“要感化那些看报纸的公务员，去真正关心环境”。二〇〇六年，我见到他。能证明他富裕过的只是一辆满是灰尘的奥迪。他准备卖了它，成立个环保基金会。阿甘只是电影里虚构的人物，但陈法庆有他真实的人生：漏水的房子，生病的妻子，明天一早得补好的渔网，身后没人跟随。村里人都说：“陈法庆给我们办了不少事。”我问他们：“那这七年里，村里有没有人跟他一起做？”“没有的。”一个矮矮壮壮的小伙子说，“前年他要我们联名写个呼吁，我没写。”“为什么？”他笑一下：“忙生活，忙得很。”“那都是要钞票的事。”老年人磕磕烟灰，“跟政府打官司，想都不要想哦。”“陈法庆不就在做？”小伙子插句话：“村里人觉得他就是喜欢多管闲事。”“闲事？这不都是你们每个人的事么？”“有他做就可以啦。”所以他一个人做，告环保局的官司输了，告省政府没被法院受理，写给人大法工委的信没有回音。花在广告费上的钱几乎掏光他全部家产。陈法庆只说：“到钱花光的那一天，我就停下来。”有次与《半边天》的张越聊起，她说：“阿甘是看见了什么，就走过去。别的人，是看见一个目标，先订一个作战计划，然后匍匐前进，往左闪，往右躲，再弄个掩体……一辈子就看他闪转腾挪活得那叫一个花哨，最后哪儿也没到达。”郝劲松也剃着一个阿甘式的头，后脑勺剃光了，几乎是青的，头发茬子硬硬地拱出来。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零三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他坐在原告的位子上开口说话：“审判长，通知我的开庭时间是十点，被告迟到，我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释？”审判长看他一眼：“现在你先遵守法庭程序。”冲书记员挥了下手。书记员跑出去大声叫：“北京地铁公司！北京地铁公司！”片刻，两位男士夹着公文包，匆匆人门，在被告席上落座。双方目光交汇的一刹那，法庭非常安静。我明白了郝劲松为什么说“不管你有多强大，包括一个国家部委，当你被告上法庭的时候，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大家坐在对面，中间是法官。你和我是平等的”。这场官司关于五毛钱。郝劲松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认为收这五毛钱不合理，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法庭。他是个普通的学法律的学生，连个律师证都没有，以“公民”的名义打官司。两年多，他打了七场──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要发票，列车员都笑了：“火车自古没有发票。”于是他起诉铁道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贏，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钱数这么小，很多人觉得失去它并不可惜。”我说。“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但是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之改变。”他说。帕克斯是美国的一个黑人女裁缝。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在阿拉巴马州州府蒙哥马利市，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那时，南方各州的公共汽车上还实行种族隔离，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后排，中间是“灰色地带”，黑人可以坐在“灰色地带”，但如果白人提出要求，黑人必须让座。那天晚上人很挤，白人座位已坐满，有白人男子要求坐在“灰色地带”的帕克斯让座，她拒绝。当司机要求乃至以叫警察威胁坐在“灰色地带”的黑人让座时，其他三个黑人站了起来，唯独帕克斯倔强地坐在原位。如果对方是一个孩子或是老人，也许她会站起来，但这次，四十二岁的她厌烦了所有黑人每天在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她说：“我只是讨厌屈服。”之后，她因公然藐视白人而遭逮捕。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三百八十五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组织者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牧师马丁·路德·金，日后他得到“反种族隔离斗士”和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这场运动的结果，是一九五六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公车上的“黑白隔离”，帕克斯从此被尊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五十年后，在帕克斯的葬礼上，美国国务卿赖斯说：“没有她，我不可能站在这里。”我看马丁·路德·金传记才知道，领导民权运动时，他才二十六岁。为什么是一个年轻人提出了“非暴力抵抗”并且得到了响应？是什么让四万多黑人，在一年多的时间，拒绝乘坐公交车以示抗议，毎一天步行外出，忍受着自己体力上的绝大付出？当三K党对黑人的攻击威胁到人身安全时，以暴制暴按理说是人最本能的反应，纽约的黑人领袖马克西姆·X说：“非暴力是在火药桶上放上一块掩人耳目的毛毯，现在我们要把它掀开。”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忍受着攻击、殴打、被捕、被泼上一脸的西红柿酱，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坚持多久，没有得到任何政治上的承诺，他们不可能嬴得声名，也不知道能不能有结果。科学家说：“仇恨，是一些初级神经组织，深深栖身于人脑最新进化的外部皮层之下。”可为什么在一九五五年，他们的选择并不是最原始的反应方式──忍气吞声？或者，战斗？焚烧？抢掠？破坏？一九二九年，当马丁出生的时候，美国黑人的中产阶级已经渐渐形成，虽然有很多种族不平等的条规，但是他们享受着宪法所保障的基本自由。马丁可以在南方的黑人大学里，读到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在波士顿读博士前，已经熟悉了甘地“非暴力抵抗”的观点。再小一些，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可以与白人孩子一样，从课本里读到《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当一个人的本能要求他逃避或是还手的时候，他能留在原地、忍受着攻击的前提是，有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并且深信对方会回到游戏规则当中来。而二十六岁的马丁·路德·金，就是这个群体中，第一代最懂得熟练地运用这个制度的操作规则的人。《论公民的不服从》，这篇曾带给马丁·路德·金启发的文章，今天被收录在《美国语文》里，是不少中学生的课本，教材里这篇文章后面有三道思考题：梭罗暗示谁应该对墨西哥战争负责任？根据梭罗的观点，为什么一小部分人可以滥用政府而免受惩罚？根据梭罗的观点，什么时候美国人将会获得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好的政府？这样的问题，提给上中学的孩子。二十岁的我，读的是财会专业。我也有政治课，但抄在本子上的，是大学政治经济学课上的一二三四，为了应付考试，我都背了，从来没主动问过问题，也没人需要我们参与讨论，背了标准答案就可以了，一个字也没往心里去，书的边角上抄着流行歌词。年轻的时候，是对社会参与最有热情的阶段，可是我到做了记者，才去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政治和我有什么关系？教育是用来干什么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什么？我采访陈丹青时，这位知名的画家从清华辞去了美术学院教授和博导的职务，因为现行的政治和英语考试，让他招不到他想要的学生。他说：“政治本来是一门学问，但我们的政治考试是反政治的，没有人尊敬这个学科。”他给我看一个女生的画，很有莫迪里阿尼的味道，一根线条可以轻盈地抽打人一下，他喜欢她画里“水汪汪的劲儿”。这姑娘叫吴雯，想考陈的研究生，考了两年，第一年政治、英语各差一分，第二年英语差三分。她未能考上陈丹青的研究生，但同一年她被伦敦城市大学艺术系录取。我们越洋采访她，她说：“我来了伦敦就去马克思墓园看过，马克思现在给我的感觉，跟政治书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陈丹青其他的学生都不再考了，他说：“我接触最多的情况不是质疑、反抗、叫骂，而是──这是让我最难过的──所有人都认了。”“怎么叫‘认了’？”我问他。他笑了一下：“我现在随便到马路上拉一个人来，你见到这个人，就知道他认了，从很深处认了。”编完这期节目，老郝去游泳，说光靠目测泳池的浊度就超了标，她一扭身出来，找到前台。人家是老国企了：“我们这儿，只要进去就不退钱的。”“找你们馆长来。”“这两天机器坏了，正在修……”“机器坏了你们还放这么多人进去？”“把你的钱退你不就完了……”她拿手机拨通了114：“喂，请问海淀区防疫站的监督电话？”……晚上还写了博客公开此事，写到“找你们馆长来”，还问读者：“你能想象我的表情么？”我乐了，因为老范在底下跟了个贴－－“我能”。我们这种多年压抑后激发出来的维权意识可能过狠了一点儿。有一天，张洁兴致上来说要军训。大家去找他，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不军训，搞点拓展也成啊。张洁是个一直对下属比较民主的领导，也是一个无敌大好人，大概这次我和老郝太不讲究方式方法了，领导有点下不来台，问有几个人像她俩这么想，在场的人都举手。他说：“就没人赞成军训么？那个谁，你进来，你说。”那个谁把脚尖一踢，绷在空中：“我就喜欢在太阳底下流汗的感觉。”领导拧身出门，把门一摔：“就这么定了，训练的就是服从。”两天后，一群成年人穿着迷彩服，站在盛夏的大太阳底下练向左向右转，我扎着一块鲜红的头巾，老郝在枪上别朵野花，我俩吊儿郎当地站着，把军体拳打得妖风四起。半夜还要拉练，让把被子打成豆腐块背在身上，我这辈子也没这么叠过被子，破罐破摔地坐在床上，被子往身后一堆，心一横等着来检查。连长来了：“怎么没叠？”我说：“不会。”对方没不高兴，反倒乐了：“我给你叠。”我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孩子气。张洁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只是喜欢那种整整齐齐的理想主义朝气，也只有他能容许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不满。但我还是忍不住写了篇文章，写美国有个新闻人克朗凯特，小的时候刚转学到一个学校。老师问：“二乘二等于几？”“四。”他很积极，第一次举手回答。“不对。应该答什么？”“四。”他肯定自己是对的。“过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想想正确答案。”女教师说。他站在那里，穿着母亲为他准备的最好的衣服，面对着还没有认识的正在窃笑的同学们，试图忍住泪水。下课铃声响了，教师问：“现在，你想出答案来了？”他承认没有。她启发他：“应该这样回答：‘四，夫人。’”克朗凯特在七十年之后写道：“直到后来，这种特性才在我身上强烈地显露出来：我厌恶哪怕是最轻微的兵营式一律化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否是这种独立的迫切性，促使许多人选择了新闻业这一行。”老郝和我又出发采访全国牙防组被诉一事。李刚是提起诉讼的律师，他调查发现牙防组没有法定意义上的认证资格，却为牙膏企业提供认证，起诉一年多，未果。他曾经怀疑这会像之前他提起“进津费”、“进沪费”等诉讼一样不了了之。但二〇〇六年二月，律师陈江以同样理由在上海提起诉讼，他称之为声援。于是媒体再一次掀起报道热潮。一篇接一篇的追踪，直到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全国牙防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二〇〇七年，全国牙防组被卫生部撤销。李刚说他非常意外：“不在预期当中。”“为什么？”他说：“因为老百姓在向强力机构发出疑问的时候，已经习惯了没有回应。”但这次不同，如果没有结果，也许会是不停止的诉讼和报道。推动这一切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可以叫得出姓名的律师和记者，还有那些买了报纸，打开电视，关注这个消息，打电话去牙防组询问的普通人。我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一篇博客，叫《我只是讨厌屈服》。留言里听到了很多声音，有人说：“为什么许多人都选择屈服？因为他们觉得投入太多，收获很少或根本没有。”也有很多人在博客里留言：“说话，真不容易呢，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却希望其他人都能做个公民，这样才会有人帮我们争取更多的利益、权利……”还有人说：“在国家垄断企业面前，很多人首先没有自信，为什么没有自信？中国人习惯了听从权威，大家都被这样教育着，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有部电影叫《飞越疯人院》。麦克默菲是一个装疯躲进精神病院逃避惩罚的流浪汉。所有的病人都在医生安排下统一按程序打针、服药、聊天。但他不肯。进行例行心理治疗的讨论时，他建议将白天的日程换到晚上进行，因为大家想看世界棒球锦标赛的实况转播。护士拉奇德小姐说：“你要求的是改变一项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麦克默菲说：“小小的改变没有害处。”拉奇德小姐不同意：“有些病人过了很久才适应了作息制度，如果现在一下改变了，他们会感到非常不习惯。”麦克默菲说：“这可是世界棒球赛，比赛结束以后，还可以改过来。”拉奇德小姐看上去像是有些让步了：“这样吧，我们进行一次表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麦克默菲十分赞成：“好极了！”他第一个高高地举起了手。切斯威克也举起了手。泰伯也想举手，一眼遇到拉奇德的目光，马上把手缩了回来；马蒂尼手刚举起，就停留在头顶，装着抓痒；塞夫尔手放在胸前，两眼看着周围，等着大多数人举手，他也举。大家都想看球赛，但尽管麦克默菲一再鼓励，仍没有人敢违抗那目光。拉奇德小姐宣布：“只有三票。对不起，不能按你的意见办。”说完起身向办公室走去。麦克默菲说：“这就是你们的作息制度？我可要进城去看棒球赛。谁愿意和我一起去？”比利不相信：“麦克，你出不去的。”“出不去？”麦克默菲指着屋子中间那个花岗岩的洗脸池。“我可以用它砸碎窗户。”比利还是不相信：“你举不起它。”麦克默菲押了十美金跟他打赌，搓了搓手，使劲抱住那个台子，没搬起来；再一次用力，还是搬不动。他只好退下。突然，他大声叫起来：“去他妈的，我总算试过了，起码我试过了！”郝劲松打贏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但后来他乘车时，乘务长认出了他，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过来？”“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郝劲松说，“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就只是一张纸。”在“新闻调査”，我采访过一个人。他帮农民反映征地的事，在网上发帖提及当地领导，用了一个比较激烈的词，被判诽谤罪，人狱两年。我在监狱采访他，那时他已经服了一年多的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个叫郝劲松的律师，那篇文章叫什么……叫什么屈服……”“《我只是讨厌屈服》。”我说。他带点惊奇地看了我一眼，说哎对，过了一会儿，说：“在那篇文章里，那个律师说了一句话，他说权利不用来伸张的话，就只是一张纸。”这个人相信了这些写在纸上的话，然后穿着蓝白相间竖条纹的狱服，满脸胡须，坐在这里看着我。他进监狱后，厂子倒了，离了婚，监狱离他的家两千里，没人给他送生活费，村里的人去看他，拾破烂的老人给了他五十块钱，老汉戴着塌得稀软的蓝布帽子，对我说：“把他换出来，把我关进去吧，我老了。”采访结束的时候，他想对即将参加中考的女儿说几句话。我说好。他说：“等一下。”低了一会儿头，腮帮子紧紧地咬得绷着，抬起来，带着笑容对着镜头：“儿子……”扭头冲我解释，“我管我女儿叫儿子。”“儿子，你不要为爸爸担心，要好好帮助妈妈千活……”他的嘴都抽起来了，但他还是笑着，“你要记得爸爸跟你说过的话，爸爸不是坏人。”采访的时间到了，我站起身，说：“保重身体，来日方长。”他脸上的肉都在抖，但他笑着说，好。狱警押着他，转身走了。走到十儿米快要拐角的地方，一声尖利的哀号传来，我扭头看，他两只手被铐着，不能擦泪，只能仰头向天，号啕痛哭，那是从胸腔里爆炸出来的哭声。已经看不见他了，监狱曲折的走廊尽是回声。回来后，我们赶了一天一夜的片子。审片的时候，还来不及配音，老郝拿着稿子对着画面念解说。有一段是我采访他：“你后悔吗？”“我不后悔。”他说，“因为我付出过。”“你还相信法律吗？”“不。”他说，“我信仰法律。”底下该是解说了，但没有声音，我转头看老郝，她拿纸遮住脸克制着。张洁和我也红了眼睛。袁总看了我们三个一会儿，对张洁说：“你做了这么多年新闻，还是这么感性么？”转回头对着屏幕：“往下看。”片子说到农民为反映征地问题，静坐的时候被抓了十几个人。“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危害到了社会公共秩序，为什么要抓人呢？”我问公安局长。“我们预见到了，所以它没有发生。”公安局长说。我问他：“没有发生为什么要抓人呢？”他说：“为了稳定。”“可是稳定的前提不是法治秩序吗？”对方沉默，这个段落结束。袁总说“停。”转头对我说：“你应该再往下问这样的结果能带来稳定吗？”有一天晚上，郝劲松给我打电话，说他有点沮丧。我给他讲了这件事，说：“你是这个人的榜样。”我差点脱口而出“你没有权利放弃”，顿了一下，这个想法是错的，他当然有权利放弃，正义是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期许，不是用来胁迫人的，我改口成“你判断要不要放弃”。之后不久，他去了上海，成为上海黑车钓鱼执法案的公民代理人。我又一次采访他，节目中提到了他向铁道部提起法律诉讼的往事。没多久，采访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车上他的同事问我：“你们为什么要采访这么个刺头，他是反政府吧？”我说：“他挺较劲，也许也有虚荣心，不过我没觉得他是反政府。他谈的都是法律问题，您要觉得他谈的不对，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批驳他。”坐在车前座的王勇平转过头说：“他是剌头，但是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我采访过一个政府官员，他在当地拆迁时，拿一个小马扎，坐在居民楼下，坐了十几天，两边煎熬，费尽唇舌为居民去争取哪怕多一点点的利益。“这是个公共用地拆迁，从现行法律来说，你可以贴一张告示就拆，为什么你没有这么做？”我问。他想了想，说“因为如果有一天我的房子被拆，我也是一个老百姓。”一九四六年，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中说：“你们要争独立，不要争自由。”我初看不明白。他解释：“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朿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就是独立的精神。”北京郊区曾经发生过政府与居民的剧烈冲突，这里要建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厂，居民认为一定会产生严重污染，双方座谈时，脸都扭到一边，“剑拔弩张”。“沟通不可能么？”我问。居民代表黄小山说：“政府就要建，我们就不让建。不管是谁，总说这个‘就’字，‘就’要怎么怎么着，那就没任何调和余地了。”他组织居民举牌子在博览会门口示威，站在第一排，他头发是朋克式的，两边秃着，头上一丛染得像个鸡冠花，很好认。他听见警察悠悠地说“就是那个黄毛”，他在雨里浑身都抖，“不知道激动还是害怕”。在里面待了一夜，出来他换种方式，把“论垃圾为什么不能焚烧”的材料不停向各级政府递交，电视台组织辩论场场到。政府的专家在辩论赛上认识他之后，请他参加去日本的考察团，“这个人，路上见着姑娘漂亮就使劲看，目不转睛。他很真诚，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高兴的时候就骂。‘真’的人好交往，没有偏激和成见。”日本国土面积小，百分之九十的垃圾靠焚烧，东京的厂子就建在市中心，进去参观要换拖鞋，他看明白了，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重要的不是烧不烧，而是烧什么，怎么烧。”但小区居民在镜头里骂他‘说他“叛变”了’向着政府说话。他有点儿像小鱼，热锅上两边煎，但他说对抗不代表独立，“谁也不信谁，不买账，这不行，不能光服从，也不能光对抗，那只是个姿态。得有理由，有科学依据。批评政府，这事咱理直气壮，但也得反思自己，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也该反思我们自己应当做点什么。”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垃圾焚烧，而是中国百分之六十五都是湿垃圾，焚烧时如果达不到足够高温，就会释放二恶英。填埋也会严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他自己花钱开始研究“垃圾甩干机”，想用这个技术来过滤垃圾的水分。“我是个混子德性，本来打算移民，现在我怎么也不走了，这是我的地儿，我就留在这儿，死磕了。说句抒情的话吧，我在哪儿，哪儿就是中国。”做这些节目时，常常会有人说：“不要往下做了吧，中国乱不起啊。”我理解这样的担忧，老郝和我在北京美丽园小区，曾见到过激烈的冲突。进小区时我吓了一跳，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整个小区挂满了红色标语和支持双方的不同颜色的旗子。很晚了，马路上都是人，挥着拳头，打着标语，有人喊：“杀死雷霞。”这些人都是住在这里的业主，雷霞是业主委员会的主任。她刚打赢了官司，让业主少掏物业费，但物业公司不执行法院判决，突然撤走，停电停水。有一部分业主说是业委会打官司才造成这个后果。他们围在马路上，向雷霞叫嚷。电视镜头一对着，几十人就围上来，把手里拿的纸几乎挥到雷霞的脸上，大声喊：“剥下他们的画皮。”雷霞不说话，手没有架在胸前，也没有放在兜里，站着听。面向她站在最前头的中年男子说：“你们凭什么打这个官司影响我们生活？我们愿意交这个钱，交得起，这是民意。”雷说：“这是一个集体，大多数人作出来的决定，少数人是要保留一点来服从的。这是一个公理。当时票箱表达的意见就是只有十票反对。九百多户投票，八百多户赞成，这不代表民意吗？”中年男子说他们当时没有投票，因为想让业主大会达不到半数而无效，人数最终过半后业委会官司打赢了，这些没投过票的人在马路上喊“打倒业委会”，业委会的杜平说：“真正的民主是在票箱里表达你的意见，而不是站在马路上。”但是，马路上的声音太大了。在我们的镜头里，反对业委会的人打支持者的耳光，有人下跪，有人游行，有人拉标语……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样的场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事儿会怎么收场，不知道理性会不会在拳头面前落败。后来我发现，最终起作用的，是那些住在小区里，没有投过票，也没有反对过投票，原本与这两方都毫无瓜葛的人。他们被马路上的声音吵醒，渐渐加入议论，在家门口挂上支持其中一方的旗帜，聚在一起开会，建立小区论坛，在公告栏里，贴出自己的意见……而这些人，是以前并不关心公共事务，不想为两块钱的物业费花私人时间的人。我们采访了其中之一，他说：“以前不太感兴趣，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但这次一方面是觉得这么多人围攻一个人，感受比较深，也比较惭愧。我觉得不能再做沉默者，不去搭顺风车，大家都站出来表示自己的意见，用选票来决定我们的未来。”二〇〇六年的十月二十八号，美丽园进行了第五次业主代表大会的选举，一千三百七十八户，一千零九十四户投票，拄项决议的结果都是六百多对四百多票，最终决定业委会留任，用招投标程序选择新的物业公司，不再续聘原物业。这样的一个结果在很多人看来，徒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它唤醒的东西，带来了马路上最终的安宁。二〇〇八年，我在美国，正是他们总统大选前夜。华盛顿博物馆的黑人老保安知道我是记者时，突然说：“等一下。”他飞跑着拿了张报纸给我看：“看，黑人新郎被白人警察枪杀，我们要去游行。”“你们要求什么？”“建立黑人自己的国家。”我目瞪口呆：“不会吧？”他看我不信，说“你等等”，大街上随手叫了三组人，一个年轻的家庭，两个挂着耳机线的女孩，一对老年夫妻，都是黑人，“你们说，你们是不是想建立属于黑人的国家？”“当然。”六个人连迟疑都没有，“你可以到我们的街区去看一看，美国仍然是白人的国家，不是我们的。”“你们不是有奥巴马吗？”“他的脑子是白的。”老黑人说。那个带着孩子的年轻男人说着说着居然哭了，他说他的街区警察的对讲机里，黑人的代码，是“non human being”。在这之前，我以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和《民权法》已经顺利地把种族问题基本解决了，奥巴马一旦上台更是黑人的狂欢……这都是我的想象和从书中看来的概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认为一个人、一个概念、一次诉讼就可以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智力上的懒惰。但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还是有一个共有的规则存在。我问这个老黑人：“你们会选择暴力吗？”他说不会。“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智慧能。”“愤怒不也是一种力量吗？”“是，但是一种危险的力量。”“那为什么不选择这种力量？”“我们还有更好的方式。”他说，“我们有法律。”我们也有。采访郝劲松时，我问过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公民。”“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第九章 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二〇〇六年二月底，我接到通知，迷迷糊糊去别的部门开会。被惊着了，因为在“新闻联播”里要开一个有我名字的专栏，叫“柴静两会观察”。在场有个叫汪汪的姑娘，倔下巴，一丛黑发又硬又直，大眼睛毒得很，在日记里记下一小段当时的情况，“柴静比想象中瘦小，像个初二女生。有人在大声嚷嚷，很吃惊的样子：‘这么多人，就为她一人忙活？’她好像完全没有听见。‘新闻联播’和央视一套两会期间同时包装一名记者，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做惯了精雕细刻的深度报道的柴静，知道她要面对的是什么吗？”我不记得这些对话，可能听见了也没心思想，我发愁的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两会。我想按新闻专题的方式做，可两会不是“新闻调查”，没条件做深度专题，这次涉及四个部门合作，三十多位记者同时参与采访，每个人都有自己跟了多年的地方代表团，各有各的采访对象和采访主题，节目很短，一人一句话就过去了，我的存在大概也就是包装一下节目。我找来老范和老郝，想弄个演播室加些评论内容，但跨部门做事，新部门没有演播室系统，找人都不知道该找谁，所有的布景、片子、灯光……全超越常规来做。汪汪的任务是协助我们，她日记里写道：“柴和她的伙伴不停地提出要求，设想着更完美的结果，申述着对节目的追求。而我和我的伙伴瞪着熬得通红的双眼，不停逼着自己想办法，求制作部门搬桌子，求电信部门拆机器……我心说：‘哪怕你把我们部的办公室给拆了，也比到处求人好办。’”老范、老郝是我拉来纯帮忙的，我对她们急，又怕她们跟人急，更怕别人对她们急，腹背夹击，心里像过了火一样，干燥焦黄。好在汪汪人活脸熟，一件件都差不多解决了。临时演播室就建在新闻直播间的过道里，台领导审片时经过，路过电线，每人都得局促地停住，小小跳一下。汪汪记录道：“柴静不停地说：‘怎么能这样干呢？’有人叹了一声：‘贫贱夫妻百事哀。’完工后，柴静很克制，很客气，说：‘我们能自己干的自己干，尽量不麻烦别人。’”我一点都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也不知道会给别人带来这样的感受。那时候满心里只有自己要做的事。但这么做，根本做不下去。汪汪日记里写：“面对柴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不得不一直吿诉她：做不到。”“十分钟的节目想一以贯之。”——“做不到。必须满足两会期间各路代表委员发言露脸的需求，要保证他们的时间。”“想做出深度。”——“做不到。三十多路记者分头采访，面是摊得开，深度是不可预知的。”“想事先设计。”——“做不到。做后期节目的人无法安排柴静的日程表。”“只要我有空我就可以采访。”——“做不到。采访线索、采访对象、采访路线、采访设计要靠多个部门共同组成的前期记者团安排。”她继续写着：“柴静忍耐着，没有流露出不满。她脸上扑着粉，不，说挂着霜更像一些。她仍然表现出很有涵养的样子，但是，当一个人表现得很有涵养，其实是传递着不以为然的意思。”瞧我当年这后娘脸，这让人为难都不自知的劲儿，不知道她是怎么忍过来的。两天后，我在台东门跟老范、老郝告别：“你们都回去吧，再也别来了。”她俩想说什么，我止住了：“你们要在，我更不好过，走吧。”加上当天有点夕阳。战场上掩护战友先撤似的。日后汪汪说：“你会有那样的心情，我可能比你自己都先知道。你坚持到生硬的地步，不肯让自己软弱下来，对人好又不知道怎么表现，有的样子实在是有点可笑呢。”我横下心，不折腾，一切按惯例来，这样最简单，因为我连采访都不会了。按“新闻调查”的习惯，每采访一个人，坐下来问个二三十分钟还问不完。可人家是晚上的新闻节目，只要三十秒的同期，一句话。我这儿问半天，节目根本来不及。后来编导也没办法，写了张纸让采访对象念。我握着话筒，站在那儿举着。拍完了，同事安慰我：“先打一枪，然后再在那个洞上画一个靶子，效果是一样的。”我拖着话筒线，蹭着地，踢里踏拉往回走。常青是我的现场摄像，穿件户外装，手里攥俩核桃，到哪儿都揉着。他不太爱说话，尤其跟女同志，工作拍完完。在街上等车的时候，他大概看出我的沮丧，忽然开口说：“要不送你俩核桃吧，时间长了，磨圆了就好了。”汪汪在日记里写：“今天傍晚柴静完成采访回来，看见我第一句话问：‘你看我是不是成熟多了？’”“我愣了一下：‘怎么了？’”“她不肯说。不说就不说吧。这几天，柴静的脸色活泛多了。虽然有时会悄悄地叹气。但不管什么情况，跟人说话总是神色和悦，有时还会反过来安慰别人。”她写：“但我宁可听别人发火，也不愿意听她叹气。”我出溜了，放弃采访，演播室也不弄了，随同事自己采，我找个人民大会堂的中心位置，对着彩旗昂首阔步录完一个串场，卸妆回家。回到家，我父母来北京陪我们姐妹一阵子，我跟我爸去给他的电动自行车上牌照，但当时在北京挂牌，发票除外，还要暂住证。我本以为办暂住证带上个照片和身份证就可以了。去了才知道，还需要房主的户口本。可房东住在丰台，去一趟太远。我爸说：“算了。”我妈说：“还是去吧，听说零八年外地人没有暂住证就得被遣送回去。”老头有点倔：“那我不出门了。”再劝。他起身去卧室了：“我回山西去。”妈在择韭菜，半天不作声，忽然说了一句：“其实最怕的是生病，生病以后医保在家里，还得回去住院。”我爸老说要回山西，还有一个原因，他不说，但我知道，他总觉得应该再去挣挣钱。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都知道，如果不违法违规，要让父母在北京住，住在老人生活方便点的城区，有一套小点的房子，得多少年。这是身为人子的责任，但父母总觉得孩子的负担太重，心里不安。在家闷着。台里给我开了一个两会的博客，我看看留言。一个出生在贫闲家庭的人，母亲有精神病，不能干活，父亲把他带大，九五年，他高中毕业，放弃上大学，打工赚钱，在城市基本安了家，把父亲也接来。日子还没过上多久，父亲就得了重型肝炎，可以换肝，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是八成，就算他借到二十万元的手术费，就算手术成功，以后的几年中，每个月还得准备八千元护肝费。他写：“面对巨额的手术费，我眼睁睁地看着把父亲从中山三院接回了老家，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一号的早上，当护士拔去父亲手上的针头的那一刹那，我的眼泪几乎可以说是爆发出来的。为了不让父亲看到我痛苦的样子，我几乎咬破了嘴唇，目的就是要止住泪水。”他说：“现在，我得了一种恐惧症，总是做噩梦，人也变得很压抑。一是想到在父亲面对死亡的时候，自己的无助，我就自责、内疚。二是恐惧要是哪一天自己得了病，留给家人的恐惧和无助。这个病，我们老百姓实在是得不起呀！！！”三个惊叹号后，他说：“柴静，祝你家庭幸福，工作顺利。”回去我跟领导商量：“能不能换个方式做两会，比如从我家的小区说起？”领导同意了。我们站在小区门口，机器架起来，有点尴尬，路边剃头的白大褂师傅从眼镜上挑眼一看，把手里的头一按，继续理。卖彩票的大姐把采访车拍得啪啪响：“往那边停，那边停……什么两会不两会？别拦着我做生意。”楼上的大哥带着他家的萨摩耶犬从我身边过，我拦着他，他笑：“说这有用么？”“不说肯定没用，你说是吧？”大哥呵呵一笑摇头走了，倒是雪白的萨摩耶熟稔地站下，等着我摸它头。卖煎饼的胖大姐一向待我热络，我奔着她去了，头一次见大姐扭捏：“嘿你这姑娘，两会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说么？”摄像机一架，她对着煎饼摊的玻璃用手指扒了几下头发，说得我们关不了机：“哎我那孩子，学校收费太贵……”她一开腔，晒太阳的老太太们都围过来了，一人一句，说药费不合理，买菜买得心都疼……保姆小姑娘放下手里的毛线，探头看了过来，我楼下租房的小伙子也插话进来：“这房价能说说么？……”一直到采访结束，大伙都散了，戴红袖套的联防队大爷还追上来，问我能再对两会说两句么，他要说的是没人赡养他的事儿，“两会能不能管？”摄像已经撤了，我手里只有一个没线的话筒，但我看着他的神情，说不出拒绝的话，拿着空话筒对着他，让他说完。这节目在“新闻联播”里播了，在节目的结尾，我说：“至于我自己，我对两会的愿望是希望像我父母这样的人，能更多地从这个社会得到依靠和快乐，因为他们老了，而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像我一样的孩子。”几天后我们按惯例跟拍代表们去农村座谈。那是京郊条件很好的村庄。不少代表和媒体，大概有三十几人，都坐在茶几边上，桌子上整整齐齐放了十个果盘，花生瓜子堆出圆满的尖儿，男主人穿着毛衣，里头打着崭新的领带。郭凤莲拉着女主人的手：“日子过得好吗？”我目瞪口呆，这就是她所理解的电视语言——不是她要这么说话，是她认为电视台要让她这么说，人家坐在那儿也不舒服。申纪兰从屋子里出来往外走。我想拉住她问两句，老太太绷着脸一甩手：“在屋里拍得还不够啊。”当记者这么多年，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是真羞愧。我们索性把机器暂时关了，跟这几位代表说：“你们是代表农民说话的，可以在我们镜头里说真问题。”郭凤莲看了我一眼，迟疑着说了一句：“我是关心……今年给农村的这三千亿，这个钱能不能到老百姓手里？”十几个村支书本来都在一边袖着手看，慢慢都走过来了，说：“不要大拆大建”；“不要把管理民主当成是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个钱数”……我看见常青镜头摇过去，申纪兰正在用劲拍郭凤莲的肩膀：“凤莲，你给老百姓说了实话。”回去车上，常青说：“这个村子不错，可以在这儿娶个媳妇儿。”我跟他开玩笑：“你可不要颠覆我对你的看法。”他忽然说了一句很有棱角的话：“今天不是一直在颠覆么？”天安门广场上记者最多，镜头“呼啦”就上去了。我半蹲着找了一条人缝给录音把线拉着：“从这边过去。”这时，地方台的同行把他扛着摄像机的同事往后扯了一下：“不要和中央台抢镜头。”我来不及阻拦，那位摄像师已经迅速撤到后面了。这样的话，大概他常常听到。我惶恐，不光是觉得对不住同行，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新闻是争出来的，如果不必找就有人主动等着你采，不用费力就可以问出答案，不满意他还可以说第二遍，这种新闻，能有多少价值呢？一个代表被二三十家围着，来不及辨别哪家时，众声喧哗里才能检验有质量的问题。晚上吃饭的时候，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一个我从没见过的镜头，一张脸大概占去四分之三的画面，是贴得太近造成的，还摇摇晃晃。贴着他脸的是各个媒体的话筒。这张脸是当时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在人民大会堂门前，政协会议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幕，他在说：“我的提案是给新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围着的记者太多，摄像肯定是被推来搡去，因为晃得很厉害。离得太近了，又是广角，林的脸几乎是变形的。一块看电视的同事端着饭碗乐了：“以前联播可没这样的脸。”“新闻联播”的这条新闻还真不短。电视里林毅夫正说到：“对农民的房子拆了再建的问题，要听农民自己的声音……”办公室大家都围上来，看他怎么说。没人再管他占满了屏幕、摇摇晃晃的脸。第四年，我有点不想参加两会报道了，有媒体采访我，“你们今年报道哪十大热点？”我问她：“你记得去年的十大吗？能说给我听听吗？”她笑：“能记住一两个就不错了。”我说：“就像水龙头一样，这十天来了我就把它打开，特别繁华，哗哗流。开完会一拧，滴水不漏，到明年再来一次，跟去年已经没关系了。”媒体倒是越来越热闹了，但都在新闻发布会上比谁的衣服颜色鲜艳，能拦住高官问问题，哪儿人多往哪儿去，管这热闹是什么，生怕自己落下。三八节拍点女代表，平常拍点穿得漂亮的少数民族代表，怎么花哨怎么来。三千多记者一起，大清晨冷风里排成一个大方阵，长枪短炮，还有很多人架着梯子站在上头举着镜头，等着代表委员从车上下来，呼啦啦围上去，一边围一边有同行低声问我：“咱们采访的这人是谁啊？”有天下了雨，政协委员都从北门进了，记者没法在这个门停车，只能走路到正门。长安街沿线，一会儿一个，连伞都没有，淋得透湿。第二天是雪，早上洗完头没干透，刚出门，发梢上都是冰凌子。这次车停在广场西边，得走过一整个广场到东门，地上全是水。四百米走过去，鞋和裤腿都湿了。等捂干了，又得走回去。第三天是风，五六级的风，一冬天也没那么冷过。我学了乖，穿上羽绒服和棉鞋，大围巾裹着脸。回头跟同事说话，嘴都冻得拧一块了，张不开。这次广场空空荡荡，连站岗的都找个地方待着了。只看见不知哪个台的姑娘，拿着话筒在出现场。她把大衣脱了，没地儿放，夹在腿中间，就穿了一件白色西装，里头一件红衬衣，话筒一看是为两会专门备的，套了红绒。“三月的北京……”她刚张嘴，一阵风，话就堵回去了，头发都扑在脸上。摄像戴着大帽子，缩在棉袄里，大声喊：“笑一点，重来一遍。”我顶着大风哆哆嗦嗦地往前走，看着她努力地用手拂着头发，两腿向内弯夹着棉大衣，满面笑容地说：“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汪汪再来找我谈报道方案，我对她们说：“我不想做花架子。”她找申勇主任跟我谈。我心想，你居然告我的状。她后来说起早早坐在二楼沙发上等我们的心情：“又怕你到晚了让申勇等，又怕你到早了让你等，又怕冷落了你，又不知道说什么你爱听，又紧张你能不能通过，又紧张你通过了申勇能不能通过……真是难为了我这样的小人物。”哼。她继续扮可怜，说自己七年前刚进台的时候，“土头土脑，唯唯诺诺，笨手笨脚，又怯又倔，不会讨喜，有的人甚至一见我就忍不住会发火呢。”我再生气也笑出来，想起小时候有个伙伴叫小胖，回回破庙打鬼偷鸡蛋，逃跑时都是她倒数第一我倒数第二，有种相依为命之感。申勇来了坐我对面，她坐边上另一桌，托着腮，大眼巴巴地看着，我才知道，她找领导是怕我甩手不干了。申勇只说了一句话：“今年全部直播。我们要只想做花架子，就不找你了。”这一年，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十二年前，央视刚开始做两会报道的时候，敬一丹是记者，她跟我说过当时第一反应是：“我们还能问啊？”等她成为政协委员之后才发现，“开会并不像电视上那样整齐划一，会场的争论是非常活跃的”。新闻是选择的结果，是人来选择呈现什么。两会不光发布政府工作报告。代表是来审议报告的，审议本身是审查评议的意思，必要时提出批评和质询，是人大代表的职责。审议过程中，不同观点的碰撞是很正常的事，谁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哪一部分提出意见和批评了？为什么？赞成者又是怎么看的？淮的看法更合理？结果会对现实带来什么影响？这一年我们没去人民大会堂，也没有临时兴起把代表拉去小学或医院，抓个热点谈——代表的位置在人大分组审议的现场。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我用了四年才走到这一步。定下此事，演播车开到人大代表闭门口候命，才发现一个可怕的问题。同事说：“三月五号开篇这天直播什么啊？代表们都开会去了，二十分钟，采访谁啊？”我也发愁，汪汪转过来看着我。我说：“谁？……我？你疯了吧，我一个人说？谁要看啊？”汪汪日后信里承认她当时像卖保险的：“死乞白赖地和你掰扯，说只能靠你嘚啵了，放心，哪能把你撂那儿呢？说个十分钟就行了。掰扯了几个来回，你突然说：‘其实二十分钟也没关系，我就是算准了时间好准备。’我顿时闹一大红脸，心事被人拆穿的感觉。其实你并没有讽刺我的意思。”呵呵，我早想好了怎么报复她。直播开始，我说：“请导播切一个会议室画面。”我知道后期导播台上汪汪会面无人色——哪儿有直播前不沟通，临时要求切画面这么玩人的？我心里知道她行，汪老师，来吧。我等了一秒钟，猜到她已经切到了空无一人的会议室，就用这个画面说开场白：“子路问孔子，您从政的话，第一件事是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这句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对权利的界定要有清晰的认定。这些空无一人的桌椅，其实就是宪法赋予代表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权利。”播完之后，我遇到申勇，他说：“第一次感到这个空荡荡的会议室这么庄严。”节目结束，看到一个人在我博客里留言，说柴静像个“教士”，絮絮不休地说着一些正确但是无人会听的话。是，电视机前的人端着碗就走过去了，我在耳机里甚至听到跟我连线的主持人把话筒关了在闲聊。我知道可能没人听。但这事儿就像谈恋爱一样，跟别人没关系，只看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自己的期望。第一天节目完了，晚上十一点，我在咖啡厅对着第二天的文案发呆。汪汪笑眯眯地来观赏了我一会儿，当天日记里写：“她有气无力地和我说：‘第二天可麻烦了，太乱了。’我很薄情寡义地想，这就不关我事了。我一向如此，就她那可怜样老忘不掉。”乱，往年只做单独一位代表的议案，现在需要去找到同一议题的不同意见方。编导们更可怜，半夜三更挨个去了解每个代表对问题的看法：“今年我们直播，不需要您念发言稿，您就按您自己的想法那么说，有不同意见也可以随时插话。”人家满脸狐疑：“那不就吵起来了么？”“是啊，可以的。”第二天，浙江一位人大代表叫庄启传，斜靠在栏杆上抽烟，看我们在那儿布线，我过去打个招呼聊两句：“您等会儿的观点是什么？”他似笑非笑：“不就是听你们央视的导演么，让演什么演什么。”我说：“我们要的是您演您自己。”“我敢说你敢播么？”“您是人大代表，我们是直播，您只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就行了。”直播中，代表邱继宝讲他的飞跃集团在政府支持下渡过难关的三点体会，刚说到第二点，就被庄启传打断了：“你的观点我认可，依靠政府解决问题。但是，政府给你的只是思路，不可能把全部问题都解决掉。可能更重要的……”邱继宝大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坐在旁边的人大代表周晓光抢进打断：“邱先生的企业在我们浙江，是大企业。但我们浙江还有几十万家小企业。”“企业解决问题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如果过多依赖政府，这个企业就没有出息，走不远。”庄启传找个空子还是把话说完了。邱继宝本人脸涨得通红：“当然得企业主导，关键是企业要面子还是要金子……”原定八分钟的会议直播一直在往后延，居然耳机里没人告诉我什么时候停，汪汪发短信给我：“播出线上沸腾了。”会议结束，现场的两位纸媒同行议论，说这下中央台倒霉了：“本来他们要拍邱继宝发言呢，结果变成一场大争论了。”我把邱继宝请到直播的镜头面前：“这些反对你的声音都是直播出去的，你会觉得尴尬和不舒服吗？”“作为代表，怕尴尬就不要去写建议，你为了把深入的意见建议真正带到两会上形成国家的共识，你肯定要结合实际，不对的跟他争，谁有理，谁就是精英。”他说。“争论不是会让意见更分散吗，你为什么说可以达成共识？”他说：“只有通过争论才能达成共识，争论是争真理，有理走天下。”直播结束，我们进了电梯，邱继宝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这也是第一次啊。”“什么第一次？”我说。“我们开始有了真正的‘议会新闻’。”做这样的节目，编导心里没底，问我：“直播中到底发生什么，没法把握，你能不能先给我你的提问呢？”我说我通常只准备材料，现场听，具体要问什么，可能到了那个时候才能知道。汪汪说：“也有编导说他不喜欢你，觉得你欲望太强了，总觉得拼命想证明些什么。”我知道她什么意思：“也许是我真不认为直播前需要什么都准备好……别介意，我就是这么想的，如果记者不向未知的东西去问，那这个节目好不到哪儿去。”“看你采访，眼睛都放着光，攫取的光。”我跟她已经熟到了可以胡说八道的地步：“攫取，对，提问者就得攫取。我还太不够呢，好采访是一刀一刀把一个人的魂儿活活儿剥出来晒，这个剥里面全是逻辑，递进，环环相扣。”再返过头吹捧她：“但是编导在后期的台子上是神啊，剪辑和导播一秒之间，差之千里，一个镜头的调度，就是全部人生。多牛啊。这种各自归位的陶然——哎你没觉得我比以前嘴儿甜了么？”她嘿然一乐，把一份策划案放桌上，食指一搓，推到我面前，“这个你肯定喜欢。”是个叫老毛的代表，淡黑脸，浓眉毛，两会发言时，当众掏出一瓶深黄色的水，往桌上一蹾：“这是我视察时看到的被污染的河水，纯黄色的呀……这就是当地十八个乡八九万农民喝了十几年的水。老百姓真是太苦了。当地最长寿的人也只有六十五岁，因为体检不过关，已经多年没有年轻人能去当兵了。这次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大篇幅提到环境保护，可见中央是多么重视。但为什么一条受污染的河流就是治理不了？有关部门协调工作太不实在，说实话就是失职！”他的手不断敲桌子，自来卷的头发，都震得掉在眼前了。当时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华建敏说：“老毛，你把这水给我，我给你落实。”“哎呀，听了这话，我太高兴了呀！”他说这话的时候，六十岁的人，眼睛是湿的。直播那天，代表团的负责人摸不清老毛的套路，想着要对我们直播负责，就跟他打招呼：“老毛啊，你发言的时候，我待会给你打手势，你看着点哈。”老毛这次拿了支玉米来，是要反映粮价太低了：“这么大穗，才三毛钱，你摸摸。”是，一大粒一大粒，金子似的。直播里，老毛还是和另一位职务是粮库主任的代表争了起来：“城里人挣工资，涨工资速度很快。一九七六年以前，每斤玉米八分收购价，当时工资四十元左右。到二〇〇八年，玉米按提价到八到九毛算，只提十至十一倍；而城里人工资已经达到一千三至一千四百元，至少提了三十倍以上。如按三十倍涨粮价，玉米现在应该是两块四往上。”另一位代表说：“这肯定不行，粮食是特殊商品，这么涨宏观经济要不稳定了。”他说他知道，但是“得把农民的利益补上，种粮的人要有个奔头，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玉米”，边说他边把玉米棒子塞在人家手里，劲真大，玉米粒都搓下来了。就这么“吵”了四十分钟。老毛嗓门大，我连找个缝隙打断他都不容易，最后两位算有个基本共识，说粮价一定要涨，“小步快走”。这话后来写进了中央文件。直播完，人家过来拽一把他袖子：“哎呀妈呀你刚才咋不看我呢，我拼命打手势，幸亏讲得还行，你把我吓死了。”他嘿嘿笑，说刚才我扭过头装作没看见你。人走了我问老毛：“你没顾虑么？”“我就是个农民，还能咋的？”“他平时是你领导啊。”“我俩是平等的。都是代表。”汪汪后来老念叨这一期：“那时候我们心里没底，因为没有套路，采访的时候就像新闻正在发生，节目虽然粗糙，却充沛着一种糊涂辛辣的感觉。”我说：“咱们这个活儿像厨子一样，要有那个烈火一腾，下锅的时候响油刺啦的感觉。”吹牛这种事吧，紧跟着就是丢人。我的现场导演是红梅，她做事靠谱，不是她的节目，我也央求她在，踏实。相处久了，她说：“我看了你好多天，其实你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你就是平常说话。”我还挺得意……啊，总算。刚入行的时候，老向观众挤眉弄眼，在心底大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呀。”红梅这么一说，我还以为七年下来，我真学到了平常说话。结果某天直播，说起大家听政府报告，我顺口就说“万人空巷”。等后来看这段视频的时候，我汗出如浆，羞愤地踢我自己：“这词儿他妈的你从哪儿学的？你怎么就敢这么用？”我知道我是哪儿学的，还蹲在我爸的办公桌下捡烟头玩的时候，作文里就写：“平地一声春雷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了……”我的文学启蒙书，是从厨房翻到的批判胡风的文件汇编，我自发创作的第一首诗是献给雷锋叔叔的。跳皮筋的时候，小女生唱的歌谣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同金光照，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我还以为我都忘了。哪忘得了？只要不留意，它顺嘴溜出来比什么都快。也没别的办法，只能在日记里羞辱自己：“我跟你说小柴，就冲你这敢这么用这个成语，将来杀人放火的事儿你都干得出来！”人性是这样，光靠自己靠不住。有时候累了，半夜回来，就想着明天节目不管了，先睡吧，但看到有人在我博客留言：“你观察两会，我观察你。”心里一动。又在桌前坐下来准备材料……有人看着，不敢太轻慢。曾国藩说得对，世间事一半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的。两会也这样，会上有位呼吁停止银行跨行收费的黄细花代表，这事她从广东两会一直追到全国两会，我问她为什么这么较真。她半开玩笑说：“还不都是让你们媒体给逼的。”我问一个哈佛的老教授，社会上这么多问题，改起来有很多惰性，怎么改？他说，让问题浮出水面，让它“不得不”改变。我们第一次在直播中现场连线，让选民全程在线听会，直接对代表作出评价。有记者采访我，瞪大眼睛问：“难道不满意也能说啊？”“当然可以啦，这是社会常态，有满意就有不满意，有了不满意才能更好地督促代表履职。”采访农民工代表康厚明的时候，我们连线了深圳的农民工吉峰，他在直播中批评康厚明前一年履职时“过于软弱”。这是我们两会节目里，第一次出现对人大代表的批评，未见得全面客观，但可贵在于呈现了分歧。第二年，吉峰听到康厚明在两会上谈到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续，地方保护主义是绕不开的障碍之后，给了他掌声。连线最后，我问吉峰：“你为什么要提出你的意见和疑问？”他说：“我们不对自己的事情关心，谁来关心呢？”直播完，回来车上有同行问：“你们这节目这么说那么说，会不会有风险？”我想起老毛，当天采访完他先走了，我正在直播镜头前采访另一个代表呢，忽然眼前一黑。一个黑影直接从镜头前穿过。全场皆惊。是老毛，嘴里还唠唠叨叨：“我的玉米呢？”他一把从我身边的桌子上拽走了那只黄澄澄的大穗玉米，看都没看这一屋子人，和正对着的镜头。一回身，又从直播镜头前昂头阔步出去了。玉米是刚才采访的时候他落下的。他带玉米来，不是当电视台的道具，急着要拿回会场，是去说服其他代表。他心里眼里都没有直播的镜头。这只金穗大玉米两会结束后我要来了，放在我家书架上，是四年两会我留的唯一纪念。二〇〇九年以后，我没再参加两会的报道，汪汪还是写信给我说说人和事的进展。她有时候沮丧，有时候兴致勃勃，有时候对我不耐烦：“你说得太天真，你能做的只有相信，却不能证明它的存在。”有一天，看到她一封长信，说直播中又采访了老毛，今年明显脾气急，为了一个持续多年的提案，农民贷款难，他提了几年，之前答复一直是“在探索中”。今年，他说：“光探索不行，现在探索多少年了，城里能抵押农村为什么不能抵押？刚才说担保法，法律是不是人定的？为什么不能赶快修改？今天就得提提这事，你说着急不着急？农民不贷款农民怎么能够发展？不能总是探索，怎么解决得拿出办法了。”她写：“他说话急得嗓门都尖了。”我问她，老毛为什么这么急？她说老毛得了结肠癌，六号开会说完这些，八号就回去化疗了。他这是一个疗程没完，本来应该住院观察的工夫跑出来开会的。“咱们做了那么多年两会，”汪汪最后写，“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四年之后，汪汪才把当年她的两会日记发给我。她终究原谅了我：“不管柴静多折磨人，但是除非你受不了，反正她是不走的。坚持也罢妥协也罢，好好坏坏她是不会走的。”我看她这段，想起当年，我、竹青、宇君、小熊、何盈、李总管、小米、韩大叔……大家吵来吵去，深更半夜临时改方案，我也知道要多耗无数工夫，但没人埋怨。每天傍晚直播回来，一推十八楼那个小屋的门，“轰”一下的热气，七八个人都转过脸冲我笑，桌上给我留着饭，姚华把塑料袋里猩红的剁辣椒和萝卜干拎过来，大眼睛的小温温给我倒杯热水。汪汪坐在电脑前查资料。我从不带笔，一辈子丢三落四，一边吃饭一边左顾右盼，想找个笔在纸上划一下。她背对着我，眼睛盯着屏幕，看都不看我一眼，一只手把笔送到我面前。她后来在信里写：“你有点惊讶，我理所当然。十几平米的小屋，我们都挤在一起，彼此一举一动不用眼睛看，用心就能知道。”过了四年，她才告诉我，那个在留言里写“你观察两会，我观察你”的人，就是她。做了这么多年两会，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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