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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经济分析局KOF：世界十大全球化国家
　　美国《福布斯》杂志墨西哥版网站4月15日报道，瑞士经济分析局KOF公布“全球化指数”，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方面根据23个变量对18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名。世界前十大全球化国家为荷兰、爱尔兰、比利时、奥地利、瑞士、新加坡、丹麦、瑞典、匈牙利和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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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大都市影响力指数及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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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大都市影响力指数及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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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应对全球化的经验和做法
作者：中共中央编译局课题组&&&&&&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沪)2012年10期
网络编辑：俣俟
发布时间：
摘要：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的加速对各国的治国理念与做法都产生了重大冲击。借鉴各国应对这些问题的经验和举措，对于我们在复杂的世界格局中明确自身定位，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层面为研究对象，探讨美国、德国、英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巴西、越南以及伊斯兰国家等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和受到的影响，并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四方面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应对全球化的经验和做法，以求为同样作为世界大国的我国提供借鉴。
关键词：全球化/大国/战略/举措
　　本研究选择了美国、德国、英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巴西、越南以及伊斯兰国家等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重点了解各国的全球化水平、对全球化的认识及针对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作出的回应。尽管各国的全球化水平不同，对于全球化的认识和判断也存在着差异，但是都在积极应对全球化，努力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和条件。
　　一、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
　　从总体上来说，新世纪以来，美国、德国、英国、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影响力在相对下降；俄罗斯、印度、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则在相对上升。
　　美国的衰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美国GDP占世界份额从2000年的30.7％到2009年已经下降到了24.3％，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占世界GDP的份额从23.6％，到2010下降至20.2％。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研究，美国的竞争力在年以前一直稳居世界第1，但是到了年，美国排名已经下降到了第4位，并在年其排名进一步降为第5。在全球化水平上，据KOF全球化指数，美国在政治和社会全球化方面的表现要明显优于其在经济维度上的表现。
　　英国的国际地位也在相对下降，其GDP占世界的比重从2000年的4.71％下降到2011年的3.45％，世界排名也从2000年的第4位下降到2011年的第7位。尽管实力下降，但英国的全球化程度相比于美国、日本来说一直很高，与德国相比，也只是在2011年才被超出。而英国的竞争力排名，2000年以来，略有下滑，从2000年的第8位下降到2011年的第10位。
　　新世纪以来，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逐年降低。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曾经仅次于美国，并在1994年达到最高的18％左右。不过，从1995年以后，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开始一路下滑。到2007年，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为8.1％，为197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2010年，日本经济更是被中国超越，失去了保持42年之久的世界第2经济大国地位。2011年日本进出口贸易出现逆差。这是日本自1980年石油危机以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
　　德国201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6万亿欧元，位居世界第4位，2007年被中国超越，失去世界第3的位置。在出口方面，2003年至2008年德国贸易出口额一直稳居世界第一，2009年被中国超越，2011年又被美国赶超屈居第3位。
　　印度、俄罗斯、巴西是金砖国家成员，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迅速。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后，印度经济增长明显加快，年达到创纪录的9.7％。2011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排世界第11位。据美国高盛公司预测，未来50年印度经济增长率将达到年均5.8％以上，国内生产总值在2015年将超过意大利，2020年超过法国，2025年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日、中的第4大经济体；到2050年，印度经济增长仍会达到5％，并且有希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就全球化水平而言，印度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也在不断提升。
　　新世纪以来，俄罗斯GDP占全球比重一直稳步增长。2000年占世界总GDP比例为0.83％，到2010年增长到2.36％。在2011年成为世界第9大经济体。2000年到2008年间平均增长率为7％，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外汇储备排名全球第3，债务水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最低，这使得俄罗斯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超出预期，好于很多其他主要经济体。
　　巴西的经济排名提升快速，年，巴西经济累计增长37.3％，GDP年增长率3.6％，2005年为世界第14大经济体，2006年为第9大经济体，2008年以1.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8大经济体，2011年超越英国成为第6大经济体。随着其经济的继续增长，巴西的经济排名将继续上升。2007年吸引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3.4％，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对象国（见表1、表2）。
　　2007年，越南正式加入WTO。2011年越南GDP总量达1190亿美元。2011年越南进出口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在东盟国家中进出口金额排名第5位，在全球进出口贸易排名中居第38位。2011年越南超过菲律宾，成为东盟第5大贸易国。越南也是高盛公司提出的“新钻11国”(Next-11)成员之一。[1]
　　二、各国对全球化的基本认识及全球化战略
　　新世纪以来，各国对于全球化的认识不断深入全面，态度更为积极主动。尽管各国国内对于全球化有着不同的反对声音，世界范围内存在着激烈的反全球化运动，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不在努力拥抱全球化，并且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相应的战略。
　　美国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时期就实施了较为积极的全球化战略，特别强调要以全球化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1993年初，克林顿政府在分析冷战后的时代时，将“商业和资本的全球化”作为主要的时代特征之一。日，克林顿在旧金山向美国政界和商界发表讲话，阐述了美国21世纪的外交战略构想，其中他以全球化为立足点，提出：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要使这样一个世界保持和平与稳定，必须有一个领导，而且只能有一个领导；而同时，全球化趋势使美国深受其益，更加繁荣强大，而且更具有信心，成为最有能力领导这个世界的国家。[1]这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美国在全球化中明显的优势地位有关。2000年，美国在国际竞争力排名表上占据了首席，成为全球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美国竞争力委员会主席约克尔森说“全球化也对美国非常有利”，而且还宣称“现在我们成为世界标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认为：“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2]。
　　小布什采取的是一种所谓“无视全球化”的战略，即“在小布什政府的战略框架中，只是把它们看成是威胁，而并不注重这些威胁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和对付这些威胁与全球化可能提供的机会。”[3]在2000年竞选过程中，小布什也强调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但主张单方面保护美国利益；反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主张在必要的情况下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建立全国导弹防御系统；主张缩小美军在全球维和使命中的作用。小布什政府于2006年发表的第二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增加了一章关于全球化的论述，关注如何抓住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该报告指出，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新的挑战，改变了过去的挑战影响美国的利益和价值的方式，其中包括传染性疾病、毒品走私、贩卖人口、环境破坏等都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4](p. 47)其中提出国际制度可以发挥作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有意愿的集团会更加迅速和有创造性的反应，至少在短期是如此”；“美国应该领导改革现有制度及创建新制度的行动，包括构建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新型伙伴关系”，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国内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加剧了美国的脆弱性，也凸显了后冷战时代安全挑战的共同性”，“正是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的日益深化的认识使布什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新的积极的思维”。[5]
　　在金融危机、经济衰退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氛围中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对贸易、投资和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与小布什政府存在明显不同。这种认识可以概括为：一是虽然也承认经济全球化、贸易和投资对美国经济的好处，但是更强调经济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代价和调整，强调贸易的“公平”而非“自由”，主张在WTO框架下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阻止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如出口补贴和非关税壁垒：二是主张政府积极干预，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和政策调整来培养和加强美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三是强调对因贸易和国际竞争而失业的工人进行积极救助，强调贸易政策不能“只为跨国公司服务”；四是认为美国已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未能确立完善的劳工和环境标准，应当加以修改；五是提议通过税收手段限制美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和产业转移，从而将工作机会留在美国本土。[6](p. 371)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给全世界带来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在新的问题和社会背景下，1997年，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作为英国新首相上台执政。布莱尔政府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发展思路，主张超越传统的左与右，权衡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利弊。在经济上，平衡市场与政府，主张兼顾效率与公平，变国家投资为社会投资。在国际政策上，主张调和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强调加强国家间合作，共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用民主的方式和平解决国际问题，坚持世界主义的多元立场；积极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2]
　　在德国，由于隶属的利益集团不同，对全球化的认识与判断也略有不同。总体来说，德国政府和雇主阶层的立场比较接近，都认为德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为德国本身的产业结构在全球化的大框架下可以实现更优的效益[7]。而对德国公众和学界的部分意见领袖来说，在情感上他们对全球化还是存有一种悲观情绪[8]。尽管他们承认德国的社会福利和开放的有活力的经济密切相关，然而他们又认为全球化的积极影响和负面作用并不能在德国社会内部以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很多人担心全球经济转型的速度太快，德国部分产业部门的外迁将会造成德国国内就业市场的紧张，进而影响到他们自身的社会福利待遇。所以联邦银行的雷姆斯博格教授将之归结为德国人对全球化的“混合式情感”。[9]
　　与发达国家的主导、批判等立场不同，发展中大国更为重视在全球化进程中谋求加速发展。新世纪初新任俄联邦总统普京在其批准的《俄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则明确指出：“俄罗斯外交政策是优先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在全球化条件下俄罗斯不广泛参与国际经济联系的体系是不可思议的。”这里不仅提及了全球化，而且明确指出了全球化与俄罗斯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俄罗斯领导人和政府更加务实地应对世界变化和自身的角色，突破俄罗斯民族的或者地域的封闭性限制，理性地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俄罗斯的进一步改革和社会转型更加稳健，并注意借鉴、遵循国际社会变革的普遍性经验和规律。
　　从2000年至今，印度共经历了3届政府，他们对待全球化的基本观点没有本质的差别。印度人民党领导人瓦杰帕伊指出，只有全球协调行动才能迎接消除贫困、环境保护和平衡发展的挑战。他强调，政府既要坚决执行使印度经济具有全球竞争力、并有助于印度融入全球经济的政策，同时也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本国利益，使本国工业免遭来自国外的不公平贸易和投资的损害。2004年上台执政的国大党政府是经济改革的倡导者，总理辛格是1991年印度自由化全球化改革的总设计师，因此国大党在新世纪重新执政后，在全球化问题上态度更为积极。但是与20世纪90年代初不同，辛格政府尽管仍然认为全球化和自由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现在更希望经济能够平衡发展，保持公平和社会正义；在推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也关注农业，增加生产的同时也伴之以就业机会的增加。他们意识到自由化进程主要使中上阶层获得好处，只要经济继续发展他们就能继续获益。但是，中下阶层获益不大，甚至利益受损，因而，自由化全球化进程需要在中期进行调整，通过采取特殊的措施使农村和城市的穷人获益，使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改革更加具有包容性。
　　巴西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放弃了国家发展主义，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开始积极争取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其后，为了逐步削弱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走出美国的影子，使巴西从“未来之国”变成“现实之国”，劳工党执政的巴西政府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的自主性，在很多问题上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对与全球化有关的问题上亦是如此。
　　2001年举行的越共九大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吸引许多国家参与的客观趋势”，其中既有积极性，又有消极性。在《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报告中阐述“战略目标和发展观点”时指出：“经济全球化既促进合作，又增强竞争压力及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越南在主动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中，应将“经济增长与实现社会进步、公平和环保同时并行”，并贯彻“建立独立、自主经济与主动融入国际经济必须紧密结合”的原则。2001年，越共中央政治局颁布了《关于融入国际经济的决议》，提出融入国际经济的五条指导思想和融入国际经济进程中的八项任务，体现了越南加快融入国际经济的重大决心。
　　在众多的伊斯兰国家中，以伊朗为代表的一些伊斯兰国家选择抵制或被动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他们对全球化的态度受其反美情绪的影响，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是美国借机进行的干涉与侵略。他们认为全球化与伊斯兰传统教义冲突，是西方推行的文化入侵。在实践中，这些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持谨慎态度。土耳其、阿联酋、马来西亚、卡塔尔等相对亲美的国家则比较积极参与全球化。一方面用理性的态度研判全球化，认识到全球化给伊斯兰国家既带来机遇又带来挑战，另一方面并没有夸大全球化的挑战，认为机遇大于挑战。他们并没有将全球化与伊斯兰国家的反美情绪联系起来，而是从自身国情出发，较好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的关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利用自身优势增强竞争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全球化持积极态度的这些国家，近年来国内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即使在金融危机和北非国家局势动荡的背景下，这些国家所受影响并不大。
　　三、各国应对全球化的经济影响
　　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各国经济都成为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各国的传统比较优势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各国的经济依存与经济竞争同步发展。经济领域是受全球化影响最广泛最深刻的领域，各国都在根据本国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和发展特点制定相应的措施，以期趋利避害，维护和加强竞争优势。
　　第一，加强金融领域管理，保持本国金融市场的安全和稳定。金融领域的全球化为资本的全球流动创造了条件，但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0年后，另一场规模更大的全球金融危机也爆发了，而且是在金融全球化的主导者——美国发生的。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政府被迫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放松银根、刺激经济，进行金融改革，加紧了对跨国公司的征税工作。为了防范类似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美国政府启动了自大萧条以来力度最大的金融改革，以确保金融稳定和公正，内容包括：扩大监管机构权力，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禁止银行和其分支机构以及控股公司从事自营交易、投资或设立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同时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支付、清算和结算建立统一的标准。其核心是重新要求银行机构与投资机构实行分业经营，从而限制大金融机构的投机性交易，尤其是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以防范金融风险。具体来说，其主要措施包括：一是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二是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提供信用卡、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等消费者金融产品及服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三是将之前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监管视野；四是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五是设立新的破产清算机制；六是美联储被赋予更大的监管职责，但其自身也将受到更严格的监督；七是美联储将对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监督，确保高管薪酬制度不会导致对风险的过度追求。同样，为应对金融危机，德国出台了金融救市计划，以稳定银行系统和金融秩序，确保住所地在德国的金融机构的支付能力，避免信贷紧缩，使银行间的信贷往来正常进行。由国家担保，实行严苛的管理和审批手续，成立国家层次的评估委员会，对巨额贷款和担保进行评估和监督。
　　第二，加强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国内投资环境。资本的全球流动，国际分工的深化，使得争取外国直接投资(FDI)成为了各国竞争的焦点领域，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印度政府自20世纪即推出一系列举措加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如公路建设、海运和港口建设、空运、铁路发展、电信基础设施的发展，力求以优良的基础设施吸引跨国公司的更多投资。
　　与在以往危机中紧缩基础设施投资以保障财政平衡的政策不同，拉美和加勒比多数国家推出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举、社会和产业政策共同推进的反危机政策。金融危机爆发后，巴西政府迅速转移工作重心：为防止经济衰退，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消费信贷为推动，拉动内需，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对贫困家庭补助。其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是核心举措。从历史上看，与世界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相比，巴西的基础设施投资水平较低。为应对金融危机，巴西政府推行了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包括公路、铁路、港口、机场以及在主要大城市修建地铁[10](p. 200)，等等。据预计，到2016年巴西将向1.2万项大型工程投资9000亿美元。[11]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成为帮助巴西迅速走出经济危机的一把利剑。
　　为拉动国内经济，增加就业以及提高本国竞争力，各发达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对本国基础设施进行升级和建设。比如英国政府近年来上马了一系列大型建设，缩短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规划论证程序。推出了“国家道路战略”，投资开发北海大陆架石油，开展“北方中心铁路计划”，建立英国航空动力学中心，支持航空空间技术创新等一系列建设计划。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投资。
　　第三，加大研发力度，推出各种政策鼓励研发，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技术竞争是各国竞争的核心内容。为保持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英国通过税收优惠制度，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允许大公司享受研究发展项目税收优惠；通过“专利税务措施”鼓励专利申请。
　　俄罗斯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积极推进科技创新的法规，颁布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科技规划，并加大了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俄罗斯政府实施国家支持教育贷款方案，扩大学校的金融自主性，建立政府担保机制，支持企业家向高校投资，并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推动科技创新提供大额专门拨款。
　　在总体技术、研发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改变在全球化系统中始终处于产业链末端的现状，减少对国外技术依赖，各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指导产业结构的升级。印度政府优先建立“技术研发”和“工业生产”两类经济特区，大力发展深加工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走创新发展的道路。
　　越南政府近年来也开始建设或投入运行一批旨在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园区。并出台相关规定，鼓励外国组织、个人在越投资自然科学领域或新兴科技领域的研究，培养科技人才，发展高科技企业，从事科技服务等。
　　为提高支柱产业和主要企业的研发能力，巴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实施科技计划，通过各种政策鼓励技术创新，设立“研发基金”，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扶持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推动关于技术创新的立法工作，为技术创新提供法律保障。
　　第四，加强对脆弱部门的保护。农业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最脆弱的部门，但也是保持经济稳定、改善民生的基础。美国是农产品出口大国，美国每年出口的农产品要占其总产量的2/3，占美国总出口额的10％左右。美国农业部推出一系列政策法规，努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包括：农产品计划，创建反周期的“安全网”，帮助农场主抵御市场价格下降的影响；固定政府付款，补贴种植特定作物的农场主；市场贷款，授权对主要计划作物和大豆生产者提供销售援助贷款；环境保护计划，鼓励生物燃料作物的种植和使用，鼓励农村地区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
　　印度农业为本国提供22％的GDP，全国60％的人依靠农业为生。1999年印度人民党政府出台了新的农业政策，提出今后20年印度农业发展的长远目标就是要使印度在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下能够保证粮食安全。该项政策提出农业年增长率为4％，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政府将确保最先大量增加对农业研究与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和灌溉方面的公共投资，灌溉方面将得到最优投资而且所有在建项目将严格按进度完成；增加农村地区的信用贷款范围和额度，农业信用合作制度将再度健康发展，将使农畜产品保险计划更有效；政府将在所有WTO谈判中充分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农民的利益。通过这些措施，改变印度农业单一依赖谷物的局面，发展高附加值的商品农业，实现农业战略的转变。
　　俄罗斯政府也对本国农业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比如，2002年和2006年先后两次试图通过增加预算拨款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报酬，2002年农村居民收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增长了1.7倍)，2006年俄联邦政府第二次通过增加预算拨款提高了农业劳动者工资之后，农村居民收入再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逐年增加。这些措施的施行，无疑有助于对俄罗斯农业的保护及其发展的推动。
　　第五，重视区域一体化和贸易合作。经济区域化一体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容和前提，也是各国减弱全球化冲击影响的重要方式。美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区域及双边贸易的合作力度。例如，与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的区域合作，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加大合作等。在双边贸易领域，加大了与澳大利亚、巴西、新加坡、韩国、巴拿马等国家的合作进程，推动上述国家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进程。同时，美国承诺重新审视和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美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等。特别是在2009年12月，奥巴马总统在东京参加APEC会议时高调宣布将加入并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2011年11月，在夏威夷举行的APEC峰会上，正在磋商的9个国家宣布将于2012年年底前正式签署该协定，而且日本也在美国的催促下宣布决定加入TPP谈判。
　　随着世界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发展，日本也逐渐改变原来的战略，转而积极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日本在新世纪伊始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EPA/FTA谈判。自2002年1月与新加坡签署首个双边FTA协议以来，到2008年底，日本与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的双边EPA已经生效。日，欧盟和日本宣布，将为启动欧盟和日本自由贸易谈判作准备，争取尽早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果欧盟—日本自由贸易协定得以签署，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双边自贸协定。此外，日本也积极促进东亚地区的经贸合作。2002年，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经过10年的发展，经济总量占全球总量1/5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也将在2012年正式启动，这意味着东亚地区的经贸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积极推进EPA/FTA、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同时，日本也在积极倡导和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立。2009年，日本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将按照欧盟的形式，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的构想。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国、韩国的积极回应。
　　自20世纪末，俄罗斯不断加深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争取世界银行对俄罗斯提供贷款资金，在政策咨询层面同世界银行进行合作。同时加强与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和国际投资银行、独联体跨国银行，以及黑海贸易与发展银行的合作。一方面期待在未来的合作中能使俄罗斯获得较大的收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俄罗斯在这些地区性国际金融机构中的重要地位，并进而能够对区域内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调整施加自己的影响。俄罗斯在经历了长达18年的艰难历程之后成功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对于俄罗斯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大有好处，除了有助于俄罗斯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扩大出口等，还将促使俄罗斯进行内部改革，完善经济制度，建设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进而提高俄罗斯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更加重视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加强远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展、深化俄罗斯与亚太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
　　巴西政府也致力于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合作，加强与各地区、集团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联系。作为金砖国家中的一员，巴西定期参与金砖国家的会晤，不仅借助相关机制探索如何加强同其他金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也借助相关机制协调彼此的立场，表达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与态度。非洲也是巴西国际经济布局中的重要一环。据世界银行数据，从2000年到2010年，巴西和非洲的贸易额从40亿美元增长到200亿美元，但巴西对此并不满足。2012年初，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访问了非洲多国，创建了专门针对非洲的公司，还下令创建由发展、工业和贸易部长费尔南多·皮门特尔领导的“非洲小组”，以使巴西在这个地区的大规模攻势焕发新的活力。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力度。[12]除了在本地区倡导一体化的过程中搭建各种组织平台以外，巴西也将视野转向其他地区，谋求建立各种新的平台。例如，巴西不仅在坎昆召开的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上倡导建立了20国集团，还与印度、南非结成“三边委员会”以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也与德国、日本、印度结成“四国集团”，等等。这些平台的搭建，为巴西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政治影响提供了重要支撑。
　　第六，一些发达国家针对“产业空心化”问题的举措。发达国家的国内经济，尤其是就业市场深受产业向外转移的影响。自20世纪下半叶，尽管美国通过鼓励金融创新获得了丰厚利润，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攀升。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增长趋势放缓，制造业在对外投资总量中的比重也明显下降。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提出了“重振制造业”的口号，鼓励“内包”和“本土制造”，提出在既有产业基础上的“再工业化”，实质上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推动产业升级，新兴产业成为“再工业化”的主攻方向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同样面对“产业空心化”问题，日本政府致力于平衡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内直接投资水平，扩大对内直接投资，确保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日本在亚洲生产或制造大众化、平民化的产品，与新兴经济国家进行竞争；另一方面，在国内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提供给欧美等世界市场。在本土保留高附加值的生产基地和研发基地的措施，保持了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和技术优势。
　　四、各国应对全球化的社会政治影响
　　全球化给各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方面加快了国内以及跨国界的人员、信息流动，使各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诱发了国内新的社会政治问题，放大了既有的各类问题，对各国社会政治体制提出了严峻挑战，推动了各国的社会政治改革。
　　第一，加快社会政策改革，缓解社会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是社会差距拉大的加速器。收入差距的拉大，国内社会矛盾的积聚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印度政府在强调以自由化、全球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政策之外，突出对社会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提高教育和社会保障投入，力图缩小贫富差距，保持社会和谐与地区平衡发展。采取的举措包括：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增加用于卫生事业的公共开支，引入为贫困家庭设立的国家医疗保险计划；加强公共分配制度，尤其在最贫困落后的地区；所有拨付各邦而由村委会用于缓和贫困和实施农村发展计划的资金，政府将确保其不被拖延和挪用；政府承诺制定一项城市改造综合计划，大规模增加城镇社会住房供给，尤其要关注贫民窟的居民；启动全国乡村就业保障计划；加强对社会的管理，通过公民社会促进印度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完善。
　　越南在社会方面应对全球化的主要做法是：扶贫减困、保护劳工、发展民族经济和保护环境，力图把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点。越南政府将社会民生保障作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和首要任务。与世界银行全球减贫的关注相匹配，越南在全国开展了“消饥减贫”运动，发展社会慈善扶贫工作，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宗教方面，越南党和政府鼓励各种宗教创新发展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教义，将国家命运与宗教命运相结合。在环境保护方面，越南将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寻求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贫富差距问题一直困扰着巴西。新自由主义改革更是加剧了两极分化的程度。为了改变两极分化的状况，劳工党政府采取了系列就业、社会救援和收入再分配政策。具体的举措包括：以扩大就业为主减少贫困，帮助青年人早日就业。实施“零饥饿”计划，对贫困家庭实施救助；社会救助，给65岁以上老人和残疾人提供社会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反饥饿，向所有贫困人口提供食品，在农村鼓励小农进行种植。实施家庭救助金计划，给予有条件、额度不等的现金救助，以帮助其基本生活所需。实施教育扶贫，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成人扫盲计划，提高成年人的文化知识。建立和完善社保体系，对低收入群体实行较低缴费标准或零缴费。
　　在英国，布莱尔政府从20世纪末开始推行新的社会福利制度原则：以“工作观念”为中心重塑福利国家。除了对失业者的资金救助之外，为失业的年轻人在一定的期限提供多种再就业机会，以及教育、就业和社区服务的措施，提供就业培训以及个人化建议、咨询等帮助。为应对老龄化问题，英国工党政府扩大了养老金的覆盖率，以减少贫困老年人的数量。实行最低工资是工党福利制度改革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它可以减少政府的福利开支，促使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去就业，减少失业贫困，鼓励雇主进行投资培训，激发雇员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自20世纪末，英国进行了一系列医疗改革举措：综合治理医疗条件和健康水平的不平等，加强中央政府对医疗服务体系的控制，增加对国家医疗服务的投入，制定国家医疗标准，扩大患者的选择权利，并引入竞争，更加充分地利用各种有限的资源，提高医疗水平。
　　在社会保障改革方面，日本针对社会的少子高龄化，2000年的年金改革将支付年金水平平均下降2成。2004年，日本实行了新的年金制度。新的年金制度导入微观经济浮动方式，即鉴于未来被保险者数量的减少和平均寿命的延长，抑制给付水平的增加；固定未来保险费；提高基础年金国库负担比重。在医疗方面，随着经济的低迷和被保险者的减少，保险费收入也随着减少，而老人医疗费却持续增加，结果就出现了不仅政府掌管的健康保险，而且2/3的健康保险工会都出现了赤字。针对这种状况，1997年出台的措施将被用者保险的本人负担从1成提高到2成，2002年又提高到3成。70岁以上高龄者的就诊费用，个人承担部分开始增加。
　　为了推进国家经济的全面、平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俄联邦政府于日建立了稳定基金。根据《俄罗斯预算法典》第13条第1款规定，稳定基金是联邦预算资金的一部分，稳定基金来源于每月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出口关税、可利用矿产开采税以及部分或全部上一年度的财政盈余。建立稳定基金的主要目的是平衡财政收支，积蓄石油部门的超额收入用于弥补未来因石油价格下跌而可能导致的财政不足。在日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指出：“时间证明建立稳定基金的决定是正确的、值得的。我们实现了持续地降低通货膨胀的目标，这利于居民实际收入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发展。但是，今天的经济任务的性质要求在保留——无条件地保留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前提下，调整稳定基金的职能和结构。”他提出将所有的石油天然气收入一分为三：一是储备基金，其目的是在国际市场能源价格严重下跌时确保俄经济风险的最小化；支持宏观经济稳定并抑制通货膨胀，这直接关系到居民收入的提高。二是石油天然气的部分收入应计入联邦财政用于完成大型的社会规划。三是其余的石油天然气收入计入未来基金，普京认为：“未来基金的资金应当用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发展经济，用于改善后代及当代人的福利，正因为如此，将其称作‘国家福利基金’更准确。”[3]日，“稳定基金”被拆分、当时总额达到38518亿卢布，约合1574亿美元，其中30690亿卢布(1254亿美元)注入“储备基金”，7828亿卢布(320亿美元)计入“国家福利基金”。日，“国家福利基金”成立。
　　第二，加快政府改革，积极寻求国家—市场—社会间的互动合作，提高国家能力。全球化对各国政府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许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与合作。20世纪90年代，英国工党布莱尔政府提出“第三条道路”执政理念，主张超越传统的左与右，放弃极端化立场，试图在传统的二元对立之外寻求新的平衡点。在具体的执政实践上，提出平衡市场与政府的政治经济纲领；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主张把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限制在各自的范围内，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将政府的职能定位在为市场的运行和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德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的功能和作用也在发生着变化。政府的角色定位为协调者而非控制者、掌舵者而非划桨者，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而非具体的生产者。在最大限度保持了瘦身国家的效率优势的基础上，尝试在政府治理策略中引入社群主义的合作思想并逐渐恢复国家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规制功能。一种在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公民个人之间新型的责任分配逐步形成。政府将从自己不该干预或涉足的领域退出，还政于民。政府机构变得小而精干，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政府的职能更着重于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集中精力于核心领域，履职更加充分，其功效会更突出，相应的预算却大大降低。私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既可以及时弥补因公权力退出而留下的空白，又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官民互动，避免了不必要的“博弈和消耗”，进而带动整个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
　　俄罗斯由于自身国情的特殊性，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机构、优化职能的同时，更强调确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一方面，俄联邦政府在改革中作出了三方面的规定：一是限制国家机关对经营活动主体所实施经济活动的干预，其中包括终止过多的国家调整，发展经济领域的自我调整组织体系；二是完成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和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的权限划分工作，使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区域性机关的工作积极主动起来；三是取消各种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的重叠职能和权限，从组织上划分经济活动的调整、监督和检查职能，国家财产的管理职能，由国家机构向公民、法人提供服务的职能。另一方面，普京执政之初就明确提出俄罗斯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并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一是削弱地方领导人的权力和地位，遏止分离倾向；二是在国家杜马形成支持政府的议会多数，确保议会与政府的合作；三是打击乱权干政的俄罗斯寡头，消除对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生活一度具有重要影响的寡头经济和政治体系；四是严惩腐败，打击犯罪。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和政策，普京在俄罗斯恢复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不过，这个强有力的政权体系不是苏联时期高度中央集权的翻版，而是面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政府职能的变革，这种变革促使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国家经济的发展。
　　日本在21世纪之初就实施了大部制改革，表达了日本要在新的世纪以新的国家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的决心和愿望，并以这样的政府为基础，以形成自由公正的国际社会为目标，积极发挥日本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主体作用。这说明日本的大部制改革并不只是单纯的行政改革，而是希望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彻底融入西方，发挥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其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一是中央省厅由再编前的1府22省厅整合成目前的1府12省厅，导入政策调整制度，以打破条块分割行政的弊端；二是强化内阁总理大臣的辅佐体制，确立以政治主导为目标的行政运营；三是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和人员；四是创设独立行政法人制度。为提高行政效率和行政服务质量，将各省厅所属的业务执行部门作为独立行政法人分离出来，如国立博物馆、国立美术馆、国土地理院、汽车检查、贸易保险等。独立行政法人从“公平与效率”两方面来设定目标，进行事业运营。五是构建21世纪新的国家职能，即通过变革中央各省厅的行政职能范围，实现“由官向民的转移”，使庞大、僵硬的政府组织转变成高效率、真正民众的组织，最终达到国家职能合理的目标。正是通过这些改革，日本试图将此前无所不包的“大政府”转变为只承担国家职能的“小政府”。
　　第三，发展中国家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更加强调维护国家的自主性。为应对全球化的影响，印度从20世纪末发起强调印度民族主义的国家运动。1999年，印度发起了一场“我们的瓦杰帕伊”运动，把印度人民党的参政思想、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印度人民党执政后，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上，提出了具有很强宗教色彩的“政治应以价值为基础”的主张，强调只有印度教的价值才是医治印度政治弊端的灵丹妙药。印度人民党坚持用民族主义的观点认识印度的复兴，在他们看来，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只有具备自己的特征，才能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才能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缺乏凝聚力的国家，在外部的冲击下难免不出现解体的危险，因此复兴印度教可以增强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强调印度民族主义的国家运动，增强了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21世纪印度政治界尤其是各政党普遍接受了联合政治和联合政府的政体形态，印度进入了联合政治和联合政府阶段，联合政党的体制实现了制度化，进行与选举有关的宪法修改。
　　越南的政治革新在坚持共产党执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基础上，坚定地向民主化方向迈进。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增加人民参政的途径，密切执政党、议会代表与人民的联系。通过扩大国会职责和国会代表实职化来推进国会实职化。在选举制度的改革上，新世纪以来越南继续推广直选和差额竞选。在政治参与的大众化方面，越南着力推动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促进政治人物与公众的对话，并为公众监督政治人物创造制度条件。同时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积极反腐，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伊斯兰国家的发展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国家自主性的重要性。伊斯兰国家民主的发展基本上效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天赋人权”、“法律主权”代替封建专制的“君权神授”和“君主至上”，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分权制”、“选举制”和“轮换制”原则；具体操作上按照西方民主的框架，实行宪政制度，采取民主立宪制或君主立宪制和议会、政府、司法机构分立形式，甚至个别国家实行政治多元化制度，多党并存。但是，由于长期受到西方势力的影响甚至控制，许多伊斯兰国家都没有走上一条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没有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个别国家的长期执政者在“阿拉伯之春”中垮台，引发了新的不稳定和不确定。
　　五、各国应对全球化的文化影响
　　全球化推动了各种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使文化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内容，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各国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来提升本国文化的吸引力，保护本国文化的独特性。
　　第一，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和发展。印度政府促进教育发展的政策包括小学阶段女童教育全国计划，教育保证计划和替代教育、创新教育，地区小学教育项目，午餐计划、教师培训计划等。为了发展高等教育，政府采取的措施有：一是迅速加大私立院校的扩展，主要是附属于邦一级的院校尤其是职业教育；二是中央政府通过立法扩大对全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投入，特别是技术教育；三是通过各种立法来改善高等教育的质量。为了解决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央政府启动了地区教育计划，意在提高地方机构的参与程度，规划、推行和监督本区域范围的教育情况。就教育的开放性而言，2010年印度政府通过了外国教育机构法案，外国大学可以与印度同伴合作来提供学生教育课程。
　　越南政府同样致力于改进教育事业，着力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部门与就业市场的衔接，同时注重提高年轻人的道德素养。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着重发展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以配合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满足新的劳动力结构性需求。为促进文化与科技事业的繁荣，越南大力资助文化生产活动，优待知识分子，为知识分子的活动创造便利环境和条件。针对经济改革造成的道德滑坡问题，着力提高年轻一代的爱国热情和责任意识，促使他们成为既具有良好专业技能，能融入国际经济；又忠于革命事业，能够建国卫国的新型青年。
　　21世纪以来美国对基础教育非常重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奥巴马总统上任后也积极推动教育改革，提出大幅追加教育经费拨款，提出全面教育改革计划，提出要在大幅增加教育预算的同时，采取包括延长学时、提高教师待遇和提高教育标准等措施，帮助美国学生提高国际竞争力。
　　第二，通过文化外交，提高本国“软实力”，扩大国际影响力。在文化政策方面，英国一直致力于不断巩固和提高国家“软实力”。具体的举措包括：巩固和推动英语全球化，重视本国语言的推广和教育，把对外英语教育摆到文化外交的首位，尽可能地满足各国对英语教育的需求；加强留学教育，推广海外学生到英国来留学的计划，并促进教育机构之间的各种合作与交流，目的是鼓励更多的海外学生来英国接受教育，在为英国创造巨额收入的同时，也为本国吸引了大量高级人才。同时，对于宣传和拓展英国价值理念，制定国际规则，改善英国国家形象等都具有深远的意义；鼓励创意产业，关注多种形式文化创意，加强机制建设，开展各种主题活动，对文化产品的研发、制作、营销等方面实施系统性扶持，推动相关机构对创意产业进行投资；管理和支持国际媒体，加强监管，明确政府的公共外交战略目的，进行业务指导和资金支持。一方面致力于扶持、巩固其现有地位和未来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利用其传播平台，宣传英国国家形象、文化价值理念，巩固和提高英国的“软实力”。
　　早在1996年7月，日本政府公布实施《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表示要继续扩大国际文化交往，在文化上作出国际贡献并传播文化。“文化立国”是日本继20世纪50年代的“贸易立国”、80年代的“技术立国”之后的第三个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立国”是日本政府适应形势变化而进行的新的战略调整。随着21世纪国际社会“软实力”的竞争愈演愈烈，日本对于文化产业有了新的认识。2007年5月，日本正式通过《日本文化产业战略》，成为日本文化产业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一是以海外年轻人为争取重心；二是加强在海外建设宣传平台；三是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重视儿童；四是在发展文化产业特别是参与国际竞争时，加强“日本标准”的建设。此外，日本还通过打造“酷日本”来推动日本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日本政府正式启动的文化战略产业，“酷日本”的主旨就是向海外介绍日本时装、设计、漫画、电影等文化商品，同时培养日本国内相关产业所需的人才，将动画、漫画、电影、电视剧、音乐、游戏、饮食、时装、设计等产业定位为“软实力产业”，综合性推进这些产业的振兴和海外拓展，强调通过节目交易、数字传输的强化、放宽海外内容流通规定、防止盗版等措施，以民间企业为中心在海外拓展与“酷日本”相关的业务。
　　面对全球化对本国文化的冲击，德国政府采取的策略是，在国内加强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努力将德国文化加载到全球化列车上，将对外文化交流视为德国“外交政策的支柱”[13]。其主要表现为为文化对话提供空间，增进文化间的理解和信任，其目的是为建立国与国之间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这种理念被德国外交部长韦斯特维勒在2011年9月概括为：“在全球化时代，德国的对外文化教育政策是赢得伙伴，传递价值，维护利益。”[13]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德语学习是该政策的核心目标，因为德语的普及将会加强德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区位优势[13]。除此之外，与各国地方政府合作，在当地学校开展德语教学和德国国情教育也是工作的重点。在世界范围内支持科学与研究无疑是德国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主要的是吸引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到德国从事科研和学术交流活动。通过对外文化交流，德国政府极力将德国的形象打造为欧洲经济中心和世界科研重镇。通过与多国合作，德国的艺术和文化、核心价值观将在伙伴国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和推广。
　　作为新兴国家的巴西，随着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为更好地让世界了解巴西，巴西政府也积极利用各种媒介向国际传播巴西文化、展示巴西的“软实力”。例如，2010年3月，巴西政府打造了专门负责对外传播的门户网站Portal Brasil，以方便世界了解巴西。越南政府为加强与外部世界的文化联系，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积极与各国开展文学、电影、体育等方面的交流，并在国外建立了一些越南文化中心，以扩大越南文化的影响力。大多数伊斯兰国家注重保护文化传统，少数国家积极主动地推动和西方的文化交流。在一些伊斯兰国家中，新生代的领导人在文化方面主动出击，积极与世界各国开展文化交流，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卡塔尔是对全球化持肯定态度的伊斯兰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推动文化交流，并且与西方国家开展争夺话语权的竞争。卡塔尔国王哈马德1995年上台伊始，立即出资成立了卡塔尔教育、科研与社会发展基金会(简称卡塔尔基金会)，基金会投入大量资金建立教育城，使其成为海湾地区教育科研中心。卡塔尔已经吸引多所美国常青藤大学入驻教育城开办多哈分校，为数千名学生提供同等质量水平的教育和学历。教育城为吸引优秀学校和机构，由卡塔尔基金会提供各种补贴，学生的学费也由政府资助。卡塔尔除了投巨资引入西方教育资源外，还鼓励媒体和西方主流媒体争夺国际话语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是成功的例子。半岛电视台是由卡塔尔国王资助，但不受政府的任何压力，坚持独立专业的新闻立场不动摇。半岛电视台独立的立场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相当竞争力。半岛电视台在西方国家中受到民众的支持和肯定。半岛电视台是伊斯兰国家争夺国际话语权、打破西方媒体垄断格局的成功案例。
　　第三，发扬本国文化特色，重视民族文化。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一种否定本国历史和本国文化的现象在俄罗斯日渐加剧，甚至出现了否定苏联和苏联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俄罗斯领导人和俄罗斯政府加大了对本国公民特别是本国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主要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一是组织编写历史教师参考书。2007年，普京在接见全俄人文和社会科学教师代表时指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应当从教育工作者入手，教师的历史教学应当有正确的历史价值导向，教师给青年一代讲授国家“非常时期”的历史的时候，要正确对待，而不应当妄自菲薄，不应当只讲述那些“极端的、偏激的，有时是带有侮辱性的东西”。为此，俄罗斯教育部组织编写了一本历史教师参考书。二是出台相关法律，加强对俄罗斯公民的爱国主义教育。三是成立直属俄联邦总统的专司，反对企图篡改俄罗斯历史、危害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职能委员会。
　　印度政府赋予教育以道德的色彩，重新设定学校的课程、编写教科书，使它们符合官方的理念，限制外国学者。形成印度特色的媒体发展模式。抛弃美国模式，即一个地方一份主流报纸，而是发展全球品牌的、覆盖全国的报纸。抛弃英国模式，即市场分成大报和小报，而是全国性报纸兼具大报和小报的特色，从而获得广泛的支持率。
　　越南政府致力于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投资修建了一批大型的历史文化遗迹，推进建设各民族文化旅游村，举办多种民族文化节，开展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继承和弘扬本民族文化遗产，通过广泛的群众运动，建设文化家庭、文化乡村、文化街区，塑造文明生活习惯，鼓励锻炼身体、倡导好人好事，保存和发扬民族的美好传统价值，培养公民文明的生活习惯。
　　六、各国应对全球化的外交影响
　　全球化推动了世界多极化，改变着各国的实力对立，从而深刻地影响着各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国的对外战略。各国都在积极调整对外战略，占据战略制高点，努力为自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条件。
　　第一，在国际政治与外交方面，传统大国力求取得主导地位。美国以反恐名义，加紧向世界战略要地的扩张，其扩张的重点地区是中东、中亚、东亚和非洲地区。其战略目的一是反恐，如发动阿富汗战争，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的老巢，并借机在中亚获取军事基地，威逼中俄；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则意在石油，如通过伊拉克战争，军事控制伊拉克，控制中东石油的中心地区；其在非洲的行动，也是意在石油和其他战略资源，并排挤中国在非洲地区日益增强的存在。近年来，美国日益加强了其在非洲的军事存在和军事行动，加强海军力量，增建军事基地，以增加其在非洲的影响力。近几年来，随着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加强，美国渐渐地把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了与传统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相关东盟国家的关系，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日益加强。美国军事战略的一系列调整表明，它是要充分以反恐为契机，加紧调整全球化形势下美军的新的战略部署，以适应全球化形势下的新的安全战略态势。
　　英国历届政府始终以英美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和重点，希望通过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彰显其大国的地位和作用。与此相比，历任政府对英国完全融入欧盟都持保留态度，与其他成员国因此在一些具体利益上不断产生分歧。布莱尔政府执政初期在对欧政策上采取的一些积极举措，使英欧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自身在欧盟内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卡梅伦联合政府在欧盟的问题上，坚持务实外交思路，力求积极发挥领导作用，成为具有影响力和决定权的成员国，支持欧盟扩大。欧盟实力的增强和英国对美政策的调整使得联合政府更加重视英欧关系。在处理与新兴大国的关系上，英国同样奉行现实主义策略，表现出希望通过合作谋求共荣的开放态度。中英关系发展在新世纪以来总体上呈现积极稳定态势，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不断得到加强。但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来振兴英国本国经济。面临重振国内经济的重任，发展同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和国家的经贸关系成为新政府的战略重点。
　　与英国的保留态度不同，德国政府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树立了欧盟核心国家的形象。在与美国合作的问题上，一方面德国对美国的反恐立场表示同情和支持，但另一方面德国又对美国滥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表达了激烈的反对。全球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对德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影响极其深远。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德国要“外交全球化”。“外交全球化”的提法最初见于1995年德国总统罗曼·赫尔佐克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成立40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4]。在两德统一之后，德国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德国开始在外交上越来越采取明显的进取性姿态。1998年，施罗德领导的红绿政府上台伊始便正式提出外交政策“正常化”问题[5]。同时，德国还开始公开宣示自己的国家利益，强调该利益必须要在外交政策中得到体现。进入新世纪后，2005年和2009年连续两次政府更迭，黑红大联合政府、黑黄联合政府与红绿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并无实质性变化，都是继续强调德国要在世界上承担更大的责任[6]。提出“外交全球化”和承担更大的责任，表明了德国外交政策在二战结束后的重大转折，其实质就是要争做世界政治大国。
　　第二、新兴国家致力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利用各种合作机制和国际组织，扩大自身影响力。印度在21世纪的外交政策有三个长期目标：与中国平等，高于巴基斯坦，核武器大国的地位被认可。通过与美国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印度极大地增强了其在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上的影响力；通过加速与中国的政治合作，使两个亚洲大国在经济上实现共赢，确保两国在边界争议、能源资源和贸易市场的全球竞争保持非白热化；同时，印度开始了新的“前进政策”来改善它在包括部分非洲、波斯湾和中亚、西南和东南亚“邻近国家”的形象；对于周边国家开始放弃各种极端的和不稳定的方式。一方面，印度政府强调经济外交，继续发展与西方传统大国的密切合作；另一方面，发展与大中东地区的关系，与该地区重要的国家建立起高层次的联系。同时，将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现代化，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巴西政府开始谋求提高自身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位置，扩大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积极构筑、利用多种平台，通过多种途径发出自己的声音，提高自身的形象，扩大自身影响，参与规则制定，谋求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全球问题上，巴西极力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同时，巴西又坚持奉行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极力削弱、摆脱美国对自身的影响，增强自身的自主能力；积极寻求在全球和地区范围遏制美国的力量与影响。积极利用已有国际平台。以加强南共市建设为核心，推进地区一体化。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合作，加强与各地区、集团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联系，组织搭建各种新平台，为巴西更好地融入世界提供了重要支撑。
　　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俄罗斯是八国集团、欧洲理事会、欧安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并通常在区域组织中起主导作用，如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普京政府主张在各个方面与世界主要力量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如欧盟、北约等。俄罗斯没有加入欧盟，力求与欧盟达成平等合作关系而非成员国。2002年，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成立，这使得北约26个成员国与俄罗斯达成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俄罗斯提出与欧盟建立经济、政治、安全、文化教育四个主要方面的公共空间，以促进俄罗斯与欧盟的合作关系。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尽管并不稳定，但也日趋改善。
　　进入新世纪以来，越南贯彻独立、自主、和平、合作、发展的外交路线，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角色，双边关系、多边关系、经济外交及其他对外事务都取得了突出的发展，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为越南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与东亚各国保持良好互动与合作，不仅注重国家层面的国际交流，也鼓励个人层面的国际交流，对走向世界的越南人抱越来越宽容和支持的态度，在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合作的同时，越南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发展双边关系，达成不同形式的合作。
　　伊斯兰国家在全球化中积极主动地应对复杂局面形成的挑战，并显得越来越成熟自信。有些伊斯兰国家发挥地缘政治优势，利用娴熟的外交技巧为其赢得了区域性大国地位和生存空间，例如埃及和伊朗。埃及成功地成为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大国。埃及由于控制了苏伊士运河这一战略运输通道，以灵活、务实的态度处理与以色列的关系，成为阿拉伯世界中美国信赖的朋友。伊朗长期与美国和以色列对抗，在开发核能问题上甚至与美国处于战争的边缘。另外，有些伊斯兰国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主动参与地区性热点问题的解决，例如卡塔尔。卡塔尔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在外交上也越来越活跃，在中东一些区域性热点问题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化强化了国家的地位，并推动了国家作用的变革和调整。各国都在努力趋利避害，抓住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规避和应对全球化产生的风险，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全球化道路。从国家层面归纳和分析美国、德国、英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巴西、越南、伊斯兰等各国在新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中的主要特点和在各个方面应对全球化的做法及经验，这些做法及经验对于同样日益感受到全球化冲击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指成长潜力仅次于金砖国家的11个新兴市场，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
　　[2]参见托尼·布莱尔著：《新英国》，曹振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3]参见日俄罗斯总统国情咨文，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6 апреля 2007 г. www. kremlin. ru.
　　[4]在该演讲中德国总统指出：“在一个日益变小的、机会与风险以同等程度全球化的世界上，德国外交政策的全球化也将是不可避免的。”Herzog， Roman， Ansprache von Bundespraesident Roman Herzog bei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Auswaertige Politik in Bonn， Bonn， 13. Maerz 1995. 自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到1990年两德统一，德国的外交政策实质上只是被动地适应当时尚处于冷战状态的外部环境，基本没有自主行动。在国家实现统一后，尽管在外交上德国表现出了一定的进取心，但如此明确地提出外交政策的全球化，还是第一次。
　　[5]Schroeder， Gerhard， Die Regierungserklaerung von Bundeskanzler Gerhard Schroeder， Bonn， den 10. November 1998，Presse-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 日，时任联邦总理施罗德在联邦议院发表的第一个政府声明将这种“正常化”解释为：“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卑不亢，这正是一个成熟民族应有的信心，它面对历史、面对自己的责任；同时，也面对未来。”
　　[6]参见Gemeinsam für Deutschland-mit Mut und Menschlichkeit，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 CSU und SPD， 11. 11. 2005， S. 125； Wachstum. Bildung. Zusammenhalt.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 CSU und FDP，17. Legislaturperiode，26. Okt. 2009，S. 1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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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March 2006.
　　[5]吴心伯. 中美关系的重新国际化[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8).
　　[6]陈宝森等主编. 当代美国经济[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7]Merkel, Angela. Rede der Bundeskanzlerin beim World Economic Forum, am 24. Januar 2007 in D Remsperger, Hermann: Formen und Ursachen der Globalisierung, Neujahrsempfang der Hauptverwaltung Hamburg der Deutschen Bundesbank, Hamburg, 6. Februar 2006; Schroeder, Gerhard: Die europaeische Union in der globalisierten Welt-Herausforderungen und Chancen für Polen und Deutschland,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üro Warschau, 2010.
　　[8]Hamilton, Daniel S. & Quinlan, Joseph P. Deutschland und die Globalisierung.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2009.
　　[9]Remsperger, Hermann. Globalisierung: Bedrohung oder Chance für Deutschland? Vortrag auf dem Neujahrsempfang der Hauptverwaltung Leipzig der Deutschen Bundesbank in Leipzig, am Mittwoch, 24. January 2007, S. 2.
　　[10]吴国平. 全球金融危机：挑战与选择[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
　　[11]劳尔·西韦奇. 金砖国家与另一面墙的倒塌[N]. 起义报，.
　　[12]安娜·谢维亚勒. 新兴国家刺激非洲经济[N]. 费加罗报，.
　　[13]Ber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zur Auswaertigen Kultur-und Bildungspolitik .
　　(执笔：张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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