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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功夫只是一个笑话
[民国以来，武术被尊为“国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中国武术天下无敌。但中国武术的实战能力究竟如何，我们却很难拿出可靠的证据。有关中国武术天下无敌的说法，其证据主要是近代以来关于霍元甲、陈真、黄飞鸿、叶问、李小龙等等的小说与影视作品。
但稍加考证，就会发现这些小说、电影绝大部分内容都是虚构的。如叶问根本就未曾与西洋拳王比赛过，霍元甲倒是曾与“西洋大力士”奥皮音相约比武，因奥皮音失约未成，但此奥皮音不过是一在上海戏园子里做健美表演的演员，并不是什么西洋高手。至于陈真这个最赚票房的“精武英雄”，其实是倪匡1972年虚构出来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人。而所谓“武哲”、“武圣”李小龙，基本上找不到他参加过任何正式格斗比赛的证据。1924年才去世的黄飞鸿，也因为民间流传与影视作品中有关他的诸种描绘大都不可靠，而落选2007年“广东历史文化名人”。
中国武术的诸般绝技如点穴、轻功、内功，以及秘籍、灵药、易容等等物事，许多人深信不疑，但实际上皆为虚构，其来历皆可考证。这些绝技、法门的出现非常晚近，它们主要是晚清以来的小说家虚构出来的。
本文将详细展示中国武术的实战能力在秦汉以后为何萎缩，以及晚清以来又如何靠小说家言变得神乎其神。]
武士阶层的缺失
中国是著名的文明古国，有人类文明就有狩猎、战争、搏击、表演，这些都与武术有密切关系，中国武术肯定源远流长。中国先秦是一个“侠以武犯禁”的时代，从韩非子《五蠹》中可见一斑。迄至汉代，社会上仍有一个身份明显的“游侠”群体存在，《史记》中有《游侠列传》记之。作为“五蠹”之一的“侠”实际上是列国诸侯、贵族所养的门客，是效力于个人的武士集团。而司马迁笔下的汉代“游侠”则本是些布衣之徒，他们以个人之力，除暴安良，主持正义。可以说，由于存在“侠”这样一个以武装保卫、复仇、刺杀、私斗等为职业，崇尚个人勇力的社会阶层，在先秦以至汉代，中国武术的实战技击水平应不低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
但是，从世界历史上来看，武士阶层一般都是在封建贵族体制下，政治权力分散化的产物。如西方骑士阶层兴于欧洲中世纪“国王”与各“领主”共治的政治社会架构下，日本的武士阶层兴于10-19世纪“幕府”与各“大名”共治的政治格局中。政治权力分散，国家的武装力量也趋于分散，以小规模的武士集团为主。这样的体制之下，诸侯武力争斗频繁，但战斗规模也较小，武士个人的武勇非常重要。
而在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下，国家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皇权自上到下，一以贯之。民间的武装力量必须被铲除，才不会对独尊的皇权形成威胁。武装力量集中为只听命于最高统治者的大规模军队，同时，国家推行重文抑武的基本社会政策。由于整个国家只有一个独大的皇家武装集团，所以一般不会发生战争。一旦爆发战争，基本上都是针对外敌入侵或改朝换代的大规模战争。中国从秦、汉开始，封建贵族体制退出历史舞台，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被建立并逐渐成熟起来。到汉以后，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武士集团、游侠群体就被完全剪除，销声匿迹了。
在中世纪的欧洲与日本，武士阶层是封建贵族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士之间的比武格斗、甚至决斗得到官方支持，成为一种制度，这自然是他们达到高水平的武术技击能力的保证。欧洲骑士制度一直到近代才终结，西方人的尚武、决斗之风也一直延续了下来。比如著名的法国数学家伽罗瓦就死于决斗，普希金也死于决斗，著名的联邦党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死于同其政敌、美国副总统阿龙·伯尔的决斗。日本的武士制度也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才终结，日本成为东方世界最尚武的民族，发展出所谓“武士道”。当今世界最顶尖的两大综合搏击赛会UFC和K-1分别在美国和日本也并不是偶然的。而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上，重文抑武是基本国策，现实生活中缺乏一个实实在在的武士阶层，缺乏制度性的格斗赛会的历练、经验，中国的武术实战能力可想而知。
战争能造就武术高手吗？
中国古代没有武士制度，但战争之频繁、规模之宏大、程度之惨烈却是无与伦比的。战争与武术自然关系紧密，战争能否为中国古代造就大批武林高手呢？
实际上，大队人马的阵地战与武士对打是有很大区别的，明代著名的军事家戚继光对这一点有非常经典的看法。大队人马作战强调的是各种兵器、各兵种的专业分工，整体配合，而不是单兵的个人武勇。在《纪效新书》中戚继光讲得很透彻：“开大阵，对大敌”不同于“场中较艺，擒捕小贼”，“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
平定倭寇中，戚继光发明了著名的“鸳鸯阵”。鸳鸯阵是一个由12人的步兵班组成的战斗整体。除队长一名，伙夫一名外，其余士兵如下安排：最前面两人持两种不同功能的藤牌主要担任护卫工作，其后两名战士手持一丈三尺的“狼筅”扫击敌人，狼筅手后面是四名长枪手又称“杀手”担任主要的刺杀工作，最后面是两个手持“镗钯”的士兵担任警戒、支援等工作。各种兵器分工明确，每人只要精熟自己那一种的操作，有效杀敌关键在于整体配合，令行禁止。倭寇是个人武艺大大高于中国士兵的武士，但“戚家军”却在多年的抗倭战争中，几乎战无不胜，甚至还创造了歼倭上千名、而“戚家军”无一伤亡的战例。平定倭寇后，戚继光调任蓟北防守蒙古军队，他又因地制宜，创造出以车兵、骑兵、步兵、铳手、炮手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新的阵法。总之，大队人马作战分工合作的性质与武林高手的培养是有很大距离的。
武侠文艺的功绩
汉以后，中国的武士、游侠阶层在现实中消失了，但在文艺作品中却获得了新生，并日益“壮大”起来。而且，离开了现实的校验、提醒，侠客们的武功也日渐高强，以至“出神入化”。
中国武侠文艺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唐代。唐诗中就多有以“侠”、“剑”入诗之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李白《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区区20个字，传达出来的“武侠”意象却已十分高明：武功精湛，深不可测；行踪飘忽，凡眼难睹……
这种意象与中国文化艺术“写意不写形”的特点恰相符合。
不过，唐朝真正的武侠文艺出现在唐传奇中。唐传奇是中国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从唐传奇中国小说开始摆脱史家的“实录”传统，进行艺术虚构，小说真正成为作家的自觉创作。唐传奇中的名篇《虬髯客传》、《聂隐娘》、《红线》、《昆仑奴》等豪侠故事开中国武侠文艺之先河。金庸先生就十分推崇《虬髯客传》，认为此文“或者可以说是我国武侠小说的鼻祖”。唐传奇中的武功已是十分高强，如《聂隐娘》中的刺客“空空儿”的武功：“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他出手只是一招，一击不中，即飘然远去，绝不出第二招，而且“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可见轻功十分了得。这已远不是先秦刺客所能比。如《史记·刺客列传》所记专诸、豫让、荆轲等人，只是处心积虑偷袭刺杀对象，一击之后，不论中或不中，几乎只能束手待毙了。他们若有空空儿百分之一的本领，历史就要改写了。赖文学虚构之赐，中国侠客们的武术水平大大提升了。
明清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这一时期，武侠小说真正形成并兴盛起来，中国武术绝技也被越抬越高，越吹越神。《水浒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武侠小说，据一些专家的看法，施耐庵是懂武术的，他小说中描写的一些经典武打场面尚为平实、可信。比如“武松醉打蒋门神”一幕，被认为是颇合搏击原理的。
到晚清，出现了一部真正典型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即《三侠五义》。章太炎的老师、经学大师愈樾嗜读此书，把它改订为《七侠五义》。此书晚清以来广泛流行。据台湾学者何洪生先生的研究，《七侠五义》及其续书所创造或大加发挥的元素如点穴、暗器、剑诀、轻功、闷香、夜行衣、各种机关埋伏等等，对后来的武侠小说之内容素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书可以说是中国武侠小说史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
一入民国，随着报刊杂志、出版业的兴起，武侠小说也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涌现出像平江不肖生、赵焕亭、王度庐、还珠楼主等一大批武侠小说名家，武侠小说几乎占了民国小说出版数量的大部分。“还珠楼主”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竟然长达五百万言，真可谓空前绝后的巨制！这一时期，大批的武术绝技、功法被创造出来。如赵焕亭在其《奇侠精忠传》中首创服食千年灵芝以使功力大增的方法，这一元素在后来的武侠小说中比比皆是。
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对中国武术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就是“内功”的发明。晚清武侠小说还基本不见对“内功”的描述。到20年代，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中始有“内家功夫”、“外家功夫”的区分。赵焕亭《奇侠精忠传》中首提“罡气”，说内聚罡气可以无坚不摧，伤人余百里之外，以意驭气，则能一跃十丈，顷刻百里。这里的“罡气”就是近于内功的东西。到30年代，还珠楼主《青城十九侠》中首次提出“内功”这个说法。但民国武侠小说对内功的作用并未大加铺陈、发挥。50年代开始，梁羽生、金庸等新派武侠小说家才开始在“内功”上大做文章，中国武侠小说由之获得了一个质的飞跃。
“内功”的加入，使武术不再专注于外在形器，不再仅是徒逞匹夫之勇的打斗，而转向内在修为，上升为一种精神境界。内功高深之人，不凭宝剑暗器之利，而是草木竹石皆可为剑，飞花摘叶亦能伤人，甚至无剑胜有剑，无招胜有招。而修习内功，靠的不是肢体之锻炼，而是悟性、智慧、机缘等等。如金庸笔下的觉远和尚，本是少林寺藏经阁的一个图书管理员，从不曾习武，只嗜好读书，其人十分儒雅，“宛然便是位书生相公”，但他在读书中不知不觉就练成了绝世内功。内功的加入，使武侠小说与东方哲学精神更加契合，武侠小说被抬到相当高的哲学文化层次。武侠小说逐渐文人化，其受众不再局限于一般市民，欣赏层次较高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趋之若鹜。这正是近些年来金庸被抬上庙堂的主要原因。
总之，中国武术的诸般绝技如点穴、轻功、内功，以及秘籍、灵药、易容等等物事，许多人深信不疑，实际上皆为虚构，历历可考。
“花拳绣腿”
秦、汉以后，虽然没有武士阶层、缺乏体制性的格斗比赛的支持，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国武术仍在发展——日益向套路表演的方向发展，既有单人套路，又有对练套路。套路表演不以实战为目的，而以健身、娱乐为目的，逐渐与舞蹈、戏剧融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这里的舞剑就是套路表演。唐时武术套路表演已相当成熟。杜甫的名诗《剑器行》描写的就是唐朝著名艺人公孙大娘舞剑的景象：“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这就是把剑术与舞蹈相融合的一种表演。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他的剑术也主要是用来表演的，比如他的好友崔宗之说他“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至于说他曾“手刃数人”，应多是夸张之辞，李白不是掌刑的刽子手，岂能随便杀人。
另外，历朝历代民间发展出大量模拟动物动作的象形类拳术，如猴拳、蛇拳、螳螂拳等等。这些拳术经常号称是由某民间人士独自观摩动物的动作、厮打而悟出来的攻杀绝技，实际上主要都是些用来娱乐表演的“花架”、“花法”。中国武术长期以来脱离实战的方向，而向套路表演发展，使中国武术的观赏性、艺术感确实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成为中国特色，也成就了现代中国蔚为大观的武侠影视。
中国武术长期专于套路表演，缺乏实战性，对这一点，自古以来就多有批评者。比如，戚继光就极为反对军中流行的那些受民间武术影响的花拳绣腿。他说，“凡比较武艺，务要俱照示学习实敌本事，真可对搏打者。不许仍学习花枪等法，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杀人的勾当，岂是好看的？”他指出，那些“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的“套数”、“花法”，“不惟无益，且学熟误人第一”，“庶无花法，而堪实用也”。《纪效新书》中也载有一套拳法，即“三十二势长拳”，但是用来做体操锻炼的，戚继光说得很清楚：“拳法似无预於大战之技，然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此为初学入艺之门也。”当代，对泛滥的套路表演，也有业内人士尖锐地指出：“其难度比不过体操，惊险比不过杂技，真不知这样的武术应当叫什么”。
中国武术实战能力展望
套路表演是中国武术的特长。清代后期开始涌现大量的哲理化拳派，比如以太极立论的太极拳，以八卦立论的八卦掌，比附五行的形意拳，等等，讲解武术的哲理也成为我们的特长。这都为西方人所不及。民国以来，武术被尊为“国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中国武术天下无敌。但中国武术的实战能力究竟如何，我们却很难拿出可靠的证据。有关中国武术天下无敌的说法，其证据主要是近代以来关于霍元甲、陈真、黄飞鸿、叶问、李小龙等等的小说与影视作品。但稍加考证，就会发现这些小说、电影绝大部分内容都是虚构的。如叶问根本就未曾与西洋拳王比赛过，霍元甲倒是曾与“西洋大力士”奥皮音相约比武，因奥皮音失约未成，但此奥皮音不过是一在上海戏园子里做健美表演的演员，并不是什么西洋高手。至于陈真这个最赚票房的“精武英雄”，其实是倪匡1972年虚构出来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人。而所谓“武哲”、“武圣”李小龙，基本上找不到他参加过任何正式格斗比赛的证据。1924年才去世的黄飞鸿，也因为民间流传与影视作品中有关他的诸种描绘大都不可靠，而落选2007年“广东历史文化名人”。
实际上，真正的武林高手，都是在职业化的背景下，用科学、系统的训练方法，通过大量的实战搏击而练就的，胜负凭的是力量、速度、技术、经验等因素的综合。靠口授心传，苦读某本“秘笈”，或在深山老林中观摩某种动物的动作，一朝顿悟而成绝世高手，纯属小说家言。
中国武术长期以来缺乏实战能力，我们毋庸讳言。不过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实际上，只要我们抛开那些迷信、玄想，引入科学的训练方法，获得有力的制度支持，中国武术的实战能力也是完全可以达到极高的水平的。第二届中国武术职业联赛（WMA）于2010年底开锣，本届联赛进行了许多向UFC、K-1等国际赛会看齐的改革，取消了上届“攻击技法必须是太极30招”等等荒唐规定，相信必能大大促进中国拳手的综合搏击水平。一些专家也预言，在75-85公斤这个级别，中国拳手将来会在国际赛会上大有作为。
富有观赏性的套路表演我们毋须丢弃。实际上，套路表演与实战格斗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以至相得益彰地发展下去。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期待“国术”重焕青春。
《凤凰周刊》：武林高手何处寻
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描述的盖世武林高手真的存在么？能代表中国格斗最高水平的，是今天的职业散打运动员，还是那些隐藏在民间的武林人士？
虽然中国散打选手，在中国组织的武术比赛中每次都大获全胜，但散打很难获得中国观众的真正认可。因为散打看上去与传说中的中国武术差距甚大，不好看不精彩，而且不神奇。
散打在大陆从1979年开始发展，只有30年历史，一直被很多民间传统武术人士鄙视，认为这是“拳击加个腿”，不是“中国武术”。其实普通民众的认知，也是把传统武术当作中国武术。人们观念里，真正能代表中国武术水平的，是传说中的民间武术高手。但中国传统武术经过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经年不断加工创造，有多少是神话，多少是现实，从来就是个极具争议的话题。
【一段影像开启的论战】
1953年，澳门，吴式太极宗师吴鉴泉的长子吴公仪（鉴泉太极拳社社长）与白鹤派拳师陈克夫的一场生死比武，在港澳官民和新闻界引起震动。比武原因是吴公仪号称“南北无敌手”，陈克夫遂发起挑战，各大报纸还为此引发了激烈的口水战。
到底如何定输赢，在各方面的挑唆怂恿下，双方签下生死状，决定由实战来“话事”。但香港法律严禁决斗，双方最后移师澳门，并向总督保证决不搞出人命，终获批准。
若只看作家与记者当时的描述，读者脑海中所显现的比武场景必定像经典功夫片一样精彩绝伦，—“兔起鹘落”、“快如闪电”、“腿起生风”是当时文字描述中常用的词。
很不幸，这场比武留下了影像，并且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武术留下的最早实战影像。这个影像被挖掘出来后，无论是那些把武侠影视中的打斗当武术的观众，还是对世界搏击运动已颇为熟悉的人，都发出了一面倒的耻笑。
“还不如两个妇人打斗”，“这是高手在较量吗，连小孩玩闹都不如”……这种刻薄的评论是看过这个比赛影像的人最常见的评价，“惨不忍睹”已算是非常公正的点评。
这个影像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在网络上引发近几年对中国武术的反思和大论战。以前在专业界有过多次论战，但这次不同，它波及了普通网友。
不少反思的武术迷，自称是从看了这个影像之后开始转变的，此后大量搜求资料，寻求证据。而在论战中，这段影像几乎每次都会被提到。
传统中国武术，远远不是传说和想象中的那样神乎其技。这个结论，特别容易戳到国人的痛处，伤到自尊心，人们觉得最引以为豪的民族文化，一直自认为是世界第一的特长，居然不是想像的那样。
就像当年的天朝上国见识到夷狄的坚船利炮，人们对这个残酷事实，本能地持以强烈排斥，虽拿不出有力证据驳斥，但内心仍持有莫名的优越感。
【从“不入流”到“国粹”】
虽然今天人们谈到中国武术时喜欢用“源远流长”来形容，但历史上，无论是武术还是习武者，都长期在中国社会没有什么地位。
秦一统天下之后，韩非子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成为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虽然汉代“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地位获得尊崇，但长期的重文轻武的文化中，武术、技击为主流的士大夫社会所不屑，习者多为农民、郎中、艺人，即为“不入流”。
武术和习武者，不但在承平之世不受士大夫和智识阶层看重，即使是在需要杀敌立功之人的乱世，领兵打仗的封疆大吏们也压根就不看好那些神神叨叨的武林高手，历史上真正的习武者戚继光在其《纪效新书》中就对当时前来投效的所谓少林高僧一类人印象极差，认为他们根本不堪用，后来仿效戚继光练兵的曾国藩，同样对这种人敬而远之。
不过，中外民间自古皆有“侠士情结”，武侠文艺在古代中国民间同样备受欢迎。退役军官回乡教人练拳，民间习武者从军或卖艺，均对武术传播能起到作用。
明清交替，很多明朝官兵组成秘密社团潜入民间，以教拳卖药作反清活动的掩护。为吸引更多农民信众，给自己的拳法创设一套建构于阴阳五行之类的体系，再附会上历史名人及各种传奇故事，于是就形成了诸多门派。中国近世武术文化突然蔚为大观，即源于此。
在体育界和官方，从民间社会中发掘传统武术价值的尝试，早在民国就开始了。民国建立，汉民族主义大兴，国粹被纷纷挖掘。而结社集会的自由与新闻自由，使得以前只能在民间底层徘徊的武侠文化和拳师们纷纷登堂入室，他们的神奇故事通过媒体广为传播。
清末至民国中前期，著名的“武术家”几乎都来自农村，其中很多人从军、参政，这使得后来武术被定为“国术”并建立起“中央国术馆”。风气所及，此后中国各地、各党派的军队都有了练拳的习惯。
这种大背景下，中国民间武术门派蜂起，门派体系与传奇故事进一步得到丰富完善。这个格局除大陆中共建政的前30年外，在全球华人地区均延续下来。
国民党人对武术的重视，常人难以想见。他们认为推广武术可强民强国，培养军事人才。1909年，陈其美、宋教仁等即委托陈公哲组织“精武体操会”，训练人才，此为后来闻名的“精武会”的前身，早期的教师有著名武师霍元甲、刘振声等人。
精武会的宗旨是弘扬中华文化，摒弃门户之见，整合中国武术。孙中山曾光临过它的六周年纪念活动，在10周年时亲题“尚武精神”牌匾赠送，并担任过名誉会长。
1928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不到一年，就在南京西华门头条巷6号设立了中央国术馆，此后将它发展成一套从中央到县级的武术推广体系。国术馆的宗旨是培养师资、推广武术、审编教材。
当年年底的10月，国术馆举办了第一场全国武术国考，东南西北各路民间高人汇聚一堂，刀枪相见，拳来脚往。除了规定的人体柔弱部位不得击打之外，以打倒对方为胜，规则较为开放，因此诞生了很多武术名人。蔡元培、李烈钧、于右任等担当主委，冯玉祥以理事会长名义前来颁奖。
这应是中国首次公开的最大型比武，直到今天，一直为诸多武林人士怀念，称为武术的黄金时代，那是最真实最精彩的传统武术实战，但可惜无影像资料被发现。
与此同时，随着中外交流的频繁，国人逐渐接触到西方现代体育运动。碰撞因此开始，它直接引起“土洋体育”之争。今天武术界和中医界存在的问题与争议，居然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基本相似。但武术被质疑的烈度与层次，在民国比今日更甚。
范振兴、吴志青、苏桓东等人著书撰文发起质疑，如《我对国术之所见》、《科学化的国术》、《国术是什么》。他们认为，所谓国术，存在着“托名祖传，自炫其能”、“盲目崇古”、“默守因袭”的陋习，好多修习方式不符合科学的体育训练，他们喊出“国术科学化”的口号。
他们还指出，要运用严肃的史学方式梳理武术历史，还原其本来面目，去除神话和传奇，武术要受现代解剖学、生理学等学科的洗礼，反对“阴阳五行”和“丹田运气”之类的说法。
【海峡两岸的殊途同归】
1949年之后，武术在大陆和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地区走上了一段时间截然不同，最后又殊途同归的道路，只不过因特殊的政治原因，大陆的发展历程较为滞后。
民国武师多有“会道门”背景，并与国民党政权关系深厚，1949年后，很多迁到台湾或出走海外。中共建政后，也很重视武术，国家体委把“国术”正式更名为“武术”，制定颇多章程规则，逐渐把武术变成套路表演的体育赛事，技击性武术被禁止，民间武林也消失。“文革”中，武术发展几陷于停顿。
1980年代初，大陆开始发展散打，与套路武术并驾齐驱。改革开放之初，兴起中国传统文化热，香港武侠文艺大举进军大陆，在全国掀起一片武侠热、习武热，一直到今天，武校遍布神州大地。以前的各种门派与武术纷纷重现江湖，甚至连金庸等小说中虚构的门派与武术都现身武林，大家立馆招生，讲课授徒，好生热闹。
而国民党到台湾后，一直没有停止发掘传统武术技击价值的努力，定期举办不分门派的中华国术世界擂台锦标赛，八卦掌、螳螂拳等今天难得一见的绝技经常同台竞技。不过从当时留下的影像看，比吴公仪的比武并无出彩之处。
国民党对武术的态度，与对中医的态度相似，都是一开始当作国粹大力弘扬，极力推广，后来理性逐渐占据上风，遂逐渐让其退出官方体制，回归民间生存。武术在台湾，传统的国术实战比赛也是逐渐被现代搏击术的散手（即散打）替代。
目前在台湾，“国术馆”仍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但此国术馆非彼国术馆，已经不授拳，多改行从事推拿按摩、治疗跌打损伤的业务。国术馆与政府卫生部门的冲突近年不断，国术馆不纳入全民医保体系，并有法律规定，国术馆师傅无开处方看病的权利，否则违法。
但是，某些国术馆在激烈竞争中，也悄悄打出有祖传秘方能治疑难杂症的旗号，因开药让患者服后致伤残或死亡的事例在台湾常被报出，政府卫生部门严加查封，因此双方关系紧张。
话再说回来，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了面前，现有的极少的传统武术的实战影像，几乎得不到认同，或说很假，或说不是真的，那么真的传统武术实战又是什么样子？
【散打的兴起】
改革开放前，武术技击性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容易被扣上崇尚暴力的帽子。
梅惠志自小修习传统武术，有一大堆头衔：首任北京武术散打队总教练，武警北京总队散打队总教练，京港搏击会总教练。他还是大陆散打运动的先驱之一，培养了很多全国散打冠军。
梅惠志介绍，改革开放后，中国武术队常出国访问，也为来华访问的外宾表演，有好事的老外就问：“那这个能不能实战，可不可以试一下呢？”这种提问经常难倒主人家。
武术技击性的问题，就这样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实战这种“新鲜事物”，官方认为具有危险性，秉持着既重视又要谨慎的心态，摸着石子过河。1979年，国家体委首先委托浙江体委、北京体院、武汉体院进行对抗性武术的试点训练，同年5月在南宁的观摩会上作了首场汇报表演，散打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
这个时候，北京什刹海业余体校的摔跤教练梅惠志，常带着一帮人练习拳击及类似散打的自由搏击项目，在北京武术队主教练吴彬和中国式摔跤教练李宝如帮助下创办散打队。
经过多年探索，官方的武术人士吸收西方现代体育和搏击运动的很多元素，终于建立起一套散打运动体系（也即锦标赛体系），但传统武术套路的竞赛机制仍保留下来。
此时，民间的传统武术在武侠文艺推动下，也“蓬勃发展”，分歧就此产生。民间武师认为官方的套路武术是花拳绣腿，还认为散打不是中国武术，只不过是“拳击加条腿外带个摔跤”，多抱以藐视之情。
1980年代，官方在探索期，也常举办一些试验性比武，同意民间拳师们上台与散打运动员较量。梅惠志本人就有颇多这种经历。1980年和1981年，北京搞散打试验赛，民间拳师跃跃欲试，上百人来自八卦、形意、太极等各拳种。但是，即便是当中最强健的民间拳师，仍与散打运动员有巨大差距，进入半决赛时，剩下的都是散打运动员。
1980年代中期，梅惠志又带领队员赴河南嵩山、湖北武当参加擂台赛，来的民间高手更是“琳琅满目”，很多身着奇装异服，有扮成行者武松样的，有扮成道士样的。还有人当场表演绝活，譬如一掌把钉子从木板里拍出来。但比武的结果同样令人沮丧，经常是开场前，对方架式十分漂亮，开打后，三拳两脚即被散打运动员击下台。
有武师认为，戴着拳套限制了功力的发挥，梅惠志安排他们与队里的小队员比试，并叮嘱队员，只能打赢，不能打伤对方，意即不能下狠手，但民间高手们仍然很快败下阵来。
梅惠志认为，封闭和过多仪式化的无用动作，导致花哨的传统武术很难与不好看但实用的散打抗衡：
“传统武术讲究的是口传心授，多是对方怎么打你，你怎么防守的说招说手，平时实战训练水平很低。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对方边腿踢你，散手队员会一手格挡，一手反击。传统武术可不这样，他得先做一个云手，这样动作好看，可对方早就踢到你了。另外，有的拳种讲究什么螺旋力、三角力，每种都有几十种用法，说什么可以将人转着打飞，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我们同他们交流时，也就一个照面就分出了输赢，用的就是一个简单的迎击，没有什么神秘的。”
到1990年代，这种比武越来越少，一是官方散打体系应付锦标赛已忙活不过来，二是民间武师们从事招生开馆，有更多挣钱的事务，一般他们对散打的不屑和批评，都改为君子动口不动手了。
虽然实战中，全国各地的散打队伍都一致认为，他们遇见的民间武林高手完全不堪一击，但民间武林人士愿上擂台一雪羞辱者极少，说辞形形色色，譬如说比赛规则不许击裆、挖眼、咬人，所以不愿上擂台；有说不能签生死状，所以不愿实战；有说真正高人淡泊名利，隐匿于深山野林；有说绝技已经失传。同时，民间传统武术界自身还有各门派之间及内家拳和外家拳之间长期激烈笔战。
专业人士认为，如擂台允许挖眼击裆，就不是武术了，因为已无“术”可言，而是打野架，假如规则允许的话，经过专业训练的散打选手肯定比民间人士更加迅捷凶悍。规则更多的是保护弱者，而非强者。
一些曾向民间武术世家讨教学习过的职业散打人士认为，由于缺乏现代生理学常识，民间传统武术不但训练方法和意识落后，而且往往还保留了不少无用甚至错误的观念，譬如各门派普遍强调站马步的功夫，实际却毫无用处，而且若真练马步功夫，扛杠铃深蹲更有效果。
对一些特别的神功绝技，譬如睡钉板、拍砖头、顶石碑之类，梅惠志特意还澄清道，这些只能说是江湖杂耍，而不是武术。“这些我以前都练过，一方面是熟能生巧，另一方面有些物理道理在里头，知道了就不玄乎。”
梅惠志1980年代带着弟子出国去开眼界时，也曾闹过笑话。因为大陆散打的锦标赛机制并非职业比赛制，强调严格的保护性，戴着厚厚的护具。结果他们背着护具出去交流时，遭人耻笑。梅惠志才发现，原来人家已经发展到只穿一条短裤搏击的地步，他于是冒着被上面责怪的风险，私自让队员们脱去护具，与外国选手交战。
最初的出国比武，其结果自然是比较青涩的，不过这也导致了北京队水平不断提升，在全国屡屡夺冠。
散打兴起还有另外一些推动因素，像香港富商霍英东，是武术爱好者世家出身。1980年初，见泰拳和拳击风行，鲜见中国人上台与之抗衡，心里吞不下这口气，便跑到北京来与官方联络，要寻觅高手去为国争光，他多年来为此花费巨资，贡献颇大。
【追寻传统武术之旅】
就像中国有中医，印度有印度医，阿拉伯有天方医一样，武术也并非中国独有，几乎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格斗类传统。但是，多数民族的传统武术都存在着漠视技击，较注重仪式与文化，表演特色较为突出的特点。如印度传统武术“卡拉瑞帕雅图”，巴西的“卡波拉”，锡克人的“盖塔卡”，拉美黑人武术“踢瑞瑞卡”。
相对而言，由于日本古代有武士制度，欧洲有骑士制度(更早的希腊罗马有尚武好勇传统，其拳击和斗兽极其残酷)，有着一个长期以习武、作战为生的阶层，制度也提供了合法的定期比武机会，其武术的技击色彩更为突出，所以，欧洲和日本成为现代各种格斗术的发源地和推动力。
近现代，泰拳在官方的有力支持下，经过多年改良，去除奇怪无效的招式，大力引进西方拳击的技法、规则和训练方式，再加以泰化，成为世界上最盛行的武术之一，被各种流派所借鉴模仿，也对自由搏击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而中国武术，则由于在中国独特历史中演进出各种复杂神秘的门派，使得民间武术家们花在区别于其他流派的招牌性动作和仪式的心思更多，其表演特征更为强烈—或许这是中国功夫片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
若把中国民间各门派的宣传资料浏览一下，可发现不少共同特色：
1、一般都具有辉煌悠久的历史，有些门派的祖师爷还是古代著名的皇帝，但在正史中无法证实；
2、有着像超人一样无敌的师祖或师父的传奇故事，如曾击败过诸多来历不可考的外国拳王、元首保镖；
3、都号称从未遇到对手，从未输过；
4、都缺乏实战的影像资料和权威报道；
5、现实生活中的掌门或高人，几乎从不出手实战；
6、越是古代越有高手，绝技越多，越厉害。
而这些恰恰又与现代的常识相悖，现代观念认为，总体而言，人类是越来越先进，而非今不如古；只有经过专业化体系下产生的事物，才能是最优秀的；一种事物要不断经过竞争交流，才能日益提升其质量，闭门造车的结果正好相反；一种事物要使人相信，得拿出经得起质疑检验的证据。
怀着对中国文化热爱的情结，民间层面，对传统武术实战价值的追寻一直没有终止。但迄今，追寻者到最后都饱含着失望与沮丧退去。
1980年代之后，对传统武术反思最猛烈，也最知名的人物是天津传统武术家赵道新。这位生于1908年的老人自幼习武，一生与很多武术名家有渊源。正在全国习武热高峰期，接受《精武》杂志访谈时，他直言传统武术基本不存在技击性，痛陈诸多武术界弊端，指责谈玄论道、门户之争，曾引起极大震动。
据《南京晨报》报道，《武魂》杂志主编魏珉，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走遍名山古刹，寻访传说中的高人。他说，我拜访到的很多武术家都是著名门派掌门人，其名气、理论在民间可谓一流，但多为“说故事”—讲述自己或者祖师爷如何如何厉害，哪年曾经打败过某人。他们多是手捧祖宗拳谱讲道，少有常人想像中的实战能力。
该杂志副主编还谈到，武侠文化中有个错误观念，越是古老理论越有价值，越是岁数大的武术家功力越深，其实这是不对的。“现代人在科技、营养、天生的身体素质方面远远超过古人，为什么在武术理论和实战方面就一定低于古人呢？这是说不通的。只要中国武术加强科学研究，打破保守，多与国外交流，还是会有突破的。”
国家体育总局武管中心刘普雷副主任，自小习武，多年来从事武术研究工作，亲身参与了散打运动的建设发展过程。他说：“民间那些所谓高人，甭管之前招式多花哨，一上擂台就是王八拳、窝心腿。”
早些年，一位富商心有不甘，就是想亲眼看见符合自己想像的传统武术实战，花费巨资打造人才，招收了很多小孩秘密训练。他找刘普雷咨询时，刘劝他还是放弃得了，但对方很执着。在训练完毕，内部进行演练拍摄时，对方看了录像，痛心地表示：“算了，别拿出去了，丢不起这个人。”这个计划最后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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