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一：莫斯科公国13世纪成为蒙古金帐汗国统治下的一个封建小邦，1480年俄罗斯摆脱了蒙古人的控制而独立。莫斯科公国逐渐成为俄罗斯统一国家的核心。
材料二：16世纪下半期，俄国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扩张，17世纪中期，俄罗斯曾一度侵入我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到19世纪晚期，沙俄先后割占中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
（1）现在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是________，首都是________。
（2）俄国能够发展壮大得益于哪一历史事件？
（3）中俄双方第一个边界条约是何时签订的？条约的名称是什么？内容如何？有何意义？
（4）俄国侵占的西伯利亚有哪些自然资源？
材料三：“除特许船外，严禁其他船只驶往国外。除特许船外，不得派遣日本人至外国。禁止官吏在长崎码头直接购买外国船之货物。”
材料四：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发布了《五条誓文》：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文武一体，下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倦怠；破除旧来之陋习，本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
材料五：日，日本国会众议院不顾部分在野党和日本国民的呼声，强行通过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三个相关方案，即《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
（5）日本是东亚的一个岛国，与中国是一个一衣带水的邻邦，领土主要由哪四个大岛和一些小岛组成？
（6）日本工业集中在太平洋沿岸，主要依靠进口原料和________出口工业制成品，形成了________型的工业地带。
（7）日本工业集中在太平沿岸的有利条件有哪些？
（8）材料三所说的这种情况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方面的禁令吗？如果有，是在哪朝比较明显？
（9）材料四表达了明治政府一种怎样的改革思想和要求？
（10）材料五中日本这一做法的目的是什么？它对亚太地区的局势将产生哪些影响？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我们以这些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和权利宣布：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名正言顺地应当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解除对英国国王一切隶属关系，而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也应从此完全废止。材料二：一幢裂开的房子是站不住的，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维持半奴隶和半自由的状况。我不期望联邦解散，我不期望房子崩溃，但我的确希望它停止分裂。
——1858年6月林肯的演讲《裂开了的房子》
材料二：一幢裂开的房子是站不住的，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维持半奴隶和半自由的状况。我不期望联邦解散，我不期望房子崩溃，但我的确希望它停止分裂。（1）材料一的内容出自什么文献？该文献的公布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19世纪中期的美国，国内矛盾的焦点是什么？后来是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依据上述材料，你认为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前提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 材料一&&&&&&&&&& 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示意图
&&& 材料二& 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邓小平
&& &（1）根据材料一，我国最早设置的四个经济特区分布在哪两个省份？
（2）根据材料二，概括我国建设经济特区的主要好处。
（3）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在今后的对外开放中，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请你提1个合理化建议。
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一& 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示意图
材料二& 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邓小平
（1）根据材料一，我国最早设置的四个经济特区分布在哪两个省份？（4分）
（2）根据材料二，概括我国建设经济特区的主要好处。（4分）
（3）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在今后的对外开放中，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请你提1个合理化建议。（2分）您现在的位置：
浅谈楚国青铜铸造技术中的三项成就
　　楚国，是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比较强大的诸侯国，历史上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中，楚国都是其中之一。楚国强盛时的疆土几乎包括了我国现今版图的整个南半部，所谓楚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淮南子&兵略训》）现今的湖北正是当时楚国的腹地，着名的湖北江陵纪南城遗址就是当时楚国的国都&郢的所在地。所以湖北又被称之为&楚&，&楚地&、&楚天&都是人们常常对湖北的另一种称谓。两千多年前生活在江汉大地上的楚国劳动人民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我们今天称之为&楚文化&，楚国在青铜铸造技术上所取得的许多成果正是&楚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主要根据出土文物，对楚国在青铜铸造技术中的三项成就作些简略的介绍。
　　一、青铜范与蚁鼻钱
　　蚁鼻钱是楚国最早使用的金属货币，因为其外形有点象蚂蚁的鼻子，所以后来的人们称其为蚁鼻钱，至于在当时的楚国它的名称是什么，目前还不清楚。蚁鼻钱的形状特殊，与中原地区一些诸侯国所生产的刀币、铲币、布币等完全不同，是楚国特有一种青铜货币。此外，还需要提到的是，蚁鼻钱上所铸的文字也特殊，至今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
　　蚁鼻钱是一种青铜货币，一般说来是采用铜、锡、铅三种金属的合金铸造而成的。蚁鼻钱与郢爰等黄金货币不同，郢爰等黄金货币是一种称量货币，在交易中是采用天平称其重量后再按其重量确定价值的。蚁鼻钱不是称量货币，而是一种单位货币，对每一枚蚁鼻钱来说，其价值是相同的，以其数量的多少来确定价值的。所以，在一个时期内，同一地区制造的蚁鼻钱其体型大小是相近的。考古发现的大量蚁鼻钱之间为什么大小、重量的差别很大，就是因为它们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制造的缘故。由于蚁鼻钱体积较小，其代表的价值就较小，在交易中使用的数量巨大，考古发掘中一次出土数千枚甚至近万枚的蚁鼻钱的事已有多次。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如此数量巨大的蚁鼻钱是怎么样生产出来的？
　　蚁鼻钱是铜与锡、铅的合金，从出土的实物的外形及其内部结构看，它们均是通过铸造成型的。铸造成型的金属器物首先就要有范，那么，蚁鼻钱的范是什么质地的呢？我们知道：
　　金属铸造器物首先要有范，范，就是铸造所用的模具，铸造什么样的器物就要有什么样的模具。从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可知，古代劳动人民早期使用的陶范，也就是用粘土制造的模具，这种模具在铸造前需要经过烘烤，所以称为陶范。陶范取材广泛、可塑性强，古代大多数青铜器都是采用陶范铸造而成的。但是，陶范铸造器物有一个最大的缺点：这就是&一器一范&，所谓&一器一范&，就是说铸造一件器物就要用一件陶范，器物铸成后陶范也因破损而无法再用，就是铸造一件同样的器物也需要另做一套范，因此在古代制造金属铸件时，制范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我国在商周时期还曾经用过石范，但是，石范只能用来铸造一些器型简单的器物，因为蚁鼻钱的表面还铸有文字，所以蚁鼻钱是难以用石范铸造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采用陶范来铸造蚁鼻钱，由于是一器一范，要铸造出成千上万枚的蚁鼻钱，其制范的工作量就十分巨大。当然，早期使用的蚁鼻钱数量少，可能也是用陶范制造。后来，使用的蚁鼻钱数量较大时，制范量就难以承受。那么，蚁鼻钱是如何铸造出来的呢？考古发现的实物表明，至迟在战国时期，蚁鼻钱是采用金属范铸造成型的。
　　1982年2月，安徽省繁昌县的文物工作者在该县横山镇收集到两件蚁鼻钱青铜范，这两件青铜范是农民在开挖房基时发现的。繁昌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铜的出产地，在横山镇附近的铜山就留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采铜及冶铜的遗址。至迟在春秋中晚期，繁昌一带就是楚国的疆土，出土的蚁鼻钱青铜范，说明当时的楚国已经在此地进行&即山铸铜&了，就是说利用当地开采的矿石冶炼的铜直接生产蚁鼻钱。这两件蚁鼻钱青铜范的形制相似，呈长方形，青铜范的上端有一半筒形的浇口，是浇铸铜液用的。青铜范的正面阴刻蚁鼻钱的币型（呈凹状），币型的中部有凸起的阳文，文字的下方有一凸起的圆点，与出土的蚁鼻钱实物十分吻合。其中一件长27厘米、宽10.7厘米、厚0.95厘米、重1055克，范面上有64个蚁鼻钱阴刻币型，另一件青铜范上有65个蚁鼻钱的阴刻币型。这些币型主要分为四排，中间有浇道与每个币型相连。类似的蚁鼻钱青铜范在武汉市文物总店、上海市博物馆等处都有收藏，说明当时的楚国是采用青铜范来铸造蚁鼻钱。
　　采用青铜范铸造蚁鼻钱，其工艺流程大致如下：
　　1.在青铜范的正面涂一层脱模剂，减少浇铸时高温铸液对范面型腔的冲击。楚人用的脱模剂为何物，目前还难以考证。
　　2.合范。在蚁鼻钱青铜范的正面紧贴一块呈平面的陶（或金属）质地的板，并使两者之间固定。
　　3.预热。在适当的温度下预热一定的时间，以防止高温铸液迂到较冷的青铜范时而过早凝固，形成废品。
　　4.浇铸。将范直立，从浇口注入铜合金的铸液。
　　5.启范。待范内的铸液冷却到一定温度时，松开固定装置，取出铸币的半成品。
　　6.修整。将蚁鼻钱一枚枚地从浇铸槽形成的青铜水口上取下，进行打磨修整。
　　采用金属范铸造蚁鼻钱，具有如下几大优点：
　　1.由于金属范可以反复使用，再也不需要重复地、大量地制作蚁鼻钱陶范。
　　2.币型比较统一。由于是采用金属范铸造，产品出于同一套范，所铸的蚁鼻钱在外形、大小、文字的笔划等方面都几乎相同，完全适应于蚁鼻钱作为单位货币使用的要求。
　　3.效率高，为大量生产提供了条件。由于青铜范可以多次反复使用，在连续使用时，等于不停地在进行预热，一组工人如果拥有两副或两副以上的蚁鼻钱青铜范，就可以连续地进行铸造作业。繁昌县横山镇出土的两副蚁鼻钱青铜范，可能就是同一铸钱作坊拥有的范具。仅就铸造而言（除去熔化金属和进行修整半成品的工人），每组有3人至4人即可，假定浇铸一次（从合范浇铸、冷却到启范取出蚁鼻钱坯为止）需要10分钟左右的话，一组工人一个工作日（以10小时计）可以生产出7200枚左右的蚁鼻钱铸坯或更多，其产量是可观的。
　　可以说，正是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采用了金属范铸造蚁鼻钱，而且是&即山铸铜&，节省了成本，提高了效率，才能铸造出数量众多的蚁鼻钱，使得这种货币在商品交易中大量地进行流通。青铜范的使用可以说是楚国青铜铸造技术中的成就之一。
　　二、精密铸造工艺&失蜡法
　　古代铸造金属器物一般都是采用陶范，然而一些外形复杂、特殊的器物采用陶范铸造就十分困难，例如外形呈弯曲状的镂空立体装饰花纹等。为此，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明了失蜡法。
　　失蜡法，是铸造金属器物的一种方法，从现代金属铸造的角度看，它是熔模铸造（又称之为&熔模精密铸造&）工艺中的一种，在实际生产中这一铸造方法又有多种形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失蜡法工艺中所用之蜡，并非今天我们所用的石蜡;石蜡是石油的副产品，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们还没有认识石油，春秋战国时代大都采用蜂蜡，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失蜡法工艺所用之蜡料即是作为主料，加以牛油、松香等作为增塑料与增加强度料;当这种蜡料配制好以后，有如今天我们和面一样可在手中进行任意揉捏，其熔点一般在30℃以下。
　　简单地说，失蜡法铸造就是先用蜡料制造一件需要铸造的器物，由于蜡料具有受热变软、迂冷变硬，可塑性好的特点，蜡料就像用水和好的粘土一样，可以塑出各种各样形状不同的器物来。更重要的是：蜡料的硬度低，又可以在制好的蜡模表面制作出繁复的花纹图案来。在制作好的蜡模表面敷以配制好的泥料，干燥后就形成了坚硬的外壳，然后进行加热，因为蜡的熔点很低，加热时蜡模很快就熔化而流了出来，只剩下泥质外壳，这种外壳就是用来浇铸金属器物的范。因为该范是通过蜡的流失而形成的，所以将这一铸造方法称之为失蜡法。
　　作为金属铸造工艺的一种，失蜡法的起源很早，在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已经发现的一些采用失蜡法铸造的小型金属铸件，其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三十世纪中晚期。但是，这一方法并没有一直流传下来，中间曾经多次失传，其后又重新发明。对于我国古代失蜡法起源于何时的问题，原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从古代印度等地传入我国的，时间在西汉前期左右。近些年来，由于楚墓出土的青铜器中已经有数件是采用失蜡法铸造的，就将我国古代发明、使用失蜡法的时间至迟提早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前期（春秋中期前后），同时也证明了失蜡法在我国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自己创造发明的，楚地是我国古代最早使用失蜡法铸造青铜器的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在成千上万件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青铜器中，发现是采用失蜡法铸造而成的青铜器总数还不足10件，它们几乎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或受楚方化影响的墓葬中出土的。主要有：
　　楚共王熊审盂，此器可能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具有关资料介绍，该盂由器身与器盖两部分组成，器底有&楚王熊审之盂&6字铭文，器盖上的圆形捉手（就是器盖上的纽）呈镂空状，上铸有蟠螭等纹饰，似乎是用铜条盘旋缠绕而成的;器身下部的3个器足，也呈镂空状，上有纹饰，也似用铜条盘旋缠绕而成的，实际上它们都是铸造成型的。当然，这种看似用铜条盘旋缠绕而成的捉手与器足是难以用陶范来铸造的，当时只有采用失蜡法铸成。楚共王熊审的在位年代为公元前591年至公元前560年，所以该盂为公元前六世纪前期的遗物。
　　河南淅川下寺2号楚墓，是楚国的令尹子庚的墓葬，子庚死于楚康王七年，即公元前552年。该墓出土的长方形铜禁，长107厘米，宽47厘米，根据铸造方面的专家研究，铜禁的蜡模是由28个部件焊成，焊接部位表现不够平整，焊缝较宽而走向不直，具有蜡料热焊时的特征而与陶范拼合铸接的铸缝绝然不同。该墓出土的铜盏，其盏盖上的纽与盏身下的三个足都呈缠绕纹样，均是采用蜡条捏出来的，因为在它们的表面还留有蜡料修饰的痕迹。专家们认为，该墓出土的铜禁体积大、纹饰繁复、蜡模构成复杂，说明在当时楚国的失蜡法铸造工艺早已脱离了原始状态而具有了相当的水平。
　　1986年湖南省岳阳市筻口镇出土的铜盏，其盏盖上由蛇状铜条盘结而成的镂空圈形盖纽、各由两条小蛇状铜条盘结而成的三个盏足，均是采用失蜡法铸造而成的。该墓的年代为春秋中晚期。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年代为公元前433年或稍晚一点，属于战国早期，该墓是一座楚国的附属国&曾国的墓葬，墓中出土的青铜尊盘，是我国商周青铜器中目前所见到的具有最精美、最复杂纹饰的稀世这珍。尊的口沿镂空剔透，成为两层，外层为高低相间的蟠虺纹，内层为蟠螭纹，这些透空附饰是用失蜡法铸造的。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一书中有关《青铜尊盘铸造工艺的鉴定》指出：尊盘上重叠的蟠虺纹，其内用多条铜梗联接，梗面光滑，截面略成圆形，联接处接口适中，接面圆滑。铜梗形状弯曲，既起到各层虺纹支撑联接作用，也为虺纹艺术形象增色，更重要的是它构成了熔模铸造的浇铸系统。&&尊盘、盘的整个附饰表面呈凹凸状，其交界边缘且有个别铜梗盘旋，陶范是无法成型的。而附饰四角接缝近似于蜡模熔接痕迹，没有泥型分型面特征。
　　上述几件出土文物表明楚国从春秋中期之前开始直到战国时期一直在采用失蜡法铸造青铜器，其间没有太大的时间间隔，表明楚国的失蜡法铸造工艺从发明之始就一直处在使用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楚人采用失蜡法铸造青铜器技术的渊源在哪里？是楚人自已的发明创造还是从别处学习来的？在上述几件楚墓出土的失蜡法青铜器之前，在云南省晋宁石寨山曾出土一件青铜贮贝器，其器盖附饰经确认为失蜡法铸件，时代为西汉。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失蜡法铸造青铜器工艺是由印度通过云南等地传到内地来的。由于上述几件失蜡法铸件的出土，彻底否定了这一观点，因为在印度所发现的最早失蜡法铸件的时代与此相近。另外，从楚共王熊审盂和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来看，春秋前期的楚国失蜡法铸造工艺已经脱离了原始的状态，而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已达到了成熟的水平，在此之前必定还有一个发生与发展的过程。由此可看出楚国劳动人民发明、使用失蜡法的时间应该更早。
　　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在学习、吸收其它诸侯国青铜铸造技术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青铜铸造业并取得很大的进步，同时楚人也拥有使用失蜡法所需要的原料。《楚辞&招魂》中有& 巨 女蜜饵，有 长 皇兮&的记载，说明很早之前楚人已经食用蜂蜜，当然可能懂得养蜂和使用蜂蜡，而蜂蜡正是失蜡法常用的原料。所以说，楚人采用失蜡法铸造青铜器是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的。
　　前面提到的几件青铜器上呈铜条缠绕状的足、纽等，虽然器型复杂多变，难以用陶范铸出，然而采用失蜡法就容易多了。采用加热后的蜡条十分容易地做出这些复杂的器形来，同时在蜡条的表面雕刻纹饰也相当方便，蜡模制成后在其表面涂以配制好的泥料，待阴干后加热熔去蜡模，进行焙烧使之成为半陶质后就可以浇铸青铜器了。失蜡法是楚国青铜铸造技术中的重要成就之一。
　　三、复合剑与铸镶工艺
　　在楚墓的考古发掘中，常常有一种青铜剑的出土引起人们的特别兴趣，这就是复合剑。复合剑，实际上是一种采用含锡量不同的两种铜合金铸造而成的青铜剑，就是说其剑脊（包括剑柄等）部分是采用含锡量比较低的铜合金制成、其剑刃部分采用含锡量比较高的铜合金制成。由于剑脊与剑刃两部分的合金成分存在差别，受几千年地下环境的影响，含锡量低的剑脊常常呈亮黄色或铜绿色、含锡量高的剑刃常常呈浅灰色或灰黑色，整体上一看，在一件青铜剑上就有两种颜色，泛亮黄色或铜绿色的剑脊就像是插在青铜剑的中心，所以复合剑又常常被称之为&双色剑&、&插心剑&。
　　楚人为什么要采用两种铜合金来制造青铜剑呢？这与青铜剑的功能及楚人喜爱佩戴长剑有关。
　　我们知道，纯净的铜又称为红铜、紫铜，是一种硬度较低的金属，可以拉制成细丝和制成薄片，我们日常所用的铜质电线就是用纯铜制成的，所以比较软。因此，纯铜一般是不能用来制造工具、兵器的;锡是一种硬度更低的金属，人的指甲也可以在锡块的表面划出痕迹来，单独用锡也是不能制造工具、兵器的。然而这两种质地较软的金属所制成的合金，其硬度确有很大的不同，铜与锡制成的合金（有时还含有一定量的铅）称之为锡（或锡铅）青铜，简称为青铜。青铜的硬度会随着合金中含锡量的多少而不同，锡含量多，合金的硬度高;锡含量少，合金的硬度低。所以在制造青铜剑时，所采用的青铜原料在合金成分上就要兼顾两个方面的性能：硬度与韧性。剑刃部分要有高的硬度，使其锋利，利于砍杀;剑身部分要有一定的强度和较好的韧性，利于在激烈的格斗中剑不会折断。因此，一般采用一种青铜合金为原料制造青铜剑时，为了兼顾硬度与韧性两个方面，合金中的含锡量约在8%至15%之间，同时剑的长度也比较短，约在35&55厘米之间。
　　春秋战国时期，楚喜爱佩剑，特别喜爱佩戴长剑，这一点在出土文物与古代文献中均有反映：
　　1973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1号楚墓中出土了一幅帛画（帛画就是在丝帛上绘制的画），被称之为&人物御龙&帛画。画面上是一个头戴危冠（高高的帽子）、身着长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在驾御一条龙，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中上层男士的典型装束之一，其特征就是&长剑危冠&。所以《说苑&善说》中记载：&昔者荆为长剑危冠，令尹子西出焉&。屈原《楚辞&离骚》中有：&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巍&的诗句，&长铗&就是长剑，这些都说明当时的楚人是十分喜爱佩戴长剑的。
　　楚人为什么喜爱佩戴长剑呢？因为剑是防身的兵器，格斗中长剑当然比短剑有优势，这是重要的原因。然而单独采用一种青铜是制造不出刃部坚硬锋利、剑身韧性好、而且也比较长的青铜剑。所以，楚人采用两种合金成分不同的青铜分别制造剑刃与剑脊，从而解决了这一难题。
　　复合剑的铸造工艺大致是这样的：先将剑脊与榫一起铸出;把铸好的剑脊安置于剑范中;浇铸成一把完整的剑。从一些出土时已经破损的复合剑剑身断面可以看到，复合剑的刃部和脊部是采用榫卯结构铸合的，剑脊两侧伸出两翼作为榫头，榫头外侧较厚，与剑刃铸合后可起到卡口的作用，防止刃脊分离。这种先铸剑脊后铸剑刃的工艺就是楚国青铜铸造工艺中&铸镶法&的实际应用之一，我们知道，纯铜的熔点为1084.5℃、纯锡的熔点为232℃，青铜（铜锡合金）的熔点随其含锡量的多少而不同，含锡量低，合金的熔点高;含锡量高，合金的熔点低。复合剑脊部含锡量比刃部少，合金的熔点也高一些，这样在铸造的时候，已经铸好的剑脊就不会因高温青铜液的铸入而受到损失。
　　&铸镶法&是楚国青铜铸造工艺中的重要方法之一，除复合剑外，出土的楚国蚁鼻钱青铜范及蚁鼻钱的铸造也是这一工艺原理的应用之一。青铜范是采用含锡量低的青铜制成，而蚁鼻钱则是采用含锡量高的青铜制成，鉴于此，用青铜范铸造蚁鼻钱时就不会出现损坏青铜范的现象。又如楚墓中出土的镶红铜器物，如镶红铜盥缶等就是将预先铸造成型的红铜纹饰置于青铜器的外范与内范之间的空位之中浇铸成型的，由于红铜熔点比青铜高，浇铸时红铜花纹就不会受到损坏。所以说&铸镶法&也是楚国青铜铸造技术中的成就之一。
　　作者注：本文是《楚文化知识丛书&楚国科技成就》第一部分中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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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铜文明源于西亚？
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古国都先后经过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西亚早在5000年前便进入了青铜时代，比东亚早近1000年。商周之际东亚青铜文化达到鼎盛时期，而此时的西亚赫梯王国已进入铁器时代。那么，西亚和东亚在上古时期是否存在青铜技术传播的可能？近日，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易华撰文认为，东西方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这条通道不但为东亚引入了游牧文化，也为东亚引入羊、黄牛、马和青铜技术。 东亚考古发现的青铜器明显晚于西亚，青铜技术是否由西传入东方？ 中国最早的铜制品，是陕西临潼县姜寨遗址出土的1件黄铜片和一个由黄铜片卷成的管状物，年代在公元前4700年左右。在甘肃东乡林家村，出土了1件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这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 而巴尔干到安纳托利亚一带早在7000年前已开始冶金实践，5000年前便发明了范铸法和失蜡法，不同比例的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也相继发明。也就是说，4000年前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主要的青铜冶铸技术均已发明，并对周围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红铜冶炼、范铸法、失蜡法还是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锡铅青铜都是西亚早于东亚。而且铜以外的其他金属如金、银、铁等冶炼东亚亦多晚于西亚。 青铜冶炼和铸造是高度复杂的技术活动，不可能一人一时一地完成，其中必然有一个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过程。在旧大陆不大可能存在两个独立的起源。也就是说，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是从西向东传入东亚的。在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 除了青铜技术，中国从西亚引入的家畜还有羊、黄牛和马 驯化地理学研究表明，绵羊、山羊和犬一样不仅是最早的驯化动物，而且是分布最广的动物。有学者对西亚家养动物的起源作了总结，指出绵羊和山羊是当地最早的驯养动物，牛、猪、狗次之。 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5000年。中国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绵羊骨骼才被认为是确凿无疑的家羊。而且，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遗址中羊的数量明显增多。 水牛可能起源于东亚或南亚，而黄牛很可能来自西亚。从河姆渡到兴隆沟，东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黄牛与山羊一样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驯化和传播过程。 在东亚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遗址中从未发现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马齿或马骨出土，不能确定为家马的遗迹，很可能是普氏野马或其它动物的遗物。也就是说，和西亚一样，东亚没有发现4000年前的家马骨骼和其他证据，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学界认为，家马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而骑马和马车技术可能源于西亚的骑驴和牛车制作技术。 上古时代，东亚、西亚没有不可逾越的壁垒，否认“青铜之路”的存在十分困难 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历史记述与传说均表明上古存在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要否认青铜之路的存在已十分困难。 曾经有人认为青铜铸造西亚用的是失蜡法，而中国用的是范铸法，在技术上有本质不同。事实上，西亚几乎同时发明了范铸法和失蜡法，东亚亦同时使用范铸法和失蜡法。考古学界流行一种假定，即自古存在一个以礼器或容器为特色的中原或中国青铜器传统，到了后来才受到北方或外来青铜文化的影响。事实上，东亚早期青铜器均无特色可言，只不过是西亚或中亚青铜器的翻版而已。只有到了商周时代中原青铜器才独具特色。这是技术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分化现象。 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似乎东亚、西亚之间相距万里，会妨碍古人的迁徙和交流。其实东亚和西亚通过中亚紧密相连。古代的草原犹如现代的海洋，千山万水不仅不会阻碍人类的迁徙，而且有利于文化的交流。现代中国与西亚(阿富汗)接壤，可以说是零距离。欧亚大陆通过青铜与丝绸之路形成一体，并不存在明显的自然或文化的分界线。 把青铜文化传播到中国的是些什么人？他们在上古中国有没有留下痕迹？ 易华认为，在西亚和东亚之间传播青铜文化的主要是一些游牧民族。从新疆等地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来看，他们大都属于印欧人。印欧人很早就来到了中国，殷墟遗骨亦有印欧人的成分。山东临淄春秋战国时代墓葬出土的人骨中有些经DNA测验属于(类似于)印欧人。而且，三星堆青铜群像、西周蚌雕人头像、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人面像等均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 现在普遍认为，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是吐火罗人。他们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游牧民。吐火罗人大约于公元前3000年，离开波斯西部来到中国。他们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仍过着游牧生活，即后来中国史书中常见的月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余太山认为允姓之戎、大夏、禺氏可以分别溯源于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且与月氏或吐火罗关系密切，不能排除他们属于印欧人的可能。如此看来，上古印欧人即活跃于中国，且不局限于西域。学者蒲立本通过对上古汉语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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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芳华，一枝独秀 ——中国青铜文明源流考
“铜器”是指包括红铜、黄铜、青铜等在内的各种铜制品。铜器的出现与使用，不仅扩大了人类工具与用器的来源，而且具有石器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它不但坚韧，而且可以随意成型，用坏了可以回炉重铸。因此，尽管当时它还不能排挤石器的存在，但毕竟促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青铜器”则是指铜锡（Cu--Sn）、铜铅（Cu--Pb）及铜锡铅（Cu—Sn--Pb）合金的铜合金制品。它是人类社会继石器之后使用的又一种最为重要的器物材质，在中国古代文献及青铜器的铭文中，称铜为金或吉金。例如《周礼?考工记》：“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西周武王时期的利簋铭文：“王在阑师，锡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这是因为锡青铜的颜色当时大多是金光闪闪的，只是现今存世的经过长期腐蚀，表面生成了大量的青绿色的锈，所以今谓之青铜。 我国古代青铜器高度发展，数量之多，种类之繁，造型之丰富，纹饰之瑰丽，工艺之高超，令人叹为观止，具有浓郁独特的民族风格，形成了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在世界青铜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关于我国古代青铜文明的起源问题，即中国青铜文明是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开始产生的，它之前又有知怎样的积累过程？我国考古界却众说纷纭，一直难以达成统一的见解，本文即就这一问题作一试论。
一 我个人认为，在探究以上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澄清几个概念，即冶铜术、青铜冶铸业、青铜文化、青铜时代、青铜文明。因为没有清晰条理的概念，则最终难免是笔糊涂账，事倍功半，非议纷纷，自难圆其说。 冶铜术：顾名思义，简单来讲，就是冶炼铜并可锻铸成器的技术。 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这中间的“铜”当然包括青铜、红铜、黄铜等。可以说，自人类最开始由偶然无意识的铜制品小件的制作，到后来有意识的去找铜矿石、进行冶炼、运用锻铸等方式使之成型，最初的冶铜术也就出现了。当然之前的偶然无意识的行为只可视为蒙昧的萌芽状态，算是冶铜术出现前的量的积累阶段，而并不是冶铜术的范围。同样道理，初始的冶铜术也还不属于手工业的范围，并非如后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有专人掌握冶铸铜技术、并进行规模性铸造的状况，这一阶段只能说是人类，具体可以说是聚落中的些许或个别人已经掌握了从识别矿石到冶炼直到锻铸成器的技术，当然这是的器物也或许仅是小件，如刀、锥等之类，并不复杂，还谈不上合范，但冶铜术的技术，如找矿、冶炼、锻铸等，却基本已面面俱到。 青铜冶铸业：首先，这中间至少有两点与冶铜术是要有区别的，“青铜”，区别于简单的“铜”，这至少说明这是对于铜的认识及对冶铜术的掌握已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业”与“术”相比，可以这样理解，“术”是一种抽象的冶铸铜的方法，而“业”则是大量的掌握了“术”的人的集合，可以肯定的是已经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即存在于生产力的第二次大分工之后，形成的一个专门的手工业者集团。 所以，总体来说，有两点，在大概念和大前提冶铜术的范围内，青铜冶铸业是已经完全掌握了青铜冶铸等方面特性并已经从其它行业（农业）中分化出来，形成专门的手工业，是人类冶铜术自出现后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不能认为只要出现了青铜器，就已出现了青铜冶铸业，就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 非但于此，而且这时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可以理解，这时的青铜器非但已经掌握，而且使用面已经相当普遍，若套用青铜时代的概念，那么可以认为自存在青铜冶铸业起，人类也就跨入了青铜时代，而在青铜冶铸业出现前的冶铜术时代，可以称为红铜时代，也即铜石并用时代。 青铜文化：首先，有必要对于“文化”的内涵作一详细的解释。 “文化”（culture），现代人类学家使用这个词是来“表示一个民族所借以生活的一切技术、工具、习俗、信仰、观念和技艺。文化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几乎包含了一个民族除去与身体或本能有关的一切事物”。 美国人类学界的“新进化论”（Neoevolutionism）怀特（White）则认为：“所有文化都是有三种根本成分组成，即技术-经济成分、社会成分和意识形态因素。”& 在考古学中也经常使用“文化”这个词。它的内涵同一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所使用的“文化”不尽相同。作为考古学的特别术语，某“文化”是“指某个时期、某一分布地域而具有明显特征的一群遗迹和遗物共同体的总称”。 地球上从人类开始出现，就会留下遗迹和遗物，这些遗迹和遗物共同体都可叫做考古学文化。 上面所说的“文化”，都是大范围的、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概念，但我们需要理解的是青铜文化也并不是狭义的概念，它是指以青铜这一当时地位凸现的器物材质反映到整个社会生产力方方面面的统称。结合前面的“几乎包含了一个民族除去与身体和本能有关的一切事物”一句，青铜在特定时期的这“一切事物”占有绝对显眼的地位；同样结合考古学文化描述中提到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的总称”，青铜对之于特定时期的普遍使用的时代及遗留下来的青铜作为突出主题的遗存，这个称谓也完全成立。所以，青铜文化，是一个大的面上的称谓，而非仅一条线的阐述。但是，青铜文化与青铜文明还是有区别的。相比较，青铜文化的存在是一种平和的状态，而青铜文明的存在则是一种轰轰烈烈的蓬勃气势的文化现象。也即是文化中包含文明，文明是文化的高级阶段。结合前面谈到的概念，也可以理解为，青铜冶铸业的出现，说明青铜器物在社会中的较大范围的相当频繁的使用，这也就促使青铜文化得以形成。因为青铜此时已作为一种对生产力促进最大的客观物质因素并得到了普遍的使用体现，已形成一种文化现象，影响着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当然，随之人类跨入了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青铜时代”一词系西方所输入，为丹麦人克?吉?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最先使用。他的《北方古物指南》称“青铜时代”乃是“以红铜或青铜制成武器和切割器”的时代。英国人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将“青铜时代”分为三段“模式”，在第一段“模式”中，兵器和装饰品有用红铜和青铜的合金制作的，但是专业工具很少，石器仍制作得很仔细。第二段“模式”中，红铜和青铜在手工业中经常起作用，但不用于农畜活动，也不用于粗重作业。第三段“模式”中则将金属器具引进与农业并用于繁重劳动。 以上主要是欧洲青铜时代的特征。我国则与之颇为不同，郭宝钧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的《绪论》中说：青铜时代，“即用青铜做生产工具和兵器的阶段。” 何驽先生则认为不够全面，应“是指一个文化或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明显地依赖于青铜制品，而不是偶然的使用和制造铜器。”同时他还指出“青铜时代可分为初级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高级阶段就是青铜文明阶段。”“青铜时代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青铜器基本限于世俗的日常生产生活及军事领域，而没有进入到礼制领域。”& 结合上述观点，我们可知，在青铜时代，青铜在社会生活及生产中的应用不可谓不广泛，而正是这种广泛的应用要求并促使了青铜冶铸业的出现和发展，同时正式形成了以青铜为核心的社会物质文化，即青铜文化。 青铜文明：同样，现在此对于“文明”的概念作一详细的认识。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与之前解释过的“文化”（culture）一词不同。文明是当人类的经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进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它不适于人类同时出现的，而是人类文化演进到高级阶段才产生的。但什么样的文化才称得上文明？多年来世界各国的诸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一直在共同探讨，但至今仍没有完全一致的认识。19世纪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 Morgan）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肯定了摩尔根的分期法，恩格斯曾把人类的文明史称之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把“成文史以前” 的历史称为“人类的史前史” 。 但摩尔根、恩格斯是按照直线发展论进行分析的，其目的是寻求普遍的文化发展规律。摩尔根曾经明确地说过：“衡量进步的标准来标志上述各期的起点，并求其能绝对适用，放之四海皆为准，即使说这不是决不可能，也得说这是很难办到的。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也没有必要排斥例外的存在。” 恰如此，例外的确存在：秘鲁的文明仅有结绳记事而无文字；印加人没有书面文字，而却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艺术和组织严密的管理机构；古代的匈奴已经建立国家而没有文字等等。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和普遍使用的文明起源新论来彻底更替摩尔根-恩格斯的传统说法，文字是文明的一个标志这一标准，在一般情况下仍然是适用的。 当然，文明时代除了发明和使用文字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进步。恩格斯曾经对这些重大进步作了精辟的概括：“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 同时，文明时代所有这些进步又都是同人们的社会组织相联系的，在一般情况下，文明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原始氏族制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 从考古学上来看，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呢？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人为城市的出现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并指出城市生活的内容包括城市中心的宗教建筑及文字与记数系统等。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认为，古代文明应包括有高墙围扰的城市（居民不少于五千人）、文字、或复杂的礼仪中心等。我国考古界内也是众说纷纭，邹衡先生认为“文字应该是文明最主要的标志。”“对金属的进一步加工也是进入文明时代的必要条件。”“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应该是文明的主要内容之一。” 李先登先生简洁明了“认为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是文字、青铜礼器与城市。” 其他学者意见虽或有差异，但也大体不出上述几方面。 综上，我们大体可以得出文明社会的几个基本外显特征，如国家、城市、文字的出现，阶级的分化、复杂礼仪的出现等等，当然还包括青铜器的广泛使用。我们在此不妨先把众人的观点作一宽泛的分类。首先，国家、城市的出现和阶级的出现综合，可统为国家的出现。因为一般而言有国家则必然有城市的存在；而国家本身又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次，阶级化性质的礼仪与青铜器的广泛使用，可统归为青铜礼器的出现。因为具体到我国三代礼器，主要就是以青铜材质为主；而“青铜器的发展规律是首先用青铜制造生产工具，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以后，工艺进步了，才逐步制造日用容器。” 当然，三代礼器在功用上也多是容器。最后文字的出现单独列出。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兼容的标准，即：国家、青铜礼器和文字的出现。 接下来就要回过头解释青铜文明的问题。何驽先生认为青铜时代的高级阶段就是青铜文明阶段，即：“指青铜器不仅已经进入日常生产生活和军事领域，而且必定以铜礼器的形式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发挥精神支柱的作用。表现为青铜容器和乐器按照本文化的礼制构成相应的组合套，为维护该政体的社会统治秩序效力。”& 由此，其实可以总结出青铜文明社会更为具体的概念来，那就是：青铜文化的社会进入了文明社会，整个社会也就进入了青铜文明阶段。 我们再细作分析。首先“青铜文明”，并不单指的是青铜器及其冶铸技术得到高度发展，即不是“青铜器文明”。它是指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在具体有代表性的事物上的凝练式的总结。但在具体的事物在此即青铜方面可以肯定的是比起之前确实进步，而这种进步往往得益于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步和变革，所以说，青铜冶铸业的发展和步入文明，更是整个社会在发展和步入文明。没有青铜手工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青铜冶铸业无从发展和进步，物质基础是固定的，而促使青铜冶铸业发展和进步的社会关系条件，就是阶级的出现，也即具体到古代也就是奴隶制的发展。所以“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灿烂的青铜文化；而没有青铜，奴隶制的国家也就不可能巩固与发展。”&
二 综上论述，关于青铜的几个概念已有大致清晰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下面的内容将结合考古资料，欲对我国古代青铜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形式及最终青铜文明的起源作一尝试性的考证和阐述。 冶铜术的概念在上一部分已经有一较明确答案，但我国古代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冶铜术，一直有争议，同时其存在范围及分布形式，都有必要结合考古遗存进一步了解。 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早期遗址第29号房子居住面上发现过一个铜片 ，经化验含铜65％、锌25％，还有少量的锡、铅、硫、铁等，是一种黄铜。29号房子木椽的碳十四年代为B.C.，校正为B.C.。依此个例，虽不敢肯定这件器物是出现于冶铜术的产生之后，但至少说明中国在公元前第五千年纪前期发明冶铜术式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当然这还有待于考古田野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和更多有价值标本的出现。 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遗址出土的铜刀，据激光光谱分析为锡青铜 。马家窑类型的年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可见早在公元前第四千年纪末或三千年纪初，我国西部的居民已开始铸造青铜器了。不过同样，这毕竟是孤例，我们还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已产生青铜文化，进入青铜时代的根据。严文明先生论定仰韶文化或仰韶文化晚期是中国的早期铜石并用时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 继仰韶文化之后的龙山时代（约公元前2600—前2000年），铜器发现较多，有红铜器、黄铜器及青铜器，还有与熔铜有关的遗物。 在河南龙山文化中，郑州牛呰出土有经分析确认为是融化铅青铜的炉壁；临汝煤山出土有熔铜炉底残块，“经化验，炉壁上铜的含量近似值为95％，此炉应是融红铜的炉子”；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出土有铜渣 ；在山西襄汾陶寺类型墓葬中出土一件铃形铜器，经化学定量分析，含铜97.86％、铅1.54％、锌0.16％，系纯度较高的红铜 。 在山东龙山文化中，诸城呈子和长岛北长山岛店子发现有铜片，栖霞杨家圈和日照王城安尧发现有铜炼渣，胶县三里河和栖霞杨家圈发现有铜锥 。胶县三里河的铜锥经分析含锌从20.2％到6.4％不等，其余尚有锡、铅、铁、硫、硅等，是含杂质较多的黄铜 。 在黄河上游，属于该时期的甘肃永登蒋家坪马厂类型遗址中出土有残铜刀，经化验分析是锡青铜 。马厂类型后的齐家文化（约为公元前2055—前1900年），与龙山文化晚期基本同时或稍晚，出土铜器的地点多达六七处，器形有刀、锥、斧、凿、钻头、指环、泡、镜等，经分析，分别属于红铜、锡青铜和铅青铜 。 结合上面资料，不难发现，早于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时代铜器遗存，基本可以沿黄河大致分为上、中、下游三段。具体来讲，可以分为西北甘青地区、中原区和海岱地区，白云翔先生结合各区其后来的发展（公元前1600以前）对以上三区的铜文化特点进行了客观而完备的总结 ，大意如下： 西北甘青地区早期铜器发现地点和数量多，种类多样；以各种小型装饰品、小型工具、铜镜及权杖头等宗教仪仗用品为特征；镞、矛等兵器出现较晚，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礼乐容器不见；青铜器的出现虽然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900年，但红铜始终占一定比重。 中原地区的早期铜器出现年代早，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发展比较缓慢，只是到了公元前2000年前后才开始迅速发展。就铜器的器类构成看，装饰品、工具、兵器、礼乐仪仗器及容器等齐备，但前者的不发达和后四者的发达，尤其是大型兵器、礼乐仪仗器及容器等，成为其突出的特征。就铜器的金属结构看，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黄铜、红铜、青铜均有，但二里头文化时期则是以青铜为主。 海岱地区山东龙山文化的铜器出土地点虽然不少，但数量有限，主要是小工具、镞以及少量装饰品，而礼乐仪仗容器类未见；铜器大多是青铜制品，另有少量红铜和个别黄铜制品。 由以上材料和总结，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冶铜术和铜文化的存在和分布，在之初就体现出以中原地带为中心的多元发展形式，直延续至更后期，并不存在所谓的“西来说”现象，关于此，下部分还有详谈。 在上面的总结中，有些文化现象，并没有在材料中反映出来。在此，只是先给出一个宏观和提前的了解，后做详细阐述。 文明在我国也即青铜文明的产生，三要素上述已经总结，即：国家、文字和青铜礼器的出现。具体到我国的年代阶段正是在龙山文化之后。现今考古界毫无疑义的商代，三者完全具备：奴隶制之下的有共主地位的国家、相当成熟的甲骨文以及厚重庄严的青铜礼器。但是再进一步讨论，作为国家，政权组织相当完备商朝是否是最早建立的，在它之前是否还有更早的？词义通达、结构成熟的甲骨文是否也是最早的古文字，之前呢？当然，青铜礼器上面的总结已经提到，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就应经相当规模的存在了。 在史籍中，比之商朝更早的一个朝代--夏曾有多次提到，如“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古本竹书纪年》），“殷因于夏礼”（《论语?为政》），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礼记?礼运》），“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史记?夏本纪》）等等。而且观之商朝作为一种成熟文明的种种体现，都不会是突然的现象。早商文明不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始，在此之前，必定还有一个更早的文明演进阶段，这应该就是夏文明。 继龙山时代之后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公元前20—前16世纪），与史籍中记载的我国古代第一个王朝--夏代基本吻合。二里头文化分布于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 ，与二里头文化基本同时或略晚，在山东、苏北沿海地区分布有岳石文化 ，在燕山山脉南北分布有夏家店下层文化 ，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分布有马桥文化 。根据已有考古材料可知，二里头文化是上述几支考古学文化中发展程度最高的一支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县城西南约9公里，是一处范围广大、面积达平方米的大型遗址，从1959年徐旭生先生调查发现并开始发掘以来，工作迄未停止。通过多年的发掘研究，二里头文化已被分为连续发展的四期，多数学者倾向认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多年的赵芝荃先生并论定二里头遗址即夏代最后一个君王夏桀的都城斟寻 ，邹衡先生对此观点表示认同 。 尽管现在学术界对于二里头类型的文化属性尚未完全一致，但本文还是认为且倾向于多数意见：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即夏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下一步的青铜文明起源的分析。 首先，国家的出现。文献方面之前已作过部分的引证，当然只是其中的极少部分。但仅文献毕竟乏力，还需考古材料有力的论证。“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是许多具体事物集合的抽象概念，但它可以在外部形态上表现为城市、宫殿和宗庙等之类。 城址之类，目前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仅是山西夏县东下冯发现两道壕沟 ，尚未发现城址。不过，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龙山文化，现已发现5处小型城堡遗址，（可能称为“城堡”一词确实欠妥 ，但姑且先如此。）即河南安阳后岗城址 、登封王城岗城址 、淮阳平粮台城址 、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城址 和寿光边线王城址 。晚于二里头文化的早商文化已出现郑州商城和偃师尸乡沟商城大型都城遗址，推理文化发展的延续性，处于二者之间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应该至少也有中型城址存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总面积已超过300万平方米，与郑州商城的大小相若。看来，在二里头文化中出现城址的可能性是不小的。 同时，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成组的宫殿群基址。目前已发现两组，其中较大的一组总面积竟达1万平方米以上，较之龙山文化登封王城岗的整个城址还大，且位于遗址的中部 ，与我国古代传统上的都城建筑布局模式相契合。经过考证，这组宫殿基址应为当时的宗庙遗址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二里头遗址既有宗庙，应该可称为“都”了。既有大型宗庙，进推而有都城，则有力地证明了当时国家政权已经产生 。 其次，文字的出现。在已有考古材料中，二里头文化文字资料的发现较商代少很多，而且目前还只发现单个字，都刻在陶器之上 ，这些陶文同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及其以后陶器上常见的有些刻画符号是不相同的，现在虽然尚未确考为何字，但从结构来看，同甲骨文已经非常接近。同时需指出的是，前些年考古工作者在出土于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的一块陶片上发现了五行十一字陶文 ，尽管对其含义尚无统一的看法，但它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古的文字已是没有疑义了。由此我们可以推理，虽然二里头文化关于文字的考古学资料不够丰富，但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龙山文化丁公陶文的发现，使我们毫不怀疑二里头文化已经有了用于书写的文字，发现只是时间和方法的问题。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革夏命”而起的商为什么会有发展程度如此高的甲骨文。相信《太平御览》卷六一八引《吕氏春秋?先识览》：“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 的记载，不为妄言。 第三，青铜礼器的出现。文献记载，青铜礼器正是自夏始现。如《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墨子?耕柱篇》：“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析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考古发现情况上部分已经提到，正如所述，不少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青铜器，而尤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盛，有刀、锛、凿、锥、钻、鱼钩之类的小工具，也有戈、钺、镞等兵器，更有爵、斝、铃、盉、鼎、觚等空体礼乐器，可见青铜器的使用范围比较广泛，而且在此文化类型中，发现有冶铸青铜器的作坊址，这是龙山时代和同时期其它文化类型所不能比拟的。 由以上三点的论证，我们可以得出：中国自夏始，以中原二里头文化为开端，开始进入文明社会，同时也进入了青铜文化的高级阶段--青铜文明阶段。 综合关于冶铜术和青铜文明起源的论述，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首先，中国的青铜文化是土生土长的，一切外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有域外的影响是不敢否定的，但这种影响也往往是双向的。 其次，中国古代冶铜术的出现是多元的，即在青铜文明出现前，青铜文明因素的积累是在多个地区存在的，青铜文化的分布是普遍的。 第三，在我国，中原地区具体便是以二里头文化类型为代表的夏文明首先进入青铜文明，即青铜文明的出现是一元的，出现前当然与同时期其它文化类型有着密切的交流，但反过来，在其跨入文明的门槛后，也对周围文化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影响，加快了周边文化迈向文明的步伐。 最后用一句话对我国冶铜术和古代青铜文明出现和发展的规律作一概括，即：遍地芳华，一枝独秀。
三 以上，我们对于我国古代青铜文明的起源问题有了一个宏观的认识，但对于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文明“西来说”，具体到此即青铜文化“西来说”，本人想在此，再谈一些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近代西方学者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拉古别里(TerriendeLacouperrie)他在1885年的一篇文章里主张中国民族的始祖黄帝是从巴比伦迁来的 。这类中华民族和它的文明“西来说”自拉氏之后继续主张者不乏其人 。到1920年代安特生在河南和甘肃发现史前时期的彩陶以后，安氏更指出中国史前彩陶与中亚、东欧史前彩陶之间的类似，于是中国文明西来说更自考古资料获得支持。但是不久之后，中国考古学者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产生了中国本土文化史前时代的遗物。这时若再说中国史前时代都是一片空白，连人和文化都是自西方输入的，便很难成立了。所以30年代到40年代的外国学者多采折衷的说法，即中国本土有人长期居住，但远在史前时代就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而产生文化的进展，这其中当然也即包括我国古代文化重项：青铜文化。 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日本的滨田耕作，在他1930年出版的名著《东亚文明の黎明》 一书，首先介绍了安特生根据彩陶而主张的西来说，同时进行了进一步的肯定。而后滨田氏进一步相信殷墟时代在中国发达极盛的青铜文化，也是由西方输入的。“铜或青铜的使用……至少在旧大陆，是发生于西方亚细亚的一个中心，传播到各地的。……关于铜和青铜的知识，就说是从西方传到中国，也是大可以有的事。”换言之，中国文明史上在当时的考古学上最显要的两个元素，即彩陶与青铜，依此言都是由西方传来的。 第二位持这类见解的外国学者的例子是美国的毕士博。他在1939年发表的《东亚文明的开始》一文中，叙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与黑陶文化以及文明时代的殷周。但在他检讨了中国文明的各项特质以后，发现它们都是外来的：彩陶、大麦、战车、文字、牛、羊、马、鸡、水牛、小米、大米、高粱等等，当然也有青铜器，他说不是来自近东便是来自印度。 他的结论：“文明最早出现于近东，在那里若干动物被驯养，若干作物被栽培；也是在那里各种基本的发明被创造，城市生活产生。这些成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好几千年。在东亚我们发现当时情形纯然 不同。上述文化特质中有许多在这里也有出现，但它们都出现得晚得多，并且表现一个比较进步的发展阶段，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它们是在这里独立发生的，而在若干例子中我们可以找到它们自西方起源的确凿证据……因此，后来在东亚建立起来的文明，其起源与基本类型必须归因于从古代近东来的文化传播所致的刺激。” 从以上文字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关于“西来说”，多是外国学者提出，而其主要支持力量也来自于中国域外，他们对于我国文化的认识恐怕不会比我国的多数学者深厚，多数也未亲历我国有关文明起源的第一手考古材料，建立的基础也当然难免不扎实。提出这点可能让人觉得难免有些民族色彩在里面，略有牵强。但其次，我们发现，他们之初抱有一个结论，但是新的考古材料的出现完全否定了他们的论断后，他们很快就作出了调整，大意不变，只是很识时务的避开了矛盾，这就显得很可笑：他们的论断是否主观性成分较多，是否他们才抱有个人的民族心理在里面？ 以上仅是本人主观上的一些认识，不为参考。下面将对“西来说”提出两点学术上的质疑： 首先，既为西来，则我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由西向东由早渐晚。这当然最明显的体现是在传播的路径上，对于传播路径我们稍作了解。 从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来看，中国位于地球的东半部，在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洲的东部。中国的东部及东南部面临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西南部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西南边缘的喜马拉雅山脉是世界上最高大雄伟的山脉，西部有天山山脉及塔克拉玛干沙漠等。这一切使古代中国成为一个基本上与外界隔离的独立的自然地理区域。但再具体细究，基本上有三处方位可勉强称为早期文明交往的通道：北方草原、新疆地区及云滇地区。至于其他地区我们结合当时的人类技术当可轻易否定。 路径即已找定，那么是否在几条所谓的路径上由西向东就都比中原早呢？科学的考古学材料告诉我们：很遗憾。北方地区早期铜器发现于朱开沟文化（第三、四期，即公元前1735--前1565年或略早）、夏家店下层文化（公元前2000--前100年），早于公元前2000年的铜器尚未发现 。新疆地区青铜器的出现更是已经晚至公元前十六世纪以后 ，而且据研究，其青铜文化是甘青地区由东向西传去。云滇地区青铜文化的形成也是已达公元前十三世纪以后，而且青铜文化中巴蜀地区由北向南传去的信息因素甚多 。由此可见，对于这点不能成立。 其次，既为西方传来的青铜文化，则在我国，关键是文明最先诞生的中原地区，就应该存在着不说全部但也有较主要的一些文化面貌，如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青铜雕像、欧贝德文化标志神权和王权的权杖 、西亚早期文明艺术中的金面罩等等。但在中原青铜文化中不存在，而且文化面貌完全不同。需要提出的是，以上之类的文化因素，在川、滇及甘青文化面貌中都或有存在 ，但一是前两者首先在时间上要晚很多，其次周边地区与域外文化互相交流也很合理，再就是如以这个为理由那就确实舍本逐末了，毕竟中原地区是主体，而且首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所以此条依旧不能成立。 结合论述，“西来说”疑点多多。而且它兴起于上世纪初资料匮乏的条件下，随着现在考古资料的极大丰富，愈难自圆其说。故依正反两方面的多次分析，我认为：“西来说”不成立，中国古代文明是在本土以中原为核心和领头，多元积累，一元出现和成熟起来的。
后记：本人后学晚辈，以上只是略考前人资料删添整辑而成，无甚新颖，更未敢奢望浅有突破，仅添为茶前饭后一笑耳，敬请诸君过目。但关于我国古代青铜文明起源问题，虽有突破，但一直解决得不甚好，于此，愿以考古前辈李先登先生的几句批言与诸君共勉：“首先，考古发现的实物太少，这是一个客观原因。其次，新老殖民主义者所散布的大量谬论，至今尚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外部原因。但是上述两个原因并不是根本的与决定性的原因，关键在于我们的理论水平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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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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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作者很快就要成污蔑中华民族的汉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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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所阐述的内容和角度很好！但我有一事不明要讨教，为什么你所叙述的华夏青铜器发展史中没有提到三星堆青铜器文明，难道它不是你驳斥文明西来说最典型的例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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