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报价和4s店报价不一样呢&#12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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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中...　　就像哈萨克族牧民反映的一样，一棵独立的大树被烧毁了。 　　　　罗局长指挥大家停住，让警犬队先上。三条警犬在烧毁的大树周围嗅足迹，显得非常兴奋，一路蹿了上去，带着警犬队沿山坡朝对面的山梁走。大队人马仍在沟里搜索。不一会双方就失去了联系。对讲机通不上话，山坡那边情况不明。大家紧张了好一阵，韩传和罗局长商量，为了防止警犬队单独与嫌疑人遭遇力量单薄，分出一队人马，摸过去与他们会合。 　　　　这时的山林是幽静的，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天山的主峰博格达雪峰。无人欣赏山林景色，武警战士带着自动步枪，警察握着手枪，两人一组，拉开距离，搜索着前进。 　　　　中午时分，他们与警犬队联络上了，双方通报了一下，那边没发现情况。罗局长决定，在这里休息一下。上山的各路人马都是连夜赶过来的，都没有吃饭。早晨在山下集结的时候，天池派出所的同行烧了点茶，拿出十几个馍，大家谁也不好意思吃，现在肚子早饿得咕咕叫了。民警也没带水，只有武警战士背着水壶，大家很有点上甘岭的味道，尽管嗓子干得冒烟，一壶水大家谦让着喝。 　　　　再向上搜索，大约两点钟，快接近雪峰的时候，山上有动静。像是有人折断了树枝，发出喀吧吧的响声。 　　　　当时他们正爬到阳坡上，周围没有树，只有大大小小的石头。一说有情况，武警战士立刻隐蔽起来，伏在大石头的后边。民警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全部卧倒。 　　　　罗局长与山那边的警犬队联系，他们也听到上边有声音。 　　　　他们的上方是个陡壁，陡壁那边是松林。韩琦和罗局长各带七八个人，从侧面迂回，武警正面进攻，分三路摸过去。当时大家都很紧张，因为他们清楚，如果与持枪歹徒遭遇，他们面临的肯定是一场攻坚战。对方的射击技术是明摆着的，把他逼在山林里他没有了退路，所谓困兽犹斗，他必定会拼死顽抗。因此大家都很谨慎，以石头和树做掩体，一步步隐蔽着前进。大约半个小时，他们搜过了那片松林，一直搜到阳坡，三路人马会合了，没发现有人。方才折断树枝的声音，或许是山里的什么野兽造成的。 　　　　松林的上方是一片开阔地，再上边是陡峭的山峰。 　　　　继续朝上走，山势越来越险峻。开始还有放羊的小路，后来连小路也没有，大家不得不手脚并用朝上爬。每走一步，必须看好下一步手脚落在哪个地方。抓住，踩实，小草也利用起来。下边就是笔直山崖，一不小心会像石头一样滚下山去。大家都把鞋脱掉，挂在腰上，赤着脚爬行。 　　　　翻上这座山梁，罗局长他们与警犬队会合了，对面的战友也都汗津津的，身上湿透了，头发粘在一起。别说是人，就连警犬也伏在那里不愿动，爪子都爬得肿了起来。 　　　　大家都不甘心，休息一会继续上，一直爬到雪线上。这里的海拔已超过400O米了（博格达主峰海拔5445米），高山缺氧，大家都感到头晕目涨，脚底下发飘。雪线上不能久呆，那地方是不能生存的。韩传和罗局长商量，我们是拉网式搜索着摸上来的，该搜的地方都搜查到了，确实没发现情况。按照指挥部的要求，已经搜到了雪线上方，而雪线之上，犯罪分子无法藏匿。应该说，大家已出色地完成了搜山任务，大家可以全线返回。 　　　　搜山时紧张，到了下山时，精神上松懈下来，互相望望，才觉得大家的形象可笑。准都不像了警察。毛背心、尼龙裤脱了，爬出一身大汗，到了山上又骤然变冷。身上头上蒸腾着白汽。狗也冷，偎到了训犬员的身上。武警战士更辛苦，他们是长枪，戴着钢盔、背着子弹袋，全副武装。带队的中校要求他们不能随意解开军衣，一个个都是临战状态，他们的体能消耗最大。 　　　　从主峰撤下来的时候，天已经快要黑了，大家都很疲劳，警犬已经走不动了，三条警犬，是大家轮流背下来的。不过，他们圆满完成了任务，精神上是轻松的。 　　　　由昌吉州刑侦科带领的另一队，与罗振海、韩琦所带这一队所遇的情形基本相同。 　　　　搜山的指导思想，一是由于有哈族群众多次的异常反映，我们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有隐藏在山上的可能性。同时，自“8•19”以来，城市与城市间的公路上处处设卡，盘查严密，犯罪嫌疑人想携枪携款通过卡点十分困难。而天地附近的游牧地区，地旷人疏，牧民居住分散，犯罪分子便于潜伏。 　　　　经过大规模搜山，我们掌握了山林的状况，那些地方很难长期生存。即使犯罪分子真的躲进山林，我们的行动也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把他们从山里赶出去。 　　　　三、石河子，拉开决战序幕 　　　　9月2日，杨德禄、刘晓辉依照公安部白景富副部长的指示，来到石河子，“亲临指挥”。他们把办公室设在石河子刑警大队办公楼，和一线的同事朝夕与共，并肩战斗。 　　　　下午4点，杨德禄副厅长在刑警大队办公室，召开了“97系列枪案”分析会，参加人有：刘晓辉、张卓敏、刘钊、周传强、杨将、龚兴言、单笑夏、杨辉、刘云峰、张国民和吴丽。 　　　　会上，张卓敏汇报了石河子区片面上的工作；刘钊汇报了石河子四太监狱的摸排情况；周传强汇报了重点线索组的工作情况。 　　　　8月27日公安部并案会结束至今已有6天，距北京党的十四届七中全会召开，仅剩下不到一周时间。时间不等人。这一阶段，石河子片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最突出的成绩是发现了“7•5”案的作案准备现场，找到了“7•5”案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撬杠。但其他线索却基本上都是裹足不前。 　　　　缝鞋匠线索已“深挖”了无数遍，刘兵、朱新志二位鞋匠反复回忆，并没在其他场合再见过缝包人。 　　　　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拿给刘兵、朱新志，二人均未认出他们就是缝包人。 　　　　单笑夏带领刘兵查看派出所保存的147团户籍卡，从照片上刘兵未辨认出缝包人。 　　　　单笑夏带刘兵查看147团两劳释放人员照片，刘兵也未辨认出缝包人。 　　　　刘兵与缝包人谈话时提到的粮站、油库人员均已找到，向他们展示犯罪嫌疑人模拟画像，未能认出相似的人员。他们本人也没发现其他问　　题。 　　　　摩托车的排查未查出有力线索。 　　　　四太监狱的排查已列出一批符合侦查条件的北京调犯名单，电传到北京，但并没有形成侦查重点。 　　　　新疆方面查“多出来的北京人”，虽然反映上一些线索，但都似是而非，多数情况因种种原因，未做正面接触。 　　
　　147闭排查“8•19’”边疆宾馆案发期间不在本地的人员中，未发现可疑情况。 　　　　石河子区片的排查情况似乎进入一种胶着状态，待别是重中之重的147团场，始终夫出像样的情况。所有的已知线索中，只有撬杠线索是明晰的，也是“开放式”的，背后有挖头。 　　　　杨厅长和刘晓辉对撬杠线索十分重视。杨厅长要求，对这条线索一定要一抓到底，对所有有汽锤的单位都要查到。刘晓辉进一步提出，这项工作不能只靠基层去做，要派得力的专业骨干直接负责。 　　　　会上，杨德禄副厅长详尽地介绍了天池无名尸的情况，这对石河子片的同志是个全新的情况，杨厅长希望石河子的同志了解这一案件的全部细节。 　　　　然后，他分析说：“8•19”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案件发生，到天池案发，这当中有6天时间。这6天，犯罪嫌疑人在什么地方？第一种可能，犯罪嫌疑人返回了石河子，或者在农八师（石河子）、农六师、米泉、阜康一线有落脚点。第二种可能，犯罪嫌疑人在乌鲁木齐一米泉一阜康一线有落脚点。从我们8月19日下午起在乌鲁木齐至石河子。乌鲁木齐至阜康沿线设卡的及时和严密程度看，犯罪嫌疑人携带长枪和赃款回到窝点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犯罪嫌疑人放下了枪和钱，把它们藏匿在一个秘密地点，然后从乌鲁木齐逃脱，跑到阜康市的天池作案。这无疑给我们增加了新的工作量。 　　　　选择的杀人地点特殊了些，但有他的正当理由：杀人位置不易发现，能够从容作案，从容逃跑。三顶帐篷的哈萨克都听到枪声，但没有出来，延长了死者被发现的时间。 　　　　通过对死亡现场分析，最大的可能是同伙作案，杀人灭口，独吞财产。杀戮过程是有预谋的，事先设计好的，使用手枪，死者头部有钝器打击伤，死后浇上汽油毁容，拿走能证明死者身份的全部证件，这都说明了这一点。毁容说明这个人与他熟识，也说明犯罪嫌疑人担心此人的身份被查出，同时还说明，死者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查的那个“本地人”。毁容暴露了犯罪嫌疑人的要害，他最担心的地方，正是我们侦查工作要突破的焦点。 　　　　现在已并案件已有10起，第十起案件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不错的条件：死者的牙齿的特征明显；死者虽然毁容，但相貌尚可辨认；死者留下衣物残片；我们确切掌握了死者的身高、血型和左手指纹。这个案子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调查死者身源。这一点如能搞清楚，整个案件有希望取得重大突破。 　　　　我认为，虽然犯罪嫌疑人在天池出现，不能排除他有第二。第三个落脚点的可能性，但综合整个案件分析，他前期屡次作案在石河子，我们掌握的大量证据也证明他年期在石河子147团一带活动。我们的着眼点，还是要坚持以石河子的147因为中心，坚持在147团出情况，这个决心不能动摇。石河子的工作，特别是147团的工作一定要做透，做扎实。各级指挥员要督促检查下边的工作，情况不怕多，就怕没有。重点地区要立足自己负责的区域出情况。否则，再多的警力也无用。以往的教训太多了，分析不能说不全面，部署不能说不到位，最后落实不好，亡羊补牢就麻烦了…… 　　　　会议从下午4点一直开到晚上，大家都能理解这个会议最重要的内核是什么：一、坚持立足147团；二、深挖撬杠线索；三、利用天池无名尸照片寻找尸源。 　　　　自治区公安厅关于天池无名尸的协查通报已经发下来。单笑夏是个聪明的警察，他负责重点线索的查证工作。说干就干，当天晚上，他带领两名侦察员，携带着天池男尸照片，驱车跑到147团，找到刘兵和朱新志，请他们辨认。 　　　　——非常可惜，刘兵和朱新志均未辨认出照片上的尸体就是缝包人。当然，即便辨认出来，所能证实的也仅是“同伙作案，杀人灭口”这　　一判断，距确定死者身份仍然遥远。 　　　　四、重要的是捋清思路 　　　　案子似乎凝滞住了。 　　　　连续的高强度工作，案件却未见明显的进展。 　　　　领导小组确定的重中之重的147团场，普摸工作已进行了三四遍，未发现符合条件的重点人。另两个重点区域，141团、149团的情况也是如此。 　　　　新疆与北京互相配合，新疆摸“多出来的北京人”，北京摸“少了的（与新疆有关的）本地人”，这项工作已开展了七八天，一批批名单传真过去，重点人依然没有出现。 　　　　分析不能说不全面，安排不能说不到位——该出情况而不出情况，这种情形难免使人焦灼。 　　　　单笑夏在工作日记中写到： 　　　　“8月19日案发，至今时间已快半个月了，案件却搞得如此沉闷，几乎听不到一点让人高兴的消息，我心情特别烦躁。我们手里有21种证据，但没有致命的线索。我们派出了大量警力摸排，却迟迟地不出情况，哪怕是假的不真实的情况，这太不正常了。我们手上的资料都是模糊的，似是而非，与侦查条件合不上。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的工作是否没作到家，或者方法不得当……我坐在石河子刑警大队的办公呈里，感到非常不安……” 　　　　石河子的周传强，心情也是如此。 　　　　从公安部到区厅到石河子，各级领导、历次会议、所有的分析判断、一系列的重要线索——都指向石河子147团，可147团就是不出情况。是不是我们的判断出了错误？ 　　　　147团的排查工作已基本完毕，只留下少量民警，在做补查工作。大批警力已向147团周边地区转移了，可147团又的确让人耿耿于怀。 　　　　这已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指挥员中普遍存在着这种急躁情绪。 　　　　9月3日晚上，杨厅长和刘晓辉主持召开了“97系列枪案指挥员分析研究会”，目的就是要重新捋一捋思路，让大家换换脑筋，跳到外边来看一看，评价一下我们对案情的基本判断有没有根据。 　　　　杨厅长说：“今天不研究具体工作，97专案的指挥员们坐下来，主要探讨一下这样几个问题：一、犯罪分子如果是石河子地区的，应具备什么条件？二、立足于石河子的依据是什么？三、回顾一下前段的工作方案是否正确，我们今后的重点工作是什么？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发表不同意见。” 　　　　这个会没加压力，没提任务，气氛要温和得多，杨厅长要大家冷静下来，放松一下紧绷着的那根弦。 　　　　一切都仿佛从头开始。刘晓辉再次分析了北京及河北的案情和条件——结论是必然的：犯罪分子熟悉新疆，在新疆有关系人。新疆的案子与北京有着鲜明的一致性。犯罪嫌疑人在北京作案一对六，在徐水作案一对三，在新疆连续打死七人，都说明其心理素质和枪法超群。由此判断，持自动步枪的大个子应为北京人，小个子是本地人。 　　　　张万顺、周传强、龚兴言相继发言。 　　　　周传强回顾“7•5”“8•8”案件的条件，犯罪分子对141仓库的守卫情况，对149团警务区枪支情况和值班情况都十分清楚。141团至149团相距75公里，他们对道路，对两地的熟悉程度，不是踩三五次点就能解决的。因此，犯罪分子中的北京人，必定在141至149团区域内长期生活过。 　　　　龚兴言认为，犯罪嫌疑人6月、7月、8月三次在石河子地区出现，不是偶然。但他们的居住地在141团、149团的可能性较小，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在居住地作案。在147团附近的可能性最大。147团工作做得较细，为什么没出情况，需要指挥员们做出合理解释。犯罪分子自6月份在垦区（兵团）活动，要吃、要住，不应该在群众中没有反映。犯罪分子反侦查手段高明，应估计一下，有无反常规的可能。 　　
　　张卓敏说：第一，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不在141团。141团可以排除。理由：军械库改库情况他们不知道；犯罪嫌疑人白天作案而没有蒙面，说明当地人不认识他们。他们在距现场600米处吃东西，也说明他们在当地没有落脚点。 　　　　第二，边疆宾馆抢钱应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这个目标的确定应该比抢枪早。先预谋抢钱地点，再杀人抢枪，人影库未成，转到149团，抢到枪后，急于抢钱，达到目的后在阜康杀人灭口——这样分析比较合理，说明犯罪嫌疑人计划周密。 　　　　第三，侦查方向以石河子为重点是正确的。理由：1．原判断犯罪嫌疑人为一北京人一新疆人，两人应早就认识，如何认识？很可能是狱友。2．他们选择石河子，因为他们对这里的熟悉程度比其他地区高。3．犯罪分子在石河子出现的时间长达三个月，带着枪不能住旅馆，在石河子一定有固定居住地、4新疆3起案件，两起发生在石河子。5．犯罪嫌疑人不可能把摩托车从北京运到新疆，应为本地人为北京人提供的居住地和交通条件。6．按侦查常规，发案地是重点部位，向外延伸，是正常程序。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技术很强，有可能为我们制造误区。 　　　　兵团四处刘钊处长则提出不少相反的观点，对前期判断提出置疑，这有着开拓思路的作用。 　　　　他的置疑点是：一、犯罪嫌疑人有否可能是两人以上？“8•8”案件会否有人接应？天池无名尸，身上有两种伤，杀人者有无可能不止一人？二、作案人会不会住在城区？根据：团场居住人员较少，易被发觉；作案人有交通工具，来去方便，不受居住地的限制。三、作案人前期（五六月份），有无可能住在乌鲁木齐、昌吉市、新湖总场等地的旅馆？ 　　　　张卓敏认为：立足本地的思想不能动摇，对原定的重点部位，重点部门的认识不能动摇。关键是要有扎实的工作，不能漏查，不能留死角、打包票。普模工作的条件可调整，安排部位可调整，但基本思路不能否定， 　　　　刘晓辉是部里留驻新疆的监督员，主要负责新疆与北京及河北的协调工作，同时也代表部里参与新疆的破案工作。杨厅长对刘晓辉的能力非常欣赏，刘晓辉对杨厅长也十分尊重，两人对案件的看法在许多方面都相当一致。晓辉也很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处事原则，不过多干预杨厅长的指挥，但也随时提出自己的建议。 　　　　基于目前的侦查工作的现状，他认为，作为侦查指挥员我们要有耐性，现在我们正在布置，还没收网。重点工作重点区域是根据犯罪分子特殊的作案条件划定的，既定方针不能改变，对147团要有信心。出现了新情况（天池尸体）要把新条件加进去，尸源的调查也要围绕着我们确定的重点区域展开。运用好新的物证，案件就有可能买现突破。 　　　　杨德禄厅长对这次会议感到满意，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案子通阻，你认为应该出线索可线索迟迟冒不上来，大家都有点犯急性病。这个时候就要坐下来，把思路捋一把，像温课一样讨论一下案件的已有条件和未知条件，这样有好处，可以使大家重新得到共识。 　　　　下一步的具体工作，还是那样几条：工作力度问题，死角问题，寻找尸源问题，四太监狱的摸排问题，寻找撬杠打造人问题……不能怕繁琐，更不能悲观动摇，指挥员坚定了信心，工作面貌就会有一个大的改观。 　　　　五、撬杠——水落石出 　　　　为调查撬杠的来源，江援朝带领着物证组找遍了下野地、莫索湾所有有汽锤的地方，足迹踏及各团场、各营、地方乡镇所属的加工站、修理厂、私人维修点……自8月30日在白榆林带草丛里发现撬杠起，他们已经连续奋战五个昼夜了。 　　　　9月4日，江援朝来到148团的一家修造厂。 　　　　这是一个土院，里边一个敞棚，一排平房，敞棚内设有烘炉，有锻打铁活的汽锤。 　　　　江援朝把撬杠拿给锻工师傅看，锻工师傅接过去摆弄一阵，说：“这像是我打的。”江援朝说：“你再看看，会不会弄错？”锻工师傅口气坚定地说：“我打的东西我知道，不会弄错，” 　　　　江援朝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跟对方拉呱一阵，锻工姓王，叫王善华。 　　　　王师傅回忆说：“来打撬杠的是两个男青年，30多岁吧，时间我记得是5月底。” 　　　　江援朝问：“王师傅认不认识这两个人？” 　　　　王师傅摇头说：“没见过，是生人，找到修造厂来的。” 　　　　江援朝问：“他们说话是什么口音？” 　　　　王师傅说，“一个是咱本地人，另一个像外地的，哪儿的口音记不清了。” 　　　　江援朝又问：“这两个人有多高？” 　　　　王师傅说：“外地的那个有一米八的个头，还要猛点，另一个也有一米七的样子。” 　　　　江援朝问：“有那么高吗？”他这样问，是因为在专家论证会上，依据足迹等线索综合分析，高个子的身高被定为1．74米。 　　　　“有。”王师傅比划着说，“有这么高。” 　　　　撬杠认上了，两个人来打制对上了，一高一矮，一本地人一外地人也对上了，应该说，确认三师傅就是撬杠打制人，没什么问题。王师傅再次反映出，大个子的身高超过一米八０。 　　　　江援朝打电话向杨德禄厅长报告，立刻赶回指挥部。杨厅长听完汇报很高兴，派重点线索组单笑夏与江援朝一道，再次前往148团，查证与犯罪嫌疑人有关的线索。 　　　　单笑夏和江科长来到修造厂，先见到修造厂门卫马永福。 　　
　　马永福50多岁，他回忆说：“大约在5月份，有两个人，一高一矮，找到修造厂。我拦住他们，问他们找谁？他们说，想打两根撬棍。我说锻工还没来，你们等一等。两人在大门口站了一阵，王师傅来了，我带他们到锻工房，给他们联系上，就回来了。” 　　　　马水福没反映出其他情况。 　　　　两人再次找锻工王善华， 　　　　王善华四川人，也有50岁。他说：“那天马师傅带来两个人，要打撬棍。我问他们打撬棍干什么？他们说拖车上用。我就给他们打了两根。一根80多公分，另一根更短些。” 　　　　单笑夏问：“六棱钢是他们带来的，还是厂里的？” 　　　　王善华说：“材料是马师傅帮他们找的，我为他们做加工。撬棍打好后，他们付给马师傅15元，付给我10元。” 　　　　单笑夏问：“你以前见过这两个人吗？” 　　　　王善华说，“没见过。马师傅也不认识他们，那两人不是148团的，骑摩托车来这儿干加工活。” 　　　　打撬棍的锻工找到了，打制过程也调查清楚，结果却令人失望。他们反映的情况我们大都已经知道，有所推进的只是：一、打撬杠的时间在5月份，他们在石河子活动的时间又可推前一个月；二、两人均反映大个子的身高要更高一些，王善华坚决认为要超过一米八０。 　　　　回到石河子总部汇报，又一个重要线索被查否了，气氛显得沉闷。 　　　　单笑夏和刘晓辉处长站在石河子垦区的地图前，看着地图上141团、149团、147团及148团的标记，脑海里翻腾着犯罪嫌疑人活动的区域。这巴掌大的地方都快翻个底朝天了，犯罪嫌疑人究竟藏在哪里？ 　　　　单笑夏指着地图说：“我看，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应该分布在147团以南至石河子以北一带，也就是146团附近。146团在石英公路、乌克公路的交汇点上，交通方便。与141团、149团距离对等，与147团又很接近……” 　　　　道理是有些道理，但这又是一个“猜想”。 　　　　拿着石河子垦区地图潜心研究的还大有人在。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是一个大话题，人人都在开动脑筋，冥思苦想。 　　　　石河子刑警大队长龚兴亡让手下草画了一张“白描地图”，有一开纸那么大，平时折起，一有工夫就铺在地上，拿着铅笔，敲着脑袋反复琢磨——地图上圈圈点点，许多地方都戳破了。 　　　　这是个不解的谜团，线索掌握了这么多，侦查范围越缩越小，从哪个角度分析，犯罪嫌疑人也应该在我们的罗网之内，下面的侦察员都在紧张的工作着，几乎就剩下一层窗户纸了，该出的情况仍然没有出。 　　　　这几天，似乎各方面都很“安静”，像午后的大漠，太阳直射着，却没有一丝风，大家都在忍受着这寂静的煎熬。 　　　　其实不然，在这寂静的背后，在这迟迟没有情况出现的令人焦虑的三天里，一些极有价值的线索，正在一层层地反映上来。刘晓辉说得对，我们布置了下去，还没有收网。既然我们的分析是有充足依据的，侦查部署也是正确的，那么，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一定的时间。那些线索正在一步步“挤”上来，所谓水到渠成，的确到了案件该成熟的时候了。 　　　　------------------　　第十六章　　--------------------------------------------------------------------------------　　　　一、线索，线索，线索 　　　　破获这一案件的最重要的线索来源，应该说来自兵团系统的一次高级会议。 　　　　97系列枪案不仅在公安系统被列为头等大事，同时也得到自治区党委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的高度重视。 　　　　为了在秋收大忙季节进一步发动群众，克服困难，配合公安部门共同破获这一震动全国的要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政法委书记王汉儒亲自主持召开了“兵团部署97系列枪案调查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兵团政法委副书记邵纪良、兵团监狱管理局长乔西安、兵团公安局副局长杨海峰，兵团军事部部长高雷、兵团武警指挥部副政委王广彬、农八师公安处长张万顺（石河子市公安局长）、农八师政委马荣（石河子市长）、副政委张祖树、农六帅副政委岳有堂等。 　　　　受自治区公安厅长张秀明委托，公安厅副厅长杨德禄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兵团公安局副局长杨海峰通报了1996北京“3•31、“4•7”、“4•8”、“4•22”、“12•16”案，河北“7•27”案，以及1997新疆农八师（石河子）“7•5”、“8•8”案，乌鲁木齐“8•19”案等9起恶性涉枪案件的案情，传达了公安部“京冀新系列枪案并案侦查工作协调会”的精神和工作部署。”要求兵团所属公安。武警、监狱、武装部各系统要结合自己的工作性质，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配合，发动群众，作好各项调查工作。会议严肃地提出，对有功人员要给予重奖，贻误战机者，要追究责任。 　　　　区厅杨德禄副厅长通报了“8•27”天池风景区无名尸案的情况，至此，系列枪案已发生第十案。他指出，公安部已将这一系列案件定为全国一号大案，而其中新疆发案4起，死人最多，损失最大，获取的证据和目击者也最多。他再次强调了新疆要出情况，兵团要出情况，石河子要出情况的指导思想。 　　　　王汉儒副司令员讲话指出，京、冀、新系列枪案案情特别重大，危害非常严重，如不尽快破案，将会造成更大损失。兵团对破案负有直接、重要的责任。大家一要充分认识案情的严重性、复杂性，案犯持枪劫财，有较高的体能、技能和心理素质，心狠手辣，作案跨度大，破案有一定难度。二要充分认识破案的责任，兵团有很多破案条件，新疆应该出情况，兵团更应该出情况。有枪有弹的部门一方面要认真完成各项调查任务，同时要做好防范工作。作案者用完子弹后，很可能还会想方设法补充弹药。三是要有实际行动，充分发挥各单位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行动，紧密配合，共同努力，争取尽快破案，向党的十五大献礼。 　　　　兵团会议开得卓有成效，杨海峰副局长说：“会后大家热情很高，中午我们设了便饭，但大家都没有吃饭，马上进行研究。各部门找地方进行讨论和部署，立竿见影落实会议精神。” 　　
　　农六师在会议室就地讨论，劳改局军事部回单位研究，农八师来的人多，马荣政委带队去石河子大厦去开区片会议。 　　　　在石河子大厦的研究会上，武警六支队支队长廉常保反映出一个情况：六支队有个复员的武警战士说，今年7月，有个他看押过的犯人找他要过子弹。这人是个已释放的北京调犯，要子弹说是回去打野猪，这个战士没给他。 　　　　晚上，马荣政委（石河子市市长）回到石河子，与杨德禄、刘晓辉见面时，把廉常保支队长反映的情况讲给了他们。 　　　　这种情形是常有的，各级领导人接触的人员多，信息通，了解情况范围广。这些信息又经过筛选，认为紧要的才会讲给他们听。 　　　　杨厅长立刻感到，这是一条重要线索。感觉是对上了——北京调犯，已释放，又返回新疆，这正是“新疆多出来的北京人”。7月份要子弹，系列枪案的犯罪嫌疑人也是在7月份袭击的“人影库”搞子弹，时间和目标有一致性。打野猪太令人怀疑了，北京哪儿来的野猪？ 　　　　杨德禄跟刘晓辉议论一下，刘晓辉有同感。 　　　　当时在场的还有石河子张万顺局长，杨德禄副厅长对张万顺说：“这条线索不能放给二巴郎当的人去查，要派经验老到的侦察员专门负责……”他想了想，又说，“我看，就让老恭去查一下吧，查到结果，向专案领导小组直接汇报。” 　　　　与此同时，其他线索，在另外的渠道也正层层向上反映。 　　　　石河子刑警大队一中队长朱明武，带领侦察员许宏飞、曾广玉、王军，到新安监狱进行调查（他与乌市的楼军负责监狱调查组，各负责两个监狱）。 　　　　狱方根据朱明武的要求，提供了北京调犯的全部名单。其中有一个叫白宝山的犯人。此人当过零星犯，在外边放牛。与他一起放牛的两个犯人都失踪了，当时狱侦科发现其中一人床上有血，墙边也有血，向农八师劳改处报告，劳改处进行调查，把白宝山关了小号，怀疑是他把两个人杀害的。后因没有证据，不了了之。当时在牛棚的顶棚上搜出子弹，白宝山承认子弹是他收集的，目的是“以后有机会打着玩”。子弹全部收缴，当地派出所对卖给他子弹的人进行了治安处理。 　　　　朱明武拿出“8•19”案犯罪嫌疑人的摹拟画像请新安监狱的管教干部辨认；同时配合政治攻势组织犯人辨认，均未认出监狱释放犯中有相像的人。 　　　　随着调查的深入，朱明武和王军再次来到新安监狱。 　　　　这次他们的任务是调档，整理出北京凋犯的名单和照片，向北京方面提供侦查线索。同时，查找犯罪嫌疑人。 　　　　王军是石河子狱侦科侦察员，当年参加过对白宝山的审理。在途中，朱明武询问白宝山在狱中情况，然后问：“你看白宝山有没有干这个案子的可能性？”王军说：“没有，他身高在1．80米以上，不符合身高条件。” 　　　　来到监狱，他们调出白宝山的案件材料，白宝山的前罪是抢劫，偷玉米、偷木头，量刑偏重。登记表上管教有一句附言：“此人对判决不服，扬言出去要杀人。” 　　　　白宝山列为向北京提供的人员之一，朱明武向监狱方索取了照片等资料。朱明式后来说：“当时我的感觉，他有作案的可能，有迹象，比如，在监狱里收买过子弹。但只是想了想，没引起足够的重视，主要是身高条件不符合，另外，口音也不对。” 　　　　在这两点上，我们规定的摸排条件有误差。 　　　　犯罪嫌疑人的身高是根据多数目击者的描述以及鞋印等证据，经过专家论证确定的。白宝山脚小，与身高不成比例，造成了这一刻画的偏差。 　　　　口音问题，主要是当时过于信任了刘兵的描述。刘兵把两人的口音记反了，把大个子说成本地人，小个子说成北京或河北人。 　　　　关于口音和身高的误差，部分侦察员和高级指挥员已有觉察，但大多数在下边做工作的侦察员在执行专家会上规定的条件。这两点，确实为普摸工作造成一定影响。 　　　　黄亚波在总结这个案子时认为，摸排条件定得过于具体，有利有弊，弄不好容易捆住下边侦察员的手脚。有的宁可定得模糊些，这样，就能把该进来的人排进来，不致于丢掉。同时，下边的侦察员也需要提高综合分析的能力，分清主次要条件，“来新疆的北京人”，这是主要条件；身高、口音是次要条件。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办事，白宝山和吴子明摸上来的时间可能要早得多。 　　　　当然，这是后话，应放在“总结”这个范畴中。 　　　　北京调犯的照片取回后，与摹拟画像进行核对，并没把白宝山做为特别对象提取出来。 　　　　朱明武从新安监狱调档回来，向专案领导小组组长杨德禄副厅长汇报了调查情况，朱明武说：“新安监狱的人员已经全部排除，但感到不大放心。”杨厅长说：“你把重点人的档案调来了吗？”朱明武说：“北京调犯中的释放人员档案调来了。”他拿给杨厅长看，他圈下的重点人包括白宝山。 　　　　因白宝山在服刑期间“搞”过子弹，杨厅长在他的名字下边，画上了重重的一宿。 　　　　负责147团城南片普摸工作的是莫索湾垦区公安局刑侦大队探长魏江年。“8•19”案发生后，147团被列为调查重点区域，垦区公安局布置了若干条件，要求对重点人口要挨家挨户进行调查。 　　　　魏仁年小组在8连摸出一个叫吴子明的人，了解到他家开春时曾来了两个北京人，一男一女。男的曾与吴子明一起服过刑，来这里做生意。吴子明的养父70岁了，魏江年访问时见到吴父。吴父说，他们早已不在家里居住，在团场那边租了一个四川女人的房子，搬出去了。魏江年向吴父展示犯罪嫌疑人的摹拟画像，吴父说，不像那个人。魏江年询问吴子明和那两个北京人租住房屋的地址，吴父说不知道。询问那个租房的四川女人是谁？吴父也说不清楚。小魏认为这是一件事情，需要落实一下。 　　　　此后，魏江年从团场派出所了解到，吴子明有个堂弟在菜市场上卖烤肉。当天晚上，他过去市场找吴子兵，因吴子兵没有出摊，没找到。他把以上情况向当时负责莫索湾普摸工作的党新民副大队长做了汇报。　　
　　在核查8月19日前后不在147团的人员名单时，没有查出吴子明。据说，有人看见当天晚上，吴子明曾在市场他堂弟的肉摊上吃烤肉，没有离开147团。 　　　　随着普摸工作的深入，魏江年又去过市场，也去过吴子明家。他并没怀疑到吴子明是犯罪嫌疑人，但按照普摸要求，凡外来人口，应该情况清楚。但这两次他仍未和吴子明见上面。 　　　　9月正日，石河子公安局开会，明确由莫索湾垦区公安局负责莫索湾和新湖农场的摸排工作。 　　　　9月2日，魏江年带领侦察员许斌、高卫华，在市场上找到吴子兵，寻问吴子明和那两个北京人的居住地址。吴子兵说，他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他们可能已经走了。当天下午，魏江年在市场上打听到租房者是刘秀芬，找到刘秀芬后，刘说：“吴子明住的是我家房子，和他一起住的有个北京人和一个女的，一星期前，他们已经走了。”魏江年记下她家房子的门牌号码。 　　　　9月3日上午，魏江年接受局里命令去抓逃，下午返回局里。 　　　　这时天池无名产的照片已经发下来。魏江年打算转天到那所租住的房子去看一看，同时，携带上照片，让吴子明的堂弟和吴父做一下辨认。 　　　　9月4日，石河子公安局龚兴言大队长来到147团，两方面的线索碰到了一起。 　　　　二、龚兴言顺蔓摸瓜 　　　　龚兴言接受了任务，也接受了杨厅长、晓辉处长和张万顺局长的嘱托，立即开始行动。9月4日，他带领侦察员曾广宇和祁军强，在棉花地找到廉常保。廉支队长说：“这个情况是军需股长张新民反映的，张新民到下野地监狱检查工作去了。”龚兴言说：“请你打个电话，请他立刻返回来。” 　　　　张股长回到石河子，龚兴言从他那里了解到，反映情况的是退役武警刘保富，他现在在石河子家电城工作。 　　　　龚兴言、曾广宇立刻驱车来到家电城，访问刘保富。 　　　　因时间紧迫，龚兴言把他请上汽车，在车厢里谈了有人向他要子弹的情况。 　　　　龚兴言问：“今年7月，有没有你看押过的犯人来找你？” 　　　　刘保富说；“有。一个叫白宝山，另一个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他们两个来找过我。” 　　　　龚兴言问；“他们在什么地方找的你？” 　　　　刘保富说：“在我家。” 　　　　龚兴言问：“以前他们去过你家吗？” 　　　　刘保富说：“没有。” 　　　　龚兴言问：“他们怎么找到你家的？” 　　　　刘保富说；“是韦新（化名）告诉他们我家的地址。韦新以前也在新安监狱服刑，已刑满释放，是石河子人，现在在百货大楼门前摆摊。” 　　　　龚兴言问；“白宝山来找你干什么？” 　　　　刘保富说：“他找我要子弹。我问他要子弹干什么？他说他北京老家的野猪多，要子弹回去打野猪。我想北京那边哪有野猪？我没给他。” 　　　　龚兴言问：“韦新认不认识和白宝山一起来的那个人？” 　　　　刘保富说；“认识，他们在一起服过刑。” 　　　　情况已经够清楚了，龚兴言告别刘保富，驱车离开家电城，立刻来到百货大楼。他和曾广宇、祁军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寻找，还算顺利，很快找到了韦新。 　　　　龚兴言在他的摊点上进行了调查询问。 　　　　韦新27岁，1991年因盗窃被判刑2年。 　　　　龚兴言问；“7月份，你是不是介绍别人找过刘保富？” 　　　　韦新说：“有过，是跟我一起在新安监狱服刑的白宝山、吴子明，他们来找我，问我刘保富的地址，我告诉了他们。白宝山是北京人，吴子明是147团的人。” 　　　　龚兴言：“他们是怎样找到你的？” 　　　　韦新说：“我们是偶然遇到的。那天，白宝山和吴子明带着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在我摊上买发卡，白宝山和吴子明在后边站着，我一看这不是白宝山吗？就跟他们打招呼。聊了一阵，他问我刘保富的住址，我就告诉了他。” 　　　　这个过程也了解清楚了。龚兴言和曾广宇商量一下，马上开车来到石河子监狱管理局，调白宝山和吴子明的档案材料。 　　　　白宝山的履历表上写着，身高1．80米，北京石景山人。龚兴言心里一跳：北京石景山——这跟北京的案子联起来了，但身高不对，他不得不打上个问号。 　　　　吴子明的档案不在监狱管理局。 　　　　事不宜迟——这足见我们的侦察员抓到线索时的那种兴奋的心情，龚兴言等人当天下午就马不停蹄地“杀”到147团，来到派出所，见到彭所长，龚兴言说明来意，想通过户籍卡了解吴子明的住处。不想在这里遇到了莫索湾公安局的探长魏江年。魏江年已掌握一些吴子明的情况，事情变得更简洁了。 　　　　因为当时天色已晚，龚兴言决定第二天再展开调查。 　　　　这天夜里，他躺在招待所的床铺上，始终睡不着觉。龚兴言好喝点酒，可今天他滴酒未沾。心里总有一种预感，觉得案子可能会有大的突破。等了多少天，警方花了多少警力，前后那是几万人次，大家都为这一个案子辛勤劳碌着。这一时刻怎能不让人激动呢？可同时他又很担心，越觉得有希望，也就越担心。采访时他说：“我反复想，专家论证会上定的条件和我现在获得的情况有出入，脑子总走不出身高不符这个怪圈。我们掌握，他们就两个人，多出个女的也是个新情况。但从其他条件看，我觉得像。越琢磨越觉得，主要的条件都具备。可越觉得像心里就越不放心。这么翻来覆去，折腾得我一夜没睡好觉。那天夜里，我的压力太大了，因情况没最后落实，我没有给杨厅长他们打电话。” 　　　　这一天，指挥部杨德禄、刘晓辉等人也过得不轻松。前方没有消息，这反而证明事情有推进。如果线索被查否，龚大队长恐怕早就返回来了，他没回来就说明事情有查头。在杨德禄的脑海里，这个案子已趋于明朗化，这条线索基本条件都对得上，有老龚在前边担纲，这条线索应该出情况。 　　
　　三、关键性的突破 　　　　日上午，龚兴言、曾广宇、祁军强、魏江年等人在市场上找到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 　　　　苦思了一夜的龚兴言此刻反倒不着急了。他坐在吴子兵的烤肉摊上，像拉家常那样和吴子兵谈了近三个小时。作为一个老侦察员，他心里有数，像这样的重要谈话不能单刀直入，必须联络愿情。谈话要谈到一起，把关系拉近，取得对方的信任。 　　　　龚兴言和吴子兵漫无边际地聊天—— 　　　　“卖烤羊肉一月收入1000元，不错，我才900块，你比我这个大队长还强。”“你哥啥时候刑满的？在哪儿服的刑？刑满出来多不容易，应该找个正当职业好好干。”“你们哥几个，说起来，还就是你有出息。哥们弟兄的，你也应该帮帮他们……”这些情况，都是龚兴言事先向派出所和魏江年了解的。 　　　　一来二去，吴子兵打开了话匣子，他对龚兴言说：“你是个好人，我有话愿意跟你说。”龚兴言问：“吴子明不在家啊？他去了哪儿？”　　吴子兵说：“我哥（吴子明）走了，前些天走的，没说上哪儿，也没带什么衣服。”说话间，已流露出伤感情绪。 　　　　龚兴言看条件成熟了，把天山无名尸照片拿给他看，一边观察他的表情。 　　　　这是关键时刻，龚兴言、曾广宇以及当时在场的魏江年，都显得紧张。 　　　　吴子兵默默地看一阵，用手挡住上半部看下半部，再用手挡住下半部看上半部，渐渐的，眼泪流出来，身子一软，坐了下去。 　　　　龚兴言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吴子兵认识这个人，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很可能就是他的堂兄，不然，他不会这样动感情。现在吴子兵需要的只是一点时间，他已经按捺不住，他就要说了。 　　　　吴子兵抬头看看龚兴言，说：“我跟你讲实话吧，这个人就是吴子明。” 　　　　龚兴言问：“你能肯定吗，他就是吴子明？” 　　　　吴子兵说：“这就是他……这耳朵，还有他的下颌，他穿的衣服……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一百就是我哥……” 　　　　龚兴言大舒了一口气——尸源找到，这说明案件已经攻破，余下的就是落实细节，查证有关证据，缉捕嫌疑人了。 　　　　他们把吴子兵带到147团场派出所。龚兴言重新询问了有关情况，曾广宇做笔录。 　　　　吴子兵说：“吴子明是我大叔的孩子，我大叔叫吴占敖，我父亲叫吴占山。我家住在一中小区，吴子明家住8连。从今年春天，我哥吴子明就和一个北京人在一起。那个北京人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哥叫他山子。北京人还带来一个女的，个子比较矮，大约有38—39岁的样子，讲带四川口音的北京话。他们来新疆，说是做羊毛生意，后来又说做棉花生意，我哥和他跑过一些地方，但什么生意都没有做。后来，那个北京人买了一辆黑色油箱带白道的嘉陵牌70型摩托车，是5月1日前后买的，花了6000元。再后来又租了房，买煤气灶。听说钱花光了，他写信给北京，北京给他寄的钱。钱寄到我大叔家。我哥的摩托车，8月10几号的时候，我哥开回8连，给我大叔了，让我大叔学骑摩托车。我记得那个北京人是在6月份就搬到团部租的房子住了。” 　　　　龚兴言问：“吴子明镶过牙没有？” 　　　　吴子兵说：“这我不清楚，得去问我大叔。” 　　　　龚兴言又问：“你最后一次看见吴子明和北京人是什么时间？” 　　　　吴子兵说：“大概在8月23—24日，我见过他俩，以后再没见过。那天晚上，我哥和那个北京人到我的烤肉摊上，我哥说，他和北京人要出去玩几天。我媳妇问，去哪儿玩？吴子明说，去天池。我媳妇也想去。吴子明说，他们要去一礼拜。我对我媳妇说，去一两天还可以，去一礼拜可不行，现在烤肉摊忙得很。我没让她去。” 　　　　龚兴言拿出天池无名尸的照片，要吴子兵再辨认一下。 　　　　吴子兵说：“我看这张照片，从鼻子以下看不清楚，鼻子以上部分，眼睛、眉骨，头发都特别像吴子明。” 　　　　龚兴言说：“你再看看这两张照片。”他拿出“8•19”案件摹拟画像。 　　　　吴子兵：“这人有点像那个北京人。”他指了指高个子，停了一下他要求再看一下尸体照片，说，“这就是吴子明，越看越像。” 　　　　龚兴言问：“吴子明走前还说过什么？” 　　　　吴子兵想了想，显然在做思想斗争，然后说：“我哥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和北京人在一起有很多事情不好讲，他这次出去，可能10月底回来。如果10月不回来，那就是出事了。我还想说一句，这个人（指尸体照片），99％是吴子明，离稍远一点看，这人就是吴子明。” 　　　　龚兴言问：“北京人平时穿什么衣服？” 　　　　吴子兵说：“经常穿一件黑衬衣，爱戴一副大框墨镜，我哥出去也戴墨镜。” 　　　　龚兴言说：“还有什么？” 　　　　吴子兵说：“7月底8月初，我哥给我说，他和北京人在一起心里很害怕，但有些事他们是一起干的，他现在脱不了身。他还跟我说，北京人是在北京犯了案子，跑过来的。吴子明还说，我到天池去，也可能直接去口里，不回来了。那个北京人有家伙，不是刀，是枪。他在口里做了些事，在这边也做了些事。什么事你不要问。我要是一个月不回来，我可能就不在人世了。你去报警，我家里有个蓝皮笔记本，你好好翻翻，那里边有他俩人的地址……” 　　　　事情已经相当清楚地摆在面前，一切都无庸置疑。 　　　　两个人，北京人和新疆人，两人一高一矮；白宝山是在北京犯案过来的；两人要去天池玩，时间在8月24日之后，天山无名尸死亡时间是8月26日；吴子兵认定死者是吴子明；吴子明临行前为自己准备了后路——他把白宝山和那个女人的地址留在家里。 　　　　若是一般侦察员，获取了这样关键性的线索，立刻就会向指挥部报告。可这个龚兴言，却是沉得住气。线索到手，他索性一鼓作气查了下去。 　　　　取过吴子兵的笔录，龚兴言等人立刻来到8连吴子明家。 　　　　龚兴言说明来意，把尸体照片拿给吴子明的父亲，吴父戴上老花镜看了好一阵，眼圈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龚兴言问：“这人是不是你儿子？”老人说：“看着像，不敢肯定就是他……”龚兴言问：“吴子明走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老人说：“他是穿西服走的，穿走了西服上衣，裤子还在家里。”这是件有利的物证，龚兴言提取了吴子明放在家中的西裤。龚兴言又问：“吴子明走时，是不是留下一个笔记木？”吴父说：“有，子明是有一个笔记本，我放在抽屉里了。”老人把笔记本找出来，交给龚兴言。 　　
　　笔记本很小，果然是蓝皮的。龚兴言翻了翻，里边没记什么东西，翻到中间一页，龚兴言眼睛一亮——那里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正是白宝山和那个女人谢宗芬在北京和四川的住址。 　　　　离开8连，龚兴言等人在莫索湾公安局魏江年探长的带领下，来到白宝山、谢宗芬、吴子明合租的房子。屋里里空荡荡的，床上已经没有了行李，显然他们离开没想再回来。龚兴言等人谨慎地提取了一块旧帆布（与提枪袋的背带材质相同），提取了室内留下的水杯以及玫瑰酒瓶子等20余件物品，以备查房屋居住人的指纹。然后他们封闭了那套住房。 　　　　这时，他才打电话向杨德禄厅长报捷。 　　　　采访时龚大队告诉我，杨厅长对属下要求很严，派你出来办案，你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回去他问得很细，调查工作做得不扎实，就要被他问住。杨厅长把这样一条重要线索交给我，不把方方面面的情况摸清楚，回去是没法交代的。 　　　　他接通了杨厅长的手机，那边传来杨厅长的声音，只问了一句：“有没有情况？”龚兴言说：“有。”杨厅长说：“好，你马上回来汇报。” 　　　　杨厅长和刘晓辉，始终关注着这条线索的进展情况。用不着更多的对话，搞案子的时候，上级与下级，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四、“局点”9月5日 　　　　打网球的决胜点叫作“局点”，经过北京、河北、新疆数千名警察一年半的艰辛工作，“京、冀、新系列枪案”决胜的“局点”终于来到　　了。 　　　　9月5日下午6点，龚兴言一行人凯旋归来，回到石河子刑警大队办公楼。 　　　　自治区公安厅杨德禄副厅长、公安部五局刘晓辉处长、石河子市公安局张万顺局长以及专案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都在刑警大队办公室里等候他们。 　　　　办公室里很安静，杨德禄、刘晓辉、张卓敏、刘钊、张万顺、周传强、江援朝、单笑夏……大家认真听取龚兴言的汇报。关键之处张卓敏插嘴问：“吴子明说，把北京人的地址放他父亲那了，究竟有没有地址？”龚兴言回答说：“有。”他把蓝皮本交给了杨厅长——在场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案子已经基本定位了。 　　　　杨德禄作为一名老练的指挥员，他并不马上拍板。他希望大家先发表一下对这条线索的价值的看法，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周传强、江援朝、张卓敏相继发言，一致认为白宝山、吴子明为重大嫌疑人。刘晓辉处长从公安部的角度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杨德禄厅长宣布：白宝山、吴子明线索上升为“97系列枪案”的1号线索，称为“9•5专线”。目前的任务是：调动所有警力，围绕“9•5专线”全力展开工作。 　　　　第一，尽快以确凿的证据，查证尸源就是吴子明，“97系列枪案”就是白宝山、吴子明所为。为此，迅速组织精干力量，围绕白宝山、吴子明深入走访知情人；物证组的技侦人员，全面收集、集中所有证据，迅速做出指纹比对和对提取物证进行整体分离鉴定，提供定案的确凿依据。 　　　　第二，对犯罪嫌疑人白宝山、谢宗芬立即进行布控、缉捕。要尽快找到白宝山、谢宗芬的近期照片。乌鲁木齐要对公路、铁路、航班进行严密控制。同时，向北京方面发出协查通报，如果白宝山返回北京，请北京方面配合，适时予以抓捕。请公安部协调四川省公安厅，如果谢宗芬未返北京而回四川，请四川省厅协助缉捕谢宗芬…… 　　　　新疆石河子刑警大队办公楼里的灯光，整整亮了一夜。 　　　　------------------　　第十七章　　--------------------------------------------------------------------------------　　　　一、比狐狸还狡猾的白宝山 　　 　　　　“8•19”案件发生后，乌鲁木齐的警察迅速出动，刑警、巡警、武警、交警各警种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很快把边疆宾馆、新疆大学一带包围得水泄不通。 　　　　根据张彦勇的命令，乌鲁木齐备分局、县局，在乌鲁木齐市郊的主要交通要道上，设了29道路一卡，对来往行人车辆进行严密的盘查。 　　　　根据张秀明厅长的指示，乌鲁木齐以北、以西的阜康市、昌吉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等市、地县公安局，立刻出动警力，沿途设卡，进行武装拦截。 　　　　然而，白宝山和吴子明这两个狡猾的凶手，却一次次躲过了警方的围追堵截，巧妙地逃脱了。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既没携带赃物，又没携带武器。同时，因他们事先计划得周密，作案后立即换掉衣服，使得我们掌握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白宝山在逃跑路线上变换了三次方向，在边疆宾馆院内是向西逃跑，越过围墙进入新大家属区后折头向东，这两个阶段都有目击者。当他们越过第二个墙豁口后，已没有目击者。两人钻到树林里，把钱放进事先挖好的土洞里，换上衣服。他们没有钻进东南方向的大湾乡，而是再次折头向西南方向逃蹿，翻越过多道围墙，抢在武警、巡警、交警组成的多警种队伍把路面控制起来之前，钻进三屯碑水库下边的“水上乐园”。 　　
　　这是白宝山和吴子明事先策划好的逃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的警犬，利用犯罪分子遗留在现场的提枪袋做嗅源，准确地引导武警官兵沿嫌疑人逃跑路线追到附中后边的墙豁口，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它们犯了错误，没有折向小树林，而是一直跑下去，追向大湾乡市场。错过了发现其埋钱地点的良机，也造成我们对其逃跑方向的判断上产生误导。 　　　　张彦勇是一个不掩饰问题的领导干部，他把乌鲁木齐的社会治安治理得井井有条，但就这个案件，他说：“教训是很多的。第一，我们过于信任了警犬；第二，我们没想到对手会这样狡猾，抢劫后把赃物和武器埋藏起来；第三，我们原估计做这样大的案子，犯罪分子会有交通工具；第四，我们没想到他们会藏进公园里。” 　　　　当警车在外边的马路上穿梭一般来回奔跑，封锁道路的时候，白宝山和吴子明坐在水上乐园的长椅上，观看着由他们一手制造的这场“热闹”——他们在那里，整整呆了有3个小时。 　　　　下午4点，这个时间也是白宝山预算好的，白宝山看外边的马路上平静了些，他和吴子明从公园里走出来。两人没一起行走，而是一前一后拉开一段距离，走向不远处的长途汽车站，在那里登上通往石河子的班车。 　　　　上车后吴子明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白宝山坐在车的中间，两人装作不认识的样子，互相不说话。行车的路上，他们遇到了多处路卡的阻截。出乌鲁木齐市，在昌吉市和呼图壁县，班车被拦截了5—6次，几乎开不多远就停住，有武装警察上车检查。因他们身上没有携带枪支和赃款，公安人员没有发现破绽，他们一次次都被放行了。 　　　　二人在呼图壁县倒车，不再走乌伊公路。呼图壁有直通147团场的班车。汽车沿乌克公路向西，在大湾子附近拐上石莫公路，下午7点（相当于5点），到达147团场。 　　　　晚上8点（相当于6点），白宝山和吴子明公开在147团场市场上露面，若无其事地坐在吴子兵的烤肉摊上吃烤肉。这时，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打死多人，被抢劫100多万元的消息已传到147团，团场的人们议论纷纷。两人吃着羊肉串，听着周围的人们七嘴八舌，白宝山脸上不由得露出得意的冷笑。 　　　　乌鲁木齐“8•19”案很快与石河子“7•5”、“8•8”案并案，在专案人员调查排查8月19—20日两天不在本地的人员时，因吴子明和白宝山当天出现在烤肉摊上，二人被认为没有作案时间，反被排除掉——这造成了147团的排查工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出现空白，也给我方对8月19日至26日天池案发这6天里犯罪嫌疑人行踪的判断造成了困难。 　　　　二、火并，犯罪分子惯用的手段 　　　　8月19日，白宝山、吴子明在乌鲁木齐边疆宾馆得手，其得意之情露于言表。虽然这不是白宝山第一次持枪抢钱，但140万元巨款的分量毕竟与以前的6万元不同。 　　　　两人回到147团，在吴子兵的烤肉摊上露了露面，夜里回到租借的住所，白宝山就按捺不住，把抢钱得手的消息告诉了谢宗芬。像以往一样，先透露几句，再慢慢补充。谢宗芬在外边已听到边疆宾馆发生了抢劫大案，杀了不少人。别人心里不明白，她跟白宝山去过边疆宾馆，这两天白宝山和吴子明又不在家、她已经猜想到，这个案子很可能是白宝山和吴子明干的。 　　　　谢宗芬关心的只有一个话题，她问：“抢了多少？” 　　　　白宝山说：“没数，有14O—150万吧。” 　　　　谢宗芬“哦”了一声，显得很兴奋。像以前一样，问清抢的钱数，别的，她就不再多嘴了。 　　　　她的心情可能是复杂的。后来，她多次表白说：“我没想要白宝山一分钱。”不见得她说的全是假话，但也不见得她说的就是真话，事实上，白宝山两次抢劫杀人，事后，她都接受了白宝山的赃款。当然，她没有直接去“要”，都是白宝山主动给她的，给她多少，她就收下多少。拿到钱后她花得相当快，这在后边我们会看到。 　　　　按照白宝山的计划，这笔钱目前不能动，至少要放到一个月后再去拿，否则，他们将很危险，他不能保证在取钱的环节上不出问题。藏匿　　地点没什么不放心的，白宝山做的伪装很高明，那地方一万个人也找不到。他还有一个计划，即使将来取出这笔钱，也要“一张张抻着花”，不能给人以钱路不明的感觉。否则，迟早要出毛病。 　　　　但吴子明不这样想。吴子明这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的钱，都是一百元、五十元的大票，整整齐齐装了两大包。他跟白宝山干，目的就是抢大钱。而抢到了钱，又不能拿，不能花，那还抢它做什么？ 　　　　自8月19日回到石河子，吴子明天天催问白宝山，什么时候去乌鲁木齐，什么时候过去取款子？ 　　　　这时候白宝山已经萌生了除掉吴子明的想法。吴子明是个穷汉，白宝山明白，只要分了钱，吴子明立刻就会花天酒地，露出马脚。 　　　　白宝山在后来交代时说：“我劝过吴子明，我说那些钱不能花，一花非丢了性命不可。他就是不听，总惦记着分钱。那时我就想了，为了保全我自己，我必须杀人灭口。” 　　　　当然，抢到这笔巨款，白宝山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他已感到这个伙伴是个多余分子，是他潜在的威胁。他并不打算给吴子明太多的钱，而吴子明肯定认为那些钱有一半是他的。白宝山已经杀害十几条人命，他把杀人不当回事。既然留着吴子明是一个祸害，那就不如早早地干掉他。 　　　　从根本上说，白宝山是一个不可合作的伙伴。任何人与他结伙，最终都会送命。他是个孤独的家伙，冷漠，残忍，多疑，不信任任何人，凡是被他利用过的人，凡是知道他所犯罪行的人，他都不会留下他们。杀人灭口，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吴子明如此，将来谢宗芬也会如此。 　　　　表面上，白宝山做得不动声色。他对吴子明说：“我同意过几天去取钱。不过，咱们两个无论如何也不能分开，咱们分开了，谁也做不成事情。新疆现在风声太紧，我们取了钱，必须离开新疆。回北京也好，去别的地方也好，我们都要在一起。” 　　　　吴子明对他的话，将信将疑。 　　　　8月22日，白宝山和吴子明冒险跑了趟乌鲁木齐。没有取钱。路上他们看到了，过呼图壁、过昌吉市，进乌鲁木齐，沿路都有路卡。警察盘查得很严，旅客携带的所有包裹都要打开，他们根本就没办法把那样多的钱带回石河子。 　　　　两人找到埋枪的地方，白宝山把手枪挖出来，别在身上。长枪没动，长枪同样无法携带。然后他们原路返回了147团。 　　　　手枪目标小，去乌鲁木齐路上他们已有了经验，卡口的警察只检查携带物品，不搜身上。 　　　　这次出门，吴子明也没别的话好说，他同意了白宝山的方案：他只能跟着他们去北京，只有这样才能把钱带出乌市。 　　　　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做离开新疆的准备。该处理的行李物品统统处理掉，没用的衣物白宝山让谢宗芬拿去送给了她的几位老乡。白宝山对吴子明和谢宗芬说：“咱离开新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走前，我们一起到天池玩两天。” 　　
　　谢宗芬没去过天池，显得非常高兴。她并不知道白宝山背后和吴子明的谈话，问：“咱们去天池，还回来吗？”白宝山说：“不回这边了，准备直接走。”谢宗芬问：“那吴子明怎么办？”白宝山说：“带着他，我们一块去内地。” 　　　　这天晚上，三人来到吴子兵的烤肉摊，吴子明提起去天池的事。吴子兵的媳妇也想跟着去。吴子明说：“我们去的时间长，要出去一礼拜。”这时吴子明对白宝山已有了警觉，不然他不会对吴子兵说他可能被害那些话，并留了后手——把白宝山、谢宗芬的家庭地址写下来，交给他父亲。但他并不相信白宝山真的会杀他，尤其没想到白宝山会在新疆杀他。他不希望弟媳跟着去，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去取钱，然后远走高飞。 　　　　8月25日，也就是张新枫局长一行人飞来新疆的那天，白宝山、吴子明、谢宗芬早上6点动身，悄悄上路了。 　　　　事先，白宝山带好一把锤子，买了一小瓶二锅头，把酒倒掉，装上汽油。他不露声色地已经做好在天池杀掉吴子明然后焚尸的一切准备。 　　　　三人乘坐长途汽车，路上要接受路卡的检查，白宝山已经习惯了。车到二道桥，三人下来，坐了一段三轮车，来到乌鲁木齐红山公园附近。白宝山让吴子明叫来一辆夏利出租车，谈好价钱，花150元把他们送到阜康市。去阜康的路上，夏利车刚出乌鲁木齐市就遇到路卡，出租车司机和吴子明登记了身份证后放行。一路上又接连遇到巡逻的防暴队的检查，主要也是查看携带的行李物品。这天晚上，三人用吴子明和谢宗芬的身份证登记，在阜康市住了一夜。第二天，也就是8月26日，三人乘坐旅游面包车上山，来到天池风景区。 　　　　天池风景区周围的地域是很宽广的，旅游景点也多。天池又叫西瑶池，据说是王母娘娘洗澡的地方。湖水清澈，湖面的海拔2000多米，是典型的高山湖泊。旅游景点集中在湖的北岸，天池的东、西、南三面都是高山，生长着茂密的森林。隔湖相望，可以看到对面矗立的雪山。 　　　　三人在湖边转了一阵，没有坐游船，谢宗芬就闹着要看雪山。 　　　　雪山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但看不见博格达主峰。看主峰需要爬上马牙山或灯杆山，要经过一片片的松林。 　　　　旅游者中，常有人爬到山上去玩，他们说不上是在冒险。 　　　　吴子明兴致很好，爬山的主意又是谢宗芬提出来的，他首先表示赞同。白宝山却不动声色，阴沉着脸跟在他们后边。 　　　　三人沿天池西侧的道路朝上走，开始有一条大道，通往山里的哈萨克族村落。再向前，便人烟稀疏了。只有松林，草地和一块块大石头，看不见放牧的人，也看不见哈萨克族的小毡房。 　　　　向上爬了近两个小时，三人经过大锅底坑，再向上攀登，爬到马牙山的半山腰上。 　　　　白宝山说：“太累了，大伙歇一会吧。”说着他先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吴子明也坐下，喝了点水，边观赏着周围的风景。 　　　　三人中谢宗芬显得最有体力，她仍在向上爬，爬一阵，坐到他们的上方，俯瞰他们。 　　　　本来她想喊，招呼他们或者笑话他们——然而这时，她却看到了一幅极为可怕的画面。 　　　　白宝山站立起来，悄悄拿出一把铁锤子，趁吴子明不备，照着吴子明的后脑，恶狠狠地砸了下去。 　　　　她吓得张口结舌，心都要从胸口里跳出来。 　　　　尽管白宝山向她讲过他如何杀人，为了抢枪抢钱，如何一次次地杀人，但听人讲述与直接看到，感官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她吓坏了，傻在那里一动不敢动。 　　　　本来，用铁锤子袭击对方的颅骨，是白宝山惯用的把戏，以前对付李宝玉和傅克军他都是这样干的。他没想到吴子明的脑壳会这么硬，铁锤打在脑顶上“咚”地一声，吴子明却没有倒。 　　　　吴子明也万万没想到白宝山会当着谢宗芬的面对他下手，回过头来很吃惊地望着他。白宝山又把锤子举起——吴子明这时反应极快，没等第二锤打下来，猛地朝旁边一跳，撒腿就跑。 　　　　吴子明吓惊了，他哇里哇啦喊着，连滚带爬朝山下奔去，张惶得像只兔子。 　　　　白宝山在身后紧追。他本来是个利落人，无奈吴子明不择道路地拼命奔跑，眼看就追不上了。白宝山不得已掏出枪来，边追边开枪射击。 　　　　一连三枪没打中，又打了个臭子儿。 　　　　白宝山稳了稳神，叉开腿站在山上，瞄准吴子明又打了三枪。这次把吴子明撂倒了，其中一枪打中他的屁股，另一枪，射穿了他的心脏。吴子明载倒下去，他栽倒的地方，恰在大锅底坑山洼处的草丛里。 　　　　那地方从谢宗芬呆的山坡上，已经看不到了。 　　　　白宝山把枪收起来，走到伙伴跟前，用脚踢了踢。吴子明身体已经软耷耷的，瞳孔扩散了。他仍怕吴子明不死，又用铁锤朝吴子明的头部猛砸一阵，直到把颅骨打得塌陷才停住手。然后在吴子明身边坐下来，似乎想些什么。 　　　　大约4—5分钟，白宝山拿着吴子明的军用挎包、吴子明的匕首和他杀害吴子明的铁锤，一步步走上山来。 　　　　谢宗芬仍在原地坐着，她身体软得连动都不能动了。 　　　　白宝山走到她身边，把那些东西丢在地上。 　　　　谢宗芬望着他，不敢说话。 　　　　白宝山说：“你把我包里的手枪子弹拿出来。” 　　　　谢宗芬照办了。 　　　　白宝山坐在草地上，一颗颗朝枪里装子弹。 　　　　谢宗芬试探地问：“你把吴子明杀了？” 　　　　白宝山说：“杀了，留着他，我们都有危险。” 　　　　谢宗芬不明白他还装子弹干什么，颤巍巍地问：“你不会把我也杀了吧？” 　　　　白宝山停住，看她一眼，说：“我不杀你。”他继续把子弹装好，站起来又说，“人是有感情的，我不会杀你。” 　　　　谢宗芬不知道他说的真话还是假话。 　　　　白宝山指了指吴子明的军用包和那两件凶器说：“你把这些东西埋起来，我到下边去，把他的脸烧一烧。” 　　　　谢宗芬问：“埋哪儿？” 　　　　白宝山指了指山坡上的一片树林，说：“埋在那边的大树底下。”说着，他拿上装汽油的小酒瓶，又走下山去。 　　
　　来到吴子明尸体旁，先把吴子明的身份证翻出来，手表撸下（手表是烧不坏的，那可能成为公安人员的物证），然后把汽油倒在吴子明的脸和上半身上，用打火机点着了。 　　　　大白天，火光并不明亮，不容易引起周围人注意。他看着吴子明的脸在碳化，牙齿露出，人已面目全非，这才离开。 　　　　他把吴子明的身份证等物埋在另一个地方。那儿有块大石头，他把大石头翻动开，埋在石头下边。 　　　　一切都处理停当，白宝山带着谢宗芬，沿另一条路下山。 　　　　这件事对谢宗芬的刺激极大，一路上都不说话——她不可能不联想到自己的命运。 　　　　不过，现在白宝山确实不会杀她，现在杀谢宗芬，无疑于杀掉他自己。他还要留着谢宗芬，在返京的路上，这个女人，对他有着极重要的作用。 　　　　三、提取赃款，返回北京 　　　　回到乌鲁木齐，用谢宗芬的身份证，在一家铁路旅店住下。这天是27日——是公安部京、冀、新并案会开会的当天。 　　　　白宝山带谢宗芬先到火车站，花高价买好第二天去北京的卧铺票，然后一起返回旅店，两人住了一晚。 　　　　第二天早晨8点（相当于6点），谢宗芬醒来的时候，白宝山已站在窗前，背对着她，在计划他的行动了。他对谢宗芬说：“你快点起来，我们去拿钱。” 　　　　两人坐16路汽车来到新疆大学。这地方白宝山是非常熟悉的，他对道路、环境、地形地物有着特别的记忆能力，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那片杂树林。 　　　　白宝山让谢宗芬在林子外边等候，他拿着谢宗芬的小包钻了进去。小树上挂的布条完好，他很快就把钱挖出，先往谢宗芬的包里放50万，余下的钱放进红包里，再把红包放进蓝色条格包内，提着走出来。 　　　　小树林僻静，时间也早，周围没见一个人影。谢宗芬背自己的包，白宝山提着蓝条格包，两人并排走出新疆大学校园。 　　　　白宝山还惦记着一件事，那就是把他使用过的“八一”式自动步枪处理掉。 　　　　形势这么紧，把“八一”枪带回北京是不现实的。而且，他手里的步枪弹已经不多了，把枪带回去也没什么用处。 　　　　这次处理自动步枪，他并没分作两步走，这多少有些冒险。两个装钱的包没有送回旅馆——拿到钱，他有新的担心，他一步也不能离开这些钱了，也不能离开谢宗芬，他必须时刻和这两样“东西”绑在一起，须臾不能分开。这可能是他宁可冒险的唯一原因。 　　　　离开新疆大学，白宝山带着谢宗谷直接来到他埋枪的地方。仍然让谢宗芬放哨，他把枪的部件拆散，分别埋在一处放废料和保温砖的狭窄的夹道内。 　　　　上午11点（相当于9点）左右，由宝山带着谢宗芬和巨款，返回他们租住的铁路旅馆510房间。 　　　　此刻他的心情松弛了些，有了安全感，但并没有头脑膨胀，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白宝山把房门锁好，立即让谢宗芬和他一起拆启现金上的封条。然后，他把拆下的封条全部撕碎，扔进男厕所的马桶里，放水冲掉。让谢宗芬用黄色毛线把那些没有标记的现金重新捆好。有的钱本身是用猴皮筋捆扎的，他就没再动。 　　　　封条处理完毕，白宝山拿出事先买好的两件军用马甲。他让谢宗芬把马甲拆开，把钱一捆捆缝进马甲里，然后每人一件，穿在身上。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白宝山把短枪里的子弹压满，余下的子弹裹在身上。他现在只差最后一关——闯过火车站卡口。 　　　　昨天买票时白宝山已经观察过，火车站气氛虽然紧张，对过往旅客仍然是只查行李不查人。只要他和谢宗芬神态从容，不露出破绽，混过检查关应该是没问题的。 　　　　白宝山掐好时间，说：“咱们走吧。”两人提上行李，穿着装满钞票的马甲，打出租车来到火车站。这正是剪票的高峰期，两人混在人群中，毫不起眼，行李是没毛病的，顺利通过了检验线，然后，两人剪票上车。 　　　　列车启动，白宝山仍没放松警惕，直到火车开过哈密，驶出了新疆，白宝山才真正放下心来。 　　　　新疆的案子，对白宝山来说，又一次圆满地完成了。就像做完徐水抢枪案一样，他做得干净、彻底，应该再画一个句号了。也像徐水案一样，没有知情者。了解这一切的，只有这个被他严密控制着的女人。 　　　　这时的白宝山会做何感想呢？望着外边起伏而过的山野，或许他会想到一年半之前，离开新疆回北京的情景。那时，他是个刚出监狱的穷光蛋，但那时，他还能憧憬两条不同的生活道路，还有选择的权利。现在，他有了钱，有了女人，他觉得，前景一片光明。不过，他身上已积下了太多的血债，或许他没想过，下一步等待他的。只有灭亡——这个道理，白宝山是至死也不会明白的。 　　　　8月31日，白宝山、谢宗芬走出北京火车站西客站。 　　　　——这一天，被他屠杀的伙伴的尸体被发现，新疆的警察，从那具开始腐烂的尸体中，已经嗅到了他的踪影。 　　　　当天下午，白宝山和谢宗芬回到模式口他母亲家。 　　　　他洗了澡，换上干净的衣服，骑自行车到外边疯了一圈。谁说白宝山是个冷静至极的人，他也有这样的时候，出去撒欢，浑身上下，一点压力都不再有，因为——他终于回到家了。 　　　　其实也不然。白宝山自新疆带回的大笔的现金，没有像从前那样埋到山上——这不能说不是白宝山的一个变化。这变化是悄悄发生的，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他向母亲要了一个带锁的抽屉，把钱和枪，都锁进了抽屉里。这可以理解为他也像所有的俗人一样，摆脱不掉爱财的心理。按照刘晓辉的话说，他开始越来越多地犯错误了。 　　　　他从这笔钱里先后拿出11万，交给谢宗芬，并兑现了他允许谢宗芬回一次四川老家的诺言。 　　　　白宝山对待谢宗芬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不能说他对谢宗芬没有感情，也不能说他对谢宗芬不信任，但同时，他又非常担心这个女人会坏他的事情。给钱，而且只给她11万，这个数字白宝山早已计算好。白宝山其实是一个非常财迷的人，他反复推算过，加了减，减了加，最后决定，仍像上次一样，从赃款中提给谢宗芬8％。允许她回四川，也是在他好心情的情况下做出的，而放走了谢宗芬之后，他立即后悔了。 　　
　　据谢宗芬后来交代说，白宝山给她这笔钱，她并不想要。她对白宝山说：“我不要你的一分钱。”白宝山对她发了火，说：“你什么意思，你想威胁我，是吗？”当时他们去买鞋，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白宝山一气之下，把鞋扔到马路上。在这种情况下，她才答应把钱收下。 　　　　这恐怕有粉饰自己的意思。 　　　　谢宗芬与白宝山的关系——涉及法律的一面由法院去判决，我想说的关于人的这一面。从材料上看，谢宗芬的思想始终没超出小商人的范围。她爱财，但表现得并不贪婪。白宝山杀人抢钱，她从心里害怕，但白宝山抢到了钱，她也觉得高兴。白宝山给她钱，她肯定是会接受的（事实也是如此），但她不会主动向白宝山去讨要——这就像当初，她做买卖赚钱，给白宝山多少，白宝山都会接受，但白宝山不会向她伸手要钱是一样的。正因为谢宗芬有这样的品格，白宝山才每每没有杀害她。 　　　　谢宗芬这次是坐飞机飞回四川的。 　　　　她一离开白宝山，白宝山就觉得不放心了。谢宗芬前脚进了家门，白宝山的电话后脚就打过来。白宝山在电话里叮嘱谢宗芬：“钱可以花，怎么花都可以，但不要存银行。” 　　　　说不好他是什么心理，可能担心钱的序号出问题。 　　　　谢宗芬在白宝山跟前时，白宝山心里踏实，觉得这个女人没什么危险；可谢宗芬一旦离开他，他立刻就担心起来。毕竟这个女人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稍有闪失就会把他牵扯进去，他不应该让这个女人活着，她活一天，对他也是个威胁。这时候他想，等谢宗芬回来，他决不能手软，一定要把她杀掉。 　　　　白宝山被捕后，他认为一定是谢宗芬出了事，把他供了出来。否则，公安局不可能找到他的家。虽然如此，白宝山入狱后却没有抱怨谢宗芬，无论在公安局预审阶段，还是在法庭上，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涉及谢宗芬却很犹豫。后来说：“这些事以她所说的为准吧，我记不清了，说乱了我怕害了她。” 　　　　9月2日，白宝山送走谢宗芬，然后出去钓了一天鱼。转天，到北辛安收拾了一天房子。房子已半年多没人居住，不收拾也不行了。白宝山去辛集时，曾把二姐的自行车丢在良乡镇，这次他买了辆新车，送到农场还给二姐。想到母亲这一辈子不容易，悄悄塞给母亲10000块钱，说是在新疆做生意赚的。知儿莫如母，老人把这笔钱原封不动地装在一只粉色的袜子里，白宝山被捕，公安局的人来搜查的时候，老人又原封不动地把它交给了警察。母亲不相信白宝山的话，也没打算花他一分钱。白母这些年看着白宝山长大，看着他被判刑，看着他出狱，又看着他被警察再次带走——老人把这一切都想到了。
　　　　四、北京，抓捕白宝山 　　　　新疆方面的侦查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白宝山被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此线索被新疆警方定为“9•5”一号专线。 　　　　龚兴言的汇报还在进行中，杨德禄、刘晓辉已经意识到，要尽快通报北京、河北和四川的公安机关，请他们查清白宝山、谢宗芬所有的落脚点，立即布置查控，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杨德禄跟刘晓辉商量，决定先以石河子刑警大队的名义，给北京市公安局发一封明传电报，通报一下情况。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市公安局二处： 　　　　经我局调查，发现北京调犯白宝山（已刑满释放），曾在月间在我市出现。经辨认，白宝山与摹拟画像中的犯罪嫌疑人之一相像，请协查，并将结果速告我局刑警大队。 　　　　白宝山，男，汉，38岁，河北徐水县人，1983年因盗窃被判刑，捕前系北京第二电碳厂工人，现住石景山北辛安新房子XX号。 　　　　　　　　　　　　　　　　　　　　　　　　新疆石河子公安局刑警大队 　　　　　　　　　　　　　　　　　　　　　　　　　 日 　　　　电报发出后，杨厅长和刘晓辉商议，决定由刘晓辉直接给北京市公安局专案组负责人傅政华打电话，把情况讲得更明确些，如果在北京发现白宝山，立即将其逮捕。 　　　　刘晓辉在电话里提出三点意见：“第一，暂缓其他线索的调查工作，全力查缉白宝山；第二，缉捕时千万注意安全；第三，缉获后严加看管，确保不死，不伤，不逃。审讯工作要有力度，要出口供。” 　　　　北京市局接到新疆方面提供的线索，立即行动起来。 　　　　傅政华通知石景山分局刑警队，以新疆提供的线索，马上出动，迅速缉捕白宝山。 　　　　石景山刑警队先与派出所联系，摸清外围情况，得知白宝山的户口刚刚批下来，还未最后办理。片警小吕做过访问，对白宝山家比较熟悉，提供了白宝山在北辛安和模式口两处居住地的地址。 　　　　应该说，现在北京对这条线索的重视程度，石景山分局对这条线索的重视程度，还远不如新疆。白宝山进一步的嫌疑依据还没传过来，新疆方面正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梳理。他们现在，是在执行上级交办的任务，要缉捕一名重要犯罪嫌疑人。 　　　　但是，北京方面的侦察员毕竟有着较高的素质和有专业经验，在制定抓捕方案时，他们决定，以白宝山的户口问题为契机，把他调到派出所，再适时予以逮捕。 　　　　晚上7点，刑警大队和派出所民警一行4人来到北辛安新房子。白宝山不在，他们又来到模式口白宝山母亲家，敲开了房门。 　　　　开门的正是白宝山，显然他毫无防备。天热，白宝山光着上身，露着板脊梁，下边只穿着一条大裤衩。 　　　　片警小吕曾到他家走访过，他问白宝山：“你的户口还办不办？” 　　　　白宝山说；“办啊，怎么不办？”说着，眼睛望着其他民警。 　　　　小吕走进来，说：“找你几次你都不在，你出门啊？” 　　　　白宝山说；“我上四川了。” 　　　　小吕说：“你的户口，市局批下来了，是8月25日批的，你跟我们去趟派出所，把表格填一下。” 　　　　白宝山问；“现在就去啊？” 　　　　小吕说：“对，现在就去，这事不能再拖了。” 　　　　这些对话都很正常，小吕说的户口问题，也确有其事。但派出所来人，一下来了4位，这不正常。4人手里提着大哥大包，分开站成个弧形　　，这不正常。他们晚上7点来到他家，要他跟着去派出所填表，这也不正常。白宝山是个聪明人，开门一看来了4位警察，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他有反抗的机会——他的枪并没埋到山上，就放在旁边柜子里。 　　　　白宝山遇事很镇静，他的控制情绪的能力是在多次杀人中磨练出来的。 　　　　他现在光着脊梁骨，他也有很好的借口。 　　　　白宝山说：“好吧，你们等我穿件衣服。”说着，他转身走过去，要拉柜门。 　　　　枪就在放在柜子的抽屉里，子弹顶着火，他可以先把枪拿出来射击，也可以穿上衣服之后再从容地拿枪射击。当然，我们也会做出动作，因我们是有备而来的。但无论如何这一场搏杀我们也会有伤亡。特别是白宝山这样一个亡命歹徒，枪法和体能都很好，动起枪来后果很难设想　　——恰在这个时候，白母推门走了进来。 　　　　白宝山在后来的交代材料里说：“我本来想拿枪打死他们，可是，我母亲进来了，我就不能打了。我不忍心当着我母亲的面杀人，我做不到……” 　　　　白母走进来，白宝山迅速放弃了反抗的念头。这时候他的表现仍很平静。他穿好衣服，对母亲说：“没什么事儿，我的户口批下来了，民警同志要我跟他们去办户口，完事就回来。” 　　　　然后，他跟警察出去，上了车。 　　　　没戴手铐，大家都弄个整脸。 　　　　白宝山在后来的交代中说；“一上车，我知道已经完了。” 　　　　在当晚的问讯中，白宝山态度十分顽固。他一口咬定，他去了四川，到四川成都去进货，带回来200个剃须刀。 　　　　剃须刀是有的，那还是他和谢宗芬前期在石景山钢铁公司门口摆摊时留下的存货。 　　　　再问，白宝山死不改嘴。 　　　　市公安局刑侦处傅政华副处长询问审讯情况，石景山分局回答说：“特征上像，但一句话不讲。” 　　　　傅政华晚上9点半赶到石景山分局，他打电话给远在新疆石河子的刘晓辉，汇报了审讯情况，希望新疆方面进一步提供线索。 　　　　这时，新疆石河子刑警大队的工作会议仍在紧张进行，刘晓辉走到另一个房间去听电话，得知白宝山已经被抓，他非常高兴。因随着这边工作会的进展，关于白宝山的证据材料越来越清晰，刘晓辉口头上把几条重要依据向傅政华讲述了一下，告诉他，新疆方面正在起草一份通报，马上就传递过去。白宝山就是犯罪嫌疑人，这已不成问题。他要求北京方面加强审讯力度，并立即对白家进行搜查。 　　　　当天夜里，新疆方面委托刘晓辉处长执笔，以最快的速度，起草了《关于协查特大持枪抢劫犯罪嫌疑人白宝山、谢宗芬的情况通报》，报公安部五局并北京市公安局、河北省公安厅、四川省公安厅。 　　　　通报如下： 　　　　我区公安机关经查明，北京人白宝山、四川人谢宗芬系新疆石河子“7•5”“8•8”和乌鲁木齐“8•19”系列枪案的重大嫌疑人。主要嫌疑根据如下： 　　　　一、日，北京人白宝山（男，39岁，北京石景山人，原籍河北徐水县）携谢宗芬（女，四川省筠连县双腾乡鱼井村人）来新疆石河子，与其曾一同在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的本地人吴子明三人租住一处，直至8月24日。期间，三人无正常生活来源，形迹可疑，且曾找熟人要过子弹。 　　　　二、8月24日，三人称去天池游玩，下落不明。8月26日，一男性在天池风景区被枪杀，倾向死者是吴子明。 　　　　三、吴子明离家时曾对家人讲，白宝山在内地干过大事，有“长家伙”，心狠手毒，让我跟他干事，不干不行。我和他在新疆也干了一些事，现在不好说。如果我10月份不回来，肯定是被那两个人害了。并给家人留下了白宝山、谢宗芬的地址。 　　　　鉴于上述情况，请公安部立即协调有关地区予以协查： 　　　　一、请北京、四川从速查缉谢宗芬，缉获后即通知我厅刑侦处，并仔仔细细查找被抢的“八一”自动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5-4”式手枪、大宗赃款和相关物证。拘留手续传真补送。 　　　　二、请北京立即将白宝山18岁后的详细情况及近照传送我厅。 　　　　三、请北京结合系列枪案综合条件对白宝山仔细审查，对其住所、窝点公开搜查，并采取相应的侦查措施。 　　　　四、请北京将白宝山三面捺印的十指纹、血型、足迹等情况传送我厅。 　　　　五、8月初，白宝山曾接到来自北京的100O0元汇款，收款人为：新疆石河子147团城信商店邓某某转白宝山，请北京核实，结果及时告新疆。 　　　　六、请北京会同河北，调查白宝山在原籍徐水的有关情况。 　　　　此通报于9月6日凌晨由杨德禄副厅长签发。 　　　　与此同时，北京方面已迅速采取行动，于9月6日凌晨对白宝山的两处住所，进行了公开搜查。在模式口白宝山住处的衣柜抽屉内，搜出“5-4”式手枪一支，枪号为6538589，正是石河子被害民警姜玉斌被抢劫的枪支，搜出现款人民币113万元。 　　　　——至此，主要赃证到手，白宝山再百般抵赖也已毫无意义了。 　　　　五、喜庆之夜 　　　　沉滞了一年半的全国一号案件终于告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接关心并多次垂询的“京、冀、新系列涉枪案件”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袭军、袭警、抢劫杀人、严重扰乱社会治安、严重侵害他人生命财产的犯罪嫌疑人终于被抓获，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好消息。 　　　　9月6日凌晨，公安部白景富副部长、五局局长张新枫、副局长何挺、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纪强卫、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副局长阮正义、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处、石景山区委领导等先后来到石景山公安分局。 　　　　各级领导听取了线索来源和案情汇报，认定白宝山有着确凿的犯罪嫌疑，指示北京市公安局做好审讯工作，各涉案地区做好证据的查证工作，以取得这一案件的全面胜利。 　　　　犯罪嫌疑人白宝山当即移交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家旺组织了专门的班子，由预审处专家、有30多年预审经验的三科科长殷顺光和预审员刘彦君担任主审，于6日凌晨立即提审白宝山。 　　
　　对这个全国通缉的要犯，殷顺光一不歧视，二不迁就。对方此刻的心情他很清楚，抵触情绪肯定有，不服气，不甘心是主要的，百般抵赖，那不过是他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攻破，他就会全线崩溃。像这样的对手，最重要的是打好心理战，让他明白，坐到这个位子上，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负隅顽抗毫无意义。从此刻起，他们要共同完成一项工作，一项法律上的工作——审理员有责任把他的犯罪事实审理清楚，他也有义务把他自己的罪行交代清楚。他们现在是合作者。 　　　　白宝山被带进审讯室，殷顺光并不急于发问。 　　　　白宝山干坐了一阵，说：“能不能给我换副铐子，这个太紧。” 　　　　殷顺光给他换了。白宝山说；“还是紧。”殷顺光示意，再给他换。然后殷顺光不紧不忙地说：“白宝山，我想你不是个普通的犯罪嫌疑人，你做的事情你自己很清楚，到了这里，再兜圈子，那没有意思，也不符合你的身份。像你这样的人，恐怕我不用多说别的，你都明白。来到这里，我只希望我们能够配合好。你做的要情，我希望你能够一件不落的，如实的，有个交代。我们作为审理人员，也要对法律有个交代。至于其他方面，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生活上的，别的方面的，都可以。允许的话，我会帮助你。还是那句话，我希望在工作上，我们能够配合得默契。” 　　　　白宝山没有说话。 　　　　方才殷科长的一席话，其实已经把他点得很明白了，既然已被捉到，顽抗是没出路的，那只是白白地耗磨时间。同时，殷科长也给他制造了一个说话的氛围——把他拉到同等的面对法律的立场上来，并没把他逼到窘迫的角色上去。 　　　　殷顺光说：“怎么样？需要回忆，需要思考的，我给你时间。等你考虑好，我们再开始。” 　　　　这等于又给他宽了一块。 　　　　白宝山笑了笑，说：“我不需要思考，请给我来杯水。” 　　　　9月6日早晨，白宝山便开始交代自己的罪行，包括每一桩案件的作案的时间、地点、过程；包括杀人地点，埋人地点，埋枪地点的位置和周围的地貌特征。他的确不需要思考，他所做的15起案件，包括警方未掌握的5起，每一处细节他都记忆得非常清楚。 　　　　9月6日上午，张新枫局长陪同白景富副部长来到京西宾馆，向在那里准备开中央七中全会的陶驷驹部长汇报了“一号”案件告破、主犯白宝山已被逮捕的情况。陶部长做了重要指示。 　　　　这一天，正是中共中央十四届七中全会开幕的日子，陶驷驹部长见到中央领导同志，向他们报捷。 　　　　“京、冀、新系列枪案”在十五大召开之前，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六、四川筠连，缉捕谢家芬 　　　　谢宗芬跟随白宝山于8月31日回到北京。两人在西客站下车，打面的回到模式口。 　　　　白宝山进了门把带回来的东西全都放在凉台门口上，对白母说：“妈，我回来了，这回放心了吧？” 　　　　然后他冲了个澡，蹬着家里的自行车出去撒欢。 　　　　转过天来，谢宗芬对白宝山说：“我一年没回家了，我想回四川老家看看我爹我妈。” 　　　　白宝山不好阻拦，他是答应过谢宗芬的，他问：“你走了，还回不回来？” 　　　　谢宗芬说：“回来。” 　　　　白宝山说：“你等着我给你写信，你接到信就来北京。” 　　　　谢宗芬说：“那行。” 　　　　谢宗芬后来在交代中说：她回四川之后不打算再来北京，这半年她受够了。但她只能这样答应他，不然白宝山不放她走。 　　　　白宝山问谢宗芬：“你要多少钱？” 　　　　谢宗芬说：“我一分钱也不要，只要能回家就行。” 　　　　白宝山生气了，说：“你这不是威胁我吗？”停了停，他又说，“我给你11万，你拿回家去吧。” 　　　　这笔钱白宝山并没马上给她，先给了她5000元，让她去买飞机票，顺便给家里买些东西。 　　　　谢宗芬接到钱就去了木樨园批发市场，为自己买了两件衣服，给两个女儿各买了服装。又到西单商场，花2470元买了条金项链，花743元买一副金耳环，还买了皮箱等物。然后，在西单订购了从北京飞往四川宜宾的飞机票，机票1250元。一天之内，她把白宝山给的5000元，花个精光。 　　　　9月2日上午，白宝山拿着军用坎肩，对谢宗芬说：“这里边的钱是给你的，加上昨天的5000元，一共是11万，你数一数吧。” 　　　　谢宗芬没有数，直接把坎肩里一沓沓的人民币，装在她的小包里。行李已经收拾好，临近中午，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