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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服 文化　　佛教僧人的服饰与世俗的服装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以其比较独特的颜色和形制蕴涵着某些佛教的教义和戒律，从而既能满足佛教僧人的宗教生活的需要，同时也使佛教僧人显示出与在家人不同的独特面貌。它的形成，除了宗教上的原因之外，还有历史、地域、民族、风尚等诸多因素。在古代印度，佛教僧人的服饰在颜色上有着严格的规定，在形制上比较简单。而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由于佛教流传的时间久远，区域广阔，再加上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等等影响，因此，汉族僧人的服饰在承袭古代印度佛教的某些旧制的同时，又有着很多的增制，在僧服颜色上则不如古代印度严格，在形制上除了法衣，还增加了常服。法衣是僧人在佛事和法会期间穿着的服装，主要有三衣、五衣、缦衣、衲衣、袈裟、传衣、金襕袈裟、紫衣、黄衣、法衣、威仪细、挂络、偏衫、裙子、直缀、禅带、卧具、袈裟袋、打包和钩纽等。常服是僧人日常生活中所穿的衣着，主要有海青、衫、褂、帽冠和鞋袜等。佛教僧侣的衣服，根据佛的制度，只限于“三衣”或“五衣”。“三衣”即安陀会、郁多罗僧和僧伽黎。“五衣”是于“三衣”之外，加上僧祇支和涅槃僧。这些僧服，特别是“三衣”，在颜色的选择上有严格的限定。 　　据《毗尼母经》卷八中说：“诸比丘衣色脱，佛听染用十种色，十种色者：一泥，二陀婆树皮，三婆陀树皮，四非草，五乾陀，六胡桃根，七阿摩勒菓，八佉陀树皮，九施设婆树皮，十种种杂和用染。如是等所应染者，此十种色。是衣三点作净法：一用泥，二用青，三用不均色。用此三种三点净衣。”又据《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八中说：“衣不得用黄、赤、青、黑、白五大色。又有纯色，如黄蓝、欝金、落沙、青黛及一切青者不得着用。绀黑青作衣也不许用，只可用皂、木兰作衣，非纯青、浅青及碧许作衣里。赤黄白色不纯大的也许作衣里用。紫草、捺皮、虬皮、地黄、红绯、黄栌木都是不如法色。” 　　又据《十诵律》卷十五中说：若比丘得新衣，如青衣、泥衣、茜衣、黄衣、赤衣、白衣者，应以青、泥、茜三种色中，随一坏是衣色。 　　《五分律》卷二十中说：“不听着纯青黄赤白黑色衣。”并且说黑色衣是产母所着，犯者波逸提。其余四色犯者突吉罗。 　　又据《摩诃僧祇律》卷二十八中说：比丘“不听着上色衣，上色者，丘佉染，迦弥遮染、俱鞞罗染、勒叉染、卢陀罗染、真绯瓣欝金染、红蓝染、青染、皂色、华色，一切上色不听。应用根染、叶染、华染、树皮染，下至巨磨汁染。” 　　以上这些文字，主要说明三点：第一、“三衣”的颜色，不许用上色或纯色；第二，所有新衣必须有一处点染上一块别种颜色，以破坏衣色的整齐而祛除对衣服的贪着，即所谓“坏色”或“点净”。第三，列举了许多可染用颜色及不可用之颜色。 　　虽然在佛教律制中，禁止用上色、纯色的僧服，但是染僧服还是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可用。在习惯上，用得最多的是赤色。例如释迦如来的衣色，在《魏志》卷三十裴注中引《西戎传》说：“浮屠太子也，父日屠头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黄。”但这是汉地人的记载，未必确实。在《大唐西域记》卷二中说：“那揭罗曷国有释迦如来的僧伽胝袈裟，是细氊所作，色黄赤。” 　　又据《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二十九中说：佛的姨母大世主与五百释女在劫比罗城多根树园听佛说法，三请出家而佛不许。佛从劫比罗城去往贩苇聚落的时候，大世主与五百释女便自剃头发，着赤色僧伽胝衣，追随佛后，一直到相思林中，因阿难的恳求，才得到佛的允许而出家。 　　又据《大唐西域记》卷一中说：梵衍那国有阿难弟子商诺迦缚婆的九条僧伽胝衣是绛赤色。 　　又《善见律毗婆沙》卷二中说：阿育王时大德末阐提到罽宾犍陀罗吒国教化，在雪山边阿罗婆楼池水上行，自着赤衣。 　　由以上这些事实来看，在初始一、二百年中，僧衣的颜色是习惯用赤色的。“三衣”总称为“袈裟”，而“袈裟”的本义即“赤色”。如《四分律·衣犍度》卷三十九初云：“如是十种衣应染作袈裟色持。”“袈裟”二字，据《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九中说：“加沙字本从毛作‘加沙’二形。葛洪后作《字苑》始改从‘衣’。按外国通称袈裟，此云不正色。……真谛三藏云：‘袈裟此云赤血色衣。’”用赤色的名称作为“三衣”的总称，这就说明在习惯上，“三衣”总是赤色的。 　　印度的佛教，在佛灭度后二百至五百年间，在教理上分化为二十部，在戒律上分为五部。于是“三衣”的颜色也各有不同规定，以标帜自己的宗派。如后汉安世高译《大比丘三千威仪》卷下末描述袈裟的颜色时说：“萨和多部者，博通敏智，导利法化，应着绛袈裟。昙无德部者，奉执重戒，断当法律，应着皂袈裟。迦叶维部者，精进勇决，极护众生，应着木兰袈裟。弥沙塞部者，禅思入微，究畅玄幽，应着青袈裟。摩诃僧祇部者，勤学众经，敷演义理，应着黄袈裟。”又东晋失译《舍利弗问经》中叙五部律众的衣服与《大比丘三千威仪》所说大致相同，只是将萨和多部和昙无德部的衣色互易，说萨和多部应着皂色，昙无德部应着赤色。由此看来，虽然五部的衣色各各不同，但原来的赤色袈裟，在五部中却还通用。据《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九中引真谛三藏说：“外国虽有五部不同，并皆赤色。言者黑木兰者，但点之异耳。”从现在东南亚各国都用黄衣来看，正是摩诃僧祇部的流传，从原本点净的规定，而发展成为衣色的规定的。 　　据一些历史记载，当初印度僧人刚来中国时，也是以身着赤色袈裟者为多，这自然也成为佛教传承上的一部分内容。《弘明集》转引《理惑论》说：“今沙门被赤布，曰一食，闭六情，自毕于世。”直到现在近两千年，沙门的袈裟还是以赤色为主的。 　　但是，历史上也曾有过一段时间，出现了僧侣的袈裟颜色相当混乱的现象。据《唐书》记载，唐武后朝，有僧法朗等重译《大云经》，托武后亦弥勒佛下生，为阎浮提洲主唐朝。这种附托自然是有利于武后易唐为周作舆论上的准备，因而有功于武后朝，武后亦依唐代三品以上官员服紫的规定，赐予沙门法朗等九人以紫袈裟。此后风行一时，在唐宋两代，一直都以朝廷赐紫袈裟、绯袈裟作为沙门的荣耀，因而引起不顾戒律的约束，随意选用袈裟颜色的混乱现象。不过，从汉代直到现在，总体上佛教僧侣的袈裟还是以赤色为主的。因太执着于“赤色”，遂以朱红袈裟为最普遍，最尊重，殊不知，朱红色恰恰是戒律中所不允许的“上色”和“纯色”，而古之僧侣所披之赤衣，是红而兼黑或红而兼黄的。 　　由于汉地较之印度天气寒冷，中国的僧侣们仅仅靠“三衣”或“五衣”是无法御寒的。不仅汉人不习惯仅着“三衣”，即使是西来的大德高僧，只披袈裟也过不了汉地寒冷的冬季。因此，汉僧根据佛制有许蓄百一长物的规定，于三衣之外，又根据实际需要，再添置其他衣服，并在颜色上也形成一定的规制。 　　大约在东晋之时，由于佛教兴盛，汉人出家的增多，那时便出现了不同于袈裟的僧服“缁衣”。所谓“缁衣”，是就汉地原有的那种宽袖大袍的传统服装基础上，稍微改变其式样而固定地成为僧侣们日常穿着的服装，只是在颜色上作了规定。据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上引《考工记》云：问：缁衣者色何状貌？答：紫而浅墨，非正色也，七入为缁色。以再染黑为□色，即是雀头色，又再染才成“缁”色。“纁”即是浅绛色，“緅”是青赤色，由“绛”而逐渐加深，最后成为“缁”色，即现在所说的“红青”色，其实是微带赤意的黑色。 　　黑色的缁衣，自东晋之时起，已很风行了。那时的僧徒们被称为“缁衣”或“缁流”，可见僧人已普遍着缁衣了。据元释念常撰的《佛祖通载》所记，南朝刘宋时，“时有僧慧琳者，以才学得幸于帝，与决政事，时号‘黑衣宰相’”。另有齐初荆州竹林寺僧慧与玄畅，则被称为“黑衣二杰”(《高僧传·僧慧传》)。此时，“缁衣”已成为了沙门的代号；缁衣和白衣，则成为后来僧侣的对称，谓之“缁素”。 　　至于僧侣的常服，何以要选用“缁色”，虽然难以考定，但大致上是从中国传统的宗教色“玄色”演化而来的。 　　最初，道士的服色为“缁色”。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束水注》卷六中云：“地有固活、女疏、铜芸、紫范之族也。是以缁服思玄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游焉。”称道家采药者为“缁服思玄之士”，可见缁色本是中国古代的宗教服色。早期的佛教受道家影响很大，因而佛教僧人在常服上也选用此色。当时，释道之分只在用冠、用巾的不同，道士顶黄冠，结果“黄冠”成为道士的专称，而“缁衣”则成为僧人的别号了。随着佛教势力的发展，僧徒骤增，穿缁衣的也就更多了。于是道士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服色，而僧服则反客为主，使缁衣成为佛教僧徒的专门服色。但僧人之服缁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据《僧史略》载，北周武帝曾禁沙门服缁，令改服黄色，从此，僧侣常服的颜色便多样起来了。宋赞宁《僧史略》卷上云：“今江表多服黑色赤色衣，时有青黄间色，号为黄褐，石莲褐也。东京关辅尚褐色衣，并部幽州尚黑色。”又云：“昔唐末豫章有禅师见南方禅客多搭白衲，常以瓿器盛染色劝令染之。今天下皆谓黄衲为观音衲也。”可见此时，僧服颜色不仅有黑色赤色，也有黄褐、石莲褐之类，色彩较以前为多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北方偏于保守，所以，地处北方的并部幽州保持着尚黑色的习惯，一直影响到现在，北方僧侣服黑色的依旧比较多。 　　到了明代洪武初年，朝廷正式制定了僧人的服色。明《礼部志稿》云：“洪武十四年令，凡僧道服色，禅僧茶褐常服，青绦、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绦、浅红色袈裟；教僧皂常服，黑绦、浅红袈裟。”又云栖的《竹窗随笔》中说：“衣则禅者褐色，讲者蓝色，律者黑色。”据《山堂肆考》云：“今制禅僧衣褐，讲僧衣红，瑜伽僧衣蔥白。瑜伽僧，今应赴僧也。”可见明末时僧侣衣制逐渐变更。现南京宝华山是律宗的祖庭，每当传戒时，住持仍着黑常服红袈裟，而求戒者着黄常服黑袈裟，此犹是明代旧制。现在僧侣的常服大多为褐、黄、黑、灰四色。在北方有黄绿色，称之为湘色。在这五种颜色之中，又各任意深浅不一，是没有具体一定的规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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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归元恭僧服小像
*题归元恭僧服小像
清•吴伟业
金粟山人道者装，玉山秋尽草堂荒。
劫灰重作江南梦，一曲开元泪万行。
共道淇园长异材，风欺雪压倩谁栽。
道人扫向维摩壁，千尺苍龙护讲台。
《晚晴m诗汇》卷20
&&&&&&&&归元恭（）：清初文学家。即“归玄恭”，古“元”同“玄”，清代避康熙皇帝（玄烨）名讳，以“元”代“玄”。又名归庄，一名祚明，字尔礼，号恒轩，昆山（今属江苏）人。明末为复社成员。清初，曾参加昆山抗清斗争，失败后一度改僧装亡命，皈依佛门,被称作“普明头陀”。善书画。能诗，其作品对清军南下时暴行有所反映。《万古愁》曲，相传为其所作。也能文。文集已佚。后人辑有《归玄恭遗著》、《归玄恭文续钞》，又有《归庄手写诗稿》影印本及辑本《归庄集》。清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五：“昆山归元恭先生，狂士也。家贫甚，扉破至不可阖，椅几至不可坐，则俱以纬萧缚这，遂书其匾曰‘结绳而治’。又除夕署其门云：‘一枪戮出穷鬼去，双钩搭进富神’来”。
&&&&&&&&僧服：穿着僧人的衣服。
&&&&&&&&金粟山人：彭孙囗（）&清初词人。字骏孙，号羡门，又号金粟山人，浙江海盐人。顺治进士，康熙时举博学鸿词第一，授编修，累官至吏部右侍郎。其词颇多纤艳之作。也能诗，所著有《松桂堂集》、《延露词》等。金粟，如来的简称。
&&&&&&&&劫灰：指遭刀兵水火等毁坏后的残余。
&&&&&&&&一曲开元：唱一首歌颂盛世的歌曲。开元，唐玄宗年号，史有“开元盛世”之说。
&&&&&&&&共道：都说。
&&&&&&&&异材：有特殊用途的木料或材料，此指竹子。
&&&&&&&&倩：qiàn，请，央求。
&&&&&&&&道人：此指佛教徒和尚。
&&&&&&&&维摩：维摩诘的省称。[梵语Vimalakīrti]意译为&净名&或&无垢称&。佛经中人名。《维摩诘经》中说他和释迦牟尼同时，是骋氤侵械囊晃淮蟪司邮俊３⒁猿撇∥桑蚴湾惹怖次恃兜纳崂ズ臀氖馐刃锝桃濉Ｎ鸬渲邢稚硭捣īp辩才无碍的代表人物。后常用以泛指修大乘佛法的居士。
&&&&&&&&千尺苍龙：指高大的竹子。
&&&&&&&&讲台：也叫宣坛，僧、道为演说教义进行法事活动所设的台子。
【作者简介】
&&&&&&&&吴伟业（），清初诗人。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崇祯四年(辛未1631)一甲二名进士，官左庶子。南明福王弘光时（1644），召拜少詹事。入清顺治时，授秘书院侍讲，擢国子监祭酒。其诗多以反映现实为主，早期作品风华绚丽，明亡后多激楚苍凉之音，尤擅歌行，既委婉含蓄，又沉着痛快。《圆圆曲》、《楚两生行》等篇较有名。又工词曲书画。有《梅村集》、《梅村家藏稿》等。
&&&&&&&&关于《归玄恭僧服小像》
&&&&&&&&陇原佛学网站\佛学文摘\2003年第4期《爱国奇僧普明头陀》：
&&&&&&&&钱牧斋、吴梅村各有题《归玄恭僧服小像》七绝四首。梅村所作，初言头陀嗜饮，次言长于诗词，又次言善于画竹，终言工于书法。是为头陀另一写照也。录之于下：
　　&&&&&&&&&&&&&&&&&&&&&&&&&&&&&&岂是前身释道安，遇人不着鹿皮冠，接篱漉酒科头坐，只作先生醉里看。
&&&&&&&&&&&&&&&&&&&&&&&&&&&&&&&&&&&&金粟道人道者装，玉山秋尽草堂荒，劫灰重作江南梦，一曲伊州泪万行。
&&&&&&&&&&&&&&&&&&&&&&&&&&&&&&&&&&&&关道淇园长长材，风欺雪压倩谁栽，道人扫向维摩壁，千尺苍龙护讲台。
&&&&&&&&&&&&&&&&&&&&&&&&&&&&&&&&&&&&中山绝技妙空群，智永传家在右军，为写陀头新寺额，笔锋蒸出墨池云。
&&&&&&&（&头陀：tóutuó，佛教苦行之一。僧人行头陀时，应持守十二项苦行，分衣、食、住三类，即穿粪扫衣(百衲衣)、常乞食、住空闲处等。依此修行的称“修头陀行者”。后也用以称呼行脚乞食的和尚。）
　　　　　　　　　　　　　　　　　　&&&&&&&&&爱国奇僧普明头陀
　　　　　　　　　　　　　　　　　　　&&&&&&&&&&&&朱　哲
　　普明头陀()，明末清初义士归庄，初名祚明，字玄恭，一字元功，又曰圆功，号恒轩。性好奇，又自称归藏，归来乎、悬弓、园公、鏖鏊钜山人，逸群公子等。江苏昆山人。为太仆卿归有光曾孙，处士归世昌(字文休)之子。好学敦行，为诸生时已博涉群书，文诗书画，亦有众长。
　　17岁时，深恶阉党攘权误国，与顾炎武(号亭林)等同入复社。崇祯十三年(1640)，以特榜被召，鉴于国事日非，辞不赴。归庄忧国伤时，昕思文筹，苦无良谋，尝题其斋柱：“人其室空空如也。”问其人嚣然曰：“人皆笑之。”庄立品端方，赋性耿介，不与世俗苟同，独与亭林友善，以学行相推许，时有“归奇顾怪”之称。甲申变起，庄忧心如焚，翘首云天，烽烟四起，山河残碎，故国不堪回首，在《除夕七十韵》一诗中，挥泪写下：“万古痛心事，崇祯之甲申。天地忽崩陷，日月并湮沦。当时哀愤切，情词难具陈。”
　　仲兄归尔德，名昭，官至同知，贤明有政声。勤王时，参史可法幕府，顺治二年(日，扬州为清军所陷，尔德于西门浴血奋战，壮烈牺牲。叔史继登，亦在长兴遇害。归庄闻耗，不辞险阻，赴汤蹈火，往收两史之遗骨而归。5月，清军攻占南京。6月，昆山县丞摄县令闫茂才下令剃发，人情汹汹，士民鼓噪，拘执茂才，庄振臂一呼，率众杀之。15日，清兵围攻昆山，庄与亭林应前昆山县令杨永言(时为昆山知县，后祝发珠泾万寿庵为僧，法名嫩云，晚年卒于滇)檄，协同昆山前总兵王佐才，参将陈宏勋、游击孙志尹等，披肝沥胆，亲冒矢石，英勇抗击清兵，孤军作战，终以弹尽援绝，7月6日城破，死者四万余人，嫂陆氏、张氏俱殉节，其父亦相继卒。庄被指名搜捕，亡命他乡，未几，潜返乡里，削发为僧，自号普明头陀，结庵金潼里祖坟之侧，奉母以居，晨钟暮鼓，非素交不纳，从此佯狂终身。
　　庄虽遁入空门，仍念念不忘故国，对清军大肆屠戮，昆山惨遭浩劫，更是铭心刻骨，曾为文曰：“城陴一旦驰铁骑，街衢十日流膏血。白昼啾啾闻鬼哭，乌鸢蝇蚋争人肉。一二遗黎命如丝，又为伪官迫慑头半秃，悲昆山，昆山诚可悲!死为枯骨亦已矣，那堪生而俯首事逆夷。”
　　这时归庄家破人亡，穷愁潦倒，门破至不可关，椅破至不可坐，只得以草绳、芦苇缚之。然庄任缘委命，安贫乐道，怡然自得，书其门额曰：“结绳能治”，并撰一联自署于门：“两口寄安乐之窝，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邻接幽冥之地，人何寥落鬼何多。”
　　顾亭林哀怜旧雨，有赠庄诗云：
　　如君节行真古人，一门内外惟孤身。出营甘旨入奉母，崎岖州里良苦辛。
　　其时挣扎一隅的南明，危如累卵，头陀为国有心，回天无力，篙目时艰，拊心呕血，常借酒浇愁，饮辄醉、辄哭、辄歌，旁若无人。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头陀尝作《万苦愁》一曲，以血和泪谱写了肺腑深处的亡国哀思，驱除逆虏义无反顾的心声。作春秋以寓褒贬，陈正道以正人心，《万古愁》慷慨激昂，理明辞畅，语语透彻，字字惊心，为世所传诵，高士魏禧亦为之心折，谓足与《离骚》《天问》颉颃。煤山遗恨，千古悠悠!忠愤所激，鼎镬不避，《万古愁》纵横翰墨，淹贯古今，怒目横眉痛诋当时所谓之圣主贤相，借以泄鼎祚迁移，沧桑之际一腔悲愤之挚意。
　　当是时，亭林尚奔走王事，远客四方。庄感伤离乱，追怀悲愤，北望故都，念及故友，更不胜唏嘘，每赋诗寄怀。亭林萍寄靡定，未遑置答，头陀思益甚，念益切，复裁书与之，言曰：“昔柳子厚之窜于南方，怀其祖先不若马医畦之鬼，无享岁时之祭，君独无邱墓之思乎?”惜郁参商两地，关山修阻，头陀终未能与肝胆至交的亭林再见一面。康熙十二年(1673)，一代爱国奇僧郁郁以终，寂年61岁。亭林时在山东章丘，接讣大恸，特在桑家庄设祭追悼，含悲忍泪作《哭高士》诗四首：
　　弱冠始同游，文章相砥砺。中年共墨衰，出入三江内。
&&&&&&悲深宗国墟，勇画澄清计。不获骋良图，斯人竟云逝。
&&&&&&峻节冠吾侪，危言警世俗。常为扣角歌，不作穷途哭。
&&&&&&生耿一壶酒，殇无半间屋。惟存孤竹心，庶比黔娄躅。
&&&&&&太仆经铿铿，三吴推学者。安贫称诒待，清风播林野。
&&&&&&及君复多才，儒流嗣弓冶。已矣文献亡，萧条玉山下。
&&&&&&郦生虽酒狂，亦能下齐军。发愤吐忠义，下笔驱风云。
&&&&&&平生慕鲁连，一矢解世纷。碧鸡竞长呜，悲哉君不闻。
　　亭林之诗，实为归庄生平缩写也。
　　王德森在《归高土遗集序》中，盛赞头陀文章气节，不攘亭林。钱牧斋、吴梅村各有题《归玄恭僧服小像》七绝四首。梅村所作，初言头陀嗜饮，次言长于诗词，又次言善于画竹，终言工于书法。是为头陀另一写照也。录之于下：
　　岂是前身释道安，遇人不着鹿皮冠，接篱漉酒科头坐，只作先生醉里看。
&&&&&&金粟道人道者装，玉山秋尽草堂荒，劫灰重作江南梦，一曲伊州泪万行。
&&&&&&关道淇园长长材，风欺雪压倩谁栽，道人扫向维摩壁，千尺苍龙护讲台。
&&&&&&中山绝技妙空群，智永传家在右军，为写陀头新寺额，笔锋蒸出墨池云。
　　历代兴亡之际，忠臣义士，大都削发空门，不事新朝，以表示其孤忠亮节，坚贞不屈，明末尤著，如金堡、钱邦芑、熊开元辈，皆砥躬砺行，顶天立地，为民族之精英，显天地之正气，此即佛教可以加强民族性者也。
　　头陀著有《恒轩集》、《悬弓集》、《山游诗》等。没后其婿金侃尝辑其诗文遗著，惜无力刊行，且恐言出祸随，触犯清廷，至道光间，始由大仓季锡畴与常熟赵允怀编为《玄恭文钞》及诗一卷，未几版毁于兵燹。清末，朱绐成编成《归高士遗集》，归曾裔编成《归玄恭文钞录》，徐崇恩编成《归玄恭遗著》。解放后，中华书局以上述三书为基础并增补了若干篇，编为《归庄集》十卷。
　　　　　　　　　　　摘自《世界宗教文化》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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