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网 - 抱歉
哦，抱歉，好像看不到了
现在你可以:
看看其它好友写了什么
北京千橡网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文网文[号··京公网安备号·甲测资字
文化部监督电子邮箱：wlwh@··
文明办网文明上网举报电话： 举报邮箱：&&&&&&&&&&&&印尼大屠杀 -
骚乱导火索
“五月骚乱”的直接导火索是印尼受到发端于1997年的的重创，持续30年的繁荣毁于一旦，北京大学生抗议暴行本币暴跌，燃油和粮食价格暴涨，民怨沸腾。披露的大量事实则表明，以苏哈托女婿、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普拉博沃中将为代表的苏氏家族和军方内部一些人，为转移民众视线、强行实施军管、延长家族统治而阴谋策划的枪杀学生、残害华人、挑动种族矛盾等卑劣行动，才是“五月骚乱”的幕后黑手。
印尼大屠杀 -
日，印尼大学生要求改革的示威运动达到白热化阶段，6名大学生遭枪杀。针对族群的社会暴乱也就此拉开序幕。
日～15日，印尼雅加达等地发生严重骚乱，数个城市成为“死亡之城”。数千暴徒焚烧办公大楼、商店、住宅、汽车，有组织地针对华裔进行烧、杀、奸、掠。导致1200多人在骚乱中丧生，5000多间华人商店和住宅惨遭烧毁，更令人发指的是，印尼还在光天化日之下，丧心病狂地强暴了数百名华人妇女。据妇女组织说，骚乱中约有170名华人妇女被强暴和轮奸，其中有20多名华人妇女因此而重伤死亡，包括一个9岁和一个11岁女童。另据估计被强奸的华人妇女总数多达300人。
据印尼全国和印尼人权组织的调查，从一开始，排华行动就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愈来愈多证据显示，大部分针对华人的袭击，都由有组织的团体煽动。人权委员会委员哈比昂说，由于很多被袭击或强奸个案，都明显地有组织行动，而且受害者均指暴徒剪着军人的发形，有关救援人员怀疑，许多暴徒可能是军人。
印尼一个妇女组织的主席奈达在接受路透电视节目采访时说：“在雅加达的某个地方，强奸案件是同时发生的，同一条街道上的妇女全都遭强奸或者被性骚扰。暴徒先是闯进房子里，如果他们发现有两三名妇女的话，他们会向年纪最轻的下手，然后再纵火烧房子，这是有组织的。就像采取一项集体行动一样，每个地方所发生的强奸案都是这样的。”奈达接着又说，暴徒闯进一户人家后开口便问：“你的妻子呢？”那个作为妻子的妇女逃到二楼，可是暴徒并没有放过她，她遭到3个男人的轮奸。当时警察和军队就近在咫尺，不过，他们却对呼救声置之不理。
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印尼的人渣还当着华人妇女的丈夫兄弟面施行兽行，一些受害者竟然是尚未成年的孩子。18岁的薇薇安永远也忘不了那个绝望的、求救无门的时刻，她悲痛欲绝地哭诉道：至少有5个男人当着我爸妈叔叔的面轮奸了我的妹妹，我当场晕倒。当我醒来后，我下身火烧般疼。4天以后，我爸终于鼓足勇气告诉我，在我晕倒以后，我妹妹因为反抗被暴徒乱刀捅死，叔叔也被杀死了。我被7个男人轮奸。
印尼华人何罪，遭受如此兽行，每次印尼发生权力斗争的时候他们都成了。很长时间印尼政府对此采取坐视不理的态度，似乎有意使华人成为民众宣泄愤怒的。
印尼大屠杀 -
中国首次表态
日，中国大陆首次表态，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称：中方对于印尼华人在骚乱中的遭遇表示关注和同情，作为印尼的友好邻邦，中国政府希望印尼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使得包括华人在内的印尼各族人民在内的印尼各族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日，《》在第四版刊登答记者问，还发表《会见印尼外交部长》。此后，众多国内媒体纷纷跟进。
印尼大屠杀 -
华侨抗议暴乱
日上午，在的印度尼西亚驻美使馆门前，3000多名美国、举行示威集会，“立即停止排华暴行”、“严惩凶犯”、“我们要正义”愤怒的口号声此声彼伏，抗议印尼暴徒1998年5月在骚乱中对华人犯下的滔天罪行。
10时30分，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声援印尼华人权”召集人王楚以沉痛的心情宣布，为印尼暴乱中的受害同胞默哀一分钟。霎时，印尼周围一片沉寂，只有凄凉而悲愤的小号声，像是为死难同胞送行的安魂曲，在空中回响。
中午12时，示威者的代表将一封由数百人签署的抗议信递交给印尼使馆的工作人员。抗议信在列举了1998年5月印尼暴乱分子对华人施暴的大量事实后说，历史正在进入21世纪，但印尼却发生了类似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屠杀的残暴行为。抗议信向印尼政府发出呼吁：严惩犯罪分子；彻底公正地调查所有犯罪活动；教育所有印尼人要与各个少数民族和谐平等相处。
印尼大屠杀 -
印尼公布调查
1998年5月～1998年7月，人权志愿组织报告指出，6个城市至少有168名华裔妇女遭到强奸，同时发现2244具被杀或被烧的尸体。依据印尼官方调查机构“联合实情调查团”的调查报告显示，当时印尼华人共有1250人死亡，24人受伤，85名妇女遭到、和。但这一数字受到了广泛质疑，依据一些人权组织的估计，遭到强奸的华裔妇女应在千人以上。
“五月暴乱”发生后，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尤其是《》的连续报道对印尼构成强大压力。由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等组成的“联合小组”提交报告认为，暴行包含一系列的破坏、、、性暴力、、绑架和恐怖威胁。骚乱是故意挑动的，军队也介入了骚乱等。但国际社会认为，该报告内容明显存在“淡化”和“遮掩”的痕迹。
日，据新加波联合早报报道，根据印尼全国人权委员会发表的书面声明指出，暴乱造成1188人死亡，伤亡总数近万。这项数字超过印尼官方所公布的一倍。
日，印尼政府公布了一个骚乱调查报告：报告证实五月骚乱确是一场经人策划的骚乱，以华人为主要袭击目标，但只承认发生了76起强奸华人妇女事件，且强调没有证据表明强奸是有组织的，声称强奸人数也被媒体夸大。印尼军方更是否认参与事件。
日，发表社论《评印尼5月骚乱调查报告》。
印尼大屠杀 -
1998年，《》12期刊登朱霞梅的《初探印尼“五月骚乱”》一文。
1998年，《》Z1期刊登该刊记者吴沛林的《印尼五月骚乱迫害华人备忘录》一文。
1998年，《》10期刊登张柏楷的《五月骚乱中遭遇悲惨的印尼华人》一文。
1999年，《》5期刊登张静芬的《从印尼五月骚乱看战后东南亚华人问题的成因及对策》一文。
2000年，《》03期刊登青志保的《忧伤的五月——给印尼五月骚乱中死去和活着的生命》一文。
2004年，《东南亚研究》1期刊登邓仕超的《“五月骚乱”以后印尼华人的政治参与》一文。
日，刊登《印尼中国工人忆遭袭当晚：想到的排华骚乱》一文。
日，刊登《印尼“五月骚乱”15周年 记取教训扼杀腐败文化》一文。
印尼大屠杀 -
日，印尼首都雅加达华人聚居的中国城商业区发生了自总统上台以来最严重的骚乱。多家购物中心和商店遭纵火和抢劫，约有20名警察在冲突中受伤，数十名暴徒被拘捕。骚乱使中国城大部分商业活动停顿，险些酿成1998年五月大暴乱场面。由于印尼军警及时果断地出动，加上中国城商业区自卫能力提高，骚乱才被遏制。
日，据华声报报道，接受访问的当地华人表示，此次骚乱只属个别事件，并不代表排华浪潮再度涌现。据《南洋商报》报导，雅加达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杨金山表示，他觉得印尼现时过于民主开放与自由，人民往往轻率运用他们示威的权利发起抗议行动，但警方往往未能控制场面，故很多时示威都出现混乱情况。瓦希德总统虽然承诺会保护华人社区，但毕竟印尼政治不平衡的情况非一日之寒，因此社会动乱仍无法完全避免。杨教授称，无可否认瓦希德已努力改善印尼的政治状况，并采取措施保护华人社区，故此虽然唐人街再发生暴乱，他亦不担心会揭发另一次反华潮，因为政府已竭力改善这问题，而在此次事件中，警方迅速行动，最后都能有效控制场面，与1998年排华暴乱中军警袖手旁观的情况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而在经过1998年的大规模反华潮后，华人社区已能团结起来，互相帮助，故华人普遍并不十分担心人身安全，在发生暴乱后，也没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 另一方面，正当印尼五月暴乱两周年之际，在印尼华人再度收到恐吓性电子邮件传单，邮件中声言会把华人杀掉，酬金为每人20万印尼盾（约600零吉）。透露此消息的华人表示，虽然他未曾收过该邮件，但他看过友人收到这些邮件内容，他认为这些邮件不屑一顾，没有什么可怕的。 他表示其友人并不害怕，他自己本人对此亦毫无感觉。他说其实于1999年这段日子，他亦有许多朋友收到类似的邮件。当地报章也有报道这事件，有华人组织商讨对策，后来华人自发性地组成救援中心进行自我防卫，事件最后并未听闻有华人被杀害。
2005年11月，开斋节前夕，印尼很多手机用户都收到一条旨在煽动当地人袭击华人的反华短信：“11月13日将会有类似1998年的社会大骚乱。”，迅速在印度尼西亚民众间传播开来，短信引起了印尼警方和当地媒体的关注。印尼上下吸取教训，没有受排华内容的手机短信的教唆和影响。印尼总统苏西洛要求民众不要听信谣言，并下令警方、情报部门对这条反华短信的发信人展开调查，尚无人因此事件而被捕。
日，20岁的印尼女佣哈丝妮雅蒂在省市被华裔雇主桑迪阿宛毒打，并于6日伤重身亡。警方事后替桑迪阿宛进行精神状态评估后，表示他“精神有问题”，可能会从轻发落，这引起当地印尼人极度不满。
日晚，望加锡市开始出现持续多天的抗议行动。
日，来自死者家乡的数千名大学生分乘汽车、摩托车前往望加锡市街头游行示威，他们高呼指责华人的口号，并向华人店铺掷石。甚至有人扬言，如果警方不在48小时内彻查事件并严惩凶手，他们将“扫荡”华裔社区。同日，印尼出面发表声明，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不要动用私刑。此次事件正值1998年5月排华暴乱八周年，为了避免事态恶化，印尼警方马上在市内部署了上千名警员加强戒备。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中方已经注意到有关印尼苏拉威西省望加锡市爆发排华危机的报道，作为友好国家，中方希望印尼国内保持种族和谐与社会稳定﹔中国密切关注印尼局势发展，并继续为当地中国公民和企业提供必要协助。事情已逐渐归于平静，尚未有人员伤亡，也没有人在骚乱中被捕，未出现华裔大量离开现象。
日，一部由印尼人权人士沈爱玲等撰写的《5月暴乱真相、证据与剖析》一书面世。该书披露了大量一手的调查资料，再次向世人揭发了1998年发生的惨无人道的暴行，并以小时为单位来重现暴乱的实时过程。印尼华人希望这本书的出现，重新唤起民众对该事件的关注，并敦促政府以最大的诚意进行调查。
日，印尼最高检察官亨达尔曼·苏班齐在出席内阁会议后说，涉及“五月暴乱”案可依据刑事法典普通侵犯人权案审理。按印尼官方的说法，按普通侵犯人权案审理可以揭发所有涉案者，包括幕后主使者、执行者和参与者。若按严重侵犯人权案审理，则案件难以获得进展，因为需要全面和系统性的证明，并且侦办严重侵犯人权案要符合追溯原则，也需事先获得批准。该案件有效期18年。苏班齐最后表示，此方式并不是新的突破，而是未能很好地利用早已存在的有关法令而已。
实际上，这确实不是新提法。早在1998年“五月暴乱”发生后，印尼方面就提出要以普通侵犯人权案处理，但9年过去了，至今毫无结果。依据印尼新闻界的记录，在印尼发生的许多侵犯基本人权的案件，只有极少数能够得以彻查，因为几乎所有践踏基本人权的案件都有政治因素。
日，印尼销量最大的英文报纸《》发表评论，“五月暴乱仍是一个难解的谜”。没人知道一年又一年呼唤法律正义的循环还要进行多久。
为本词条添加和相关影像
互动百科的词条（含所附图片）系由网友上传，如果涉嫌侵权，请与客服联系，我们将按照法律之相关规定及时进行处理。未经许可，禁止商业网站等复制、抓取本站内容；合理使用者，请注明来源于。
登录后使用互动百科的服务，将会得到个性化的提示和帮助，还有机会和专业认证智愿者沟通。
您也可以使用以下网站账号登录：
此词条还可添加&
编辑次数：19次
参与编辑人数：11位
最近更新时间： 05:27:54
贡献光荣榜
扫描二维码用手机浏览词条
保存二维码可印刷到宣传品
扫描二维码用手机浏览词条
保存二维码可印刷到宣传品您可以浏览其他精彩内容，或者返回到
咨询网站管理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965年印尼屠华事件解密 50万华人被当共产党屠杀 - 红色秘史 - 红潮网 历史故事网
1965年印尼屠华事件解密 50万华人被当共产党屠杀
　　近日，探讨印尼“9?30”屠华事件的纪录片《我是杀人魔王》入围了奥斯卡金像奖，血腥的印尼屠华事件再次进入公众视野――1965年，印尼军方发起针对印尼共产党的血腥屠杀；数十万华人在屠杀中丧命。
　　“9?30”政变中的
　　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
　　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对峙状态，而在印尼则主要有三种政治势力：总统苏加诺、印尼陆军以及印尼共产党。
　　总统苏加诺一直站在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前列，倡导“新兴力量”的团结合作，发起并领导不结盟运动，还三次访问中国。苏加诺依赖的政治力量是印尼共产党。
　　苏加诺的政治倾向引起了军队中陆军参谋长雅尼和国防长纳苏蒂安等一些亲美高级将领的不满。亲美将领们成立了“将领委员会”，在日的一次会议上还秘密组成新的内阁，策划日建军节时发动推翻总统的政变。
　　然而总统卫队长翁东中校抢先行动了。9月30日夜22时，7辆卡车装满身穿总统卫队服的武装士兵从哈林空军基地出发，次日凌晨到达雅加达，然后分赴7名陆军将军的寓所进行搜捕。结果，陆军参谋长雅尼中将、潘贾伊坦中将和哈约诺少将被打死，苏普拉普托少将、帕尔曼少将和苏多佐准将被绑架到了哈林空军基地，后来遭到杀害。只有纳苏蒂安将军一人翻墙逃匿。
　　事前，翁东曾派人两次去见当时掌握强大的陆军战略预备队兵权的苏哈托将军，向他汇报情况。然而苏哈托一直按兵不动。10月1日上午，翁东发布全国公告，声称事件目的是为保护苏加诺免受由中情局扶持的陆军将领控制。下午，苏哈托召开了参谋部会议，称翁东等人“发动政变，用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这些肯定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的”。会议决定由他统一指挥反击行动。
　　第二天苏哈托拒绝了苏加诺关于政治解决危机的要求，并迫使苏加诺任命他为负责恢复治安和公共秩序的部长和陆军司令。之后，陆军很快攻占了哈林空军基地。“9?30运动”以失败告终。
　　美国扮演的不光彩角色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解密资料显示，在这场屠杀背后，美国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资料显示，政变发生仅四天之后，美国当时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就表示希望军方能够利用日六名将军被杀的机会，指控印尼共产党阴谋夺权并控制印尼。
　　尽管格林并不确定印尼共产党是否参与了事件，但他于日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仍强调军队必须行动果敢：“如果行动神速的话，军队现在具有击败印尼共产党的大好时机……被害将军尸体的发现，使上述汹汹势头达到了高峰。总而言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两天后，美国助理国务卿邦迪在同澳大利亚外交代表团会见时一起讨论了印尼局势和军队应采取的战略。随后，在北苏门答腊省发生了大规模反共流血事件。当地一个同军队有联系的穆斯林青年组织四处搜寻并屠杀共产党青年组织的领导人，他们还开始在棉兰和其它北苏门答腊城市袭击华人中的共产党人，大批华人遭到殴打，房屋、商店被烧。
　　苏哈托“祸水东引”
　　在清共过程中，军方还将目标对准了苏加诺的总统权力。日，军方操纵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一致通过撤销对苏加诺总统的任命，剥夺其所有职权。苏哈托也开始了他对印尼长达30多年的铁腕统治。
　　1965年那场屠杀将苏哈托带到了印尼权力的巅峰，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亲美反共成了他对内实现印尼民族的认同，对外提升国际地位的快速途径。同时,印尼军方将中国视为印尼共产党的后盾，“9?30”事件因此被苏哈托将祸水东引到了华人身上。
　　其间，印尼军方曾诬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长老被华人所杀，挑拨大雅人对华人的仇视。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就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人见到红碗，都有责任将屋里的人赶尽杀绝。
　　根据幸存者的陈述，至少有好几个地方发生“屠村”事件。“沟水都变成红色”，“大雅人杀华人，就像杀鸡杀鸭一样”。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把这段悲剧称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具体罹难人数，迄今没有确切数据。据中情局后来的调查报告，截至1966年4月，大约有25万到50万人被杀，另有大量入狱者；据印尼官方在1975年公布的数据，则为45到50万左右。真实数字当远不止此。据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披露，当年的大屠杀，“并不区分谁是华人共党分子，谁是印尼公民”。
内容编辑：红潮历史
??????????
红潮网-中国军事历史故事（）版权所有& 站长QQ:
红潮网声明:本站文章未署名部分来自合作平台福宁客的博客,部份由网友搜集转载自报刊媒体,如有侵权请联系站长(),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地址：中国.福建 邮编：355100&& 技术支持：无忧互联&文章阅读数
我想的不一定对，但是我的思维；我说的不一定好，但是我的观点。本该注册实名“毛牧青”，却鬼使神差注成“我思故我言”还不能更改——这就叫中国特色
印尼9.30事件：那段被淡忘的大屠杀
作者：&&&& 12:51
入围奥斯卡印尼屠杀华人纪录片《杀戮表演》片段印尼“国父”苏加诺总统.“9.30事件”发动者、被捕的翁东中校?当年逆袭政变上台的苏哈托?当年屠杀印尼共党员和华人的情形
印尼9.30事件：那段被淡忘的大屠杀 毛牧青/文
在“印尼9.30事件”发生49年纪念日到来前夕，今年初，一部反映印尼1965年发生的“9.30事件”的屠杀华人纪录片《杀戮表演》（也有翻译为《我是杀人魔王》、《杀戮演绎》），入围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这是继去年入围第63届柏林电影节“电影大观”单元，完全由观众投票选出的“观众大奖”后的又一荣誉。今年9月初，又一部被人们称作为同一惨案续集的《沉默之像》纪录片，又获得第71届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这两部同一题材的电影，再度引发人们对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的“9.30事件”的关注和追忆。 印尼“9.30事件”至今49年了。因大多当事人都已逝去，许多谜团至今仍无法揭开。如今世界上对此事件发生内幕各执其词说法不一，许多内幕仍扑朔迷离难以断定。但看看当年的印尼社会背景，或许能挖出点眉目。
一、“9.30事件”发生前的印尼形势 1960年代，是个世界动荡的日子。亚非拉各国的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美国陷入印度支那尤其是越南战争泥淖里不能自拔；“中苏论战”和“共运分裂”显示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但总的格局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还是不利的。 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权，又相对是亚洲大国，在不结盟国家中地位举足轻重。这位曾长期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印尼“国父”苏加诺貌似中立，却对西方多有批评，颇具当年“共运”同路人的立场趋势。在外交上，苏加诺政府加强了与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不断防范和抵抗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并发起了万隆亚非会议，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之一。他还与我国当年高层领导人的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交情笃深。 当年美、英等国借北加里曼丹与印尼在加里曼丹岛北部领土问题，插手地域冲突，借此做“跳板”加强对东南亚的实际控制，这遭遇“马来西亚是新殖民地产物”而反对马来西亚建国、主张“大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坚决抵制，并支持沙捞越等地以当地华人为主的共产党武装。随即印尼举国反帝情绪亢奋，工人们先后强行接管了英、美在印尼的企业，使得印尼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关系紧张，1965年1月因与马来西亚的纠纷退出联合国……这些因素，让相当重视印尼在冷战中的战略地位的美国深感头痛，把苏加诺视东南亚地区稳定的严重威胁人物，竭力想推翻苏加诺政权改变这一倾斜格局。 1965年之前，印尼国内矛盾也呈现一种极为尖锐复杂的格局。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诞生后，国内政坛一直存在着左、中、右三股政治势力，左派以艾地领导的印尼共（翌年由地下变合法公开活动）为代表；“国父”苏加诺创建的国民党是中间派代表；以马斯尤美党、印尼军方和地方武装集团为右派代表。他按照早年的“纳沙贡”思想（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个词的缩写合称），组建了由民族主义者、伊斯兰教与共产主义者三派的联合政府，以求在印尼实现民族主义、宗教信仰和共产主义的团结。苏加诺是名义上的国家总统，声誉威望也很高，但政府许多重要部门特别是军队，他的实际控制权基本上在右翼军人手中。实际上以苏加诺和印尼共为代表的左翼，与陆军右翼和某些伊斯兰组织也矛盾不断。到了1965年政变前，苏加诺的“纳沙恭”已经变得很脆弱，一触即碎。同样，苏加诺的政策也让国内矛盾剧增与日俱增。1956年后期为消灭异己强行解散国会，并提出制定“指导下民主”和“指导下经济”政策，实际在实行个人独裁，使国家连续发生危机。1957年他遭遇过几次暗杀。1958年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等地爆发地方叛乱。从1957年末，及后来的1964年到1965年期间，印尼各地工人罢工农民占领农场风起云涌，直接威胁荷兰、美国和英国的银行、公司和农场利益的骚乱，苏加诺焦头烂额几乎无法遏制。在这种国内外严峻形势下，为在军事防御上有所均衡备，1965年1月，印尼共主席艾地，就曾向苏加诺建议武装工农，成立在陆、海、空、警以外的第五种军事力量。苏加诺有条件同意了该建议，并把这种工农武装称为第5军。印尼共在空军的支持下，开始对一部分工农积极分子进行军事训练；到当年9月，已训练工农约2000人，这让国内利益集团和军内右翼感到恐慌。在当年5月印尼共成立45周年的庆祝大会上，苏加诺再度解释了他的“纳沙恭”思想，这让印尼右翼深表不满。“纳沙贡”合作的问题上，使得以苏加诺和印尼共一方，与以陆军高级将领为另一方的对立面公开白炽化，刺激了各怀鬼胎的动作加速。 在经济上，苏加诺政权危机也显端倪。1965年，印尼的通胀率已达到650%，财政出现赤字外汇储备开始枯竭。国民生活费指数由1958年的100飙升至1965年的18000。苏加诺推行的“印尼式社会主义”路线，虽然将大部分荷兰在印尼的企业收归国有，还通过了“8年全面建设计划”在农村实施土地改革。但总的效果并不好，引发了部分工农民众对苏加诺政权的不满。 在 1957 年末、1964 年至 65 年期间，国内民族的、宗教的、社会的各类矛盾招致的动乱不断加剧，这种严峻形势苏加诺几乎无力遏制。而各派政治力量也各怀鬼胎，他们借经济危机对苏加诺政府的左翼倾向日益不满，要求成立军政府。外加一些国家从中作梗暗里插手，使得印尼政局变得扑朔迷离。这些矛盾激化，加剧了国内缤纷斗争的复杂性，让潜伏10年的危机步步逼近，终于爆发“9.30事件”。 二、“9.30事件”的发生 1965年8月，65岁的苏加诺旧病复发，他身后的权力宝座，必然是各派政治势力觊觎的目标，左、右派都暗里磨刀霍霍伺机下手。客观说，我认为可能发生的政变概率，应该说左、右派各占一半，关键是谁先下手如如何把握住时机。这或许就是“9.30事件”的最根本起因吧。只不过是左派“先下手为强”，右派却后发制人逆袭成功而已。 1965年9月21日，据称“将领委员会”的40名陆军高级军官在雅加达秘密集会，要从首都外调遣军队准备在10月5日建军节时推翻苏加诺政府。这个消息被总统卫队营长翁东中校获悉。翁东等人是一批铁杆苏加诺分子，后来也有说翁东是印尼共党员。但我认为他是一个左翼分子是肯定的。他随即联合效忠于苏加诺的陆军战略预备队加里曼丹第四军区司令苏帕佐准将和陆军上校拉蒂夫等人，决定先发制人抓获这些政变陆军领导人。 9月30日夜10 点，翁东等人带领7卡车身着总统卫队服的武装士兵，从哈林空军基地出发于次日凌晨到达雅加达，然后分赴7名陆军将军的寓所进行搜捕。冲突中陆军参谋长雅尼中将、潘贾伊坦中将和哈约诺少将被打死，苏普拉普托少将、帕尔曼少将和苏多佐准将被绑架到了哈林空军基地遭处决。苏加诺的政敌、国防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因预先接到告密电话翻墙侥幸逃脱。事发后，翁东等宣布解散内阁设立“革命理事会”。并于第二天一早向发布全国公告，声称此举是为“保护苏加诺总统免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扶持的陆军将领控制”。但苏加诺并没有公开亮相支持，这让政变一开始就显得神秘诡异。 这一突发事件，当即给右翼军人集团公开提供了反共口实，决定出兵干预。10月1日，时任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陆军少将苏哈托出马，拒绝了苏加诺“政治解决危机”要求，并迫使苏加诺任命他为负责恢复治安和公共秩序的部长和陆军司令，随即召开了参谋部会议,称翁东等人“用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这场政变肯定都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的”。会议决定由他统一指挥行动调动大量兵力控制了首都雅加达并实行戒严，随后指挥陆军进行了全面反击夺回哈林空军基地，翁东等人被捕，他与参与“9.30运动”的大多军官遭到枪杀。 “9.30 事件”后，苏哈托以负责恢复全国治安和社会秩序名义，先是软禁了苏加诺掌控全部大权。随即公开指责印尼共是“9.30事件”的主谋。10月2日，印尼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及《忠诚报》被禁止发行；10月3日，印尼国家通讯社《安塔拉》被封并军管；10月8日至10日，印尼共、人民青年团、全印尼中央职工会和印尼妇女运动协会等总部办公处相继被捣毁；10月18日，雅加达军区司令部宣布取缔上述组织和其他一些进步团体，开始了印尼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对印尼共全面清剿和大肆排华的大屠杀行动。 三、印尼共何以短期内被几乎灭绝？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亚洲成立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920年多党组建成立，曾叫“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资历比中共还长，曾是抗击荷兰殖民者和“二战”时期，是从抵抗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例如大家最为熟悉的世界名曲、印尼民歌《宝贝》，上世纪60年代流行于我国至今不衰。这首歌曲就是反映独立战争时期，据说是一个印尼共游击队员妻子借哄孩子入睡唱的小调，对在外抗击荷兰殖民者丈夫怀念的“印尼摇篮曲”。 苏加诺政权成立后，它由地下组织变为公开的合法组织，并参与苏加诺政权各个层面。1960年代初，印尼共迅速发展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组织，并成为苏加诺总统可资依靠的政治力量。苏加诺曾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对印尼共的支持。他不止一次说，“我是共产党人的朋友，因为共产党人是革命者”；“没有共产党帮助，印尼永远也不能作为第一流的大国出现”；“我爱印尼共产党，把它看成我的兄弟”。在这种背景下，印尼共力量也随之空前壮大，据称到了“9.30事件”前夕，仅登记的党员就达500万；它领导下的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及支持者估计在2000余万，直接影响印尼两成人口，成为左右印尼国内政治舞台的举足轻重力量、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这种强大阵容趋势，令右翼势力和军方倍感不安。印尼共不但是印尼争取民族独立时期的中坚力量，也是苏加诺政府的最有力助手和最亲密朋友，苏加诺和艾地间就互相称兄道弟。艾地本身就担任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印尼共第一副主席鲁克曼担任了国会副议长，印尼共第二副主席约多担任了内阁国务部长等。印尼共党员，也不少在印尼各级政府任职， 印尼共亲中共也是个公认的的事实，主席艾地就自称是“毛泽东的小学生”。在1960年代“中苏论战”时期，印尼共基本倾向于中共的“反帝反殖反修”。但遗憾的是：印尼共制定了结合本国现实的行动纲领，过于迷信“和平过渡论”，只注重议会竞选的党员人数选票，盲目发展党员只关心数量却不能保证党员质量，颇有点走“全民党”的味道，许多党员也就是为了混个脸熟的时髦。我这里举个例子：1964年中苏论战中共出台《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八评”，主要批判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论”，大谈“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鼓吹“暴力是夺取政权的唯一革命手段”。印尼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迟迟不肯刊登“八评”。后来虽然刊登了却把有关“暴力革命”的“精髓”大都删除。显然，印尼共不赞成中共的这种暴力观点，也不想让“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这些东西刺激苏加诺和右翼势力。 印尼共身份的公开暴露、对苏加诺抱有过高幻想、没有“党指挥枪”的武装（虽然有几千人的武装，但在训练和装备上远不能与军内右翼力量抗衡）、素质低下的党员群体、事发突然放松警惕和应对手段等诸多不利因素，只能面对苏哈托的血腥镇压，全党上下显得手足无措，更没能力及时动员自己2000万党团员及支持者的反击，只能坐以待毙作鸟兽散，印尼共高层和各级党员，也只能无奈被“瓮中捉鳖”束手就擒坐以待毙。 事件发生后不久，印尼共主席艾地躲在中爪哇的玻约拉里一个同情者的地窖里被抓，11月22日未经审判被秘密处决，年仅42岁（“文革”中民间曾有毛泽东1965年12月《卜算子.悼艾地》的诗词流传）；其余在国内最高层领导人也相继牺牲，最终印尼共群龙无首陷入任人宰割的混乱悲惨境地。唯一一个印尼共候补委员、书记处副书记优素福·阿吉托罗普素福，因是常驻北京的代表团团长幸免于难，其“光杆司令”身份，也成了后来世界上支持我们的少数“反修马列政党”之一，经常以名存实亡的印尼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各种声明。 显然，今天再回头从印尼国情看，印尼共最高层缺乏这种战略目光，或许还真能证实，在特定的环境下“暴力革命”有一定道理。印尼共“血的惨痛教训”大悲剧，包括1973年9月，智利的阿连德左派政府被右翼政变军队颠覆（阿连德是战士，亲自持枪在总统府与叛军交火壮烈牺牲）等事件，对曾一度批判“资产阶级妥协和抱有幻想”、鼓吹“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规律”的我党来说，也在一些文章中隐晦批评过“议会道路”。这都是后话了。 苏加诺的联共言行（其实他本质是反共的）、印尼共的革命举动（尽管在武装自己上表现的软弱），自然引起印尼右翼势力特别是陆军右翼势力的怨恨，外加美、英、澳等国的明显支持，也就有了“将领委员会”密谋发动推翻苏加诺政权政变的伏笔，印尼共首先被“开刀祭旗”成了必然的结局。高层的战略失误和缺乏应变能力等因素，让这个世界第三共产大党瞬间消亡。 四、谜团：究竟有多少人被屠杀？ “9.30 事件”随后的几个月内，据称有20万人印尼共党员惨遭杀戮，约30万人被逮捕监禁。从1965年底到1966年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数据始终遭质疑），约有50万至100万印尼共党员、支持者或亲属被杀害，百万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其中近半数为华人及华裔。据说当时大屠杀梭罗河水被染红，漫山遍野被屠杀的腐烂尸体。军人连同暴民随意斩首并把头颅“示众”各岛各地比比皆是。大屠杀随后又延续几年，整个印尼共几乎被斩尽杀绝至今人们几乎再也看不到印尼共组织的身影。在几个月内，印尼共和进步团体受到严重摧残，远大于1927年中共还处于少数时遭遇的“4.12事变”大屠杀损失。 为什么华人被杀很多？主要缘故是早年抗战时期，有大量华人华侨参加抵抗游击队，战后成了印尼共的主要组织成分和民众基础。苏加诺政权后，印尼共崛起，其党员以华人居多。而挑拨华人与土著间的矛盾，是自荷兰殖民时期至日治时期，印尼当局的一贯统治策略（即便是苏加诺，其本质也是反共的，这从他当年一些谈话中可以看出）。 究竟有多少印尼共党员和华人被杀，史学界至今仍是争议的数字，也是个充满谜团的历史悬案。印尼官方1975年曾公布总死亡数字是“45万到50万左右”。法国《新观察家报》和英国《卫报》在1966年3月、4月先后引用西方外交官员的材料，前者说被杀害者为“30万到35万人”；后者说被杀害者“很可能在60万人以上”，“单单在巴厘，可能就杀了40万人”。1966年夏，雅加达和万隆的150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经过实地调查后，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交给了印尼军事当局。报告说：“毋庸置疑，在东爪哇和中爪哇，有80万人被杀害。“现在还在巴厘和苏门答腊的先遣队早些时候估计，印度尼西亚全国死亡人数不下于100万人。”而国际上公认的死亡数字，仅截止到1966年4月，因该事件死亡的人数就达50万之多，其中至少有30万是华人。各国一些史学专家认为，真实数字远不止此，死亡人数应在百万人左右。但印尼新独裁政权屠杀的华人人数，也起码与当年日寇“南京大屠杀”屠杀国人相当。遗憾的是：这一数字我们始终低调处置，随后国人尤其是年青一代并不清楚。只是几十年后牵扯到中日紧张关系，以及当年印尼大海啸灾难，我们出于人道援助引发一些国人的“记仇”，才有人毫不讲情面给抖落于众。 苏哈托军人独裁政权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就连当时扶持他上台的西方国家政客和舆论界都看不下眼，说这是“残酷无情的恐怖”；“印尼这场行动的规模相当庞大，经常发生令人怵目惊心的野蛮事件”。就连支持苏哈托上台镇压进步势力的美国中情局，也惊呼这场屠杀是“二十世纪最悲惨的集体谋杀”。极端反共的美国驻印尼大使格林也惊呼，当年的大屠杀，“并不区分谁是华人共党分子，谁是印尼公民”…… 今天回头再分析这场“政变连环”的悲惨恶果，当时翁东等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忽视了最该抓捕的最有军队实权的苏哈托。结果正是这个冷酷无情的刽子手，组织了有力反扑，改变了翁东们的异想天开左翼政变，却演变成了另一种颠覆更严重的右翼军事政变（当然，若是翁东等人的政变得手，或许也是对右翼的反攻倒算，就地正法的6位将军就是一个佐证）。至此苏哈托代行总统职权。1968年3月，苏哈托正式当选为印尼共和国总统，从此，印尼进入长达32年的苏哈托独裁时代。 五、大谜团：谁是“9.30事件”真凶？ 长期以来，“9.30事件”内幕一直众说纷纭疑点重重，但迄今为止，该事件的大多事实真相一直被掩盖。由于年代已久，涉案人员和当事人员或当年被处决或都故去；加之大量档案仍被印尼官方封存，要想揭开这一事件真相，已成为一道世界难题和历史谜团，也仅仅借有限资料或推断分析做某种猜测了。 谁插手了“9.30事件”？“冷战意识”两种力量会按照各自立场指责对方，也就有了印尼共、中共、印尼军内右翼和美国等西方国势力插手的说法。但我觉得，冷战意识和政治势力对阵的当年，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各自磨刀霍霍指向对方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谁插手该事件皆有可能。但我觉得也应客观分析，不能立场决定意识一昧去想当然；我还认为，前总统苏加诺可能插手，也应该是怀疑对象。 如今在谈及“9.30事件”谁插手的关键所在上，左派认为是印尼右翼军人和美英澳等国介入插手；右派声称印尼共和中共插手策划。左、右两股势力各执其词难以断定。但我认为，由于当年国际形势和各种政治力量错综复杂，两种势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也都有些望风捕影。右派势力多年言称“印尼共及由它背后支持的中共策划了政变”是否有真凭实据是个悬疑，需待未来档案公开后由史学界去研究证实，绝非几句“阴谋论”的栽赃所能解释了的。当然，人们也可以反诘右翼或国际支持也可能策划了这次政变，然后嫁祸于他人消除异己独揽大权，更需要翔实的证据。但现在只能猜测，而且所有的质疑也皆有可能。我也只能根据现有资料去做一自己的分析，不妨假设以下5种势力可能插手：● 印尼共？ 据中情局审讯记录，“9.30事件”核心领导人物有翁东、拉蒂夫、苏约诺，及印尼共中央特别局局长夏姆、副局长波诺等5人。而特别局是印尼共的秘密特务组织。该组织“只限于党的主席艾地一人掌握”。夏姆在审讯中承认自己是“运动背后的智囊”。中情局的结论是：“印尼共产党在策划政变中起着中心的作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由印尼共产党做的。” 显然，这一证据若真，印尼共必然“罪责难逃”。而且“9.30事件”后的10月2日，雅加达的印尼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9.30运动”；梭罗市的印尼共市长也宣布声援；随后的一些支持游行印尼共也参加了。这些现象，很容易联系在一起肯定印尼共是插后政变的祸首。 这里人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印尼共发动政变的可能：一、发觉扶持印尼共的苏加诺病重，为防身后权力被右翼军人夺取而先下手为强；二、西方扶持的右派军人势力若是上台，腥风血雨局势对印尼共可不是什么好结局。 苏加诺的病重，右翼势力的躁动，以及美国中情局的暗中活动，极有可能是诱发印尼共孤注一掷先发制人的行动，也不是没有可能。据中情局报告说，印尼共领袖艾地曾在8月28日的一次会议上明确表示：“现在的问题是，印尼共应当坐等总统逝世、让自己遭受突然的打击呢，还是先发制人，挫败陆军的行动和攻击？我更倾向于先动手。”而事实上连同9月30日夜的6名高级将领被杀的情绪，和印尼共的背后行动，也是促使反共的军官认定是共产党搞的鬼，必须下决心彻底摧毁它的最主要因素。 “9.30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参与者翁东，我看最早的一些资料说他的左翼身份，并没有说他是共产党员。多年后我发现一些资料却称他是印尼共党员，推翻了他先前仅是个苏加诺分子的界定。我不知道这是真还是假。如果翁东真是印尼共党员而不是造谣，这事就难以与印尼共扯清关系，也就为印尼右翼势力宣称印尼共参与策划参与这次政变提供了有力的把柄。 “9.30事件”爆发后，据美国中情局的审讯记录称：“只限由党主席艾地一人掌握”的印尼共秘密组织“中央特别局”，是策划并实施了这次行动的源头。这也为随后苏哈托发动反政变并在印尼全国实行反共大清洗的理由。 但我个人还是持点怀疑态度。仅就事件发生后艾地等印尼共最高层和印尼共被屠的毫无抵抗悲惨结局，我发现同年8月形势紧张箭在弦上，印尼共主席艾地还有雅兴去莫斯科访问，印尼共第二副主席约多也跑到了黑非洲访问，丝毫没有密谋策划的应急准备的迹象。只是苏加诺发现政局紧张端倪发紧急电召，他们才匆忙回国应对。这说明印尼共对政局突变缺乏警惕很被动。“930事件”后，印尼右翼军人集团一直说印尼共策动政变，就连始终支持右翼军人政变镇压左派的美驻印尼大使格林，都认为，印尼共产党对事件的参与“并不确定”，“尽管有种种不如人意之处，我们相信军队会把最近的事件归罪于印尼共产党及其盟友。虽然尚不能断定其终局，使印尼摆脱苏加诺影响力的痛苦过程，看来似乎已经开始……”所以我认为：印尼共蓄谋推翻苏加诺政权的可能性极小。第一，印尼建国后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它加入“纳沙恭”联合政府，与苏加诺及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本身高层就是政府高官。从几年内印尼共多次帮助苏加诺平息了工农的骚乱，证明它还没有与苏加诺抓破脸的迹象。第二，结合印尼国特色，印尼共注重走议会选举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道路，这点与中共有分歧。它的高层坚持“两步走”理论走，即先资本主义阶段再和平进入社会主义，不赞成在印尼走暴力夺取政权路子。第三。印尼共对军队仍抱有幻想，即便印尼军内高级将军们谋反迹象明显时刻，仍然敦促党员和追随者要克制，要对军队的“亲人民倾向”有信心。第四，也是最明显的一条：在“9.30事件”发生前，印尼共并没有对高层成员吹风暗示，更没有向各级组织和众多党员，工、农、青、妇组织进行任何动员和警惕，这从包括艾地等几个高层迅速在各地被捕被杀很能证明。印尼共在大抓捕大屠杀中毫无抵抗几乎被斩尽杀绝，没有出现由印尼共产党领导的大武装进行抵抗的迹象，即便镇压后有小股印尼共人民军、志愿军残部抵抗，但大都被苏哈托军方消灭或被迫投降。 今天，我们有理由回顾印尼共的种种不足和教训，但印尼共高层若插手政变和做好应急准备，它绝不会落得如此悲剧地步。实际血淋淋的事实证明，毫无防范的印尼共高层，或许对翁东们要发动一次突袭政变蒙在鼓里，起码在时间上他们并不掌握，否则艾地等人就会流亡他国，绝不会傻了吧唧回国自投罗网。即便翁东就是个共产党员，那他的顶多是个“未向组织汇报和请示”的个人鲁莽行为；或者说他领印尼共特务组织密令“突袭”行事，反证了印尼共一些人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苏加诺左右形势的能量了。● 苏加诺？政变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翁东是苏加诺的卫队长、苏加诺亲信和坚定的苏加诺分子，他效忠苏加诺是必须滴，这点毋庸置疑。在“9.30事件”发生后的几年里，我曾看过一些国内为数不多海外资料，当时也并没有说翁东是印尼共党员。 一个小小的卫队长，若没有“最高指示”，是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挑起举国皆惊的“军事政变”。显然，翁东的反常行动比后有靠山或更大势力。 根据当时印尼军内右翼势力对权力的蠢蠢欲动，苏加诺早有预感并深感不安是肯定的。这就产生一个疑问：翁东是否被苏加诺暗示反动政变？ 苏加诺政变后权力全部被剥夺并被软禁。鉴于苏加诺的国内外的政治地位和威望，政变右翼军人自然不会立马废黜他的总统职务，这里面必有政治交易，所以他后来对军事政变政府和苏哈托说了些什么，他们之间达成了什么不宜公开的协议、苏哈托又隐瞒些什么……因两个极为重要的人物都已逝去，答案大约成了永远的谜，或成了“国家机密”被永远封存，这些人们都无从知道。而翁东政变失败后未经形式上的审判当即被处决，是不是某种急于“灭口”怕泄露天机一绝后患的手段呢？这些都是难以解密的历史悬案。 我这里有段前几年的媒体记载：早在30年多前，澳大利亚人莱格在其著作《苏加诺政治传记》中称，“9.30事件”的主要事实虽已众所周知，“但对其细节和内在含义可能永远莫衷一是”。对这一事件的疑问主要有三：第一，苏哈托到底知不知道7名将军要被绑架？第二，为什么手握兵权又持反共态度的苏哈托的名字不在被杀的将军名单中？第三，为什么翁东要将抓获的将军残忍地杀害？ 显然，这段话起码证实：苏加诺还是相信苏哈托并对他抱有幻想的，或许他们间事先早有默契。而另一个是事实：“9.30事件”行动之夜，翁东先派拉蒂夫去向苏哈托汇报，也让人怀疑苏加诺和苏哈托之间有什么“阴谋”。 我这里还可以引证一些资料，来证实苏加诺可能介入“9.30事件”的可能： 1965年8月，主管情报工作的印尼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接到情报，说陆军成立的“将领委员会”，计划10月5日在印尼武装部队日总统检阅部队时发动政变。我想这一点苏班德里约不会不向苏加诺汇报。所以在不久的8月17日和9月1日两次群众大会上，苏加诺就曾公开点名和警告包括亚尼在内的一些军队将领，说他们即便是当年抗日的将军，若现在破坏反新殖民主义斗争，他们就是反动派。 而参与“9.30事件”前军官拉蒂夫出狱后，也披露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他说：在9月30日当晚行动时，他曾向苏哈托亲自报告了政变计划，“苏哈托知道得很清楚，在 9 月 30 日那天，这7名将军会被带到苏加诺跟前。”再细分析，这次“9.30事件”大行动，仅断定由翁东等少数激进分子自己策划和实施不太可能。他们只是登台被“看不见的手操纵”表演的小角色和马前卒。苏加诺极有可能事先就知道内情，他后来希望苏哈托军人政权能“政治解决”的建议似乎也说明这一点。仅仅几个左翼政变者，之所以敢于干脆利落杀掉多个军方高级将领的冒险，背后若没有更权威的大人物默许或支持，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苏加诺想借机政变迅速除掉军内右翼将军的假设，也不是没有可能。 ● 中共？ 在我的记忆里，印尼的前总统苏加诺既是个民族主义革命家，也是个有点共产主义倾向的政治家，他早年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在印尼国民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对中国和华人友好。由于对当时“反帝反殖”形势看法完全吻合，使得我国与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印尼苏加诺政权关系相当密切。双方不但政治上相互支持，而且还积极扩大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加强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往来，其中我国向印尼无偿提供组建民兵所需的武器装备（“9.30事件”后未果）。苏加诺本人也于1956年、1961年和1964年3次访问华，是当年我国的老朋友。两国之亲密，一时被世界宣称为“北京——雅加达轴心”。 1965年“9.30事件”前9个月，是中国和印尼关系最好的一年。印尼与中国高层互访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我国“10.1”期间，北京集聚了印尼大小28个社会团体共500多人的观光访问代表团（事件刚发生还未波及到这个时段），创历年我国同印尼两国交流往来之最，这在当时我国对外关系中很少见的“蜜月”。 同年5月底，中共政治局委员彭真代表中共去印尼参加印尼共建党45周年庆祝活动。苏加诺在雅加达举行的这个万人庆祝大会上，高度赞扬印尼共为争取印尼民族解放和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的斗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并对他提出的“纳沙贡”口号重新做了解释。彭真等也在印尼共操纵的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院时，发表了热情洋溢对印尼共及反帝反修问题的长篇讲话。他的讲话，当年人民出版社印成小册子发行（我还保留过）。8月初，艾地又率印尼共代表团回访我国受到热烈欢迎，彭真、康生、杨尚昆等陪同还看了现代京剧《红灯记》……这些，足以看出我国、我党与印尼、印尼共的兄弟和同志关系。 由于长期以来中共主张“暴力夺取政权”，而且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始终对东南亚的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的共产党和武装斗争给予道义、物质上支持。当地华人多、地缘与中国靠近、政治容易中共影响等因素，决定了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多亲华，而且党员成分也华人多。这些历史成因，也成为印尼右翼和西方势力由此及彼“想当然”笃定有有中共幕后“颠覆”的思维。例如1965年10月底，就有英、美两国情报机构向媒体宣称：1965年10月1日，有2000件中式武器交到了印尼共手里……这些，也必然成为苏哈托集团趁机声称中共提供军火插手9.30事件政变的罪名之一。而且要求中共就支持“9.30政变”向印尼道歉始终贯穿于苏哈托时代。 但我在1970年代的“文革”时，曾读过一本国内“内部发行”的西方人探讨“9.30事件”内幕的长篇调查（该书作者名字我记不清了）。里面引用了大量西方尤其是美国中情局资料，证实了“9.30事件”与中共“绝对没有任何关系”；“没有证据证明中共直接插手了这次印尼政变”（大意如此）……但或许这个调查是写于该事件不久的时期，有一定的片面局限性或不完整，但后来这个事件因“文革”国人忙于“斗私批修”而被淡化，抑或我们对“9.30事件”真相的封锁，除了1967年红卫兵回应印尼暴行对印尼使馆打砸烧的“反反击”过激行动、我国“强烈抗议印尼政府的暴行”和印尼方的“强烈抗议”外交辞令对弈外，我再也没看到质疑这种说法的资料。 据说印尼军方在事变后也竭力寻找中共支持政变的线索，但一直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只能借政变前中国与印尼的经济贸易（包括军火）、中共与印尼共的亲密关系提供的帮助上大做文章。 我认为，意识形态上，中共肯定会支持这种“消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反动派”的左派政变。但在实际上主动去操纵这次“9.30”政变的可能性不大也不现实。这是因为当时两国领导人私交很好，苏加诺的内外政策也基本与我国合拍，印尼共亲华而且势力大，整个印尼呈现一派反帝反殖的大好形势……这些步调一致的积极因素有利我方，我们自然不会去颠覆这种难得有的几个好朋友的氛围，以昭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当然，我们始终支持世界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为他们提供道义上、物质上的声援和支持，这必然引起许多国家的反感和抗议。由此及彼联系到印尼苏哈托集团，把矛头指向我国的是“9.30事件”的幕后策划和支持者，无疑会得到这些国家的认可，也是苏哈托集团搏得西方和反共国家喝彩的一张“王牌”。 ● 印尼右翼军人？ 1964年秋苏加诺出国访问期间，在印尼政府第三副总理哈鲁尔·萨勒的幕后支持下，在雅加达出现了一个以支持苏加诺为名、实际上反对苏加诺和印尼共的组织“苏加诺主义派”。苏加诺回国后下令解散了这个组织。在该组织被解散前，印尼陆军已接管了它的一家报纸，更名为《战斗报》。“苏加诺主义派”解散后，陆军又接管了它的另一家报纸并更名为《武装部队报》。从此，陆军拥有了与苏加诺总统和印尼共对抗的公开舆论阵地。1965年1月，陆军司令亚尼把一些陆军将领组织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思想库”。 随后的“9.30事件”前夕，印尼紧张局势一触即发，右翼军人建立“将军委员会”等传言四起，似乎在验证着传言的真实性，如同年5月，苏加诺在印尼共庆祝建党45周年大会上演说对“纳沙贡”合作含义重新做了解释后，《武装部队报》就发表社论公开反驳总统，这在当时显得很反常。 2007年7月，麦克·海德等在《悉尼晨锋报》上引用了当年“9.30事件”参与者、刚于当年3月被释放的前少校警卫官邦库斯和前中校拉蒂夫的访谈和声明表明：所谓的“印尼共产党政变”，实际上是由苏哈托一手策划的军内权力斗争，并被他用作对印尼共清洗的证据。 9月30日夜，身为印尼总统警卫成员的邦库斯作为7支行动队伍的参与人之一。在行动部署时，他们的指挥官告诉他们：这7名高级将领已经组建了一个“将军委员会”，意在策划推翻苏加诺总统。 然而，“9.30”行动有两个疑问：首先，按命令去抓与美使馆和中情局关系密切的国防部长那苏兴，结果扑了空让其逃脱；其次，为何没派人去逮捕战略后备军司令的苏哈托，而且还是相信依靠的对象？ 邦库斯坚称对他下达命令上级军官与印尼共毫无关系。他和其他参与刺杀行动的总统警卫队成员纯粹是执行命令。依他所见，是苏哈托精心策划指挥了“9.30”事件，并将其作为在印尼清除所有左翼运动的一种手段。 而另一位参与事变的军官拉蒂夫说，当他奉翁东之令去向苏哈托报告针对七名将军的蓄谋行动时，苏哈托显得无动于衷。“我相信苏哈托是借这个机会逮捕那些将军们并嫁祸于共产党，同时攫取大权”。 拉蒂夫还指出有个文件，证实英、美两国参与了7名将军想夺苏加诺权的密谋：“逮捕这些将军们的计划和一个‘将军委员会’的有关，这个委员会的存在是被一个泄露的英国使馆文件所第一次揭露，这个委员会据说要监督苏加诺的政策。这份文件是英国大使安德鲁·吉尔克里斯特爵士的一封信，其中还显示英国还在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 这些疑问至今仍无确切资料证据真伪，仅出于一些当事人事后的言论。苏哈托对谋杀7将军是事先预知呢，还是参与了另一种政变策划组织？或者欲擒故纵借刀杀人？这些都需要未来对事件真相的资料公开和进一步调查。有一点值得注意：为什么苏哈托能在10月1日行动迅速短期平定政变和屠杀左翼人士？显然，没有预先密谋策划和充分准备，这种大屠杀的逆袭政变是绝对不可能奏效的。 有资料显示：1965年初，美驻印尼大使琼斯曾致电国务院透露，说“某某人”当天告诉他，说印尼军方已经制订了一个具体计划，准备在苏加诺病逝后立即接管政府。最高军事指挥部甚至决定在苏加诺健在时即采取军事接管行动。这事若属实，可以断定印尼军方早有预谋政变，只是动手与翁东相比慢了半拍。 “9.30事件”后，苏加诺想挽回局面，但在军方右翼势力控制下被架空。1966年3月11日，3名将领来到苏加诺的茂物行宫，迫使他签署所谓的“3.11命令”，把行政权力移交给苏哈托。1967年3月7日，苏加诺被迫交出权力，苏哈托任代理总统，苏加诺仍是名义上的总统。1967年3月12日，军方操纵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一致通过撤销对苏加诺的总统任命.至此，苏加诺彻底从印尼政坛消失，苏哈托开始了他对印尼长达32年的铁腕统治。 ● 美、英等西方势力？ 先看英国。有英国记者曾从1997年起在《独立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探讨英国与“9.30事件”前的幕后联系。据这些报导证实，当年英国外交部的信息研究部（IRD）曾针对印尼共、华人与苏加诺展开一系列的反宣传，目的在重蹈英国对付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借此保护它在马来西亚的利益。当时BBC驻新加坡一特派员说，由于苏加诺拒绝西方记者入境，英驻印尼使馆就成为信息的唯一来源，IRD 有机会操作新闻，借BBC等媒体向外散布“共党将要血洗雅加达”等谣言。2000年8月16日，当年的战时国防部一秘书也承认IRD曾插手此事。不过英政府始终否认其秘密情报局在该事件中充当角色角色。这些，我认为主要是英国因马来西亚问题对苏加诺政权的报复，以及稳固在东方的势力范围。 再看美国。1965年初，美国中情局曾判断：“苏加诺活得越久，印尼共掌权的机会就越大。……要是苏加诺不久就会去世的话，最有可能接掌政府大权的，是非共的军人或文人集团”。从1990年起，一些美国外交官开始向《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透漏，从1965年12月17日到1966年8月10日间，美国中情局和美使馆，秘密向印尼陆军先后至少提供了3份印尼共从高层到各地基层领导人及其住所的名单电报，总人数据说在5000人以上。有美国记者曾采访许多前美军官与中情局人员，他们也提到这份名单。一旦其中有人被捕或被杀，美方即在名字上打勾。2001年，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库，获得了几份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表明美国与苏哈托的紧密联系。不过国家安全档案库方面事后声称“这些通信文件曾被严重修改”。美国有学者认为，虽然很难证实美国政府公开参与“9.30事件”，但有证据证明，美国政变前一系列政策，使得苏哈托逆袭政变更容易得手。但美国在大屠杀中究竟介入多深，尚待更多材料印证。 近年来一些资料也证实，澳大利亚对印尼的大屠杀知情，如澳大利亚《悉尼晨锋报》称，澳知道实情但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军队的血腥政变”。1990年代初，当时的澳总理基廷说，“苏哈托政变，是澳大利亚战后战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 就目前公布的资料看，还完全缺乏这些西方国家导演政变的有力证据，大都是“9.30事件”后美、英、澳等国在舆论上支持苏哈托上台的消息，以及政变之初对印尼共与左派镇压的声援。但随后对扩大化的无情屠杀又有所谴责，甚至还派船只运送外逃的华人难民。今天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忽视或抹杀。 但一些左派学者引述资料认为：一场镇压印尼共、推翻苏加诺政权的阴谋，早已在美国统治集团的煽动、策划、组织之下，在印尼陆军高级将领里秘密地、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1963年后，约翰逊曾多次给美驻印尼大使发机密电报，明确指出美国对印尼的政策，“目的是继续加强印度尼西亚的反共势力，以迎接即将到来的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斗争。”1964年后，苏加诺和印尼共反对美国侵越战争和就马来西亚问题与英美对抗时，约翰逊政府官员多次与右翼军人代表纳苏蒂安密探，幕后加速对印尼右翼势力颠覆活动的扶持。1965年1月9日，美驻大马大使馆致电国内政府，建议采取措施敦促印尼军方发动政变，接管政权，镇压印尼共。到了1965年夏，他们已经准备就绪了。这场幕后活动的主角，在美国方面是约翰逊政府，其主要人物是后任美国的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和美驻印尼大使琼斯；而在印尼方，则是国防与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和陆军司令亚尼等。 一些学者同样带有“冷战”意识形态因素来分析，再加上当年世界上两种力量彼此的渗透和颠覆，我当然有理由想象出美国这种作法的必然性。 同为海德等人所披露的曾属于“机密档案”的新证据表明，所谓的“印尼共政变”，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苏哈托的军事政变。在列举了英国政府很多当年不光彩的事实后，海德说：“印尼的案例显示出政治文化是如何千方百计强制性地遮掩事实真相的。因为这些事实真相一旦暴露，就会显示一个国家犯过什么样的错误。或许在英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里，媒体早就应该报道这些事件的真相，让人们知道英国参与过的那些悲剧性事件，包括1965年印尼无数农民家庭遭到屠杀、1975年印尼军队对东帝汶平民大开杀戒、 1999年大批东帝汶平民逃离印尼的暴政。然而事与愿违，对于英国在这些悲剧性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的媒体始终保持沉默。” 苏哈托政权倒台后，曾被关押多年的墨里斯少将在受访时称，“9.30事件”是“内外因素”造成的。或许他这句笼统的“正确废话”，最能说明这次事件发生各方政治势力表演的正确结论吧。 六、“9.30事件”对我国与印尼关系及世界的影响 首先，印尼与我国关系彻底破裂 “9.30事件”后，我国与印尼由“情侣”瞬间变为“仇敌”，两国关系跌至冰点，一直持续到苏哈托临倒台前夕的1990年，才恢复邦交关系，曾沾满无数印尼共、华人和左翼民众鲜血的屠夫苏哈托，也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让人不得不感叹世事的多变和虚假的作弄。 应该客观说，印尼“9.30事件”导致苏加诺的左翼政权，一夜间成了苏哈托的极右政权。而我国当年正值“文革”前夕，强调“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革命狂热急剧向极左方面转。两股力量碰撞肯定是针尖对锋芒各不相让。从1965年“9.30事件”后的所谓“挂旗事件”引发的印尼暴徒冲击我大使馆和各地领事馆,导致我国由开始低调沉默反弹为强烈抗议，并发社论谴责印尼反动派的暴行，以倾向性的报道公开支持印尼人民起来革命，让两国关系急剧恶劣再度升级。到了1966年和1967年“文革”，印尼又多次冲击打砸我使馆抢伤外交人员，又导致我国红卫兵的反报复打砸印尼驻华大使馆……最终两国民众都失去理智，印尼华侨便再度成了消气包和宣泄桶遭遇烧杀抢砸报复，两国彻底断交自是后话了。 看来，有时“右”和“左”的东西表面看势不两立，却往往实质效果和性质是一样的。这点今天回忆起来，两国都应该自我反省。 具体的就不谈了。当年两国冲击对方使馆内容，请见我的旧帖：《1967年发生的“三砸一烧”事件》第三部分。链接： 其次，世界政治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 印尼是2亿人口的大国，在反帝反殖运动的第三世界（即不结盟运动国家，当年还没有“第三世界”这个概念）中影响力很大。苏加诺的左翼倾向一度让世界力量对比上，明显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及“同盟军”。但苏哈托上台后，这种力量对比使天平逆袭大幅倾斜。当时另一件国际大事是中苏决裂，两党“论战”口水仗正打的火热，使得当年国际共运陷于混乱，形式上的“社会主义阵营”铁板一块实际上不复存在，令西方幸灾乐祸弹冠相庆。这些因素使得所谓的世界政治力量趋势有利于西方。 有一点可以肯定：苏加诺一系列疏西亲共进步举措，自然会成为西方某些国家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必然会竭力瞅空策反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关键还是苏加诺政权的过于自信、艾地等印尼共高层错误估计形势的不当行为所致，最终酿成苏哈托政变后毫无力量抵抗终于败北。我还认为有一条，当年正是“中苏关系破裂”，印尼共明显站在中共一边，这让苏共很不舒服，自然会对印尼共被屠杀采取幸灾乐祸的围观心态。这些都是导致“9.30”这起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惨烈发生难以制止的诱因。 苏哈托掌权后，随即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亲密伙伴关系，并恢复和改善了与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印尼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增加。并于1967年8月与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5国发起“东盟”，成为东南亚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组织。 第三，“排华”成了印尼的常态 1965年“9.30事件”发生后，在我国并未引起太大的波澜，也仅仅在舆论上强烈谴责暴行而已。究竟被苏哈托集团杀害了多少华人国人几乎无从知道。但造成大批华人华侨被迫返回大陆、台湾和流落世界各地，却是个人人知晓的“难民潮”。我仅举个例子说明当年“9.30事件”排华有多么严重。1966年底到1967年后的两年里，我曾上学的一家印染厂实习，先后突然来了几波男女陌生人，随后成了车间里的学徒工。当时我很奇怪就问师傅，他们只是回答是“印尼回国工作的华侨”，其余的他们也不知。多少年以后我终于恍然大悟，那是“9.30事件”政变上台的苏哈托集团屠华排华导致的“华人归国潮”。我讲的只是青岛的一个国有企业的一斑，想想青岛其它厂子和全国各地，这个数字肯定不在少数。据说当年东南沿海地区，我国还专门建立农场安置华侨，可见被迫归国的华人不在少数。 为何印尼华人遭此大难？我认为有以下几个主要因素：1、华人的经济地位高引发当地人的“羡慕嫉妒恨”。华人“下南洋”经营几代人，逐渐成了印尼经济命脉的大咖，对印尼的经济影响举足轻重，这让当地土著人心理很不平衡。外加许多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糅在其中，一有风吹草动，华人往往会遭遇厄运。2、许多华人是印尼共党员和同情者，这为苏哈托提供了转移社会矛盾和打击目标的绝佳机会。印尼共产党从高层到基层，不少华人充当领导或骨干。这种华人成分的组织结构，也给印尼右派找到屠杀华人的充足借口。3、右翼集团煽动民族仇恨。苏哈托上台后，借印尼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和社会矛盾激化，故意煽动底层民众把矛头指向华人。即便不少并不亲共的亲台亲国（民党）华人，也被波及成印尼的贫穷是“因为华人通过印尼共的势力进行的掠夺”，并谎称“9·30事件”也是通过“在华人和中国政府的直接指挥”等谎言，极力煽动民族仇恨对所有华人反攻倒算。这三点促成政治有意转嫁矛盾和超政治因素民族矛盾交汇在一起的暴戾宣泄。 在这种官方支持和煽动的情况下，大批不明真相的印尼底层民众，把愤怒全部宣泄到华人身上，疯狂打、砸、抢、烧、抓、奸、杀，对老、幼、妇、孕更不放过，残害手段极其残忍。这从“9.30事件”和1998年两次震惊世界的反华排华恶潮，成千上万华人被杀被奸被抢夺财产被赶出家园被迫流落海外的事实，据法国《新观察家报》和英国《卫报》在1966年3月、4月先后引用西方外交官员的材料，说被杀害者为“30万到35万人”；“很可能在60万人以上”；“单单在巴厘，可能就杀了40万人”。 结果几十万华人被杀被抓，几十万人拖家带口逃往海外各地。客观讲，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曾给予人道的救援。相比之下，当时的客观逆境，决定了我国解救华侨同胞的动作收效不大。“9.30事件”后，大量印尼华人被迫回到大陆、香港和台湾，我国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撤侨活动，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老总曾公开宣布准备从印尼接侨60万，但到了1967年10月30日我国与印尼断交止，实际才接侨9万多人。从1960年到1967年，总共有20万华侨回国。 由于印尼单方撕毁两国间的双重国籍协定，让不少印尼华人的国籍至今仍有含混不清；即便而当地幸存的华人，也只能在1970年代无奈改为印尼国籍，被迫放弃中文姓氏使用印尼名；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杀一直延续至今（1998年的第二次排华、屠华就是证据）……只是苏哈托倒台后的1999年，有华人血统的学者瓦希德等人当选印尼第四任总统。他积极推进民族和解和国家民主建设，取消了部分歧视华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印尼的华人条件才有些好转。 第四、进入了苏哈托的独裁时代　 从1967年到1998年，苏哈托利用他军人铁腕的独裁统治了印尼32年。这32年里，既有政治上的独裁，又有经济上的突飞。 由历史的客观定位看，苏哈托时期印尼致力发展经济，特别在90年代印尼曾是亚洲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年增长率达6——7%，加上印尼拥有大量石油、天然气等资源，背后又有西方国家经济技术援助，也被一些人称为“印尼发展之父”。在亚洲区域稳定上，苏哈托在任时积极促成“东盟”的成立，并利用控制多条海上战略航道实施“海洋外交”，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我国。 然而，苏哈托始终牢牢掌握大权。在他专制独裁统治下，不仅导致政治体系官僚体制贪腐横行，自己和亲信也陷入寡头利益集团的争权逐利，更纵容家人对国家财富的巧取豪夺……他倒台后给印尼也留下许多问题，迄今仍未消除他的阴影。 1998年的“金融风暴”使得苏哈托政权陷人风雨飘渺中，国内大学生示威抗议风起云涌导致苏哈托武力镇压，终于触发社会动乱。这一年气数已尽的苏哈托政权气急败坏，转嫁社会矛盾印尼史上第二次最为疯狂的反华排华的打砸抢烧奸杀抓恶潮。不久苏哈托下台，并因涉及6亿美元的贪污弊案而遭起诉，至到检察总长于2006年宣布终止起诉。但国际和舆情对印尼新政府不再追究苏哈托舞弊案颇多微词，世界银行就曾爆料，状指苏哈托是所涉金额350亿美元的全球头号贪污犯。 苏哈托的32年“强人政权”轨迹，也验证了一些独裁国家或地区经济繁荣的印记，这从当年“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中某些独裁政权如韩国、台湾等，可以看到一些“强人政治”的影子。苏哈托就是其中一员。如何客观评价这些独裁者的功与过，不同利益获得者答案也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见人见智吧。 苏哈托现象不但折射了一代枭雄的贪腐暴虐集团的崩盘，同时也宣布东南亚最后一位强人政治年代的终结。问题是“强人政治”人去影在，许多亚洲国家新一代政治领袖尚无决心和能力，去对旧政权贪腐群体进行清算，有的反倒成了新的特权集团或旧的特权利益集团的庇护者。这种现象在民主法治国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怪事。我们还见得少么？ 具体情况请见下面我6年前的旧文《该死的苏哈托》部分内容：?
七、多余的话 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更不是煽动民族仇恨的极端分子，但最近我在想：作为一段震惊世界的历史惨剧，《我是杀人魔王》这类的片子，故事虽然发生在印尼，但有关几十万我国同胞遭遇生命涂炭，出于亲情未免也应该率先拍摄这部片子警示后人，只可惜被外国佬捷足先登抢了头科。人家老美拍摄人员能冒生命危险，历时6年拍摄这部记录“9.30”大屠杀影片，为什么我们如今国际地位高了有实力了，却不能或不敢为血浓于水的海外同胞大悲剧呐喊一声，甚至至今仍基本噤声令许多年轻过人不知这段历史，国人导演就不能拍或不敢拍这样的作品呢？我不知这应该高兴还是应该悲哀？！ 请不要忽略海外尤其是东南亚诸国的华人的存在，当年八年抗战，他们与国人共赴国难，捐款捐物支持我国抗日，许多热血儿女归国血洒“异乡”。我们不能只对“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幽灵念念不忘，而回避为“印尼大屠杀”死难30万同胞的冤魂呼号。那样，我们只能有愧于炎黄老祖宗！ 不敢多问多说了，算是在“9.30事件”发生49年后，我草草撰写此文后随便拽上一个“多余”尾巴吧。
（帖子太长，懒得修改，暂且保留如此）
日——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