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兵标准2016近视度数_百度知道
验兵标准2016近视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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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专科文化程度人员，左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7，左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6、公安警卫部队条件兵、北京卫戍区仪仗队队员：每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潜水员。坦克乘员、在校大学生右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8.5、特种部队条件兵(含海军陆战队队员)：每眼裸眼视力不低于5;高中文化程度人员右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8：初中文化程度人员右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陆勤人员、中央警卫团条件兵，左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9、空降兵、专机服务队女服务员.5、潜艇及水面舰艇人员.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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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虽有差异，但并不大，9月1日批准入伍。即调整为7，全国征兵征兵时间从2013年起、8月份开始征兵，由冬季征兵调整为夏秋季征兵，9月30日征兵结束。6月到当地武装部咨询即可根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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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65)(12)(5)(20)(4)(1)(6)(3)(4)(7)
这些年，你已习惯了生物钟的颠倒
习惯了固守老式台灯下一片领地
灯光明亮，无限接近真理
你像一个坏脾气的王，孤僻、严苛
墙上的影子是你唯一的侍者
没有一兵一卒，你可以指挥成群结队的汉字
可以用汉字排兵布阵，与黑暗对峙
逼近或包抄，那些隐匿的细节和真相
在母语的边防线上，你一次次用月光丈量
人生对开八版，乡愁灌满中缝
而每一个汉字都在你心里熠熠生辉
你怀揣着它们，就像揣着一片灿烂的星空
父亲嗜酒。且是嗜酒如命的那种。
父亲过去有句口头禅，“宁愿丢了钱，也不能洒了酒。”喝酒时若别人倒酒不小心洒到了桌子上，他就会赶紧趴到桌上用舌头舔一舔，而且从此会罢了这个人在酒桌上的斟酒权。
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弟弟下河逮了两条小鱼，想回家找个瓶瓶罐罐的养着，他看到窗台上放着一个装满水的生理盐水瓶子，就顺手把两条小鱼丢了进去，没想到小鱼眨眼就飘起来，死了。弟弟凑近瓶口一闻，就知道自己闯祸了。原来，那是父亲刚打的散酒。弟弟怕挨揍，吓得饭也不吃就撒腿跑出去避难了。等父亲从地里干活回来，那两条小鱼已在瓶子里浸泡了很久，他怒气冲冲地用筷子把鱼捞出来，但充满鱼腥味的一斤散白酒却终究没舍得倒掉，而是皱着眉头分两次喝了。这件事几乎成了我娘嘲笑父亲的笑柄，数落了他几十年，她说父亲是酒鬼托生的。
打记事起，我最愿意干的事情就是去村口大喇叭杆子底下的小卖部替父亲买散酒。酒是散装在一口大坛子里的67度的瓜干烧，八毛八一斤，父亲有时给我一块钱，有时给九毛，但不管多少，每次都会留二分钱给我买水果糖吃。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块水果糖足可以让一个孩子垂涎三尺，但对我诱惑更大的却是那些让我眼馋很久的小人书，像《林海雪原》啦，《封神演义》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等攒上七八次，我就能买一本，看完了还可以和别的小伙伴交换其他的小人书看。父亲或许到现在也不会知道，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在封闭的沂蒙山区，他的儿子就是靠他每次给的二分钱完成了最初的文学启蒙。
有一次听老家隔壁的二大娘说，我父亲年轻时是村里公认的“秀才”，不仅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而且还打得一手好算盘。父亲18岁就验上了全县的第一个空军兵，后因政审不合格没走成。不合格的原因是有人诬陷父亲的哑巴舅舅偷了生产队的20斤绿豆，他的哑巴舅舅被戴着高帽子挂着小偷的牌子在村里游街示众，当经过村口的水井时趁人不注意就一头扎进去了。死无对证，小偷的帽子就牢牢地扣在他哑巴舅舅的头上。谁也没想到，带兵的刚走了三四天，生产队绿豆失窃案就告破了，原来偷盗者就是生产队长本人，他再次盗窃生产队的黄豆种时，被民兵抓了现行，生产队长承认绿豆也是他偷的，怕被识破才诬陷了哑巴。
其实队长也并非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因为他首先是七个孩子的父亲。在那个刚经历了大炼钢铁、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的1965年，人们在抢着扒榆树皮挖草根果腹的时候，饥饿感很容易让人逾越道德。
没有当上兵的父亲到小卖部赊了一斤瓜干烧喝得酩酊大醉。以后的几十年再也没提及此事。一些记忆的片段是靠我奶奶和我娘零零碎碎的讲述拼凑起来的。但我猜测，那次验兵的经历肯定对18岁的父亲造成了一生中最致命的打击。是啊，对一个往上数三代赤贫如洗的农村孩子，那几乎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后来父亲在公社里当过一年民办教师，就被村里要回去当了会计，而且一当就是几十年。由此算来，父亲的酒龄应该从18岁开始算起，如今68岁的父亲酒龄已经50年了。按他每天一斤的量，父亲喝下了差不多8吨酒。10年前，我曾在一首题为《父亲》的诗里这样写到：“
一日三餐，他酒不离口/四十年来好像一直醉着/母亲骂他是个老酒鬼/说他的身体里隐藏着一座酒厂/父亲话少，母亲话多/他常常在母亲的唠叨里/把一壶酒慢慢喝干/这些年父亲明显见老了/话也越来越少/他不再关心天气和粮食的价格/饮酒似乎是他唯一的生活/喝多了，就从墙上/取下那把老二胡/拉上一曲二泉映月/有一回老两口又吵架/我还听见母亲骂他不正经/说他年轻时和秧歌队的谁谁好过/他偶尔也会吹嘘自己/早年在生产队看青/亲手逮过一个偷牛的人/如今他给搞建筑的女婿/看工地，白天他除了睡觉/就是想着如何把工地上的废料/变成零钱再变成酒/一些夜晚/我会去陪他抽会儿烟/我们相对无言/只有两个烟头一闪一闪/然后各自熄灭/父亲站起身/去工地另一头转转/我就在夜色中走远”。
从最初的散酒瓜干烧，到后来两块七一瓶的沂河桥白干、再到兰陵二曲、兰陵大曲，父亲大半辈子并没有喝什么好酒。偶尔弄瓶兰陵沉香或西凤酒只有逢年过节或贵客登门时才拿出来喝。下酒菜也从不讲究，一盘腌菜或花生米，就喝得津津有味。有时连腌菜也没有，就着几个盐粒父亲也能喝得酣畅淋漓。我想，父亲其实不是嗜酒，而是迷恋那种晕晕乎乎的感觉。是啊，在那个年代，他似乎每天只有用一瓶劣质白酒弄晕自己，才能有力气对付穷得清澈见底的日子。
父亲虽擅饮，但酒品却极好，记忆里他好像从没发过酒疯。偶尔喝醉了只会呼呼大睡，睡醒了酒也醒了。我和弟弟妹妹都喜欢父亲酒至微醺时的情景，那时候父亲就会拉二胡和吹笛子和唱歌给我们听，父亲会唱很多民间小调和歌谣，像《小五更》、《画扇面》、《绣花灯》等。“正月里那个里来呀正呀么正月整，王二姐绣房内又绣花灯……”
在乡村某个秋夜，父亲眯着眼睛，沉浸在某种氛围里，悠扬的琴声和笛声和歌声传得很远，父亲的心那时也走得很远。
再后来，我和弟弟妹妹都到城里工作了，再三央求，父亲才同意随我们搬到了小城临沂。但他在城里却呆不住，三天两头往老家跑。老家已没有地可种了，父亲回去也只是找几个老庄邻老伙计喝喝酒或者到河边或地里转一圈。我知道，父亲就像老家地里的一棵高粱或者一块红薯，离开那个地方少了那方水土的滋润他就不舒服。
这些年父亲往老家跑的次数明显少了。他说，“回去一次，人家都忙，哪有时间陪咱闲扯呀。”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我后来才知道。
父亲有次喝醉了嘟囔说，“村里那些老哥们老姊们一个个都走了，七八十岁的还剩了不足二十个，也就是说，再有不到二十个就临到我了。”父亲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一丝悲哀和恐惧，而是那种庄稼临近收割的释然。
这些年，父亲明显苍老了，脸上的皱纹纵横如老家的山岭沟渠。他每天依旧还喝点酒，但往往是一个人喝闷酒。喝完常一个人发呆。我在北京，一年回不去一两次，弟弟妹妹也忙，而父亲却越来越像个老小孩，孤独而脆弱。
前几天，我出差山东，绕道回老家一趟，给父亲带回去两瓶茅台，我告诉父亲，“这是我从茅台厂带回来的，喝了大半辈子酒，没喝过茅台总是个遗憾，尝尝吧。”
娘却说，“你爹前几天刚把酒戒了，劝也不喝了。”
我不太理解。不至于吧，爹喝了大半辈子了，酒瘾这么大，没病没灾的咋能把酒戒了？
父亲说，一个人一辈子喝多少酒，数量是一定的，我提前把这辈子的酒喝完了，所以不喝了，就这么简单。
这老头就这么执拗。
我的心里开始感到歉疚和不安。这些年，我在外面胡吃海喝的，已记不清有多久没有陪父亲喝喝小酒说说话了。我就像一个陀螺穿梭旋转于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酒桌，似乎渐渐迷失了自己。当我再一次喷着酒气，带着醉意于觥筹交错间偶尔回望，我分明看到了提溜着盐水瓶子为父亲打酒的那个7岁的自己。
风吹过城市，也吹来震惊　　——关于邰筐“城市”视域的诗
　　（载《文艺报》日）
　　霍俊明
　　北岛在文革时期将偷偷写好的《百花山》给父亲看，结果却遭到父亲的不解与震怒。而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城市化时代全面铺张开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保持一个知识分子良知？中国历来缺乏公共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但是我们应该相信诗人无论是面对城市还是更为庞大的时代都能够发出最为真实的声音。当年顾城关于北京有一组极其诡异和分裂的诗《鬼进城》，这是极其准确的城市寓言。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城市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它使人神经兴奋、官能膨胀，使人处于迷茫而不自知的境地。在全面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时代，诗人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雾霾笼罩的城市、城镇和城乡结合部。但是多少年来成熟的“城市诗歌”仍然阙如。对于当代中国诗人而言，城市、广场、街道、厂区、农村、城乡结合部、“高尚”社区、私人会馆无不体现了空间以及建筑等的伦理功能。城市背景下的诗歌写作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插科打诨或者声色犬马，另一个则是走向逃避、自我沉溺甚至愤怒的批判。
心灵与农村的软、生存与城市的硬　　
　　1971年寒冷的正月，邰筐在山东临沂的古墩庄降生。当1979年父亲带回来的红色封皮的《毛泽东诗词》被一双黑乎乎的小手和同样弱小的红通通的心灵所一起接受的时候，注定包括邰筐在内的“70后”一代诗人的命运是如此的坎坷跌宕。邰筐在1996年9月用7天的时间走完长达2100里的沂河的壮举对其诗歌写作的帮助以及对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乡村和城市的重新确认都大有裨益。如果说当年的芒克、多多、根子、林莽等人是为白洋淀写诗，海子为麦地写诗，于坚为尚义街6号写诗，那么邰筐就是为临沂、沂河和曲柳河写诗，为他所熟知的这些事物再次命名。邰筐诗歌中的城市和事物更多是浸染了深秋或寒冬的底色，尽管诗人更多的是以平静、客观、朴素甚至谐趣来完成一次次的抒情和叙写。如果说优异的诗人应为读者、批评者、诗人同行以及时代提供一张可供参照、分析、归纳的报告的话，邰筐就在其列。邰筐的诗与欺骗和短视绝缘，他的诗以特有的存在方式呈现了存在本身的谬误和紧张。工业文明狂飙突进、农耕情怀的全面陷落，“心灵与农村的软”与“生存与城市的硬”就是如此充满悖论地进入了生活，进入了诗歌，也进入了疼痛。在邰筐的诗歌中我们不仅可以日渐清晰的厘定一个诗人的写作成长史，更能呈现出一代人尴尬的生活史与生存史。诗歌和生存、城市与乡村以空前的强度和紧张感笼罩在“70后”一代人身上，“2004年一天的晚上，我来到了临沂城里。沿着东起基督教堂西至本城监狱的平安路往西走，妄图路过苗庄小区时，到在小区里买房子住下快有一年的邰筐家里留宿一宿，和他谈一些生活上的琐事，以及具体生活之外的人生小计，实在无话可说了，甚或也说一些有关诗歌的话题”（江非：《记事》）。当谈论诗歌的时候越来越少，当谈论生活的时候越来越多，甚至当沉重的连生活都不再谈论，这些在临沂城的某一个角落席地而坐的青年，似乎只有沉默和尴尬能够成为一代人的生存性格，甚至也可能正是一代人的集体宿命。
　　邰筐在经历1990年代后期自觉的诗歌写作转换之后，他的诗歌视角更多的转向了城市。收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诗集《凌晨三点的歌谣》就是邰筐在农村与城市的尴尬交锋中的疼痛而冷静的迹写。邰筐在城市中唱出的是“凌晨三点的歌谣”。凌晨三点——黑夜不是黑夜，白天不是白天。这正是城市所天生具有的，它是如此的含混、暧昧、扭曲。而挥舞着扫帚的清洁工、诗人、歌厅小姐、糁馆的小伙计在“黎明前最后黑暗”的时候的短暂相聚和离散正是都市的令人惊悚而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而出现在“肮脏的城市”里的一个一年四季扭秧歌的“女疯子”无疑成了城市履带上最容易被忽略却又最具戏剧性的存在：“这是四年前的事了/我每天回家的路上都会看到的一个场景/她似乎成了我生活的一个内容/如果哪天她没有出现，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甚至会有点惆怅和不安/她病了吗？还是离开了这座肮脏的城市/后来，她真的就消失了/好像从来都没出现过/每次经过那个路口/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朝哪儿/看上一眼”（《扭秧歌的女疯子》）。2001年冬天，青年诗人邰筐发出的慨叹是“没有你的城市多么空旷”。如果说此时诗人还是为一个叫“二萍”的女子而在城市里感伤和尽显落寞，而没过多久连邰筐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在扩建、拆迁和夷平的过程中他即将迎来另一个时代和城市生活——凌晨三点的时间过渡区域上尽是那些失眠、劳累、游荡、困顿、卖身、行乞、发疯、发病的灰蒙蒙的“人民”。邰筐、江非、轩辕轼轲三个年轻人在一个个午夜徘徊游荡在临沂城里——精神的游荡者已经在中国本土诞生。而在被新时代无情抛弃和毁掉的空间，邰筐写出的诗句是“没有人住的院落多么荒凉”。这种看似日常化的现实感和怀旧精神正在成为当代中国诗人叙事的一种命运。我同意江非对邰筐诗歌的评价，“他正是直接以锋利的笔触，以囊括一切的胸怀切入了时代的正在‘到来’的那一半工商业文明之下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宏大历史场景，而爆发出了强大的诗歌威力，成为一个无愧于时代的诗人，一个以足够的诗歌力量回报时代的人”（《当一个人的诗歌与时代建立了肉贴肉的关系》）。
城市靠左乡村靠右“我”靠中间　　
　　2008年秋天，邰筐扛着一捆煎饼由山东临沂风尘仆仆赶到了北京。此时，山东平墩湖的诗人江非则举家来到了遥远海南的澄迈县城。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巧合还是印证了我在《尴尬的一代》中对“70后”一代人诗歌写作和生活状态的一句话——漂泊的异乡。似乎这一代人从一出生开始就不断追赶着时代这辆卡车后面翻滚的烟尘，试图在一个时代的尾声和另一个时代的序曲中能够存留生存的稳定和身份的确定。但是事实却是这一代人不断地寻找、不断的错位，不断在苍茫的异乡路上同时承担了现实生存和诗歌写作的尴尬与游离状态。城市生活正在扑面而来。可是当诗人再度转身，无比喧嚣的城市浮世绘竟然使人心惊肉跳。灵魂的惊悚和精神的迷醉状态以及身体感受力的日益损害和弱化都几乎前所未有。与此同时，面对着高耸强硬的城市景观每个人都如此羞愧——羞愧于内心和生活的狭小支点在庞大的玻璃幕墙和高耸的城市面前的蒙羞和耻辱。诗人以冷峻的审视和知性的反讽以及人性的自审意识书写了寒冷、怪诞的城市化时代的寓言。而这些夹杂着真实与想象成分的白日梦所构成的寒冷、空无、疼痛与黑暗似乎让我们对城市化的时代丧失了耐心与信心。多年来，邰筐特殊的记者身份以及行走状态使得他的诗歌更为直接也更具有“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凛冽和尖锐。而相应的诗歌语言方式上却是冷静和平淡的。这种冷峻的语言与热切的介入感形成了撕裂般的对比和反差。邰筐的诗歌葆有了他一以贯之坚持的对现场尤其是城市现代化场景的不断发现、发掘甚至质疑的立场。在《地铁上》、《登香山》、《致波德莱尔》、《活着多么奢侈呀……》、《西三环过街天桥》、《暮色里》等诗大抵都是对形形色色的城市样本的透析和检验。邰筐的诗歌，尤其是对城市怀有批判态度和重新发现的诗歌都印证了我对“70后”一代人的整体印象——他们成了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尴尬不已的徘徊者和漂泊者。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不能成为这一代人的最终归宿。所以，邰筐在这些诗歌文本中所愿意做的就是用诗歌发声，尽管这种发声一次次遭受到了时代强大的挑战。由此，“像一个人一样活着”甚至“像诗人一样活着”的吁求就不能不是艰难的。邰筐诗歌的视点既有直接指向城市空间的，又有来自于内心渊薮深处的。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关于城市和这个时代的廉价的道德律令和伦理性写作者，而是发现了城市和存在表象背后的深层动因和晦暗的时代构造。而他持续性的质疑、诘问和反讽意识则使得他的诗歌不断带有同时代诗人中少有的发现性质素。当临沂、沂河、曲柳河、平安路、苗庄小区、金雀山车站、人民医院以及人民广场、尚都嘉年华、星光超市、发廊、亚马逊洗浴中心、洗脚屋、按摩房、凯旋门酒店一起进入一个诗人生活的时候，城市不能不成为一代人的讽刺剧和昏黄遗照中的乡土挽歌。邰筐在天桥、地铁、车站、街头等这些标志性的城市公共空间里透析出残酷的真实和黑冷的本相。邰筐在这些为我们所熟悉的城市生活完成了类似于剥洋葱的工作。在他剥开我们自以为烂熟的城市的表层和虚饰的时候，他最终袒露给我们的是一个时代的痛，陌生的痛，异样的痛，麻木的痛，不知所措的痛。而“城市靠左”、“乡村靠右”、“我靠中间”正是一个清醒的观察者、测量者和诗歌写作者最为合宜的姿势。邰筐的敏识在于深深懂得诗歌写作绝不是用经验、道德和真诚能够完成的，所以他做到了冷静、客观、深入、持久而倔强的个性化的发声。邰筐所做过的工地钢筋工、摆地摊、推销员、小职员等近20个工种对他的人生历练和诗歌“知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邰筐近期的诗作中时时出现一个“外省者”形象。他所承担的不只是一个城市化生活的尴尬寓言的发现，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外省者”的心态、视角能够更为有效地呈现城市生活中的“诗意”和“非诗意”地带。尤其是在《一个男人走着走着突然哭了起来》这首诗中一个现实或想象中的城市“外乡人”感伤与哭泣正像当下时代的冷风景。这也是一个个作为城市生存者痛苦不已的灵魂史和精神见证，“他看上去和我一样/也是个外省男人/他孤单的身影/像一张移动的地图/他落寞的眼神/如两个漂泊的邮箱/他为什么哭呢/是不是和我一样/老家也有个四岁的女儿/是不是也刚刚接完/亲人的一个电话/或许他只是为越聚越重的暮色哭/为即将到来的漫长的黑夜哭/或许什么也不因为/他就是想大哭一场”。邰筐诗歌中的城市叙事具有大量的细节化特征，但是这些日常化的城市景观却在真实、客观、平静、朴素和谐谑的记录中具有了寓言性质和隐喻的特质。因为邰筐使诗歌真正地回到了生活和生存的冰点和沸点，从而在不断降临的寒冷与灼热中提前领受了一个时代的伤口或者一个时代不容辩白的剥夺。
清醒而沉痛的言说者　　
　　邰筐的很多相关诗作并不是现在流行的一般意义上的伦理性的涉及公共题材的“底层写作”，而是为这类题材的文本提供了丰富的启示性的精神元素以及撼动人心的想象力提升下的“现实感”。而对于时下愈加流行“打工诗歌”和“城市”写作我抱有某种警惕。这不仅来自于大量复制的毫无生命感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缺失，而且还在于这种看起来“真实”和“疼痛”的诗歌类型恰恰是缺乏真实体验、语言良知以及想象力提升的。换言之，这种类型的诗歌文本不仅缺乏难度，而且缺乏“诚意”。吊诡的则是这些诗作中不断叠加的痛苦、泪水、死亡、病症。在这些诗歌的阅读中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些诗歌所处理的无论是个人经验还是“中国故事”都不是当下的。更多的诗人仍在自以为是又一厢情愿地凭借想象和伦理预设在写作。这些诗歌看起来无比真实但却充当了一个个粗鄙甚至蛮横的仿真器具。它们不仅达不到时下新闻和各种新媒体“直播”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而且就诗人能力、想象方式和修辞技艺而言它们也大多为庸常之作。我这样的说法最终只是想提醒当下的诗人们注意——越是流行的，越是有难度的。我不期望一拥而上的写作潮流。然而事实却是各种媒体和报刊尤其是“非虚构写作”现在已经大量是关于底层、打工、乡土、弱势群体、城中村、发廊女的苦难史和阶层控诉史。在社会学的层面我不否认自己是一个愤怒者，因为这个时代有那么多的虚假、不公、暴力和欲望。但是从诗歌自身而言我又是一个挑剔主义者，因为我们已经目睹了上个世纪在运动和活动中诗歌伤害的恰恰是自身。城市就像寒冷大雪背景中的那个锋利无比的打草机撕碎了一个个曾经在农耕大地上生长的植物，也同时扑灭了内心往像的记忆灯盏。郊区、城乡结合部、城市里低矮的棚户区和高大的富人区都在呈现着无限加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现代病，而其间诗人的乡愁意识、外省身份、异乡病和焦灼感都“时代性”和命运性地凸现出来。
　　“70后”一代人在乡村和城市面对不是一个单纯的乡土主义者，更不是一个沉溺的城市市侩，而是在乡村和城市的左右夹击中受到无穷无尽的挤迫。所以，邰筐的城市是黑色的，其发出的声调是反讽和严肃的夹杂。作为一个清醒而沉痛的城市和乡村的言说者，邰筐的诗歌意义在于他比之其他年轻诗人更为敏锐、更为深邃的诗歌写作意识和深入时代噬心主题的介入与冲撞。所以，邰筐等70后诗人对城市的抒写，无论是批判还是赞同，都是在乡土视野下完成的。所以，当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无情而无可阻挡地推进，当黑色的时光在生命的躯体上留下越来越沉重的印痕，往日的乡土记忆就不能不以空前的强度扩散、漫洇开来。而邰筐的城市诗正是在时间、历史、体验和想象力的共同观照下获得了直取时代核心的力量。在突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景观中，一切都面目全非了，但是也有一些似乎从未改变。正如那只捞沙子的木船，日复一日的重复着摆渡、装载的程序。城市里的阳光并不充足，雾霾重重。邰筐所能做的就是打开一个个潮湿、阴暗的地下室；城市里的冬天万物萧条，邰筐所能做的就是点亮内心的灯盏在迷茫的风雪路上前行。
　　　　地址：100013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中国作协创研部霍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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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
小说家与诗人的关系很奇怪。
一般读者常常把他们放到一个锅里煮，但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两种人。通常情况下，诗人觉得小说家废话连篇，一句话可以说完的事情，却非要唠叨个没完。他们觉得自己是在炼丹，小说家不过是在烧炭。而小说家对诗人却往往是尊重的。我知道有些小说家对诗歌的阅读量，超过了不少诗人对同行作品的阅读量。不过，对于诗人的处世方式，小说家又常常有点发怵。他们嘴上有毛，却办事不牢。他说是炼丹，但却常常把自己给烧了，烧成了炭。要是你碰巧呆在他的炼丹炉旁边，唉呀呀，那你很可能连炭都当不成了，直接变成灰了。
例子太多了，我就不列举了。
并非完全是出于明哲保身，实际上也是出于对诗人的尊重，我给自己订了一条规矩，那就是绝不写与诗人有关的文章。我当然也认识一些诗人，有的还算过往甚密，但我告诉自己，不是迫不得已，千万不要对诗人或者诗歌发言。我掐指算了一下，迄今为止，我只参加过两次与诗人有关的活动。一次是参加张枣随笔集的研讨，一次是参加与阿多尼斯的对话。张枣已经死了，活着的人好像还没有人愿意亲自跑一趟给他捎话，所以你即便说不到点子上，他也不会笑话你。阿多尼斯嘛，德高望重，听力好像也不是很好，又听不懂汉语，你说什么他都不会在意——哦，想起来，尽管如此，快轮到我发言时，我还是躲到厕所抽烟去了。
但是，例外的情况总还是有的。现在我就遇到了一个，那就是谈论诗人邰筐。
给诗人邰筐写印象记，我一点也没有顾虑。他知道我不懂诗，充其量只是一个诗歌粉丝，但还是愿意让我来写他，这说明什么？我想，这首先说明了他的自信，说明他知道自己经得起误读。一个经得起误读的诗人，才是大诗人啊。博尔赫斯有一句名言，伟大的作家都是经得起误读的。不管人们怎么误读托尔斯泰，托尔斯泰都是一个伟大作家。邰筐是不是能够排在当代最好的诗人的行列，我没有能力做出判断，但他敢把自己交给一个不懂诗的人来写，说明他已经具备了一个大诗人的自信。
我与邰筐的相识，纯属偶然。几年前，我因家中有病人，急得上火。这时候朋友向我推荐了邰筐。邰筐当时已经出任《方圆》杂志社的首席记者。也就是说，我是先认识记者邰筐，后认识诗人邰筐的。这时候我才发现，我与邰筐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在家人看病的过程中，我充分认识到邰筐的正直、善解人意和好义。我随后也知道，作为检察院系统的一个著名记者，他所面对的凶险非我们所能想象，不过他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读到邰筐的诗，已经是后来的事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先入为主的原因，我上来就喜欢上了他的诗。读他的诗歌，部分地修正了我对他的看法，因为诗歌中的邰筐是一个内心纤细的人，在他冷静的外表下，血液在沸腾，驿动的心无限敏感，又充满着男人的自尊。他有担当，也有隐忍。他的抒情是用反讽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或者说是通过反抒情的自我书写来达到抒情的效果。因为写诗他有过一些弥足珍贵的幸福瞬间，但又因为写诗，他又悲剧性体会到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的那个永远无法填满的鸿沟。
在接触到邰筐之前，我认识的诗人绝大多数都曾经是八十年代的大学才子。直到今天，只要他们走在街上，我差不多还是一眼就能够认出他们与别人的不同，当然了，与八十年代相比，他们的容貌和气质都有了很多变化，但那种变化也是大学才子的变化，你只要在其中加入必要的时代参数，都可算出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坦率地说，我认识的诗人当中，像邰筐这样的诗人几乎绝无仅有。他是从田野中走出来的诗人，他不得不以旁观者的身份深入城市，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比城市的原住民更深地介入城市。但在他的身上，你却没有看到一点被异化的征兆。日常生活中的邰筐，实在太正常了。如果用诗人的惯常标准来看，他正常得都有点反常了。比如，他永远是准时的，办事永远是靠谱的，为人处世永远是包容的。他怎么一点都不极端，一点都不作秀。他的朴素和谦恭，莫非就来自山东那片土地的滋养？
有一天，为理想谋也为稻粱谋的诗人邰筐，爬上国贸大厦的顶端眺望日落。他看到夕阳像金色的大鸟，正向远处的群山栖落。接着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挤公共汽车的王羲之，看到了在药材批发市场忙碌的孙思邈，看到了在临沂小商品市场扫货的美国佬，最后他看到了在故乡家中招待客人吃饺子的妻子。这一刻，我认为，我好像读懂了邰筐。
诗话（之二）
每个人心里都曾藏着一个远方；我们一生下来就开始了寻找。
为了走得更远些，我们会随身背一口汉语的水井，怀揣一些梦想的盘缠。我们走了那么远那么远的路，才发现远方依然那么遥远，连缪斯的影子也没瞧见。最初的豪情万丈一点一点地熄灭，在黑夜里，我们沮丧地唱：“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两手空空。”
其实一开始我们都是信的。我们都曾像仰望星空一样寻找缪斯女神的影子，在我们的心里，或许只有白天鹅那雪白的羽毛才能与之相匹配。后来，我们被现实教训得头破血流，在生活的泥淖一次次陷落，而诗歌也从一只优雅的天鹅变成了一只灰头土脸的土鸡。
我们因自身的庸俗而失去了信的力量。圈养在都市的人类，只有日历的更替，而缺少了对四季的感知，我们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不再抬头看星星了。但你抬不抬头，星空都在那儿，你信与不信，诗神依然住在天鹅的城堡。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怀揣梦想赶路的人都曾在寻找中彷徨过，但这不算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注定会成为一个失败者，不是败给了自己，就是败给了时光。
诗歌对于我们来说，也许从来就不是什么真理。
恰恰相反，它很可能就是一个谬论。它不是方程式，不是牛顿定律，不是万有引力，不是一成不变的答案。它很可能与常理背道而驰，是对惯性语言的出其不意。它不一定合理，但必须合情，必须从心灵的本源出发，必须经过情感的沉淀和日常经验的层层过滤。
好的诗歌永远是最后留下的那一部分；好的诗歌应该藏在泪水的后头，在生活的背面；好的诗歌是心灵最深处的那泓清澈的泉水。
诗人都有两个家，一个是他的出生之地，一个是他在自己的心里建造的精神家园。诗人的写作就是在这两个家之间来回奔跑，离不开，也回不去。
在城里生活时间越长，心就走得越远；心走得越远，离开的渴望就会越来越强烈；我们似乎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悖论的诗歌立场上：即肉体生活在城市，灵魂却好像一刻也没在这里呆过，而是梦一般游荡在乡村；这个“乡村”也不是现在的乡村，而是深藏在我们童年和少年回忆里的，它的位置也许离心灵和天堂更近一些。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只有那些在生活中顺应心灵的人才容易找到艺术的方向。写作不仅是反省和批判，更是自我净化和救赎的过程。在浮躁的生活中能抓住就抓住这眼前的一切吧！哪怕是在一个乌托邦里做着一个白日梦。
红尘之中，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忙到浑浑噩噩，忙到无所事事。有时候，我看着大街上的车流飞奔，行人匆忙，像上足了发条的木偶。我就会突然矫情一下，也许诗意的消失恰恰是因为疯狂的速度。这时我就会在心里说，请慢一点，再慢一点……从这一点讲，诗歌恰恰需要从飞船火箭退回毛驴。
这些年，对于诗歌的热爱就像藏在我身体里的偏头疼，它和我若即若离却又须臾没有离开；它让我既痛苦又快乐，就像毒瘾一般没法戒掉。
我只能说我们这一代在生活里陷得太深了。也许我们从来就不缺少直接来自生活的经验。我们小心地算计着人生的得与失，实际的，势力的，实用的，庸俗的。纯物质的社会重新把我们变回了一只只猴子，比猴子还精。
好诗像桃子，它的外在形式应是现代的丰富的新鲜的富有质感的；
好诗像核桃，剥开坚硬的壳之后，就会露出思想的核；
好诗像锥子，会毫不手软的扎进时代的腐肉里；
好诗像锤子，要具有刀削斧凿的力度；
好诗像沼气，它是化腐朽为神奇后的云蒸霞蔚；
好诗是一把万能钥匙，能打开所有心灵的锈锁，会让你找到与整个世界对话的通道。
不遁世归隐，不画饼充饥，我固执地以为我的“天堂”就在人间，清除完垃圾我就准备在原地设计盖房。这里头当然充满了我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深陷其中的城市文明的的探询、发现和质疑。就像一个自己还没填饱肚子的穷汉反而担心人家的饭菜味道不佳一样，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讽刺意味，使我置身于尴尬的立场，像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像滚石上山的西西弗。
古人说“文如其人”。但活出个真我多么不易啊，尤其在这个虚伪欺诈的社会。好多人写了一辈子诗，本质上却是个俗不可耐的奸商。人类诗意的栖居是多么难呐。精于算计设计，人生就如一个局一个套，对面相居不相识，窥视的猫眼，盯梢的摄像探头，除了自己还能相信谁呢？
面容上堆积着虚假的笑容，眼里却是无边的冷漠。每个人心上都好像生了一层厚厚的茧子，心里的冷啊才是一种彻骨的寒。
无限放大诗歌的功能只是诗人的一厢情愿；而所有的偏执和自以为是往往都源于自视太高。两者的副作用基本是一样的。
诗歌就是现实的云霓，日常的奇迹。
写不写诗又有什么区别呢，只要你心里有爱。我们渴望真理，等待你的却极有可能是一个谬误。我们生下来走的就是一条寻找的路，寻找另一个自己，寻找你要找的人，迷途中你举起诗歌的灯盏，照亮的不过是自己的灵魂。
没有什么不是浪子的形象
那落魄的落日
那江面上越飘越远的帆影
没有谁比谁更苦命
在江边游荡的邋遢酒鬼
在江滩公园里捡拾空瓶子的老妪
万物总有它化解悲伤的办法
芦苇在水边写着排比句
老柳树在岸上练习倒立
而江水总是浑浊、无言
从上游到下游
它用浩瀚包容了一切
用诗歌写成的乡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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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车辋到卞庄30里，从卞庄到临沂90里。
从临沂到卞庄90里，从卞庄到车辋30里。
这一来一回的240里，曾是辰水每个周末为诗歌而奔走的路程。
那时的辰水不过20出头，正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年龄，学校刚刚毕业，从梦想的云端一下子被摁到车辋镇农经站的现实岗位上，每天的工作机械而乏味，白天守着一大堆表格忙活，晚上同事们都忙着出去喝酒打牌，他却一个人躲在宿舍里偷偷写诗。在那段枯燥的日子里，写诗成为一个青春苦闷的年轻人宣泄的隐秘渠道，让他乐此不疲。
之所以隐秘，是因为在这个小镇上，他找不到另外一个写诗的人。
渴望交流的辰水，常常一个人深夜爬上不远处的小山冈，对着空旷的四野大声朗诵自己的诗，他的听众仅限于旁边的那几棵树，亦或偶尔划过的一只流萤。
而此时在110之外的临沂城，我和江非、轩辕轼轲等几个写诗的哥们则比辰水幸运得多，三天两头都可以曲水流觞，吃茶饮酒谈诗，好不快活。不过，我们也常常会因为各自观点的不同而像斗鸡一样，拍桌子摔板凳斗嘴吵架，但等不到散场就又和好如初。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江非南下和我漂北京。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可能才是彼此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文学时光。
等辰水找到我们，差不多已经是2000年初夏了。在沂蒙路上的一家小酒馆，腼腆的辰水掏出一摞诗稿，我们一群人一边喝酒一边讨论辰水的诗，那些诗稿成为最好的下酒菜。
辰水的诗歌让大家眼前一亮，我们庆幸“临沂诗群”里又多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小兄弟。
在那以后的几年里，辰水的周末基本都是在车辋至临沂城的奔波途中度过的。
他一大早先坐上车辋至卞庄的乡村中巴，到卞庄汽车站再换乘去临沂的客车。
那些乡村客车多数都是私人承包的，车又破又慢，最要命的是拉不满人还不走，常常在县城一圈一圈地兜圈子，一两个小时还出不了县城。本来是中午的聚会，每次等辰水赶到往往就要下午一两点钟了。坐不了几个钟头他又要匆匆离去，因为回苍山的客车末班车是六点。
不知辰水自己有没有想过，那些年从车辋到临沂之间的奔波历程，可能恰恰是他人生的一笔财富。那种乡村的缓慢和路途中的煎熬恰恰是诗歌切入当下最好的角度，让他观察到了一个真实而鲜活的乡村世界。
他写下了春夏之交那一群群背着蛇皮袋子外出打工的民工对故乡的眷恋，也写下了马车上男女油漆工的耳鬓厮磨。他悲悯的眼光曾投向了那戴着制服帽的女疯子，也曾为寻人启事上丢失的小梅而揪着心。
辰水的心是敏感的也是柔软的，在他眼中，乡村是带补丁的，那走着走着就消失了的小路，那流着流着就分了岔的河流，那河滩上突然多出的一座无名少女墓，那一季季枯而又荣的青草，都曾牵引着他的神经。
他最终的关注点还是落脚到了那片土地上活生生的人。他用诗歌记下了村庄里那些草木一样微不足道的人，乡村教书先生，寡妇杨氏，杀猪的姥爷，长寿的抗美援朝老兵，还有杀夫者杨贵花、偷车贼梁五、偷牛贼毛蛋、拔橛者李二孩……这些人的名字也许一生唯一一次变成铅字是出现在在辰水的诗中，但正是他们这一个个微不足道很容易被忽视的人构成了乡村的历史。而诗人辰水就是那个用诗歌为乡村作传的人。曾经养育他的安乐庄，对辰水来说，就像康斯坦丁诺沃之于叶赛宁。
就在辰水从车辋至临沂每周一次乐此不疲的奔波中，他所在的农村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外出打工的洪流，无数村庄里只剩下50岁以上的老人和13岁以下的儿童。那日渐荒芜的田野和县城城郊的烂尾楼都让他感到一种茫然和无所适从。
原本就寡言的辰水变得越来越沉默，每次聚会他都是话最少的那一个。他这一时期的诗歌也一改以往的纯净和单薄，变得厚实硬朗起来。
又一次文友聚会，辰水带来了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大大的眼睛，小尾巴一样跟在辰水身后。我们才恍然明白，当初那个毛头小伙不仅早已结婚，儿子都这么大了。
有一年，辰水一改往常的习惯，不是周末也常到临沂来，那是他为晚期肺癌的父亲去仁和堂药店抓药。
昂贵的西药和一大包一大包的中草药都没能挽留住他父亲的命。也许直到那一刻，27岁的辰水才明白什么叫世事变迁，什么叫人生无常。
柴静在采访台湾老兵高秉涵时，他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言人生”。
而辰水却说，没有经过生离死别的人永远长不大。
他说，就在父亲离世的那一瞬，他感觉自己长大了。
辰水曾一次次对我叹息：“就在头一年上年坟的时候，为了看清墓碑上的字，我还和父亲一起拂去墓碑上的雪，没想到他这么快也变成了墓碑上的字。”
那一时期，辰水内心的岩浆终于喷发了，相继写出了《墓碑上的雪》、《纸做的秋天》、《和泥土混在一起》等佳作。
不久以后，《天涯》“新千年诗选”头题推出了辰水的诗歌，王光明教授在那一年花城版的诗歌年选一页纸的前言中，半页都在评价辰水，大有如获至宝之意。
2008——2009年我在首都师范大学担任驻校诗人期间，我的导师吴思敬先生谈起辰水的诗歌也是褒奖有加，说假以时日不可限量云云。
这之前或许至今，两位先生都未曾与辰水谋面，这或许就是诗歌的魅力吧。
而作为最好的诗歌兄弟，我和辰水相识已经14年了。
这几年，彼此远隔千里，能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但差不多一两个月辰水都会给我打个电话，兄弟之间没有过多的话，三言两语说个近况就挂了。但我一直没有告诉辰水的是，其实每次通话都会温暖我很久，因为那是来自家乡的兄弟的声音。
辰水兄弟要出诗集了，这是他的第一本，新媳妇上轿头一回，很严肃的事，他非让我说几句，啰嗦了这么多，也不知合不合适。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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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6日于北京一筐居。
在某宿舍楼卫生间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年轻人在水龙头下的洗手盆上垫了一块木板，双腿斜蹬着地面，用左臂支撑着前倾的身子，上身趴在木板上，忘我地写着东西，以致有人上厕所从身边经过他都浑然不觉……有段时期，每晚熄灯铃响过以后，他都会准时出现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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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修辞可以写出无限的诗，没有比喻的诗也可能成为千古名句。”“灯光不用任何修辞就可以照亮世界。”“拿阿什伯利每一行至少要有两个‘兴趣点’的标准来衡量杜甫《三别三吏》的好坏，无疑是荒谬的。”这是去年，我曾在一篇创作谈和对话中同时谈到诗歌的语言问题，表达了我对当下那种醉心于修辞游戏的写作模式的警惕。一首诗歌的成功，比拼的不是谁用的修辞多，谁的语言更繁复更华丽。有时候恰恰相反，我们可能要看看谁更节约修辞，谁的语言更具有穿透现实经验、直击事物核心的力道和硬度，谁更真实地揭示了存在之丑。
当诗歌被咿咿呀呀的呓语搅合成五颜六色的浆糊时，我们太需要给诗歌来一次彻底的过滤并加进一些沙粒或者骨头了。刮掉“雅润清丽”的“形式美”，才可见老树皮的粗糙和沧桑。诗歌不是一个“美”字就可以简单概括的，也不是分行不分行就可以说明白的，很多时候，诗歌还必须是“爪多，壳硬”的某种东西，虽然它身上散发出来的不是小姐的香水味和小资的奶油味，但它却把存在的真相触目惊心地做了一个冷酷的隐喻，因为“图片很震撼”，“生活已如此荒诞”。不敢在诗里加进“沙粒”和“骨头”的写作者，自然也会拒绝对“臭虫”的阅读。然而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仅有美丽得让人窒息的艾斯梅达拉，还成就不了《巴黎圣母院》这样的文学经典，文学作品中还真缺不了卡西莫多这样奇丑无比的敲钟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美”更容易凋谢的了，一如再也没有比“丑”更让人怯于正视的了。波德莱尔写出《恶之花》之后，150多年过去了，竟然还有人抱着浪漫主义式的“韵律美”和“重在抒情”等标准来评判和要求当今的诗人，难怪《臭虫的吃法》这样的诗会被一个不写诗的人指三道四。什么时候我们的读者能坦然面对波德莱尔诗中淫荡的妓女、肮脏的穷人和腐烂的尸体，什么时候他们才会相信世界之“花”暗含病态和畸变，——而实际上，美丑共存是这个世界的常态。一个有良知的诗人或知识分子，其基本的底线是，绝不以美盖丑。套用罗丹的一句话，生活中不是缺少丑，而是缺少对丑的发现。丑并不因为诗人没有写它而消失，它可能会变本加厉地摧毁我们对世界的既成经验和惯性判断，甚至还要更残酷地拷打我们，威逼我们屈从于“美”的欺骗和麻醉。
自朦胧诗人对历史和公众发言的英雄姿态被口语和个人叙事的诗写模式解构之后，近几年的诗歌现场，为数不少的诗人忙于炫技的诗句制造，沉迷于个人情感私密的书写，邰筐的写作却在提醒我们，诗人手里的摄像机和录音笔不是用来自娱自乐的，而应更多地对准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向被遗忘、被省略、被遮蔽、被挤压、被羞辱的人群中投去“波德莱尔式”的目光，发现，记录，存档，见证，回放。他对正在发生的、甚至仍在加剧的世界之疼作出冷静的反应，体现着米沃什“倘若不是我，会有另外一个人到达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的智慧和勇气。也许是内心冻结的焦灼和悲痛太多，他把本该添枝加叶的诗句剔除得只剩下“事实”，以达到如锥画沙、入木三分的效果。当外界的压力卡在了诗歌的脖颈上，诗人根本来不及借助修辞来进行反抗。
从《凌晨三点的歌谣》这首诗开始，邰筐普受关注，甚至被称为“中国的波德莱尔”和“诗歌界的贾樟柯”。“凌晨三点，多数人都在沉睡，诗人邰筐却保持了足够的清醒与敏锐，他用平实的语言、冷静而客观的笔触，勾勒出当下中国城市发展变革的缩略图，显示了诗歌在直面时代、书写现实时所应具备的鲜活力量。”到现在为止我还认为，我曾经写下的这段话甚至可以概括邰筐百分之八十的写作。2011年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他的《臭虫的吃法》，更加坚定了我的认识。
R·S·托马斯写过：“这样的时代，智者并不沉默\只是被无尽的嘈杂声\窒息了。” 邰筐算是在窒息中艰难呼吸并力图冲出“现在进行时”的历史困境的那一个。
写《凌晨三点的歌谣》时，邰筐是山东临沂的普通市民，写《臭虫的吃法》时，他是北京一家杂志社的首席记者。特殊的职业丰富了他的人生经历，也加重着他的诗歌重量。《臭虫的吃法》是他的新作，体温为零的句子无异于一把锋利的小刀，冷静得让人不寒而栗。得了绝症却无钱治疗，想活着却失去了活着的尊严，残酷的现实无情地嘲弄着王建这样的底层人，“等死”与“求生”的矛盾撕裂着人的尊严，让人为之纠结为之剧疼。诗中所锲入的弱势群体在病痛和苦命的鞭打下忍辱负重的无奈抗争，构成了对这个时代的强烈反讽。这是根植于生活甚至新闻事实的、有深度的写作，有一种力透纸背的力量，佐证着诗人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关怀。诗人善于挖掘和敢于担当的勇气令人敬佩。吃臭虫是底层民众遭受不完善的医疗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冷落和抛弃的一个特例，但它无疑是一个关于卑微存在、关于生与死，屈辱与尊严的有效言说，其本身的警醒意义和呈现力度超过了《凌晨三点的歌谣》。《凌晨三点的歌谣》是时代场景的冷静展示和人性温暖的无声关照，吃臭虫已在冷酷的现实语境中形成了控诉的暗流，它以诗歌的拳头让这个时代为此蒙羞。邰筐特别善于把一个简单的场景故意写得拖沓庸长，类似于特写镜头，“不急不徐，不悲不喜”，一点一点逼近，用尽量多的时间，来考验读者的阅读耐心和忍受程度，让读者纠结于这种貌似“不惨烈，也不夸张”的吃臭虫现场，而他和他书写的小人物却“平静得好像没有一丝屈辱”。
当下，不是缺少好诗，而是缺少直击现实困境、发人深省、可以刷新“现实主义”诗写的力作。“凛然不可犯的决心：拒绝把生活空虚的理想化，拒绝浮面的欢愉与自足。他要返回存在的本质层次，艺术家的身份去面对真正的命运。如果生命包孕了那么多大伤痛、大恐惧、大欲望，那么，以强力挖掘进去，看个底细，尝个通透。”邰筐正朝着波德莱尔所表述的这个方向孤独潜行。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大伤痛、大恐惧、大欲望是拒绝修辞的，或者说，当大伤痛、大恐惧、大欲望强烈到只要我们直接表达出来就足具冲击人心的诗歌张力的时候，我们无需涂脂抹粉地绕来绕去……诗歌不是躲躲闪闪的修辞句，而是迎头而上的坚硬之物。
诗歌之丑，恰是存在之真；拒绝繁复的修辞，恰是落地生根的诗人之痛。《凌晨三点的歌谣》和《臭虫的吃法》这样的诗出现在我们疲软的阅读经验中是个不小的意外和惊喜。从邰筐身上，我们再一次明白，不能太信任和依赖抒情，诗歌要尽可能回到晦暗不明的现实，要有在场感，包含着“丑的重量”，掷地有声。还有，语言要洗尽铅华，少用不必要的修辞，朴素和干净的语言更有力道。邰筐的诗歌风格和诗歌价值观与他原来的生活经历和现在的生存状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每一个坚硬的时代，都需要邰筐这样的诗人，哪怕只有一个。他患上了诗歌的偏头疼和知识分子的心绞痛，在众人麻木的时候，他失眠，在黑暗中四处张望，像一头失败的狮子喘着粗气。诗人替我们看见我们没有看见的，表达我们怯于表达的，一切。
臭虫的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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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6.51.24.6
2005CTCT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