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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说说毛时代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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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奴们的任何政治观点的表达都是凭借着自己的意淫和想象，用口号款式喊出来的。他们没有事实证据，也从没有逻辑推导。所以他们的口号款结论基本上都是谎言。毛奴们的谎言很多，但毛奴们最荒唐可笑的谎言就是说毛时代官场清廉、没有腐败，社会道德良好，人与人之间善良、信任。我也不想跟这帮蠢货废话了，就让事实说话吧：很多人说现在的人金钱至上，毛时代的人大公无私，下面这个就是毛时代的贪婪：“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以及在愚昧无知的农民出于“搞死”“二十一种人”及家属，“防止他们屠杀革命群众”，甚至是出于抢夺一点及其可怜的财产、夺人妻女的自私欲念，引发了涉及到湖南零陵、邵阳地区、广西贺州、桂林地区的八月大屠杀。&&月初，大屠杀从湖南道县发源，迅速波及零陵、邵阳、广西贺州、桂林地区，被杀害的“二十一种人”及家属3万余人。因下放江永到长沙知青大逃亡回长沙后，及时将大屠杀信息向47军反映，并以大规模抗议、写大字报、大标语、组织大型表演的形式，向社会披露，为中央得知下令制止，而已被“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判处死刑准备执行的近万人，在变卖家产和借债赎身后死里逃生。” “据调查：各地均对杀人凶手有奖励：杀1人最高15元，大多为5～10元，最低3元。这是新化县维山乡茅岭村杀人凶手谭万民（左2），时21岁，大队红卫兵头头，为杀1人3元、打电筒2元的“补助费”，每次杀人都到场杀人或参与，并抱怨制止“杀人风”是“断了财路”。当年，他对人谈到：开始杀人还有些怕，不过，杀几个人后就好多了，反正比出工轻松多了，也赚钱也多。请读者注意养成这种心态的文化生态！&&&& 邻近的四都公社规定：杀1人5元。大队支书吴寿生说：还是他得路，这场运动中，他搞到七八十块钱！调查中找到线索而意外没见到此人。&&&& 采访中， 作者找到正在水库打工洗沙的杀人凶手谭万民（左2），与之合影为证。大屠杀中，“贫下中农最高法庭”杀夫夺妻，令欧荷莲（右2）改嫁恶名昭著的贫农光棍汉而其死不从命。这是受害人欧荷莲及八月大屠杀中部分被害人家属在接受采访。”-----------------摘自余习广《40年过去，听幸存者讲述那场八月大屠杀之一》（，有图有真相）很多人说毛时代官场清廉，其实这从逻辑上都说不通，如果毛时代官场没腐败，毛左们那些官员老毛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惩治腐败的说法就说不通了。还有很多人认为毛时代老百姓可以任意揪斗官员，官员都老实的像避鼠猫似的，下面就是毛时代官员们的风范：事实一：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 && 敌人残害人民的主要刑罚、手段汇集&&&&前冬去春阶级敌人采取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刑罚、手段，残害贫雇农和广大群众，不少群众被致死，人身遭受到极大的摧残。现将运动中揭发的主要刑罚、手段，简要汇集如下： && 1、锄头砸大脑：上石桥公社冯寨大队中队长蔡文清（父亲当过20年伪甲长），把因没饭吃而杀猪的社员蔡德宇弄到大队，用锄头在脑门上猛打，打的头破血流，当场伤（丧）命。 && 2、剁手指头：达权店公社付社长陶幼卿，去冬到小店大队看见社员柯子文拿食堂一点东西，便逼柯自已用斧头将手指剁掉两个。 && 3、火剪夹耳朵：余巢公社马糟大队长●瑞江，前冬逼迫社员雷显生投资，雷说没钱，当即剥光衣服，抬起来摔掼，并用火剪把耳朵夹掉，以后死去。 && 4、铁丝串耳朵：钟铺公社观店管理区妇联主任易守青，前冬进城开会时，社员陈开元拿了她两件小东西，回去去后即把陈关起来，用烧红的粗铁丝把双耳打通，又用细铁丝拴在●●上，后伤残。 && 5、 脸上刻字：伏山公社月塘大队贫农衬员高少银于60年 6月份摘了几个豌豆角，被大队长陈德珍知道后，先吊起来打，后用小针在脸上扎“小偷”二字，血迹内涂上黑墨。 && 6、缝咀：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付支书●先华，前冬把贫农社员范守琴的嘴用大针粗线缝起来，缝的鲜血直流，伤重而死。 && 7、咀上拉弓：何店公社四顾墩大队有个孕妇落月时，因没饭吃骂了一句，大队支书王克干（伪甲长）听见后，马上在竹园里砍一根竹子，弄成弯弓形，插在孕妇的嘴里，当即把孕妇的嘴撕成两半。 && 8、大针扎咀：何店公衬官●大队生产队长涂族荣，把一个因为没饭吃而拔几个罗卜的妇女拉到管理区，用大针把嘴扎一圈子，以后死去。 && 9、 割咀唇：上石桥公社崔楼大队付支书汪守兴，于60年 2月分审讯贫农社员李世有时，用小刀将李的上、下唇割开，鲜血直流。 && 10、称钩子勾咀：钟铺公社三教河大队支书阮永安（土匪，伪军班长），前冬把雇农余培●的儿子（15岁），用称钩子从咀里勾进去，从鼻孔里兜出来，当场被钩死。 && 11、铁铣铲胫（颈）脖：上石桥公社周寨大队治保股长张●芝，前冬将社员申利海的母亲捆绑起来，先毒打，后用铁铣在胫脖上狠铲，被铲得鲜血直血，当场昏死。 && 12、铁丝烙肛门：何店公社四顾墩大队支书王克干，前冬把作业组长梁祖海吊起来，用烧红的铁丝向肛门里通，当即通死。 && 13、松枝扎阴道：何店公社宫畈大队生产队长涂*荣，前冬把一个妇女衣服、裤子扒掉，用松枝扎阴道，扎开后撒上青灰，再扎再撒，以后死去。 && 14、通肛门：上石桥公社张畈大队中农社员傅万江，于1959年11月分挑了一担稻回家，这情况被住队干部彭帮后知道后，用一尺五寸长的铁条，对准傅万江的肛门通进去，当场通死。 && 15、踢阴道：上石桥公社冯寨大队生产队长蔡文清，前冬逼迫社员左右珍说出杀牛人的姓名，左说不知道，蔡即对准左的阴道口踢几脚，当即踢的鲜血直流。 && 16、煤油烧：钟铺公社王平塘大队干部丁祖琴，前冬把贫农社员徐正清，先弄到大队打，打死后抬到山上，盖上稻草，浇上二斤柴油，点火燃烧。 && 17、干柴焚烧：钟铺公社三教洞大队治保主任彭启民（特务份子），把社员陈祖更、徐正舟二人拉到大队部，硬说杀死了耕牛，把衣服扒光，用湿绳绑起来，燃上干柴，燃烧烈火，活活烧死。18、火烧婴儿：余集公社杨湾大队中队长杨国和，在锅灶里煮了一罐饭，社员胡月英的小孩（三岁）抓了一点吃，杨看见即把小孩摔在院子里掼，后又将小孩塞在锅灶里烧，活活烧死。 && 19、火锅烙：上石桥公社前山坎大队生产队长吴昌龙，前冬“盖大锅”时在食堂烙馍吃，被贫农社员刘保山的六岁小女儿看见，吴当即把小孩按在烧红的火锅里烙，脚、腿、臀都被烙伤，后又摔在雪坑里冻饿而死。 && 20、火灰灌肠：长竹园公社武畈大队油厂会计张泽迪（国民党员，特务组长，47年杀害解放军二名）将外队逃来的贫农社员周某某吊起来，身压青砖用火灰灌在周咀里，并把咀唔住不准吐出，当场致死。 && 21、大椒面渗烟薰：长竹园公社岳卜大队支书张之友，前冬把贫农社员汪晋亭吊在餐厅里，用燃着的纸烟撒上大椒面对鼻空里薰，当场薰死。 && 22、吊大拇指：上石桥公社金●大队贫农社员潘●●，前冬没饭吃捏死一条小牛，被该大队支书刘炳荣知道后，即将潘的两个大拇指拴在一起，吊了一天一夜，连吊带打而死。 && 23、稀饭缸里烫：达权店公社前湾大队队长石大喜（小保队，已法办）前冬打饭时，12岁的小学生吴长先扒在缸边拾了几粒饭吃，石即将小学生两腿提起来，头朝下，塞在稀饭缸里，当场烫死。 && 24、大拇指和大脚指头捆在一起吊：余集公社文桥大队干部余良方，前冬按其反革命父亲的吩咐，将社员余前责的大拇指和大脚指头捆在一起，吊起来进行毒打，打后死去。 && 25、吊起来用石头压：上石桥公社崔寨大队支书胡力（富农成份，伪兵痞）前冬强迫贫农社员林殿云承认偷稻，林不承认，即将林双手反绑吊在梁上，剥光衣服，身泼冷水，胫脖上挂两张铁犁（约60斤）身压一块40余斤大石头，当场即死。 && 26、两头吊，中间骑人：上石桥公社●●大队付支书刘道立，把因没饭吃而杀牛的社员毛德●，双手绑在一起吊在屋梁上，双脚绑在一起吊在窗户上，在腰上骑个人乱颠，咀里塞生牛肉吃。 && 27、铁棍吊打：上石桥公社张●大队●●生产队长●发龙（已法办）前冬把因饥饿而吃死人肉的社员傅●田，衣服扒光，吊在梁上，让十六个社员，用铁棍打 200多棍，当场打昏死，次日死去。 && 28、身压石条，再上人踩：何店公社四顾孜管理区总支书记刘乃发（已法办）前冬把社员候传轩捆起来，绑在凳上，身压一块百余斤石条，再上人踩，当即压的口吐鲜血，三天后死去。 && 29、跪磁瓦砾：何店公社下店大队治保股长王培玉，前冬把一个妇女衣服扒光，先毒打一顿，后拉到大路边，跪磁瓦砾。 && 30、头朝下掼：城关公社新华大队妇女主任梁秀英（已法办）前冬把社员拉到大队斗争，逼迫两个人抬起头，头朝下使劲掼，头脑掼破，当即死去。 && 31、从高坎往下摔：伏山水库民工队长赵承鳌，前冬把民工陈东●从五尺高的大坎子上往下面摔，当场被摔死。 && 32、灌大粪：达权店公社九曲河大队队长吴宜学（伪保丁、小保队，已法办），去春把贫农社员刘瑞成拉到大队部，先进行吊打，后把刘摔倒，弄一碗大粪灌在嘴里，当即呕吐不止。 && 33、逼迫吃屎：钟铺公社三教洞大队支书徐荣品（已法办），前冬硬叫社员谢昌玉投资银元六百元，谢拿出四十五元，徐说不老实，把谢拉到厕所，逼迫吃屎，不吃就打，谢被迫吃了一堆屎，次日即死去。 && 34、逼迫社员装狗吃食：何店公社峡口大队支书芦永民，前冬把十个因没饭吃而拔菜拔罗卜的社员，拉到大队部，每人给一碗稀饭，强迫社员跪在地下，装着狗吃食的模样吃饭，不这样就毒打。 && 35、戴“狗头”游乡：何店公社卜店大队治保股长王培玉，前冬把拔了几棵菜的贫农社员杨允新，捆到大队部，用纸做个“狗头”，戴到头上，到各食堂游乡。 && 36、头顶方桌，再上人压：伏山公社七里冲大队红专学校教员高运芳，前冬逼迫社员甘世发头顶方桌，方桌上又上四个人压，当场压倒。 && 37、结发抬：上石桥公社五岔塘大队支书张保铎，于是年强迫社员余国富、张泽海投资，因无力投资，便将其二人的妻子头发结在一起，中间插上抬杠，两个人抬着跑，边跑边摔。 && 38、手脚捆在一起抬着跑：上石桥公社干部李长彬，前冬派两个民兵，把因饥饿而杀牛的老社员胡学信，手脚捆在一起，用杠子抬着跑四里多路，活活抬死。 && 39、耳朵扎通拴在牛尾上：余集公社雷冲大队原治保股长刘义民，于前年春节晚上，把衬员花●昌等三人的耳朵用大针扎通，用麻线串在一起，拴在牛尾巴上，牛尾巴一摆动，三个人即跟着挣扎，当场死去一人。 && 40、冰田拉犁：上石桥公社阮岗大队支书杨允年（已法办），前冬硬强迫社员王天福、蔡振礼等七人在冰田里拉犁，杨手持木棍站在田埂上，谁不走就用棍打，结果当场致死三人。 && 41、雪下冻：县工会主席朱德田，前冬在上石桥公社张畈大队，把一个偷了一点菜的小孩衣服扒光，推在雪坑里，一夜冻死。 && 42、雨淋：上石桥公社中队长马成良，前冬把贫农社员岳德雨衣服剥光，五捆大绑，推在外面淋雨，连淋带冻而死。 && 43、摔在塘里淹死：何店公社高斛山大队食堂会计黄盛年与其老婆偷烙油馍吃，被贫农社员杜传金的儿子看见，当即把小孩捆起来，用罗筐盖着，半夜时摔在塘里淹死。 && 44、活埋：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付队长陈恩建，前冬将身患浮肿病的贫农社员万忠文抬在山上，用锄头对头脑猛砸，接着埋掉。 && 钟铺公社平塘大队队长李奠忠（土匪），去春把两个摘豌豆的小学生，拉到山上挖个塘子活埋掉，幸被人得救未死。 && 45、剥人厅、落魂厅：城关公社党委付书记戴云霞（已法办）、福利厂厂长张青山（国民党员、伪县政府书记处书记，已法办）两人为主，在机关“收容所”内设立剥人厅、落魂厅，凡被扣押的群众，都先到剥人厅剥光衣服进行斗争，快死的群众抬到落魂厅进行冻饿，并采取鲤鱼扣腮、猪啃蹄、鸭子浮水、大针扎等手段残害群众，收容二千九百多人，致死一百二十多人。 &&&&&&&&&&&&&& 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一九六一年元月十五日事实二：天崩地坼向深渊&&――庐山会议后的反瞒产与大饥荒（摘抄）&&&&&&&& 余习广就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力争完成今年对外贸易的收购任务和出口任务的紧急指示》，强调“完成对外贸易的收购任务和出口任务，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重大问题”，“影响我国的对外信誉”。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紧急地动员起来，抓紧今年最后的六十多天，采取突击的方法，力争完成今年对外贸易的收购任务和出口任务。” 按照“五千亿斤”的指标，1959年全国粮食实际征购量和出口量，分别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1348亿斤和83.2亿斤！比较较高征购量的1957年而言，1957年粮食实际征购量占总产量17.4%，1959年是1957年粮食实际征购量的2.28倍。随即，国家计委和粮食部将征购指标分解落实到各省、市、自治区。时值秋收，为证明取得了“更大跃进”，各地区不约而同更大程度上搞起了高指标，报高产，高征购。&&实际上，1959年大减产已成定局，而各级干部或是为了邀功请赏，或是害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昧着良心，睁着眼睛说假话，硬是强调1959年实现了“更大跃进”，取得了空前绝后的大丰收！报高产就要高征购，一场惨绝人寰的由高征购引发的大悲剧席卷全国！为了表现出“更大跃进”的精神，各省、市、自治区又分别将国家分配给该地的征购指标数字拔高后，分解落实到各地区，然后层层加码，一直下达至各公社和生产大队（部分地方仍然保持管理区的名称）。时值秋收，上级下达高指标，下级上报高产量，“各级工作的中心，一切围绕粮食征购”；完不成任务，暴力相加。1959年的粮食征购，政策上唱起了三部曲：&& 第一步，高指标，高征购； 从中央到地方，上级定下粮食征购高指标；而为表示超额实现“更大跃进”，下级必须上报更高指标。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 第二步，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入库封仓。 在1959年秋收以后，全国各地大多数实行了一种粮食征收政策，叫做“四就”――就地收割，就地打场，就地征购，就地入仓。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不是湖南话，全国通用。“就地”，明白吧？它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什么？就是你报的指标这么高，“四就”征购以后根本达不到，进到国库的达不到指标，完不成指标，全国我看到的18个省市自治区下达的文件，都是用“四就”政策征购，据我了解其他地方莫不如此。当然，凡是搞的越积极的、越卖力的地方，粮食就绝的越彻底，而很多本乡本土的，比如我们湖南澧县就搞的非常厉害。为了搞到粮食，从中央到地方，一再强调先国家后集体，先安排征购后安排生活。由此而来，绝大多数地区采取措施，在收割时边收边征的四大政策：即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入库封仓！ 在“先国家，后集体”的政策性口号下，在人民公社体制之下，各地普遍实行了“完成征购任务，再留口粮，种子粮”的政策。而在“更大跃进”口号下，完成高额征购任务后，农民的口粮，种子粮所剩无几。许多地方，收割下来的粮食，全部变成征购粮，还不够完成征购任务！秋收之后，直接造成了公共食堂缺粮断粮，而在无论男女老幼，一律吃食堂的广大农民，也由此断粮！除西藏和新疆我情况不明外，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其它地区普遍推行“就地征购”。其中，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甘肃、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许多地区，纷纷提出“颗粒归仓”的口号。 “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入库封仓”政策，是当年造成广大农村普遍缺粮，进而发生大规模饥荒死亡的根本性原因所在，也是长期为漂浮于依据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来研究大跃进史专家们的盲区所在！ 第三步，武装护粮。&&由于个别地方出现饥民偷粮抢粮现象，全国各地普遍实行武装护粮，即派军队、警察、民兵武装守护粮仓粮库。一些地方下令，若有偷粮抢粮者，就地正法。农村各地也大量发生饥民偷青而被打死的事件。暴力催生的高指标层层升级，暴力血腥的高征购，达到大规模惨绝人寰的程度；为完成高指标下的高征购任务，农村基本实行“先国家，后集体；先征购，后口粮”的措施，即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入库封仓。致使时当秋收之际，公共食堂即告粮荒。“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风行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反右倾” 运动，上上下下的暴力化政治斗争，造成党内和社会上的高压恐怖。暴力催生的高指标层层升级，暴力血腥的高征购，达到大规模惨绝人寰的程度。为完成高指标的高征购任务，全国农村实行“先国家，后集体；先征购，后口粮”政策，相当地区实行“四就”，即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入库封仓。“四就”征购、反瞒产，各地社员普遍叫它“绝户征购”。即使如此，由于征购任务的高指标与粮食实际产量相去甚远，当年粮食征购任务还是难以完成。为此，在中共中央部署下，全国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反瞒产”运动，这是一场赤裸裸的大规模暴力化运动，造成大量骇人听闻惨案。 此一阶段，呈现出“三化”特点：政治斗争暴力化，粮食征购绝户化，人口病、死爆炸化。很多人说毛时代的人有道德，下面就是毛时代的道德：“据零陵地区在“处遗”中查明：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１７日，历时６６天，涉及１０个区，３６个公社，４６８个大队，１５９０个生产队，２７７８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４１９３人，逼迫自杀３２６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１０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９０９３人，其中被杀７６９６人，逼迫自杀１３９７人；另外，致伤致残２１４６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３５７６人，四类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贫下中农１０４９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４１１人。其中未成年人８２６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７８岁，最小的才１０天。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１４，０００多人) 。杀人手段总计108中，可基本归纳为10大项∶１、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２、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３、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４、炸死（又称“坐土飞机”）。５、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６、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７、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８、绳勒（含勒死和吊死）。９、火烧（含熏死）。还有许多妇女被奸杀，孩子被活活摔死。杀人团不但杀本地人，外地人也不能幸免。出差的、探亲访友的、做生意的，都一一盘问。查出身、查观点（是湘江风雷派还是红高司派）、查组织、查到道县来的目的，查探访什么人。查出嫌疑，不问青红皂白，交由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登记注册，拉出去就枪毙了。谓之格杀勿论。这些被杀的外地人就达七百多人。当时对道县惨案进行过三次统计。第一次统计，共杀4500人；第二次统计，共杀6500人。第三次调查是由47军刘副参谋长负责，由原检察院检察长阎维胜任组长。调查结果显示，确切数字是两万人，包括本地和外地立案注册的人和本地和外地失踪的人。这最后一次调查因为是由军队的代表负责，同时还有原来就反对杀人的阎维胜等人参与，应该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就在道县大屠杀接近尾声之时，道县的有良知者阎维胜、周志清、蒋良信、何适、王恩昌、周家丰、周贤维、刘香喜等8人，冒着生命危险，走访了一百多名当事人和目击者，走遍了道县的村村落落，含着热泪听那些孤儿寡母叙述他们亲人惨遭杀害的经过。最后写出了道县屠杀经过大事纪三百多页，记录了有名有姓的六千多名死者的全部材料。前后半年，用多种方式向湖南省委和党中央汇报，控诉熊丙恩等杀人魔鬼的罪行。中央着令湖南省委调查上报，湖南省委又批转零陵地区，零陵地区又批转道县县委。材料就象一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最后又回到了被告熊丙恩手上。熊丙恩和道县县委向零陵地区报告：死人是实，是两派群众组织武斗时被打死的。零陵转报省委，省委再转报中央，皮球按照原来的路线又转了一圈。一个圈的时间是整整一年。而8名上书者则遭到程度不同的残酷迫害：阎维胜，因为姓阎，又是北方人，被扣了一顶阎西山特务的帽子，关押了一年，在监狱里受尽了毒打和折磨。周贤维、周家丰两人，曾任大屠杀专案调查组副组长，被长期关在牢里，先后受迫害死去。蒋良信，则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劳改10年。刘香喜，被判死刑，后改为20年徒刑，在牢中被打得死去活来。”----------------------------《“文革”武斗博物馆：道 县 惨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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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武斗博物馆：&&&&&&&&&&&& 广西柳州大刮“十二级台风”事件这是1968年9月～11月，广西柳州市革委会、柳铁革委会和柳州警备司令部指示下，在全市刮起“十二级台风”运动中制造的一系列惨案。日，柳州市革委会、柳铁革委会和柳州警备司令部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告》 (简称“九一0公告”),将一些派性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成立了65个连、8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在全市刮起“十二级台风”，开展针对“四二二”派和“四类分子”的大清查、大迫害、大屠杀。据柳州市电视台编写的《柳州风云》称：“文革”十年，柳州市非正常死亡1041人，冤案受害人员11000多人。而《柳州地区志》第754页称：全地区“文革”共死9787人（包括被打死和迫害致死者）。在柳州市这场大刮“十二级台风”、“坚决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各县都挂起了杀人风暴，成为“文革”时期死亡最为严重的阶段。《鹿寨县志》第17页称：1968年“8月至9月，全县掀起所谓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的高潮，大抓所谓叛徒、特务、反共救国团、牛鬼蛇神、坏头头等，游街批斗，乱打滥杀，计先后因此死亡者1000余人，其中干部102人，中共党员18人。”“9月，工人宣传队、贫下中农宣传队进校领导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一批教师和学生头头被批斗，40余人被迫害致死。”《武宣县志》第418页称：“全县非正常死亡526人”。《来宾县志》第468页称“全县被无辜杀害和迫害致死者达425人”。《柳江县志》第22页称：“文革”中，柳江刮台风，7月3日后，“由死166人增至死1183人”。《融水苗族自治县志》称：融水县1983年为在“文革”中被以各种罪名迫害致死的935人平反昭雪。《三江侗族自治县志》第24页称：“文革”中，“900多名被迫害死。”《融安县志》第177页写到：“在‘处遗’中，查清融安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共1416人，其中，农村、城镇居民1228人，机关干部职工188人。”而1969年12月融安县公检法军管会上报的数字是：查明刮台风乱打死1089名（其中地主分子112名，富农分子61名，农民475名，工人9名，学生21名，伪军官20名，其他391名），因刮台风造成自杀126名（其中地主分子18名，富农分子10名，农民64名，工人2名，学生14名，其他8名）融安雅瑶乡上报的数字是：打死112人.融安大将乡上报的数字是：7、8月共杀106人，其中四类分子51人。文革中共死亡146人，其中干部工人17人、群众78人、四类分子51人。融安大良乡上报的数字是：打死70人，自杀17人。在该屠杀事件中，还发生了大量令人发指的虐待事件。据柳州铁路局的有关调查报告记载：“六八年十月七日，因六月武斗死亡埋在桂林工务段后面山坡上的灵川县公路段黄绍鸿和九屋公社民兵石安保的亲属来取尸骨。上午，在桂林工务段的潘广志和唐景麟的积极配合下，武装强令桂铁地区党委书记钱星林等干部群众（包括小孩）五、六十人（“四二二”派――编者）用手扒坟取尸骨。更残忍的是，由于尸骨埋的时间不长，尸骨还有腐烂肌肉沾连，唐景麟即令他们脱衣服包尸骨，每人用舌头舔尸骨三下，扬言谁不舔就打死谁，吐口水也要打。在唐等人的威逼下，每人都被迫舔了三下尸骨。”（习 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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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零陵“八?一九”残杀“黑五类”知青事件( 18:33:46)转载标签： 杂谈 分类： 文革专题&&&&&&&&&& 湖南零陵“八?一九”残杀“黑五类”知青事件&& &&这是日，在湖南零陵地区大屠杀风暴中，零陵县前进公社发生的屠杀下乡知青的惨案事件。因“文革”后零陵县城芝城镇（亦为零陵地专所在地）改名为东风镇，故又称“东风镇惨案”。 &&日，湖南零陵地区“四代两站”派和“六条战线”派两派群众组织在永州城发生武斗后，零陵地区武斗连连。8月，零陵地区发生以道县为中心，波及11个县的大屠杀事件。 &&1964年9月，因实行毛泽东的阶级路线，大批家庭出身不好的长沙和零陵城市青年被下放到零陵地区农村当知青。“文革”后，因长期受到阶级斗争的压制，下乡知青一般都支持当地造反派，大都参加了“工湘”派。零陵地区武斗最猖獗时，芝城镇（零陵地专所在地）两派大撕杀，双方死伤数十人，其中多数是长沙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因此，下乡知青被时称保守派的头头和支持该派的地方当权派视为眼中钉。而下放知青与当地农民也存在着不少矛盾。下放知青每月可领到国家津贴，农民则终年劳累也缺衣少食；知青尽管身在农村，却仍然不变城里人的做派；更重要的是：知青下放，国家并不减少对接受知青的社队的粮食和农副产品的征购任务，农民认为知青抢吃了农民口粮。等等。因此，保守派的当权者在大屠杀风潮中策划对知青的屠杀，很容易就得到了该派农民的响应。 &&在道县8月大屠杀开始后，道县铜山大队在屠杀中开始把风向转向下乡知青了。该大队有二十多个知青，知青手里有几枝枪，为了自卫，与当地“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进行了激烈的枪战。知青中己有死伤，一个知青被吊死在樟树下。在道县8月大屠杀中，先后有7名知青遭到杀害。 &&8月19日，道县牛路口团结大队牛路口知青点接到江永县知青报信，说江永已经开始杀知青。21日，知青们接到牛路口公社武装部准备对知青下手的消息，于是决定开始突围。这支37人的逃亡队伍，向西南出广西永安关，然后晓宿夜行，过汶市，直插广西全州方向，于25日在全州车站上车，返回长沙。他们中有人随即在街头贴出大字报：《道县告急!知青告急！》，将道县惨案和零陵地区大屠杀及知青危境公诸社会。 &&随即，零陵县也发生了大规模杀人风潮。在零陵县保守派头头和武装部负责人授意下，保守派民兵决定对各公社知青进行屠杀，首先就拿长沙知青开刀。风声传开，引起各知青下放场点的恐慌。据当事人彭稚鳌回忆：8月18日晚，前进公社知青点周围的山头上突然出现许多火把，还不时传来枪声。长沙知青集中的这块地方似乎已成为某种目标，这促使我们决定赶快逃离那里。一时间，知青们急速相伴返城。 &&8月19 日下午3点多钟，下放零陵县前进公社的20多个知青，搭乘前进公社的一辆货车，去几十里外的县城，零陵知青要回家，长沙知青怕逃亡中发生意外，想去县邮局给家里汇寄积攒下的生活补助费。当卡车进入零陵县城入口处，即遭到预先设伏的杀人者的伏击。他们在公路上拦挡了三根捆在一起的杉树。当汽车停下，知青下车搬树时，埋伏在公路旁零陵县东方红小学校内的民兵们一起朝汽车开火，步枪、冲锋枪和机枪子弹密集地射向车上，并用迫击炮向汽车开炮。经过数十分钟的射击和炮轰，民兵们冲到车前，命令车上还活着的知青下车。下车知青又遭到民兵们的射杀。 &&在这场屠杀中，一共打死了9个知青，他们是：何小明、唐立人、杨海洲、吴德胜、陈文华、王成章、廖忠普、余泽、彭柏元。9人中，彭柏元1人是零陵知青，其余为长沙知青。伤15人。 &&该惨案引起社会强烈震惊。返城的下乡知青和家长们纷纷向湖南省革筹、湖南军区和中央呼吁，要求严惩杀人凶手。在零陵，枪杀知青的派性组织慑于罪过很快解体。数日内，整个前进公社所有知青全部撤离。 &&“八?一九”惨案，引发了零陵地区下乡知青的全体大逃亡，引发了湖南大多数地区下乡知青的1967年返城风潮。 （资料来源：零陵地区及县“处遗”材料；彭稚鳌：《血溅东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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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r代的道德，其是雷h同志Y的比^到位――Υ锩罕，要像春天般嘏ΥA橙耍袂镲L呗淙~一酷o情。}是，今天你是革命群，也S明天你就是A橙恕O(∩_∩)O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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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大饥荒灾情上毛泽东主席书》&&&&&&&&&&&&&&&&&&&&&&&&&&&&&&&&&&&&王万成&&主席：你好！&&&&当我坐在桌旁向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心中非常沉闷、抑郁、苦痛。……主席：这是一篇用血和泪写成的字句，不知你能否收到？主席，如收到请仔细阅读。… …我回到故乡，首先见到的就是粮食问题，我家所在食堂粮食标准（旧秤十六进位）：一级――成年人，每人每天13两(包括犁田、担谷、担粪等农村主劳力)二、三级――成年人，每人每天11两(乙级劳力)四、五级――成年人，每人每天9两(半劳力)附带劳力――老年人，每人每天7两五、六岁小孩――每人每天5两一岁小孩――每人每天2两每人每天平均半斤粮。我走过很多地方，粮食定量大同小异。 由于农民肚皮未吃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人一天天消瘦。他们的面容变黄了，走起路来东倒西歪，好多人手中拿了一根棍子才能走路。特别是老年人、小人，就更恼火了，普遍足也肿了，一直发展到全身肿，全身肿后，人就死了。党也曾设想了很多办法来挽救，组织医生下乡治疗，但是，党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未从粮食上解决问题。我知道有一个管区一下就死了1百多人。有的全家9口一齐死完，其中有好几个还是精强力壮的。我曾经亲自住在一个公社社员家中，他家中只有3个人，3个人都皮泡脸肿，食堂配的粮食不够一顿吃。我走后，听说他们3姊妹都住到管理区医院中了。农民未吃饱，生产不好，有很多管区连公粮、统购还未上清。秧子栽来越密越好，连薅都未薅过；有的麦子点下去，也未薅过就收麦子。肥料很少，生产一年不如一年，猪只减少。我住的那个管区。建社时猪是160只，现在只有8只了。鸡、鸭、鹅少了十之七八。……这样下去，农民是吃不消的。由于营养缺乏，不知有多少善良而勤劳的农民付出了无辜的生命！ 主席，你救救他们吧！……严重缺乏粮食所引起的病，有好多医生当着某些人就说成是一种什么病菌，什么传染病所致。但离开那些人后就谈了知心话。我曾在一个公社医院听见几个主治此病的医生说过： “什么足肿病？为什么病这样多？主要是肚皮未装饱。这些话不好说，一说就给你戴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 现在，这种欺上压下的干部在我们祖国大地上真是太可怕了，我亲眼看见了许多。他们明明看见农民停火，没有粮食吃，他们还高高在上的向农民讲“艰苦奋斗，跃进再跃进”， “增加生产、苦战三年”，他们明明看见农民有病，快饿死了，还睁着眼睛叫农民“打夜战 ，积极干”。……主席，人民的救星，希你组织起检查团来看看饿死了多少农民，把官僚主义者、阳奉阴违、好大喜功的犯罪分子从人民领导岗位上撤职下来。主席：你在工业上，在人民事业上是有很大功绩的。但农民一年到头干，到头来连一顿饱饭也吃不上，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些情况呢？难道你被一群官僚主义者所包围，所蒙蔽了吗？主席：你应该立即从会议中、从汽车中、从办公室中、从书斋中、从美味的食品(此处似乎有遗漏,待核对后补_编者按)主席：我很激动，我看见农民因粮食吃不饱而慢慢死去，我很痛心。你是否又在走中解放出来。你独自一人悄悄到我们温江专区来调查一下，直接到食堂中，农民的家中来了解一下。你应学习一下包公的精神来到民间。主席：当人民正需要你下来的时候，你赶快放弃你的什么从事理论研究，到民间来吧！趁现在你在人民中还未失掉威信的时候，到民间来吧！我们的祖国，建设来为了什么？到底是为人民还是为了什么？建设是为了让广大农民生活得愉快，不是要夺去农民口中粮，把农民引向慢慢饿死的道路上去。 主席：我们现在的国家，建设起来是疯狂，是失掉了理智的在搞建设，可是，农民正在被疯狂建设拖到饥饿，死亡的道路上去。53年匈牙利不顾人民生活需要而片面主观去无限发展重工业，因而大大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最后（他们）又立即纠正了国家建设上路线之错误，这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党所抱的态度。波兰也曾在54年在农业化上犯了冒进之错误，人家也立即纠正了。主席，你为啥在农村中犯下了如此残酷的行为――饿死了（人），你还在越来越把农民引上死亡的道路呢？敬爱的主席：我是看见、听见这些现象，如实给你反映上来的。作为一个人民生活的热烈关心者，我不得不站出来把农民这些事实反映给你。在这些事实面前，我对党非常失望，如果这种饿死人的情形再得不到纠正，我只有要 求 退党，退出这使农民 饿 死 的 党。主 席：希望你赶快发出其他的指示。最后，我高呼伟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劳动者农民万岁！ &&&&&&&&&&&&196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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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草稿）&&&&&&&&&&&&&&&&&&&&&&&&&&&&&&&&&&&&&&&&&&&&&&&&&&&&中共信阳地委&&路宪文，男，41岁，山西省陵川县人。出身，学生成份。1937年9月参加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工作后，历任县“牺盟会”协助员、县委宣传部长、分区武工队副政委、县长、县委书记、副专员、信阳地委第一书记等职。&&1959 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死人事件。据统计，全区死亡百余万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三，死绝五万多户，村庄毁灭一万多个，牲畜死亡二十一万多头。破坏严重的地方，大量田地荒芜，房屋倒塌，十室九空，一片凄凉。这一残酷事件虽然说和“五风”错误、执行左倾盲干有极大关系，上级应负很大责任，但是，路宪文身为信阳地委第一节记，应该负直接的重大的责任。其具体罪恶事实如下：&&一、1959年10月，全区就发现有粮食征购透底、食堂停伙现象，部分地区已开始死人。路对这一严重情况不但不加正视，不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反而继续开展所谓反瞒产斗争，支持弄虚作假，纵容违法乱纪，推广假现场会的经验，批判打击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在路的这种极端错误的指示下，于11月份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发生了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严重现象。 1959年10月下旬，路派原办公室主任王秉林带工作组到鸡公山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整党、整社重点。王去后即发现全社闹粮情况较普遍，谢桥等大队从国庆节开始即断粮停炊，11月初发生肿病死人。王于11月8日、15日两次向路汇报了这一严重情况，并要求解决粮食问题。但是，路两次都拒绝给粮，并且批评王秉林同志思想右倾，工作不深入，叫工作组“硬顶”，并说：“要和群众实行‘三同’，群众三天不吃，你们也三天不吃，看他们拿粮不拿？”要工作组“坚决突开”，一定要搞出粮食来。16日工作组执行路的“硬顶”指示，到19日已顶不下去，死人情况急剧发展，谢桥大队即死二十多人。12月初因鸡公山还未突开，路便让信阳县委第一书记徐国梁同志亲自前去突开。徐国梁同志召开了鸡公山反瞒产搞出粮食的假现场会后，路就让王秉林同志两次给各县传播鸡公山反瞒产假现场会的经验。经验中强调要顶住“叫喊缺粮、部分食堂停伙、人口外流”的现象，就是在反瞒产中干部要过“三关”，后来被原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发展为干部过 “五关”（加造谣关和不生产关）。十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路又让王秉林同志主持召开了十三个县六十六个公社，七百三十多人参加的反瞒产假现场会议。这就迫使全区在群众口粮极少的情况下，还大搞反瞒产，各县先后召开了假现场会474次，挤光了群众的口粮。&&当群众因食堂停伙已开始发生非正常死亡的时候，路还推广了确山县所谓反瞒产万人大会的错误经验。日至26日确山召开了万人反瞒产大会，会上采取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办法，逼着干部群众报出粮食三千五百万斤。25日路到确山，26日听了原确山县委第一书记邵鲁明的汇报。邵向路汇报了号召交红心反对交黑心的经验（实际上是批判斗打），路听后不仅不加制止，反而大加赞扬，要邵鲁明同志在电话会上介绍经验，积极向全区推广。于是全区各县相继召开了52次万人、双万人大会，到处斗、逼干部和群众，直到把全自动口粮挤光受净。&&路还推广了原罗山县委第一书记、阶级异己分子许文波组织五类分子反瞒产、预备党员转正反瞒产的反动经验。日在地委召开的“突破落后，搞出粮食征购入库”的电话会议上，罗山县许文波汇报了五条经验，其中一条就是集中五类分子在县训练，以搞评比为名，让他们报队里瞒产私分粮食。路听后当即表扬了罗山的作法，并派专署粮食局长潘耕同志于11月7日到罗山召开了光山、潢川、正阳、息县、淮滨等五个所谓落后县的会议。让许文波在会上介绍了罗山集中五类分子反瞒产的经验，实际上是向农民进行阶级报复。11月9日潘幼耕同志回信阳把这些情况一一向路作了汇报，路虽提出集中五类分子搞粮，不能让五类分子搞干部的意见，但实际上仍然同意和推广了这个组织五类分子向群众逼粮（实际上也搞了干部），对群众进行阶级报复的经验。日路宪文自己检讨说：“开五类分子会议反瞒产是一种反动的作法。我不加警惕的推广了这一经验，说明我的思想已经发展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当时我的思想上视粮食为珠宝，只要搞了粮食就能解决问题，发展到不讲政策，不讲方法，不择手段的严重程度”。这以后，正阳集中五类分子944人，潢川集中五类分子700多人准备反瞒产，后被河南省公安厅发觉后制止，所以，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如上所述，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搞反瞒产，以致挤光群众口粮，食堂停伙，这是造成信阳地区人口大量死亡的直接原因。&&&&二、信阳地区在反右倾和反瞒产斗争中，违法乱纪现象非常严重，摧残农民的手段，实难容忍，好多农民被打残直至被活活打死。路宪文1959年9月在省三级干部会上亲自主持小组会斗争推扌翁平舆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曹铭同志，是1959年冬1960年春全区发生严重违法乱纪现象的开端。当时，平舆县征购任务没有完成，路认为是曹存在有右倾思想的结果，让曹参加省三级干部反右倾会议，反曹的右倾。开始小组会斗争曹铭时，大家准备发言提纲，采取说理斗争的形式。但路认为不紧张，即专门向大家动员说：“这样斗争不严肃不紧张，不象个斗争样子”。这以后，斗争会就出现了一哄而上、拍桌子，向曹指手划脚的情况。9月14日下午，路亲自主持小组会，曹检讨，大家认为交代不好，当时有潢川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汝南县委第一书记付良太、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等人一哄而上你推我翁（应为扌翁，下同――编者），梁德柱还打了曹一下，马龙山按曹的头，有人还抽走曹的椅子，罚曹站着，发生了严重的违法乱纪现象。路对这种违法乱纪现象不仅不严加制止，反而拍着桌子逼曹交代。16日晚有人说曹翻案，大家在河南饭店走廊里斗争起来，又推翁一阵。路坐在门口也不加制止。这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路隐瞒真实情况，没有向省委报告，在路的影响下，上行下效，全区在反右倾和的反瞒产中，普遍发生了打人等违法乱纪现象。路对全区所发生这样普遍严重的违法乱纪现象，仍然未加严肃制止，反而强调要保护干部积极性，不要单纯批评干部，并说：“群众运动总是要死些人的”。同年12月商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张念仲，为了掩盖吃人肉的真相，叫公安局长王志刚故意强逼群众吃人肉，造成惨案，1960年元月1日，在潢川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作了汇报，路也未表示态度。由于路对违法乱纪行为采取了纵容态度，因此，全区在反瞒产和反右倾中几乎逢会必斗，逢斗必打，打人成风，竟成合法。阶级异已分子、反、坏分子更乘机阶级报复，残害群众。据统计，全区被打致死群众达六万七千余人，被打致残三万四千余人。打害群众的酷刑在几十种以上，如吊梁、跪砖、砸牙、剪耳朵、刺手、缝嘴、火烧、铁烙、火葬、活埋等等，真是残忍毒辣，骇人听闻。原光山县委第一书记、蜕化变质分子马龙山就在这种情况下，活活打死了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同志。路对张福洪的死，没认真查处，使这一冤案长期不能处理。 &&五、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发生了这样严重的大惨案，在省委未追查之前，路在此前后从未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而采取掩盖真相，封锁消息，违抗检查的错误行为，使这一惨案持续半年之久。&&1960 年元月12日，路从息县出发经新蔡、平舆到汝南开会，看到沿路有些榆树树皮被群众剥吃了，路到新蔡、平舆停车时叫新蔡县委书记处书记巨庆彦同志、平兴县委第一书记弓治英同志赶快通知下边把剥了皮的榆树砍掉。1960年2月，路从省开会回来经过信阳县长台关车站，见到淮河南边铁路两旁，有的树皮被剥光。路就叫信阳县委书记处书记余伴勤同志派人检查，把树砍掉。1960年春，路和省委杨蔚屏书记从新县到光山，经过泼河南边的张傲，见有倒塌的房子。到光山，一见马龙山便说：“你们那里的坏房子不扒掉放在那里展览吗？”马龙山随即通知把坏房子扒掉了。日，路从潢川回信阳的路上见到死尸，他指示潢川、光山、罗山三县立即加以掩埋。&&路对死人数字更采取了报少不报多的隐瞒态度。1960年元月，公安处韩仁秉根据各县公安局统计向地委书记处书记王达夫同志汇报，1959年死人23万，其中浮肿病死八万人。王叫公安处弄清情况后再报（实际上是不同意报这个死人数字），路同意王的意见，让重新统计十九万人后，才上报省公安厅。1960年4月，省委催要信阳地区死人情况，路在给省委的书面报告中，只报11月以来（信阳地区大量死人就是集中在这一段时间），“全区发生浮肿病、紫疳病和其他疫病累计596176人次，死亡71658人。”1960年元月11日，在潢川召开的淮南各县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固始杨守绩向路说了死人数字，路说：“死人数字要进一步核实，不要犯扩大化的错误，你们应把他们分开说明，有正常死的，有病死的，有些老年人死是难免的。”1960年2月省五级干部会议上，杨守绩向路汇报固始死两万多人，路说：“会有那么多？再审查一下划划界限。”1960年元月，省委派工作组了解生活安排情况，发现死人并加检查。在检查潢川县死人问题时，梁德柱同志采取抗拒态度，曾说过“省里来的不知是否党团员，不能给他们说死人数字。” 元月11日，路在潢川听梁说这话后，当着马龙山、杨守绩等人面前，支持梁的说法，并说“省里来的不知是否党团员，给他们说有什么好处？”省工作组张富同志，对梁德柱抗拒检查很有意见。路不但不批评梁山，反说“张富同志态度不好。”省工作组陈志Y同志（省粮食厅处长）检查发现鸡公山现场会是假的，而且那里肿病死人严重，向原地委书记处书记王达夫同志作了汇报，王向路说后，路竟说“陈有情绪，思想右倾。”1960年春，中央监委李坚同志检查信阳地区死人问题，路曾散布不满情绪。李坚同志临走前，找路交换意见，路借口没时间，拒绝不谈。&&月间地委召开扩大会议时，有一天夜里路把梁德柱同志和马龙山留下，问死人情况。梁说：“潢川没死那么多（当时说死人五万五千人），这是省检查组，从原来人口减掉现有人口得出来的，原来人口也有虚假”，路即对梁、马说“你们再搞一下，不叫省检查组知道，咱心里也要有个底”。更严重的是路还压制民主，非法追查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光山县白雀公社民校教师李玉伦，匿名向信阳地委写信，反映群众生活问题，批评路对农村情况的分析不切实。路曾指令马龙山和白雀公社书记黄文儒，追查写信人，经查档案 1650份，对笔记（应为迹――编者）六千多份，结果查出来是李玉伦，将李扣押二十多天。专署建筑工程局党员干部邢贵良同志，匿名向中央、省委反映信阳地区外流、死亡情况。路指示公安处侦查破案，查出来，对邢进行了批判斗争，并督促该局将邢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后因信阳问题盖子揭开，未遂）。&&&&路宪文对待其所犯错误和罪恶的态度是不够老实的，信阳地区死人问题，先后经中央、省委八次检查，以及有关负责同志耐心教育帮助，但仍未彻底底检查。省委宣布将其“撤职查办，管教反省”时，仍不老实认罪，彻底悔改。直到经过群众揭发斗争，在大量事实面前才低头认罪，初步作了检讨。　　路宪文所以犯上述严重错误和罪行，决不是偶然的。路长期以来，存在有名誉、地位思想，特别是1958年以来，骄傲自满情绪比较突出，虚报浮夸，弄虚作假，谎报成绩，骗取荣誉，甚至不择手段，纵容违法乱纪，利用五类分子搞反瞒产来完成征购任务；直至发现群众生活有严重问题，大量肿病死人的时候，仍念念怜惜其名利地位，怕否定自己谎报的成绩，怕失去骗得的荣誉，怕揭露自己的错误，以致在12月底，省委指示拨粮以前，见死不救，不准群众外流逃荒，不准群众杀牛充饥，断绝群众一切生路，置群众于死地；惨案暴露后，又扒房砍树，掩埋尸体，追查写信反映情况的人，掩盖罪行，封锁消息，甚至对中央、省委的检查采取逃避和对抗的态度。所有这些事实，证明，路宪文已经从骄傲自满、贪名利、图荣誉的严重个人主义，发展成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完全叛变无产阶级立场，堕落成为一个蜕化变质分子，在信阳地区犯下了严重罪行。但考虑路在参加工作后，在党的领导下还作了不少工作，且在1959年12月底以后，还执行了省委的一些指示，向下拨了一些粮食；1960年春第二次下乡时，见到路上浮肿病人也进行了一些抢救治疗工作。最近期间，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表示愿意检讨，低头认罪，还有回头之意。经地委常委于日研究决定，给予路宪文开除党籍的处分，并建议政府判处适当徒刑，以平民愤。&&&&&&&&&&&&&&&&&&&&&&&&&&&&&&&&&&&&中共信阳地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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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商君书”并比较毛的做法，你就会明白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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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殃法家黑恶思想残害中国人，玷污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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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武斗、血案陈列馆：&&&&广西融水县七月大屠杀和融水“血祭”案&&&&&&这是在广西开始对“四?二二”派进行屠杀的风潮中，集中发生在月、一直延续到10月为止，融水县“联指”派大批杀害“四?二二”派人员和所谓“二十一种人”，并以杀人来祭奠本派武斗死者的惨案事件。屠杀事件。 &&1968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广西“联指”和“四?二二”两大对立派的矛盾冲突愈来愈激烈。 &&4月至6月，柳州市不断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联指”派为了打垮对立派，不断动员柳州地区各县“联指”组织，派人去支援正在武斗之中的柳州“联指”派。 &&《融水苗族自治县志》载：4月6日，柳州军分区负责人到融水做报告，大谈“刮台风”，声言“要封山拦路，抓坏人，要狠狠地刮十二级台风”。 &&6月初，柳州军分区负责人再次到融水做报告，大谈“刮台风”。 &&《融水苗族自治县志》载： 6月15日至6月19日，融水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的四级干部会议，到会2316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作“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的动员报告。会后，县武装部给各大队生产队的民兵下发3.5万发子弹，4500枚手榴弹。 &&在这场大屠杀中，融水公社首开杀戒。 &&会议结束第二天，融水公社纠察队在县城港务站码头枪杀2人。6月25日，融水公社水东大队“贫下中农对敌斗争指挥部”枪杀2人。 &&6月下旬，融水县“联指”总部常委苏刚，在带队支援柳州武斗时，被本派的武斗人员以枪枝走火打死。融水县“联指”总部总指挥刘超瑜其人开会研究，决定为苏刚及其他在柳州武斗中被打死的“烈士”召开追悼大会。并在随后召开的追悼大会上，杀掉4名“四?二二”派人员，为改派的“革命战友”搞“血祭”。此后，杀害对立派人员和“二十一种人”，为“联指”派“牺牲”的“革命战友”搞“血祭”，就成为“联指”派杀人立威的风气。 &&7月6日，在“联指”派的“追悼大会”上，“四?二二”派董仕林等4人惨遭枪杀。董仕林尸体还被人用炸药炸得粉碎，肠子挂在大树上。这一“血祭”事件，对全县起了很坏的影响和示范作用。 &&7月9日，四荣公社“联指”派在围捕“四?二二”派逃散人中，周晓真被打死了人。尸体运到县“联指”总部后，经总指挥刘超瑜同意，四荣公社“纠察队”到“联指”私设的“监狱”，拉出两名“四?二二”派人员进行枪杀，以示“偿命”。 &&7月11日，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派出飞机，到融安县和融水县散发《七.三布告》。强调《七.三布告》是镇压阶级敌人的锐利武器，要求干部人人要学，人手一册，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全区共翻印《七.三布告》约一千万份。 &&在此情况下，融水县的“联指”派得意洋洋地声称：这下子我们是得到了“尚方宝剑”，不怕犯错误了。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大规模镇压行动。 &&7月11日，在四荣公社“联指”派的“追悼会”上，又枪杀了4名“四?二二”的被抓人员来搞“血祭”。 &&与此同时，永乐、四荣、香粉、安陲、融水、三防、和睦、中寨、大年、拱洞、白云、大浪、洞头、安太、杆洞15个乡镇，相继出现不同程度的杀人事件。
7月13日拂晓，融水县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带纠察队约100人将黄坡、北门、南门、贞吉、寺门等村包围，挨户搜查，抓走数十人。其中一些人被杀害。 &&7月15日至8月5日，融水县革命委员会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1000多人在县城高岭头办学习班，以学区“对敌斗争领导小组”为主，组织批判斗争。多人遭毒刑致死和打死。
7月21日，“融水工人、贫下中农对敌斗争联合指挥部”成立。&&7月21日至8月15日，融水县和睦、永乐、四荣等公社相继发生杀人事件。7月21日，和睦公社革命委员会召开万人大会，打死21人。7月24日，永乐公社纠察队在长岗坡枪杀26人。 &&7月15日至8月5日，融水县革命委员会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1000多人在县城高岭头办学习班，以学区“对敌斗争领导小组”为主，组织批判斗争。 &&大屠杀一直延续到1968年10月。 &&据《融水苗族自治县志》称，融水县1983年为在“文革”中被以各种罪名迫害致死的935人平反昭雪。
&&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和凶手中，只有极少数几个人因民愤太大而受到处理。 &&如刘超瑜等人滥杀无辜，杀活人祭死人，搞残暴的“血祭”，引起了极大民愤。1983年，在处理融水县“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中，刘超瑜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判处徒刑。（资料来源：融水县“处遗”材料；《融水苗族自治县志》）（李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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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武斗、血案陈列馆：&&&&广西北海市“八?二”武斗和尸体展览事件
&&这是 日～5日，广西钦州地区北海市“联指”派和“四?二二”派的“六?八”派进行的大规模武斗，以及“联指”派在武斗后将“六?八”武斗中的战死者暴尸示众的事件。
月，广西各地连续发生两派大规模武斗事件。7月27日，广西军区、钦州军分区、北海市武装部的有关领导人，召集“联指”主要干部，在北海市委二楼召开会议。会后，“联指”头头积极调集人员，准备武器弹药和军事给养，设置武斗机构，定出武斗措施，研究作战方案，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
7月31日，“六?八”指挥部也召开了总部扩大会议，动员做好武斗的充分准备。“联指”与“六?八”两大派之间的大型武斗一触即发。 两派为了彻底打垮对立派，双方纷纷调兵遣将，筹集武器弹药，重新进行部署。当时，“六?八”派在城区和市民中被称为造反派，在市区占有优势。该派在“七?一二”武斗事件后，迅速出兵抢占了市内的电影院、手工业大楼、海滨大楼等制高点，并将其改造为武斗据点。 而“联指”派头头温世雄、石绍雄、陈锦衡等人，在“七?二七”会议后，决定对“六?八”派实行“坚决打击，彻底摧毁其反革命力量”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为此，他们即把本派人员的家属撤出市区，并从农村动员和组织了1909名“联指”派农村民兵和农民武斗大军，携带步枪418枝、冲锋枪34枝，轻重机枪11挺、高射机枪4挺、炮2门）进城增援。8月2日凌晨5时，“联指”派在高音喇叭播放的《解放军进行曲》和军号声中，向“六?八”派各据点发动总攻。“联指”派倚仗人多势众，很快攻下“六?八”派的武斗据点市第三小学和旧团委。在围攻电影院的武斗中，“联指”派出动用推土机、拖拉机改装的“土坦克”，摧毁“六?八”派在电影院门前的工事，并用消防车向“六?八”派武斗人员喷射氨水和农药，然后用各种武器向电影院据点猛烈扫射。不久，即攻下“六?八”派据守的该据点。“六?八”派指挥部头头在本派据点四面被围的危急情况下，曾多次打电话给市武装部、当地驻军和海军部队，请求解放军支左人员出面制止“联指”派开枪，但均遭拒绝。当日下午3点，“六?八”派的大部分据点被“联指”派攻下。8月5日，“联指”派攻下了“六?八”派最后一个据点“珠海楼”。随后，“联指”派对全市进行了大搜捕，共捕捉了“六?八”派武斗成员和干部群众3000多人，分别关押在12个“俘虏营”。随后，又对“六?八”派的俘虏和被关押的该派人员进行残酷迫害。在这次武斗事件中，双方共有36人被打死，伤数百人。为了保证武斗之需，“联指”派利用手中的权力，开支经费22万元，粮食22万斤，食油1460斤。“联指”派对农村民兵和进城武斗的农民，实行工分补助及“作战”津贴。8月6日至8日，“联指”派为了表示取得的战绩，还在海滨饭店举办“尸体展览会”，将“六?八”派人员的9具尸体和其他实物、照片，进行暴尸展览，以控诉。市直机关和钦州专区各县“联指”派均组织人员前来参观。8月8日，“联指”调整其指挥部成员，并组成上京汇报团。同日，“联指”人员全副武装押解在武斗中抓获的40多名“六?八”派群众以及3卡车枪枝弹药，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街示众。8月8日―16日，“联指”人员分别用枪毙、铁通、木棍等凶器，用打死、大刀砍死、绳索勒死等手段，杀害“六?八”派的“战俘”67人。在1983年开始的处理北海市“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中，北海市有关部门对“八?二”武斗事件后乱抓人乱杀人案件进行了处理，情节严重者温世雄、石绍雄、陈锦衡等人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资料来源：广西“文革”处遗材料；《北海大事记》等）（李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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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44 &&
“文革”武斗、血案陈列馆：&&&&&&&&&& 广西钟山县杀人砍头示众事件
&&这是日～1968年7月，广西钟山县的“联指”派，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大刮“十二级台风”的“红色恐怖”行动中，对“四类分子”和其他“专政对象”，及“四?二二”派进行的大屠杀中，发生的系列杀人砍头示众惨案。 1967年10月，湖南道县等一些地方，出现了以“贫下中农人民法庭”名义乱杀“四类分子”的现象。这一消息传到钟山县后，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和呼应。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他们纷纷仿效外省的做法，对“四类分子”和其他“专政对象”进行残酷镇压。钟山县也发生了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下，对“四类分子”和其他“专政对象”，以及对不同观点派别群众实行大屠杀的系列惨案。&&1967年11月的一天，在林国冠等人策划下，县城钟山镇在县电影院门口召开“宣判大会”，林国冠等人在会上以“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的名义，宣布判处“地主”家庭出身、被诬指参加“反共救国军”组织的陶苟弟、钟毓栋“死刑”。“行刑”人员即用5寸刀，把陶、钟2 人一刀一刀杀死，并砍下死者人头，挂在电影院门前的大樟树上示众。12月6日，在同古区团委书记潘逢期等人的策划下，同古、和平乡“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在同古区市场召开群众大会，潘逢期等人以“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的名义，宣判被诬参加“反共救国军”组织的“四类分子”莫恃呈、陈春贵“死刑”。“行刑”人员用杀猪刀将莫、陈2人杀死后，又杀死了被逼陪斗的“四类分子”吴培植，随后将3人的头颅砍下，挂在同古区邮电所旁边的苦楝树上示众。&& 1968年5月至7月，“联指”派（全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与“四?二二”派（全称是“‘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在钟山县的西湾进行大规模武斗，双方伤亡惨重。５月２４日，地处钟山县的平桂矿务局“四?二二”派被围剿。贺县、钟山、富川、昭平县和梧州地市“联指”，在人武部和革委会的策动下，调集５６００多人到平桂，围剿只有８００多人的“四?二二”派。这场围剿持续５０多天时间，从５月２４日开始到７月８日结束，平矿“四?二二”派大批人员惨遭杀害。在武斗中，“联指”派的武斗人员砍下在武斗中被打死的“四?二二”派人员陶华祥、卢昌华的头顶，然后分别悬挂于西湾电厂篮球场和钟山大桥东端桥头大树上示众数天，直至遭到群众的强烈反对后才取下。&&据统计，年，钟山县先后发生4起杀人砍头示众事件，挂人头示众共计7人，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严重的恐怖影响。 在1983年开始的处理钟山县“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中，县有关部门对杀人砍头示众事件进行了处理，负有重大责任的林国冠、潘逢期等人被依法逮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李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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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25 &&
广东海南岛国营西庆农场杀人事件&& 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海南岛儋县国营西庆农场的一起造反起家的派性头目，挟私报复迫害和杀人惨案。&& 文化大革命前，海南岛儋县国营西庆农场的姜纯浩，对农场党委书记范如龙、副书记吴学仕等的压制和打击即心怀不满不满。“文革”初期，姜纯浩即公开贴出反对范如龙等人的大字报，鼓动农场群众对范如龙等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广大的农场职工实行法西斯统治”起来造反。&& 在造反派夺权后，姜纯浩等人成为造反组织头头，并掌握了农场的大权。随即开始对原农场领导人进行报复。&& 在一次对党委书记雷玉光主持的“揭盖子”会上，姜纯浩挑动说：“雷玉光找华侨妹当老婆不能入党，是范龙讲的”。造反组织头头雷玉光因此对范如龙等人恨之入骨。姜纯浩在他主持的一次帮派骨干会上，鼓动对范如龙等人的斗争要大胆。&& 1968年4月至9月，姜纯浩及其同伙，利用儋县武斗混乱局面，和沟南区革委会、儋县军管会武装镇压儋县“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的机会，有计划地在农场进行滥杀。范如龙、吴学仕等原农场常委班子中的五名领导成员和28名干部职工惨遭杀害。&& 姜纯浩在任农场革委会主任期间，各种残酷折磨农场干部职工的事件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被他关入烟房、油桶的人达四百多人次，长达半个以上；装入棺材、假枪毙等刑罚三十多种，惨遭毒打的有二百五十多人。其中受轻、重伤的有一百九十多人，终身残疾的有五人，打后流产的妇女有二人；准备杀害尚未执行的有一百多人；开除工籍、赶离农场的有三十余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国营西庆农场委员会为被迫害的广大干部、职工公开平反昭雪，主谋杀人者及其凶手被依法惩办。（郑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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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41 &&
广东海南岛儋县“六八戡乱平暴”惨案&& 这是1968年8月，广东海南区革委会和儋县军管会调集野战军、地方部队和全岛8个县14个国营农场的武装基干民兵，在革命老区儋县城乡，对于对立派的“联络站”派组织人员，实行的武装围剿、屠杀和烧杀戮抢事件。当时称为儋县“八月戡乱平暴”事件。&& 儋县是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在战争年代对中共坚持海南岛的武装斗争做出过很大贡献。&& 1949年后,儋县仍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在大跃进"苦日子年代中，人口大批死亡，各种因饥饿导致的疾病严重.尤其在反冯白驹的“地方主义”斗争中，儋县老区为受害重灾区。儋县老区民怨积深，社会矛盾的根由深重。因此,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反官僚主义的号召下，儋县民众的造反意识和甘愿为此而受难的意志力，表现得非常具有特色。&& 1967年3月，儋县军管会把儋县“老区造反团”、“心心向党”、“七"一总部”三个造反的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1968年7月，又把上述3个造反团体的基础上联合成立的“儋县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并捏造黑材料，诬称其“阴谋暴乱”。并立案为“儋县革命造反派联络站反革命暴动案”。&& 日和7月24日，中央发布“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儋县军管会借执行中央“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之机，决定对“联络站”派实行镇压。&& 为此，海南区革委会和儋县军管会分别发布了“七"二O”布告和4封“公开信”，成立“戡乱指挥部”和“抗暴指挥部”，调集野战军、地方部队和全岛8个县14个国营农场的武装基干民兵，共计2万多人，组成一支军事武装的“抗暴大军”，向儋县参加“联络站”的造反派群众进行武装围剿和镇压。&& 1968年8月，全县各个公社、国营农场，包括198个老区村庄，都遭到部队和民兵和组成的“抗暴大军”的洗劫。尤为严重的是，“戡乱”大军对坚持“联络站”派观点的群众实行屠杀，对“联络站”的据点村庄实行纵火焚烧。号称儋县革命老区中心的水井村，及白塘、美莱等村的民众房屋，被“戡乱”军队和武装民兵几乎全部烧光。&& 在王五公社，“戡乱”军队和武装民兵对捉来的干部群众50人进行集体枪杀。&& 在“八月戡乱平暴”事件中，全县被杀害的干部群众有700多人，烧毁民房700多间，设置临时监狱500多所，非法关押干部群众5万多人。许多人受到了严刑拷打或逼供信，致伤致残者数以千计。&& 事后，儋县军管会负责人为了蒙骗群众，炮制了一个“儋县*****罪证展览馆”，展出蒋介石像、国民党旗、国民党币、美制武器、火箭炮、导弹、毒气弹、发报机、杀人刑具等大量伪造证据，编写了所谓“联络站*****”的假材料，对参加“联络站”的干部群众，罗织了“现行反革命”、“叛徒”、“特务”、“走资派”、“勾结美帝、蒋帮”等种种罪名。&& “文革”后，“儋县革命造反派联络站反革命暴动案”得到平反。儋县“六八"八”事件被定性为：是原海南区革委会、儋县革委会和军管会的某些负责人及其追随者，执行极左路线造成的大惨案，它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重大损失。&& 1979年，中共儋县委员会宣布：为在这一事件中被迫害致死的干部群众公开平反昭雪，为被迫害的广大干部、群众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对主谋杀人者及其凶手依法进行惩办。（资料来源：日，《中共儋县县委平反座谈会纪要及最近情况反映》）（郑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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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11 &&
楼主，髦左要跟你拼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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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34 &&
内蒙古呼和浩特“二"五事件”&& 这是日，在内蒙古军区大院门口，军队与“造反派”发生了冲突，一名军官奉命开枪打死了一个学生。当时又称“韩桐事件”。&& 继《内蒙古日报》社“一"一一”夺权、“一"二二”反夺权、“一"二三”军队进驻报社先行军管尔后撤退事件后，内蒙古及呼和浩特市的“文革”形势发生变化，此前两派群众组织的“造反”与“保皇”、夺权与反夺权斗争，迅速演变为“造反派”与内蒙古军区负责人的斗争。&& “一"二三”军队撤出《内蒙古日报》社后，“造反派”不依不饶，矛头首先指向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刘昌。经数次辩论，刘昌被迫代表军区向“造反派”承认“镇压了革命造反派，犯了政治立场错误。”面对军方的推让，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模式中造就的“造反派”头头们，自以为是“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要对军区领导人进行“乘胜追击”，“打倒带枪的走资派”，“不达目的，决不收兵”。因此，他们并没有选择适可而止，而是步步紧逼，并决定成立调查组，弄清事件真相；同时责令内蒙古军区的负责人于１月２４日下午２时到《内蒙古日报》社做检查。&& １月２４日下午内蒙古军区党委开会，与会的军区党委会成员黄厚、王良太、刘昌、张德贵、王勇成、蒋文奇等人统一了认识，做了两项决定：第一，暂不检查，因为真相不明；第二，出兵、军管、撤兵都是正确的，是为了保护报社和工厂，并没有支持哪一派。因此，军区拒绝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到报社作检查。&& “造反派”的时限过去后，内蒙古军区的领导人并没有到《内蒙古日报》社，就《内蒙古日报》夺权与反夺权中“镇压造反派”问题，向“造反派”做检查。“造反派”们感觉是受到了莫大的侮辱。“造反派”学生组织“呼三司”、工人组织“八"一八”、机关干部组织“党委红旗”的头头们，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决定：集合人马，到军区大院门口静坐示威，“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面对军队武力高压，“造反派”起先是请愿求见，然后又静坐抗议，同时大举哀兵，争取舆论和中央的支持。从１月２５日开始，直到２月５日韩桐被杀，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冲突发生。&& 2月1日，呼和浩特地区的造反派于召开万人示威游行大会，“揭露”军区政治部主任刘昌等“镇压群众”的罪行。&& 就在“一"二三”事件发生的这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出笼，源于毛泽东对安徽两派群众组织冲突问题的批示。毛指示林彪：“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 １月２８日，中央军委又下发了由林彪口授的“军委八条”，其中包括一系列“不许”、“不准”、“不得”等严令。这个文件第１条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第５条则规定：即使是左派，今后也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内蒙古军区得此“令箭”，大受鼓舞，对“造反派”组织的态度更加强硬了，军民冲突也随之升级。一旦军队介入地方政治并被授权镇压民众，就必然会以对敌作战的姿态，将手无寸铁的民众视为“敌人”而大打出手，直至酿成军队杀人的血案。&& 与此同时，内蒙古军区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支持左派，镇压反革命”。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激化军民矛盾的措施：军区各单位人员严守岗位、昼夜值班，进入战备状态；将集体收存的枪支弹药全部发还个人，没有武装的工兵、测绘队员、退休干部也一律武装起来；军区作战部增派２个连，加强后勤部和司令部的保卫工作；下令４９３１、４９２５、４７５４等部队的５个连向呼市秘密集结；动用驻呼市部队的５个连，接管重点单位（如呼和浩特铁路局、电厂、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等地）；出动１１辆宣传车上街宣传，组织军区政治部人员到待命的部队中进行反对“造反派”组织“呼三司”的宣传工作；向下属各军分区发文，进行形势教育，并大量印发宣传品，介绍“呼三司”“反党乱军”的“罪行”；指示“保守派”组织派人到全国各地说明“真相”；由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赴京向中央军委汇报。&& 内蒙古军区党委向中央军委的汇报材料说：“呼三司”、“八"一八”等“造反派”组织“反党乱军”，“死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负责人高锦明、权星垣、李质等人，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造反派”组织成员的政治成份“复杂”，混入了各种“阶级异己分子”，其成员的６０％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受高锦明、权星垣、李质等人操纵，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组织”；而“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等群众组织则多由工人、农民、复员转业军人、下层干部组成，“出身好”、服从领导，是“革命左派”组织。&& 从２月２日凌晨开始，内蒙古“造反派”组织在内蒙古军区大院外连续静坐６４小时。到２月４日晚６时，仍得不到军区的答覆，于是组成了“见刘昌百人代表团”求见刘昌，要求军区于１０分钟内答复。&& 军区置之不理，于是该“代表团”举旗列队进入军区大院。刚进门２０多米，便有数百名武装军人将队伍冲成几段，对 “造反派”组织的代表施暴。这些军人数人对付１个请愿代表，拳打脚踢，挥舞皮带，用枪托猛击；有的军人抓住女性代表的头发往地上按，有的拉着倒地者的手脚往外拖；一位女学生被几个军人追打，打倒３次直至昏死过去；一男学生被反扭双手，边抽耳光边拉入室内拷打，拍照后又被推出门外；连军区干部的家属小孩也上前助威，扬沙土、扔石头。面对军队的以强凌弱，“造反派”成员只能高声斥骂：“反革命”、“不拿枪的敌人”、“中国人民的败类”、“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求见刘昌的第二、三、四批“造反派”代表被押到军区大楼内，楼门口和每层楼的楼梯上都站著全副武装的官兵，“代表”们每进一道门、每上一层楼都受到拳打脚踢，最后被关进了军队临时设置的“审讯室”。军人们反覆喝斥：交出头头来！谁是你们的黑后台？而自认为奉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的“代表们”则个个大义凛然，以高唱《国际歌》、高呼“毛主席万岁”来回答军人的审问。恼羞成怒的军人们对着“代表们”架起了机枪。&& 截止2月4日上午，军区门前静坐的人增加到几百人。军区南门有军队把守，设立了警戒线。到2月5日，造反派强烈要求揪斗刘昌，军区不予同意，双方僵持不下。截止2月4日上午，军区门前静坐的人增加到几百人。军区南门有军队把守，设立了警戒线。到2月5日，造反派强烈要求揪斗刘昌，军区不予同意，双方僵持不下。在此之前，静坐的造反派曾两度冲进军区大门，均为司令部的人员推打出来。&& 据不完全统计，从２月４日晚６时至２月５日凌晨２时，从军区大院抬到医院的“造反派”重伤者达２０人之多。&& 面对“造反派”的挑衅，内蒙古军区负责人确定了“坚决打击”的方针。军区大门口设立了三道警戒线，军方明前告知：军区“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军区机关是军事要地，严禁任何人非法闯入。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并调来军用卡车，排成数列堵住大门。&& 在此期间，架着机枪的军方摩托车在呼和浩特市的街道上巡逻，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彻夜不停，“保守派”组织则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军队枕戈待旦，重要机关的门口都设立了武装岗哨，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笼罩在恐怖和疯狂之中。&& ２月５日清晨，受到重创的“造反派”重整队伍，又在军区大院的门口聚集，数百名 “呼三司”的红卫兵，以及河西公司“八"一八”的工人，继续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军区大院的南门外静坐示威，抗议内蒙古军区以“支左”的名义，镇压“造反派”组织。要求军区负责人出面接受质询，向“造反派”赔礼道歉。当时现场还有上千的围观群众。而军区则森严壁垒，一片死寂。上午１０时，军区向“造反派”颁布了３条命令，要求其撤离军区大院的门口，否则后果自负。而“造反派”则继续在门口静坐。&& 直至中午，一个２０多岁的学生拿着扩音器，继续带领着不知疲倦的示威者呼口号：“强烈要求军区检查错误！”“刘昌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随着时间的流逝，静坐示威的人群逐渐激动起来，气氛更为激烈。军区大院里一片沉寂，原来堵在门口的军用卡车已撤离，防卫大门的卫兵也已撤离。在军区办公大楼前筑起了临时工事，持枪荷弹的士兵无声无息地蜷缩在工事后，主楼顶上还架起了机枪，对准门外静坐的“造反派”。河西公司“八"一八”的示威工人中，有不少人当过兵，凭经验觉得军区很可能要采取行动了。&& 据后来的有关材料称：当时有人曾向现场指挥者提出，气氛不对，情况紧急，军区可能要对“造反派”下毒手。建议是否可以考虑撤退？而“造反派”头头认为：军区的“走资派”绝不敢对群众开枪！绝不妥协，要坚持到底。&& 中午１２时１５分，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右手插在裤兜里，迳直从军区办公楼里出来，到大门口朝着那个手执电动喇叭、带头喊口号的学生喝道：“不许胡喊，这是军区！”学生回答：“就喊！”柳青威胁道：“再喊就毙了你！”学生的回应是：“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此时，柳青突然从裤兜里抽出手枪，对着这名学生连开两枪，学生应声倒地，鲜血从前胸泊泊涌出。柳青将枪放回裤兜里，若无其事地进入大院，回到主楼。&& 军区大院门外顿时乱成了一团，“军区开枪了！”“打死人了！”“呼三司”的学生们奋臂挺胸要往里冲。而在军区大院的主楼里，内蒙古军区负责人向埋伏在临时工事里的士兵们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士兵们精神振奋、摩拳擦掌，准备在镇压学生中立功受奖。但大院门外河西公司的工人“造反派”站到了第一线，一面高喊：“不要上当，这是阴谋！”一面拉起手来一齐向后退，阻拦背后向前涌动的人群。最后军区门外愤怒的人们止住了脚步，而军区主楼里却传出了一阵失望沮丧的咒骂声。&& 这就是１９６７年初震动内蒙、影响全国、甚至引起外蒙关注的“二．五事件",或称"韩桐事件”。&& ３个小时以后，受伤学生伤重死亡。他的名字叫韩桐，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年级学生，托克托县人，学生组织“呼三司”的成员。医生从他的肺部取出一颗手枪子弹，诊断结果是，子弹打穿肺动脉，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据对此一血案进行过专题研究的夏雨天在《军队向学生开的第一枪(韩桐之死)》一文中说：&& 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开枪射杀学生韩桐一事并非偶然，而是内蒙古军区的阴谋，目的是通过无端杀人而激怒学生。一旦愤怒的学生冲击军区，就让军区有了大规模开枪镇压的口实，从而可一举剿灭与军区对抗的“造反派”组织的成员。这已为军区官兵私下的言论所证实。例如，看守被军区拘压的“呼三司”学生的一名军人对被捕者说：“我们真佩服你们的策略，打死韩桐那天，你们不冲，如果冲的话，机关枪一突突，两千个也死了。”另一个军人纠正道：“甭说两千，就是三千也玩儿完。”又如，内蒙古军区副司令黄厚半个月后在北京谈判时曾表示：“当初呼三司冲军区时，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机会动手，如果把他们干掉了，现在省了多少麻烦！”显然，内蒙古军区的负责人认为，开枪杀死一名学生后，“呼三司”的其他学生肯定会冲击军区大院，这样军区就可以用“军委八条”为理由，将“造反派”组织的成员杀一批、抓一批。但工人“造反”组织成员的冷静应对，使内蒙古军区制造大规模血案的阴谋破产了。&& 该内蒙古军区大院门口杀害学生的两声枪响惊动了北京。１９６７年２月６日，即柳青开枪的第二天，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特急明码电报。全文如下：&&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均请军区转）：&& 在内蒙古军区发生的事件，应该立即停止，事态不要扩大。请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四方面各派３－５名代表来北京商谈解决。我们于２月６日派飞机来呼市接你们的代表。据悉，军区周围有一师范学院同学中弹致死，如确，应严追凶手和指挥者，查出后应予法办，并向死者家属致唁和予以抚恤。&& 该电报发出的第二天，“呼三司”将其全文转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电台立即播出消息：内蒙古军民冲突，一学生中弹致死。这一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 ２月１０下午，周恩来、萧华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召开了内蒙古“四方”（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三司”、“红卫军”）代表的会议。当周恩来追查开枪杀人事件时，内蒙古军区矢口否认自己的责任。于是周恩来决定立即派内务部部长曾山带法医赴呼和浩特市调查。&& ２月１２日，内务部部长曾山率调查组抵呼和浩特市验尸，查明死者乃被军队的手枪子弹射杀。&& 当中央开始追查杀人的责任者时，内蒙古军区主使柳青开枪杀人的将军们害怕了。他们一方面在铁证面前坚不认罪，一方面试图消灭证据、搜集伪证、制造假相、嫁祸于人。军区下令由柳青的下属（一位营职军官）另行组织一个调查组调查此案。内蒙古军区给调查组布置的任务是：一，提供证人，证明军区没人开枪；二，设法证明此案是“呼三司”或“８??１８”自己制造的；三，证明那些可能提供案件真相的人是“反革命”、“坏份子”。&& 内蒙古军区准备制造血案之前,曾命令军区管理局临时组织了一支担架队，他们中的两个人曾亲眼看见柳青开枪。为了“消灭”证人，在柳青杀人的当晚１２时，这支担架队的１２名成员被内蒙古军区逮捕，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和笔记本。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他们被秘密审讯多次，每次都伴以毒打。当这些曾参与痛殴 “造反派”的军人秘密写信向周恩来求救后，遭到了更残酷的拷打。&& 然后，内蒙古军区以“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将这些军人关入大牢。此外，内蒙古军区还毁坏了柳青作案用的手枪，逮捕了抢救过死者韩桐的医生田光、将韩桐送到医院的司机高交云，甚至监禁了曾传播真实消息的军官家属侯凤英。&& 与此同时，内蒙古军区与“保守派”相配合，全面夺取当地党政机构的权力，继续镇压“造反派”，试图巩固自己的地位。军区参谋长王良太曾私下表示过，当时内蒙古军区为了逃避责任而不得不“全力对付北京”。２月９日，内蒙古军区机关和直属分队的干部、战士数百人在军区门外痛打一百余名“８.１８”“造反派”和三军院校的学生。参谋长王良太亲自指挥，将７０余人拉进军区大院毒打，然后关进大牢。&& 当天，军区以“机关联总”的名义出动了６０余辆卡车，满载持枪荷弹的士兵，在全市武装游行。&& 枪杀事件发生后的２个多月里，周恩来先后８次接见内蒙古各方的代表，厘清事实，调解纠纷。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当时被内蒙古当地称为“红八条”）。虽然周恩来早在３月１３日就下令拘留柳青，可是直到“红八条”下达后，柳青才在内蒙古军区负责人歉疚的目光中迈进“监狱”的大门。据当时的揭发材料，在拘留牢房里，柳青不但可享用烟酒、糖果，而奉派看守他的战士还时常陪他下棋打牌。&& “内蒙古军区主要负责人制造了枪杀案件，事后又千方百计地抗拒对真相的追查。”最后，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军区参谋长王良太、军区副政委刘昌、军区党委成员张德贵被中央定性为“反党集团”。然而，“文革”时期军队介入内蒙古地方政治的后遗症并未因此而消失，此后内蒙古的局势一直非常混乱，摩擦冲突不断。&& 事件发生之后，“新”字号的《内蒙古日报》在2月8日第1版头条发表了“上海14个革命造反团体来电声援内蒙古造反派”的消息。在第2版报道了打死韩桐的消息，并配发了评论员的文章，同时宣布了“韩桐治丧委员会”的成立。接着，又组织一次汽车队伍治丧大游行，将韩桐的尸体放在卡车之上，覆盖着红旗。在灵车的引导下，有数百辆汽车在市区游行，呼市万人空巷。&& 在6月下旬，呼市造反派举行韩桐追悼会，许多汽车从呼市驶入会场，参加追悼会的有2万余人。&& 内蒙古革委会成立后，有关单位授予韩桐“烈士”称号。“四人帮”垮台后，又撤销了韩桐的“烈士”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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