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素素笔下的迟子祥有感
闲来无事时就随便写点东西以文会友，不曾想还真起到了“以友辅仁”的效果。大连的自不待说，就是外地甚至国外的朋友也联系上了，譬如北京的金汕、远在美国的原足球报正军师之一的翟树言等老朋友，就经常在网上沟通，受益匪浅。
7月应大连日报之约，写了篇有关大连足球历史的小文，竟引得康老（积惠）的重视，最近康老下了很大功夫，写了一篇很详细的方案，让足协同志转给我，希望编写《百年“大连”足球》文稿，耄耋老者还如此人心大连足球实在让人敬佩。虽然工作量不小，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所以最近是连续加班整理相关资料。但也确实遇到了一些难题，真不知如何处理是好。也是赶巧，刚好看到了素素写的一篇文章，茅塞顿开，特转载于下：
对于迟子祥，我似乎格外有一种好奇心。不只是他做过第一任大连市市长，还因为他的罪名是美蒋特务。以前总觉得美蒋特务都在重庆，或者在福建前线，想不到美蒋特务也在大连。
　　迟氏的经历其实很简单。他是山东蓬莱大迟家村人。家里虽不富裕，却念过三年私塾。稍大一点儿，便跟着父亲上山种地。1899年春天，他已是十五岁少年。有一次在地里帮父亲撒种，也许是心不在焉，种子撒得很不均匀，被父亲狠狠地踢了一脚。他一口气跑回了家，揣了个苞米面饼子，头也不回地去了码头，坐上了开往大连的船。
　　饼子吃完了，大连也到了。可是肚子又咕咕地叫了起来。于是，为了有下一顿饼子吃，他急急地找了家杂货店，当个小伙计。在店里，整天就是搬扛杂货。吃饭了，管事的大掌柜们围一个桌子喝粥，让他轮流着给盛饭。大掌柜们粥喝得太快，忙得他盛不过来。等别人喝饱了，轮到他坐下来，粥也没了。肚子总是空的。可他能忍着不出一点怨声。他暗暗地想，一定要让大掌柜们喜欢我，只要他们喜欢我，我就有粥喝了。店里的小伙计有好几个，他想表现出与别人不同，就在头天晚上把条帚藏起来，早上起来谁都不能扫地，老板和大掌柜们一进店，就看见他一个人在干活，所以，就一连声地夸他。
　　迟氏是一个天生机敏的人。来大连之初，他是在俄国人统治的地盘上做小伙计，见许多人都会说俄语，他就用学私塾背功课的底子背俄语单词，很快就可以跟俄国人对话。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大连街面一下子乱了，胡子成帮结伙地抢劫。大掌柜和小伙计们都跑光了，只有迟氏一个人没有走。杂货店老板觉得他可靠，就把店铺交给他看着，自己带一家人出去避难。迟氏尽管也非常害怕，可他对老板有一股子山东人的忠诚。他把店里紧要的东西藏好，把不怕摔的东西掀了个乱七八糟，故意制造了一个被胡子抢过的假现场，然后自己披个破麻袋，像演员一样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那一天，杂货店先后来了十几帮胡子，进门一看这情景，都觉得自己来晚了一步。朝着蹲在角落里的迟氏狠狠地瞪一眼，就气咻咻地走了。
　　局面稍稍平静下来以后，老板一家从外面回来了。见店里没有任何损失，对迟氏更加地喜欢和信赖。而迟氏经历了这么一场，也一下子变得成熟了。老板很快就把杂货店交给他来管理，并让他成了股东和大掌柜。老板拿六成，分给他四成。就这样，迟氏由一个杂货店的小伙计，摇身变成了一个杂货店商人。
　　那是1905年，大连已经挂起了日本国旗，迟氏的益泰祥商号也在这个时候开张了。地址在东乡町，即现在的修竹街。益泰祥主要代理进出口、股票和期货业务。在通向码头的大栈桥附近，后来曾建起了一座日本人经营的重要物品取引所。小商小户的中国人根本进不去，已经干大了的迟氏却在里面有一个大户号。此时他看到了一个商机，就是利用自己的大户号，给中国的小主顾作代理。于是，益泰祥每天都有十几个伙计在取引所里工作，他们穿着中式大衫，晚上回来的时候，每个人大衫的前襟都被抓碎了，可见里面竞争之激烈。当年的益泰祥曾把出口大豆的生意做到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欧洲。家里每天都有信件从英国和德国寄来，大一点的孩子，都有一本集邮册。
　　迟氏天生具有领导者的气质。他属于那种爱揽事、爱操心、以助人为乐的那种人，所以成立山东同乡会的时候，他被推选为副会长。同乡会第一次换届，他就当上了会长。据记载，在当年的商人圈子里，曾因地缘的关系，分出许多个“帮”。本地商人叫“本地帮”，山东商人叫“山东帮”，河北和江浙闽粤的商人，分别叫“关内帮“和”南方帮“。迟氏是山东帮的代表，山东帮在大连商界又是最大的一个帮。其次是本地帮，以张本政为代表。由于迟氏会包容，具有平衡各种关系的能力，那些从广东、山西、上海和宁波来大连做生意的商人，不论是租房子，还是了解市面行情，都找迟氏给他们出主意，他所管的已不止是山东同乡会，而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商民。另外，居住在大连的中国市民多数是山东人，市井间的欠钱不还、家庭纠纷、生老病死，只要有了解决不了的事，也一定来找山东同乡会，迟氏其实把山东同乡会搞成了一个民间组织机构。
　　与前两个人比，迟氏口袋里的钱远远没有他们多。“华商八大富”曾两次张榜，迟氏两次都在八名之外。有人说，他当山东同乡会长，整天要忙这样那样的公事，不但让他失去了许多挣钱的机会，自己还要拿出许多钱来带头办公益，哪能攒住钱哪。
　　这话说得没错。比如，上个世纪20年代，住在市内的山东人多是渔民，强烈要求建一座天后宫，以祭海神娘娘。迟氏是会长，不但挑头干了这件事，而且在钱上还拿了大头。天后宫地点在西岗，当年也叫西岗大庙。在中国人居住区，这里曾经是一个热闹之所。家里死了人，要到这里报庙，还要在这里停灵。再比如，30年代，迟氏看日本人经常搞足球赛，就带领华商们出资组建了一支华商队。于是，足球运动在中国人中刮起了一股旋风，在中国人居住区的小胡同里，到处都可以看见练习踢足球的青少年。还有，日本人在建了体育场之后，每年都要举办运动会。迟氏也不甘落后，每年既做出资人，又当组织者，举办一次中国人运动会。正是这个运动会，让大连出了一个短跑名将刘长春。那一年，刘长春去美国参加奥运会，就是张学良出钱，迟氏代表张氏去火车站送行。
　　迟氏骨子里还有一种敢作敢为的东西。有几件事可以证明：
　　其一，段祺瑞当年在北京签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引起全国的不满和抗议。那年夏天，段氏以避暑的名义到大连小住。血气方刚的迟氏愤然带领一群人聚到段氏所住的别墅前，高喊口号抗议示威。
　　其二，有轨电车在市内开通以后，日本当局曾把它们分出绿车和红车。绿车是纳凉车，专门供日本人和有钱的中国人乘坐。红车是劳工车，专门给中国苦力乘坐。这是对中国人的一种歧视，竟持续了十多年时间。日本当局的理由，主要是嫌中国人不卫生。迟氏便以山东同乡会长的身份，无数次去向日本当局提出抗议。日本当局极不喜欢迟氏，可他们又知道迟氏在山东人中的影响力，要是惹得山东人闹起事来，会让当局更无法收场。最后，只得取消了红车和绿车的分别。
　　其三，迟氏与张学良私交甚好。张学良在黑石礁有一座别墅，与迟氏的别墅相距很近。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经常在这里避暑或小住，每次来都要与迟氏聚谈。1928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迟氏在大连立刻响应，率先挂出了国民政府的旗子，日本人为此把他抓了起来。全市的山东人大怒，他们纷纷去大连市役所门前抗议，日本人怕闹出乱子，不但马上放了迟氏，还答应以后可在节日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其四，太平洋战争期间，刚刚上台的东条英机在日本实行战时新体制，凡是日本敌对国驻在大连的侨民，都被抓到夏家河子关押起来。外面的商船也进不来了，大连人只能吃橡子面。由于小汽车没有油了，大街上跑的全是马车。迟氏便又去跟日本当局交涉，为中国人争利益。日本当局认为他是在故意捣蛋，又一次把他抓了起来。迟氏平时的打扮特殊，他总是穿一身黑色西装，戴一个黑色礼帽，手中再拿一根文明棍。大连当时已有上海的青红帮在活动，他们要救迟氏出去，就告诉他在里面怎么样放礼帽，怎么样放拐杖，好让帮里的人知道你是谁，明天就可以出去。迟氏知道这是黑社会在拉他，根本不听那一套。这次，日本人仍然不敢把他怎么样，每天的饭都是馆子来送，而且不久就放了他。
　　迟氏命运的转折，在苏军解放大连之初。因共产党的活动仍处于地下，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前来接收，市内一度处于只有苏联红军而没有中国政府的状态。大连市商会会长是张本政，他在这种时刻很想跟苏军套一套近乎，却苦于不会说俄语，每次去见苏军最高长官高茨洛夫，都让迟氏给当翻译。高茨洛夫发现，迟氏不但会说俄语，还是大连地面上的风云人物，做事公正，不谋私利。相比之下，张本政在市民中却声名狼藉，每次来见面总是点头哈腰的样子，一看就是想为自己求官。所以，在最后确定市长人选的时候，高茨洛夫提名由迟氏担当，并报请斯大林批准。高茨洛夫的理由，主要是迟氏不占任何党派，只是一个商人，国共双方都能接受。
　　可是，在市长人选未公布之前，迟氏却以为自己得罪了高茨洛夫。因为此前的某一天，高茨洛夫曾向迟氏了解市民对苏军的反映，他直截了当地就说，苏军解放大连，全市人民当然感谢，可是苏军有一件事做得不妥，就是把大工厂的重要机器都拆了当战利品运回本国，这极大地伤了大连市民的心。听完这话，高茨洛夫一直沉默，迟氏觉得自己闯祸了，从此称病在家，闭门不出。他做梦也想不到，高茨洛夫非但没生气，还推荐他当市长。更让迟氏没想到的是，他做市长不到两年，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来旅顺口视察，并代表斯大林任命他为关东公署主席。他于1947年4月正式上任后，市长便由市总商会会长徐宪斋担任。
　　关东公署设在旅顺口，迟氏每天早晚都要去旅顺口上班。当上了主席，他仍然坐自己那辆美国造的道奇牌轿车。有专门的司机，还配有两个警卫员。曾经在录像资料里看到过一个镜头，南京国民政府想接收旅大，派驻在沈阳的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前来视察打探，接待方是苏军和关东公署。他们没有让董彦平进入大连市内，而是带他在旅顺口转了一圈儿。在那一群人中，就有迟氏。仍是那副装扮，一身黑色的西装和礼帽，手中还有一根文明棍。
　　1949年4月，迟氏辞去了关东公署主席职务。此时的他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也算到了该退休的年龄。辞职之后，他就一直呆在家里。因为交了许多朋友，每天你来我往，不觉得失落，也不感到寂寞。
　　日晚上，大连下起了少见的一场大雨。迟氏在家中被捕。当年8月，全市在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会后，迟氏被处死，并没收全部财产。行刑的时候，迟氏胸前的牌子上写着：美蒋特务迟子祥。
迟子祥不仅是当过民主建政时大连第一任市长，也是本人山东蓬莱的老乡。镇压反革命时因为“美蒋特务”罪而获得死罪，是与张本政一起第一批被处决的，枪毙的地点就是在劳动公园附近、被老毕在“不差钱”小品中提到的那个老鳖湾。
关于他当政时与大连足球有过这样一个故事：
1946年8月中华青年会为庆祝九三胜利节举办球类比赛大会，参赛团体70个，选手800余人。各界人士奖励体育界同志的竞赛精神，纷纷向大会捐赠奖品，大会收到的奖品有银杯12座、锦旗三面等物品。赠送奖杯名单如下：迟市长银杯一座，陈副市长银杯一座，参议会银杯一座，教育局银杯一座，职工总会银杯一座，锦旗一面，中苏友协银杯一座，锦标旗一面，大连日报社银杯一座，新生时报社银杯一座，总商会银杯一座，商民建会毛巾五打（一打12个），民生贸易银杯两座，裕国贸易银杯一座，鈺成鞋店球3个------。足球比赛甲组冠军隆华队，亚军中青队；乙组比赛冠亚军分别是华青B队，亚军，凌云队。这些优胜队分贝获得了银杯或其他奖品。有意思的是乙级队亚军凌云队获得的奖品还有新生时报捐赠的“血泪仇”剧本十册。
捐赠银杯的迟市长就是迟子祥，陈副市长就是陈云涛，一位曾当过中学教员、足球踢得不错的市领导。
写大连足球百年时，迟子祥捐赠银杯的事情提不提？开初拿捏不准。看了素素的文章，决定还是要真实反映情况为好。不能因为当过市长而隐其恶，也不能因为政治原因而抹去其做过的好事，实事求是就对了，这才符合历史唯物论，“斩其首而旌其闾”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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