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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远古人类遗址位于长江流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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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初中历史
来源：历史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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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图看，下列远古人类遗址位于黄河流域的是（　　）
我国远古人类主要遗址分布图
①元谋人　②北京人　③马坝人　④山顶洞人
科目：初中历史
来源：同步题
题型：单选题
从我国远古人类主要遗址分布图看，下列远古人类遗址位于黄河流域的是①元谋人 ②北京人 ③马坝人 ④山顶洞人
[&&&& ]A、①②&&&&B、③④C、①③&&&&D、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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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题题目：下列远古人类的遗址，位于长江流域的是[]A．山顶洞人B．元谋人C．半..
发布人：繁体字网（） 发布时间： 05:30:00
下列远古人类的遗址，位于长江流域的是[&&&& ]A．山顶洞人B．元谋人C．半坡人D．北京人
&&试题来源：期中题
&&试题题型：单选题
&&试题难度：中档
&&适用学段：初中
&&考察重点：山顶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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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峡远古人类居住遗址看长江河床演变
发布时间： 21:13&作者：杨华，丁建华&
（重庆师范大学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重庆400047）
摘要：三峡地区长江河床地质结构复杂，峡谷、河槽、平缓河床、缓坡、河漫滩、江洲等无所不有。自旧石器时代中期以来，人类就开始在长江两岸定居，那么从距今10多万年以来，长江河床是怎样的一个演变过程？从三峡地区考古发现的一些远古时期及历史时期人类居住遗址资料可获知，现今有不少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已被历年来长江洪水冲击的淤积层覆盖，有的遗址甚至被长江洪水冲毁。进入历史时期以来，人为破坏现象严重，长江及溪流淤积速度在不断加快，而且时间离我们越近，淤积速度也就越快，令人触目惊心。总之，三峡地区长江远古时期河床呈现出不断升高、扩宽（除峡谷外）的趋势。
关键词：远古时期；古遗址；三峡地区；长江河床；演变历史
中图分类号：TV1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7-12
昔日的长江三峡古河道，已被现代化水利工程“三峡大坝”和“葛洲坝”水库淹没。尤其是三峡大坝，“拦蓄出—个全长600余公里，平均宽度1.1公里的巨型水库，最大库容超过洞庭湖现存水量的2倍。”库区蓄水已从坝下海拔高程60米提升到175米，其水库总库容达392亿立方米。位于湖北宜昌境内的长江葛洲坝，坝上水位为63-66米，库区蓄水从坝下海拔高程39米提升到66米，水库总库容达15.8亿立方米，库区水位上涨已达宜昌三斗坪（现宜昌市夷陵区代石镇西北）三峡大坝的坝址下。因此，研究长江三峡地区数千年前长江河床演变的历史，不论在现在还是往后的百余年里，都将困难重重，即使采取现代最先进的潜水技术到江底勘测，其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之巨，可想而知，且能否弄清远古时期三峡地区长江河床演变的历史，也还在未定之天。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能否采取其他方法来探索三峡地区远古时代长江河床的演变历史呢？事实上，这样的方法是存在的，那就是借助大坝建设之前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资料来进行分析探讨。三峡地区远古时代长江河床究竟比现在（指未建三峡大坝、葛洲坝以前的河床）低还是高？其河床的变迁给三峡地区远古及近现代人类的生活曾带来何种影响，对今之长江水文水利工作及三峡库区地质生态维护有何指导意义等等，笔者拟在本文中，依据三峡地区20世纪70年代以来之考古发现资料并结合古地貌学史料，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三峡地区的地理环境概述
从重庆城区至湖北宜昌的长江大峡谷，是现在通常意义上的大三峡地区范围，峡区全长约660公里。而过去历史上所指的三峡地区，则仅指西自重庆奉节的瞿塘峡西口往东至湖北宜昌南津关（长江自此分为上游、中游）的大约200公里的地段。三峡西部地区自重庆城区至奉节，全长约450公里，地质地貌主要是由中生代内陆湖相沉积所构成的丘陵地带，海拔高度一般在400-500米之间。若再细分，从重庆至涪陵，此段长江干流横切多个平行岭谷，呈现出宽谷夹矮小山丘的地貌形态；由涪陵至万州，主要是低山丘陵间有湖积平原、浅丘平原和宽谷地带。如长江北岸的梁平县中部梁平坝子，即为远古湖泊沉积平原（过去曾被誉为川东第一坝），其坝介于东西两岭间，地势平坦开阔，海拔高度为450米左右，面积达100.73平方公里。位于梁平西南的忠县，其西南部介于精华、猫耳两山之间，地貌为浅丘带坝兼有片状高丘，海拔高度在450-500米之间，幅员面积约488平方公里，土壤主要系侏罗纪紫泥岩和砂岩发育而成。忠县东北与万县（现万州区）接壤，这里为万县丘陵，属于四川盆地东南部平行岭谷区的一部分，是万县境内典型的丘陵地带，在这一丘陵地带里，分布有6条平行排列的山岭。谷地地势开阔，海拔高度一般在300-700米，幅员面积约12905平方公里。从三峡地区的自然地理并结合近几十年考古发现的一些古文化遗存（主要指新石器时代至战国）的内涵、性质来分析，三峡东部和西部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便是不少学者将三峡地区分为三峡东部和三峡西部两个地区的基本原因。这条分界线大致以重庆奉节白帝城为界，东、西两个区域的地理环境状况，大致如下：
三峡东部地区长江由西向东流经万县（现重庆万州区）后，两岸山势逐渐逼紧，至奉节白帝城后便进入了长江三峡，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由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大峡谷组成的长江三峡。峡谷间又分布有三大宽谷地段，即大宁河宽谷（亦称巫山宽谷）、香溪宽谷（亦称秭归宽谷）、庙河宽谷。三峡峡谷河道狭窄，一般宽仅200米，瞿塘峡长江江面宽约50-150米，是长江三峡中最狭窄的一段，巫峡长江江面宽约50-500米，峡谷内长江最深处是奉节风箱峡，石板峡附近水深可达140米；峡谷内长江最浅处是巫峡山虎豹滩一带，枯水时水深只有3、4米。三峡两岸峡壁高度一般为200米至500米，山顶海拔高度为1000米至1700米，巫峡地段个别高峰达2300米以上。三大宽谷长度为103公里，宽谷地段江面一般宽250米，最宽达700米；庙南宽谷宽500-1000米，是三峡江段中最为开阔的一段，谷坡较缓，临江岸坡高度不足百米，两岸山顶海拔高度一般都在500米以下。
三峡西部地区
由涪陵至万州，主要是低山丘陵宽谷地形，江面开阔，一般宽400-1000米，坡高150-300米，河谷两岸阶地比较发育。大约从万州开始，地势有一定差异，两岸山势逐渐逼紧，升高。
二、三峡地区长江沿岸远古人类遗址的考古发现
从20余年来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资料情况获知，在三峡地区的长江两岸，发现属于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人类化石地点、旧石器地点及哺乳动物化石地点等多达100余处。这些旧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的发现，说明三峡地区也是我国人类发源、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三峡地区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其年代可追溯到距今200多万年前的“巫山人”、“建始人”时期，而后可延续至距今l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以上旧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一般分布在三峡地区长江沿岸的一、二、三、四级阶地上，甚至有的就在河漫滩上。那些地势稍高一些的二、三、四级阶地以及海拔更高的山坡和高山洞穴中的旧石器遗址，因其海拔相对较高且年代相对较早（多在15万年以前），故与本文探讨的长江河床演变无涉。而那些分布在长江沿岸的第一级阶地及河漫滩上的旧石器遗址，就直接与我们探索长江河床之演变密切相关了。理所当然的，这些分布在长江沿岸第一级阶地及河漫滩上的旧石器遗址，将是我们在本章节中探索的重点对象。
考古发现的三峡地区的旧石器遗址数量众多，为了分析和比较，我们在以下论述中以瞿塘峡为界，将三峡分为西部和东部地区，从其中各举出几处有代表性的遗址来予以说明。
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最重要的旧石器时期遗址当首推丰都县长江沿岸一带的几处遗址，其年代大约在距今15万年-5万年之间，内涵较为丰富。因此，丰都旧石器遗址当是我们探索的重要地点之一。其次是奉节鱼复浦遗址，该遗址临江的第一级阶地下部地层堆积中发现有石制品和树干化石，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时期，树干化石的年代可能在万年以上。
东部地区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多为晚期遗址，距今年代大约在5万年一1万年之间。这类遗址以巫峡东部、西陵峡西部地段的巴东地区最为丰富，如巴东高桅子、福利溪、白羊坪、楠木园等，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三峡地区长江沿岸的一些缓坡、台地、平坝和小岛等，都是远古人类居住的理想之地。据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这些地段发现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居住遗址多达200余处，其中湖北地段约150余处（包括西陵峡出口处东部的部分地区），重庆地段约60余处。经考古人员与学者们初略整理和研究，已基本建立起这一地区自新石器初至末期各阶段原始文化的演变和发展序列，遗址的年代约在距今l万年前-4000年。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与此前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部分遗址一样，多分布在长江第一级阶地及长江河漫滩上，是我们研究三峡地区长江河床演变历史的重要资料。
三、远古人类居住址与现代河床海拔高度之比较
前已述及，三峡地区考古发现的旧石器时期遗址地点多达数十处，但是，由于不少发掘资料尚未正式公布，故笔者在本文中只能就现已发表的部分资料来进行介绍和探索。这些已公布的资料虽然有限，但也基本上可供我们从中窥见三峡地区远古时期长江河床演变的历史。
1．旧石器时代遗址
丰都冉家路口遗址该遗址位于旧县城东北约5公里处的长江左岸杜家坝村，遗址靠江边处地表海拔高程为170-174米，考古文化层主要分布在海拔172.023-173.407米的范围。遗址地层堆积从上至下可分为4个层位，厚约20余米。出土的石制品主要在第3层，该层厚约1米；叠压在第3层之上的第2层厚约20米；第4层为侏罗系砂岩①。据发掘报告介绍：“冉家路口遗址埋葬在古长江河道边缘的低河漫滩上（的）砾石层中，推测当时枯水季节露出水面，洪水期则被江水淹没。”现在，我们若以该遗址的地表海拔高度172米起算，向下至出土石制品的第3层，其间距离约20余米，这样我们从172米减去20余米，就得到远古时期旧石器时代（距今约10万年）人类生活平面的海拔高度了：大约是海拔152米。
丰都井水湾遗址该遗址与冉家路口遗址隔江相望，海拔高度为159-161米。地层堆积由南向北（长江）倾斜分布，文化层越向北越低，有的标本甚至分布在海拔154米以下⑦。据发掘报告称：“遗址可能形成在常年隔江河漫滩和河床边缘，其埋藏环境比较复杂。”在海拔154米以下还发现有石制品。显然，当时（距今约10万年）人类生活的海拔高度应低于此高度，估计在153米左右，或许更低。
奉节鱼复浦遗址该遗址文化遗物主要埋藏在海拔97.9-129.92米的河漫滩相粉砂层中③。阶地前缘下部（即河漫滩）的第一级阶地地层堆积总厚度为12.12米，发掘地点的海拔在85.740-97.850米之间，而这一地带的长江水位，枯水季节约为75-80米（1915年在夔门口落水碑测得的长江枯水水位为海拔73.95米），洪水季节为129.8米（1981年洪水水位），若按现在一般5-10月份的长江正常水位，这一地带的长江水位落差至少应在20米左右。
巴东高桅子遗址遗址位于巫峡东段长江边的第一级阶地上，海拔高度80-120米。遗址第3层为东周时期文化层，第4层出土有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遗址地层堆积除在部分探方中发现有东周时期的原生堆积层外，没有发现早期的原生堆积。高桅子的石制品具有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因素，距今年代可追溯到1万年以前。这一地带长江常年水位多在海拔70-85米④，如隔江相望的巴东黎家沱遗址江面的海拔高度为85米⑤。黎家沱遗址是2000年10月发掘的，当时洪水还没有全部退去，故此海拔高度当不是枯水季节的高度。另外，巴东白羊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海拔高度经测定在75米左右⑥。
2．新石器时代遗址
(1)新石器时代早期
丰都玉溪遗址遗址位于丰都县长江右岸，海拔高度为155-158米，现存面积8万余平方米。在该遗址下层文化堆积层中，基本为交错叠压的骨渣层和洪水淤泥层，即洪水过后形成的数层较为纯净的淤沙间隙层和一层层骨渣堆积为主的文化层，堆积厚度约3-5米。这一下层文化堆积的文化性质与三峡东部地区的城背溪文化属同一类，年代距今逾7000年⑦。从该遗址地表的海拔高度155米向下约3米即到达此文化堆积，故当时人们的活动面大约在海拔152米。
巴东白羊坪遗址遗址位于巫峡东部的长江北岸，属巴东县官渡口镇白羊坪一组。遗址东区为早期文化遗存，位置相对较低，海拔高度在75米左右。遗址的文化层绝大多数已被江水冲毁，所剩不多。现存文化堆积可分为两层，第1层为乱石堆积层；第2层大多已裸露在外，仅部分探方中见有早期文化堆积。西区为商、周、汉代文化遗存，地势高于东区，海拔高度为90米⑧。
宜都城背溪遗址遗址位于长江西陵峡口东约30公里的宜都吴家岗村长江边。发掘选点分别在第一级阶地和河漫滩上，洪水季节发掘点即被江水淹没。地层堆积自西而东向长江倾斜，靠西边的文化堆积较薄，靠东边（长江）的文化堆积则厚达1.5米。显然，现发掘的位置已是该遗址的边缘地带，而遗址的中心区域则在现在的河漫滩上⑨。从发掘的探方地层堆积可知，第2层为一较厚的洪水淤沙层，第3层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城背溪文化层，第4层分为两个小亚层即4a、4b层，其4a层也为洪水淤泥层，4b层为城背溪文化层。此地层堆积中的淤沙层记录了距今7000年以前长江发生过几次大洪水的历史事实。
(2)新石器时代中期
忠县哨棚嘴遗址遗址现存面积0.8万平方米，地表海拔高度为150-152米，文化堆积厚达3-8.7米。第一期文化的年代范围大致相当于公元前4000-前3000年之间。遗址文化堆积特别是下部文化堆积的形成与发育受长江洪水影响较大，文化层被数层不同时期大洪水带来的河流相自然沉积所分割①。最底层分为黄棕色细沙，呈层状沙堆积。经对探方最底层下深达150厘米的钻探，发现下面仍为数层自然堆积的河沙。这个深度大约距地表12米，海拔高度约138米。
巴东前进滩遗址遗址位于巫峡东部官渡口镇临江的河漫滩上，位置较低，地貌北高南低，每至洪水季节，遗址就要被江水淹没。自1994年以来，遗址遭洪水冲刷非常严重，1998年的特大洪水几乎将遗址全部冲毁，至1999年发掘时，遗址仅存厚约0.20米左右残缺的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原生堆积，1994年武汉大学三峡考古队调查时发现的文化层断面早已被冲得无踪无影了，发掘时河漫滩上到处都是洪水过后沉积下来的残石器和残陶片。前进滩遗址之遭破坏不仅在1994年之后，早在1994年以前，该遗址的大部分就已经被江水冲刷掉了。
(3)新石器时代晚期
忠县中坝遗址遗址位于忠县眷井镇佑溪村长江支流泞井河左侧的中坝岛上，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主体部分约7000平方米，海拔高度约135-148米。地层堆积自上至下最深处达12.5米，可分为70多层，从第10层以下至最底层分别是南朝以前至距今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最底部的深度几乎与现在冬季浑井河水面平行⑩。据现场发掘者观察，中坝岛在新石器时代时要比现在小且“矮”很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其地形地貌没有大的变化，海拔高度约为137米甚至更低。而自夏代晚期至秦代，中坝岛增高了大约2-5米。自宋以后，淤积的速度加快，于是中坝岛不断地扩大和增高。
宜昌中堡岛遗址在中堡岛遗址东区河坎及河漫滩上的两个发掘地点中，其第1发掘地点的第6层为洪水淤沙层，包含有新石器时代晚期屈家岭文化遗物，此层下叠压有属于屈家岭文化的墓葬；第6层下为淤沙和岩石。第3发掘地点的第9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屈家岭文化堆积层，“此层下叠压M102~106，均打破风化岩石或淤沙，淤沙中无遗物”；第9层之下洪水淤沙层的海拔高度在72米左右，而中堡岛的最高地点海拔高度为78.7米，这也就是说，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面的最高地点要低于现代人活动地面近7米。
四、考古发现资料与长江古河床
鉴于考古发现的古遗址较多且时间跨度长，故若将每一处遗址都详加分析恐难实现，这里我们按各遗址的文化性质，以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大部分做如下综合探讨。
1．旧石器时代
丰都冉家路口和井水湾旧石器时代遗址，其年代距今约10万年，已发现的这类遗址在丰都长江沿岸有好几处。从遗址分布的位置来看，其大部分都分布在河漫滩及与河漫滩相连的长江第一级阶地上，显然，在距今10万年以前及以后的数万年里，人类就在这里活动。而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人类活动的文化层面上已堆积了厚达数十米的粉砂质细砂层，其中冉家路口遗址文化层之上的堆积厚达20余米，井水湾遗址文化层之上的堆积厚达22米。此种情况不像三峡地区诸多新石器时代地层中那样往往只有洪水过后的淤沙层。而且，在文化层的底部，直接就是侏罗系砂岩，说明当年洪水没有淹没至此。由此可以推测，距今数万年乃至IO万年前，丰都地区原始人类的活动场地肯定要高于长江水面10米或者10米以上，因为原始人类的活动场地虽与长江为邻，但不会不考虑长江水情的变化。显然，那时的长江河床明显要低于现在的河漫滩。
距今5万年至1万年间，长江河床仍然在不断增高。奉节鱼复浦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部分石制品出自于阶地前缘下部河漫滩与第一级阶地下的地层堆积中，巴东高桅子的石制品多分布于现在常年水位75-95米之间，原生堆积早已被江水冲掉。类似的这类旧石器遗址还有巴东福利溪、白羊坪、奉节羊安渡等，其原生堆积亦皆被江水冲刷掉了。毫无疑问，当年人们的生活面要低于现在遗址所处的长江河床（河漫滩）高度，远古时期的人类显然也是要考虑安全因素而不会在容易淹水的河漫滩上长期活动的。
2．新石器时代
三峡地区的一些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多分布在长江干流及支流两岸的阶地、缓坡及洲岛上，这些地带有可供耕作的土地，近水又可方便取水、捕鱼和交通往来，岸边的山坡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野生动植物丰富，有利于古人类的生存。
三峡西部地区丰都玉溪遗址的下层文化堆积几乎接近河漫滩的高度，忠县哨棚嘴遗址最底层的堆积之下为自然形成的“黄棕色细沙和黄白色细沙，为层状河沙堆积”。这个层状河沙堆积低于其上人为文化堆积约2米多，说明至少在距今5500年前长江发生过数次洪水以致沉积了上述数层淤沙层。类似如此厚达2米以上且有数层淤沙的现象，2001年在丰都玉溪坪遗址发掘时（笔者参与了这次发掘），在靠近江边的部分探方中，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存堆积最底层之下的钻探情况同样为数层淤沙层。我们还注意到，在钻探出来的淤沙土层中发现有零星的小块红烧土和碎陶片，这些红烧土和碎陶片的周边多呈圆形，显然是长江洪水冲击而沉淀在淤沙层中的。从长江支流忠县昝井河善井镇中坝遗址地层堆积资料情况来看，最底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与善井河枯水季节的海拔高度是一样的。
三峡东部地区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地层堆积中也有类似现象。1997年笔者参与秭归渡口遗址发掘时，发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屈家岭文化堆积层之下叠压的是数层淤积的河沙层。宜昌中堡岛遗址东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屈家岭文化堆积层之下也是淤沙层，淤沙层下为基岩。在中堡岛东北长江斜对岸的宜昌杨家嘴遗址第5层（商时期）堆积为“黑褐色沙质土，仅在上部发现少量陶片。堆积厚0.1-0.6m，层下没有明显界线，颜色渐变浅，呈灰黄色沙土，含沙成分越来越重，为江滩淤积物，无遗物。钻探未见底”。三峡地区长江两岸这类在新石器时代（包括夏商时期）遗址文化层之下为洪水淤沙层的现象，例证很多，此不一一赘述。
从以上对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遗址资料的简略归纳和分析，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旧石器时代遗址还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先民们活动场地的海拔高度明显要低于近现代，从考古发现的这些远古时期人类居住遗址的时代上来看，似乎年代越久远，人们的活动面也就越接近江边。远古遗址所处的位置一般都分布在长江的第一阶地及河漫滩上，甚至有的遗址下部底层与现今枯水季节的海拔高度相近，更有的人类居住遗址因位置太低早已被江水冲毁，以致考古发掘时只能在原遗址处及河漫滩上采集到一些残石器和残陶器（片）。显而易见，长江河床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是逐渐增高的，江水也逐渐上涨。而从长江三峡地区洪水发生的频率来看，年代距今越近，洪水发生的频率也越高，尤其是近现代，长江洪水发生的频率相当惊人。有学者对长江三峡地区清代发生洪水的次数进行统计，在年的252年间，曾发生过72次洪水，平均约3.5年就要发生一次；近现代以来的年，长江三峡地区发生特大洪水共18次，平均4.7年发生一次。又据万县（万州）、宜昌两地的统计数据，万县地区在年的40年中，几乎年年都发生洪水，其中特大洪水就有3次，大洪水6次，一般性洪水24次。湖北宜昌市江段近百年来发生洪水（60000立方米，秒以上）22次，平均4年一次，其中特大洪水（90000立方米／秒以上）5次，大洪水（80000立方米／秒以上）8次，一般洪水（60000立方米／j眇以上）9次。这里我们把历史向前推进到距今约6800年以前至7400年，那时长江同样也发生过洪水。近年来，考古部门在巫峡巴东楠木园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地层中发现了4个洪水淤沙层遗迹，其海拔高度在110-116米之间，地层堆积年代大约在5400BC-4800BC之间，前后年代跨度约600年，说明楠木园一带在此约600年间发生过4次大洪水，平均150年一次。洪水淤沙层的海拔高度大约113米，而这一带长江常年水位一般在海拔70米左右，也就是说，楠木园遗址地层中的洪水淤沙层要高于现在长江常年水位40多米。前面提到的奉节鱼复浦遗址，其海拔高度为85.740米，在遗址地层堆积中清理出了质量很高的石制品，而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的洪水，奉节几处水文题刻的记录分别是146.52米、147.24米、146.50米，高出了出土石制品的地点（水位）60米以上。西陵峡地区宜昌路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海拔高度为65-75米，在该遗址西约2.7公里的太平溪（旧镇）张其正宗祖家牌位（公元1870年）记录的洪水海拔高度为90.02米，也高出路家河遗址达25米以上。比较距今6000多年以前的长江洪水发生的频率，再看看近现代长江发生洪水的频率，其差异显而易见。
总之，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三峡地区长江河床是在逐渐抬高的，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三个因素：首先是长江上游来的洪水常夹带大量的卵石、泥沙；其次是三峡地区常发生岩崩、滑坡和泥石流等等；再次是数千年乃至数万年来长江洪水不断冲击江岸河坎以致岸崩坎塌。虽然汇集在长江中的大量石块、泥沙等相当部分会被江水冲出三峡，但沉积在三峡地区的也有相当数量，经过数千年、数万年的沉积，长江河床慢慢抬高就在情理之中了，尤其在一些河谷较宽阔的地段，这种情形就更为明显。
五、与三峡地区长江古河床相关资料情况
为了将三峡地区远古时期长江河床变迁的历史研究得更深入、更透彻，我们不妨把视野再拓宽，多渠道地去搜集一些资料和信息。在本文中，我们除对上述古遗址与长江河床的关系进行介绍以外，还将以三峡地区与长江古河床演变密切有关的其他资料用作辅助论据，其中包括长江河床上一些沙洲形成的相关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以及三峡地区一些支流的古今航程比较、重要岩崩阻江事件、古人类遗址的地貌变迁、河漫滩的形成与堆积厚度、遗址地与长江江面的距离及一些古遗址被江水冲毁的情况等等。
1．三峡地区长江上沙洲的淤积形成情况
三峡地区长江河床上多有江洲和边滩沙坝，其形成原因主要来自重庆以上长江、嘉陵江及其他支流历年洪水挟带的大量泥沙及石块的淤积。据水利水电专家对三峡地区重庆寸滩站、奉节站、湖北宜昌站年泥沙推移量的检测，其年平均推移量分别是：寸滩站为27.7万吨，奉节站为80.3万吨，宜昌站为845万吨；砾石推质的情况是：长江上游干流寸滩和奉节砾石年平均输移量较少，分别为0.8万吨和1.3万吨，宜昌站年平均砾石输移量为32.5万吨Ol。由此可见，三峡地区绝大多数的泥沙和砾石都是自奉节至宜昌段的长江河道中输出的。这些数量巨大的泥沙因河道水流挟沙能力强大，故三峡地区的泥沙绝大部分会被江水冲走，但仍有极少量会沉积在三峡地区，尤其在那些宽谷河段，更是如此。因此三峡地区长江河床上的沙滩、边滩、沙坝等多集中分布在宽谷河段的河床上。
这里我们按由西向东的顺序列举几处最具代表性的江洲资料：
(1)巴县广阳坝据《蜀中名胜记》卷17．重庆府：“李膺《益州记》：‘广阳，州动七里，水南有遮要三槌石’。《志》云：‘治东江洲广阳坝，即广阳州也’。字宣从州。此石江中突起，俗名遮夫堆。”广阳坝形成年代具体无考，但从地貌来讲，长江流经狭窄的铜锣峡后由于江面突然开阔，泥沙便在“遮要之堆石”一带沉积成洲。
(2)涪陵锦绣洲（又称金盘碛）
《太平寰宇记》卷120引《周地图记》载：“铜柱滩东有锦绣洲，巴士盛以此州人能织锦罗，故以名之。”锦绣洲即鸟江人长江口的金盘碛，1965年至1966年，为通航在碛上凿通航道，形成灌口通道，金盘碛与岸分离，面积变小。
(3)丰都平洲长江出涪陵界人丰都后，河床突然开阔起来（尤其在县城及以东），故使湍急的江水变缓，沉积现象增多，形成了平洲、丰稳洲、长沙坝等江心洲。平洲又名丰民洲，据《水经注》卷三十三记载：“（江水）又迳东望峡，东历平都，峡对丰民洲，旧巴子别都也。”长江冲出东望峡后受科氏定律惯性作用向南压迫，使北边干道泥沙迅速淤积最终成平洲。《蜀水经》卷6称：“城立平洲上，长可三里许，平都之名或取诸此也。”这是说，古时在该洲上建有城邑，由比可见平洲由来历史悠久，同时也证明了古时在丰都县城及其以东有宽阔江面的事实。
(4)丰都丰稳坝丰稳坝又称丰稔坝，为顺直型汊道江洲，长江主道在该洲北边流过，南边受龙河来水影响，遂形成洲直汉道，从而使江洲更为明显且不易向南岸淤塞。丰稳坝平面似“梭”形，沿江有砂石堆积的河漫滩，中部渐高，四周缓缓向长江倾斜，顶部为一东西长约660米、南北宽约240米的较平坦的台地（三峡大坝未蓄水前为丰稳坝农场）。丰稳坝形成于何时？各类史志记载不清，不过据2001年的考古发掘，在台地中部探方的第3层、第4层、第5层中均出土有六朝时期的文化层，最底层从地表向下深约1.2米，文化层之下为生土。由此分析，丰稳坝形成的年代至少在六朝以前。正是由于地质地貌极为稳定，故俗称“丰稳坝”，六朝时期居民们开始在坝上定居，后一直到宋元明清时期及现代。
值得注意的是，叠压在第3层之上的第2层为长江洪水过后的淤积层，而第3层为六朝时期文化层，这表明六朝时期（公元589年）之后，长江发生过一次特大洪水，此次洪水将丰稳坝全部淹没。据测量，该坝的海拔高程为140-164米，如此看来，这次洪水水位的高程至少在海拔164米以上。考古发掘资料还证明，在I区T8、Ⅲ区T76的第3层之上的第2层也是长江洪水过后的淤积层，而这两处发掘地点的第3层文化层皆为明清时期，此一现象证明，清代或清代以后，长江又发生过一次大洪水将丰稳坝全部淹没。虽然长江洪水屡次淹没丰稳坝，但洪水过后，这里的居民们仍旧又回到丰稳坝上定居生活。
(5)丰都长沙坝长沙坝位于丰稳坝西北，为丰都县城及其以东长江宽阔江段上最东边的一个小沙洲。长沙坝、丰稳坝、平洲皆分布在丰都湛普一—镇江河段较为突出的顺直型河汊道上。受上游丰稳坝顶托作用，长沙坝在江流缓行时有不少的泥沙淤积，天长日久，沙洲逐渐增大。
(6)忠县唐土坝（又名塘土坝）
为位于忠县乌杨长江江面上的一江心洲，其下游处又有一与唐土坝面积相当的沙洲。《舆地碑目》记载：“塘土洲，有贞元十七年段文昌撰《耆老思旧碑》，有《唐刺史房公式善状碑》。”如此看来，唐代时唐土坝就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该洲上曾有居民定居。清代初年，唐土坝经常遭到长江洪水的侵袭，《蜀水经》卷6记载：“（塘土洲）长里许，夏涨则没。”即夏季洪水来时该坝常被长江洪水淹没。后到清代末年，唐土坝再度淤积增长、增宽，其坝面积“广千亩，长四五里，植竹树，民屋十余座，耕种其上，大水不能泪”。一派繁盛祥和情景。
(7)奉节臭盐碛该碛属于峡口溪口滩，为汇合于此的长江和梅溪河中夹带的大量石块、泥沙淤积而形成的洪积扇。枯水期此处江宽仅200-300米，滩面最宽处约l米，滩长约2000米，滩面高程为海拔79-82米；主河槽在右岸，为卵石河床，堆积厚约20余米。由于臭盐碛地处梅溪河与长江交汇处，且长江至此进入瞿塘峡而骤然束窄，洪水季节，峡内一时宣泄不及，就会因潴水而产生大回流，以致大量卵石、泥沙沉积于此。因受长江洪水的影响，河漫滩时大时小，变化无常，是三峡地区著名的险滩和浅滩，过去为川江上航行最困难的河段之一。1998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与重庆自然博物馆等单位对臭盐碛左岸的鱼复浦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资料表明，该遗址主要分布在长江第一级和第二级阶地（包括河漫滩）上，发掘时部分探方选择在第一级阶地和河漫滩上，海拔高程为85.7-97.9米，在一种黑色粉状黏土质文化层中发现有远古时期先民们使用过的石制品，此外还发现有大量树干化石。石制品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制品，说明该河漫滩上曾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活动过。后来，长江及梅溪河冲击夹带的大量卵石、泥沙等沉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之上了。据测算，那时这一地带的长江水位，枯水季节最低约80米，洪水季节一般为130米。受长江、梅溪河水历年冲刷，河床扩宽、增高，速度惊人。
2．三峡地区长江支流河床的淤积情况
三峡地区水资源丰富，水系除长江为主流外，还有众多支流，密度较大，水量丰富。区域内流域大于50平方公里的支流就有450多条。与干流长江一样，各支流因受历年河水、溪水的冲刷，两岸台地亦渐有崩塌于河流中的情况，泥沙、卵石堆积，河床迅速增高并形成诸多滩积。这里，我们选择几条比较有代表性的支流资料做如下说明。
(1)嘉陵江为长江三峡地区北岸最大支流，全长1120公里，流域面积159812平方公里，集水面积（北碚站检测）156142平方公里。《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记载：“庾仲雍所谓江州县对二水，右则涪内水，左则蜀外水。即是水也。”内水，自渝上合州至绵州日内水；外水，自渝上戎泸至蜀谓之外水。“外水即岷江，自重庆上叙州、嘉定是也。内水即涪江，自重庆上合州、遂宁、潼、绵是也。”《尚书·禹贡》记载，战国以前，巴人向中原王室进贡，其供物多是由嘉陵江而上输送到北方中原地区的。从输沙量的情况来看，嘉陵江年输沙量为12000万吨，此输沙量数目巨大。淤沙中绝大部分会被江水冲走，但仍有部分泥沙会沉积在嘉陵江沿岸，从而形成沙州和河漫滩。据监测，嘉陵江渝合段（渝中区至合川）枯水期水深仅0.8-2米，且每年平均以0.2米的淤积高速发展。历史上，嘉陵江的通航里程较长，据历史地理学者研究，自宋至清，嘉陵江通航里程可达公里，下游重庆市渝中区至合川市可通航300吨级船舶，尤其建国后对险滩进行了一系列整治，曾一度可使400吨以下的船舶全年航行，机动船可上溯至南充、阆中一线。现在，因泥沙淤积日益严重，其航程已大大缩短。
(2)乌江古称巴江、延江、黔江，为长江三峡地区南岸最大的支流，全长1050公里，流域面积87920余平方公里，集水面积83035平方公里，年输沙量2800万吨。乌江在历史上水质优良，少浑浊现象。宋人《方舆胜览》卷6l记载：“黔江水渊澄清澈，底见苔石，鱼虾可数。”范成大《吴船录》记载：“过州（即涪州）人黔江（即乌江）泊，此江自黔州来合大江，大江怒涨，水色黄浊，黔乃清泠如玻璃，其下悉是石底。自成都登舟至此，始见清江。”石湖居士范成大是于宋淳熙丁酉岁五月二十九日离开成都的，到达涪州的时间是七月十四日，此时期正是长江发生洪水的季节（5月-10月为洪水期），南来的乌江水却仍然“清冷如玻璃，其下悉是石底。”难怪范成大舟行至此内心发出感慨。这说明乌江由远古至宋代，一直水质优良，江水中泥沙较少，流域水土保持较好。乌江的航运业历史悠久，航程路线长，《华阳国志》卷l记载：“涪陵郡，巴之南鄙。从枳南人，溯舟涪水，”又卷3记载：“（战国时期）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船舶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由此可见，自战国时期起，乌江航运业一直较为发达，其航程之远甚至可以直通西南遵义乌江镇以上，只是因为后来崩山阻塞江面形成一个个险滩，致不少河段断航，仅在清代乾隆五十一年就发生过羊角碛处山崩而产生滩险；乾隆五十七年，涝子滩处山崩，涪陵江大水淤塞；嘉庆三年三月，小角梆滩处山崩，涪陵江大水淤塞；嘉庆十三年，老君滩、曲尺子滩处涪陵江大水漫溢淤塞；道光三年，干沟处大雨雹，涪陵江水汛，山崩，干沟一带尤甚，边滩险自此始。正是因为乌江河道上曾多次发生岸崩山塌和滑坡事故，致使乌江河床抬高，航程也逐年缩短。近几十年来，由于水土保持不力，乌江中下游河段频现枯水期，不少河段仅深l米左右。
(3)大宁河位于巫峡地段的长江北岸。大宁河干流由北向南流经巫溪、巫山，在巫山县城注入长江，全长142.7公里，流域面积4200平方公里。《水经注》卷三十四云：“江水又东，巫溪水注之，溪水导源梁州晋昌郡之宣汉县东，又南经建平郡泰昌县南，又经北井县西，东转历其县北，水南有盐井，井在县北，建平一郡之所资也。盐水下通巫溪，溪水是盐水之称矣。溪水又南，屈经巫县东。县之东北三百步，有圣泉，谓之孔子泉。其水飞清石穴，下注溪水，溪水又南人于大江。”大宁河与长江干流一样，河床早在远古时期就开始有了泥沙及卵石的堆积现象，只不过那时堆积速度较为缓慢，进入有史时期以后，河床淤积和摆动速度加快，明清以来河床淤积速度更是惊人。这里，我们以大宁河流域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几处古文化遗址地层堆积情况做如下补充说明。
巫山双堰塘遗址位于大昌镇西北龙兴村，面积10万平方米，地层堆积厚2米余，大部分文化层都已被大宁河水冲刷掉，局部残存的西周文化层之上叠压着河滩砾石层，而且，绝大多数探方的地层堆积都在西周文化层之上（第3A层、3B层），皆为近现代淤土层，显然为河水泛滥冲积而成。西周文化层（第5层）之下为河床卵石层。从布方发掘的位置来看，由西边河堤向东至100-150米的范围内，底部均为河床卵石层，说明远古时期这里河床宽阔，也有可能曾经是大宁河道的主道。在西周文化层之上叠压有厚达60厘米的淤积层，说明西周时期之后大宁河发生过特大洪水。又西周文化层之下皆为卵石砾石堆积，说明大昌地区的先民们大约从西周时期开始，就已在大宁河边繁衍生息了。据测量，从底部河床砾石层向上至现地表的文化堆积厚达2米多，表明大昌镇一带的大宁河河床在3000年的时间里淤积增高了2米多。
巫山张家湾遗址位于巫山大昌镇新春村大宁河西岸第一级阶地上，残存面积约12000平方米，文化堆积可分6个层位，从底部至地表依次是：第6层为东周文化层，第5层为汉代文化层，第4层、第3层皆为山洪冲刷形成的淤积层。在第4层淤积层内包含有汉代遗物，说明其形成于汉代。自汉代以来，大宁河河道在大昌盆地一带经常摆动，变化无常。在该遗址汉代文化层中发现的窑场，其本来的位置应该是分布在临河或靠近水源地的。比如西汉时的窑址位于张家湾遗址的中央，但到了新莽时期窑场即向东北移出了数十米，表明当时的河道已向东推移。20世纪80年代初，大宁河主道还在离张家湾遗址不远的地方，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主河道已向东推移了100多米，可见大宁河河床堆积及河道改道的现象是相当惊人的。
巫山林家码头遗址位于巫山大昌镇西约2公里处，在大宁河左岸第一级阶地上。北与著名的双堰塘遗址相距约500米。2001年发掘时，遗址残存面积约2200平方米，可分为7个层位。由于该遗址紧依大宁河，历年遭受山洪的冲刷和侵蚀，毁坏严重。文化堆积一般较薄，仅50-80厘米。遗址的第5层、第6层、第7层分别为汉代和东周时期文化层，第7层下为灰坑及“生土”或河漫滩砾石。据对该遗址底部“灰沟”的碳14测定，其年代约距今年，沟底为河漫滩巨卵石层。由此我们可以确定，该台地至少在距今6000年以前就已形成且可能有人类活动，但受洪水侵蚀，人类活动的遗迹基本上被破坏掉了。据对第3层冲击物样品的检测分析，其粒度较细，为各层中最细者，黏土含量高达47.46%，分析者认为，这一时期降水量较高，经常被水淹没，故文化层中断。4-6层的这段时间沉积作用相对稳定。又据孢粉和植物硅酸体的研究分析，发现生土层中仅见一些河流沉积环境下的蕨类孢子，种类单调，表明此为洪水泥沙快速沉积的产物。遗址的地层堆积厚达2米多，说明自东周始，这一台地增高了2米多。在该遗址东周时期文化层中还发现有西周时期的遗物，但无西周时期的文化层，说明西周时期人类曾在这里活动过但文化层已被破坏掉了。大宁河流域古代航运业发达，据严如煜的《三省边防备览》卷5．水道中记载，清代大宁河“小舟自盐厂至巫山，水程二百八十里。小舟上下运载盐米杂货，至两河口则运煤薪而已。”估计明清时期大宁河航道还可上溯更远。清代以来，由于大宁河两岸开山拓垦、煮盐伐薪、造纸开矿等活动日趋频繁，使河流两岸林木损耗甚烈，从而河床沙石淤积，水患不断。后虽经多方整治，大宁河航道仍仅容木船勉强通达巫溪县城，其航程长约120公里，且因受季节性影响，比清代以前已大为逊色。
(4)香溪河发源于湖北省神农架主峰西麓的骡马店，流经兴山、秭归，在香溪镇（现归州镇）注入长江，河流全长110公里，流域面积3099.1平方公里。《水经注》卷34记载：“江水又东径信陵县南。临大江傍深溪，溪源北发梁州上庸县界，南流径县下，而注大江也。”陆游的《入蜀记》第六记载：“十五日……，泊舟兴山口。肩舆游玉虚洞。去江岸五里许，隔一溪，所谓香溪也，源出香溪村。”香溪河流经地区植被较好，且多为石灰岩地貌，河水含沙量很少（每立方米仅有泥砂0.3千克左右），除大暴雨季节外，河水清澈透底。河床在下游地段多有淤积和冲击形成的河漫滩，主河道摆动不定。从航运业的航程变迁来看，清康熙初年，郡守立塘曾用兵运粮香溪，以便上溯供应军粮（雍正《湖广通志》卷10），这说明香溪河此时是可以通船航运的。历史上香溪是兴山通往外界的惟一水道，但自上世纪60年代初始，由于河床年均淤高0.10米，故香溪河逐渐丧失了其水上运输价值。
3．岩崩阻江对河床的影响
三峡地区地层出露齐全，褶皱、断裂纵横交错，山脉平行延伸，岭谷相间分布，喀斯特地貌发育，是多个构造体系复合的地区。由于三峡地区山高坡陡、地质构造复杂，多岩层裂隙，山体受历次地质构造运动的强烈破坏，岩层节理与断层十分发育，加上暴雨较多且强度较大，岩石风化破碎，形成大量松散堆积体，尤其该地区自明清以来滥砍乱伐森林以及开矿、取石、修路等人为原因，使得三峡地区滑坡、岩崩、泥石流等灾害点有两万多处，仅万县市（现万州区）境内灾害点就多达7008处，其中特大型灾害点118处，大型灾害点312处，中型灾害点189处。
据有关史料记载，自春秋时期以来，长江三峡地区多有岩崩、滑坡事件发生。杨雄《蜀王本纪》记载：春秋时期“巫峡水不流，鳖灵凿之。”《后汉书》卷26记载，东汉永元十二年夏（100年）：“南郡秭归，山高四百丈，崩填溪，杀百余人。”《水经注》卷34记载：“江水历峡，东经新崩滩，此山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崩。”书中又载：东晋太元三年( 377年)，巫山新崩滩，“当崩之日，水逆流百余里，涌起数十丈。”万历年《三峡通志》卷5记载，明嘉靖二十一年六月（1558年），（秭归）新滩北岸“崩五里许，巨石腾闭塞江流，压民舍百余家，舟辑不通。”《万县市历代战争和灾害》记云：光绪四年( 1878年)云阳滑坡，400米江面压缩为80米。民国《云阳县志》卷5．山水下记：清光绪二十二年( 1896年），云阳黄官漕“自七月积雨至于八月，黄官漕山半崩裂，土石推移，广袤约数百里，直移人江，壅塞径流。”20世纪的、、年，长江西陵峡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岩崩和危岩滑移。1982年发生在云阳长江河段的鸡扒子大滑坡，共有1300多万方土石方滑动，前缘180万立方米滑人长江。1987年，支流巫溪南门湾处岩崩，使7000余方土石滑动。1994年发生在武隆龙冠嘴、鸡冠岭段的岩崩，约有500万立方米的土石方滑落，约30万立方米的土石崩于乌江中，导致乌江堵塞并一度断航。据中共秭归县委( 1985) 33号文件所述，日秭归新滩“江家坡以上1300万立方米滑坡体整体高速向下滑动，约有600万立方米在吴淞高程800米外从整体中飘出，200万立方米进入长江，推进江中80米，滑坡体毁掉新滩全镇。”类似的自然灾害例证还有很多，此不一一赘述。
无疑，历史上发生在三峡地区的滑坡、岩崩、泥石流等，使大量土石方长年向江河中堆积，虽然这些土石方大多数会随咆哮奔腾的江水冲出三峡，但也会有相当部分岩体泥沙沉积在三峡地区的江河中，从而形成一个个堆积在江河中的险滩和河漫滩，有的河段甚至形成阻塞。显而易见，发生在三峡地区的这些滑坡、岩崩、泥石流等，其堆积物不仅会对江水形成阻塞也会导致长江河床逐渐增高，尤其在长江西陵峡出口处，河床高程在这里发生了急剧变化，来自长江三峡的巨石、泥沙等因长江水流至此迅速减缓而在这里快速沉积致河床增高，从而使峡谷内和峡谷外河床的高低相差20余米，峡谷内河床的深度约为负40米。
据各类文献和地方志书记载，自远古至近现代，长江三峡地区发生各类自然灾害的频率不断加快，有严重化的倾向，那么，长江三峡地区何以会出现这种自然灾害加剧的现象呢？其原因明显为生态环境的劣质化加快。当然，我们不排除这些灾害有其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但其中大多数因素却与三峡地区人口增多、垦殖指数攀升使森林植被大面积减少有关，加上人们在对这一地区的交通、矿业、建筑、水电建设项目进行开发时缺乏必要的水土保持措施，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三峡地区（包括长江上游）的水土流失和河床的抬升。正是基于上述诸多方面的原因，导致长江三峡地区生态条件恶化，各类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也随之不断加快。
4．三峡西部地区几处古文化遗址的地貌情况
在丰都玉溪坪等沿江好几里长的第一级阶地上，几乎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古人类居住遗址。这里的第一级阶地皆为高约5-6米的河坎，河坎下即是河漫滩。在这一带河坎断面上，古文化遗存随处可见，河漫滩上到处可见一些残石器、石片、残陶器（片）、板瓦和青瓷片等。由第一级阶地河坎至河漫滩再至冬季江水边的距离大约是150米，更远的可达200米以上。最近几年，发掘的位置多在遗址的边缘地带。据当地60多岁的村民们讲，几十年前，该遗址不仅在现在的河坎处，而且还要向江心延伸至少30米。199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在调查该遗址时，河坎距现在的至少向后退缩了7-8米，而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中心区早已成了河漫滩。
万州麻柳沱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武陵镇长江边的第一级阶地上，东部高出长江边约100余米。从地形地貌来看，该遗址原占地面积很大，但经数千年长江洪水的冲刷，至年发掘时已面目全非，残存面积仅5000平方米，其文化遗存主要为商周时期遗存，而新石器时代的已极少见。从遗址崩塌的的状况可知，至少在战国以前，麻柳沱遗址就曾受到相当大的洪水侵蚀，其断崖上的商周时期文化层已整体垮塌于断崖下的河漫滩上。至于麻柳沱遗址的中心部位，在经受数千年长江洪水的冲刷之后，“遗址的中心部分堆积现在基本上已荡然无存。”显而易见，年时的发掘地点，已经是遗址的边缘地带了。
5．三峡东部地区几处古文化遗址的地貌情况
秭归官庄坪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长江支流香溪河西岸。几年前发掘时，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遗迹和墓葬全部位于靠近河滩的地带，石家河文化遗存则靠近西边地势略高的地带，但残余面积仅1 00多平方米，且文化堆积单薄，遗迹和墓葬很少。发掘者认为，“从文化层堆积特点分析，可能因洪水冲击破坏严重。”现遗址东部河坎处为一宽约120米的河滩，此河滩枯水季节即现。据当地老人介绍，20世纪50年代以前，现在的河滩上还有相当一部分台地（应为古文化遗存的原生堆积）与现在的台地连在一起，后因洪水冲刷、剥蚀，才形成了现在的大片沙滩地貌。1981年，考古部门对该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主持发掘的王红星先生于21世纪初又到遗址现场进行了考察。目睹现场情景，王先生称，因“香溪河的改道使当时地貌今非昔比，面目全非，直接侵蚀掉官庄坪遗址近万平方米，河滩变得异常开阔”。由此可见，近30年来，该遗址被洪水冲刷及人为破坏的情况相当严重。
西陵峡庙南宽谷地带的宜昌路家遗址位于长江北岸的第一级阶地上，海拔高度65-75米，长江葛洲坝蓄水后几乎将该遗址下半部全部淹没。阶地南部陡坎至长江边为河漫滩，其间距离至少在120米以上。1984年考古部门曾对该遗址进行过发掘，至1995年再次发掘时，发现1984年发掘时的江边河坎布方早已被江水冲毁，江边河坎较之1984年已向后山坡收缩了至少10米。仅仅10年的时间，这一地带的第一级阶地就被江水冲刷掉了10米。
西陵峡中段的秭归朝天嘴遗址
1985年，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曾在朝天嘴遗址江边河坎处布5×5米探方4个，次年冬季发掘时，发现“1986年长江洪水已将1985年Tl-T4冲毁，无法了解其确切位置”。从1985年发掘时测绘的《发掘探方位置图》来看，此次洪水使河坎向后退缩了近8米。
西陵峡中段的宜昌窝棚墩遗址位于中堡岛遗址以东约3公里，原是大坪临江处突出的—个土墩，其上种植有大片桔树，据说几十年前面积相当大，但到1985年发掘时，土墩已经消失，成为河漫滩，河漫滩上还剩下一片有石脊和石块的沙滩，原遗址地的河坎已向后退缩了几十米。在江边河坎的断面上可看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原生堆积。1993年发掘时，河坎再遭江水冲刷而向后山坡退缩了10多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原生堆积已全部被破坏。
西陵峡西段秭归龚家大沟遗址20世纪60年代调查时，考古人员在遗址临江的河坎断面上发现有厚达5米多的文化层。20世纪80年代初发掘时江边河坎已向后山坡退缩，文化层最厚的仅余2.3米。据发掘者介绍：“龚家大沟遗址原保存的范围较大。近年来因多次洪水冲刷，崩塌现象相当严重……。估计遗址的中心部分，可能已经遭受（长江洪水冲刷）破坏。”
六、归纳和认识
我们对三峡地区远古时期长江河床演变的研究，主要是以三峡地区1949年以来考古发掘所获资料为论证依据，其中尤以近20余年来为配合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工程建设而在长江干、支流沿岸发掘的数百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资料为依据，同时结合三峡地区的地质地理资料，对远古时代三峡地区长江河床演变的历史进行探索。对于上述的介绍和分析，我们在此做如下归纳并提出几点认识。
第一，三峡地区远古时期的河床因受这一地区特殊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的护佑，虽局部宽谷地段长江河床有小的波动（这个波动主要表现在三峡西部地区，三峡东部地区基本上没有什么波动），但整体上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第二，长江古河床是一个由远古时代深且窄而逐渐向浅且宽的进程演变的。在漫长的岁月里，尤其在近现代，长江两岸阶地上的一些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甚至一些夏商周时代的人类居住遗址大都被长江洪水冲毁，此一现象表明，三峡环境的变迁使三峡地区的人类生存环境相对恶化。
第三，远古时代三峡地区长江沿岸虽然也有河漫滩，但河漫滩的数量较少且海拔高程较低，大约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河漫滩增多且高程上升，其速度也在加快。进入有史时期及现代，河漫滩的生成和增高速度相当惊人。
第四，古河床的增高破坏了长江三峡地区的生态环境，自秦汉以后，人类居地的选址绝大多数已向后山坡迁移，较早期人类的居地已高出5-10米，甚至更高。在离江边较近的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场地附近，秦汉以后的文化遗迹很难见到。
第五，在一些石器时代的遗址地层堆积中，往往都发现有长江洪水肆虐后沉积而成的淤沙层，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远古时期长江发生洪水的重要线索，也为我们了解远古时期长江洪水上涨的水位高度和发生时间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第六，从植被自然破坏的现象来看，早在数千年乃至数万年以前，长江三峡地区的植被就已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河床下的树干化石表明长江遭受毁坏性洪灾的历史由来久远，只不过那时洪水发生的频率没有人类进入有史时期以后洪水发生的频率那么高罢了。
第七，在三峡地区，无论是几大峡谷地带还是在一些宽谷地带，河床较之远古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尤其在宽谷地带，河床的堆积相对要更高些，局部地段可达10至20米，甚至有的厚达数十米。而河床的宽度，除几大峡谷地段外，普遍都有增宽的趋势，有的地段宽达1500米以上。
第八，三峡地区出现自然滑坡、岩崩和泥石流的情形较为频繁，从有史记载以来，三峡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地点达2万多处，仅万县境内（1997年以前的万县地区）就有7008处，而数千年以前没有记载的地质灾害发生点恐也不在少数。这些因地质灾害而产生的泥石常常会导致某些地段的河床增高。
总之，我们在本文中从三峡地区远古人类居住遗址的地理环境及遗址中洪水淤沙堆积的情况人手，对远古时期三峡地区的洪水及河床演变情况进行了探讨，并将远古时期人类居住遗址的海拔高度与近现代人类居住地的高度进行了对比，从中我们明显看到，近现代人类因躲避长江洪水的威胁已向后山坡较高的地域退缩了几十米、几百米甚至更远。长江两岸的山坡、台地遭受洪水冲击崩塌于江中的现象已越来越严重，尤其近几十年来，崩塌的速度更快，令人触目惊心。难以想象，再过几十年、几百年以后，那将是怎样的一个情景？因此，绿化长江，保护长江，治理长江，合理开发长江等等，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尽快尽早地予以实施，使长江更好地造福于国家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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