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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版APP安卓版APP扫一扫下载评论员随笔：中国需要怎样的“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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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流大学不仅是硬件提升的问题，也不仅是学科建设、制度建设的问题，而是如何形成一个高尚的精神共同体，如何定位自己在国家、民族乃至世界、人类前行中坐标的问题
　　每年诺奖公布，慨叹国内大学不能培养出“大师”，已经成为一种集体症候。这背后，透露出一个强烈的共识：中国需要世界一流大学。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近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正是对这种焦虑的回应。方案提出“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的目标，也有着现实的基础。从学科发展看，国内顶尖大学不少基础研究已经站稳世界前列；从基础教育对高校供给看，发达地区的中小学基础教育甚至已领先发达国家；从教育经费看，无论中央财政支持还是社会捐赠都在稳步提升。这些都是敢提出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的底气所在。
　　当然，也有人嘀咕：基础打牢了吗？制度理顺了吗？那种光看论文的考核，那些“整天数报销发票”的情况，那条“行政与学术”的模糊边界，也都现实存在。可以说，无论是管理构架调整、人事体系建设还是人才培养创新，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之间，可说还是“道阻且长”。
　　问题需要一点点理清，一口气吃不成胖子。但最根本的问题需要想清楚：中国应该建设怎么样的世界一流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北大指出：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而是要办成“第一个北大”。第一个北大，正提示了争创一流中的“中国坐标”。
　　充满文化自信，承担文化责任，引领并影响世界，这样的使命与追求，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题中之义。如果在争创“世界一流”的过程中，高校只惦记着世界排名，甚至被世界排名捆住了手脚、局限了视野，最终只会在邯郸学步、依样画葫芦中沦为二流。正如美国莱斯大学校长戴维理?布隆所说，“追逐排名只会让越来越多大学趋同，并忘记自己的特质”“无论是排名还是规模，都不是大学精神的一部分”。
　　大学与大楼、明德与前途的辩论，激荡着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百年历程。大学何为？归根到底是在追问大学的使命、大学的精神。纵观现代文明发展史，一流大学往往成为国家精神气质、价值观与追求的“颜值担当”。这其实不仅是一个硬件提升的问题，甚至也不仅是学科建设、制度建设的问题，而是如何形成一个高尚的精神共同体，如何定位自己在国家、民族乃至世界、人类前行中坐标的问题。
　　这样的答案，显然不仅仅捏在教育部门的手里，而在于社会、学校乃至每一个学生的哿步ㄖ小！奥蘼聿⒎且蝗战ǔ伞保反观西方国家的大学发展历程，名校的养成绝不是朝夕之功，而表现为一个文火慢炖、自然发酵的过程，以此才形成各自独特的风味。在这个意义上，建设“世界一流”，既要有决心与信心，也要有恒心与耐心，以沉潜之力、积淀之功，让我们的大学成为人类文化皇冠上的明珠。
　　《 人民日报 》（ 日 05 版）
(责编：白宇、文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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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基辛格的《重建的世界》，重建了怎样的世界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enger），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亨利·基辛格博士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设计者，迄今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影响人物。近日，上海译文引进出版了他的《重建的世界》一书，并即将在月内全面上市。
与之前在国内出版的著作《论中国》《世界秩序》等略有不同，《重建的世界》是基辛格博士在哈佛大学就读期间的博士论文，将研究方向集中在19世纪俄国击败拿破仑后世界各国为构建国际新秩序所做的努力。虽然在2015年的今天再来重看这段始于1812年的历史貌似有点怪异，但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指出的：
“《重建的世界》看似一部讲述欧洲历史的著作，但基辛格在书中亦描绘了均势外交的基本原则。”
所以一定程度上，这本《重建的世界》可以算是基辛格博士整个外交生涯立言立论的思想源头。分享本书概述中的文摘，一起看下在基辛格眼中，世界究竟应该怎样被“重建”。
《重建的世界》概述
文｜亨利·基辛格
- 声明：转载先请私信联系 -
身处热核毁灭威胁的时代，不免让人怀念那些较少采取严厉制裁措施的外交的时光，那时战争的危害是有限的，大灾难几乎无法想象。如此形势之下，也难怪实现和平成为关注焦点，对和平的需求被认为是实现和平的推动力。
但实现和平不像渴望和平那样简单。因为历史离不开复仇女神涅墨西斯的身影，她以另一种形式满足人类的愿望或过分实现人类的祈祷，从而将其击垮。回顾以往，那些看似最和平的日子却是最少寻求和平的时候，而人们似乎无休止地寻求和平的时候，反而始终无法获得安宁。每当和平——即避免战争——成为一个或数个大国的首要目标，国际体系就处在了国际社会中最霸道成员的摆布之下。当国际秩序认识到即使为了和平某些原则也不可让步时，至少还可能在实力均衡的基础上建立稳定局面。
因此稳定往往不是追求和平的结果，而是产生于一种普遍接受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不应与正义的概念混淆，它只是有关可行性安排的本质及外交政策上所容许的方法与目标的国际协定。它意味着该国际秩序框架被所有主要大国接受，至少一定程度上没有国家过于不满，没有像《凡尔赛和约》后的德国那样以激烈革命的外交政策来表示强烈不满。合法化的秩序并不能完全阻止冲突发生，但它限制了冲突的规模。战争仍会发生，但将以现行格局的名义展开，战后的和平会被认为是更好地体现了“合法化的”普遍共识。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即通过谈判协调分歧，只能在“合法化的”国际秩序下进行。
每当有一个大国认为在当下的国际秩序或使其合法化的方式中受到压制，该国与其他大国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革。此时，不单是在既定体系下调整差异的问题，而是体系本身的问题。差异调整虽然可能，但会被认为是最终摊牌前巩固地位的战术策略，或是挫折敌方士气的手段。当然，革命国家的动机很可能是防御性的，声称感到威胁时很可能是认真的。然而，革命国家的显著特征不是因为它感到威胁——威胁是由主权国家建立的国际关系中固有的性质——而是没有什么能消除这种不安。唯有绝对的安全——压制对手——才被认为是充足的保障，因此某个大国希望获得绝对安全意味着其他大国将感到绝对的不安全。
外交是一门控制权力使用的艺术，无法在如此的环境下施展。认为只要有“诚信”和“达成共识的意愿”，外交手段总能够解决国际纠纷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处于变革的国际秩序中的每个大国都会被其他强国看做是恰恰缺乏这些品质。外交官仍会会面，却无法说服彼此，因为他们不再有共同语言。由于缺乏对什么是合理需求的共识，外交会议充斥着对基本立场枯燥乏味的重申、对背信弃义的谴责或“缺乏理智”和“颠覆破坏”的指控言辞，变成了一场场煞费苦心的舞台剧，意图将尚未表态的国家贴上某个对立体系的标签。
对于长期习惯于和平安宁又毫无灾难经历的国家来说，这将是艰难的一课。经过一段看似永久的稳定时期，它们几乎不可能相信革命的国家声称要摧毁现行的体系架构是认真的。因此现行体系的维护方一开始往往如此对待革命的国家，好像它的抗议只是策略层面上的，好像它实际上接受了现行的合法体系，而只是为了讨价还价才夸大了它的情况，好像只是因为心怀怨恨，想得到一些有限的安抚而已。那些及时对危险做出警告的人被认为是杞人忧天；建议随机应变的则被认为是稳妥理智的，因为他们占尽了所有充分的“理由”：他们的论据在现行框架下被视为有效。“绥靖主义”如果不是作为争取时间的手段，那就是因为无力对付无限制目的的政策。
但革命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它拥有坚持自己信念的勇气，愿意甚至迫切渴望将它的信念贯彻到底。因此，无论一个革命国家能取得其他怎样的成就，它也将产生侵蚀作用，即使不能改变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至少会影响该秩序运行中的制约力量。稳定的秩序具有自发性的特征，革命局势的本质则是具备自我意识。在合法时期，责任原则是再理所应当不过的而从不被提及，因此该时期在后来者眼里似乎肤浅和自以为是；而在革命的局势下，原则却成为关注焦点，一直是人们的话题。成效甚微的努力很快就耗尽了其全部的意义，双方以同样的词语来援引各自有关合法性“真正”本质的版本也就很平常了。由于在革命的局势下，比起调解差异，竞争体系更在意破坏忠诚的行为，所以战争或军备竞赛就代替了外交手段。
本书将以法国大革命的结束及战后影响为研究范围，在这十年时间里，上文提及的问题尤为显著。很少有哪个时期可以如此充分呈现革命的国家出现后引发的困境：词语倾向于改变其涵义，甚至最熟悉的关系也倾向于改变其意义。一种新的思想大胆声称它将重塑现行的责任格局，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展开行动来实现这一思想。“是什么使得权力合法化？”被卢梭定义为政治的关键问题，而无论他的对手如何努力，都没能消除这个问题。此后，争执不再是在被接受的框架下的差异调整，而是框架本身的有效性；政治竞争成为学说辩论：贯穿十八世纪复杂运行着的权力平衡瞬间失去了它的灵活性，面对声称其政治准则与他国不相容的法国，欧洲均势对大国来说貌似不再是充足的安全保障。但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心二意地试图恢复法国合法统治者原先地位的努力，只是加强了革命的干劲。一支建立在甚至连最专制的王权神授统治者都无法想象的征兵制度上的法国军队打败了侵略军并迅速占领低地国家，接着出现了一位征服者，他试图将法国革命的道义诉求变为现实。在拿破仑的影响下，不仅十八世纪的合法体系支离破碎，就连至少在同时代人看来作为稳定先决条件的实体防护都被毁于一旦。
尽管拿破仑帝国幅员辽阔，却证明了不被屈从的人民所接受的征服是多么脆弱。尽管拿破仑成功推翻了现行的合法概念，但他未能找到新的替代。欧洲从涅曼河至比斯开湾得到统一，但武力代替了义务，法国革命的物质成就超越了道德底线。欧洲是统一了，但只是消极的统一，敌对一个被视为异类(这是缺少合法性的最确凿的征象)的强国，“他者”意识很快被赋予了道义诉求并成为民族主义的基础。
当拿破仑在俄国战败，构建一个新合法秩序的难题最直接地摆在欧洲人面前。反抗情绪可能制造广泛的共识，或许甚至成为规模最广泛的共识，但这个因它们讨厌的因素而联合起来的共识体的成员却可能会为该用什么来取代它而争论不休。正因如此，本书以一八一二年作为研究的起始点。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它——从对民族自决的道德辩护到英雄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已经有了许多诠释——一八一二年记录了这样的时刻，证明欧洲不能依靠武力组织起来，然而其他手段远不是如此显而易见。显然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新势力呼吁民众参政议政，但同样不言而喻的是，这些势力要为这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动乱负责。法国大革命或许对君权神授观念给予了致命一击，但也恰是该观念的代表被召集起来结束杀戮的年代。在这种形势下，令人惊奇的不是解决方法显得多么不完美，而是多么有理智，不是如十九世纪史学自以为是的学说所评论的那样多么“反动”，而是多么平衡和谐。它可能无法满足理想主义时代人们所有的希望，但它或许给予了这代人更为宝贵的东西——稳定，使人们有机会去实现希望，而不至于受到一场大战或长时期革命的阻挠。本书研究范围以一八二二年为终止年，因为此时从革命冲突中浮现的国际秩序逐渐成形，并维持了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随后的稳定时期最好地印证了一个所有强国都接纳的“合法”秩序已经建成，因而此后它们都在此框架下寻求调整而不是推翻它。
欧洲之所以能从似乎混乱的局势中稳定下来，主要是由于两位伟人的努力：以谈判促成国际和解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以及使这种和解合法化的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这并非说国际秩序产生于个人的直觉判断。每位政治家必须要在什么被认为是合理与什么被认为是可能之间进行协调。什么是合理的取决于他的国家的国内体制；什么是可能的则取决于国家资源、地理位置和决心，以及其他国家的资源、决心和国内体制。因此，卡斯尔雷因英国的岛国优势而深感无忧，故倾向于只反对公然的侵略行为，但梅特涅作为位居欧洲大陆中央的大国政治家，尤其力图预先防范动乱。英国深信其无懈可击的国内机制，提倡互不干涉内政的对外政策，而面临民族主义时代本国脆弱体系的危机，多民族的奥匈帝国则坚持拥有普遍干预权，无论何地出现社会动荡时都有权出兵镇压。由于英国只担心欧洲为一国独霸，卡斯尔雷首要关心的就是建立均势。但均势只能限制侵略的规模却不能防止其发生，所以梅特涅试图通过建立一种合法观念并使自己成为该合法观念的监护人来维持这种均势。
两人都各有得失：卡斯尔雷使英国永远成为欧洲舞台的一员；梅特涅始终坚持其呕心沥血建立起的合法原则。但他们的成就不容忽视：一个维持了近百年的和平时期，稳定安宁如此普遍，甚至于可能部分导致了灾难。在这长期和平的时代，人们忘记了惨剧的悲伤，忘记了国家可能灭亡，忘记了动乱的损失可能无法挽回，以及恐惧能成为社会团结的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歇斯底里的兴奋席卷欧洲，这是一个愚昧时代的症状，但也同样是一个充满安全感的时代才会产生的现象。它表达了一个太平盛世的信念；希望世界都沐浴在爱德华时代的恩泽之下，人们安居乐业，没有军备竞赛也没有对战争的恐惧。若是早知道一九一八年的世界格局，更不用说知道如今的世界格局，哪位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宣布开战的首相不会因为恐惧而退缩？有一个人具有这样的直觉并且的确退缩了，当然，此人是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勋爵。
如此世界面貌在一九一四年是不可想象的，这恰好印证了两位政治家的作为。本书将对此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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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基辛格的处女作。本书部分为政治传记，部分为外交史，既有基于历史文献的严谨历史叙事，也有基于其理论的客观分析和评论，集中研究了俄国击败拿破仑后世界各国为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所做的努力，尤其关注外交的局限性和国际稳定的要素。该书所阐发的“均势外交”思想奠定了基辛格战略思维的基础，本书的成功奠定了基辛格作为现实主义学派中第一流学者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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