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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邹承鲁：科技界真理斗士
记者　赵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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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承鲁简介：　　1923年出生，江苏无锡人，1945年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195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主要贡献者之一。20余年来，因坚持抨击学术腐败、呼吁科学道德被喻为“科技界真理斗士”。日，因参与发表文章建议改革中国科技体制而再受瞩目。　　■新闻背景　　关于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的讨论正在进行之中。这个讨论始于日，在中国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决定制订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以指导今后15到20年的中国科技发展。　　而日是中国科学院建院55周年纪念日。温家宝总理到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时强调，要从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高度，对我国未来的科技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和统筹安排，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科技管理体制和国家创新体系。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11月18日，世界顶级科技杂志《自然?中国之声》刊载了一篇关于中国科技管理体制的文章，而此文一出，立即在我国科技界引起巨大反响。　　这篇题为《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的文章是由三位著名学者撰写的，他们是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教授饶毅、中国科技部科学顾问鲁白及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　　三学者说，制定为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提供重要动力的中长期规划，并辅以大量的新增经费，既显示了政府对经济状况的信心、也强化了它相信科技对中国发展至关重要的理念。　　三学者也直率地指出，在迄今进行的中长期规划讨论中，中国科技体制最根本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考虑。中国科技发展还有根本的体制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科技管理目前仍然停留在“人治”阶段，社会和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在多个层面起重要或主导作用，而科技的专业优劣在现有体系不能发挥合适的作用。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科技管理体制已严重制约中国科技的进步，而建立良好的科技体制，是比具体科技大课题更重要的课题。　　这篇文章提出了非常直率的一系列建议，其核心是：“竞争优胜的科技体制”，应从“政治与科技的分离”开始。　　邹承鲁并不知道那篇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的文章引起了轰动。是记者纷沓而至的脚步告诉他，自己又一次成了新闻人物，或者说敏感人物。此时的邹承鲁正在北大医院接受化疗，今年3月他被发现患有淋巴癌。　　作为一个研究了一辈子生命科学的学者，81岁的邹承鲁对自己的癌症举重若轻，“没有那么严重。”这份淡定从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口中缓缓而出时，多少让人有些伤感。伤感来自他对个体生命表现出了大度，却把那些与自己生命联系微弱的事情纠结在心，难以安宁。　　198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不久，58岁的邹承鲁便执笔发表文章，第一次在科学界鲜明地提出“科研道德”问题。他说，“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可是有的人却弄虚作假，用以追逐名利。个别人甚至不择手段剽窃他人成果，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之后20年，反对科学腐败、维护科学道德成为他科研生涯中另一个重要责任。他在媒体和各种公开场合痛斥科学界学术腐败，主张科学道德的精神回归。他直言不讳，毫无隐瞒。　　2001年，在那场“核酸风波”中，邹承鲁公开指责生化学会某专门委员会副秘书长为某核酸营养品作商业宣传。2002年，他公开抨击徐荣祥“5年克隆人体器官206种”之说为伪科学。他坦言中国院士选举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透明，他毫不留情开出清单痛陈科学领域学术腐败“七宗罪”：伪造学历、工作经历；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一稿两投甚至多投；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传。　　邹承鲁大胆无畏的作风，使他成为一个在学界“有性格的人”。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饶毅说，这样的人在中国“有人钦佩、有人头痛、也有人不满”。但他们的存在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了一些具体的例证，说明中国国内有成就的科学家们中有一批客观态度者，不应只看到那些浮夸者”。　　至今，年届八旬的邹承鲁仍独居于“李四光纪念馆”，仍在健康的时候天天上班。2002年，妻子李林先他而去，1950年代他们相识于剑桥后结为伴侣。李林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之女，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院士。这是一个“一家有三个院士”的令人尊敬的家庭。　　病榻上的邹承鲁焦急而孤独。看到记者进来，他才收起面前的笔记本电脑。医院不能上网是他最大的苦恼，他急切盼望几天后出院的日子。“没有工作我不知道该怎么过。”　　采访是在他说话、喘息、停顿、喝水、量体温的断断续续中进行的。　　记者：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完成的？　　邹承鲁：这篇文章不是我发起的，是第一作者饶毅发起并且起草的，他写好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我。我和饶毅之前也通过这种方式讨论问题，我们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观点是相同或者相似的。当他提出想写这样一篇文章时，我说很好，我鼓励你。文章写好后我做了些修改，他问我愿不愿意署名，我说，文章的观点我是同意的。如果你认为署名对更多人接受有好处，那就署。　　记者：1949年您的第一篇论文就发表在《nature》(自然)上，我们知道《nature》杂志在全球科学界的地位非常之高，对这篇文章发表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力您应该是有判断的吧？　　邹承鲁：对，《nature》是一份令全世界科学人士尊崇的刊物，是科学界最重要的杂志之一。我知道文章出来后肯定会引起一些影响。但究竟有多大，现在我还不敢说。我就希望更高层能注意到文章中的观点，因为是对中国科学管理有益的，希望他们能吸收其中积极的一部分。但是显然，这篇文章也会伤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　　记者：哪些人？现在有没有听到或者感受到来自他们的一些反应？　　邹承鲁：当然是文章中抨击到的那一部分人，这就不用直说了。目前还没感觉到什么反应，不过即使有什么负面影响，也没关系。我已经老了，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怕挨整。也不怕在基金上封锁我，我现在也不做什么研究了。剩的那些钱，最后几年做些小项目还够用。无非是以后不给我这个奖那个奖的，我这一辈子得的奖已经够多了，真的不需要了。　　我希望在我最后几年把我对科学问题的一些想法整理出来。我最近写了一些文章，也是这些方面的。年纪大了之后，研究做得少了，关注学术外的问题反而多了。关于中国科技体制问题，我以前就有所思考，只不过这一次以相对尖锐的方式呈现出来了。　　记者：经过这么多年的亲身经历和思考，您认为影响现在中国科学研究发展的最大问题到底是什么？　　邹承鲁：科学领域的很多事情说到底就是体制问题。现在国家对科技项目和经费的管理仍然实行计划分配体制，这种人治模式部分来自中国的历史传统，还有就是照搬苏联模式的结果。现在来看，这种计划体制使得科研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行政的权力过大，直接掌握大课题的项目计划和庞大的科技经费，一些大课题甚至直接就是非专业的官员和中层行政人员主导计划的，也就是所谓的“处长政治”。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项目和经费的取得直接取决于研究人员是否和科技官员有更好的“合作”关系。　　记者：您不止一次地谈到科研人士现在落入了“人际政治”，您个人有过这样的体验吗？　　邹承鲁：当然有，那就多了(摇头)。比如说，现在评议一个项目，说是专家评审。实际上呢，有的专家是要打引号的。一个评审组里可能只有一两个人懂这个专业，大多数人不清楚。我过去经常参加这样的评审。这些评审表面上看中规中矩，无记名投票啊等等，实际上有些已经内定，即使没有内定，他也要给你种种的暗示。当然你可以不照做，但因此会有两个可能：好一点下次不再找你作为评审专家，坏一点以后你的项目参加评审时就给你穿小鞋。我有过不少这样的遭遇，牵扯到具体的人，就不讲了。　　我讲两个小故事。几年前，有一个大学拿来一位博士毕业生的论文请我评议。我看后如实答复，论文有很多明显漏洞，如果不修改不能答辩。没关系，他们又从外校找了另外一个专家做了评议，结果顺利通过答辩。从此，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再也没有找过我评议。还有一个事儿。80年代，我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委员，有一个大学要申请博士点，派人来北京找我，拿来了资料，还拿了一份厚礼甚至现金。我留下资料其他的都退了回去。从此以后他们也不再找我了。无非就是这些结果，冷落你，孤立你。　　记者：现在您被称为科学界的斗士，这个称号带来的荣誉多还是麻烦多？　　邹承鲁：都有吧。在志同道合的同行中获得了同情和尊敬。在二十几年前可以从这些方面找我麻烦：职务、职称、评奖等。因为所谓的“同行”评议不是地道的同行评议，所以如果我的项目遇到这种情况，那我就倒霉了。(笑)不过，等我当了院士后就好多了。(又笑)　　记者：依照您这样的性格，不知道在科学界您的人际关系怎么样？　　邹承鲁：有一些不错的同行朋友，但得罪的人也不少，有教授也有当官的。教授是哪些呢，就是我认为他学术上有问题的。比如说选院士，我认为他不够格，我就在会上直说不够。当然，很多人最后还是选上了，但我说的这些话还是传到了他们耳朵里。以后他们会找些机会来对付我，对付不了我就对付我的学生。　　记者：学术界在这些问题上和您志同道合的人多吗？　　邹承鲁：我想应该还是多，应该还是多数吧。有些人他脑子里这样想却不敢说，不愿意说。　　记者：那为什么偏偏您要站出来说？您如何看待这种大多数人的沉默？　　邹承鲁：我就是太爱说话了吧，这些东西对中国的科学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得有人去做这些事情。我不觉得很孤独，真的，我刚才说了，大多数人都是和我观点一致或接近的，虽然他们公开场合不说，但他们私下也赞同我、同情我。我能理解他们，但我也认为他们没有尽到责任。　　记者：经过20多年您个人的努力，在科学界您所反对和主张的现状是否有所改变？　　邹承鲁：有些改观吧，一些单位对违规者有所处理，中科院和教育部都制定了法规。但总体上遗憾地说，似乎效果不怎么明显。很多事情并没有太多改变。科学界的腐败问题，有的违规者依然如故，有的甚至更加春风得意。那场核酸斗争，自己还是被击败了，核酸营养品仍然畅销如故，科学家的道德终究敌不过广告宣传。　　记者：能否告诉我们您现在对中国科研现状的心情？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　　邹承鲁：或许很多旁观者认为我一定是很失望的心情，实际上，我还是充满了希望的。我相信新一代领导人有长远眼光、具备解决中国科技根本问题的政治智慧。我已经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了，未来再谈什么个人研究成果，未免自不量力，也太微不足道了。我只是由衷地希望，我20多年来一直呼吁的科学道德问题将来能够得到真正的重视，科学腐败现象能够大大减少。另一方面，我也希望那些勤恳工作，做出成就而不自我宣扬的人能够得到切实的重视和资助。最重要的，中国的科技体制能有所改变，真正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使中国科学能够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马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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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能帮我写一篇读后感 《我的科学之路》 邹承鲁写的
有谁能帮我写一篇读后感 《我的科学之路》 邹承鲁写的
邹承鲁院士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在胰岛素人工合成、蛋白质和酶学方面为世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以前所知道的只是关于他在科学研究上所做出的成就,对于他本人的更多的消息所知道的就几乎没有了.第一次从媒体接触到关于他的消息是在几年前,他对学术造假等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弊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知道了他是一个讲真话、做实事的严谨的学者.读了他写的《我的科学之路》一文,对他本人的了解更加深入,体会也更加深刻了.从这一篇文章中我明白了他的成就来自于他的勤奋的学习态度、扎实的学科基础知识、严谨的工作作风、独立的创新理念、执著的献身科学的精神、高尚的科学道德品质……这些是他一生的科学之路上闪光的印记,读过此文,使我深受启发.邹先生用自己真挚的情感写就的文字,使我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在这春风化雨般的文字交流中,我学习了许多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这些真知灼见将指导我进行以后的学习和工作.特别是在学术研究中,邹先生求真务实做学问的方法和精神将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邹先生在文中开篇第一句就说：“我一生做学问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努力追求科学真理,避免追求新闻价值,跟踪最新发展前沿,不断提高水平,勤奋工作,永不自满.”这句话是他对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的总结,在他的一生中,他也一直身体力行,可为科学界之楷模.邹先生在中学和大学时期,勤奋好学,基础知识牢固.后来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期间就曾在Nature杂志上发表论文.1951年,邹先生回国,组建研究组进行生物化学研究.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他安贫乐道、热爱科学、对科学富有献身精神,不追求高官厚禄的人,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追求科学真理,探索科学真谛,勇攀科学顶峰,为我国科学的繁荣进步做出贡献.邹先生认为：研究工作需要经常接触新事物,追踪科学发展新动态；养成自己去查阅参考书或文献的自学习惯；对任何规律性知识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仅要知其然,更重要的是要知其所以然；看到别人论文中的优秀部分可以学习,错误可以提醒自己不犯或少犯类似的错误；前人知识的积累而成的基础知识要完全弄清了来龙去脉,真正牢固掌握,为自己所用；阅读文献以追踪当前发展动态时,务须切记发挥自己判断力,不可盲从.邹先生工作严谨.做研究的过程中,从制定研究计划,到做实验,到收集实验结果,再到总结研究工作,每一步都细致有加,严格之致.邹先生对论文写作的格式、篇章布局、图表描述、文献引用、投稿发表、署名、后期追踪等一系列工作都认真对待,一丝不苟.邹先生务实,不图虚名.对研究成果进行科学的评价和宣传,态度严肃.他认为：研究成果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用学术成就树立声望,不靠媒体追捧.对于研究中可能出现的错误要严肃对待,诚实负责.邹先生恪守科学道德.坚决反对企图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做法.对诸如伪造数据、剽窃他人成果、一稿两投或多投、强行署名等违反科学道德的表现形式进行尖锐的批评.邹先生忠于科学研究事业.他说自己“五十年的科学研究工作,既有艰辛,也有欢娱；既有失败的痛苦,也有成功的满足”.他追求真理的信念矢志不渝,选择科学研究作为终身的职业.读完《我的科学之路》全文,我对邹先生的人格魅力和科学精神更是敬佩万分,他的科学之路,已经在人类科学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的求真务实的做学问的精神也会指引更多的人投入到科学研究工作中去,为国家、为民族,及至全人类的繁荣进步做出贡献. 上传我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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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邹承鲁:生物化学家
&&&& 人物介绍：
&&&&邹承鲁(日―日)，生于山东青岛，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分子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后到英国伦敦剑桥大学，师从凯林教授研究生物化学，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后，在上海生化所从事酶的研究。他对呼吸链酶系的研究工作为我国酶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两度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上世纪50年代后期，邹承鲁参加了中国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在三个小组中负责Ａ链和Ｂ链的拆合，从而确定了合成路线。他建立了蛋白质必需基团的化学修饰和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公式和作图法，被称为邹氏公式和邹氏作图法。他的学术成果曾经多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二、三等奖。(新华网)
&&&& 走近人物：
&&& 邹承鲁，一个说真话的人
中科院讣告说，邹承鲁一生淡泊名利，学识渊博，远见卓识，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在其生平介绍中，更是罕见地评价他是“刚直不阿的斗士”。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翟中和说：“他的品质是我们的楷模。”&&&&邹承鲁几次提出想吃冰激凌都被女儿拒绝了，因为他有糖尿病。最终还是给他买来了。吃完这杯甜美的冰激凌后，８３岁的邹承鲁心满意足地睡去，再也没有醒来。&&&&１１月２３日凌晨５点２２分，著名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在北大医院安详离世。&&&&&生化界泰斗&&&&一生淡泊名利&&&&邹承鲁被誉为中国生化界的泰斗，他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上世纪６０年代作为主要贡献者成功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一重大成果，使他成为中国生化科学界的权威。&&&&中科院讣告说，邹承鲁一生淡泊名利，学识渊博，远见卓识，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在其生平介绍中，更是罕见地评价他是“刚直不阿的斗士”。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翟中和说：“他的品质是我们的楷模。”&&&&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邹承鲁的声名开始从学术领域扩展到公众空间。他将严厉的目光投向科学界的学术腐败，以院士之高位自揭学界家丑，批判不良学风。这种改变却引来微弱非议――研究上做不出什么名堂，只好靠学术打假出名。女儿邹章平说，说这话的人显然并不了解我爸爸，他这一生还需要名吗？&&&&１９４６年，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后，邹承鲁在招考英庚款公费出国留学生的考试中，以第一名成绩赴英，并师从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生物化学家Ｋｅｉｌｉｎ教授。研究生期间，他已在Ｎａｔｕｒｅ（英国《自然》杂志）单独署名发文。剑桥几年，他共发表论文７篇。&&&&尽管获奖无数，但邹承鲁却淡泊名利。他说，做研究的时候就没有想得奖的事情，为得奖而工作，不可能成为好的科学家。&&&&&科学界斗士&&&&刚直不阿敢说话&&&&２００４年在北大医院接受治疗的邹承鲁曾对记者说――我已经老了，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怕挨整。无非是以后不给我这奖那奖的，我这一辈子得的奖已经够多了，真的不需要了。&&&&说此番话时，他刚刚和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饶毅、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实验室主任鲁白联名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文章，严词抨击人治下的中国科技体制。文章认为计划经济时代的科技管理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创新和发展。&&&&这是邹承鲁在晚年向中国科学界投下的最后一颗重磅炸弹。和其他两位身在海外的学者不同，邹承鲁当时在国内孤身面对看得见的赞扬与看不见的责难。&&&&早在１９５７年，３４岁的邹承鲁就提出“应该由科学家管理科学院”。在那个年代，他的“错误理论”还包括：不应该歧视有海外关系的人，允许研究生和导师相互选择。&&&&女儿邹章平说，外祖父和父亲同有留英经历，同为科学家，但两人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委婉，后者张扬；一个含而不露，一个直来直去。邹章平所说的外祖父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１９４８年邹承鲁和同在英国剑桥留学的李林结合，在英国伯恩茂斯海边，李林的父亲李四光主持了二人婚礼。&&&&这段姻缘成就了日后科学界独有的一家三口皆为院士的传奇佳话。李林是中国知名的固体物理和材料科学家，２００２年５月先邹承鲁而去。&&&&&花甲院士&&&&痛击学术腐败&&&&１９８１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不久，５８岁的邹承鲁便首次在科学界提出“科研道德”问题。“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可是有的人却弄虚作假，用以追逐名利。个别人甚至不择手段剽窃他人成果，就更令人不能容忍。”&&&&邹承鲁打破了中国科学教育界导师署名的潜规则。他曾说：“最可恶的是仗势署名。我当这个实验室的主任，这个实验室所有的文章都把我的名字写上，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并且写在最显著的位置，仗势欺人，这是一种欺人的方式。”　&&&&２００１年，那场著名的“核酸风波”中，邹承鲁提出核酸营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他还公开指责生化学会一位副秘书长为核酸营养品作商业宣传。&&&&２００３年中国科协年会，邹承鲁总结了中国科学工作者违背学术道德的七宗罪：伪造学历、工作经历；伪造或窜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一稿两投甚至多投；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传。&&&&身为院士的邹承鲁坦言中国院士选举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透明。去世前２０天，邹承鲁完成了最后一篇文章《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文章说，“学术腐败问题已经蔓延至院士群体。”　&&&&这个有性格的老人“不识时务”的举动，使他在公众中赢得“科学界真理斗士”的名称。科学圈外人因此知道了邹承鲁，也因此知道了科学界并非净土。&&&&一位以“敬仰邹先生的后辈”自称的年轻人发来唁电：学术打假斗士去世了……希望他一路走好，也希望中国的学术腐败有所遏制！华人科学家饶毅曾说，在中国社会讨论学术界不良风气的背景下，邹承鲁这些人的存在，说明中国科学界好的传统仍然在继续。&&&&如今邹承鲁走了，他留下的精神空位谁又能填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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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新华网山东频道&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