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民族[楼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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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民族
最近，电影《英雄》的上影引起不少的争论，有溢美之词，有贬损之语，本文不准备作电影评论，但《英雄》中的某种思想暗合了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 当今世界正形成这样的发展趋势：天下统一。 统一的概念可以分解为政治的统一、科技的统一、文化的统一。世界现在虽然表面上纷纷乱乱，但实质上已为统一打好了基础。这要归功于信息的流通，世界上已经没有哪一个角度是不能接受全球信息的了，报纸、电台、电视、电影、互联网，沟通了全球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团体、每一个人，只要信息能够充分的沟通，所有不相同的文化、科技（生产方法）都会在沟通过程中进行自然的选择，汰弱存强，归于一统。 文化上，所有国家、民族、宗教的文化现在都统一了表达方式和表达逻辑，表达方式主要都是书籍、影视、音乐，而所有国家的书籍、影视、音乐都可以被其它国家人民族大致地解读，说明大家的表达逻辑是大同小异的。 科技方面，所有的生产方式和产品都是建立在和解析于相同的数、理、化基础，国际（技术）标准--现代度量衡--的推行，使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了全球一体化的体验，如互联网、3G，更不用说最基本的度量标准：千克、米、秒等概念了。 政治的统一也是诸多前兆，如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学者甚至普通民众对别国的领导人、政经政策进行评论和试图施加影响已逐渐成了“国际惯例”，联合部队、先发制人都是具体的表现，互不干涉内政只是弱者的窗户纸。各种国际组织的整合、扩充，也为政治一体化进行着前期试验，和为未来的一体化孕育胚胎。 世界在可预见的未来走向统一已经是呼之欲出。唯一的谜底是：谁是完成临门一脚的英雄。英雄的光环是促进世界统一的助力之一，如果没有这种雄心的民族，它不仅阻障统一的进程，也没有资格参与这一决竞赛。纵观世界的成史，不仅是中国的历史，哪一个国家的历史不是从竞争、战争、融合的统一过程？不是从小到大的历史？所谓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谁又能无视这种趋势，谁又能阻挡这一趋。这个统一的过程离我们很近，应在从今开始的100年左右，二至三代人之内，就象秦灭六国的时间也不过百年、三代秦王。中华民族不应在这个历史上又一场恢宏的竞赛中缺席，也不容许缺席。 那么中华民族有机会成为这样的英雄民族吗？ 无可置疑的是，在21世纪初的现实中，最有机会成为这个英雄民族的是美利坚民族，俄罗斯民族、大和民族、德意志民族和中华民族是排在第二种子队，印度、朝韩、伊朗等是第三种子队，其它的民族要么自动定位作观众，要么还没意识、还未决定是否参赛。 中华民族能在这一盛会中成为胜者，至少握有三个有利条件： 一为天时： 中华民族是在参赛者当中，统一经验最丰富的民族，实战多次：黄帝、秦王、隋帝、唐王、元帝，都是些成功的案例。而且中华民族的每次统一战争都是从文化、科技、政治、军事等一体化竞争的结果。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统一理论，悟境至高。这是其它民族所不如的，也特别是美利坚民族的最大弱点。据传是最初成形于黄帝时期的《易经》，已经道尽一切事物由盛而衰、再由极衰复又极盛的玄机，小至一个人、一件事的发展，中到市场、理论、体制的运行，大至宇宙、物质的演化，都无出其阴阳相生、强弱循环的规律。这样的大智慧，只能说是上天的厚赐。 二为地理： 中华民族位处欧亚大陆板块的最东方，对整个欧亚大陆板块具有强大的辐射能力，成吉思汉已经把这种辐射能力作过一翻的试范。欧亚大陆板块在全球各大陆板块当中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资源相对最丰富的板块，还有的是，所有强有力的竞赛者当中，只有美利坚不在这个板块，其它竞争都在这个板块当中，“远交近攻”，容易先实现次级融合，最后才与美利坚对决，或长时间并立。 三为人和： 中华民族是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民族，根植华夏大地，遍及全球各地开花结果，又都一脉相承。人口众多，起码是人力资源是最大保证，不论于征服，还是续存，人口数量都是最现实的力量。毛泽东的人口政策近二十年横遭各种责难，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口数量，我们连最眼前的劳动力价格低和市场潜大这样的竞争力都不存在，这两个竞争力是近二十年中国能较其它国家迅速发展的根本优势。而且，从全球竞争、全球统一的角度看，这样的人口数量并不多。看一看美国，以它政治、经济、科技力量之强，但各次用兵，能调集的兵力不上十万，这在速战速决，灭些小国可以，如若真的是大国对决，打持久战，美国的人力资源短缺的危机就会突显，再有世界大战起来，美国那种置身事外，最后收拾残局，这样的便宜事恐怕不会重演。如果战火更直接烧入美国领土，美国这样的人力资源状况是不乐观的，其它国家，除印度外，在人口数量上，更无法与中国相比。当然，人口数量优势得以发挥，必须兼并邻近土地，这是中国政府几十年来不敢涉足的禁区，所以人口数量的优势才反成了弱点。 美利坚在表面上具有政治、经济、科技多方面的综合优势，但这些优势都只是“力”，而中华民族拥有的是“势”。“力”可以理解为资源运用的技巧，而“势”是对资源掌握的数量和程度。举个例子，美国是射击的高手，但他没有枪弹，或只有一根枪、子弹也不多；而中国目前的射击技巧很笨拙，但拥有很多枪弹。这样就要看双方的运用了，如美国凭巧慢慢地积累枪弹的数量，以“力”取“势”，可以成功；如中国利用枪弹多的优势，学习射击的技巧，技巧有美国的八、九成，就可以击败美国了，这是由“势”形成“力”，也可以成功。 “势”的优势往往会大于“力”的优势，就象电影《英雄》内描绘的，秦王的剑术（“力” ）不如无名、残剑，但秦王的胸怀结合秦国的国力（“势”）是无名、残剑无法比拟的，结局自然就是无名、残剑退出竞争，秦王达到一统天下的抱负。 那么中华民族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呢。最大的弱点是人老、心老，他象一个研习剑术数十年的剑客，虽悟境已达剑仙，但身体衰老了，心态衰老了，甚至已无争雄的激情，手中无剑、心中无剑，只有剑道留存于后人，这样的老人还能出剑争胜吗？绝对不能，出剑反而是不得善终！但，剑道争霸不是没有机会，他可以有高徒，高徒甚至可以青出于蓝。玄了，下面说些实在的东西吧。 中国缺的是象秦王一样的领袖、缺乏要求统一天下的民族意志。 中华民族每次兴盛，都是集中表现为“圣人出”。出来一个集中华五千年文化（修为）、个人抱负（雄心）、中国国力（掌权）于一身的圣人，如史上的黄帝。秦王赢政能统一中国，他就是深厚思想积累，有个人抱负，而他的雄心又顺应了当时历史潮流，他很幸运地登上秦王的宝座，秦国具有相当的国力，可以实现统一的进程。 中华民族走过了数千年争斗、融合的历程，国力衰败了，民族的发展激情，也是扩张的野心冷却了。秦国当时除秦王外，还有众多的谋臣、武将，还有秦国的大军，还有支持秦国大军给养的秦国民众。中国人能结成这样一个目标一致，志气如虹的群体吗？这需要说客（致力于行动的文化人），如战国有一大群食客、说客群体，他们不事劳作，致力于宣扬某种理论、某种思潮，影响其主公，秦国国力提升的改革就得益于由说客而拜相的商鞅。寄希望于中国现代的文化人们不要做暮色霭霭的“学问”，要做实实在在的“生活”；不要再打击民气，要激发民族的雄心；不要把智慧的锋芒对准国内，要把大智的锐利朝向国外。数千年来，对秦始皇、成吉思汉这些具霸王之气的人品，各种批判、甚至痛骂可以说是从未间断，批评者、批判语累万计亿，但仍然能深刻印入历史的，仍然是这些被争议着的人品，他们受到后世人的研究、谟拜，后人为他们而自豪！而那些批判者还有多少能被后世所纪念？因为霸王们是真实地改变了历史，而他们的批判者只能对被改变了的历史进行评论。中华民族要再兴霸气，没有千古的骂名，哪里来千秋的功业。美国今天的所为，正是最好的示范。扫除异己、扩张、称霸，就是勇于接受自然法则的选择，是勇者、是智者、是圣者。 当今世界已经具备了统一的基础和需要，各种矛盾已经激化，各个具备圣人潜质的枭雄已经或准备上台，天下一统不再是梦。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是大智大慧的民族，重现历史的辉煌，成为英雄的民族，不仅是对中华民族，更是对人类进步的巨大贡献！ 作者仅籍此文，与所有抱有人类进步源动力--激情--的同道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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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末路 （柏杨）&　　 胡秋原先生前些时送了柏杨先生一本他的大作，曰「中国英雄传」，六百一十四页，厚厚一巨册，香港亚洲出版社出版。从赵雍先生起，一真介绍到刘永福先生，把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网罗齐全。我们不必翻「正史」啦，仅就此书上所有的英雄，看看他们在百战之後，其结局如何吧。 　　该书介绍的第一位人物，是赵雍先生，梁启超先生称他阁下是「黄帝以後中国第一伟人」，胡秋原先生也把他阁下放在卷首，其对赵国和对整个中国贡献之大，不用说矣。他阁下血战了二十七年後的结局是啥？结局是被大军围困在沙丘宫，和萧道成先生同一命运，饿得发毛，爬到树上掏小鸟蛋吃，最後仍免不了活活饿死。 　　赵雍先生的下场，我们还可以说因他儿子王八旦之故，但赵国的大将李牧先生，便涉及到问题矣。李牧先生击败匈奴，又击败东胡，复进灭□褴。十多年间，北方悍敌不敢接近边境。後来又大败秦军，使眼看就要完蛋的赵国，转危为安。可是你知道赵国国王怎麽报答他？一霎时翻了尊脸，说他要「反」，李牧先生便只好抹脖子矣。也就在他死後叁个月，秦军长驱直入，把赵国灭亡，也把赵国末代头目赵迁先生生擒活捉。关键就在这里，宁可亡国，也不饶人。 　　李牧先生之後，蒙恬先生对秦国的贡献，不亚於李牧先生对赵国的贡献。他率领叁十万大军，出击匈奴，收复河套，修筑长城，作一劳永逸之计。不特此也，他还是一位儒将，我们现在用的毛笔，就是他发明的。可是结局又如何哉？秦政府皇帝下了一道诏书，「赐」他自杀。呜呼，连「自杀」都得「赐」，不要说人性矣，连狗性都没有啦。他弟弟蒙毅先生还不肯死，曰：「赵杀李牧而亡，没有杀忠良而能保国。」这话是千古真理，可是一旦到了政治性冤狱，真理不抵一个屁，而且正因为你是忠良，有碍他胡搞，他才杀你，亡国不亡国，管你的娘也。 　　汉王朝李广先生，其勇其功，也是世人皆知，公孙昆邪先生曾在皇帝刘彻先生面前流涕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但他过於勇敢，总是身先士卒，与匈奴死战。万一阵亡，就可惜矣。」可是无论你多麽勇敢，多麽有功，到头来不得不援例来一个凄凉归宿。他被逼自杀时，对其部下曰：「我自束发以来，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现在随大军出征，进攻单于，而大将军把我的军队放在远道，又自己迷路，只好说天意如此，我年已六十，不能去跟刀笔吏对簿法庭。」呜呼，大将军者，皇帝的亲戚卫青先生也，和李广先生私人之间有过节，才故意把他派到不宜行军的东路，教他自生自灭，他自生不了，只好自灭矣。汉王朝另一位大将赵充国先生，史书上有崇高地位。第一次出击匈奴时，身负重伤，刀箭血口，凡二十几处。连老帝崽刘彻先生都大为感动，亲自一一察看。到了晚年，更不费一兵一卒，敉平羌乱，建议屯田。他的结局还算差强人意，没有「自杀」，但他的儿子赵邛先生□自杀啦，而且他阁下也被赶下台，放逐回乡。 　　耿恭先生，东汉王朝英雄，官也做的不小，进军西域，被匈奴团团围住，匈奴派人招降，降了就封侯爵。咦，不要说封侯爵啦，有些将军，只要表示不究既往，饶他不死，他就阵前起义啦。但耿恭先生□把匈奴使臣拉到城上杀掉，威镇塞外。可是他的结局又如何哉？结局是皇帝老爷嫌他「言论怨望」，一脚把他踢走，踢走者，免职是也，免职後不久即死。所谓「怨望」，即是发牢骚。嗟夫，再大的功勋都不能发牢骚，二抓牌最恐惧别人发牢骚，盖发牢骚可能影响他的二抓。耿恭先生还算祖宗有德，有的英雄好汉，还因为「怨望」而砍掉了尊头。 　　陈汤先生，其功更垂壬古，匈奴单于郅支先生，在天山一带，组织联盟，对中国派出的使臣，杀的杀，辱的辱，西域大乱。幸赖陈汤先生排除众议，和甘延寿先生率军深入，把郅支先生斩首，西域才再平复。他和甘延寿先生在上皇帝报告中有两句气壮山河的话，和他的功勋一样，同垂千古，那两句话是：「凡冒犯强大中国者，虽远必诛。」呜呼，这种气魄和这种强大的国力，和今天的情形一较，真使人要大哭一场。可是陈汤先生的结局□是被捕下狱，眼看就要处斩，恰巧西域又出了事，还是敌人帮忙，才把他放出来。不过放出来是暂时的，他最後还是充军到敦煌，最後虽然死在长安，但一个轰轰烈烈的英雄，已被糟塌够了矣。 　　窦宪先生的官比陈汤先生更大，功也更高，因之，结果也更惨。窦宪先生和他的文助手班固先生，武助手耿秉先生，大破匈奴，在燕然山勒石记威，从此为害中国五百年的大敌，算是完了蛋，北单于下落不明，（胡秋原先生考证说，他们西进攻入欧洲大陆。）其他的单于，陆续死的死，降的降，以後再也成不了敌国。然而如此英雄，□在班师回朝後，被「赐」自杀，凡是姓窦的和跟着他做事的人，都遭了殃，真是「论功行戮，为敌报仇」。班固先生当然也跳不出这圈子，他以六十一岁高龄，被捕入狱，受尽拷掠，竟被活活打死。耿秉先生比较有运气，他死得较早，在窦宪先生冤死前就死啦，但死後仍不能饶他，本来是封美阳侯的，也被「国除」，国除者，取消了他的「侯爵」者也。 　　再下一位，「中国英雄传」介绍的是班超先生。他的下场总算差强人意，但到了他孙子班始先生便糟啦，被皇帝腰斩，一家大小，杀了个净光。这属额外，不必论列。论列的是班超先生的小儿子班勇先生，他以父亲的馀威，再定西域，史书称之为「叁绝叁通」。他也属於运气好之流，也没有被「赐」死，而只不过「下狱免」。「下狱」者，关到黑牢，内受苦刑拷打，外受军法审判。「免」者，不知道是怎麽免法，反正是後来总算出了狱，窝窝囊囊死在家里。 　　汉王朝之前的英雄，已如上述，现在且看看以後的英雄吧。侯君集先生，唐王朝大将也，可是知道他的人很少，因他的结局是「叛变」，一沾叛变，还是不知道为妙。他在唐初那个混乱时代，大破强敌吐谷浑，最震惊世界的一战，是击灭高昌王国。结果他和他的全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被绑到长安城十字街口闹市，一一处决，血流成河。他临死时对行刑官曰：「君集岂反者乎？」前已言之，问题不在你反不反，而在你被认为反不反。 　　侯君集先生之後有王方翼先生，不用介绍他的功勋矣，只说一件事就成啦。他从西域还朝，唐高宗李治先生和他面对面讨论西域大事，看见他战袍上有一块地方汗出如浆，问他怎麽回事，原来是他在热海苦战时受伤，箭头迄今仍在肉内，常有臭汗流出。李治先生亲自察看伤口，嗟叹良久。嗟叹良久固嗟叹良久，最後还是把他阁下贬到海南岛，以六十叁岁的高龄，狱吏押解，壮烈的死在中途，善哉！ 　　王忠嗣先生是唐王朝中叶边防第一员上将，从小养在宫中，唐玄宗李隆基先生还很器重他哩。後来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个军区的司令官「节度使」，佩四颗将印，控制万里，逼亡突厥，其功之高，无以复加。按小民们的常情推测，应该有一个好的结局吧。史书上说他阁下的结局是：被徵入朝，入朝後即逮捕下狱，「令叁司推讯之」，几乎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幸亏他有一个好部下也是好朋友哥舒翰先，当陇右节度使，愿以自己的官爵为他赎罪，皇帝老爷这才高抬贵手。不过放他出来乃表面文章，王忠嗣先生最後还是「暴卒」，仍逃不脱魔掌。 　　继王忠嗣先生之後，另一位大将的结局还要糟。贵阁下知道高仙芝先生乎？这位原籍韩国的将军，在中国供职，大军所向，立下无数可歌可泣的汗马功劳。胡秋原先生特地引出英国政府於不久前派遣的斯坦因先生探险故事。斯坦因先生在帕米尔高原勘察了一千年前高仙芝先生行军路线後，评论曰：「数目不少的军队，行经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在历史上以此为第一次，高山插天，又缺乏给养，不知道当时如何维持军队的供应？即令现代的参谋本部，亦将束手无策。」又叹曰：「中国这一位勇敢的将军，行军所经，惊险困难，比起欧洲名将，从汉尼拔，到拿破仑，到苏伏罗夫，他们之越阿尔卑斯山，真不知超过若干倍。」和他同样忠勇的，还有封常清先生。封常清先生原是一个可怜的小小职员，高仙芝先生对他一手提拔，封常清先生军令如山，恩主高仙芝先生乳母的儿子郑德诠先生，小人得志，狗仗人势，他立予杖死。高仙芝太太和乳母在门口哭成了泪人儿都没有用，最後联合向高仙芝先生告状，骂封常清先生忘恩负义。如果换了鸭子屎人物，早凶猛跳，高英勇报复了矣。可是高仙芝先生连一句话都没说，封常清先生也连一句话都没说。鸣呼，如此英雄豪，结果是啥？二人把守潼关，封先生在外苦战回营，过来一位宦官老爷，手拿皇帝诏书，把他逮捕斩首，像狗一样陈□在乱草之上，然後该宦官老爷转身，对高仙芝先生冷笑曰：「你也有恩命。」立刻把高先生也绑起来处刑。呜呼，他妈的「恩」，他妈的「命」。 　　唐王朝之後，现在该介绍宋王朝啦。中国历史上，未王朝的皇帝一个比一个窝囊，而且畏洋大人如畏老虎，一会自己称「臣」，一会自己称「儿」，一会献金银，一会献布帛，啥丢人不要脸的事都做得出来，这种风气下的英雄豪杰，天老爷注定的要成为悲剧。第一个被整得惨兮兮的是杨业先生。杨业先生是杨家将的家长，提起来杨家将，真是家喻户晓，大人小孩都知道，不过传说中的杨家将颇得皇帝器重，这就完全是小民的想法矣。盖小民们头脑简单，以为杨氏一门，既如此忠君爱国，又有如此宣赫武功，当头目的当然要器重啦。咦，中国文化如果有如此灵性，我们不是今天这种局面矣。举一件小事来瞧瞧底牌吧。史书上说，杨业的儿子杨延昭先生，和另外一位同姓不同宗的杨嗣先生，二人在羊山镇（热河省朝阳县），埋伏重兵，大败契丹，你猜宋真宗赵□先生接到捷报後说了些啥？他曰：「杨延昭与杨嗣，都是疏外之臣，而忠勇如，此朝中□一直有忌妒之人，幸我保护他们，才有今日之效。」这种话教人听啦，实在寒心。杨家将那麽大的汗马功劳，死的死，亡的亡，结果仍然是「疏外之臣」，疏外者，一辈子都在圈圈外，流再多的血都跳不到圈圈里也。问题是，即令在圈圈外，仍有「忌妒之人」，努力构陷，不垮不止，不死不休，悲夫。 　　杨业先生的结局，看京戏的朋友都知道。他被迫孤军深入，临出发时，指着陈家峡谷，老泪纵横曰：「务请诸君在此设下埋伏，作为後援，等我转战至此之时，即夹击相救，否则我们只有全军覆没矣。」可是等他转战至此时，竟然不见一人，不禁大恸，再奋起杀敌，身受十数重伤，最後中箭堕马，被契丹俘虏。其子杨延玉先生，和淄州刺史王贵先生，血战而死，孤军无一生还。杨业先生被俘後，叹曰：「皇帝待我很厚，希望我讨贼捍边，今被奸臣所卖，有何面目求活乎？」绝食叁日而死。杨业先生的壮烈事业，千古之下读之，尚觉热泪盈眶，他一直到死，都以为头目待他很厚，不知道不要说他啦，就是到了他儿子杨延昭先生，大破强敌，仍把他们当作「疏外之臣」也。 　　现在我们要谈到宗泽先生和岳飞先生啦。宗泽先生死於忧，岳飞先生死於冤，两位英雄豪杰，民族救星，全被糟塌。宗泽先生为宋王朝一位名将，据说，金人叫他为「宗爷爷」，他最後被以赵构先生为首的现实政治，压迫得「疽发於背」，临死时连呼「渡河」「渡河」「渡河」。我想宗泽先生能疽发於背，还算走运，以他个性，在传统的酱缸里，如果不死的早，恐怕终有一天，准跟岳飞先生一样，被罩上一顶帽子，明正了典刑。岳飞先生的忠勇和他的战功，不用说矣，看正史看不出啥名堂，买本「精忠岳传」，一瞧便知。我们不必多表，只表一点的是，宋高宗赵构先生对，他简直又爱又敬，不要说下的诏书啦，仅赵构先生亲笔写给岳飞先生的信，（酱缸文化称之为『御札』），就够印一本厚厚的书。不特此也，赵构先生还写了「精忠报国」四个字送给他，如果一个人神经正常而又没有麻疯的话，一定会认为岳飞先生有享不尽的名誉和尊荣，怎麽都不会想到，弄到最後，他阁下竟被认为叛变有据，逮捕下狱。岳飞先生是怎麽死的，谁都不知道，反正是被下狱後，问不出啥结果就死啦，死的不明不白。不但他死，他的儿子岳云先生跟着被斩草除根，女儿也怀抱银瓶，投井自尽，家产没收，一家大小，充军岭南。不但岳氏父子父女，就是他的爱将张宪先生，为抗金名将，被百般苦刑拷打，最後也斩首抄家，另外一位名震寰宇的大将牛皋先生，也被毒死。凡是认为岳飞先生无罪的，全都是为叛逆张目，杀的杀，垮的垮，凡是认为岳飞先生有罪的，就属忠贞份子，都升了官。岳飞先生之死，千古奇冤，有人归罪於秦桧先生，秦桧先生固然王八蛋，但如无赵构先生王八蛋於先，他敢王八蛋於後乎？於是有人归罪於赵构先生，赵构先生固然王八蛋，但一个人如无超人的智慧，他不可能跳出传统的酱缸文化。所以岳飞先生之死，不仅是千古奇冤，也是酱缸文化最精彩的产品，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中国历史到了明王朝，大概酱的成份累积得更浓更重，所以英雄豪杰有好下场的，也就更少更稀。凡对事有点思想见解，对国家民族有点贡献的人，都和岳飞先生一样，难逃被杀被辱。呜呼，岳飞先生固是千古奇冤，其实千古奇冤的英雄豪杰，不止他一人也，仅在明王朝，轰轰烈烈，便有叁位，曰于谦先生，曰熊廷弼先生，曰袁崇焕先生。于谦先生对国家和对明政府的贡献，似乎比岳飞先生还要大，前已言之，宋王朝姓赵的皇帝一个比一个窝囊，而明王朝姓朱的皇帝，更等而下之，一个比一个凶顽。张□先生说赵构先生至愚至贱，胡秋原先生说朱由检先生至愚至恶，其实何止他们两个鸭子屎乎？宋王朝所有的皇帝没有一个不至愚至贱，明王朝所有皇帝也没有一个不至愚至恶。写到这里，柏杨先生不禁抓耳搔腮，大乐特乐，盖老天保佑，没有教我生到那个时代，真一大幸事也。 　　话说明英宗朱祁镇先生，在土木堡被也先先生活捉之後，明王朝眼看要办理结束，幸赖于谦先生一力独支，史册俱在，不再介绍矣。我们只介绍他的结局，史书上说，他被逮捕时的帽子竟是「意欲谋反」，（「反」即「叛乱」，妙哉，帽也，）既然谋反，当然被杀，被杀还不行，家产没收，家族充军。当抄家时，可怜他阁下家里竟无馀财，只有一个小房子封锁坚固，好啦，这下子可找到金银财宝啦，打开一看□全是皇帝老爷赏给他的衣剑之类，真教二抓牌咬碎钢牙也。于谦先生死後，抗敌最力的大同守将郭登先生也被罩上「作战不力」，撤职查办。于谦先生之後，胡秋原先生介绍俞大猷先生，他是以「奸贪」的罪名交付军法审判的。呜呼，我老人家又要发明一条定律矣，该定律曰：「英雄豪杰和爱国志士，被轰隆轰隆罩到头上的帽子，跟他的行为，一定恰恰相反。」俞大猷先生的忠廉，千秋共知，□头顶一顶奸贪之帽，真是盛哉盛哉。俞先生之後，有戚继光先生，提起来戚继光先生，二十世纪以来，颇受人崇拜，印他的兵法，抄他的语录，几乎人人皆知，事实上他也确实是一位英雄。既是英雄矣，按照酱缸定律，就不会有好结果。果然，到了後来，他阁下被免了职，免了职还饶不过他，有形无形的迫害使他承受不住，不到叁年，郁郁而死。 　　不过无论如何，俞戚二位先生都是幸运儿，从容死到自己睡觉的床上，有妻子儿女环绕四周。而下面两位盖世英雄，□悲惨的多矣。这是继岳飞、于谦二位先生之後，中国历史上第叁位和第四位千古奇冤。熊廷弼先生为国家立下百年不败的功勋，然後一顶帽子猛砸到他头上，惨叫一声，被捕下狱，拉到柴市口处斩。处斩不算，还「传首九边」。把熊先生的头送到边境，教将士们瞧瞧，是逼他们反乎？抑教他们了解了解英雄的必然末路乎？不特此也，熊廷弼先生的妻子因缴不出「赃款」，竟把她的婢女，掀翻在公堂之上，当众打了四十军棍。呜呼，五千年传统优秀文化竟产生出这种勾当，我们还能说啥？和熊廷弼先生同时遭殃的还有魏大中先生、杨涟先生、左光斗先生、汪文言先生，一并下狱，苦刑拷掠。有的斩首，有的被当堂打死，有的被打得连哼都哼不出来，皇帝还嫌打得轻，下令再打。这就是我们英雄豪杰，爱国志士的离奇遭遇，苍天。　　中国历史上，文官之死，最惨的是北魏帝国的崔浩先生。武官之死，最惨的是明王朝的袁崇焕先生。崔浩先生对北魏的贡献大矣。我们可以说，没有崔浩先生，就没有北魏，皇帝也一向以他阁下为荣。其结局□是，他阁下被装到木笼里，送到城南，由十几个卫士轮流把尿撒到他头上脸上身上，史书上曰：「呼声嗷嗷，闻於行路，自宰辅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咦，这是怎麽说法哉？而袁崇焕先生，一身系明王朝的安危，明政府上自皇帝，下至大官小官，狗命都握在他手里，他如活下去而展其才，他们就有得吃有得穿，有得威风好耍。他如死啦，他们的下场，读者先生已知道矣，皇帝在煤山伸脖子上吊，大官小官被刘宗敏先生捉住，拷掠金银。然而袁崇焕先生不但硬是被杀，而且被杀的惨。清军十万进攻北京，袁崇焕先生入卫，两日一夜，急行军一百五十公里，稍微有点知识的都会想到他至少有功无过，如果柏杨先生说他的结局是杀啦，准有正人君子说我造谣生事。一口唾沫唾到我尊脸上。然而他不但硬是被杀，而且还是被剐。剐者，学院派称之为「磔」，就是把他绑到刑场，由刽子手活活剥皮。我们虽没有目睹当时惨景，但叁百年後的今天，每一思及，眼前仍浮出一幅绞心的图画，一位爱国的英雄志士兼大军统帅，竟被脱光衣服，赤身露体，绑到刑场上，任凭千万看热闹的人唾骂，（在酱缸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小民，见了这种场面，非唾骂不可），然後被刽子手用剃刀活活把皮剥下。人皮不但比猪皮要薄得多，而且即令是猪皮，死後剥之尚好剥，生前剥之，也难剥的很也。剥皮时，先把袁崇焕先生的头发剃光，在头顶轻轻一刀，只割开头皮，而不伤肉，然後用一点盐或一点水银揉进去，才可慢慢剥之。剥的时候，只流清水，不流鲜血。袁崇焕先生被剥了几天，史书上没有交代，依普通情形，要剥叁天，叁天之内死啦，刽子手即被剥作抵。袁崇焕先生剥了皮还不算，剥皮之後，还要一块一块把肉割下来。呜呼，袁先生在剥皮剥到第二天时，还可以吃一点东西，但一旦进入割肉，便一刀下去一声哀号矣，按规矩要割叁百六十刀，也就说，要割下叁百六十块肉才准死，否则就割刽子手的肉。叁百六十刀下来，已白骨磷磷，只有心脏和胸脯保留，双目碌碌乱转，用以证明他尚不死，但已喊不出声音矣。 　　被胡秋原先生□为「愚恶」的朱由检先生，真是集天下之愚和天下之恶於一身，柏杨先生将来定写一部「亡国之君列传」，对历朝末代头目，研究研究，朱由检先生当占重要篇幅，他如此残酷地杀了袁崇焕先生，真是吃粪人物。可是，有趣的事也就出在他身上。有一天他对宰相周廷儒先生叹曰：「安得岳飞者用之。」真混他十八代祖宗的蛋，一个袁崇焕先生已经杀得如此之惨，再冒出来岳飞先生，他岂不又得动歪脑筋用苦刑乎？他阁下临上吊时曰：「我非亡国之君。」更是一个「至死不悟」的典型。我建议弄个他阁下的泥像，送到博物馆展览，以垂戒千古，不知有没有人同意也。 　　以上所讨论的，全是胡秋原先生「中国英雄传」上人物，故到此为止，如果依着「正史」顺序，像老母鸡吃豌豆，一个一个的啄，真得写一本书矣。如果再包括内战时的大英雄，大忠臣，恐怕更使人脸没地方放。若韩信先生，夷叁族，若彭越先生，□首被剁成碎肉蒸成小笼包子大家吃，若方孝孺先生，夷十族，若铁铉先生，儿子为奴，妻子女儿被指定的一批专人轮奸，所生之女又立即发往教坊为妓。悲夫，不再写矣，写下去一辈子都写不完，而且心如刀割，也写不下去矣。我们常看见标语说：「法古今完人」，不知道「完人」指的是谁？如果指的是圣人，中国圣人活着的时候，无不可怜兮兮，如果指的是英雄，中国英雄又几乎全是「叛逆」，真是教人□徨无依也。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他们的圣人也好，英雄也好，如果都不能有好下场，这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准有毛病。有某一种文化，才有某一种政治；有某一种政治，才有某一种气质。美国前任总统甘乃迪先生就职时，请他的诗人朋友佛洛斯特先生为他朗诵诗篇「全心的赠与」；佛先生身故後，甘先生在纪念佛先生图书馆的破土典礼上，说了两句话，曰：「权力使人腐化，诗使人净化。」这两句话是人们常说的，但出自一位总统之口，其意义便更可敬更崇。高有人说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到了二十一世纪，美国世纪便过去啦，成了中国世啦，这话听了教人舒服舒服，但我敢和你赌一块钱，仅凭甘乃迪先生说这两句话，可看出美国人灵性之高，活力之强，青春气息之咄咄逼人，二十一世纪包管仍是美国世纪。中国一朝不从酱缸里跳出来，所有的精力便只好用之以杀人才，防反叛，别的啥都不能谈，更别说什麽世纪矣※※※※※※ 孔德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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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梅煮酒（周泽雄）英雄的民族&[4楼]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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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与自信——谈汉唐的闳放风格及其同异（王毅）开拓与自信——谈汉唐的闳放风格及其同异作者：王毅 　　 “传统文化”为大家所关心，但这是个很大的题目，实在笼统不得。比如就文化内容来说，可以有民间文化、士大夫文化、皇家文化间的暌合；就地域来说，南北可以有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颉顽，东西也可以有秦文化与齐鲁文化的消长。就时代而言，差别就更大了，同是铜器，商周鼎鼐的威重与宣德铜炉的精雅判若泾谓，同是模仿神话中的仙山，先秦时体量巨大的筑土高台与苏州拙政园中高仅足尺的土丘云泥相殊。在去年的一篇文章里，我曾说：凭了对明清紫禁城的印象去体会王维吟咏“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时的自豪恐怕会谬之千里，因为与唐代宫室的宏大规模比较起来，紫禁城实在猥琐得可怜。人们精神气质的变化当然包含着更多的东西，比如北宋距盛唐本不太久远，然而宋人中即使豪岩如苏轼，对李白的气概也已敬而远之了，所以他说过不少“不作太白梦日边：还同乐天赋池上”(《池上二首》之二)一类的话。再如汉代儒者辕固生挺身举刀，立毙猛兽于刃下在当时怕是常有的事，所以《史记·游侠列传》开头就说学士多称游侠于世；但提起明清时的儒生，人们就总会想到《儒林外史》和《孔乙己》，想到蒲松龄描绘他们如乞丐如苍蝇般的苟且。中国的历史太久远了，它盛世的格局是副什么样子，后人多只远远望一下，然后凭着自己身边的环境去想象，说批判也好，说继承也好，其对象大半仅是传统文化在明清以后的余绪。所以，如果对秦汉、初盛唐的面目多一点了解，也许我们评价和认识传统文化会全面得多。　　 　　　 一 　　 　　　 说到秦汉时的宇宙观与后世的区别，《世说新语·言语》中的一段话读来真令人感叹：“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楼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荀羡登楼上距汉武帝时已有四百余年，不过晋人与秦汉之君精神气质上的差异似乎比这岁月更悬远得多，你看：他只站在楼上望一眼就自有“凌云意”了，绝不象嬴政、刘彻那样，五次三番定要跑到大海上“寨裳濡足”不可。连后来最尚雄阔的盛唐之人也不以这种执迷为然：“秦王空构石，仙岛远难依。”(李峤《桥》，《全唐诗》卷五十九)架桥渡海，这怕只有秦皇汉武的时候才真的试验过(《水经注，濡水》引《三齐略记》：“始皇于海中作石桥。”)，而后世的人们是想也不会想的。秦汉时种种伟业规模之大足以令今人瞠目，比如上林苑中人工挖掘的昆明池污废已近二千年，但其遗址面积至今仍有十多平方公里(见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13页)，是颐和园全部水面面积的五倍以上。那时类似的壮举真是太多了：引渭水贯都以象征天汉，广苑囿达数百里以模写天地，表南山而为阙，络樊川而为池，太液池、昆明池势吞江海，云阁、渐台等建筑高出云表，等等等等，人们对于自己力量的展现到了狂热的程度。的确，所有这些似乎只有用宗教的迷狂才能解释，因为它们都明明与求仙有着不解之缘，也因为只有在天国的召唤下人们才可能迸发出这样的伟力，汉武帝更说过：“嗟乎！吾诚得如皇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耳。”(《史记·封禅书》)然而这一切又不是昔日的宗教迷狂所能解释的，我们只要读一下司马相如那篇曾使汉武帝大悦而“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的《大人赋》就可以知道，他们对曾经是那样至高无上的西王母是何等鄙夷：“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汉书·司马相如传》)为什么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呢？颜师古《注》释之曰：“昔之谈者咸以西王母为仙灵之最，故相如言大人之仙，娱游之盛，顾视王母，鄙而之， 不足羡慕也。”与极“娱游之盛”的“大人之仙”相比，然白首的西王母非但说不上尊贵，简直已是个“老厌物”了。那么这位“大人之仙”究竟是谁呢？原来他就是汉武帝自己：　　 　　　 相如以为列仙儒居山泽间，形容甚，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犬人赋》，其辞曰：“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轻举而远游。……悉徵灵圉而选之兮，部署众神于播光。使五帝先导兮，反大壹而从陵阳。……屯余车而万乘兮，云盖而树华旗。……召屏翳，诛风伯，刑雨师。西望昆仑之轧汤荒忽兮，直径驰乎三危。排阊阖而入帝官兮，载玉女面与之归。……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廓面无天，视眩泯而亡见兮，听敞而亡闻。乘虚亡而上遐兮，超无友而独存！(《汉书·司马相如传》)　　 此赋在写法上当然模仿了《离骚》。不过，我们一眼就能看得出，虽然同是遍游宇宙，但“大人”的情境与屈原已有天壤之别了。相形之下，屈原真是可怜：四海之内，天地之间，他到处求着别人的理解，恨不得掏出心来换上一两眼青睐；然而谁也不来睬他，谁都可以让他碰一鼻子灰。然而“大人”却何等威风：他虽有万里中州为宅，但还是觉得迫隘屈抑，所以带了自家的骑乘执事去席卷天庭，那里的所有神帝却惟恐拥彗躬迎不及。然而穷天极地游历了一番，才知道天国算个什么东西，别的且不说，那里竟连一个半个配得上给自己做朋友的人也休想找到！这就是汉武帝对待彼岸世界的态度。我们不能说这与宗教无关，因为如果缺了天国做陪衬，“大“人”的伟力与凡夫俗子还有什么区别？然而我们又不能说这就是宗教，因为天国的主宰分明是住在地上，五帝众神只怕给他做奴婢还不够格。原来这时的宗教就是四个字：自做主宰。只是因为现世的东西和时空太渺小，根本不足以显示人们的力量，于是才想起了宗教。所以现世的自信越强大，宗教的喜剧也就越热闹，场面也就越大，直恨不得要把宇宙踩在脚下做舞台；而我们所关心的宫苑园囿、辞赋绘画等汉代艺术就都是这舞台和天幕的一部分。　　 不要以为这是汉武帝个人的狂妄，也不要以为“轶赤电，遗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司马相如《上林赋》)只是上林苑主人独有的权力，事实上，所有这些不过是汉代全社会生活和观念的缩影和极致。譬如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的主人要在他的三重棺椁上逐层画上天地间的各种灵异之物；同时出土的那张著名的“引魂升天”帛画中天国与尘世间的场景气息多么一致；西汉末董贤死后，家人“以(朱)沙画棺四时之色，左苍龙，右白虎，上著金银日月。”(《汉书·佞幸传》)；洛阳市王城公园中发掘出的普通汉墓与山一样高大的茂陵比较起来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它那狭小的墓室顶部仍以覆斗的形制象征着深远的天空，用十二块顶砖象征着黄道十二宫，并用彩绘画上了天象图；“升天成仙”，这在汉代以后不久的晋人郭璞那里，已是那样遥渺难及了：“淮海变微禽，吾生独不化，虽欲腾丹，云螭非我驾，愧无鲁阳德，回日令三舍。临川哀乎迈，抚心独悲吒。”(《游仙诗十九首》之四)而在汉画像石中，这一题材不但随处可见，而且都被表现得那样轻松，似乎是一件援手可即，一蹴而就的事情，(如河南方城县城关镇汉画像石墓西门门楣上的“升仙图”(见《文物》一九八四年三期39页)那类描绘着屋内是酣宴的人们，屋顶上即是朱雀等神鸟的汉画像石更比比皆是。所有这一切不都说明：在汉人眼里，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是多么相近，而笼盖宇宙又是一件多么普通的事情！　　 晋人皇甫谧曾评论汉代宫殿苑猎赋曰：“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毫纤之内，虽充车联驷，不足以载；广厦接榱，不容以居也。……，至如相如《上林》、杨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皆近代辞赋之伟也。”(《三都赋序》)这话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对汉代所有艺术风格乃至汉人时空观的概括。司马相如《上林赋》称上林苑中山水最观的特点是“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植物景观的特点是“视之无端，究之亡穷”；建筑景观的特点还是“离宫别馆，弥山跨谷。”总之，充盈之美是汉代艺术最突出的风格。司马相如的描写绝不是没有根据的夸饰，我们今天尚能看到的千千万万汉画像石无不表现出与之完全相同的气质。这里令人为之动容的不仅仅因为那些铺天盖地的庞大场景，不仅仅因为艺术家对画面空间最大限度的充填，而且更因为这些画面中竟包容着如此惊人丰富的内容：从日月星辰、鬼神灵异、衣食住行、耕桑织铸、舞乐游戏、驰逸田渔，……一直到给牛去势；四海中具备的，想象中所及的，无一不能在这里见到。从后羿、嫦娥、伏羲、女娲、老聃、孔丘、聂政、荆轲，……一直到鸿门之宴，古往今来的，天际人间的，无不一气浑融，尽历目前。在这里没有什么范围之限，更不存在什么雅俗之防，生活中的一切内容几乎就是艺术中的一切内容，艺术中的充盈之美也完全就是生活中的丰沛之趣。在这些画面面前，我们只会感到惊心动魄，目不暇接，而绝不可能用我们的知识和想象去为它补充一点什么(而这种补充和想象对晋宋以后的山水诗、宋元以后的园林、文人画是多么重要！)正如不管我们怎样谙熟了秦汉典籍，但在亲眼看到秦陵兵马阵之前，谁敢想象它的气势竟如此磅礴呢。相比之下，我们对那时的社会，对那时人们心目中的宇宙只知道何等可怜的一点儿。“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淮南子·原道》高诱注)，多少年来，人们已习惯于凭着这哲学味的抽象语言去描述汉人的宇宙观，以为它与两宋明清士人心中的宇宙本无多大区别，然而假如我们对汉代的园林、绘画、墓室……这些当时的主体宇宙模式略知一二的话，马上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距离有多么遥远。北宋艺术史家董、面对唐人《阿房宫图》有过这样的叹息：“夫秦以再世事此宫，极天下之力成之，其制作恢崇嚣庶，宜后世之侈靡未有及之者，此图虽极工力，终不能备写其制。”(《广川画跋》卷四)以唐人之博大，虽极其力而不能备写其制，奚论其后！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新置盆池种莲花、菖蒲，养小鱼数十头之什》云：“瓦盆贮斗斛，何必问尺寻，……户庭虽云窄，江海趣已深”，清人更是对做一盆景而“神游其中，如登蓬岛”(沈复《浮生六记》卷二)津津乐道，这不但与秦汉风概有了天壤之别，就是与登楼望海而气志凌云的荀羡不也已很难同日而语了吗？　　 　　　 二 　　 　　　 初盛唐是秦汉以后古代中国又一个昌盛的时期，二者在国力之强、气魄之大、生活情调之热烈乃至对待外来文化的襟怀上都有许多可通之处。初盛唐人自己也常要拿秦汉的雄丽作榜样，比如王勃在《山亭兴序》中说：“汉家二百所之都郭，宫殿平看；秦树四十郡之封畿，山河坐见。班孟坚骋两京雄笔，以为天地之奥区，张平子奋一代宏才，以为帝王之神丽。”不过，这对前贤们的景仰之中，更多的是对现世力量的自信，所以象王勃这样的一介士人在小小的山亭之中居然也计划着“直上天池九万里，……傍吞少华五千仞，裁二仪为舆盖，倚八荒为户牖。”正因为这精神气质与秦汉的相似，后人也就愿将汉唐连称，以为中国封建文化鼎盛时期的标志。鲁迅先生在著名的《看镜有感》中更说：他藏的一面镜子“规模汉制，也许是唐代的东西”，因为继汉人闳放之后，只有“唐人也还不算弱”。　　 与汉、唐的相通比较起来，人们对于它们相异之处谈得不多，然而了解这些也许更有助于把握这两个伟大时代各自的特点。让我们从汉、唐首都长安城的布局谈起。　　 汉、唐长安城同当时的宫苑一样，都以其庞大的规模表现出封建社会盛期的雄阔气魄，但它们的区别又是极明显的。汉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呈不规则形，城中主要皇家建筑群之一 未央宫位于城西南角，而另一宫苑长乐宫却位于城东南角上，在城市设计上并没能表现出宫城对整个长安城的统摄。唐长安城的设计则完全不同，它方整谨严，轴线明确，宫城、皇城位于全城最北的中部，主导和统摄的地位表现得极为突出，外城、宫城、皇城之间的层次递进关系(它表现的是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也清晰规整。总之，封建伦理思想和政治制度的特点已经能够用建筑的形式予以自觉和充分的反映。汉长安城追求的还主要是庞大的规模，而唐长安城追求的则是庞大规模与众多细部精缜布局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实现反映出的中国封建文化从政治一直到对艺术空间的把握等各个领域中的全面成熟，决定了唐代文化不同于汉代的一系列特点。　　 汉、唐之间的差别也许在艺术中表现得最充分而形象。例如汉代宫苑只有用体天象地，包蕴山海的格局，汉代的文学和绘画也只有用笼盖宇宙、摹写万类的宫殿苑猎赋和画像石才能表现出其精神特征。汉人不屑去求索狭小空间内独有的趣味，哪怕是方寸之地的肖形印，他们也要让它与那些铺天盖地的汉画像石一样去容纳乘龙升天、神虎逐鬼、斗虎戏熊、舞乐杂技之类的内容。一枚百戏汉印可称典型，它面积仅一平方厘米有余，但内容却极丰富：左上角一人弹瑟，右下角一人吹管，右上角之人在歌舞，左下角之人又在抛丸。它们不仅将整个画面充填无余，而且其意态之飞动简直就要裂石而出(见《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八四年一期图版)。一切艺术空间，从这小小的肖形印直到亘延数百里的宫苑，对汉人来说都太迫隘了，所以他们才把“追怪物，出宇宙”看得那么要紧。然而对于初盛唐人来说，塑造大明宫含元殿、麟德殿等体量巨大的作品固然举重若轻，而在小丘曲池间的咫尺之地探幽索赜也同样意趣无穷。在李华那著名的《含元殿赋》中，这座唐代文化的纪念碑是何等大气磅礴：　　 　　　 邻斗极之光耀，迩天汉之波澜，……建升龙之大，邈不至于阶端。峥嵘孱颜，下视南山，照烛无间，七曜回环。……捧帝座于三辰，衔天街之九达……。(《全唐文》卷三百十四)　　 　　　 然而同在他的笔下，士人园林中的拳石勺水又显得那样清旷裕如：　　 　　　 庭除有砥砺之材，础踬之璞，立而象之衡巫；堂下有畚锸之坳、圩之凹，陂而象之江湖。……一夫蹑轮而三江逼户，十指攒石而群山倚蹊。……其间有书堂琴轩，置酒娱宾，卑痹而敞，若云天寻文，而豁如江汉。以小观大，则天下之理尽矣。(《贺遂员外药园小山池记》，《全唐文》卷三百十六)　　 　　　 大明宫含元殿与小山池在空间尺度上天差地别，而唐人却能让其各擅胜场，独标风致，这与汉代艺术不是判然不同吗？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无数，比如对盛唐著名诗人岑参的作品，人们记得最清楚的怕是“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一类高浑激越的诗句，其实他的诗中还有许多“心澹水木会，兴幽鱼鸟通”(《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鸣钟竹阴晚，汲水桐花初。雨气润衣钵，香烟泛庭除”(《观楚国寺璋上人写一切经院南有曲池深竹》)的淡逸境界。杜甫既高吟过“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秋兴八首》之五)，也低咏过“小院回廊深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涪城县香积寺官阁》)李白既可以在长篇歌行中挟风驰电，凌轹万古，也可以在短小的绝句中生情见景，韵流百代；既有着“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的豪迈，也有着“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玉阶怨》)的隽婉。他们都不象汉人那样，离了笼盖宇宙这件事，那浑身的力量就没处安置。盛唐时代的敦煌壁画中既有如第一七二、二一七窟观无量寿经变、一四八窟药师经变等雄阔恢宏的建筑场景，也有如第一七二、三二○窟观无量寿经变边缘壁画带上那种狭长委曲，婉转轻灵的绘画、建筑空间艺术；即使是前者，也都自如地表现出深远的建筑空间层次和丰富的天际线，并不象汉画像砖那样，把所有内容都布列在一个阔大的平面上，而很少考虑它们的透视关系。汉代工艺品中的线条飞动流走，如云谲波诡(如长沙马王堆汉墓漆器上的线描)，带有楚文化那种浓重的奇诞、夸张意味；而初盛唐工艺品中的线条(如银器、碑碣上的线刻花卉等，其典型作品有章怀、懿德太子墓石柱、石椁上的图案等，则都舒展饱满，圆润端丽，既不草率，也不滞涩；既生动有力，又不夸诞恣肆；既繁盛热烈，又不堆砌铺陈。从鲁迅先生激赏的汉唐铜镜中，也未尝不可以见出两个时代的不同风格，比如汉镜中的许多作品构图繁密，一枚汉镜的画面内容往往从几何纹样、吉语铭文到天地鬼神无所不有。又常以浅浮雕做地，其上再用高浮雕塑出主题纹饰，以最大限度地充填艺术空间。这显然是承袭了商周铜器和战国铜镜的装饰方法，因而更接近于雕塑式的团块美。汉镜的风格在唐镜的某些品种，如“海兽葡萄”式中并未绝迹，因此从宋人开始就一直把这类唐镜误认作汉镜(参见孙样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146、147页)。但总地说来唐镜趋尚的却是一种与汉镜迥然有别的富丽而又明朗的风格。唐镜图案综合起来极为丰富，但具体到每件作品的题材却都集中明了，绝不追求包罗万象，其图案布局疏密有致，对空白在构图中的重要作用已有纯熟的把握，因而它更接近于绘画、框架建筑的结构美。汉唐作品对艺术空间的处理不是深刻反映着两个时代哲学时空观和美学观的不同吗？　　 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得宽些，对当时文化艺术风貌的认识会更全面。比如介绍盛唐书法，人们总会说到张旭“挥毫落笔如云烟”的风格和他“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新唐书·本传》)的故事；但如果以为疾似风雨的草书是其艺术境界的全部，那就错了，因为怀素《自叙帖》中明白说过：“张旭长史虽姿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模楷精法详特为真正。”(《唐文续拾》卷四)假如我们再读了张旭“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之类诗句，就更可以知道在他的性格和作品中还有如此蕴藉纤的一面。正因如此，承张旭之法的颜真卿(《旧唐书·张旭传》：“传其法惟崔邈、颜真卿。”)正、草兼美，道、婉双绝本不是偶然。(《新唐书·颜真卿传》：真卿“善正、草书，笔力遒婉。”)颜真卿的书法之美既有《颜氏家庙碑》、《勤礼碑》等的端严凝重，也有《祭文稿》、《刘中使帖》等的神采飞动，姿态横生。这种对立风格的统一在盛唐文化中本是凑泊无间，然而到了宋人眼里，却有了高下之别。如米芾对颜之行书仰慕之至，曰：“此帖(指《争座位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发愤，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书史》)而其评颜楷却曰：“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海岳名言》)宋人对颜书的判析当然有其原因，宋高宗赵构《翰墨志》云：“(米)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能入品。”又何苏轼之行书风行天下，而其楷书则不免“墨猪”之讥。所以，苏、米等人对颜楷的微辞实是藏拙之论，它反映出宋人已经没有盛唐人那种融行楷于一炉的气魄和尽遒婉之双美的功力。于是宋书异貌于唐，而以苏黄米蔡之行书牢笼一代之韵致也就不奇怪了。　　 提起唐代的陶瓷，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多是那色彩热烈的唐三彩和斑斓璀璨的花釉瓷器。的确，唐三彩器种之多，造型之丰富几乎包括了唐代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形象，然而盛唐时代与艳丽的三彩瓷同样风靡全国的却又有刊尽五色、冰清玉洁的白瓷，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中说：“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唐国史补》卷下说：“内邱白瓷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参阅《中国陶瓷史》第五章第三节《唐五代白瓷》)盛、中唐之际的陆羽更说：“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茶经》卷中)可见盛唐人对陶瓷的审美还有与爱好鲜艳俗丽的唐三彩完全不同的一面。　　 　　 盛唐妇女之美可以是锦衣玉佩，艳饰绮装：“绣罗衣裳照莫春，蹙金孔雀银麒麟”(杜甫《丽人行》)；但又可以是摈落粉黛，秀出天质：“却嫌脂粉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杜甫《虢国夫人》)盛唐园林、诗歌可以有极淡泊的意趣：“湖上一回首，山青卷白云”(王维《欹湖》)；也可以有极浓艳的色调：“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王维《田园乐七首》之六)初盛唐宗教艺术可以有如敦煌壁画、龙门石窟之类极阔大的场景和极热烈的气氛；但同时又有极沉静的心态和极含蓄的情感，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神情和王维许多充满禅味的诗句就都是例子。这些不又与秦汉之君求仙的执迷和《大人赋》中按捺不住的矜骄大相异趣吗？等等等等。　　 可见，雄豪壮阔、气势磅礴、神意淋漓、情韵飞动既不是盛唐风格的全貌，也不为盛唐文化所独有。那么，什么是盛唐文化更本质的特征呢？应该说是全面的成熟。“诗至杜甫，无体不备，无体不善”；其实又何只是诗呢，对于盛唐文化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境界是陌生的，也没有什么境界力不可及。一切因素，一切形式，一切风格，不论它们在前人那里如何参商相悖，如何不安，但在盛唐文化中都可以恰得其所，都可以与整个时代的风格相映生辉，这不正是一种全面成熟的文化独有的博大吗？所以秦汉人的力量更多地表现为开拓的热望，而盛唐人的力量则更多地表现为掌上观文的自信；秦汉人的恢宏更多地表现为席卷宇内的气概，而盛唐人的恢宏则更多地表现为经纬天地的心怀。　　 总之，秦汉、初盛唐风格之相通是明显的，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本有过何等旺盛的生命力，那个时代的人们怕是做梦也想不出自已子孙怀着“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日惴惴如在薄冰上”(鲁迅先生语)的窘相。同时，秦汉、初盛唐风格的区别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如何一步步由勃兴走到了自己辉煌的顶点；由此，我们在景仰惊叹之余才不能不考虑这样的问题：传统文化艺术在盛唐已经实现了那样广泛、全面的成熟，然而它还要在传统模式中一步不停地走上一千余年，那么它究竟在哪里找到了这发展的余地呢？究竟是靠了什么方法才保住了自己这颗早已成熟了的果实具有那样久远的存在价值呢？通过这些努力，它得到了些什么，又失去了些什么呢？对此，拙文《传统结构艺术的完善与危机》将试图做出解答。※※※※※※ 孔德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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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好！很有煽动性！：）天下英雄出我辈 一入江湖岁月催 皇图霸业谈笑间 不胜人生一场醉 ※※※※※※ 悟空&[6楼]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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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非历史(庄姜)越读历史，越不敢放胆评历史。谈到不是专门研究的朝代时，说真的，总是有点心虚，希望看的人不要尽信我讲的，会自己去做判断。 　　大家都知道广告是不可信的，公开的骗术。 　　如果说广告宣传，是公开的骗术，那么，普遍化的历史的评价，与骗术差不了多少。唯一的不同是：它服务的对象已经过世很久了。 　　史学家会不会骗人？会不会说假话？ 　　史学家也是人，他为何不会说假话？ 　　人都有人性的弱点，对于传播知识的人或是专业人士，我们很习惯自动赋予他们较高的道德标准，也自然地看待他们的道德水准。但是，就像政治家会制造冤狱打击敌人一样，科学家也是会制造假数据打败对手的，史学家也会制造假历史讨好上级，打击政敌的。 　　大科学家、大学问家，甚至宗教领袖，都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们的目的或许有别的名称，比方说「为了学术的统一性」、「为了政教的安定」，但是，说得更深一点，都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地位与权威，在他的掌握之下执行学术或舆论，遂称为安定；别人掌握下的就不算安定。 　　不管读任何书，第一步都是怀疑，然后求证，因为，伟人也是会骗人的。或说得客气一点：会含糊其辞，误导后人方向，以掩饰自己的污点的。 　　当认真求证之后，也许你发现这个伟人说了真话，那么你自然会更尊敬他。 　　如果你发现居然面对了一场大骗局，那就好玩了。你可以讨论这种骗局被当成普通观念的原因，倒底是什么样的客观因素，让骗局成为真实的传言？ 　　因为任何学问皆有迷障，我从前读通鉴，自以为很懂中国历史的是非真假；但是，当我锁定一个我觉得「怪怪的」时代，深入调查之后，赫然发现完全不同的事实与评价。 　　这时，我才想到：还有多少我所认定的是非，不是我原先想的那样子？ 　　要讨论一个短短的时代，甚或只讨论一位古人，资料就卷帙浩繁，堆积如山。其中删除了重复与不实之后，再加上一些合理的推测和判断，往往会有出人意表的答案出现。而这个答案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我只研究隋炀帝与李世民的比较，光是一个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说了非常多的谎，不但将建成的军功占为己有，窜改历史；抹黑李渊，将太原起事改写为自己的劝进之功，甚至捏造出李渊曾经许他为皇储的谎言。 　　而评价玄武门之变对唐朝政权的影响，一般只读通俗历史或通史的人，除了肤浅的唯心论，也真的说不出别的了。这种肤浅的结论到处都看得见：「玄武门之变虽然惨酷，但至少造就了贞观之治。」 　　如果真的比较过史料，你会发现玄武门之变的影响，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这场政变中，李世民做了一个非常坏的示范，他精密地制造建成与元吉的罪状，捏造自己的军功，并勾结异族。这些举动都给了后人一些暗示，从而破坏了关陇军系原本的团结，掌握军权的贵族效法他的模式制造叛变。唐朝盛世如此之短，实已埋下不良因子。 　　很多读大历史的人偏偏没去细想（也没有能力细想，因为这不是光靠想就能想出来的，要靠史料）：为什么唐朝在李世民之后，政局变化如此剧烈？ 　　这绝不是意外，一个意外可以造成一些变化没错，历史上也确实不乏此类突变。可是，唐朝的政局却是普遍性的衰颓，而且灭亡之惨，更令人毛骨怂然。那么多朝代的恶习累积，绝非偶然。 　　讲到宋朝，我们可以很客观地说赵匡胤、匡义兄弟的个性驱使下，决定了强干弱枝政策，因而造成宋的积弱；讲到明朝，我们可以说朱元璋本性残酷寡恩，在这样的个性下，决定了明朝政治黑暗的基调。 　　何以讲到唐朝，就不去想：强势主导的李世民，是不是给了唐朝一个畸形的方向？以致于他的盛世不过十来年？（后期伐高丽而役民惨酷，已绝非盛世了）并且让后世一代比一代更糟？ 　　只要比较过创业起居注及新旧唐书之后，就可以有一个很明确答案，从而学到历史的教训，看出人性的弱点，以及为什么不能做某些事。 　　但是，说起来容易，真的要去比较这三部古书的人，又有几个？非专业者不能下此心血；非认真者不能有此眼力；非眼尖者不能有此判断。 　　说穿了，还是要钻研。 　　而钻研下去之后，还会有时间去读别的朝代的历史，那真的有点超人力所能为了。 　　钻研史料还是不够的，有太多「活动书柜」无法消化史料。除了深读，更要先天要有一定的怀疑精神，才能明析真与伪，揭穿这一段被粉饰过头的历史，从而重新地判断：玄武门之变倒底对唐朝政权造成什么真正的影响。 　　真正弄清楚这场政变的起因与结果，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唐朝盛世结束得这么快？从而对历史与现实，会有更深的体悟，而看出现在正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的人，谁是深思熟虑为国擘划宏规，谁是使弄技巧，只求个人名望地位。手段万变不离其宗，古代历史，就是现代的报纸上每天看到的那些重演。 　　从前我也说过李世民伟大，也说过：「玄武门之变虽然惨酷，但至少造就了贞观之治。」这样肤浅的话。 　　这种话，谈论通史的书还是都会写，包括我很尊敬的傅乐成先生，他不是专门研究隋唐史的。也包括常骂柏杨的李敖，李敖的专长是中国近代史，不是隋唐史。他和常被他骂的柏杨唯一相同的就是：都推崇李世民。同样的，柏杨也不是隋唐史专家，他懂的是一种人生态度而非隋唐史。 　　专门研究隋至初唐史者，绝说不出庆幸玄武门之变造就李世民的这种话，而会严肃地看待这场政变，并对它带来的后果感到痛苦。 　　不要忘了：历史都是为当代的主要人物服务的，而这种广告宣传立场下，照单全收很危险，只有深入检验它的包装上写的成份之后，才能考虑要不要相信他。史官只是替皇帝或自己的观念做千古宣传的广告企划而已。 　　读的历史范围越大，吸收的谎言就越大，错得也会越离谱。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看完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之后，就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说的世界了，因为，他在远东这一部份，竟认定：中国贵妇可以很轻易和男人发生关系，如果怀了孕，都会被送到尼姑庵偷偷生产，孩子由尼姑处理。如果贵妇得不到男人，就和身边的丫环进行女同性恋。 　　──这样写中国通史，你说，他写的日本史或是印度史可信吗？我还记得这部书中，怎么认定爱斯基摩人以腊蠋为食。这简直比亚里斯多德时代的生物史还要劲爆。 　　大历史只能看出政体演变和科技文明大体上的变迁，但事实上，帮助不大，反而错误百出。 　　不过，我还是鼓励学子读通史，先读完大部份朝代的演变之后，是可以掌握一些规律。 　　如果读了半部通鉴，还没有找到「怪怪的」地方的话，那表示真的缺乏历史的精神与眼光，也不必花时间钻研史料了，那没有意义。不如把心血花在自己真正敏锐的部份，至于所读的通鉴或通史，当成闲时谈助，也是种有意思的话题。 　　大历史，只能作为「满街听唱蔡中郎」的谈助，对研究某一朝代史的人来说，谈助式的讲那段历史，或以通俗观念来评那段历史，只是和小说相差无几的故事，尽付笑谈中，不能认真的。※※※※※※ 孔德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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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包装、广告，自负其责！没别人替你负责！※※※※※※ 孔德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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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巨大历史变迁的现代意义：对nation观念的重新思考
唐宋巨大历史变迁的现代意义：对nation观念的重新思考
　　图片说明：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27-976年）。 &&&& &&&&我今天要讲关于 Reconceptualizing the nation 的问题。大家觉的应该如何翻译nation这个词，是民族还是国家？我这里用nation这个词是指一个观念。我们怎么把我们所经历的事和各个方面沟通起来，比如社会地位，经济发展，政权，大自然，人性，道德观念等，我们如何把这些沟通起来，我用nation时就是指这个含义。 &&&& &&&&我们在美国给你们的同辈，也就是哈佛大学的学生讲中国的历史，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所有美国大学生能够知道一点点的中国历史，包括中国文学，文化革命，儒教学等。现在美国所有中学教世界史时都包括中国史在内，而以前美国对世界史的观念很窄，只包括欧洲史，东亚，埃及等。 &&&& &&&&美国大学和中国不同，他们上一门课只有一两个星期，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应该教给他们什么？有人说，根本不用学古代史，只讲现代史就可以了，因为中国古代史与现代中国是无关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一直是封建社会，一直是专制，没有什么变化，因此不用讲了。并且认为现代中国要加入现代化，必须以西方为榜样。他们的这种观点我不同意，我本人就是搞唐宋史的。那么他们这种观点来源于能力呢？首先来自于五四运动，那时对中国历史进行批评，认为中国对现代化没有贡献；其次，就是来源于18世纪的德国，认为不用研究中国历史，因为中国历史一直没有改变。这个看法还被马克思所接受。当然马克思对中国历史也没什么了解。 &&&& &&&&我觉得封建社会这个观念本来不是中国历史造成的，而是一个西方的概念。我们在给美国学生讲课时，就要讲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是否有基本的改变。我想这当中还是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 &&&&我开始对中国历史感兴趣就是从唐宋开始的。我认为从唐到宋还是经历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现在拿唐的750年与宋的1050年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从外交关系上，唐有霸权，在北方唐以外没有国家，只有少数民族，而到了宋代，中国的外交关系就不一样了，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有宋、辽、夏、金；另外，唐时有1/8—1/4的人口在南方，而宋朝时则有1/2的人口在南方，并且从南朝与十国的对比来看，在宋朝的时候，虽然北方仍是以首都为中心的一元，但南方却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地方，有多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多种语言；从经济方面，从租庸调到两税法，都有很大的变化；唐朝首都是一个典型的adminitrative city，是政治的，而宋则是经济中心变成了首都；宋的人口是唐的两倍，货币数量是唐的二十倍，这都说明了商业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技术方面，宋朝还有了印刷、火药、指南针，这三个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从社会方面，唐朝人的社会地位还是要看血统、身份，而宋朝人的社会地位则是看教育文化，科举制度被扩大，其重要性在社会中也越来越大。宋朝99%的学生考不上，可这些人还算是士人，仍是国家的精英，士人中做官的人只是一小部分。到了13世纪中叶，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有45万人，但只有500人得到进士。 &&&& &&&&我的朋友认为虽然从唐朝到宋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中国的学者并未想出一个新的nation，还是照原来的样子发展下去了。我想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那些认为中国古代史没有用的人的看法就是对的 。可是我个人的兴趣是思想史，我的朋友提醒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到了宋朝是否想出了一个新的nation。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这一点，那么这种新的nation是否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了影响？ &&&& &&&&从思想史的角度，唐宋有什么不同？宋朝的思想是非常ideology的。虽然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朱熹等人的观点有所差异，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共通性。首先，宋代思想是comprehensive，他们的思想包括天地、人、政治、社会等很多方面；其次，他们的思想是integrated，他们还考虑如何将这些观念整和起来；最后，他们不光告诉学者学什么，同时还教会学者如何做学问，如何去了解一个问题。 &&&& &&&&他们都讲为己之学。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宋朝的学者是否重新考虑了nation的观念。我们通过三个例子来分析。 &&&& &&&&第一是王安石的新法。王安石是一个宰相，同时也是一个大学者。从宋神宗到宋徽宗期间，差不多有五十多年的时间都有新法的政权。王安石对nation的观点是将政府和社会结合起来，领导这个政府的人应该是士大夫，而士大夫是由懂道理做学问的人构成的。他的思想与宋朝出现的新情况是否有关？王安石将教育扩大，而且设立了新的课程，他用的是经义文章，这不是背书，而是研究某一个经文，将它用于社会。他认为教育是社会地位的基本。另外，在经济方面，王安石讲究理财，希望政府机构在经济方面有为。司马光与他关于经济的观点不同。王安石接受了经济可以发展的观点，这在宋朝是非常先进的。这也体现了宋朝的商业经济。但同时我们也的承认新法失败了，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因为他对士大夫的政策有些矛盾。一方面扩大教育，但另一方面王室不可能给这么多的人提供官位。此外，他对地方士人精英是非常消极的，总讲兼并，反对地方权力，地方精英，所以这方面的政策不适合士人精英的情况；其次，对皇帝的看法矛盾。一方面限制皇帝权力，但有没有告诉皇帝他的地位应该是怎样的。宋徽宗就是一心要提高皇帝地位，这与新法是不符的；最后是对外国的新霸权。新法一开始就开始侵略周围的国家，我想也许王安石本来也不想作战，可能只是皇帝坚持，并以此来作为支持新法的条件，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宋朝最终亡国了。 &&&& &&&&第二是南宋叶适的观点。南宋是第一次中国政府在南方。南宋的朝廷反对意识形态。他们讲国家自卫，但认为不应该控制他国，承认金的完全的独立。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应有地方的独立性。从商业经济方面，他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观点都不一样。认为政府有责任稳定经济发展，减少赋税，减少军队，在各方面都要压缩但更有权力。还反对政府对教育的压抑。皇帝不是政治制度之外的，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天命，而是因为他做事做的好。皇帝就是一个政府的manager。对于士，主张让他们做吏，做流外官，想给地方士大夫一些事情做。 &&&& &&&&第三是南宋的道学。他们也开始要恢复华北平原，并承认了北方有金国，还主张在战争方面要先看自己国内的情况，不要着急打仗。反对中央集权。承认有一个商业经济，市场经济。教育方面，道学有自己新的课程，有自己的书院。认为皇帝应该做一个有道的人，而不仅是做事做的好，希望他能给国家做一个道的标准。在哲学方面，道学认为个人是有天命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性。道德权威是政治权威的基本。道学中否认皇帝是圣人，因为他们认为做圣人的责任是学者的责任，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真正的权威属于学者而不是皇帝。将学者和皇帝对立起来。道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如何给士人应有的作用，对于这一点，王安石、司马光都没有想到。道学即是主张给那些不能做进士的人一个地位，并由此建立起一个新的community。我们发现中国社会在国与家之间没有一个community，而道学主张就是建立地方精英的地位，在国与家之间寻找一个community，比如书院。只有道学家们才去了解了士人的情况，探讨给士人在政府之外一个什么责任。我们可以说道学有了新的nation的观念。 &&&& &&&&所以，到了宋朝，学者们确实重新考虑了nation的观念，但这个对中国的历史是不是有影响。我想是有的。宋朝皇帝政权比唐朝的少，而地方精英的作用多于汉唐，且商业经济一直在发展。虽然政府的范围小了，但国家是统一的。教育一直在扩大。从以上这些角度，宋朝以后的历史，中国的社会是一个新的社会。 &&&& &&&&最后一个结论：历史是变迁的，但变迁的重要性不同，很少变迁是综合并有机联系的，而唐宋之间的变迁就是其中之一。 &&&& &&&&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考虑nation的意义，这是一个继续的过程，至今还未停止。※※※※※※ 孔德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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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亡国的缘由、权力膨胀（张邦炜）
北宋亡国的缘由
内容提要：对于北宋何以亡国，人们素来议论颇多。其中，以当时杨时的亡于王安石变法论，李邺的金强宋弱北宋必亡论以及鲁迅的唱着老调子亡国论最具代表性。前两种说法固然荒谬，鲁迅的议论也未必确当。本文认为，北宋不是唱着老调子，而是唱着“新”调子亡国；不是亡于变法，而是亡于胡改乱革；绝非落后挨打，实因极度腐败亡国。&&北宋亡国即靖康之变，已是800多年前的往事，但却始终令人难忘。“靖康耻，犹未雪……”，岳飞的《满江红》，但凡中国人，人人能朗诵，个个会歌唱。所谓北宋亡国，虽非国家沦亡，只是朝代更替，然而这一历史事变实在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大深重历史灾难。金朝攻灭北宋，造成上千万民众死于战乱。上千万民众流离失所。难怪从当时到现在，人们不断地议论着北宋亡国的缘由，提出了各种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看法。本文拟对这些议论稍加评论，并略抒己见。一、唱着“新”调子亡国&&北宋何以亡国？近数十年来，人们往往如此回答：唱着老调子亡国。而其依据则是鲁迅先生在其杂文《老调子已经唱完》中的一段议论：“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干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1）北宋统治集团果真因废止王安石新法而亡国吗？如果唱新调子即唱改革的调子、挂变法的牌子，北宋王朝即可国运昌隆吗？此说大有商讨的余地。&&对于北宋亡国的缘由，议论最多的无疑是心存亡国以之痛的宋朝人。他们的看法各式各样，大多与鲁迅不同，乃至相反。当时人的议论虽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编造荒诞邪说。如说什么北宋亡国是由于宋真宗的陵墓风水不好。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担任山陵使的宰相丁谓不听阴阳生徐仁旺之言，将真宗的陵墓确定在牛头山后之地。徐仁旺当时曾上表陈述“山后”之害：“坤水长流，灾在丙午年内；丁风直射，祸当丁末年终，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盗兴。”后来不出所料，金军攻破开封果然是在丙午即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而丁末即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则“诸郡焚如之祸，相仍不绝，幅员之内半为盗区。”（2）又如说什么北宋亡国是因为徽宗改元宣和，所谓“宣”即“一家有二日”（3），很不吉利。再如北宋气数已尽，“上天”早有预示。据说宣和末年在开封上清宫瑶仙殿出现字迹数行：“家内水蛀尽，南方火不明；吉人归塞漠，亘木又摧倾。”（4）这便是“上天”的预示之一。对此，人们起初困惑不解，北宋灭亡后，才如此解释：“家内木”即宋，“吉人”、“亘木”分别是“佶”、“桓”，即徽宗、钦宗的名字，而所谓“火”则是有“炎宋‘之称的赵宋王朝的所谓“德运”。诸如此类的荒诞邪说甚多，如今置之一笑即可，不必予以理会。&&另一类是追究个人责任。首当其冲的固然是徽宗宠信的大臣和宦官。早在北宋将亡而未亡之时，太学生陈东便将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李彦痛斥为“六贼”，认为他们是导致祸乱的罪魁。其实，徽宗作为六贼的总后台，其罪责不在六贼之下。陈东受历史所局限，只骂贪官，不骂皇帝，完全可以理解。此论一出，立即广为传播，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号称深得二程真传的著名理学家杨时又追根溯源，进而将罪责归结于王安石。他说：“蔡京以给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5）南宋初年，号称中兴名臣的赵鼎也说；“至崇宁初，蔡京托名绍述，尽祖安石之政，以致大祸。”（6）高宗接过此说，大肆渲染：“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未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7）某些大臣即刻随声附和。于是，此说在整个南宋时期乃至元明清时代几乎视同定论。明朝人商辂等人所编《续通鉴纲目》卷九甚至认为；“汴宋之祸，始于神宗、安石，终于徽宗、蔡京。君子原情定罪，不当置神宗、安石于徽宗、蔡京之下。”杨时首倡此说，或许是由于其学术见解与王安石相左，因而偏见很深。高宗予以鼓吹，则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维护赵氏一家一姓统治的需要。&&由上所述，不难看出，杨时等人的看法与鲁迅截然相反。人们不免要问：究竟谁是谁非？其实，鲁迅、杨时各走极端，两种说法都不确切。徽宗、蔡京挂的牌子与神宗、王安石虽然相同，但就施政方针而言，既有相似的一面，更有不同乃至相反的一面。鲁迅与杨时各自片面地强调了一面，而又都忽视了另一面。&&如今人们普遍将神宗、王安石誉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而徽宗时期正是神宗、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时代。徽宗以神宗的绍述者自居。他宣称：“朕欲上述父兄之政。”（8）并将创行新法的乃父神宗的谥号由16字增加为20字即“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将重用新党的乃兄哲宗的谥号由6字增加为16字即“宪元继道世德扬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一望而知，这堆美好的字眼诸如“立宪”、“继道”之类，虽属表面文章，但毕竟是对新法的高度肯定与颂扬。而蔡京则以王安石的继承者自命，“有说熙丰不好者，尽罪之。”（9）在他的倡议下，王安石绘像于显谟阁，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儿子王※均配享孔子庙，至于其后代则男性赐官职、女性封孺人。徽宗、蔡京推行新法、废除旧法，重用新党、打击旧党，在政治上与王安石对立的司马光等120人被指斥为“元※奸党”，对新法稍有微辞的范柔中等542人被定为“元符上书邪等人”。这两种人的姓名均被列入所谓《元※党籍碑》，碑文由徽宗亲笔书写，先在都城开封、后在全国各地树立。凡名列此碑者，已死者迫贬官职，尚存者或流放或贬官，他们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皇族不得同他们的子孙和近亲通婚。无须—一罗列，这些历史事实已经足以证明，蔡京等“六贼”与作为王安石及其新党对立面的旧党势不两立。&&当时也有个别人这样说：蔡“京名为遵用照丰之典，回乃实肆为纷更，未有一事合熙丰者。”（10）这话虽然颇有道理，但“未有一事”云云则言过其实。应当承认，蔡京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思想上确实多少有些继承关系。如“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是蔡京的主要治国思想之一，他“当国，费侈无度。”这一治国思想“原自荆公”即王安石（11），与司马光的主张正好相反。又如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旧党一向牵就，而新党的态度则相当强硬。蔡京以新党自居，继承强硬政策，他在徽宗时期多次发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至于方田均税等熙丰新法，或废而复行，或继续推行。很清楚，徽宗、蔡京不是神宗、王安石所创行的照丰新法的反对者，而是新法的拥护者和推行者。他们口头上唱的不是老调子，而是“新”调子。鲁迅虽然学识渊博，但俗话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不应当将其片言只语视为不可更改的信条。二、蔡京与王安石岂能混为一谈&&杨时等人将王安石与蔡京、熙丰法与崇现法相提并论，至少是受表面现象所蒙蔽。蔡京虽发迹于王安石当政期间，他的弟弟蔡卞又是王安石的女婿，他本人在神宗时历任中书舍人、知开封府等要职。但王安石对蔡京并不赏识，据说他曾经指出：蔡京“如何做得知制诰，一屠沽耳！”（12）蔡京与王安石不是一回事，甚至完全相反。就个人品质来说，王安石以“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13）而著称。当时人大多肯定他“节俭恬退，素行亦好。”（14）王安石“性简率，不事修饰家养，衣食粗恶，一无所择。”（15）相反，蔡京则以“享用侈靡”而闻名。他“喜食鹑”，“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16）喜食蟹黄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17）他喜焚香熏衣，居室之中“满室如雾”，“衣冠芬馥”。（18）其“名园甲第亚于宫禁”，宅第之中，姬妾成群，“慕容氏等皆封国夫人”。（19）这类记载太多，不胜其举。王安石虽不爱官职，然而一旦身居要职，即尽力将其政治理想变为政治实践，并始终坚持。连他早年的好友、后来的政敌司马光也认为：“介甫无他，但执拗尔。”（20）所谓“执拗”即固执，换而言之，即坚定。而蔡京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个官迷。他在求学阶段，算命先生将其命运错算：“此武官大使命，他时衣食不缺，余不可望也。”蔡京竟为此而“大病”（21），足见其何等汲汲于富贵。何况他一切以向上爬为目的，并无固定的政治见解，是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家。神宗死后，旧党得势，蔡京随风转舵，一味讨好司马光。司马光要求在5天之内恢复差役法，其他官员都表示难以如期完成。仍知开封府的蔡京“独如约，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司马光大加赞赏：“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哲宗亲政，新党再度得势，蔡京立即摇身再变。是否立即废除差役法，宰相章※尚犹豫不决，刚出任户部尚书的蔡京即刻表示：“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章※“然之，雇役造定。”蔡京的主张竟前后截然相反。史称：“差、雇两法，光、※不同。十年间，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两人相倚以济。识者有以见其好者。”（22）《宋史》将蔡京列入《奸臣传》，实属恰如其分。王安石与神宗“君臣相得甚欢”，“可谓千载一时”。（23）然而王安石对神宗不时直言规谏，乃至面折廷争。据马永卿《元城语录》记载，王安石与神宗“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复诸难，使人主伏弱乃已。”而蔡京一切投徽宗所好，他“身为国相，志在逢君。”（24）岂止一味逢迎而已，他“日请上游宴，以酒色困之”；“贡声色，起土木，运花石，以媚惑人主之心。”（25）徽宗这个18岁即登基的青年皇帝，之所以走上极度荒淫的道路，蔡京等人的劝诱，无疑是个重要原因。《宋史·徽宗本纪·赞曰》：“蔡京以狷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可见，蔡京不仅应入《奸臣传》，还应入《佞幸传》。一言以蔽之，王安石是位标准的大臣、诤臣，而蔡京则是个十足的奸臣、佞臣。王、蔡二人岂能混为一谈！&&就施政方针来说，徽宗、蔡京虽然也号称推行新法，但与神宗、王安石所实施的新法同中有异乃至形同实异。神宗、王安石所主持的新法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并有利民便民的考虑。当时不少人都认为：王安石“其本心欲救民”（26）。就连对新法颇有异议的苏辙也承认：“介甫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贫。”（27）而徽宗、蔡京推行新法的目的则在于“始求羡财，以供侈费”（28）。即搜刮民服民青，以满足徽宗及其宠臣极度荒淫的生活所需。旧党当政不思改革，“不敢做事，不敢动”（29），以致问题积累成堆。而蔡京虽然敢于改动祖宗成法，但当改者不改。如冗官问题本应加以解决，可是徽宗时期问题反而越发严重。当时，“权奸当国，侥幸并进，官员益滥。”（30）尤其是蔡京“除用土大夫，视官爵如粪土，盖欲以天爵市私恩。”（31）于是，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官员“较之元柏已多十倍”；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官员总数已达48000余人（32），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又如强干弱枝的传统国策本应加以调整，可是蔡京等人依旧萧规曹随，以致“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至，莫不溃散。”（33）而不当改者又大改特改。如抛弃外戚不任军相、宦官不典机密、宰执应避亲嫌等不少旧规，于是当时出现了北宋历史上的若干“第一”，如韩忠彦、郑居中乃至蔡京系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与蔡卞系第一对兄弟宰执，蔡京与蔡攸系第一对父子宰执，并开创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然而所有这些“第一”，都意味着朝政极度腐败。徽宗、蔡京为了粉饰太平，也曾实施过一些仿佛利民便民的慈善之举，诸如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之类，然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他们推行新法的重点在于理财。至于其效果，当时人有评论：“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现法惠奸。”（34）其实，神宗以前的祖宗法未必“惠民”。神宗、王安石的熙丰法虽不“惠民”但“惠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至于徽宗、蔡京的崇观法，其效果则与熙丰法不同，既不“惠民”，也“惠国”，只有利于昏君与好俊，即所谓“惠奸”。当时，“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35）岂止“常赋”，“诸路近岁所增税钱，悉归应奉司。”（36）这批钱物除供徽宗挥霍而外，又被“六贼”大量侵吞。如蔡“京所侵私，以千万计，朝论喧然。”所谓六贼，即是六名特大贪官。他们“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37）徽宗、蔡京所推行的“新”法只不过是盘剥民众的幌子而已。&&总之，蔡京与王安石不仅个人品质截然不同，而且施政方针形同实异。正如朱熹所说：“蔡氏以‘绍述’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其实神宗良法美意，变更殆尽。”（38）蔡京所推行的崇观“新”法，根本不配以改革相称。北宋虽非唱着老调子，而是唱着“新”调子亡国。。然而这个新字之上的引号切不可省略。北宋绝非亡于革新，而是亡于胡改乱草。三、并非落后挨打&&对于北宋何以亡国，当时人还有一种论调值得注意，即金强宋弱、北宋必亡。绘事中李邺的所谓“六如”说，便是其代表。他竭力鼓吹：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指北宋）如累卵。”（39）李邺因而获得“六如给事”的绰号，表明人们普遍认为：北宋必亡论太缺乏依据。只要将宋金双方的综合实力稍加比较，即可看出：北宋远比金朝先进，金军并非不可战胜。&&古人将夏、商、周三朝合称“三代”，而宋朝连同先前的汉朝、唐朝又被称为“后三代”。（40）所谓“三代”，即古人理想中的美好时代。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则认为，岂止夏、商、周，即使汉、唐，也不能同宋代相提并论。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41）古人的“三代”说具有浓厚的崇古复古倾向，而陈氏的“造极”说则不无道理。的确，宋代纵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又一个新高峰；横比世界各国，超过世界各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科技最先进的泱泱大国。宋金交战之初，金朝建国仅十年，各方面都很落后。&&尽人皆知，战争依赖经济，经济支撑战争，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实力的较量。然而无论人力、物力、财力，金朝较之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北宋都差之甚远。就人力来说，直到金朝灭北宋30多年后，整个辖区总户只有300多万（42）。发动攻宋战争之初，金朝辖区估计不过100多万户，以一户五口计算，大约仅五六百万口而已。而宋徽宗时期是宋代人口最多的时期，全国总户数超过2000万，总人口突破一亿，近20倍于当时的金朝。就物力来说，女真社会处于采集经济阶段，人们长期过着渔猎生活。女真贵族进入中原之初，对农业的重要性毫无认识，以致土地荒芜，生产凋蔽。如果说金朝“地狭产薄”，（43）其物力很有限，那么北宋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稳定发展和长期积累，到徽宗时，号称“中外靖绥，年谷登稔。”（44）与金朝相比，北宋显然具有地大物博的优势。就财力来说，金朝初年并无固定的财政收入。起初女真民众“无出赋税”（45），壮者皆兵，“几步骑之仗模皆取备焉”。（46）后来虽有赋税，但无一定之规，“税赋无常，随用度多寡而敛之。”（47）金太宗攻打北宋时，金朝的赋税制度仍处于草创阶段。金军南下中原，“有掳斥，无战斗。”（48）士兵除自备有限的粮草而外，主要依靠掳掠。难怪金军不时陷入粮草不继的困境，无法支撑历时稍长的战争。d而北宋初期的财政收入便多于唐代，神宗时仅钱币收入一项即达五千万贯之多，徽宗时又“天下赋入之数悉倍于前”。（49）当时人炫耀：“承平既久，帑庾盈溢。”（50）此说虽系夸张之辞，但其财政状况无疑较好。何况宋朝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军费。“六分之财，兵占其五”（51）；“供军之资，十居七八。”（52）这类议论在宋代文献中比比皆是。足见，北宋经济对战争的支撑能力是金朝所无法比拟的。&&即使就军事力量而言，当时金朝的军队总数不足20万，可投入攻宋战争的兵力仅12万（53），兵临开封城下者“大约不过八万人”（54）。而宋朝的军队总数则在百万左右，虽然缺编问题严重，但可投入抗金战争的兵力，仍数倍于金军。至于其装备，沈括曾指出：本朝“器甲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55）此说虽有渲染，但北宋弓管刀剑等兵器的制作水平无疑超过金朝，如宋军使用的神臂弓便是一种使金军望而生畏的精良兵器。金朝初期的兵器制作相当粗糙，中期以后的才有所改进。尽管宋人关于“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一类的说法（56），不能视为无稽之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宋、金军队各有所长。金军的骑兵虽是其特长，宋军则有步兵尤其是水军的优势；金军虽善于攻城，宋军则擅长守城；金军虽长于野战，宋军则长于近战。只要切实加以整顿并组织指挥得当，宋军足以同金军较量，金军并非不可战胜。可是金军最终战胜宋军，但这绝非先进战胜落后、强大战胜弱小，相反，正如《金史·